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慰年：重商主義全能政府之弊

　　 不宜用政府的有效程度作為政治分野的依據。只從政府的有效程度判斷政府好壞，則完全忽視對政府的形式的分析，完全無視政府的現代性和非現代性。給這個「有效政府論」戴一頂現在中國學界時髦的帽子，叫「政府虛無論」。
　　 「有效政府論」只談結果是否有效，不論為什麼有效。一個不斷適應人民變化而做出政策調整的政府， 必然是一個有效的政府;具有彈性的政府結構，有適應環境的變化而做調整的適應性;這種調整，可以是總體的憲法修正，也可以是局部的新的法規的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必須引入民眾參與政府的廣度的標準——政府有沒有民眾參與，有多少民眾參與——參與的廣度，決定是否是一個長期有效的政府。
　　 我們可以用一棟大樓做比喻。我們不妨把人民比作一個制度里的「沙子」。而人民對政府的參與，構成連接人民與政府的「水泥」。參與程度高，水泥的標號高，參與水平低，水泥的標號低。一個既使有很好的結構的大樓，如果缺少高粘度的水泥，建築這棟大樓的混凝土沒辦法經受時間的考驗。
　　 蘇聯瓦解，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的腐敗和與人民關係的疏離。這種疏離造成人民與政府如同水和油的分離關係;上層統治者和底層人民關係的分離如果不能得到及時修正，被推到極端，自然構成政府結構的兩個重要成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徹底對立，兩者變成水與火的關係。與人民對立的政府制度，不光在結構上沒有，在操作上更不會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共生性。
　　 左鳳榮認為，蘇聯搞了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卻始終都沒有實現人民主權原則。「蘇共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一切，不相信民眾自己有判斷是非和選擇的能力，管理人員由蘇共組織部門挑選任命，還提出了「幹部決定一切」這一片面的口號，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的分離，民眾只是社會主義大機器上的螺絲釘。」
　　 「民眾沒有權利，對國家的決策沒有影響，使政府明顯侵犯民眾利益的政策。如：過分發展軍事力量，不給農民以耕種土地的自由，不允許知識分子自由創作等，長期堅持不改。也因為政府的權力不是來源於人民，民眾也沒有權利監督政府，機關越來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幹部享有各種特權，體會不到民眾的疾苦，民眾感覺黨政機關並不代表他們的利益。因為沒有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破壞國家，國家分崩離析之時，沒有人站出來維護它。」 因為沒有來自底層民眾的參與，失去與底層的粘合，蘇聯只在地球上存在了74年，就徹底瓦解了。
　　 誰也不懷疑，中國目前的政體，是一個具有高度有效程度的政體。然而，它既非現代政體，也非發達政體。「現代政體之有別於傳統政體就在於他的政治參與水平，而發達政體之有別於不發達政體這在於它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使用亨廷頓的分析方法，再把有效性的時間和空間因素引入對這種政體的分析觀照，可以發現目前中國的政體，缺少制度性的、操作性的民眾的參與機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共生性和可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
　　 一些學者認為，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可以成為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可以掩蓋甚至代替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缺失。他們用中國快速經濟發展證明政府的合法性。經濟快速發展，能不能賦予政府合法性?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並不是建立在平衡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關係的基礎上的健康的經濟形態,而是政府通過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手段積累了財富。
　　 重商主義的概念由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來。重商主義產生於16世紀中葉，盛行於17—18世紀中葉。重商主義理論認為，一國積累的金銀越多，就越富強。要使國家變得富強，就應盡量使出口大於進口，因為貿易出超才會導致貴金屬的凈流入。凱恩斯認為，「一國由貿易順差得到的好處往往就是他國蒙受的損失 (重商主義者很明了這點)，故尤應當自己克制，避免過火，不要使得一國之貴金屬數量超過公平合理的限度;況且假使這種政策推行過火，會引起毫無意義的國際競爭，大家爭取順差，結果大家受損。」又說，「重商主義者很明白，他們的政策是有國家主義色彩的，而且可以引起戰爭。他們承認，他們所追求的，乃是國家的利益，以及國力之相對增加。」(《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二戰後，大量發展中國家也都採取了「出口導向型戰略」來發展經濟。然而， 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超過「公平合理的限度」，邊際成本大於邊際收益，就構成對順差國的經濟的損害。中國4萬億外匯儲備，凈虧損超7千億美元。在信用貨幣時代，持有過多的外匯儲備，是一種負擔。
　　 亞當·斯密認為，商人利益至上的思維和實踐，必然導致社會利益受損的商人與社會大眾的天然的衝突。他批評商人說，「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眾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眾利益相反。縮小競爭，只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著懷疑態度作了長期的仔細檢查以後，決不應隨便採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但商人利益至上變為政府經濟利益至上時，一個全能主義以自利為目的政府便誕生了。
　　 亞當·斯密還說，「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而生產者的利益，只在能促進消費者的利益時，才應當加以注意。這原則是完全自明的，簡直用不著證明。但在重商主義下，消費者的利益，幾乎都是為著生產者的利益而被犧牲了，這種主義似乎不把消費看作一切工商業的終極目的，而把生產看作工商業的終極目的。」重商主義扭曲國際貿易和為了外匯所驅動的國內生產為目的，必然以損害以消費為目的的國民經濟。國際貿易的重商主義在國民經濟的表現就是罔顧國民消費的全能主義。
