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增長而競爭：中國之謎的一個解讀

作者簡介 ，經濟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提要 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形成了發展的共識，特別是地方政府為發展而競爭，由此就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動力並形成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機制，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原因。

關鍵詞 中國經濟/增長/競爭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眾多的西方經濟學者感到難以理解，認為中國法制不健全，私人產權保護缺乏，政治改革滯后，在此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卻取得了飛速的發展，這就難以從經濟學上做出完善的解釋。

而且，我們一直可以聽到有關中國經濟的兩種不同的聲音：許多來自海外的朋友，包括海外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等，談到中國經濟時都非常振奮；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則顯得比較謙虛，他們更多談到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比如低效率、腐敗、地區差距和宏觀不穩定等。

那麼，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從經濟學上作出解釋？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又應該作出怎樣的評價？

一、為增長而競爭的意義

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經濟的轉型，為什麼西方的觀察家感到難以理解呢？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於他們所理解的經濟轉型、發展和增長的邏輯來自於今天所謂的「后華盛頓共識」：一個成功的轉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面關係，應該是由政治改革優先於經濟改革以及儘可能快地實現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來決定的。

「后華盛頓共識」的基本認識在理論上雖沒有大錯，但卻是有重大缺陷的。它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轉型」理解為一個在經驗上並不可靠的「正統道路」而拒絕轉型的創新。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長的經驗以及對「轉型」的深刻含義。在我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經驗對「后華盛頓共識」的真正挑戰在於，它沒有套用所謂的「正統道路」，它嘗試著轉型的創新和通向成功增長的轉型替代。這一認識與興起中的「比較制度分析」所倡導的認識範式不謀而合。

不可否認，作為成功追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與日本和東亞經濟起飛經驗擁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相比，中國是一個巨型經濟體。很多在小型經濟體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大國會比較困難。比如，一直有很多經濟學家依據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主張中國要靠迅速培育少數產業的「航空母艦」來幫助實現集約的經濟增長。再如，也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不應該過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擁有最高儲蓄率的經濟體之一，而且吸引外資並不是東亞的典型經驗。

如果僅僅就這些評論本身而言，它們並沒有不合理的地方，但這些評論者只看到了一些非常局部的現象，沒有搞清楚形成這些局部現象背後的一致的邏輯：中國經濟裡面一直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在抵抗著「航母」的出現；同樣是這個強大的力量讓中國的經濟始終處於日本和韓國未曾達到的全面開放的狀態。可以說，中國經濟起飛和高速變化的動力目前就來自於這個強大的力量。在我們經濟背後存在的這個力量已成功地推起了中國經濟這個龐大的軀體。

也許這些年來我們早已習以為常，不再重視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這個力量。相反，我們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經濟增長中的各種問題。我們總是會去批評流行的地方保護主義、重複建設以及銀行的非獨立性等問題。但是，我們尚需認真對待的理論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批評的這些問題與經濟增長聯繫在一起？為什麼市場整合和一體化遲遲不能發生？更重要的是，為了推動這麼巨大的經濟軀體，我們要像過去那樣完全依賴一個垂直集中的決策機關嗎？在政治熱情消退之後，我們怎麼解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和能量？這些問題最近總是讓我揮之不去。

我能夠讓自己信服的解釋只有一個：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沒有任何力量有競爭產生的能量這麼強大；沒有任何競爭有地方「為增長而競爭」對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那麼重要。在保持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同時，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演變成事實上的「財政聯邦主義」的結構和體制。這個現實已被不少經濟學家所發現。今天不能天真地把中國經濟想象成一個整體和一個完整的市場組織，它過去不是，今天更不是。各地區之間的差別比歐洲各國的差別還要大，而且這種差別長期存在著。

中國經驗的確是非常寶貴的。尤其是，這樣一個轉型創新值得我們在理論上倍加註意和認真對待：向地方政府的經濟分權並從體制上維持一個集中的政治威權，把巨大的經濟體分解為眾多獨立決策的小型的地方經濟，創造出了地方為經濟增長而激烈競爭的「控制權市場」，從根本上替代了「后華盛頓共識」所要求的前提條件。沒有徹底的私人產權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卻有了地方之間為增長而展開的充分的競爭。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導致地方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有利於投資增長的政策環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進程和融資市場化的步伐。儘管地方為增長而展開的競爭可能導致過度投資，但是地方間的競爭卻從根本上減少了集中決策的失誤，牽制了違背相對優勢的「航母」型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同樣，地方為增長而展開的競爭讓中國經濟在製造業和貿易戰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國際分工的鏈條與一體化的進程。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和中國經濟的深度開放是地方為增長而競爭的結果。

