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銳：嫖宿幼女罪存廢 紛爭背後的真憂慮

　　嫖宿幼女罪的公共爭議，不僅是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體適用等法律專業問題，更多還是基於各地頻頻爆出的官員權貴性侵幼女案，及司法機關處理相關案件的程序瑕疵、角色錯位以及態度偏袒，這才是罪名存廢所無法完全釋解的社會情緒。

　　嫖宿幼女罪，一個具體刑法罪名在全國「兩會」被聚焦，已經很有幾個年頭了。全國人大代表、長期聚焦於取消嫖宿幼女罪的中華女子學院孫曉梅教授日前透露，「去年以來，實踐中嫖宿幼女罪已基本不再使用」，全國人大法工委在對其的答覆中表示「將在有關刑法修改工作中認真研究廢除嫖宿幼女罪」。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高調錶態，「完全贊成廢除嫖宿幼女罪」，朝野呼聲匯聚，罪名廢除似乎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了。

　　「嫖宿幼女」這個語境猥瑣的詭異表述，進入中國法律範疇的路徑，非常具有時代特色，甚至到現在為止，已經沒有多少人能說得清這個並不專業的辭彙究竟從何而來。據《南方周末》此前的梳理報道，「嫖宿幼女」第一次登堂入室源自1986年《治安處罰條例》的誕生，隨後1997年《刑法》修訂時，該說法被沿用，但其卻並非嚴肅的法言法語，更多是口語化的習慣用詞。「嫖宿」與「幼女」的結合，所給予公眾的第一印象，除了法律判斷，更多還是傳統道德評價—— 道貌岸然之士猥瑣陰暗、辣手摧花，而且對幼女及其親屬附加了不當的道德評判。加之近年來頻頻爆出的相關案件，涉嫌犯罪主體的權貴色彩，也加劇了這個刑法罪名在社會層面的尷尬。

　　很難說，公眾對於嫖宿幼女罪的不滿，有多大的比重是源自上述字面意思的不恰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以類似「與未成年人性交罪」的表述進行罪名概括，是否會減少一些爭議？客觀來說，圍繞嫖宿幼女罪的存廢爭論，上述一定程度上的純字面理解具有代表性，但越來越多的人對這一罪名緊追不放，重點還不在單純的罪名稱謂。公眾之於嫖宿幼女罪的憂慮，佔比重最大的還在於司法對相關案件的最終量刑，被認為較強姦罪更輕，尤其是出現某些基層官員涉案，較輕的量刑更容易被解讀為司法不公、偏袒權貴。

　　事實上，嫖宿幼女罪誕生伊始，曾一度被認為是在立法上加強對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舉措，因為嫖宿幼女罪的起刑點高於強奸罪，前者為5年，而後者只有3年。但同時，嫖宿幼女罪與強姦罪在最高刑上的區別，加劇了人們對司法偏袒、制度後門的擔憂。嫖宿幼女罪排除了死刑的適用，相較於強姦罪最高可處死刑的嚴峻程度，讓公眾有理由擔心，相關罪名威懾不足，而放縱有餘。

　　更何況，強姦罪中「姦淫幼女」作為加重情節存在，量刑範圍十年以上直至死刑，兩廂比較，更容易給人以此輕彼重的感覺。頗為詭異的，還有相關罪名所處的《刑法》不同章節，嫖宿幼女罪被安排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部分，而強姦罪等性侵犯罪所歸屬的刑法章節則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部。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不同位置與分佈，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立法初衷在所保護法益上的側重。

　　做好廢除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準備，目前僅有司法解釋的局面顯然還不夠，更嚴謹、更高級別的立法動作須予以配合。值得警惕的是，2013年的司法解釋在認定幼女時新增一個年齡檔位，突破以往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被認定為幼女的標準，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被害人」，給出了「身體發育狀況、言談舉止、衣著特徵、生活作息規律」等主觀判斷性質的辨識空間。該條款所面臨的，可能不僅是具體案件的法庭細節爭議，更多還是法律層面對幼女保護的嚴厲程度拷問。接下來，與廢除嫖宿幼女罪同步的刑法修改，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被害人」的幼女認定，是否會沿用上述以身體發育狀況判斷的觀點，具體如何適用，有可能存在怎樣的問題，需要持續關注。

　　現在看起來，迫於多年以來的社會壓力與適用困窘，嫖宿幼女罪的廢止應當說箭在弦上，2013年10月，多部門聯合下發的《關於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規定「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與自己發生性關係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係的，均以強姦罪論處」，事實上已經壓縮了非常大的「嫖宿幼女罪」適用空間。此後一年多的司法實務中，各地涉及姦淫幼女類案件的法律適用，已經基本不再適用嫖宿幼女罪，轉而按《意見》要求以強姦罪論處，嫖宿幼女罪的名存實亡基本上已是既成事實。

　　事到如今，除了一起倒數、靜候這個罪名正式步入歷史，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則是：廢除嫖宿幼女罪之後，公眾此前因嫖宿幼女罪引發的普遍性憂慮，是否就此消散？刑法中再沒有「嫖宿幼女」這樣的字眼，相關案件以強姦罪論處，或新增其他性侵未成年人罪名以規制，司法在處理具體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表現，是否足以消弭公眾隱隱的擔心？現成的例子是，四川邛崍兩名男子2013年因嫖宿幼女罪被捕，檢方最終以強姦罪起訴，被視為首例廢止嫖宿幼女罪案例，但日前法院給出的有期徒刑5年判決還是引來一些爭議，有網友認為具體量刑與此前嫖宿幼女罪的最輕刑期沒有分別。

　　從一開始，嫖宿幼女罪的公共爭議，便不僅是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體適用等法律專業問題，更多還是基於全國各地頻頻爆出的官員權貴性侵幼女案件，以及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案件過程中的程序瑕疵、角色錯位以及態度偏袒，給人以某種司法不公正的固有印象，這是罪名存廢所無法完全釋解的社會情緒。重建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對法庭權威的尊重，恐怕還需要新一輪司法改革「以審判為中心」、回歸司法屬性、捍衛司法獨立的多元努力，以及最終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