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忍受奴隸般勞動!中國修研女工在日本的造反經歷

alicezlj 鳳凰論壇  2007-11-27


「她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勞動者，為了家族的責任，來到日本，決心努力勞動3年，卻在這裡遭受了奴隸般的勞動生活，這是不公正的。構成社會的大部分成員都是普通勞動者，她們的權利和生活得不到保障的話，還談什麼『發展』？財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的時候，談『發展』就是一種欺騙。」

2007年11月4日，日本廣島東部福山市的工會領袖武藤貢回復了這樣一封郵件給記者。半年多前，在他的幫助下，3名中國女工李紅慧、沈曉梅、繆秀琴與她們的日本僱主展開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激烈鬥爭，並成功拿回了自己應得的400多萬日元，回到她們位於蘇北農村的故鄉。

臨回國前，武藤貢帶領李紅慧3人在福山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像李紅慧這樣的中國研修生，在全日本約有10萬人，中國女工與福山鄉村工廠抗爭的故事被日本各大媒體輪番報道，也把持續了10多年、問題叢生的「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擺在了日本公眾面前，在日本政府各部門間引起了激烈的存廢之爭。

令3名女工沒有想到的是，在她們好不容易擺脫困境返回中國后，卻遭遇了中方勞務機構的起訴，被要求每人賠償20萬元人民幣。10月底，記者在蘇北找到了被回國前後的兩場訴訟折騰得擔驚受怕的李紅慧等3人。

不人道的協議書

一直到2004年12月，在交納了報名費、學習費、差旅費等各種費用3萬多元之後，李紅慧終於獲得了赴日打工的資格，上海外經集團統一為她們預訂了12月18日飛往廣島的航班。12月16日那天，她又接到通知，要求到靖江跟公司簽訂正式的赴日研修協議書。

拿到協議書時，李紅慧有些害怕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苛刻的勞動合同。」記者在這份協議書的複印件中看到，一共有8大項70多小項條款，對研修生在日本的各種生活細節做了事無巨細的規定，其中包括：

在日本無親屬、朋友關係；要聽從公司統一安排，不得拒絕或向日方強要加班；

不得到指定宿舍以外的地方留宿；未經會社准許，不準私自外出，准許后也不可單獨外出，必須結伴而行；

不得與日本殘留孤兒、日籍華人或者其他與工作無關的在日人員聯繫；禁止與任何人以戀愛之名同居、結婚或其他致孕活動；

對日方管理應絕對服從，其中包括對計件工作、加班及行宿等各方面的安排，不得以罷工怠工威脅日本業主；

禁止購買使用手機、BP機等通訊工具；不得使用會社電話，一律禁止與國內外任何電話的聯繫；不得與其他會社的研修生相互通訊及信件交往；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日方提出提前回國及索要「歸國理由同意書」……

最重要的一條是，如果違反協議書上的條款，構成逃跑或者變相逃跑，回國后，研修生必須向靖江公司支付違約金20萬元人民幣。

雖然條件如此苛刻，但已經為出國付出了那麼多時間和資金，李紅慧咬牙在協議書上籤了字，「不就是3年嘛，什麼苦都忍著就行了，相比來說，上海外經公司的條件不算是最苛刻的了，大部分勞務公司需要拿房產證來做抵押。」而且，她跟丈夫解釋，這樣的機會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

很多人為了能反覆去日本打工，買通勞務中介、翻譯等人，他們就會幫忙疏通海關的邊檢人員，用偽造身份證、護照等出去。「我們那個班裡，最多的一個，已經去了日本4次了，做過清潔工、也做過衣服，反正乾的都是臟活累活。」李紅慧說。

2004年12月18日清晨，李紅慧終於坐上了飛往廣島的航班，同行的是其他76名中國女工。儘管面臨的是不可預知的未來，但她們仍然滿心歡喜，憧憬著3年之後的20萬。

工廠里的日本

飛機降落在廣島機場，77個人直接被一輛大巴車拉到了廣島東部的福山市，在福山車站，她們被分開，分別被10多個工廠主領走。李紅慧、沈曉梅、繆秀琴3個來自蘇北的姑娘分到了同一家工廠DNS株式會社，工廠位於福山偏僻的農村，坐了一個多小時車才到了老闆中山貴史家裡，一下車，老闆就收走了3人的護照、證件等個人物品。

