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缺的是信仰

【主持人】鄧媛，本報記者
【嘉賓】於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
我們修了很多高樓大廈、高速鐵路，但我們沒有建好一個心靈的通道
當「壞消息」活躍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嘆社會信息傳播的透明，卻又不免因此而惶惑：這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沒有敬畏的後果，就是老百姓做事會沒有最後的底線
《國際先驅導報》：一個多月內，中國發生了多起殺童案。很多人在問，是不是說明中國病了？
於建嶸：不能完全說現在是「病態」社會，我形容當下中國的情形為「潰散」。主要指人心，人們沒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懼。沒有敬畏的後果是，老百姓做事會沒有最後的底線。那麼為什麼沒有敬畏之心呢？因為一個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他在打拚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會得到回報的。他在許多條件都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只剩下了恐懼，做事更加不計後果。
杜平：我們必須搞清楚為什麼中國以前沒有這麼多惡性兇殺案，但現在兇殺案頻發？這說明中國社會目前處於某種混亂的狀態。過去30年，中國發展的主要是經濟，是物質上的建設。以前我們講理想，但現在講的最多的是金錢、房子、股票。從政府到個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質、金錢方面，對其他東西反而都忽略了。
從國家到社會、個人，我們搭建了一個空架子，但卻缺乏靈魂。沒有靈魂，就沒有定力。可能單從物質上衡量，國家建設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XQ：也就是說人們沒有目標了，沒有信仰了，繼而迷失了。
於建嶸：「沒有目標」發展到極端，底層民眾會產生絕望的心態，這種絕望到最後就體現為報復社會。它就像病毒一樣，而我們對待這個病毒缺乏一個抗體。從鄭民生開始，這種行為出現后，我們沒能根治它，讓它具有傳染性。
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歷朝歷代有那麼多殺人案件，但真正以兒童為目標的、集中爆發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絕望的心態容易導致窮凶極惡。在社會進程中，有這麼一批人對生活的意義、對將來有沒有出頭之日產生了絕望。從殺童案看，這批人以30多歲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過去30年，我們強調精神文明的建設太少了，或者多於口頭強調，但不知道怎麼做。現在我們也想解決這個問題，但不知從哪裡做起。從政府教育部門到個體家庭，都面臨這個問題。也許家長想培養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過社會的力量。你講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講道德的環境中，你就會吃虧或者沒有競爭力。
XQ：現在好像確實是一個道德觀正發生急劇轉變的時代。在相親電視中，人們把「拜金」掛在口上；為了出名、走紅，似乎拍艷照是一個能迅速達到目的的手段，而當事人也不以為恥。
於建嶸：但我覺得，拜金、功利並不一定是壞事。發達國家的民眾也會拜金，也會功利。問題在於，有沒有最後的社會規則的底線。我個人認為，現在中國出現的「反社會人格」，與拜金主義有關，也和貧富差距有關，但拜金、窮困不一定導致反社會。
「反社會人格」背後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崩潰。我們修了很多高樓大廈、高速鐵路，但我們沒有建好一個心靈的通道。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它的經濟如何發達
XQ：這樣的現象在其他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出現過嗎？還是中國所獨有的發展階段？
杜平：美國剛開始工業化，經濟開始高速發展時，也有很多社會不公的現象發生，比如大股東欺負股民、大公司欺壓百姓等。但當時有正義感的人在社會掀起了一個進步運動，他們表示「什麼都需要進步」，用這樣的口號來疏導矛盾，使大家對不公正有了抵禦的向心力。此外，媒體當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披露信息，讓社會知道醜惡的事件。
聯繫到中國，我想，就拿殺害兒童的案例來說，如果當地媒體能及時為受害的弱勢群體提供發出訴求、尋求援助的渠道，那麼，用類似極端手段來對另一個無辜的弱勢群體進行報復的事情，就會得以避免。
XQ：我們現在還可以去做什麼才能重建公平與正義？
於建嶸：這關係到如何讓每個人的努力都得到回報。我們說不確定性帶來社會問題，但絕望的人有一點是確定的，這就是再如何奮鬥也沒有辦法得到回報，所以治癒「潰散」一定要實現社會公平。
