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良知、政治正確和社會反應

　　徐斌 中央財經大學 　

     近來經常有學者專家對國家政策進行政策解釋，並且動輒以「學者的良知」發表意見，其目的無非是說明學者的意見不被利益集團綁架，利益集團當然包括政治利益集團和經濟利益集團。當然，這些「學者的良知」發表的意見開始時候倒是有點價值，老百姓也希望學者們真正發揮「學者的良知」的作用，但是不斷發生的「睜眼說瞎話」的效應使得老百姓逐步對「學者的良知」產生懷疑，到後來已經成為「睜眼說瞎話」的代名詞，一點誠信都沒有了。與此相反的是，一些學者發表意見的時候卻沒有把「學者的良知」掛在嘴巴上，卻起到了「學者的良知」的作用。

　　盤點學者「雷人」高論

　　記得以「學者的良知」發言的「大家學者」很多，不僅僅國內的學者，還有歸隱國內的海外華裔。例如大名鼎鼎的Nobel獎金獲得者揚振寧先生經常說出「學者的良知」的語言，並且大有「堅持真理，不懼威脅」的味道，首先揚先生剛回國在清華大學籌建高等研究中心的時候，說「中國不適合民主」，說出多少道理；在談到中國教育問題的時候，公開聲稱「中國的教育是成功的，美國有好多人念不完高中」云云，還有很多語錄。竊以為揚先生挾Nobel之威，實在應該起到眾望所歸的作用，向國家政策制定者獻計獻策，發揚擴大民主，針對國家癥結，開除有效藥方，讓國家不僅僅經濟與國際接軌，政治文明也應該早日與國際接軌。可惜先生或許深明「中國特色」個中味道，開出的藥方卻得不到國人的理解，實在可悲可嘆啊！

　　前一段時間，香港致命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髮表言論，說「中國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引起國人大嘩，也使得張先生獲得了很多的收穫，即國人的鄙視以及某些人的「尊重」。張先生的話模糊十足，確實有幾份「道理」。細微分析，確實如張先生所言，中國的民主確實前進了，雖然說人民很不滿意，那由於人民對民主的「胃口」大了，太「貪婪」了，應該知足了。但是，顯然人民的民主概念是與人民切身體會相對應的，人民的意志究竟是否貫徹到當政者的決策中取決於人民的感知，而不是當政者的宣傳。

　　四川地震的時候也有很多學者專家以「學者的良知」發表「金石之言」，說學校地震倒塌不是「豆腐碴」工程造成的，而是地震烈度太大，建築物的朝向等模糊兩可高深莫測的理論解釋。可是老百姓的疑問更大了，為什麼同樣朝向的政府機構卻沒有倒塌？真是越解釋越是疑問多，只得用不爭論來了結了，否則就是「政治不正確了」，懷有別有用心了。

　　在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國務院要出台十大振興行業，說房地產也進入了十大了，消息使得老百姓大為恐懼，好不容易有期望有購買能力的房家剛露出一線曙光，難道又要終歸價格高企了？某民主黨派領導人經常以「學者的良知」發表肺腑之言，勸導老百姓買房子，說房價不能再降了，再降對中國的經濟有很大的損害，增加失業率，等等。其實，房價迄今為止也沒有多大降價，只是不升而已，但是損害了房產商以及綁架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用各種手段散布「謬論」，北京科大的趙曉教授發出強烈的「學者的良知」，說「買房就是愛國」，房子已經關乎於愛國政治高度了。瞧，誰硬扛不買房，那就是政治不正確了。可是老百姓的反應已經對此進行了回答，當然是無奈的回答，誰不想愛國啊，誰不想買房啊，只是囊中羞澀啊！

　　時下正是學生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找工作已經成為學生和家長的一塊心病了，自殺者時有所聞，真是畢業就是失業啊！可是，卻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先生說，大學生找工作不成為問題，關鍵在於學生的期望太高了，能力太差了。人民大學的學生每一個就有六個工作排隊等著挑選呢，並且工作都不簡單，都是世界500強大公司啊！果真如此，也可說明觀念之正確，可惜社會反映驚人的一致，校長大人已經「政治正確」，說「鬼話」了，這讓人寒心不寒心，學子們更是滿腔憤怒無處傾訴！