兩天後，3名女工的日本打工生涯就正式開始了。「一進工廠，我們都大吃一驚，都說日本很先進，沒想到還會有這麼破的工廠。」李紅慧說，廠房陰暗狹小、機器潮濕陳舊，比她在中國打工去過的深圳、蘇州等地的制衣廠差遠了。DNS株式會社事實上是一家日本鄉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負責牛仔褲生產中的一道工序，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廠提供半成品，最終的成品衣大都銷往東京、巴黎等大城市，價格不菲。

老闆一家6口人經營著這個小工廠，他們買下了隔壁已經搬往東京的鄰居的房子，作為廠房和工人的宿舍，廠里一共雇傭了11個工人，3個年紀大的日本婦女和8 個年輕的中國研修生。老闆還把家裡閑置的土地分給每個工人種菜，誰種誰吃。福山的農村布滿了這樣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國研修生作為主要的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女工，李紅慧她們被編入「廣島東部組合」，接受上海外經集團和日方統一管理。

1990年代，中國製造開始風靡世界，日本的製造業尤其是紡織業日漸蕭條，雇傭一個日本工人的成本已經讓絕大多數日本制衣老闆難以承受。大型工廠可以依靠技術和資金優勢到中國等地開辦海外工廠，維持生計。可是，對於大部分中小企業來說，只能是坐以待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研修生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廉價中國勞動力，維持了「日本製造」殘存的競爭力，紡織品行業尤其如此。

李紅慧3人被稱為6期生，頂替了3個剛剛回國的5期生，她們所要做的工作跟之前在中國的制衣廠里做的事情沒有任何區別。雖然是6期生，但是，生於1977 年的李紅慧在8個人里，年紀最大，手藝最好，她很快成了廠里的領班，對工人有什麼要求，老闆都會先跟她說，讓她通知其他人。

工廠里的生活比在中國艱苦很多。每天早上從8點開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點半休息。日本人對於效率的要求異常苛刻，「在他們眼裡，中國一貫都是愛偷懶、不守紀律的形象。」沈曉梅說，「我們那個老闆尤其如此認為，簡直不把我們當人看，他規定，上下班前後一個小時內不準上廁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兩次。」

小車間里裝了3隻攝像頭，用來監控工人是否偷懶，剪指甲、打瞌睡、上廁所時間過長，都會被老闆在辦公室里看到，從而遭到訓斥。因為害怕被辭退從而被遣返回國，拿不到一分錢，所有的女工從來沒有人敢對老闆的訓斥表示過異議。她們只能在福山鄉村的小作坊里，按照老闆的要求，日復一日地加班加點。在沈曉梅的日記本上，她清楚地記下了每一天的加班時間，其中最多的一個月是2007年的3月份，一共加了251個小時。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資最少也是每小時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時，只能拿到300日元，後來漲到330日元。

儘管如此，沒有一個人想離開日本，她們中間很多人都是借債出的國，拿不回20萬，回到家裡，無法跟家人交代。但是，到2005年8月份，8個人里還是有一個被老闆辭退了。「一個21歲的小姑娘，她翻褲角的速度達不到老闆的要求，最後氣得中山貴史把凳子都砸了，要她滾回家去。」李紅慧說，「小姑娘當時就哭著跑出去了，可是，晚上，她父親就打電話到廠里，要我去替她向老闆說情，不要趕她走。」

李紅慧的說情並沒有見效，小姑娘第二天就被老闆打發走了，「她是哭著去廣島機場的，那之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

出國前簽訂的那份協議書，像個緊箍咒一樣套在女工們的頭上。在日本的3年裡，和所有人一樣，李紅慧恪守著裡邊規定的每條每款，因為實在太想念家裡的女兒，只有關於打電話的規定得到了老闆的寬容，她們可以在每天晚上10點半下班之後，從宿舍往家裡打電話。