當中國經濟被事實上分解成成百上千個小型的經濟體之後，表面上看它們之間的競爭造成了「重複建設」，並且很容易被指責為資源的重複配置，但是，與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的是，它們之間的「貿易」聯繫卻在不斷加強之中。不僅互補性的貿易增加了，而且「行業內」貿易增長得更快。這方面數量不多的研究文獻發現，當我們在批評各地區「重複建設」的時候，從各省的「投入-產出表」上來分析，一個地區對其他地區的「貿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

不僅要成功實現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而且要成功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這是過去20年來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其難度遠不是打贏一場戰爭可以比擬的。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始終受到中央與地方關係反覆調整的困擾。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寫的「論十大關係」一文試圖提出一個幫助確立合理的中央-地方關係的基本框架，但其認識始終沒有超越「行政分權」的範疇。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地方關係的演變和在1994年被正式確立為「分稅制」的基本架構，無疑取決於多個重要的因素。我想強調的是，也許常常不被經濟學家所重視的因素和事實可能是最值得關注的。根據我的理解，首先應該就是「增長共識」的形成。

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發展是第一要務」，「增長共識」被納入執政黨的綱領中，從政治上最終取代了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長期主導的地位，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我看來是實行了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個有效的地方官員的考評和晉陞的激勵機制和治理結構。再加上財政體制上的分權和分稅，很快就把地方發展經濟的激勵問題（動力和能量的問題）解決了。在地方政府和幹部人事制度上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基於地方經濟發展的可度量的「政績觀」，成功地解決好了經濟分權和政治集中的平衡。

我們可以批評「政績觀」貫穿在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行為中可能產生和誘導出來的種種問題，但讓地方官員都能樹立起一個「為增長而競爭」的「政績觀」，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勵機制。我們也無須否認，在一些地方的確可能出現「官員出數字，數字出官員」的問題，可如果數字全是「吹」出來的，像上世紀50年代流行的「浮誇風」那樣，我想我們的經濟早就因為數字的膨脹而崩潰了，還能堅持到今天？

二、經濟發展與科技起飛

很多人在談起中國經濟的發展時，往往聯繫到中國科技發展的滯后，因此給予中國經濟更多負面的評價，而且往往同時提出中國要大力發展提升高新技術、核心技術的對策建議。對中國經濟給予這樣的評價和政策建議是否正確呢？這需要了解當今世界上真正依靠「科技起飛」推動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從而避免走彎路，將有限的資源更有效地投入到最能迅速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用途上去。

上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前蘇聯經濟的衰退，以及日本和東亞經濟的起飛，經濟學家開始集中關注和研究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它與科技創新的關係，並獲得了大量關於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理論。

這些理論歸納起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一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是資本積累。人均資本的形成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是，由於人均資本積累的速度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除非有生產率的不斷改善和提高，否則經濟增長遲早會下降。

第二，生產率的提高有多方面原因，比如，教育與培訓水平、學習的速度、競爭、規模經濟以及技術的變化。其中，技術的變化與科技發展密切相關。

第三，技術的變化主要是指應用技術的進步。它往往表現為研究與開發的投資水平和專利技術的增長，以及新的創業型企業的興起和擴張。

第四，以科技創新活動主導經濟增長是發達經濟（例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的一個重要的特徵。

第五，「科技起飛」與產業結構的轉變遵循著領先――跟隨的模式。從東亞經濟增長奇迹的經驗來看，後進經濟實現「科技起飛」往往遵循著技術引進、模仿、消化和自主開發這一時間鏈條。這樣的起飛模式將節省「趕超」的時間，有助於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

我們先從整體上看一看「科技起飛」的經驗特徵。就我國的整體水平來講，在過去20多年裡，我國科學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支出佔GDP 的比重（即「研發密度」）雖然有了一些提高，但始終還沒有超過1％；直到最近，我國的研發密度才剛剛超過1％，達到了1.1％左右。

雖然我國的研發密度值還只是發達國家平均值的1/3左右，但是根據國際經驗來判斷，我國的科技投入正在接近一個「臨界值」。就是說，如果僅僅按照科技投入來測算，我國「科技起飛」的進程已經走到了一個「門檻」，越過這個門檻，我國就可能進入「科技起飛」的階段。

研發密度只是全部科技故事的一個線索，沿著它，我們將問題引向深入。投入非常重要，但是「科技起飛」和科技創新肯定還不僅僅是一個投入多少的問題。這是因為，科技創新涉及到經濟社會制度等很多體制方面的問題，不僅與研究機構和科研人員隊伍建設有關，而且與技術開發的一整套商業模式有關。例如，有了可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接下來的問題就會是誰來分配，分配給誰，如何使用這些經費，誰制定科研項目，怎樣界定知識產權，誰對研究開發說了算，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問題，需要建立和健全一個透明的市場制度和商業運行模式。

