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解放前夕中美建交摸底談判為什麼流產

　　蔣介石政權潰敗前夕，美國駐國民黨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滯留南京，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共接觸，企圖扮演中美建交摸底談判的探路者角色。但是，此時美國國內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猖獗，指責民主黨政府要對「丟掉了中國」負責，杜魯門總統於是否決了司徒雷登關於北平之行的請示電報。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毛澤東一錘定音：新中國外交「一邊倒」！
   

    　　杜魯門否決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關於打算訪問北平的請示報告，放在杜魯門總統辦公桌上。
   
    　　杜魯門早就閱過，但仍然放著，未置可否。
   
    　　司徒雷登打算訪問北平，稱還有可能會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首腦人物，杜魯門原是很感興趣的。解放軍在大陸正像秋風掃落葉似地追擊國民黨軍，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已是不能不正視的現實；但是，這份報告遞到白宮，不敢拍板的艾奇遜國務卿將它呈遞給了總統。
   
    　　司徒雷登在通過黃華的渠道得知中共當局准許他去北平之後，就詳盡地起草了一個請示報告發給艾奇遜國務卿，請艾奇遜作最後決定。司徒雷登在報告中撒了一個不小的謊，謊報中共方面發出邀請，卻隱瞞了自己主動與中共聯絡並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準備的實情，詭稱是他的學生傅涇波無意中向黃華提起，中共方面顯然當回事了。
   
    　　在電報中，司徒雷登詳細陳述了他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積極意義，是使他有機會親自向毛澤東、周恩來陳述美國的政策，表明美國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擔憂，對中國前途的希望。通過和中共領導人交換意見，他可以給華盛頓帶回關於中共意圖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他還認為，這種接觸還可以增進中共黨內自由主義分子和反蘇分子的力量。
   
    　　司徒雷登在報告中還說，也有不利的一面，此行可能在美國國內引起批評而使國務院為難。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團中的同行們也可能誤解，認為美國使節出爾反爾：先是提出一致對付共產黨，現在又率先與它接觸，並有可能成為外交使團團長們以這樣那樣的借口紛紛前往北平的開端。為了抵消這種「消極後果」，司徒雷登還徵詢國務卿要不要同樣作一次廣州(當時國民黨已將首都遷到廣州)之行。但他又擔心這樣兩面奔走，會顯得美國在擅自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很可能激怒中共，這樣將抵消訪問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將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顧後地分析，使艾奇遜的助手們意見也不一致，眾說紛紜，弄得艾奇遜也沒法最後決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級」——哈里·杜魯門總統決定。
   
    　　這時候，國會裡的共和黨人正狂加指責民主黨總統杜魯門「丟掉了中國」。麥卡錫揮著反共的砍刀大開殺戒，年輕的尼克松議員之反共調門也鋒芒畢露，讓杜魯門煞是苦惱。
   
    　　最近，共軍輕而易舉地渡過長江，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即將全面垮台了，委員長準備挾同餘黨和存在上海金庫里的貨幣逃往台灣。毛澤東、朱德的軍隊很快就要控制全中國。共軍渡江之後，共和黨人更是說他要對「中國大陸的淪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他的指責更是加碼了。他哪能像這些議員要求的提出一個龐大的計劃來挽救蔣介石呢？
   
    　　這種挽救，不僅要花費數十億美元，而且必然需要一支二三百萬人的軍隊才能與中共軍隊抗衡。他想：美國人民的子弟，好不容易才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歸來，怎能再一次放棄自己的職業和學業去為蔣介石及其家族打仗呢？
   
    　　作為美國總統，他曾經竭盡全力阻止這場「災難」的發生。他曾經把當代最偉大的美國軍人喬治·馬歇爾派到蔣介石那裡去。天才的馬歇爾將軍洞察了國民黨軍隊致命的弊病，深信國民黨政府唯一的希望是與中共休戰並組成聯合政府。這個解決辦法也許可以使蔣介石騰出時間，以整頓其毫無鬥志的軍紀敗壞的軍隊。但蔣介石聽不進馬歇爾的勸告。
   