最開心的是收到家裡寄來包裹的時候。在日本3年，研修女工們極少有人會在日本買東西，「實在是太貴了，如果在當地解決伙食的話，那3年20萬就剩不了多少了。」沈曉梅說，每個人平時吃的用的都是家裡人從中國寄去的，臘肉、牛肉乾、速食麵、火腿腸、鹹魚、蘋果等等。

女工「造反」

DNS里的8個中國女工個個經歷坎坷，她們中間有不少人都是從約旦、模里西斯等地的制衣廠里打完工以後又來到日本的，所以，加班加點的辛苦對於她們來說並非難以忍受。但是，常年海外打工的經歷，讓她們對於工錢的計算非常精細，每個月詳細的工資明細單她們都會向老闆索要，工資單里總會有各種名目的稅金被扣除，這比加班加點更讓女工們耿耿於懷。

在沈曉梅紀錄的賬單上，最多的一個月，她被扣除了2萬多元稅金和其他費用，對於這些稅金的計算方式，老闆一直都沒有解釋清楚。「我們也不敢問，因為協議書里寫了，不能夠隨意打聽老闆的事情。」李紅慧說，大家都擔心被辭退，就沒有人出面問清楚，可是，她一直都把這些賬單保存下來。「我跟沈曉梅和繆秀琴商量好了，走之前，一定要把稅金的事情問清楚，為什麼扣了我們這麼多錢？」

一直到2007年1月1日，日本過新年的日子，中山貴史帶著8名女工到福山市政府辦理居留證手續，在市政府的大廳里，負責簽證的工作人員桌子上放著一張中文字樣的廣告單，上邊寫著：如果你在日本國遇到什麼煩惱，請撥打電話××××××。李紅慧盯著看了半天，卻不敢動手抄下來，直到中山貴史出去上洗手間，負責簽證的職員看出了她的心思，把電話抄給了她。

回到宿舍后，李紅慧打通了抄來的電話號碼，對方稱自己是市政府雇傭的「外國人鄉談員」，是北京人，來日本已經10年，日本名為細谷雪子。聽了李紅慧的遭遇和疑惑后，細谷雪子很震驚：「這是奴隸般的強迫勞動，在日本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她說，中山家的做法是違法的，這些話給了李紅慧很大的鼓舞，並約好到福山市見面把事情說清楚。

可是，新年過完之後，每天都要加班，李紅慧一直找不到機會出門。一直到4月26日，因為上廁所時間過久，李紅慧又一次跟中山貴史發生了衝突。衝突之後，她就跑去福山市政府，找到了細谷雪子。「只要有證據，一定會為你們討回公道。」李紅慧說，細谷當時給了她這樣一句承諾，並且拿了很多日本勞動法規的中文宣傳資料給她，讓她帶回廠里給女工們分發、講解。看了這些資料，她才明白，老闆的很多做法都是違背日本法律的行為。

當天晚上，帶著這些資料回到宿舍后，李紅慧號召大家一起起來跟老闆鬥爭。可是，只有沈曉梅、繆秀琴響應，其餘的7、8期生沒有一個人願意參加。更讓她們沒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老闆就知道了她們的行為，說她們意圖逃跑，會馬上讓上海外經公司派人來將她們帶走。原來，當天晚上，8名女工中就有人打電話回去靖江公司，說3個靖江公司的女工打算逃跑。隨後，靖江公司又打電話到上海外經集團，很快就通知了日本老闆。

「我們最怕的就是外經公司的林少俊，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如果他來把我們帶走，那我們就被算作逃跑，不僅拿不回應得的工資，還得賠償公司20萬。」李紅慧說，當時，3個人害怕極了，馬上坐電車跑到了市政府，去找細谷雪子。很快，中山貴史也追到了市政府，要把3名逃跑的女工帶回工廠。