去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承智先生（GeorgeGilboy）在美國的《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中國奇迹背後的迷思》（2004年7/8月號），隨後又在《21世紀商業評論》（2004年10月第2期）上發表「什麼阻礙中國成為科技強國？」的專欄文章，探討我國現有的科技創新體制。他認為，技術開發的成功和創新成果的商業化，不僅要求有大量的資本投入以及較強的科研與工程能力，更重要的是依賴於產業與公司的結構和組織如何根據市場信號來影響資本和知識投入的流動。創新是一種社會活動。中國並不缺乏資金投入，也不缺乏科學、技術及工程能力，此外，很多改革中的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很有創造力，但是他們缺乏內外組織、管理、溝通和「聯繫」的能力。這個觀察道出了我國體制的一個特徵：即縱向控制的能力過度發達，抑制了朝「橫向聯繫」方向發展的能力。

近10年來，儘管我們對於科技、教育和研究的資金和資源的投入按幾何級數增長，但是這些資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仍然是縱向的，獲得資源的競爭方式也是縱向的，科技創新也更多地成為一種縱向的活動。在國外，研究項目資助的70％以上用於項目負責人和市場招募研究力量等人員的報酬和支出；而在我國，80％的項目經費用於本部門的裝備建設上，即使少部分用於人員，也很少用於市場招聘人員，而是更多地依賴本單位的人員。對於大學科研院所，現有的科技創新的鼓勵政策和資源的分配，基本上還是延續著縱向「設點」、重點建設「點」的做法，這依然帶有傳統計劃經濟的色彩。

我們可以批評這些做法，但是科技發展的現狀和特徵也反過來說明了我國經濟現在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優先發展什麼？是創新的能力，還是科技現有存量的增長和變化本身。我認為，應該先讓那些最容易看出投資不足的地方發生變化，注重科技現有存量的增長。這與當前需要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是一樣的道理。我們總是要把那些最容易促進增長實現的要素（例如，勞動力和資本）先投下去，把握住當前大量的發展機會，最後再去考慮那些無形的要素。而對於科技創新能力的培養而言，今天我們需要的是投入和建設研究的基礎設施，將來我們真正需要的就只是把這些「點」連接起來，建立起能量點之間橫向釋放潛能流量的「高速公路」，讓資金、人力、思想和創造力處於高速流動中。而將來如何把這些點連接起來，應該成為未來5-10年我們政府考慮和規劃科技創新戰略的出發點。在今天投入的基礎上，未來政府的錢應該更多地用於建立這些點之間的連線上，用於將這些點連接成發達的「高速公路」網路的制度基礎設施建設上。

眾多理論研究和資料顯示，一國研發密度從1％提高到2％所需要的時間似乎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長，至少比達到1％所需要的時間大大縮短了。例如，上世紀50年代後期或者60年代以來，美國僅花了10年就將它的研發密度從1％提高到2％。同樣，為了將研發密度從1％提高到2％，德國和法國也分別只用了11年和9年。在東亞，日本用的時間稍微長一些，用了19年才從1％增加到2％。但是，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僅花了5-6年的時間就完成這個「門檻」的跳躍。

這些數字的背後很容易引出一些理論猜測和有趣問題。為什麼這些國家的研發密度從1％到2％所用的時間平均不超過10年？是什麼決定了研發密度的增長？

研發密度模式的變動反映了經濟發展和貿易結構的變化。從這些國家研發密度「起飛」的經歷來看，產業結構向研發密集部門的轉移可能比過去顯著加快了。但是，這個過程又顯然是與國際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或資本流動的發展有關係的。因此，在我看來，在今天，一國研發密度「起飛」所需時間的長短，更多的是由該國經濟發展和貿易發展的模式所決定的。

目前，我國經濟中的研發密度還只是剛剛跨過1％。這個臨界值。我們希望，它能夠很快地躍升到2％，實現真正的「科技起飛」。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當前我國的貿易模式和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密切相關。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該走完的路還是應該走完。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完成勞動資源主導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讓我們的產業發展走向成熟，讓競爭走向充分。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肯定會縮短工業轉型的時間。當然，這仍然需要時間和耐心。幾年前，報紙上不時刊登一些文章，頻頻對北京中關村的發展模式進行抨擊和反思。有些IT（信息技術）行業的「業內人士」甚至將中關村的經濟活動形象地概括為「集市貿易」，其含義大概有二：其一，中關村至今的發展主要還是以「貿」為主，也就是以代銷和組裝他人的產品為主；其二，中關村的市場結構是非常古典的，吆喝著做生意，價格上的競爭相當激烈。但是，中關村的問題也許並不是競爭的方式問題，中關村缺乏的也肯定不是研發的能力，而是時間。