    　　杜魯門覺得，可悲的是，蔣某人極其狂妄自大，發動了胃口過大、野心過大的攻勢。在此期間，杜魯門作為美國總統曾經不停地向蔣的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達20億美元之多。但是，美國的好些經濟援助，流進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腰包。
   
    　　這年初春，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給華盛頓發來的有關中共接收北平與所附軍隊入城式的一組照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從坦克、大炮到衝鋒槍，中共軍隊幾乎全是使用從蔣軍繳獲的美式裝備武裝起來的。他看了這些照片，從苦澀、無奈中更加重了對蔣介石的厭惡。
   
    　　不久前，杜魯門在寫給國會議員范登堡的一封信中說：
   
    　　事情已經弄清楚，國民黨中國政府是試圖治理一個國家的迄今最腐敗無能的政府之一。當我察覺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把武器供應他們了。共產黨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為貪圖報酬而繳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蔣介石一向樂於聽取馬歇爾將軍、魏德邁將軍和迪安將軍的意見，那他就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在北平投降后，那裡我們所供應的彈藥、車輛和大炮全部落入共產黨人手裡，我中止對中國政府供應任何東西。可是這一點必須逐步逐步地做，因為國民黨人還控制著長江一線，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就拆蔣介石的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位老學究司徒雷登竟然提出要去北平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真是太不合時宜了。杜魯門幾經猶豫，最終行使了否決權。
   
    　　毛澤東決策「一邊倒」
   
    　　隨著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召開，1949年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顯得更熱鬧了。此時，在毛澤東腦海中日夜縈迴思考的，就是建國的大政方略。
   
    　　新中國對外政策是由他親自掌握著的。當時，張治中主張對外方針上美蘇並重，從這 次籌備會議的各方發言看，有相當的普遍性；毛澤東所敬重的民主人士張瀾，還主張在如今世界冷戰兩大陣營的對峙中，新中國要走中間道路，主張毛澤東「要做鐵托」；還有一些要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士在到達北平后，也熱衷於宣傳外交「向美蘇兩面靠」的主張。
   
    　　其中，要以張治中的觀點談得最透徹。那還是4月間毛澤東在香山宴請張治中時，聽其當面談的。兩人邊吃邊談，菜香酒酣之中，他徵詢張治中對治國方針的意見。
   
    　　張治中談出自己的主張：今後新中國最好實行蘇美並重的新政策。
   
    　　張解釋說，就是親美也親蘇，不反美也不反蘇，平時美蘇並重，戰時善意中立。以美蘇並重政策來消除美蘇的對立，使中國成為美蘇關係的橋樑。單從軍事觀點來說，如果在美蘇對立之間中國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聯合美國對付蘇聯，則美國為了支援中國，就會派部隊越過太平洋到中國來，這樣，中國就成了美國的負擔。反之，如果中國要是聯合蘇聯對美國作戰，蘇軍也會從西伯利亞過來支援中國，不僅中國成為蘇聯的負擔，且使蘇聯陷於歐亞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
   
    　　因此，張治中說：「在亞洲，中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的世界是美蘇兩雄爭強，中國在中間舉足輕重，是兩雄爭取的對象，中國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佔優勢。我們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視它。」
   
    　　毛澤東聽后，認為張治中所說的在當時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邊吃飯，一邊詳作解答。最後，他對張治中幽默地說：「文白先生，我準備為此進行100年的辯論。」
   
    　　其實，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佔上海前後，中共中央曾經尋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在此期間，毛澤東所高度關注著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間試探性的接觸，已經基本摸清了底。美國除了在上海解放后從青島撤走駐軍外，未作其他任何積極的反應。美國國務院雖說讓司徒雷登滯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塵埃落定」的政策。美國最高當局無意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反而，美國還致力於同西方各國就承認新中國問題結成統一戰線而對中共施加壓力，要新中國不能和蘇聯結盟，要新中國同意維護西方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殖民利益，他們才能考慮承認問題。5月29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的社論稿《祝上海解放》審稿時，加了一段話：
   
