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代悲情：受盡凌辱的潘蘭珍與陳獨秀的忘年戀

潘蘭珍，1908年出於江蘇省南通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又名潘若雲，潘雲仙，小陳獨秀29歲。
   
    她四歲那年，緊依長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場風暴之後成了一片汪洋，災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處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帶著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東謀生。上海碼頭上，他做搬運工、做挑夫，幫旅客搬運行李貨物，後來又進入英美煙草公司當裝卸工，以拼賣苦力維持全家生計，但還是捉襟見肘。其母在操持家務之餘無奈帶著她出外撿破爛、拾煤渣。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潘蘭珍漸漸長大了，她過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擔，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歲時，家裡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貧的生活日漸困頓。這樣又煎熬到10歲時，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她便去一家紡織廠做了包身工。幾年後，父親又把她介紹到自已賣苦力的英美煙草公司當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負荷的勞動，使潘蘭珍嘗盡了人間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歲時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動人，樸素的衣著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想，這份天然的美麗卻給他帶來了人為的災難。工廠里的一些流氓工頭狼群般地整天糾纏著她，特別是在上夜班時，她更是心驚肉跳，無處藏身。其中一個工頭，表面上大罵那些欺侮潘蘭珍的流氓是狼群，對她表示極度關心，大獻殷勤，並強行做她的「保護者」，但實質上為了達到一個獨佔的目的。幾次夜闖潘蘭珍住處威脅強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時尋故找茬，責罰打罵，受盡了屈辱，一個孤苦無助的弱女子終於在軟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獸的挾迫下與其同居並生下一子，不久夭折。在與虎狼相伴中，潘蘭珍經受了非打即罵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他為了拋棄她，常常以無端的暴力讓她「心死」，每次潘蘭珍都在那種「重刑」下鼻青臉腫，遍體鱗傷，肉體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終於在忍耐的極限上決定永遠離開這個惡魔。她逃離了虎口，孤苦伶仃地隱居在上海熙華德路(今長治路)上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后樓的亭子間里。
   
    她怎麼也難以想到，這次的搬遷卻整個地改變了她今後的生活。她陪伴著一位孤獨的老人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
   
    她和陳獨秀成了鄰居，住在同一幢樓房的同一層。
   
    1929年9月，陳獨秀、彭述之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亦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由陳獨秀任書記。1930年3月1日，《無產者》創刊，該派亦稱「無產者社」。下半年，陳獨秀搬到了熙華德路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
   
    共產黨的總書記被停職了，思索，彷徨，艱難中開發的思想結果，在貢獻時當作了笑料。海外的托洛茨基給他帶來了一絲驚喜，這不是政治上的知音嗎？天涯何處無芳草？
   
    他被驅逐出了自己創立的黨，黨籍中註銷了陳獨秀的名字。在遭受的獨裁與心中早己樹立的民主形象之轟然撞擊聲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黨組織的現狀在與理想中的拯救危亡的組織，使他感受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另闢蹊徑么？社會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最佳方向，他不願放棄這一理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反對派的立場，提出足以使那個被遠方控制的已失去自我方寸政黨驚醒的言論，未嘗不是一種革命。
   
    反對派的旗幟已經樹立起來了，但四派的狂吵、爭鬥，告密與自我破壞，似乎又成了不能自我免疫的病毒。新的更光輝的前途又在哪裡呢？做思想的「失蹤者」么？
   
    國民黨的懸賞通緝令，兩個兒子的犧牲，共產黨的停職、開除的懲辦，寄予希望的新的派別內部的紛爭……
   
    蝸居，書卷，獨影，窒息。斗室的空氣似乎在急劇地膨脹著，這種無形的壓力逼得他幾欲無法喘息。
   
    他打開窗子，欲遠放眼，對面的窗子及那張獃獃凝視窗外的臉又與自已的目光砰然相撞。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少年不識愁滋味！」看到那張年青秀麗的面孔，他的心裡驀然跳出了一句話。
   
