專家：放人中國也輸了 日控制島嶼氣焰囂張 須重拳痛打

2010/9/25  消息來源：新華網  

　　作者簡介：2000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獲得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至2004年為中央機關政府公務員，2004至2006年為我駐外使館三等秘書，2006年2月至今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

　　對於中國來說，詹其雄船長能否回家並不只是一個公民的安全與自由在海外遭受非法侵犯時能否得到祖國救助和保護的問題，也關係到一片被他人竊據的領土的主權地位問題。

　　任由日本「逮捕」甚至「審判」在中國領海正常捕魚的中國公民，無異於變相承認釣魚島屬於日本。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都非常清楚。所以中國政府才會連續15次透過外交渠道表達抗議並且採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但對於日本來說，情況則完全不同。日本繼續扣押詹其雄，能夠體現所謂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滿足國內民眾的心理需求、體現跟著美國跑的決心、並把偷來的東西大模大樣地擺在自家桌面上，可謂一石四鳥。

　　「釋放」，哪怕是無條件地「釋放」詹其雄卻並不會影響到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也不會改變釣魚島目前實際被日本所控制的狀態，在對美關係上蒙受任何損失，只是會讓民主黨和菅直人在日本民眾面前很沒面子。

　　當然，無條件「釋放」詹船長這種可能性就當前而言，只具有理論意義。以日本人的性格，哪有不討便宜的道理？

　　別說現在他們手中扣押著咱們的公民，就算他們的人跑丟了，還不是照樣獅子大開口，他們在1937年就這麼干過，不是嗎？

　　當然，現在這樣的事情不可能再發生了。但唯因如此，這一回日本才會在詹船長的自由問題上格外多打算盤，這本來就是他們在釣魚島水域動手的原因。

　　日本當然不打算永遠扣留詹船長，這樣他們什麼都得不到。利用抓人在手的「優勢」待價而沽才是日本的如意算盤。

　　只要中國的抗議仍舊是外交層面的，日本就大可以國內民意壓力為由不斷推遲詹其雄的歸期，直到爭取到中國同意日方的某些條件。

　　倘若中國什麼都不答應，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固然無所得，日本民主黨作為一個政黨和菅直人作為一位首相，卻會在國內被奉為英雄，好處「大大的」。這種穩賺不輸的心態為日本的囂張氣焰奠定了基礎。

　　實際上，在詹其雄船長的自由問題上，中日雙方並不處在零和博弈狀態，倒不是因為這事兒還可能有什麼雙贏結局——在領土爭端上尋求雙贏基本上屬於白日做夢；而是因為就算日本把船長無條件地還給我們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輸」了，中國也不能宣稱己方獲勝。

　　原因很簡單，即便在某種情形下，詹船長回到了祖國，釣魚島也還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中。

　　他們要是願意，隨時還可以再抓扣幾條中國漁船，再來一次詹其雄事件。除非在那片中國的藍色國土上再也沒有飄著五星紅旗的船隻駛入。而這恰恰是日本所希望的。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要回詹船長固然是當務之急，對日本政府扣押中國公民的惡劣行徑必需給予足夠嚴厲的反制。

　　但是，我們的反制措施卻不能以詹船長的自由為終結。

　　透過詹其雄事件，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已經昭然若揭，東京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最終能把這片中國領土據為己有。

　　不解決詹其雄事件發生的根源，要回詹船長也遠遠談不上是一次外交勝利。

　　作為結論，我們要詹船長回國去祭拜自己未曾見上最後一面的老祖母，我們也要釣魚島上升起五星紅旗。這兩件事情享有同等的重要性，解決時間固然有先有后，卻不能互為代價。

　　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堅決要求日本交還詹船長的同時，還要堅決和可持續地強調我們對釣魚島的主權，這種強調絕不能只是姿態上的。

