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里到底有多少高官在抗戰時投敵叛國？

　　

　　

　　文│張星煜（專欄作家）

　　中國國家歷史新媒體 · 特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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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在給北洋政府（1912-1928）定性時有一種說法，認為北洋政府是一個賣國的軍閥政府。各路軍閥實際上是帝國主義不同國家在中國的代理人，帝國主義國家通過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在中國實現統治。

　　這一問題引發了筆者的興趣。筆者想知道，到了抗戰時期，這些「帝國主義代理人」到底有多少投敵叛國，公開投入了帝國主義懷抱。

　　之所以選擇抗戰時期，是因為抗戰時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最容易」賣國的一段歷史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規模侵略而淪陷的國土面積最大，淪陷時間最長，被殖民程度最深，且日本侵略者積極在中國尋找、扶植代理人。可以說，這一歷史時期對於那些過往「想賣國而沒有機會」的人來說是一個絕佳的「歷史契機」。

　　而北洋政府統治結束到全面抗戰開始，不到十年，很多原北洋政府的軍政要員在抗戰時期仍然在世。也確實有一些所謂的「北洋餘孽」加入了日偽政府，充當傀儡。那麼，這一類人究竟有多少，有什麼共同特徵，甘願充當傀儡的原因又是什麼？這些就是本文所要嘗試探究的問題。

　　一、範圍限定與人員統計

　　筆者擬通過技術統計的方式來確定原北洋政府里到底有多少人在抗戰時期投敵叛國。然而一個政府里的人員太多，限於資料和筆者的能力，這裡必須首先限定一個範圍。這裡主要探討的範圍限於北洋政府里的「高官」，具體來說分為文官和武官兩個標準。

　　

　　△徐世昌

　　文官，北洋政府的文官從高到低共分特任、簡任、薦任、委任等4級。特任官由大總統特令任命，可擔任國務總理、各部總長、特命駐外全權大使、省長等職務；簡任官主要可擔任總統府局長、各部次長、各省廳長和道尹等職；薦任官可擔任各部科處長、縣知事等職；委任官可擔任各部科員和主事等職。特任、簡任、薦任為高等文職，委任為普通文職。

　　本文把北洋政府的文官範疇限定在級別達到特任者。

　　武官，北洋時期的軍官軍銜採用三等九級之制，上等將官、中等校官、初等尉官．每等分上中少三級。在此之外，袁世凱於1914年設立將軍府，由袁世凱在陸海軍上將或中將中特任以「將軍」或「上將軍」等榮譽稱號。

　　本文把北洋政府的武官範疇限定在獲得「上將軍」稱號者。

　　但有兩類人筆者將其排除在外。

　　

　　△馮玉祥

　　第一類：在北洋政府任職，其後在國民政府里繼續擔任職務者。諸如馮玉祥、閻錫山、顧維鈞、王正廷、黃郛、王寵惠、許世英等人不列入表中。因為這一類人在日本侵華以前就已經加入了國民政府，不能單純算北洋政府的高官。

　　第二類：在九一八事變或者七七事變之後由於各種原因既未委身投靠日偽但也沒有被日偽拉攏，亦不列入表中。因為日偽未對其進行拉攏，故而在投敵問題上其主觀態度不明。

　　筆者根據《民國職官年表》、《民國人物大辭典》、《北洋政府將軍府將軍表》，查閱1912年-1928年曆屆北洋政府內閣名單，特製出以下表格。

　　抗戰時期原北洋政府軍政要員情況表

　　