    「荒謬的感覺！」他否定了自已，心靈的困苦怎有年齡的限囿？
   
    潘蘭珍合上窗子，一絲恐懼刺得她的心一陣緊縮。她已怕見任何男人，男人似乎已成了粗暴與欺騙的象徵。每次自己臨窗凝思往事的時候，對面的窗子便不知何時也出現了憑窗沉思的鏡頭，那一副蓬頭垢面的形狀總讓人覺得可怕。那種軀殼裡怕不是也藏著虎狼一般的心？
   
    但每每此時，她顧影自憐，由已推人，對他那種孤苦又有著一種莫名的共鳴。對面的窗子深夜常常亮著，而她隱隱約約地發現那位老者總是在閱讀或奮筆。
   
    她還深深地感受到，每次與他迎面相遇時，他的目光與面容總透出一種父愛般的慈祥。難道他也有更加不幸的遭遇？

陳獨秀也合上了窗子，一種更加幽深的孤獨揮之不去。
   
    此時的潘蘭珍，漸漸地升騰起同病相憐的感覺，陳獨秀也常常有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
   
    在以後的相遇中，他們便開始以微笑互相打著招呼，表達著相互的理解。
   
    長期的憂思，無定的飲食，躲避緝捕的緊張，失親去家的苦痛，使陳獨秀的身體狀況處於垮潰的邊沿，胃病如期而至。醫院是不能去的，在不得已時他才去小藥店抓點葯，得過且過的遷就致使病情在不斷地加深。
   
    一天晚上，他終於在買葯歸來的路上在極度緊張中倒在了地上。
   
    這時，遠遠地走來了一位剛下夜班的女子，見到地上躺倒的人她驚叫了一聲，仔細一看，只見這人身穿破舊長袍，脖子里繞著條圍巾，禮帽扔在了一邊。他鬍子拉碴，面色蒼白。這不是那位鄰居嗎？她忙俯下身去呼喚道：
   
    「先生，儂醒醒，快起來，阿拉扶儂回家！」
   
    她就是潘蘭珍。
   
    見沒有反應，潘蘭珍也顧不了許多，忙喚了一個鄰人，一同將其抬到了自己的小屋裡，又很快請來了大夫，醫生把過脈后，給陳獨秀注射了一支強心劑，並開了些葯。
   
    陳獨秀漸漸地醒了過來，他微啟雙目，看到這位鄰居手中的葯和湯，便明白了一切。他頓覺一股暖流涌遍了周身，素昧平生的女子讓他陡然間感受到了一種博大的溫情。他說了幾句感激的話便問道：
   
    「姑娘，你叫何名？」
   
    「阿拉叫潘蘭珍，在附近做工，與儂是鄰居。」她停了一下問：「老先生怎麼稱呼？」
   
    「我姓李，是南京人，原在大學教書，與妻子離異后搬到這裡，現在以為報紙撰稿為生。」安徽與南京的口音很相似，潘蘭珍對陳獨秀的話深信不疑，回想起自己婚姻的不幸，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軟綿的蘇白與安慶的方言開始了對話。有了這次機緣，陳獨秀與潘蘭珍的接觸便多了起來。
   
    在和諧的相處中，潘蘭珍驚喜地發現，這位李先生的儒雅與熱情使她在男性的世界里尋到了女人的自尊，昔日在粗暴下的屈辱也在這種關懷下消逝得無影無蹤了。
   
    貧難的家境，使得潘蘭珍從未進過校門，看到陳獨秀整天奮筆疾書，聽到他常常談天說地，便知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先生，一種由衷的崇敬便定格在她的心裡。於是，她便經常幫他燒飯、冼衣服，他的家務瑣事幾乎由她包了。
   
    從此，他們便象一家人似的，一起吃飯，一塊說笑。陳獨秀一有空閑便教潘蘭珍識字讀書，寫寫畫畫，唱歌誦詩，有時還講一些歷史、地理知識給她聽。他在政治的失意與流離輾轉的生活中意外地收穫了一種家的溫馨。
   
    在陳獨秀的啟蒙指導下，潘蘭珍兒時的記憶喚回了不少。有時對著眼前的報刊也能略讀幾句了。
   
    在潘蘭珍的悉心照料護理下，陳獨秀的生活也逐漸地條理化。在吃上可口應時的熱菜、熱飯之後，他的身體與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觀。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頦下的鬍鬚也颳得精光。
   
