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亡國的楷模：宋理宗與蔣介石

  理學亡國的楷模：宋理宗與蔣介石





  明眼人知道，宋朝的滅亡，是華夏文明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所以有「崖山以後無中國」之說，所以日本史學界有「南宋滅亡，標誌著古典中國的終結」之說。

  許多人說南宋亡於蒙古無可避免，因為南宋的軍事實力弱於蒙古，或曰南宋「腐敗」，但當時朝鮮的軍事實力不是比南宋更弱么？朝鮮小朝廷就比南宋清廉么？為何朝鮮避免了遭蒙古直接統治的命運呢？

  現在明眼人知道：若沒有外力，再腐敗也不會亡國。



  南宋的滅亡，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南宋的抵抗能力比朝鮮強得多，依照「自古能戰方能言和」的道理，南宋在蒙古鐵蹄下妥協求存的機會，比朝鮮大得多。
  但是，因為戰略的巨大錯誤，南宋落得個徹底滅亡的命運，宋之亡，很大程度上是自取滅亡，其中宋理宗起了首要的作用。他的主要政績——「端平入洛」，令蒙古全面侵宋的時間，大大提前，他以議和為恥的理學作風，把南宋導向了遭蒙古徹底攻滅的死胡同。

  1233年，權奸史彌遠病死，29歲的宋理宗趙昀親政，宋理宗崇尚理學，血氣方剛，一心要做恢復中原的「中興之主」，乘金國危急，下詔聯蒙滅金，1234年正月初十，宋蒙聯軍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殺，金國滅亡。宋將孟珙將金哀宗的遺骨運回臨安，南宋君臣舉行了盛大的儀式，慶祝「靖康之恥」的報仇雪恥。
  金國滅亡后，蒙古軍依照事前雙方撤離河南的盟約，撤退到黃河以北，而得意洋洋的宋理宗，卻頭腦發熱，胸中騰起了恢復中原的宏圖偉略，企圖乘蒙古軍北撤，一舉收復河南全境：滅金后的四個月內，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謁祖陵，鋒芒畢露，並且啟用急於立功以取代史家勢力的主戰派——趙范、趙葵兄弟。

  而另一方面，趙昀又要做出「求直言」、從善如流的樣子，廣泛徵求文武大臣的意見，結果支持的多是那些並無政治、軍事經驗，卻一心立功上位的新人，典型如趙氏兄弟，（他們一如今天極力慫恿習近平打美、攻台的憤青、「鷹派」），而朝中資深大臣大多數反對。參知政事喬行簡當時帶病在家，聽說此事後立即抱病上書道：「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斗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 知官告院張煜認為：「蒙古非金仇可比，當選將、練兵、儲財、積粟，自固吾圉」。剛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則說：「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
  令人意外的是，在外的戰區將帥幾乎全都反對出兵。趙范的參謀官丘岳就說：「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淮西總領吳潛認為：「河南取之雖易，守之則難，兵戎之資，所費何巨！民窮不堪，激而為變，今日之事，豈可輕議！」
  主持滅金之戰的史嵩之（史彌遠侄子），認為京湖連年飢謹，無力承擔這樣的進攻，而河南連年兵禍，要在當地獲得補給也不現實。並表示自己寧肯抗旨也不發兵。

  由上也可見，懂行的未必激進，軍人不一定「熱血」，「熱血」的憤青憤老，往往都是無知的化身，「無知者無畏」。
   
  雖然懂行的人齊齊反對，憤青皇帝宋理宗仍然撕下了「從善如流」的面具，他「中興」心切，撇開經驗豐富的統帥史嵩之，下詔憤青趙范、趙葵兄弟攜大將全才子，統軍六萬進攻河南。


  結果正如反對派所料：宋軍收取的商丘、汴梁、洛陽早被蒙古軍屠殺擄掠得所剩無幾，如同空城，而中原大地被蒙古軍屠殺得千里無人煙，根本籌不到糧草，宋軍糧草必須由淮南千里轉運，由於蒙古軍北撤時故意掘開黃河南大堤，導致黃河改道自江蘇入海，淮西大片成澤國，更增加了宋軍的糧草困難。
  蒙古人的「三光政策」很野蠻，但極有效，收到了不費一兵一卒，卻讓敵方站不住腳的效果。宋軍在河南要人找不到人，要糧找不到糧，又因為沒有騎兵，機動性很差，很快因為蒙古騎兵的伏擊和糧道被阻斷，而陷入了絕境，還沒等到蒙古軍攻城，餓得撐不下去的宋軍，就不得不主動放棄洛陽、汴梁、商丘等光復地區，向南突圍，結果便成了蒙軍騎兵的活靶子，全子才的先遣部隊三萬人基本全軍覆沒， 趙范、趙葵兄弟倉皇逃回淮南。



   宋理宗的「端平入洛」以慘敗而告終。在軍事實力大弱於蒙古的形勢下，憤青宋理宗的軍事盲動，使得蒙古攻宋的時間大大提前，南宋戰略上滑落被動，而且經此慘敗，士氣大挫，開始有了「恐蒙症」。
  本來，依蒙、宋軍力對比，宋軍進攻不行，防守尚有餘力，宋理宗這時應該與蒙古議和，簽訂正式合約，把送給金國的歲幣，轉送給蒙古，以拖待變。因為和平有利於宋朝不利於蒙古，在和平條件下，草原民族的衰落是很快的。

   但理學盛行的南宋末年，宋人已失去了北宋妥協求存的韌性，深以趙構的議和「稱臣」為奇恥大辱，僵硬得視任何不平等的「議和」為恥，這就是理學的致命缺陷——只重牌坊而不講實效，甚至重「名節」而不要生存，所以說儒家理學，不折不扣是亡國之學。

  宋理宗就是興起理學的第一個皇帝。

  有人認為南宋的這種僵硬，是「血性」——南宋比北宋更有血性，殊不知這種「血性」，正是南宋亡國的原因。在這種「血性」不妥協的氛圍下，宋理宗身後的賈似道，也不肯與蒙古議和，寧願徹底滅亡。
   而蒙古滅宋戰爭持續四十年，代價巨大，不折不扣是一場慘勝，本來宋朝是有本錢妥協求存的。

  這種理學的僵硬傳到明朝，就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寧可亡國，也不議和」——而崇禎之亡國，果然比宋朝大大地徹底，亡得連頭髮和衣裳，都被韃子改了。
  


  與宋理宗相仿的，是天天晚上在床上默背理學信條的憤老蔣介石，1946年，在中蘇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蔣介石拒絕承認外蒙古獨立，結果斯大林轉而全力扶持中共顛覆國民黨的統治，蘇聯以9億美元的軍火和物資，扶持中共打敗了受到美、英軍火禁運的國民黨。蔣介石不妥協的「血性」，不僅沒有保住外蒙地盤，連大陸的江山都丟了。
  本來，在1946年夏，中華民國已經被靠山美國拋棄，蔣介石要想保住大陸江山，唯一的辦法是向斯大林稱臣，就如趙構向金國稱臣那樣，因為斯大林深知毛澤東是什麼東西，並不希望中共統一，只有在分裂的情況下，中共才會最聽話。

  但是蔣介石以宋金議和為恥的理學信條（如「漢賊不兩立」等等），令他錯過了保國的最後機會；試看蔣介石最崇拜的文天祥是什麼人？是一個打仗沒本事，亡國有豪情的理學「名節」之徒。





曾節明 2018.12.24戊戌甲子庚寅平安夜於雪夜紐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