　　這兩項主張只能通過強有力的行動而不只是強有力的語言來表達。

　　要想維護中日關係的大局，便必需對破壞這一大局的圖謀給予強有力的回擊。在當前中日關係的力量對比態勢下，中國的回擊顯然是有成本的。

　　事實上，零成本的反制在涉及主權和國家尊嚴的問題上本來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中國自身不可能不為我們的反制支付代價，我們應該對此有足夠的勇氣和忍耐力。

　　在反制日本的問題上，中國應該考慮的是給日本帶來的絕對代價，絕不是相對代價。

　　就是要打在他們最疼的地方，不管我們的拳頭會不會因此皮破流血甚至指骨骨折，而不是考慮打在哪裡我們的拳頭不會痛。

　　過多考慮姿態是否嚴正是否不違背全球化時代世界的「規則」，試圖找到一種不產生回火不授人以柄的反制方式是沒有必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害的。

　　那麼，哪裡是日本的痛腳呢？我聽說這個國家的失業率很高，好多人之所以還有工作是因為他們公司的海外業務部效益很好。好象有這麼回事兒。

　　當然，我們也有失業問題，但在中國開辦一家新工廠的成本比日本要低很多，好像也有這麼回事兒。

揭秘：日本突然釋放中國船長是日本最高層政治決定

2010/9/25  消息來源：西陸網


　　我們看到整個事件發展到今天，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日本方面突然宣布要放還中國船長，杜先生，您認為日本為什麼會突然做出這樣的決定，日本方面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出於什麼樣的考量？

　　杜平：我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個日本政治最高層的政治決定，也就是說它已經考慮到中日關係現在面臨非常危險的狀態，而且對日本方面來講，還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目前來講，從政治接觸，從經濟合作，到民間交流等等，都已經對日本構成了很大一種衝擊，特別是在商業層面，人員來往方面。另外還有一個，在目前的狀態之下，特別是也考慮到中日雙方高層的接觸，也是在年底11月份，APEC峰會就在日本召開，所以作為日本現在的新的首相，他需要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他的一些能力，所以如果說胡錦濤主席到時候即便出席APEC峰會，也拒絕跟東道主的首相接觸，對他來講，也是非常不利。所以目前來講，這個事情對日本來說，不能夠再持續的延燒下去，所以本來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行為，現在趕快要改變過來，出於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壓力，而做出的決定。

　　楊娟：杜先生，我們也注意到日本放還中國船長是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聯大發言之後，以及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日本首相菅直人舉行了會面之後，杜先生，您覺得這之間是不是有關係呢？

　　杜平：我覺得跟溫家寶總理在抵達美國之後，高調的對這個事情發表一些講話，特別是發出一些警告，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從最高的政治領導層就這個事件發出這麼嚴峻、嚴肅的講話，對於日本來講，他必須要重視。如果對溫家寶總理講的話日本方面還不予以重視的話，中日關係的惡化是必然，肯定還會發生更多的一些對日本來講難以承受的事情，這也是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講到的。

　　至於跟美國之間的關係，我們現在還不清楚，到底美國在中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一個調和的角色或者是說服了日本，還是怎麼樣，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只能說美國在跟日本首相會談的時候，應該是談到了這樣的問題。

　　楊娟：杜先生，此前也有一些分析指出，為什麼之前日本政府是採取了一些相當強硬的做法是和當時要舉行的日本選舉有關，現在日本突然又宣布放人，是和日本的內政，國內的一些事務有關嗎，您認為？

　　杜平：當然跟它的選舉，民主黨內的黨首選舉和國內政治當然都有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我覺得最大的考慮還是從領土主權問題上考慮的，它應該抓扣了中國的漁船，抓扣了中國的船長。事實上，它已經講過，要用日本國內法來審判或者審理這些事情，事實上就希望在釣魚島主權爭執的問題上給它合理化，或者法律化，也就是講向世界宣誓，釣魚島是屬於日本的，也是讓中國在這方面感到措手不及的地方。這樣我估計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這個，主要就是在主權問題上它要佔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