    對於身處此境的陳獨秀，這樣的生活未嘗不是一種奢望。一處是險惡的政治爭鬥，一處是宜人的溫馨港灣，他被這位質樸善良的女子深深打動著。白天，他在潘蘭珍的繁忙中讀書寫作，深夜，他又在潘蘭珍的催促中進入夢鄉。
   
    在外人眼中，他們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們是師生，但是這種純樸的師生關係在時間酵母的催化中也漸漸地發生轉變。
   
    年齡已不足以成二人結合的障礙。
   
    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思想鬥爭，潘蘭珍終於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陳獨秀表達了火熱的愛慕之情。
   
    面對小愛神射來的箭矢，陳獨秀在驚訝於她勇魄的同時勸她慎重考慮。潘蘭珍則表示，只要老先生不嫌棄，願陪伴服侍他到終生，患難與共，不棄不離。在她看來，國母宋慶齡比國父孫中山不是小20多歲嗎？愛情應該沒有年齡的界限。
   
    對於成熟的執著與痴情，陳獨秀已無法再說什麼，既然一位年輕的弱女子能對年齡比自己大將近30歲的老翁，如此表白衷情，將二人的情愛凌置於一切困難之上，那麼自己還有什麼顧忌與畏退呢？況且，在這段的「相依為命」的生活中，自己已從內心深處喜愛著這個純樸善良的女子。既然拒絕對己對人都是殘酷的，那麼，只有準備著面對各種接踵而至的非議與壓力了。
   
    愛情終於跨過年齡的鴻溝，在他們中間發生了。

一個是嘗盡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的「江州司馬」，一個是飽受人生苦難被愛情拋棄過的「琵琶女」。兩種情感終於在山呼海嘯般的共鳴之後開始了愛情合唱，他們各自在經歷過不同的磨難后，雙雙步入了簡易的新房。
   
    愛情，自從人類有文字以來就不曾說清楚的問題，在陳獨秀那裡的「別番滋味」也還是說不清楚。糊裡糊塗的愛情在個人的意念中升華。
   
    潘蘭珍忠厚樸實，她十分敬重陳獨秀，常稱其為「李老先生」。她也從不詢問陳獨秀的往來去向，除了上班，使將全部的勞作放在了料理老先生的飲食起居上。
   
    此時的陳獨秀面臨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危機，他幾乎沒有什麼收入。於是，潘蘭珍就把自已菲薄的薪金用以維持生計。清苦的生活，溫暖的巢，兩顆和諧共振的心，彼此都在靈魂的孤寂中尋到了依託。
   
    遭受愛情欺騙的潘蘭珍獲得了真正的愛情，他將無限的珍惜付諸對陳獨秀盡心儘力的照顧。
   
    愛情是不是需要結晶。在陳獨秀，他是一個重視過程的人；在潘蘭珍，則是需要結果的人。
   
    一種做母親的渴望在潘蘭珍的心中熾烈地燃燒，但陳獨秀對此卻相對冷淡：自身的漂泊流離能給後來者帶來些什麼？延年、喬年的慘死，對於他是一種痛徹於心的打擊。由於年齡與身體的原因，潘蘭珍一直未能如願。
   
    1931年秋，潘蘭珍在下夜班的路上遇到了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及其重病纏身的母親，那小女孩在無助中凄慘地哭著，路旁躺著她的母親。這樣的饑寒病餒的情形她不是第一次見到，每次只能投以深深的嘆息。此刻令她震顫不已的，她象是尋到了自己童年，勾起了她許多辛酸的記憶。
   
    她將這次路上所遇動情地講給陳獨秀聽，陳獨秀像聽故事一般，也以深深的嘆息表示著同情。當潘蘭珍表達了要將小女孩領養過來的想法時，陳獨秀給予了否定。在潘蘭珍看來，老先生年事已高，沒有與自己同度天年的可能，自己在他百年後總得有個依靠。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老先生的拒絕充分說明了他只顧眼前，不顧自己。但自知家事複雜的陳獨秀覺得這是毫無必要的，況且動蕩的革命生涯難以給孩子帶來多少幸福。無可奈何的誤會，使潘蘭珍感到十分失望：「孩子才是將來真正的依託呀！」
   
