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權術

　　羽戈 羽戈1982

　　案：談袁世凱的權術，曾有一簡略版，約二千五百字。去年夏天，給一些朋友講袁世凱，將其權術拎出，單作一節，共講了一小時，自覺效果尚可，於是回頭整理了一份講稿。

　　說起權術，我們的印象往往不大好。譬如說一個人，尤其政治人物，懷揣權術，精於權術，大體而言，不是什麼正面評價。不過需要注意，權術的負面化，問題不在其本身，而在所依託的政治環境。當權力不受制約，政治墜入封閉的黑箱或密室，權術勢必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形同洪水猛獸，令人談之而色變；反之，如果把權力關進憲政的鐵籠，那麼權術的副作用則將遭到限制，甚至有可能被納入正道，造福眾生。說白了，權術乃是工具，不妨視作中性詞，它的利弊，取決於為誰所用、怎麼用，最根本的一點，在於運用的語境或土壤。也許正基於此，我們的先賢並不排斥使用權術，而講究有經有權、有學有術，若要成就大事業，必須二者並舉，不可偏廢，倘若只居其一，有學而無術，則缺乏行動力，有術而無學，則缺乏方向感。

　　由此來說袁世凱。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權術大師，張之洞誇他「多術」，黃遠生引述時人的觀感，稱他「權謀百出，專以手段勝」，都是證據。不過其權術源自古人，並無多少創新。譬如馭人，還是傳統三板斧：結之以恩義，厚之以爵祿，威之以刑殺。只是運作起來，所表現的縝密與陰冷，往往令人側目。

　　袁世凱有一個幕僚叫王錫彤，負責經營實業。據王氏《抑齋自述》，1909年底，王錫彤從北京回到河南彰德，向袁世凱述職。袁見面即問：「北行半年矣，歸里省親乎？老人倚閭望久矣。」王答：「過女公子喜期當歸里。」袁道：「尚有數日之隔也。彰、衛火車道一小時可達，何不歸里一視。昔余自朝鮮歸，母夫人在堂，他皆不顧，惟匆匆歸省。李文忠公（李鴻章）罵余曰：忘八肚中一根槍，歸（龜同歸）心似箭。餘一切不顧，惟急於見母耳。嗟乎，人生有母樂也。」隨即「呼左右備珍食數事，送王老太太」。王錫彤由是感慨：「余此時感激之忱，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公能體貼人心至此，宜乎收攬英雄，人人樂為效死。」

　　此即典型的「結之以恩義」。袁世凱這一招，對症下藥，高明之至。因為王錫彤一不愛權，二不貪財，三不好名，卻是大孝子，惟母命是從，他加入袁世凱幕府，正有賴其母一言而決。對於這種人，大官小官，金山銀山，都不如「北行半年矣，歸里省親乎」這一句噓寒問暖好使。從另一面來講，這也體現了袁世凱的洞察力，招攬王錫彤不久，便知其人性情與好惡。

　　袁世凱還有一個幕僚叫阮忠樞。二人相識甚早，當年袁世凱投效吳長慶，途中偶遇阮忠樞，得其資助，可謂患難之交。後來袁世凱從朝鮮回國，混跡京城，欲走大太監李蓮英的門路，阮忠樞從中牽線，助力甚大。1895年，袁世凱在小站練兵，請阮忠樞擔任文案。他治軍極嚴，手訂軍律二十條，第十八條雲「在營內吸食鴉片煙者，斬」，不過其軍中有一個人可以自由吸煙，那就是阮忠樞。此間還有一個故事：

　　有一天，阮忠樞向我父親說，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認識了一個叫做小玉的妓女，他們兩人感情很好，想納小玉為妾。我父親當即說，這是有礙軍譽的事情，嚴正地當面駁斥了。阮忠樞覺得，這既是關係軍譽的大事，長官不準，也就只好作罷。過了不久，我父親說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下車后，天色已晚，我父親便邀他先去看一個朋友。他們走進一個院門，看到屋子裡鋪設得異常華麗，堂上紅燭高燒，並且還擺著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裡屋，便見一個丫頭一面喊著「新姑爺到啦」，一面從屋裡攙扶出一個新娘打扮的俏麗佳人。阮忠樞當時不明所以，真箇是如入五里霧中，及至細細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個小玉。原來，我父親在阮忠樞和他商議之後，就秘密地派人給小玉贖身。等到把事情辦理妥貼了，他才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更加忠實地給我父親效勞，一直到洪憲帝制時期，還是始終如一的。（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