　　近來更有雷人之言，北京大學法學教學孫東東說「上訪戶中99%是精神病患者」，惹得國人震驚，衛生部首先說明孫不是衛生部聘請專家，等於說孫的高論實在是謬論了。國人都知道，鑒別精神病的職責在於衛生部，而如今衛生部如此表態等於孫成為魯迅先生筆下的沒有主人的「泛走狗」了，真是可嘆可笑之極！

　　學者的良知與政治正確

　　學者的良知本來是社會運轉的矯正器，一旦缺少了學者的良知的話，那麼這個社會就是充滿了「鬼話」，雖然「鬼話」被包裝成為「學者的良知 」，但是畢竟沒有社會「良心」的功能，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一旦被老百姓看扁了，那麼再要重振老百姓的信心就很難了，即使說了 「學者的良知」作用，也其不到作用了，其實已經貶值了。市場貶值規律是相同的，即劣幣驅逐良幣了，老百姓再也不敢於相信任何以「學者的良知」發表高深理論的專家了，而專家成為了「磚家」了，一塊磚頭到處扔了。

　　其實，歷史早已把「學者的良知」定義的很清晰了，歷史是人民寫的，不是專家寫的。即使一時掌握了歷史的撰寫權，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但是總歸會回歸本來面貌的，容不的虛假，即使再「政治正確」的翻案，但是老百姓的心中已經是一把秤，一旦實際成熟，自然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的。

　　學者良知在中國的歷史上發揮了推動作用，無論是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還是近現代中國歷史都說明了這一點，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性使得學者的良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例如傳統封建王朝的忠君思想，君就是國家的思想都應該得到歷史的寬容。但是，當歷史早已發展到現代的社會，用各種各樣的借口為自己辯護就不會得到人民的諒解了。文革期間多少造反派實在也是執行最高領袖的指示，但是鄧小平卻認為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現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人性，決定把「三種人」排斥在團結對象之外，說明了歷史的局限性不能夠作為擋箭牌的。

　　因此，政治正確的學者應該站在對歷史對人民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去引導人民的思想，使國家的前進始終跟上時代的潮流，這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確。顯然，屈服於權力和利益的政治正確，其實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確。中國現代史上很多學者做到了這一點，當然也付出了常人難以承受的代價，例如王造時先生是一位為民主呼籲的知識分子，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這樣，在中共統治時期依然沒有改變其理想。雖然中共給予其高位和待遇，但是他依然發表自己民主言論，終於成為大右派，不幸連累家人。但是歷史終於給予他應有的評價，他的光芒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現實意義。相反，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郭沫若先生卻由於其始終保持一種「政治正確」，說了許多震撼人民的高論，現在對他的評價已經有了變化，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社會民主潮流的前進，人民的評價會越發對郭老先生「不利」的，但是已經還其本來的面貌了。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為了人民的利益去政治正確，去冒可能牢獄之災的風險，但是總可以選擇不說話吧。這樣雖然也帶來不利，但是損失卻肯定不大，但是對人民的利益卻是巨大的，因為學者堅守了學者的良知，說就說出內心的真話，而不為未必人民利益的謬論背書，其實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當然你得準備遠離榮華富貴風光無限的好日子了。

學者們都熱衷於理想的政治。這個世界的政治從來沒有「正確」過。

政治在廣義上是人們制定、維繫和修正其生活的一種規則的活動。人類社會的活動都來源於妥協和共識，政府在公共活動中合理分配權力和資源就取決官員的意識和能力。能解決這個「合理」，他的政治就是正確的。

可以說，政治正確不像是人而是神，古今中外還沒有出現過。

方針、方法適合了社會變革發展，讓絕大多數人改善了生活，並讓社會向美好的方向發展，就是領袖，就會成為人民永遠懷念的偉人。但不可能說他政治永遠正確，他也會有政治不正確的時候。

所以，不管自己說還是別人說，政治正確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治本來只是為妥協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