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中產階級的關鍵不是「殺富濟貧」

　　優質民主的社會結構就是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

　　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標。之後，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會」的概念。90 年代以來，在一部分人首先進入小康社會之後，執政黨又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和政策。十八大之後又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列為「四個全面」之首（另外三個「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實現法治建設和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小康社會」從其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執政黨的中產階級觀。人們目前所看到的中間力量就是這些連續政策目標的產物。

　　儘管政策方向很明確，但諸多原因使得中國離一個「全面小康社會」還很遠。儘管和日本與東亞「四小龍」一樣，也在數十年時間裡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但從實現中產階級社會的方面來看，中國並沒有很成功。如前面所討論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濟起飛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來，但中國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後，中產階級的規模仍然很小。這裡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政策改革進步緩慢，缺少有效的社會保護機制。改革開放政策培養出了一個中產階層，也使得數億人口脫離貧窮，但很顯然，國家既沒有保護中產階級的有效機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經脫貧人口重返貧窮的有效機制。

　　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創造財富的最有效機制。市場機制可以產生一個中產階級，但市場機制不能保護這個自己培養出來的中產階級。在歐洲社會，保護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保障、醫療服務、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政策是歐洲社會主義的產物。從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現在人們所看到的比較符合人性的資本主義，不是資本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社會主義保護了資本主義。不難發現，在西方，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往往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結合得好的社會。市場經濟為社會創造財富，而社會主義保護社會。

　　一句話，一個被保護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是發達國家社會穩定的基礎。實際上，保護中產階級始終是市場經濟社會政府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任務。在西方，因為選舉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須採取有效的舉措來保護中產階級。也同樣重要的是，資本擁有者也認同這一點，因為一旦社會失衡，社會秩序遭破壞，資本的正常活動就會成為問題。

　　中國的情況又怎樣呢？沒有市場經濟的引入，很難想象人們所看到的財富。一些人現在看到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就開始懷疑市場經濟，這並不公平。中國的問題並不在於市場機制的引入，而是在於缺乏社會保護機制。市場經濟發展了，但諸多社會政策包括醫療服務、社會保障、教育、房地產等要不就是建設力度不夠，要不就是沒有建立起來。更為嚴重的是，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因為GDP 主義的盛行，中國各級政府往往和資本結合通過破壞社會來完成GDP 增長的任務或獲取暴利。諸多社會領域例如醫療、教育和房地產，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國往往成為暴富領域。

　　因為缺少社會保護，中間力量不僅不能像經濟增長本身那樣得到成長，而且沒有任何生存和發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輕易使得今天的中產階級在明天就演變成為貧窮階層。同樣，已經脫貧的階層也容易重新淪落為貧窮階層。實際上，除了體系內部佔據重大戰略地位的少數階層之外，任何階層都隨時可以演變為貧窮階層。

　　除了上面多次強調的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建設，中產階級的成長還需要有效的勞動者收入政策。要走上鄧小平所說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勞動者工資很重要。中國社會群體收入差異很大，很分化。正如上面所討論過的，通過國家的二次分配方法並沒有見效。二次分配當然需要進一步改善，但如果過分強調二次分配，就會走上一條「殺富濟貧」的道路。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貧窮社會主義已經證明為失敗，也不是有效的選擇。比較有效的選擇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是一次分配過程中最為關鍵的。殺富濟貧是通過革命奪取財富，不是創造財富。貧窮社會主義也只是對現在的富裕者進行剝奪，對貧窮者本身也沒有利益。「勞動致富」是整個中國社會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則，也是基本社會正義的來源。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只是這樣一個事實的結果：少部分人得到了與其勞動不對稱的過高收入，而大部分人沒有得到與其勞動相對稱的收入。

　　廉價勞動力導致勞動者收入過低，中產階級難以形成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勞動者的廉價勞動力成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優勢。正是這種廉價勞動力優勢促成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但是，當這種優勢發揮到極致而不能及時實現優勢轉型的時候，比如到今天，廉價勞動力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劣勢，也有力地阻礙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少數人，主要是廉價勞動力的組織者和使用者，包括資方（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無論是民間資本還是國家資本）因為獲取了過度的利潤而暴富，成為消費過度的一個群體。但是廉價勞動者本身，收入過低，最低消費甚至嚴重不足，遑論各種社會福利。在大多數人沒有致富的情況下，建立消費社會自然非常困難。建立消費社會就必須制定有效的社會政策和確立社會制度，包括醫療、社會保障、教育等等，沒有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們有了錢也不敢消費。這一點人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只需行動。但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勞動者收入。不能從勞動獲得相應的收入，人們就自然不會有消費能力。

