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史：47中紅衛兵憶「陽光燦爛的日子」

轉載：紐約時報中文網



出身媒體人家庭的沈雲彪是北京四十七中最早反對「血統論」的學生之一。1966年夏天，當那副鼓吹「血統論」的對聯出來以後，四十七中的紅衛兵把這副對聯貼在學校的食堂門口。沈雲彪當時就對這副對聯加以補充，上聯加註了「未必」，下聯加註了「可能」，橫批則改成了「方才正確」。

因此，這副對聯變成了「老子英雄兒好漢，未必。」，下聯則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可能」，橫批則被改為「方才正確」。沈雲彪用紅紙將這些加註貼在對聯下面，落款是「紅色近衛軍」。

等到中午吃飯的時候，很多同學就駐足在食堂門口的對聯處，指指點點，評論，當時，沈雲彪想看看同學們的反應，就在現場，有兩個初中的女學生還相互發問，「方才正確」是什麼意思。

很快，針對這副加註的對聯，大字報鋪天蓋地地進行批判，理由之一，說「紅色近衛軍」是由一些「黑幫份子、走資派、地富子弟」組成的；理由之二是針對對聯寫作者的動機，說「反『血統論』的實質是由其階級本性決定的」。

「現在人們一提『血統論』，馬上會聯想到種族主義，聯想到納粹，」沈雲彪說。

「但實際上，在文革期間，『血統論』是被公開鼓吹的一種先進思想，並且，這種思想一直沒有得到根除、清算。」

家庭遭遇變故

「父親的人生經歷非常坎坷，1949年以前，他在上海、浙江等地工作過，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報社記者，實際上是地下黨員，」沈雲彪解釋說。「1949年以後，針對那些曾經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地下黨員、間諜、特工人員，毛澤東有過一個『十六字方針』［編註：關於十六字方針，一直眾說紛紜，在已公開的官方材料中未見提及］，叫『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實際上是逐步將這批人從新政權裡邊緣化，而我父親正好屬於這批人之列。」

1949年以後，沈雲彪的父親在《東北日報》工作，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他因為在上海工作期間曾經和胡風過從甚密，受到政治審查。一年以後，審查期限結束，沈雲彪的父親僥倖通過了組織考驗。

父親雖然最後沒有出事，但沈雲彪的母親卻非常恐懼，擔心在政治上受到牽連，於是，她和父親劃清界限，兩人在1958年離異。離婚以後，母親帶著尚未成年的四個孩子回到北京，而他的父親則獨自留在了東北，一個完整的家庭從此分崩離析。沈雲彪說：「那時，父親和母親對共產黨其實都是非常忠誠的，他們都是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母親一生也很坎坷，直到年老以後，才從她的共產主義信仰中徹底解脫出來，並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

在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沈雲彪的父親被人舉報有「反黨言論」，再次被劃為「右派」。在沈雲彪眼裡，和母親的離異以及政治上接二連三的打擊，徹底擊垮了父親的意志，這一次，他再也沒有能夠振作起來。1961年，沈雲彪的父親便去世了，臨終前，他向單位的黨組織提出申請，希望能夠「摘掉『右派』的帽子」。他的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但「摘帽」后不久便去世了，離世時年僅41歲。

沈雲彪去東北參加了父親的追悼會，並將父親的骨灰帶回了北京。「當時，我們不知道怎麼安置父親的骨灰盒，只好把它放在空間本來就很狹小的家裡。實際上，我們都把父親的骨灰當作不祥之物，因為他是一個『右派』分子，這會影響到我們這些子女的未來前途。而且，家裡放著一個死人的骨灰盒，子女們也非常害怕，都不敢一個人獨自呆在家裡。」沈雲彪說。

沈雲彪的父親雖然被「摘了帽」，子女們也跟著已經和父親離異了的母親一塊生活，但是，打斷骨頭連著筋，這並不能完全左右周圍人們、特別是同學們對自己家庭出身的歧視。因此，父親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成為一個不祥之人，於是，在一個冷清的傍晚，沈雲彪把父親的骨灰盒用布包起來，乘坐一輛公交車出城，把它扔在了人跡罕至的荒郊野外。「扔掉以後，我如負釋重，就好像壓在心頭的包袱一下子就消失了，」沈雲彪回憶。「等到我年老知事以後再去尋找父親的骨灰盒時，那裡早已是物是人非。當年一片荒涼之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至於父親的骨灰盒，早已不知所蹤，這是我一生中最難以釋懷、最無法原諒自己的一件事情。」

與工人農民「同仇敵愾」

1966年，沈雲彪就讀於北京市四十七中高三班（俗稱「老三屆」），文革一來，四十七中和北京其他學校一樣，校長、老師以及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都被批判，四十七中紅衛兵們在文革期間的表現在全北京的各中學都算赫赫有名。