　　 全能主義(totalism)是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發明的術語。全能主義指的是「政治權力可以侵入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個人生活的諸多方面，在原則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也就是說，國家可以任意進入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全能主義政府主導的國民經濟也必定會因為自己和代理人的利益扭麴生產的目的。全能主義政府擁有巨大的財富和這種財富所構成的權力，既可以用來行善，也可以用來作惡。一個不受制約的政府，雖然會從道德的善良的願望出發為人民服務;然而，不受制約的權力，本身就是一種惡。當這種權力大到讓個人的權利可以任意忽視的程度，這個政府以為人民服務名義所做的政府行為，包括經濟開發，就會傷害他們所要服務的人民。
　　 顏昌海在「有幾顆 『定時炸彈』在威脅中國經濟?」一文指出，沒有制約的重商主義經濟，跟沒有制衡的政府一樣，都是國家的禍害;沒有制約的經濟，加上沒有制衡的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操控，會導致經濟的無限膨脹，是所有可能有的禍害的總和。這種禍害，在中國當下，已經顯現。顏昌海描述中國經濟的前景，認為「大陸地方政府在大規模基建過程中形成多重債務關係，使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影子銀行相互捆綁。中國經濟增長對基建投資的過度依賴，在目前的房地產、銀行信貸全面收縮的情況下，正在結束。這或將引發多個領域的危機。」
　　 目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面臨新的問題，各國都在探討從傳統資本主義到凱恩斯模式的資本主義后的新的經濟形式。經濟發展，必須造福人民;而經濟發展必須有所制約，才能造福人民，才能給人民帶來平衡的生活。
　　 目前中國的經濟，對外是由重商主義政府操作的國際經濟，對內是由全能主義政府操作的沒有制約的國民經濟。由沒有制約的重商主義和全能主義政府操控的經濟，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是不能持續的。
　　 第一，環境污染代價。「儘管中國經過三十幾年的快速發展，在一些經濟指標上趕超了發達國家，但卻付出了資源和環境的沉重代價，並沒有走出一條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而是重走了人家的老路，造成當今中國在資源與環境方面危機重重的局面。」(陳衍德：被遺忘的《國情研究第一號報告：生存與發展》)《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在已經核算出的10項損失中，環境損失佔到GDP的3.05%。2006年，將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損失估算進去，中國公布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約佔GDP的10% 。2014年國土資源部公布2007年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中國遭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達3億畝，佔全國耕地面積的1/6。
　　 第二，低效率代價。這種經濟，表面上看非常有效率，如果從市場經濟學經濟學的角度看，並非真正的「有效」。張維迎認為，中國的基本建設項目費用，普遍只有百分之二十用於支付原材料和工人工資，包括建築商的合理利潤，百分之八十用於打點各種關係。而建築業產值，是以工程總造價計算。則百分之八十是產值的水份。也就是說，如果有充分的透明的市場競爭，中國基本建設領域的GDP，要減掉五分之四。或者說，有充分透明的市場競爭，同樣的GDP，可完成五倍的基本建設實物量。比如，中國的高速公路現有10.4萬公里，如果普遍的工程造價都有80%水份，通過市場公平競爭，擠掉這80%的水分，則同樣的投資，可建造五十萬公里的高速公路。
　　 第三，盲目增長代價。從中國國家外匯儲備的膨脹，可以看到重商主義的政府如何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中國對外金融凈資產17962億美元，同時外匯儲備達到了38877億美元。2014年3月末，,一度達到3.95萬億美元，佔全世界外儲總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高出2.85萬億美元。 中國成立外匯管理機構，20年來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了78倍。被業內稱為「愚蠢地增長」的外匯儲備，如今可能處於「失控」的邊緣。財經學者劉勝軍認為，中國外匯儲備一是規模太大，遠遠超出合理邊界。
　　 美國早期政治家詹姆斯.麥迪遜曾經說過，「有人說，開明的政治家將能夠調節這些對抗的利益並使其服從公眾利益，這是不可能的。開明的政治家並非永遠處於領導地位。在許多情況下，在進行這種調節時不考慮那些間接和長遠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間接和長遠的因素很難勝過當前的利益。一方為了當前利益可能漠視一方的權利或整個社會的利益。」 (《旨在抑制派別之爭的聯邦的規模和類型》)
　　 麥迪遜的這段陳述，恰好是對以重商主義和全能主義政府對經濟實行全面操控的指控。政府以計劃經濟之名所行的對國家經濟的宏觀和微觀的直接控制，結果是個人的利益戰勝集體的全體的利益;短期的利益取代長期的永久的利益---今天中國經濟的亂象，可以從這個思路中找到原因。青之蓮認為，在集權專制體制下，國家權力作為一個「自為」的存在體而居於法律之上，居於社會與公民之上。擁有公共權力的行政機關，不但有強制執行的法定權力，而且在事實上壟斷了「公共利益」的解釋權。所以，「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20世紀最大的一個悲劇」。
　　 造成貧窮兩極分化的結果，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少數資本家獲取無限膨脹的財富，也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官員為了GDP數據的提高以達到對權力無限膨脹的慾望的滿足，更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經濟發展如果成為地方和中央官員表現政績的手段，成為官員陞官的工具，這種重商主義和全能主義的政府，必然罔顧國際貿易的本質，忽視無序經濟生產對民生生活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破壞。由重商主義和全能主義的政府驅動的經濟發展，可能是一種提高社會財富泡沫而不是人民實際財富增長的虛假的發展。重商主義全能政府推動的經濟發展，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弊大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