但中國社會現已產生了一個「排斥性結構」，越來越封閉，社會人員的流動性很差。比如，上世紀80年代，賣茶葉蛋可能成為萬元戶，但現在不行，因為現在會有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迅速獲得大量財富，或者功名。社會底層的民眾便越來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報復社會的人會找到各種方法報復社會的。我們必須讓處在萌芽狀態的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麼他們就不會去模仿極端的殺人行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很長時間，我發現他們的基層組織在化解基層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夠時時協調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訴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它的經濟如何發達，而在於能讓社會比較平穩、比較溫和地發展，讓社會心態正常地發展。我們過去一直都是上對下的施壓狀態，缺乏調解的手段。所以要激發正義，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過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復上。事實上，我們一直有社會文明建設機制，但遺憾的是這種機制長期不知道如何發揮作用。我覺得政府必須對此投入資源，讓弱勢群體有投訴的機制，有能幫助和值得他們依賴的渠道，從而解決矛盾。
XQ：建設精神文明就是從這些小事做起？
杜平：「精神文明」四個字太空了。我們要去灌輸那些空洞的辭彙是不會有成效的。我們只有使每個民眾，特別是那些受欺壓的民眾得到尊重的時候，文明才能夠被體現出來。如果大家都覺得，文明提出訴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決的方式能夠實現，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文明。
如果做壞事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人們還會去做壞事嗎
XQ：那我們還需要信仰的復興嗎？有人提出用儒家思想來重建人們的道德觀。
杜平：我們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義，至少信仰「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這種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觀。但另一方面，我們社會目前還缺乏對做好事的鼓勵機制，對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養。如果做壞事就會受到懲罰，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我們還會去做壞事嗎？
我想，只要是對中國社會進步，只要對人們心理能起到健康引導的任何一個學說，我們都應該利用它。不僅是儒家思想，還有佛教里的一些進步思想，也是值得提倡的。不過我覺得學說的影響不一定對所有人都適用，還是更需要從淺顯易懂的、老百姓身邊的事情入手，會更有成效。
於建嶸：我也贊成從實實在在的事務入手。我們先不要講道德的制高點，先把法律、規則學好。首先要執政者學規矩，不要使老百姓對今後的某些制度產生恐懼和絕望。
在我看來，法律就是我們最高的信仰，法律也是解決公平正義的最關鍵一環。我們現在有好的憲法，但沒有很好地執行。相對於儒家思想而言，其實在中國，法家的思想應該更值得提倡。學法，現在應該是中國從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他山之石：美國社會曾經的陣痛和轉型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如果翻開美國社會的發展史，「1890年」便是一個標誌性的分水嶺。用美國歷史學家亨利•S•康馬傑的話說，「分水嶺這一邊，是一個農業的美國」，「分水嶺那一邊，則是一個城市化的現代美國」。
這一巨大的轉型背後是工業革命的迅速推進，美國經濟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向前躍進。不過，社會制度的變革顯然未能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政治的腐敗、資本的貪婪、無序的競爭，以及一般公眾責任心的泯滅，美國社會一度在混亂和無序中難以自拔。
經濟的繁榮首先造就了一批大公司和大企業家的崛起。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國製造業資本的2/5，並和銀行、證券、保險業結成一張利益相關的網，任意操縱壟斷價格，坑害消費者，剝削工人，腐蝕拉攏政客。
而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受資本壓迫的民眾生活慘淡。1900年，美國產業工人有70%每天勞動超過10小時，且每周勞動7天。從1880年到1910年,非熟練工人每周所得一般都不到10美元，熟練工人也很少有超過20美元的，而女工每周的最高收入只有非熟練工人的一半。到19世紀末，美國9%的家庭卻佔有了全國71%的財富，貧富差距之大、社會財富分配之不均令各種罷工浪潮和抗議運動風起雲湧。
面對強烈反差，曾支撐美國民眾的加爾文教義和啟蒙思想提出的社會道德價值觀信仰越來越無法解釋社會的不和諧和不平等，特別是年輕一代人依然脆弱不穩的道德價值體系在物慾橫流的大潮中怦然坍塌。「對許多人來說，正派似乎離開了公共生活。」歷史學家莫里森曾哀嘆著說。
在危局的顛簸下，美國各種社會力量開始了一波接一波的構建新美國運動。農場主掀起了針對大銀行、大公司等壟斷企業及支持和包庇它們的聯邦政府的平民黨抗議運動；新聞界發動了以揭露社會黑幕和批判「只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扒糞運動」；最後，美國掀起了幾乎將所有社會階層都捲入其中並波及整個思想和社會領域的進步主義運動。
從20世紀初開始，在進步主義運動、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的推動下，推進政治改革，治理社會弊病，重建社會和諧，成為美國政治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這次改革歷時半個多世紀，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最終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競爭秩序和法治體系。（亞君）
(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