　　若因王錫彤、阮忠樞系袁世凱幕僚，說服力有限，再看一個案例。林長民屬進步黨，顯然不是袁世凱的人馬，一度還是政敵。帝制發動之初，林氏任參政院秘書長，其父僑居上海患病，他到總統府請假，袁世凱「極致殷勤，命車送人蔘鹿茸皮貨諸珍之屬約值二三千金，俾為老人頤養」：

　　林至滬不二旬，乃翁病歿，循例發訃，並撰哀啟，以告於袁，袁賻贈銀三千元。長民治喪畢，入都銷假，至新華宮稽顙致謝。袁氏扶起慰藉，背誦林氏哀啟，自始至末，隨誦隨流涕，一語不遺。長民惶悚，伏地叩顙不已。袁氏復拭淚扶而送之。長民自此於參政院惟袁氏之頤指是使矣。林氏嘗密語人曰：以日理萬機者而於極不相涉之哀啟，強記而面誦之，其責望於我已達嚴重之極點，不從之，即取我命矣！（《袁世凱與林長民》，見《人文》月刊第8卷第1期，轉引自李宗一《袁世凱傳》）

　　這個案例，恩義、爵祿、以及林長民擔心的「即取我命矣」的刑殺，三板斧都用上了。

　　這裡需要指出一點。林長民的哀啟，袁世凱未必需要「強記」。袁氏此人，有異相兼有異稟，異稟之一即記憶力超強，近乎過目不忘。對此，出身革命黨，與袁世凱勢不兩立的張鈁、黃炎培等人，皆可作證。黃炎培給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作序，文中云：「袁長於記憶。某人一為所見，某事一為所聞，類能終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見時，一語及所在省區人物或政事，袁諳熟之程度，往往過於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憚之。」

　　繼續說袁世凱籠絡人心的故事。1907年，他被調離北洋，入京擔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當時察存耆還是一個小孩子，據其回憶：

　　新入都的京官照例都有一次普遍拜客的習俗。可能就是袁世凱從直隸總督調京內用為外務部尚書的那一年，有一天，他來拜會我父親（增崇，字壽臣，時任內務府大臣）。我父親喚我去見他。我聽說是袁世凱，非常高興。因為我曾西聽一言東聽一語，在報上也曾見過不少關於袁宮保的故事。今天遇到這樣一個機會，我正好看看他是怎樣的與眾不同。

　　一進門，我走了幾步，隨即又向前搶行到袁世凱跟前，認認真真地給袁世凱請了一個安，叫了一聲「大爺」。轉瞬間，只見袁世凱閃電似地離了他的客位，也照樣搶前對我還安如禮，口中還連說「不敢，不敢」。袁世凱雙手緊緊拉著我的雙手，連說：「老弟好！老弟好！」半側著臉用炯炯的目光看著我，同時又半側著臉對著我父親說：「老弟真英俊，真英俊。」

　　這時袁世凱便問我：「經書都讀過了吧？」我說：「現在才讀《周禮》，《易經》還未讀。」袁世凱說：「易經是要慢慢地讀的，不可太快。」又說：「老弟需要些什麼書，我可以給送過來。」

　　我想，袁世凱張口老弟，閉口老弟，給我還安。這可一點也不像我所見過的那些漢員如王文韶、鹿傳霖那樣的神氣。我見王文韶時，我給他一揖到地，他連座位都不離，手裡的水煙袋也未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拱手就算還禮。我對王文韶那種倚老賣老的傲慢神氣很不高興。

　　我對老師陳述了方才見袁世凱的情況。老師是旗人，聽了之後，也連說：「瞧瞧人家，這才真正是幹才。要是多有幾個袁世凱，中國何愁不強！」老師停了一下，接著又說：「可是外邊都說袁世凱居心叵測，也許和曹操一樣，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可也真說不定啊。」