市政府工作人員沒有讓中山貴史帶走3人，而是把她們安置在鄉談室。細谷雪子很快介紹她們認識了另外一名日本人武藤貢，他是福山蒲公英工會的事務局長。在後來給記者的郵件中，武藤貢介紹說，福山蒲公英工會是一個民間工會組織，跟企業內部工會不同的是，不分國籍、性別、年齡等，只要你願意，都可以以個人名義加入，工會會為所有會員維護權利。

李紅慧3人很快就加入了福山蒲公英工會。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一方面，武藤貢與中山貴史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一共列舉了中山家的10條違法行為，包括非法用工，強制勞動，剋扣加班費等等，要求其對工人進行賠償。另一邊，林少俊也來到了福山市，不斷威脅3人，要她們趕快回國，不要再鬧下去了。

在蘇北老家，靖江公司的人也不斷找上門去。「他們告訴我，說我老婆在日本參加了黑社會組織，要我們勸她趕緊回來，否則在日本會惹出大麻煩，甚至再也回不來。」沈曉梅的丈夫張慧東說，當時家裡都害怕極了，天天打電話催曉梅回來，「錢也別要了，人能平安回來就好，再也不去日本了。」

李紅慧和繆秀琴兩家人也一樣，不斷打電話催促她們回國。「當時，我們也都動搖了，如果嚴格按照市政府給我們計算的工資和加班費，工廠應退回我們每人約 150多萬日元。我們就打電話跟林少俊商量，如果能拿到100萬，就馬上回國。」李紅慧說，可是當時林少俊不答應，再加上，覺得對不起為此事奔波了一個多月的武藤先生，3人還是頂住家人的壓力，決定堅持到底。

一直到5月24日，武藤貢帶領3人在福山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邀請了各大媒體、市勞動局等機構參加，將3人在DNS株式會社的遭遇公之於眾。中山家終於低頭認錯，退還了3人400多萬日元，並且為她們買好了廣島飛往上海的機票。

　　返鄉之後

2007年5月30日，揣著100多萬日元，在返回中國的飛機上，3名女工欣喜若狂，但是，她們的麻煩並沒有結束。回到家一周之後，她們就分別收到了法院發來的傳票。原來，靖江公司已經將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簽訂的合同，賠償公司20萬違約金。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賠償20萬的訴訟請求。

10月份，記者在江蘇採訪期間，曾多次到靖江五洲公司了解情況，公司董事長趙貴祥均以生病為由，拒絕接受採訪。上海外經集團則稱，對李紅慧3人的事情並不知情，林少俊以前是外經集團的，但現在已經被解僱，跟集團公司沒有關係。據記者了解，上海外經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外經公司之一，常年經營各種勞務輸出業務，由上海上實、上海電氣等5家股東出資近8億人民幣組建，是中日研修協調機構會員。

靖江五洲公司於2000年加盟中國上海外經集團，一直負責蘇北地區的研修生招募。每送一個研修生到日本，上海外經集團都會從每人每月的收入中提成1萬日元，直接由日方老闆在發放工資時扣除，至於外經集團和五洲公司如何分成，則不得而知。

在這場官司進行的同時，日本社會對於研修生制度的檢討也展開了激烈的交鋒，NHK、《朝日新聞》等各大媒體都對3名中國女工的抗爭故事做了大篇幅的報道，沈曉梅的賬本，還有她們保存的工資單都成了媒體報道的有力證據。

2007年6月，美國國會發表的年次報告，指責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稱這是強迫外國人勞動的不人道行為。日本的厚生勞動省，通商產業省，和經濟團體經團聯相繼提出方案，動議修改研修生制度。據日本媒體報道，預計在2007年底，關於研修生制度的修改法案將會在國會進行表決。

武藤貢和他的蒲公英工會則成了保護中國研修生的「明星」，在給記者的郵件中，武藤先生說：「從小李的事情之後，也就是今年5月份之後，解決了工資問題然後回國的女性有2批次5人。同時，和小李同時來日的研修生大約有50人，她們是6期生。7期生大約還有60人。她們作為技術實習生在各個公司工作，工作期間，蒲公英聯合會會幫助她們追要被拖欠的工資以及代替她們向所在公司申請改善待遇。明年3月份，針對有6個研修生被拖欠工資的問題將和某間公司進行交涉。」