    她哭訴著，埋怨自已的老先生太沒有人情味。
   
    此情此景，使「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是婦人哭」的陳獨秀在淚飛如雨的潘蘭珍面前終於沒了主張，只得依了她的要求。
   
    潘蘭珍破泣為笑，她來到那位母親的身邊，給了她80個大洋讓其治病，那位母親抑制住失親的悲傷千恩萬謝，自己的病有了療救的希望，小女兒也有了人撫養，從此有了新的生活。潘蘭珍將小女孩領回了家，夫婦二人商定隨潘蘭珍的姓給「小伢子」取名為潘鳳仙。
   
    小鳳仙在新家庭的溫暖中，恢復了水靈漂亮，逐漸活潑可愛起來，也給這個家增添了不少的樂趣。陳獨秀被捕后，潘蘭珍將她送回江蘇南通託人撫養。
   
    複雜的鬥爭形勢使陳獨秀一直未將真實身份及家世告訴潘蘭珍，他並非不信任她，而是怕她無意中會惹來許多麻煩。尋到真正愛情的潘蘭珍也從未置疑，他認為同樣真誠的陳獨秀對她也毫無隱瞞。直到陳獨秀被捕，她竟與這位懸賞巨額捉拿的神秘人物生活了兩年而絲毫不知！若非有此被捕之難，潘蘭珍不知何時才能知曉這一秘密。
   
    她也曾經感受到過老先生的反常和脾氣怪異，居所稍不安逸便東搬西遷自找麻煩。這豈非庸人自擾？
   
    有一天，潘蘭珍與樓下的鄰居在閑談中得知，樓上住著一個「老西」(C、P，共產黨英文名首字母諧音)。潘蘭珍將傳言告知了陳獨秀：
   
    「阿拉聽說咱們樓上亭子里住著一個『老西』，儂曉得了！」
   
    陳獨秀頓時吃了一驚，他己知身份有所暴露，但他故作鎮靜地說：「曉不得。」
   
    因為樓上不只一家住戶，潘蘭珍也沒有往自己老頭子身上懷疑。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陳獨秀第二天便借故房子漏雨住著不便，先是由鄭超麟幫助搬到周家咀路一條弄堂底裁縫鋪的前樓居住。此時，兩人的生活基本上由潘蘭珍一人做工的收入支撐著，陳獨秀的稿酬並不固定，而且還欠下了亞東圖書館一大筆債務，但這些她都不在意，難以尋求的真愛使她對一切都願忍受。
   
    沒有幾天，陳獨秀在周家咀路又覺得不安全，便又搬到岳州路永興里11號樓上避居。而陳獨秀每次尋居，都要租住樓上，以防不測，如有危險，尚有迴旋餘地。但他還是在11號的樓上被捕了。
   
    嚮往安穩生活的潘蘭珍對頻繁的搬遷不大滿意，沒有熟悉的鄰居，在陳獨秀忙於書中之時她便無人可以聊天，尋求鄰人幫助也多有不便。陳獨秀則為她不理解也不能讓他理解而焦躁，於是二人也不免為此發生些小小的言語磨擦。
   
    此外，養女的到來如同給他們平靜的生活湖面投下了一顆石子，泛起了層層漣漪。由於二人都十分繁忙，照看小鳳仙的工作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為此，二人終於爆發了一場口角。滿腹委屈的潘蘭珍一賭氣帶著小鳳仙回了浦東娘家，所幸她為此而避過了一場劫難。
   
    上海浦東，雲遮霧罩。
   
    一位身材不高卻也勻稱的女子，憂鬱地在街上走著，蓬鬆的短髮隨風飄動，輕拂著一張圓潤的臉。
   
    她是一位性情溫柔善良，但又有幾分任性的女性。他不會高聲說話，更不會和別人撒潑。當一個人受到委屈時，只會靜靜地在一角暗暗流淚。
   
    一個人孤獨地走在街上。她警覺地注意著四方。在大上海幾年的生活，她已經具備了自我保護意識。近來，她寢食不安，尋尋覓覓，好似有千條小蟲咀嚼她的心。為什麼自己以及周圍的一切總有些反常呢？

