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何去何從

特約撰稿·王琳

　　有媒體近日統計發現，全國30名現任高級法院院長中，14人以前主要在黨政系統任職，不少院長之前從未系統學 過法律，從未在司法機關工作過。儘管這項統計還不包括中國其他級別的法院院長，但僅高院院長就有一半黨政系統出身的現 實仍在公眾中引起廣泛關注。有網路調查結果顯示：網民贊成司法型院長與黨政型院長的比例懸殊到接近12∶1。這樣的輿 情讓人並不意外。

　　近十餘年來，基於司法獨立理念的廣為傳播，無論是法律界還是社會公眾，對於法官的專業化、職業化和精英化都有 了更多的認同。「司法官三化」的改革指向在統一司法考試的推行之後，也有了長足的進展。應當承認，法官的專業素質正在 穩定提高之中，這也是司法的必由之路。

　　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等一批學術型法官的落馬，讓「法官黨政化」的回潮又提供了一個噴涌的出口。在加 強法官職業道德的幌子之下，不少地方黨政型法院院長的比例又有上升的趨勢。

　　應當承認，司法型法官擁有較高的專業素養，並不代表他就擁有了良好的職業道德。法官的專業化和法官的職業化雖 有交叉但並不重合。專業化強調審判的專業素養，職業化強調獨立的職業特質，這其中，就包括了法官的職業道德。可以說， 法官的專業化是法官的專業基礎，法官的品行良好是法官的道德基礎，二者不可偏廢。專業素養和道德素養並不是一組矛盾的 概念，而是可以有機共存的。如果過去在推動法官專業化的過程中，忽略了對法官良好道德素養的要求，那麼，在專業化的基 礎上加大法官的職業道德建設，努力實現兩者的融合，就應成為司法改革的方向。

　　奇怪的是，在近年來的司法改革方向之爭中，卻出現了一些否定司法專業化、職業化的聲音。他們把專業化與職業化 對立起來，把專業素養與道德素質對立起來，因此，被認為擁有更多道德素質的黨政型院長重獲青睞。但問題恰恰是，司法型 院長並不一定就擁有良好的道德素質，黨政型院長也不一定就品行良好，且能潔身自愛於腐敗之外。沒有任何數據和實例可以 支撐後面這一論斷。相反，黨政型院長鬧出的司法醜聞和司法笑話也比比皆是。

　　從中國的司法生態看黨政型院長的存在，實不在「道德素質好」，而在於司法機關本身又有了加速行政化的傾向。法 院院長的日常工作並不是審判等法律專業事務，而是諸如抓政治、帶隊伍、促發展、保大局、協調關係、加強溝通等等黨政事 務。本來也應該是「法官」的法院院長事實上成為「大官」。如果我們有興趣翻翻一位法院院長的工作日誌，也許就明白了黨 政型院長之所以存在且日益受重視的現實理由。

　　在法治國家，法院院長的名稱實為「首席大法官」，亦即在所有平起平坐的法官之中擔任「日常召集人」的那位法官 。無論是召集會議，還是主持審判，「首席大法官」的權力都是限於程序性的，而非實質性的。這樣的理想圖景與中國現實的 司法生態相隔甚遠。也以高級法院院長為例，這是一位副省級官員。雖然此院長名義上也是該院的「首席大法官」，但實則是 一名不折不扣的黨政領導。法院院長在現實中就是一個基本不主審案件，而日常做著上傳下達，溝通協調，政治宣傳，組織生 活，考察調研，乃至本院的基礎建設，法官的工資福利，以及扶貧、計生、各種創建、各類評比等等等等非司法事務的官員。 要說起「專業對口」來，黨政型院長倒真的要比司法型院長更為合適。

　　看來，院長的「專業化」和「職業化」與法官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完全是兩回事。在《法官法》中，法院的院 長、副院長初任法官資格，並未被要求通過司法考試，而只是規定應當從法官或者其他具備法官條件的人員中擇優提出人選。 司法職業之外的黨政領導或許難以勝任從事審判的法官之職，卻可以勝任主要從事管理工作的法院院長一職。這道人為的法律 「口子」，看來還是立法者在對中國司法生態有著深入了解，並試圖因應現實需要的產物。

　　司法改革之所以被定位在「改革」兩字，是因為中國已有一個責任、權力與資源配置並不十分融洽的司法體制。改革 的對象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制度，而是整個司法系統——自十六大報告起，在黨的文件里，「司法改革」也被統一替換為「司法 體制改革」。司法領域中的改革已經到了非深入體制而不能推進的時候。就像這場「××型院長」之爭——黨政型院長只是表 象，法院體制的行政化才是本質。一味爭論是司法型院長好，還是黨政型院長好實則並無意義，也解決不了問題。唯有推進法 院體制改革，這一爭議自然消停。想想看，將來的某一天，法院院長不是「大官」了，也沒有副省正廳的行政職級而只有法官 或首席法官的尊榮，還會有那麼多黨政官員對「法院院長」趨之若鶩嗎？想想看，將來的某一天，法院院長的權力僅限於「召 集」、院長的主要職能就是審判，那些沒有法律學科背景和司法實踐基礎的地方黨政官員還會對這樣的「法院院長」職位感興 趣嗎？(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知名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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