回到中國后，沈曉梅和繆秀琴又回到了她們原先呆過的制衣廠，重新打工。李紅慧則有了更遠大的生活理想，她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一邊加盟了北京朝陽區一個兩元超市連鎖機構，在縣城開了家兩元超市店，一邊自己開了個小的加工廠，承接上海一家工藝品廠的「中國結」業務。

她把從日本帶回來的所有資金都投入了這兩項生意中，可是，不到3個月，她卻發現，兩個項目都是騙人的，北京的兩元超市機構，在收取了她的加盟費之後，卻寄回了一大堆次品和廢品。上海的工藝品廠收取5000元押金之後，交給她的活卻根本就無法完成。

2007年10月26日，上海浦東，在與工藝品廠老闆大吵一架之後，李紅慧無功而返，她又一次陷入了別人設好的「合同陷阱」。返鄉之後，3名女工又開始在生活的泥潭裡掙扎，在中國，她們仍然是最弱勢的勞工，她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仍然顯得那麼艱難。

　　到日本去

李紅慧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3年前登上飛機的那一刻。「穿上統一的藏青色西服，手裡拎著印有『上海外經集團』字樣的箱子。就像奧運代表團那樣，只不過料子差，20多塊錢一米，都是自己出錢，公司給訂做的。」

對於李紅慧來說，能坐上這趟飛往廣島的航班已經深感幸運。2004年初，她從一個在上海做日語翻譯的表姐處得知，上海外經集團正在大量招募赴日縫紉女工，李紅慧就跑去離老家泰興不遠的上海外經集團靖江市五洲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靖江公司)報名參加考試。

最重要的考試題目是，按照日本人裁好的紙板，在規定的時間內，做了3條牛仔褲。然後開始筆試，主要是回答：為什麼要去日本，對日本的印象如何之類的問題。「我們的答案都差不多，都是翻譯和勞務公司的人提前告訴我們的，要我們寫些日本人愛聽的話。」李紅慧說，她寫的是：「日本比中國乾淨、先進，去日本是為了學習制衣技術。」

李紅慧並不十分清楚，自己前往日本的身份是「研修生」。從1993年開始，日本制訂了一項「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目的是為日本技術的海外轉移培養人才。剛開始的研修生制度主要適用於大型企業，他們需要海外擴張，尤其是在中國、東南亞等地設立工廠，就必須從這些地區招募工人來學習技術，以便海外工廠能夠正常運轉，生產出跟日本本土同樣精良的產品。

但隨著日本社會發展，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願意從事艱苦勞動的日本人越來越少，大部分中小企業很難在本國招到工人，研修生制度因此開始向中小企業開放。根據「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規定，培訓實習的研修生第一年學習日語和工作，2~3年後作為「技能實習生」，從事工作。研修生的補貼為每月6~8萬日元，技能實習生工資每月12萬日元。也就是說，每個研修生在日本最長可呆滿3年，按照字面上的規定，計算下來，3年以後能有人民幣20萬元左右收入。

「20萬對於我這樣一個縫紉工來說，在國內3年，是不可能賺到的。」李紅慧希望多攢些錢，為自己的女兒將來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再做工人」。事實上，在去日本之前，她已經在深圳的制衣廠里做了10年縫紉工，從18歲做到27歲，一直做到回老家結婚生子，在中國的工廠里，她做的那些各式各樣的衣服，貼上商標，就是在義大利時裝節上展演的世界名牌。

她熟練的技術很快贏得了日本考官的好評，上海外經集團公司為她提供了各種辦理赴日護照需要的資料。2004年8月 30日，在向公司交納了4500塊錢(公司出具了3500元收據)之後，她被通知到蘇州參加日語培訓。在陽澄湖邊上的沙家浜附近，有一座日語培訓基地，大部分通過上海外經集團赴日的中國工人都要在此地接受3個月語言培訓。

一位中國研修生在日本工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