她嘆了一口氣，不覺又責怪起自己來，一種內疚不安，一種揮之不去的牽掛，在心中時而聚縮，時而膨脹。不就是為了一件小事嗎？因一次小小的爭執便負氣離開丈夫回到娘家，年邁的他靠誰來照顧呢？膨脹而又聚縮的心事在深深的回顧中頓時化作了難以抑止的思歸之情。她女性味十足，自己明知有錯也不願承認，除非在對方在特殊情況下他才會改變自己的「性情」。這位就是陳獨秀的晚年伴侶潘蘭珍。每次夫妻拌嘴生氣，都是陳獨秀以老先生的口吻化解齟齬，而這次卻有了例外。
   
    不過，除了情感的糾葛，其它一切事情她都沒有鬧明白。
   
    大街上更加喧鬧起來，報童的喊聲似乎比往日更響亮。若在平時，這報紙又該是自己為丈夫買了，這簡直成了一種習慣。報童的顧客在今天似乎是更容易招徠，對著湧來的人群，他們繁忙地分發著報紙，同樣繁忙地收著鋼洋或是銅板。
   
    購得報紙的人，邊走邊尋找欲讀的內容，證實著報童的口頭廣告。
   
    一個人從她身邊慢慢走過，她朝他展開讀著的報紙上掃了一眼，上面一張熟悉的臉映入了她的眼帘。她的心驀地一顫，心中頓時一片不知吉凶的空白。她身不由己地擠進買報的人群，從報童的手裡購得了一張《中央日報》，她展開仔細一看，一則逮捕共黨首領的消息配著令他心驚肉跳的照片，使她心中不由得發出一聲驚呼：
   
    「天啦，這不是阿拉(江蘇南通方言，為第一人稱)的老頭子嗎？」原來與自已朝夕相處的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陳獨秀，在此之前他多次聽說陳獨秀其人，因為他在工人中的影響也非常大。說不清是驚奇、擔心、疑慮還是恐懼，淚水順著她的臉龐流了下來。
   
    原來如此。
   
    少年夫妻老來伴。一位純樸善良、命運多舛的女性忽然恍悟了。也許，這就是「老先生」為什麼常向她念叨白什麼詩人(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緣故。儘管她讀書不多，但她畢竟不是那種不開竅的木頭疙瘩。
   
    懷疑、震驚、內疚、不知所措……潘蘭珍望著照片，讀著文字——這又是一場災難了。特務，槍，血，這些都與「共匪」緊密相連的呵！而老頭子卻是「共匪首領」，這是要殺頭的了！
   
    白色恐怖，談「共」色變。
   
    同居、口角、出走，一刀兩斷乘機遠遁該有多麼充分的逃避與明哲保身的理由！
   
    「阿拉該怎麼辦？」突發的災難頓時掃平了因口角造成的怨氣，她只感到老頭子的可憐無助，自己些許的安慰都將是他絕難中無窮的溫暖。
   
    他此時該是多麼地需要她！往日的恩情，她不該在此時忘卻，而更應去努力追尋。
   
    為了證實這一切，她從浦東趕到了永興里，衝進家門，已是滿目狼藉，人去樓空，望著滿地的衣物書籍，她憂心如焚，恐懼悵惘。
   
    「哪怕死阿拉也要見儂一面！」當確知真情后，似乎是一種使命，讓她下定了獄中尋夫的決心。
   
    她不忍讓父母為女兒的噩耗驚懼，一番強顏為歡的掩飾后，她放棄了工作，帶著小鳳仙到南通老家將其委託以定，便辭別了父母朝著關押著夫君的南京一路走來。
   
    獄中的陳獨秀在為潘蘭珍出走暗自慶幸的同時，也有著諸多的憂慮，潘蘭珍成了他委託獄外事務的重要內容。
   
    他將處理潘蘭珍的善後工作委託給了老友高語罕。
   
    從他被解到南京後到第二年3月間，陳獨秀多次致函高語罕，指陳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愧疚在無休止地困繞著，對潘蘭珍牽累的不安與許許多多不安的牽累在時時敲叩著陳獨秀，潘蘭珍如若永遠離開並忘卻他，於他倒是一種安慰。
   