　　一味依賴廉價勞動力也已經使得中國的產業升級困難重重。資方過度剝削勞方，通過壓低勞動工資就能賺取巨額的利潤。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方根本就不會有動力去提高技術和改進管理水平。過度剝削勞方尤其表現在外資企業。大量的外資到中國動機很單純，就是要利用廉價勞動力。早期還有廉價的土地，現在土地價格上去了，只剩下廉價勞動力了。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開始使用農民工，到現在還在使用大量的農民工。這表明什麼？表明這三十多年裡，沒有任何技術上的進步，也就是沒有產業升級。而亞洲「四小龍」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已經不是優勢，而是劣勢了。同時，大量廉價勞動力工廠的存在也使得勞方沒有動力來提升自己的技術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區，農民工就能打敗大學生，前者甚至比後者更有競爭能力。這是一個國家畸形經濟結構的結局。

　　參考其他地區經驗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這些問題因為和廉價勞動力有關，必須也只能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使得勞動力不再廉價來應對和解決。中國要從發達經濟體學習經驗。在任何國家，資方不會自動提高勞動者工資，壓低勞動者工資是資本的本質。在西方先發達國家，長期的勞工運動，或者工人階級運動在提高勞動者收入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資方和勞方的長期互動，主要是後者的抗爭，西方發展出了很多勞資談判制度，而政府亦介入其中。因為有民主（選票）的壓力，政府不能簡單地站在資方一邊，因此成為了協調者。勞動者工資的提高更促成了資方通過技術創新和提高管理水平來增加利潤。沒有勞方的壓力，技術進步不會那麼快。亞洲經濟體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日本是第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國家。上世紀經濟起飛之後，政府實行了有效的工資倍增計劃，再加上日本企業「終身雇傭制」，在短短几十年內成功培植了中產階級社會，使得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社會之一。日本之後，亞洲「四小龍」是當時收入分配最為公平的經濟體，它們也通過不同方式成功培養中產階級，建設消費社會。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主要是通過大力發展中小型企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建設社會保障制度而達成。在新加坡和韓國，政府也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國家工資理事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會主要由勞方、資方和政府組成，根據經濟發展情況而制定勞動工資水平。政府的這種主動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樣的勞工運動，既保證了社會穩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為產業升級造就了有效的壓力。

　　中國儘管現在也想提高勞動者工資。中央政府已經制定了最低工資制。但很顯然，這方面的阻力非常之大。不僅資方反對，連地方政府也反對。儘管近年來，對提高勞動者收入的討論多了起來，但沒有出現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實現勞動者收入提高的目標，政府可能必須重新考慮工會的作用。如果政府還繼續站在資方一邊，幫助資方壓低勞動者工資，那麼在勞動者、資本和政府三方之間，力量就會繼續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從長遠看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尤其是可持續的發展。道理很簡單，經濟的發展應當依靠的是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為地壓低勞動者的工資。

　　提高勞動者收入，會產生幾個「有利於」。第一，有利於減少基於廉價勞動力之上的出口，實現國際經濟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繼續依賴於廉價勞動力，而應當是提高技術，來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於消費社會的建設，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找到新的資源。第三，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國有企業過大、壟斷，而民營中小企業不夠發達，等等。要提高勞動者收入，國家就必須從結構上下功夫。第四，有利於技術提升和產業升級。如前面所討論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壓力，資方就不會有足夠的動力來提升技術，通過增加附加值來創造利潤。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企業家光考慮著如何通過剝削勞動者而獲利，那麼這個國家就不會有進步。實際上，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在於技術創新。第五，也是更為重要的，有利於實現「以人為本」的社會建設目標，從而實現社會公平，為社會穩定打下堅實的基礎。對大多數中國百姓來說，「以人為本」並不抽象，實現鄧小平當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人本社會。

　　如果認識到中間力量是優質民主的基礎，那麼中國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確的方向，也不難回答諸如改革什麼、為什麼而改革、怎樣改革等問題。要培養中間力量就必須繼續創造財富；要創造財富就必須深化市場化改革。但同時必須加快社會改革，確立社會政策，保護社會。只有這樣，中國社會才會保持繁榮穩定，並發展出一個可以持續的自主社會秩序。當然，這樣一個自主的社會秩序也是執政黨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

　　——摘自鄭永年論中國系列之《中國改革路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