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今後10年是我國「科技起飛」的飛躍期。理由是，我們正在跨越研發密度的臨界值。但是，我們太習慣於將數字當作目標來追求，希望能夠儘快提高研發密度，縮短與發達國家的競賽時間。可問題是，研發密度的提高不應是選擇的目標，將它理解為一個市場演進和經濟發展的結果也許更加合理。我國經濟正在持續增長，但經濟增長以及由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的巨大擴張帶來的外匯盈餘，掩蓋了我國企業生存能力還較為脆弱的現狀。整體來說，到目前為止，我國並沒有發展出真正可以走向國際市場的企業，因為，在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巨大的國內市場的條件下，企業不可能拋棄加工製造和外包承接業務，而花大力氣去自主從事技術開發和追求知識產權。要選擇依賴技術創新而不是成本優勢來維持企業的贏利能力和競爭力，我們還要有足夠長的經濟發展路程。

按照現有的投入速度和技術的學習速度，我國離發生「科技起飛」和轉向科技創新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時間並不遙遠。但是，研發密度的提高並不是一個僅僅依靠增加研發支出就能實現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出一套激勵企業、政府、研究機構和中間組織共同參與和有效分工協作的「商業模式」。而這首先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給市場參與主體創造的選擇科技創新的機會，並需要逐步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和貿易條件，從而形成研發密集型的經濟結構。

三、中國與印度的發展模式比較

為了加深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我們可以進一步與印度經濟作一下比較。近年來，世界上普遍看好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潛力。有人因此把中國稱作「中國龍」，把印度稱作「印度象」。

但是，儘管中國和印度都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印度直到目前的發展還是遠沒有實現中國的增長速度，在一定意義上甚至無法與中國作出對比。如果按「后華盛頓共識」來分析，印度採用英國的法律體系，對私人財產有很好的保護，法制體系比較健全，而且，印度語言是英語，這在經濟全球化和英語國家佔據世界經濟主導地位的背景之下是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些條件加在一起，按照「后華盛頓共識」解釋，印度本來應該有著比中國更好的發展。但事實上，按「后華盛頓共識」來看有著更多不利發展條件的中國，卻實現了更快的發展。其原因就在於，印度沒有形成一種把潛力轉換為增長的這樣一種機制，而中國則有了這樣的機制。

印度經濟和中國經濟現在不能做對比，就是因為印度經濟沒有進入到主動發展，主動增長的軌道，它現在有增長，但是不是因為增長而鼓勵增長，雖然政府意識到要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他們總體還沒有進入到增長的共識，所以在體制上面非常的困難，它現在有一些增長，但是這種增長還是依靠原有的積累，因為有了市場的機會，所以有自主性的增長，還不足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他們的落後狀態。所以說中國和印度比，會發現非常的困難，甚至無法比較。

對我們國家來說，我們形成了發展的共識，特別是地方政府為發展而競爭，由此就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動力並形成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機制，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原因。由於我們形成發展共識，地方政府為發展而競爭，就會為了發展而全力引進外資，通過外資的引進迅速參與到國際經濟中，外資的大量進入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沒有外資，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經濟的巨大的飛躍的發展。因為，在我們改革開放后大力進行經濟發展時，世界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經濟一體化迅猛推進，我們已經不可能關起門來搞經濟建設，那樣也是不可能搞好經濟建設的。

而相比之下，儘管印度也在1991年以來進行了類似中國的經濟改革，但是印度一直沒有讓外資大規模的進入，對外資的進入一直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正因為如此，印度的經濟發展大為緩慢。對此，印度也在不斷進行反思，並希望對中國的發展經驗大力吸收和借鑒。印度現在正在開始全力加快引進外資的步伐。最近，印度國會通過決議，要同時開辦29個類似中國特區的特區，在這些特區內實行特別的政策，其中最為重要的政策就是可以不受最低工資法的限制。因為受最低工資法的限制，印度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所以，印度要學習中國開辦特區，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提升印度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推動印度對外出口，進而促進印度經濟的更快發展。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確是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是一種轉型的創新，形成了對「后華盛頓共識」的「正統道路」的巨大挑戰。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驗才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響，印度也因此大力學習和借鑒中國的經驗和做法。因此，對於我們經過艱苦探索才找到的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首先必須堅持，只有堅持，我們的經濟才能獲得快速發展，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正是靠經濟的增量來發展的，這與發達國家靠存量調整來發展是大不一樣的。所以說，中國經濟今天有很多問題，但中國經濟的增長才是所有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沒有高速增長，我們看不到今天出現的這些問題。但是，沒有增長才是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