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大多敗訴到底難在何處？

昨日，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海清向市人大常委會作專題報告，披露「民告官」行政訴訟案件官民勝負比例。2012年審結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勝訴率為70 .41%。與高勝訴率形成反差的是，行政機關的消極應訴問題嚴重。截至目前，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率為零。（南方都市報）


民告官中緣何輸多贏少？


據調查，全國大部分「民告官」勝訴率都不足三成，西部欠發達和貧困地區甚至更低。而關於勝訴率為什麼這麼低？新華社曾公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民告官」普遍存在著「三不」，即「不知告」、「不會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賦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不了解訴訟的程序，怕報復，不敢告。而面對地方政府，法院則不願審、不敢判，即使法院判決執行難。立而不審、審而不判、判而不執行的情況比比皆是。


幾千年來，中國人常以一句人們常把民告官比作「雞蛋碰石頭」，官在上，民在下，而且「官官相護」，雙方實力懸殊，「民不與官斗」的觀點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民間。「民告官」，素來被「民」視為畏途。自從看了《秋菊打官司》之後，中國老百姓才稍微增加了一些打官司的衝動，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但是那些「官老爺們」卻始終放不下「官老爺」的架子，或採取拖延戰術，耗死你、拖垮你，讓老百姓告了以後，更無臉面和結果，看你還敢不敢再「告」。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在某些西部地方法院，行政訴訟案件一年不超過10件。於是當群眾與政府部門發生糾紛，主事的官員會動員當事人：「走法律途徑吧，到法院告我們吧！」，甚至出現了政府花錢為當事人請律師、代交訴訟費———「求求你，來告我！」的荒唐鬧劇。這些官員能如此「開明」，說穿了是因為他們成竹在胸、勝券在握：讓你來告我，是讓一紙判決書令你徹底死心，從此別再來煩我們！在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經喪失了「民告官」的信心，從而走上了漫漫的上訪之路，而由上訪引發的各種問題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民告官，難在何處？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根源，就在於地方行政首長的「官本位」意識太濃。不少官員認為出庭應訴是件很丟面子的事情，甚至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因而，不願意當被告，更不願意敗訴，對行政訴訟採取不答辯、不出庭應訴、不接受傳票、不接受敗訴的態度。並甚至從小集體利益出發，給法院打招呼、定調子，實施行政干預，千方百計地阻礙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他們表面上承認司法權力的至高無上，但骨子裡仍然視行政權力為大。此外，即使輸了官司，也不需承擔什麼責任的客觀事實，更助長了他們的底氣。


而當前對行政訴訟案件，法院不敢、不願判決政府敗訴的原因不難分析，大多是因為法院受到的制約因素太多、干擾勢力太大，法院的人、財、物都受制於地方政府，很難行使其「獨立審判權」；其次，判政府敗訴，法院也不敢承擔所謂損害政府權威、加劇政府與群眾對立的社會後果。其結果是，老百姓投訴無門、求告無路，要解決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信訪，寄希望於「包青天」式的領導為其主持公道。而上訪達不到目的，一部分人就採取極端行為，或是圍攻政府，或是堵塞交通，甚至造成惡性事件，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而且最終還是要政府來埋單。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民告官」難，難在地方官員的人為因素干擾「民告官」的公正合理。我們國家雖然法院、檢察院不歸地方政府管轄，但公檢法司都在地方黨委領導下，許多人為因素，如一些地方以安定、穩定為由，將一些「民告官」的案件壓著，讓「民告官」無門，這才是最難的一件事。而且《行政訴訟法》實施20多年來，行政部門拒絕或變相履行判決、裁定，甚至當起老賴的，比比皆是，卻從沒聽說有哪個行政部門因此被處罰，更甭提追究刑事責任了。


減少「民告官」的地方干預


法院地方化是由來已久的司法之弊，「民告官」難以獲得法院支持只不過是法院地方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在司法體制上，各級司法機關的領導歸同級黨委及其組織部門挑選和管理，各種資源也由同級人民政府劃撥。這種「地方化」的制度安排直接導致司法領域中屢見不鮮的地方保護。「端人的碗，受人的管」，正緣於此，只要司法行為涉及到具體的地方利益，來自地方的壓力與阻力便會飄然而至。


在地方政府的眼裡，由他們供給的地方司法機關跟政府內設的一個普通職能部門並無太大區別。當地方政府或自己的下屬部門被當地民眾告上了法庭，地方黨政部門往往選擇透過「政法聯席會議」，「案件協調會議」等形式來干涉法院的獨立審判。這實則造成了就國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從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從憲法和法律這個「大局」。（文/風青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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