    　　這些外國政府如果願意開始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那麼他們就應該著手改變它們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政策，採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
   
    　　6月25日，國民黨海軍在美、英支持下，開始對上海港以及解放軍已經解放的港口進行封鎖，試圖通過封鎖，用經濟壓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在美國維護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利益的錯誤對華政策所造成的雙方對峙中，中國共產黨除了聯合以蘇聯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奮起反擊外，別無選擇。
   
    　　「一邊倒」就是對美國支持蔣介石實行封鎖政策的一個針鋒相對的回答。
   
    　　6月24日下午6時，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信，請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胡喬木寫的這篇紀念七一論文，稿子寫出后，毛澤東沒有決定用，他自己重寫了一遍，這就是毛澤東原來曾經說過要答覆張治中、張瀾等觀點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明確地宣布了當時新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文章說：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40年經驗和共產黨的28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40年和28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裡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明白接受了這一方針，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國當時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的，具有極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它對於洗刷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的污泥濁水與百年屈辱，贏得了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新中國雖然宣布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但一貫有著獨立自主的傳統。基於這種立場，鑒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新中國適時地改變了外交上「一邊倒」的方針，大力倡導各國人民在五項基本原則上實行和平共處。
   
    　　司徒雷登後悔沒去北平
   
    　　這幢房子正門口，一左一右立著兩個中國造型的石獅子，屋裡掛著中國字畫，擺著中國老式傢具。司徒雷登就居住在這屋裡。客廳櫃架上擺的中國古董中，有一個明代瓷瓶，就是他任駐華大使參與國共和談時周恩來贈送的。
   
    　　這幢獨立而帶草坪的普通房子，在華盛頓西北區28街，門牌第5312號。
   
    　　當年，杜魯門否決了他欲赴北平的請示電報之後，司徒就於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軍運輸機離開南京回國。飛機飛經沖繩，他就忍不住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什麼只要中共新政權保持中立，美國就會與其保持經濟往來，然後會考慮給予承認。但是，美國國務院說他多嘴。他在華盛頓剛下飛機，就被人接到國務院接受訓令，上級給他規定了「三條不準」：不準演講，不準談中美關係，不準接受記者採訪。
   
    　　當時，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極其猖獗，凡是與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有過來往的人，都受到監控、盤查與圍攻，有的甚至被投進監牢。謝偉思、戴維斯等一批年輕的外交官因主張支持延安抗戰，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從國務院除名。回國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開列上了麥卡錫主義的「通共」黑名單。
   
    　　1949年11月，司徒雷登應邀去紐約參加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聚會，返回華盛頓途中在火車上不幸嚴重中風，隨即被送往馬里蘭海軍醫院，至次年3月出院；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風複發再度住進紐約長老會醫院。出院之後，已經半身不遂。他的親生兒子傑克在密西西比州當牧師，收入微薄，沒有能力照顧父親。於是，他就全靠「義子」傅涇波的一家人照料。
   
    　　在去世之前好些年，司徒雷登有一句話經常掛在嘴邊：「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先斬後奏』，在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之前，就徑直從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澤東、周恩來見面，造成既成事實。遺憾，遺憾，實在是太遺憾了！」
   
    　　其實，上世紀40年代末與50年代初是冷戰剛剛形成的時期，中美關係是很難擺脫這個大背景制約的。他即使能背著上級擅自前往北平，也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為的。
   
    　　司徒雷登在傅家精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轉，可以用右手寫字、吃飯，並能拄著拐杖上下樓，在院子里散步，還寫了英文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
   
    　　司徒雷登於1962年9月去世，享年86歲。他雖然出面籌資數千萬美元，創辦了燕京大學(新中國成立后併入北大)，位居美國駐華大使之要職，調動過數以億計的援華美元，但最後卻在貧病交加之中辭世。他雖然是美國人，但是，據說來參加追悼的美國人並不多，來的大多是中國人，這些人大都是他過去在燕京大學的學生。
   
     摘自陳敦德著《新中國外交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