    但潘蘭珍已打點好行裝朝著南京一路走來了。
   
    1932年10月25日，陳獨秀接到了一張上面寫有「特來探問未見王哲亞」的字條，聽傳達人講是一個自稱是自己家屬的女子留的。憑字跡他不能辨出是誰，這使他內心喜憂參半、疑慮重重：這位署名王哲亞的女子，怕不就是潘蘭珍？他忽而又否定了這種猜測：這字跡肯定不是她留的。忽而又懷著一種期盼性的肯定：以她的性格，她會這樣做的，這紙條或者是由別人代寫的。

次日，上海的《申報》報道了有人到寄押陳獨秀的軍法司求見的一則消息：
   
    南京 今有稱陳獨秀家屬之女子王哲亞，偕國府某職員赴十凜蒼軍法司求見陳獨秀，監獄辦事人以陳案情重大，奉命不準接見任何家屬及親友，王求書一便條，派人遞入與陳，使陳得悉已有家屬前來探望，辦事人許之。該女子遂書特來探問未見王哲亞九字。又聞陳患胃病，經醫診治略好，每餐只飲粥。(二十五日專電)
   
    陳獨秀知道，對於歷經苦難的潘蘭珍，自己身陷囹圄無疑是雪上加霜。他為潘蘭珍的精神刺痛而悲苦，也為因此而給她造成的物質損失而難過。被拘半個月後，他還要高語罕再到他們的住處尋找潘蘭珍的財物，1932年11月30日，他馳函對高語罕說：
   
    「書桌抽屜內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積蓄，盡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對他不起，務請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攜存先生處，……函告潘女士親自前往領取」。?
   
    潘蘭珍青春妙齡，應該擁有屬於自已的自由與幸福，而自已已是垂垂老翁，又兼釋刑遙遙難期，陳獨秀提議讓潘蘭珍與自己斷絕關係另謀出路，免得為此而受牽累。潘蘭珍對自己已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需要，無論何時，她那無微不至的關心照顧總給陳獨秀以無限 的感動。從年青勤勞的潘蘭珍那裡，他已滿足地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
   
    獄外的托派成員欲幫助潘蘭珍解決房租及其他生活困難，陳獨秀則認為不知政事深淺的潘蘭珍將會對此敬而遠之。於是他在1932年12月7日致高語罕的信中說：
   
    「潘女士她浦東有父母，她能在香煙廠做工，不需我們幫助，並且事己揭開，她必不敢受我們幫助也。」
   
    當高語罕告訴陳獨秀潘蘭珍己去南通，待託付養女之後要來監獄探視時，陳獨秀則於12月13日致高語罕的信中動情地讓他轉告潘蘭珍：「鄙人生活近況，且語以案情無大危險，免她懼慮」。
   
    因出於無奈而隱瞞了真實身份達兩年之久，對潘蘭珍他心中埋藏著深深的歉意。1933年他在致高語罕的信中托告潘蘭珍撿出羊皮袍及駝絨被這兩件衣服的當票，以備贖取。在信中，他向高語罕詢問潘蘭珍的態度時說：
   
    「她對於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
   
    他心細如絲，在即將登上國民黨法庭的前夜對獄外的潘蘭珍表達著深摯的愧疚與滿腹的不安，感情的債務壓得他幾乎難以喘息。
   
    斬斷這縷傷痛而甜蜜的聯繫吧！為了把所愛的人驅逐到安樂的領域！
   
    反反覆復，矛矛盾盾，苦不可耐！
   
    4月5日，他又寫信叮囑高語罕，要他「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
   
    這是一種乏力的拒絕，更是一種焦灼的期盼！
   
    感情成了一對激烈廝殺的幽靈。
   
    勸說與拒絕是無用的，心意已決的潘蘭珍，已來到了令她忐忑不安的石頭城！
   
    文章摘自《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 張寶明 劉雲飛/著 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