四十七中有一位女校醫，姓謝，老家是四川的，人長得非常漂亮，而且還是個姑娘，沒有結婚，但是，她出身於一個地主家庭。在「破四舊」期間，她的母親可能在四川老家受到批鬥，到北京來投靠女兒，老太太到學校以後，就向那些紅衛兵學生打聽女兒的情況。

當時，每個老師的家庭成分在校園裡都是公開的，哪個老師什麼成分，哪個老師出身於「黑五類」家庭，學生們都能如數家珍，因此，這些紅衛兵就反問老太太，和謝老師是什麼關係。老太太完全沒有戒心，如實地告訴這些紅衛兵，說是她母親，到學校來找她。紅衛兵一聽，明白了，原來她就是那個地主婆？！於是，就開始對她推推搡搡，在推搡過程中，把老太太隨身攜帶的一個布包袱給弄地上了，包袱里掉出來一把剪刀。這還了得！這些紅衛兵們開始起鬨，說，喲！還帶著兇器，還打算搞階級報復。這樣，就更激起了紅衛兵們的革命怒火，圍觀同學都義憤填膺，三拳兩腳就把老太太從學校大門口打到校門外的石橋上。這座石橋有三米多高，橋下面是一條水溝，主要用來排洪，平時水溝里沒水，卵石密布。紅衛兵們直接把老太太從三米多高的橋上推下去，並用石頭砸她，老太太當場就死了，被石頭砸得腦漿迸裂。

四十七中從此成為謝老師的傷心之地，後來，再也沒有學生見過她。

四十七中校址緊臨京密運河，有一位美術老師，年齡在五六十歲上下，因為無法忍受紅衛兵們的批鬥和羞辱，就跳京密運河自殺了。還有「活埋」老師的，所謂的「活埋」，就是把人的身子埋上半截，然後，往他（她）的頭上、身上撒尿、吐痰玩。「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文革初期的『紅八月』期間，那時，誰都覺得打人、污辱老師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沈雲彪說。

除了在學校里進行「文化革命」，紅衛兵們還去校園以外的社會去「破四舊」，一開始是紅衛兵自己鬧、自己折騰，等到小有名氣，一些農村或工廠的人就來學校，請學校的紅衛兵去支持當地的「文化大革命」。

沈雲彪就參加過這樣一次批鬥會。有一次，門頭溝一個大煤礦的工人來到四十七中，說煤礦的「保皇派」壓制工人搞文革，煤礦的文革搞不起來，讓紅衛兵去煽風點火。

於是，紅衛兵很快召集了二三十個人，開著一輛美國製造的破道奇卡車（學校校車），一路浩浩蕩蕩地向門頭溝出發。「沿途的風光特別美，二三十位少男少女坐著敞篷卡車，一路上唱著紅色歌曲，去支援工人階級的革命造反運動，我覺得非常浪漫。」

沈雲彪回憶當時的心情。途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因為心情舒暢，沈雲彪還領唱了一首《勘探隊員之歌》，但是，一個美麗的小姑娘馬上就制止了他，說這個歌太小資情調，缺乏革命激情，沈雲彪還覺得特別掃興。

到達煤礦以後，那些搬救兵的工人就一一向紅衛兵介紹，挨個兒點名，誰是黨委書記、誰是礦長、誰是工會主席，誰是個什麼情況，另外一個人又是什麼情況，哪些官員壓製革命群眾，逐個兒說明情況。

「我們也沒有進行實際的調查，那時根本就談不上什麼調查，當時的口號是『紅色恐怖萬歲！』，因此，到了以後，稍稍喘了口氣，馬上就開批鬥會。」沈雲彪回憶。

批鬥會在煤礦的大禮堂進行，一開始還是觀點辯論，支持煤礦領導一方的人和這些從學校下去的紅衛兵都拿出毛澤東的指示，來佐證己方的立場和觀點，後來，紅衛兵乾脆就不再費口舌，直接上去就打人。比如，有一個工人，有人指控他是流氓，台下的革命群眾就紛紛要求他交待問題，是怎麼耍的流氓？！這位工人說他喜歡哪位姑娘，想X她！紅衛兵就上去，掄起板帶就抽他。

當時沈雲彪心裡暗想，這工人真不要臉，還真敢說。實際上，工人們平時下礦井幹活，哪裡有什麼理論修養，無非是心裡怎麼想，嘴裡就怎麼說。

還有一位工人，也是被指控耍流氓，他說自己不是流氓。紅衛兵就說他在狡辯，態度不端正、不老實。上去就是一頓狠揍。另外還有走資派、貪污犯，也都是這樣羅織罪名，一一受到批鬥。那一次，一共批鬥了十多個人。打人的時候，台下圍觀的革命群眾就歇斯底里地高喊口號，烘托革命氣氛。