　　序號

　　姓名

　　被拉攏或投敵時的年齡

　　人員出身背景

　　北京政府時期擔任的最高官職

　　抗戰期間的表現或擔任的偽職

　　1

　　徐世昌

　　82

　　文人

　　大總統

　　拒絕合作

　　2

　　段祺瑞

　　66

　　武人

　　臨時執政

　　拒絕合作

　　3

　　曹錕

　　75

　　武人

　　大總統

　　拒絕合作

　　4

　　吳佩孚

　　61

　　武人

　　兩湖巡閱使

　　與敵周旋

　　5

　　唐紹儀

　　77

　　文人

　　國務總理

　　未與敵合作

　　6

　　熊希齡

　　67

　　文人

　　國務總理

　　開展戰時救濟

　　7

　　靳雲鵬

　　60

　　武人

　　國務總理

　　拒絕合作

　　8

　　賈德耀

　　57

　　文人

　　國務總理

　　拒絕合作

　　9

　　林建章

　　63

　　武人

　　海軍總長

　　拒絕合作

　　10

　　王承斌

　　57

　　武人

　　直魯豫巡閱副使兼直隸督軍

　　拒絕合作

　　11

　　陳宧

　　68

　　武人

　　四川總督

　　拒絕合作

　　12

　　曹汝霖

　　60

　　文人

　　外交總長、交通總長

　　拒絕合作

　　13

　　曾毓雋

　　62

　　文人

　　交通總長

　　拒絕合作

　　14

　　張國淦

　　61

　　文人

　　農商總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

　　拒絕合作

　　15

　　李根源

　　59

　　武人

　　農商總長

　　組織老子軍支援抗戰

　　16

　　張一麟

　　71

　　文人

　　教育總長

　　拒絕合作

　　17

　　王揖唐

　　60

　　文人

　　眾議院議長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賑濟部總長

　　18

　　王克敏

　　51

　　文人

　　財政總長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

　　19

　　湯爾和

　　59

　　文人

　　教育總長、內務總長、財政總長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

　　20

　　董康

　　70

　　文人

　　大理院院長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司法委員會委員長、偽最高法院院長

　　21

　　朱深

　　58

　　文人

　　司法總長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法制總長

　　22

　　江朝宗

　　76

　　武人

　　代國務總理

　　偽北平特別市長

　　23

　　齊燮元

　　58

　　武人

　　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治安總長

　　24

　　梁鴻志

　　56

　　文人

　　臨時執政秘書長

　　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行政院長

　　25

　　陳籙

　　51

　　文人

　　外交次長

　　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外交部長

　　26

　　王蔭泰

　　51

　　文人

　　外交總長、司法總長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長

　　27

　　高凌蔚

　　67

　　文人

　　代國務總理

　　偽天津特別市長兼偽河北省省長

　　28

　　陳錦濤

　　67

　　文人

　　財政總長

　　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財政部長

　　29

　　張景惠

　　60

　　武人

　　陸軍總長、實業總長

　　偽滿洲國國務總理

　　30

　　沈瑞麟

　　57

　　文人

　　外交總長、內務總之

　　偽滿洲國宮內府大臣

　　注一：此處人物在北洋政府時期擔任的職務取其所達到的最高職位，投敵者擔任職務以其剛投敵時擔任職業為準。武人晉陞為文職，仍認定為武官。

　　注二：這裡面最特殊的是唐紹儀，根據目前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唐紹儀在對日策略上和國民政府有分歧，但未有明確的投敵證據和表現，軍統對其暗殺系誤殺。至於唐如未被刺殺究竟會不會投敵，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筆者只以客觀事實論，故而認定唐紹儀「未與敵合作」。

　　二、投敵者共同特徵

　　根據以上表格，可以分析出三個現象：

　　（1）投敵者大多為原北洋政府的二三流人物，職位不高、任職較短。

　　其中除王揖唐曾為安福系紅人、齊燮元掌握過一省軍政外，其他皆是些碌碌無為、不值一提的二三流人物。相對於徐世昌、曹錕、段祺瑞此類曾經位極國家元首之人，投敵者大多僅為各部總長、次長級別。而且北京政府之內閣走馬燈似的換，這些人絕大多數在總長、次長職位上任期都比較短，故而談不上有較大政治影響。

　　（2）投敵者年齡相對未投敵者較小，政治慾望相對較強。

　　

　　根據上表，原北洋政府要員未投敵者平均年齡為65.4歲，投敵者平均年齡為60.1歲，平均年齡相差五歲之多，差不多等於一屆任期。部分附逆者正當壯年，仍然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建樹。

　　

