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來自希望 對未來的希望

　　最近一位大學生給很多中國人一個「驚世駭俗」的道德判斷：白毛女應當嫁給黃世仁（地主）；只要有錢，年紀大一些不要緊。於是乎，在中國引出了一場有關道德高度的爭論，參加爭論的人的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責年輕一代，年輕人沒救了。

　　中國道德衰敗的現狀讓很多人不滿意，借這個機會出來說些話可以理解。但是，令人驚訝的是，國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從來不檢討自己而只會指責別人尤其是下一代的傳統。每當有這樣的不符合傳統道德價值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會有道貌岸然的人出來發表高論，似乎他們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

　　到底誰應當對社會的道德的衰敗負責呢？

　　從年輕人成長經歷的視角看，要對年輕人道德衰敗負責的不是年輕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輩。我們知道任何人的道德價值觀不是與生俱來的。道德是社會化的結果，是社會灌輸的產物。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中間盛行權錢崇拜和道德虛無主義的現象是事實。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年輕人是被「培養」出來的，年輕人對「權」和「錢」的崇拜是他們生長的環境所給與的。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搞「貧窮社會主義」，人民的生活水準極其低下。當時的人們儘管維持著在今天的人看來一種較高的高德水準，但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道德水準，因為「貧窮」並不符合人性。窮則思變，改革開放后，已經難以承受「貧窮」的一代開始了致富的過程，金錢主義便毫無困難地盛行起來，中國社會的基礎很快就從意識形態（或者道德）轉移到了利益，中國人接受了以金錢為核心的「利益」概念。官方的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最明顯的就是「GDP主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經濟的增長成為了衡量各級官員的唯一重要的指標。GDP主義已經高度制度化，儘管最近幾年政府想努力扭轉單向面的GDP主義，但成效不大，各級官員的金錢主義概念根深蒂固。

　　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一說到中國官場，總跟腐敗相聯繫，這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說。官員腐敗的數量，已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幾千、幾萬到九十年代的數百萬發展到今天的數千萬甚至數億；人數也由個體到團體，大有前仆後繼之勢。錢權的結合，官員的腐敗，特殊利益集團的發展壯大，貧富差距的拉大，新三座大山的形成，「釣魚執法」「撈屍談錢」等等事件的頻頻出現，顯示了傳統道德開始解體。權力通過腐敗轉化成錢和財富，權和錢各自驅使著道德的衰落，而權和錢之間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了這個進程。對年輕一代來說，無論是「權」也好，「錢」也好，只要能夠得到其中的一個，或者和其中的一個靠上邊，就有了自身的價值，這是中國整個社會環境在迫使年輕人的權錢膜拜。歷史上，政府職責不僅是負責治理國家，而且也承擔著教化民眾的功能。今天中國的官場既然這樣，其自然成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有小孩長大了立志「當貪官」的案例嗎？

　　我們說，道德的主體是個人，要使一個個單獨的個人變成道德人，就要給他們予希望。如果個人可以通過自己正當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希望，那麼這個社會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準。但如果個人失去了這個希望，或者說無論通過自己怎樣的正當努力也實現不了這個希望，那麼道德概念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的年輕人正處於這樣一個道德的困境。

　　不久前被媒體吵得沸沸揚揚的「寧做小三，也要有房」的徵婚事件：一個來深工作多年的年輕白領、一直渴望在深圳擁有自己的房子，但面對高房價，她微薄的工資收入和積蓄卻是如此的無能為力，最後做出了一個「為了一套房，寧願做小三」的「抉擇」。。。。。。

　　住房是一個人的基本生存空間。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聯繫起來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沒有一個基本的生存空間，道德又能基於什麼呢？而中國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裡，非常有效地扼殺了年輕人的這個「空間」希望。有關方面始終沒有有效的具有長遠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權」和「錢」操縱，主宰人們的居住空間。對今天中國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在飛漲得毫無止境的房價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難得到一個體面的生存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可以責怪他們對權錢的崇拜，因為權錢是他們得到生存空間的工具。

　　近幾年人們發現大學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困難，找到工作后和農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趨向，甚至也發生農民工的水平較大學生高的情況。這和20多年前的「腦體倒掛」的情況不同，那時這種情況的產生是因為人為的控制，在今天市場機制調節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這種情況的產生只能說是中國教育體制出了問題。青年人應當接受儘可能的教育，最終能獨立自主，承擔起家庭和社會的雙重責任，這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但是當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兩者的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或者因為找不工作而被迫淪為「啃老族」時，道德就必然要被虛無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的年輕一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曾經造就了一個開放的體制，給年輕人予希望。但現在整個社會似乎被各種既得利益所分割，他們把持著各個領域，社會的開放度較之改革之初越來越小。從前是控制扼殺年輕人的希望，現在則是自由扼殺著他們的希望。心懷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人很自由，不過就是沒有機會，在生存壓力面前顯得十分無力。儘管也不時會有年輕人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或者「通過極端的手段，接近極端的問題」的方式，做出「不可理喻」的選擇（包括對權和錢的依附和屈從），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希望則是越來越少。在此情況下，道德從何而來？不能說有關當局對道德不夠重視。媒體方方面面的話語仍然充滿著各種道德說教，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已經毫無價值。道理很簡單，他們所讀到的道德教條和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兩者的差異實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條和毫無道德的現實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輕人對道德的懷疑和價值虛無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說，年輕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自由和物質主義的社會，但這個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價值混亂、毫無道德標準的。

　　「白毛女應當嫁給黃世仁「這個話題就是產生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中低收入階層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不斷被壓縮，上流社會越發專橫奢糜，貧富懸殊在加劇，在社會價值觀念分化、在公平機制、再分配製度尚未完善的時候，不少人不得不渴望通過「嫁入豪門」這一傳統來滿足虛榮感、獲取優質生活。一個社會的婚嫁取向，是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緊密相連的，上世紀50年代，一般女孩子都願意嫁給幹部、工人；到了六七十年代，變成了軍人、工人、司機；到80年代，就變成了幹部、萬元戶；從90年代後期開始到現在，首選的婚嫁對象又變成了富豪、公務員。

　　道德問題關乎於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抱怨、指責和譴責新一代毫無用處，感到更加悲哀的應當是老一代，因為是他們和他們造就的社會培養了年輕一代，老一輩否定了新一輩，就是否定了自己。如果要對下一代負責，那麼就要為下一代營造一個能夠使得他們感覺得到希望的社會和制度環境。

　　道德來自於希望，對未來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