還有一次，發生在南安河村，當時，這個村的貧下中農也到四十七中來搬救兵，說他們村裡的地富分子翻天了。這一次據說打死了至少十多個人，釀成了一樁慘案。

後來有人報了警，海淀分局的警察出動了二十多輛摩托車，畢竟，打死了人要抓兇手。村裡民兵和學校下去的紅衛兵同仇敵愾，相互保護，不讓警察抓人，雙方僵持不下。警察便向上級彙報，上級很快轉達公安部的指示，說「毛主席有指示，紅衛兵的行動要支持，如果有過激的行為，要耐心說服」。實際上是沒有授權警察現場抓人，從而束縛住警察的手腳。

警察在狼狽之中撤走，臨走，那些摩托車還被紅衛兵把車牌給卸掉了，紅衛兵們歡呼：「毛主席萬歲！」，回到學校以後，那些參與的同學還繪聲繪色地描繪當時現場的情景。

「後來，我曾經遇到過一位南安河村的年輕人，當時我想了解在那場慘劇中到底打死了多少人，但那個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村裡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沈雲彪說。

反「血統論」

隨著文革的深入，那些一開始鼓吹「血統論」的高幹子弟的父母們相繼出問題了，昨天還在狂熱地主張「血統論」的同學，今天一看態度變了，不吱聲了，參加批鬥會也不積極了，一猜就能猜中他家裡肯定出現了變故。一開始，是一個兩個，陸陸續續是七八個，到最後，發展成一個普遍現象。

於是，沈雲彪說，這些幹部子弟就慢慢地墮落了，變成了頹廢派、逍遙派，所謂的墮落，就是不再參與和介入批鬥活動，實際上，他們的父母一旦出事，他們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於是，他們就開始貪圖享受，不再有革命激情。

墮落的表現之一，就是下館子，文革期間，北京最有名的飯店就是莫斯科飯店，俗稱「老莫」。另外還有兩家有名的飯店，一家叫四川餐廳，另外一個是晉陽飯店，在虎坊橋。這三家飯店是當時北京最有名的飯店，也是那些老紅衛兵（高幹子弟）經常光顧的地方，能經常出入這些飯店同時也是身份的象徵。

另外一個表現就是「拍婆子」，追女孩子，談論、評論女人，比如，評選最美校花，或者評選北京最美公交車售票員，只要消息一傳開，全北京的紅衛兵都去乘坐那輛公交車，就是為去看那位最美女售票員，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是1968年，文革已經進行了兩年。

母親受到審查

「母親在新華社工作，她經常會帶一些報紙或雜誌回家，甚至偶爾還有香港發行的報紙，它的新聞內容全部用繁體字書寫，我因此得以開闊視野。」沈雲彪說。

當時，信息來源是非常閉塞的，連《參考消息》都屬於內參，只有十三級（地師級）以上的幹部才有資格閱讀，所以，如果有同學能從家裡面帶一份過期的《參考消息》，說明他父母的官銜至少是地師級以上。

沈雲彪所在的班級，一共四十多位學生，能夠有機會接觸到《參考消息》的同學約有5~10人，有一位同學經常帶《參考消息》到學校來。而沈雲彪的母親因為在新華社工作，她必須每天都要熟悉國際、國內的最新消息，因此，消息源比較廣，她經常會帶一些過期的《參考消息》回家，比如，用報紙包一些資料，或者需要在家裡加班工作，等等。

沈雲彪有時就背著母親偷偷地拿這些過期的《參考消息》到學校去，「有時是貪圖虛榮，有時純粹是為了顯擺，更多的時候是兩者皆而有之，這其實也是一種特權，我們學校工農子弟比較多，他們根本不可能接觸到《參考消息》。有時，母親甚至還會拿一些香港報紙回家，這些報紙信息量超大，總有會有一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就好像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突然照進了一束光線。」沈雲彪說。

等到了1968年，隨著黨內牽出一個「61人反黨集團」，各個單位上行下效，開始審查單位內部可能潛藏的叛徒，於是，黨內又颳起了尋找叛徒之風。1949年以前，沈雲彪的母親曾經在廣東工作過，當時，廣東還屬於國民政府統治區，她因此結識了許多廣東的地下黨員。

1949年以後，這些人成為新政權在廣東的幹部力量，1968年，他們因「叛徒嫌疑」受到政治審查。沿著這些線索，廣東方面一路追查到母親所在的新華社。沈雲彪回憶，「那段時期是我們家最緊張的時期，因為母親是整個家庭的主心骨，我們這些子女非常擔心她出事，因為那時家裡已經被新華社的造反派給抄了，大都是新華社的年輕人，我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後來，母親被下放到山西的『五七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