　　△陳籙

　　以陳籙為例，他於1914年《中俄蒙協定》與俄方談判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陳籙為中央政府爭得了冊封哲布尊丹巴名號、在庫倫派駐大員監視外蒙古自治官府及其屬吏行為等權利，並促使哲布尊丹巴宣布撤消獨立。此時的陳籙為國家主權據理力爭，很難想象其和漢奸會有什麼聯繫。此後陳籙歷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駐法國全權公使。1928年7月，成立不久的南京國民政府解除了陳籙駐法公使職位。此時的陳籙黯然傷神，離開了外交舞台。正值壯年的陳籙因政權更迭而過早離職，使得其內心有重新登上外交舞台的慾望，而偽政權的建立為其滿足自身的外交慾望開闢了一條道路。

　　（3）投敵者文官多，武官少。

　　

　　在本表考察範圍內的原北洋政府軍政要員共30人，其中沒有和日本人合作的16個，出任偽職者14個，基本對半開。然而，未與日本人合作的16人中有8個人是武人出身，投敵叛國的14人中僅僅只有齊燮元、張景惠、江朝宗這三個人是武人出身。投敵者中武人出身者在本表樣本中佔比僅為10%。

　　而這三個武官中，真正級別比較高的只有齊燮元。自1914年6月袁世凱設立將軍府至1927年6月將軍府遭裁撤，北京政府共授予了30人上將軍頭銜，其中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仍在世的計有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齊燮元、閻錫山、馮玉祥、薩鎮冰、張懷芝、田中玉、張宗昌、王承斌共12人，至1937年偽政權成立，僅只有齊燮元一人投降叛國，佔比僅為8.3%。

　　出現這種狀況和日本的對華政策有關。日本組織偽政府，就是企圖拉攏「德高望重」的前高官收買中國人心，企圖減少中國人民被佔領被殖民的不良感觀，這基本需要文官出面維持，而用武力去鎮壓中國人民反抗的基本是日軍自己。雖然日本也曾支持偽政權組織治安軍，但終究提防中國人，因而所需武官並不多。況且據武官本身的職位性質來講，相對要求將領年輕化而排斥特別年老者。

　　三、未投敵與投敵原因分析

　　對於這些原北洋政府的軍政要員，有無民族氣節當然是其選擇是否賣身投敵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除了這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值得分析。

　　（1）部分未投敵者本身在抗戰之前就無心政治。

　　部分人早在抗戰前多年即遠離政治，本身對政治即心灰意冷，不僅是日本人，即使是國民黨時代也受當局拉攏出山為官。陳宧從1916年即退出政壇一直到其1939年去世這23年期間，一直隱居北平東不壓橋私邸，「閉戶息報、日看一卷書以自遣，暇則吟詠以鳴其悲憤,著有《念園詩鈔》十餘冊」，從而未與聞政治。

　　張國淦在國民黨北伐后也開始醉心於學術，在國民黨時代和抗戰期間，張在北京居住多年，從事地方志的收集和研究。考訂了全國地方志近萬種，從秦漢方誌到明清方誌，積成稿本300萬字。其中，從秦漢至宋元的方誌考訂稿約70萬字，成《中國古代方誌考》。

　　（2）部分投敵者有維護地方治安的先例和投敵心理。

　　原步軍統領江朝宗在擔任偽北平維持會長時早已退出政壇多年，且已76歲高齡，按理說應該無多少爭權奪利之心，而且擔任偽職5個月即去職。江朝宗在北京政府時期擔任北京步兵統領，負責維護首都治安，在軍閥混戰於北京期間，其有多次出面維護北京治安的先例。

　　同樣在1938年出任山東偽濟南維持會會長的馬良，在1928年日本佔領濟南期間就有出任維持會長的先例。此後國民政府並未制裁馬良還於1932年給了馬良一個軍事參議會參議的職位，1935年1月升任馬良為陸軍中將軍銜。國民政府的這種行為必然對馬良本人和其他政客產生一定的示範作用。

　　偽中華民國實業部長王蔭泰在抗戰勝利后寫的自白書中就辯稱：「偽組織主腦幹部大都以維護地方元氣、減少人民苫痛為主要目的。歷年以來，對敵人之舉動不利於我人民者，莫不抗爭，故自信絕無有利敵偽禍國殃民之舉。」

　　當然這種維護地方元氣的論調在當時的投敵者中很流行，總體來說這種心理成為很多投敵叛國者的一種自我道德安慰，這並不能改變他們投敵賣國的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