　　第三天的中午，我剛下早學，就看見門房的院子里擺著五個木板箱子（可能即「五車」之意）。門房的人對我說：「袁大人差片給少爺送書。」我一看那張大紅名帖上的「袁世凱」三個字上，又加了用墨筆寫的「世愚弟」三個小字。打開書箱一看，其中有天文、地理、經濟、政治、音樂、教育，以及兵法、軍事、哲學、法律、國際公法、倫理等各種東、西洋學說的譯本，還有多種教科書，真是種類繁多，不勝枚舉，而且都是京師大學堂所編輯，直隸或湖北官書局出版的。

　　有人說，袁世凱給察存耆送書，醉翁之意，則在增崇，這麼解讀自然在理。不過袁世凱對一個孩子都能畢恭畢敬，並牢記他的心事，足見其做事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這些故事，常常被後世用來論證袁世凱善於籠絡人心。有時我則反思，這是不是先入之見呢，我們心中，對袁世凱早有成見：此人一代奸雄，最擅偽裝，惺惺作態，可謂本色，與人熱絡，必有目的。其實這麼想，已經陷入動機論，或者說誅心。如果遵循胡適先生知人論世的原則：「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實動機，而事迹有可取者，尚當嘉許其行為，而不當學理學家苛刻誅心的謬論……」那麼袁世凱如此接人待物，正可視為其情商高的表現，就像張一麐所讚譽的那樣：「（袁世凱）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於其門者，如過江之鯽。」

　　恩義可施與一些人，對於另一些人，只能採用權力和金錢加以軟化、招攬。袁世凱善於撈錢，卻非納入私囊，大都付之公用。據唐在禮回憶，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特設軍需處（陸、海軍兩部本有軍需司），由唐任處長，軍需處最重要的一項開支，名曰「特別費」，用於政治懷柔，包括籠絡自己人與收買政敵。按唐在禮的說法，黎元洪、汪精衛、梁啟超等都拿過袁世凱所賜的特別費。

　　馭人之外，袁世凱的權術，更多用於政事。1899年冬，他接替毓賢，任山東巡撫，其時山東正陷入義和團之亂。翌年，朝廷有旨，要招撫義和團，然而他不管不顧，照舊剿辦，因殺人過多，而得了「人屠」的惡名（晚清有「三屠」之說：財屠張之洞，官屠岑春煊、人屠袁世凱）。這如何向朝廷交差呢？袁世凱自有辦法，他貼出告示，大意是，現在真正的義和團，扶清滅洋，精忠報國，都去了天津北京，留在山東的則是假義和團，必須剿滅。還有一說。有人問袁世凱：「上諭命保護義和拳，公何獨剿之不遺餘力？」他回答：「我所剿者，皆土匪假託義和拳。上諭所謂義和拳者，皆能赤身與子彈相拒，豈有應槍而倒，尚得謂之義和拳乎？」換言之，如果死在官兵槍下，則說明沒有神通，必是假義和團，盜名欺世的假義和團難道不該殺么？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記錄了一個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籌款的故事：

　　李文忠（李鴻章）既薨，項城（袁世凱）繼任直督。兩宮迴鑾后，國帑一空如洗，（慈禧）太后飭項城籌特別款項。項城欲使所屬各富僚報效巨金，因於署設盛宴，折柬邀飲，道以己意。各官皆歷言窘狀，所得俸金，不敷需用，婉詞謝之。

　　項城思得一策，會屆歲闌，忽傳天津蔚長厚票號執事某甲入署，偽言刻有大宗公款，欲存儲貴號。某甲立允其請，詢以需息金若干，項城曰：「三分。」某甲笑曰：「敝處存款，其子金至重不過八厘，若曰三分，實不能負擔。」項城曰：「此官款也，不可以他項論。」某甲曰：「敝處慣與官場往來，所存之官款亦至夥，如某藩司三十萬，某臬司二十萬，某道員、某總辦、某統領各有所儲，先後不下百餘萬，其息率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無有出一分以外者。」項城曰：「吾不之信。」某甲曰：「宮保如疑吾言為偽，吾行取根賬呈核何如?」項城頷之。

　　及某甲攜簿冊至，正欲展閱，忽戈什哈告有客謁見，項城謂某甲曰：「子姑返，此簿冊俟吾檢閱后再交還也。」某甲唯唯出。越日，往索簿，閽人則以未核對，如是者數次，已屆新年正月上旬矣。

　　清例，每逢薦歲，印委各官必詣督轅賀禧。項城見名列簿冊者齊集，乃同時傳見，且留之飲宴。席間，又提及籌款事，各官仍如前言以對。項城艴然變色曰：「吾頗聞公等各有巨資儲蓄蔚長厚票號，胡均告我窮匱耶？」各官力辨其無，項城於袖中出簿冊以示之，眾一致不敢承認。項城曰：「吾固謂公等必無此造孽錢者，是必奸商假託公等名義也。」於是立以電話召票號執事某甲至，厲聲斥曰：「適吾遍詢各大人，咸謂並無巨款存汝號中，汝胡為假用其名？法當懲。」某甲俯首不答。項城曰：「既為人假冒，盍以是款入官？」乃不容置辯，派員偕某甲去，按冊名提取，約百餘萬金。各官帳惘而退，徒呼負負而已。

　　這一回，若擬一個名目，大概可以叫「袁世凱智籌巨金」。哪怕是討厭袁世凱的人，讀來都會感到快意。

　　袁世凱的權術，我以為最經典一例，應是與日本人談判「二十一條」。對於「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袁世凱不甘就範，可是國力對比懸殊，他也不敢直接拒絕，兩難之間，正考驗他的權術。1915年上半年，即「二十一條」談判期間，袁世凱窮盡手段，如藉助輿論與民意、以夷制夷、反間計、拖字訣等，硬生生把二十一條砍到了十二條。哪怕對已經達成協議的十二條，袁世凱依然不認賬，而採用架空、破壞等法子。他告訴秘書曾叔度：「（1）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買不到手；（2）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3）警察顧問用日本人，用雖用他，月間給他幾個錢便了，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破壞不了。又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這近乎耍無賴，卻適合對付強橫的侵略者。當這些「破壞之法」落實之後，日本人發現，最終所簽訂的條約「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由此來看，權術正有其妙用。

　　不過，袁世凱運用權術的故事，留給後世的最大啟迪，不在為權術正名，而在呈現了權術的局限性。梁啟超曾說袁世凱「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為一切人類通性，唯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這堪稱至論。袁世凱平生行事，正以黃金與白刃——有時加上恩義——為利器，在新舊交替的轉型中國，其效果的確不差：恩義籠絡了一批人，黃金收買了一批人，白刃威懾了一批人，這些人中，不乏高人雅士、英雄豪傑。然而終歸還有一些人，不為恩義所欺，不為爵祿所動，不為刑殺所奪，如宋教仁、蔡鍔，以及1915年的梁啟超，他們信仰的是真理，懷抱的是大義，堅守的是人格，這些都佇立於權術之上。換言之，權術在真理與大義面前，幾乎毫無作用。執迷於權術的魔力，不是自欺，就是自誤。正如侯毅所總結的那樣：「項城（袁世凱）以智術馭下，誤以為舉世之人，皆可以威脅以利誘，故其術可以籠絡千百中才，而不能網羅一二奇士，此其所以敗也。」

　　還得注意一點。如果借用武術的三境界，即「術」「勢」「道」之說（楊虛白《吳鉤霜月明》：「任何武術，學到極致都幾近於禪。力最下，招其次，招之上才是術，然後是勢，最高才是道。」），那麼權術大抵與「道」無關，就前二者而論，術只是小節，勢才是大道，術的力量，只能操縱二三子，勢的力量，則可激蕩一國風雲。故而權術大師的眼光，往往不在術而在勢，他們大都擅長借勢，更高明的人，還能造勢。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出山，撥弄清廷與革命黨相爭，坐收漁翁之利，便是借勢的典範。不料數年以後，他竟復辟帝制，逆流而動，站在了勢的反面。此刻，哪怕他的術再多，與世界大勢對抗，必敗無疑。

　　2016年8月15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