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漢奸」帽子為何一直沒能摘掉

在中共黨史上，對陳獨秀的定位歷經了幾次劇烈變遷，他曾經是「五四」運動總司令、中共中央總書記，但1949年官方文獻對陳獨秀的評價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改革開放30年來，這9頂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傾機會主義」。有學者認為，這頂帽子也應該摘掉，因為陳獨秀所犯的種種錯誤，很大程度上是共產國際錯誤指揮造成的，大革命失敗后又把責任強加在他身上。

對陳獨秀重新評價，並不僅是為之平反，更是為了還原他的人性本色。歷史學者羅志田寫道：陳獨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的特質，他不遷就任何人，他永遠是他自己。他一生用過38個名字，最喜歡的是「獨秀」，好友汪孟鄒說他這筆名取得太不客氣了，陳回答說，「獨秀」是他老家安慶的一座山名。

不滿馬林包辦行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高舉德賽大旗，成為「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胡適和陳獨秀兩位安徽人取代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位廣東人，開啟了「胡陳時代」。

如傅斯年所說，陳獨秀「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特別擅長把學理的表述改為大眾化的口號。陳獨秀的革命行為絕不僅限於口號，他推崇「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反清時，他曾參加蔡元培、章士釗等人的暗殺團；「五四」時，這位北大文科學長「獨立高樓風滿袖」，散發傳單，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試法」，在「五四」學者中絕無僅有。陳獨秀有一句名言：「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監獄與研究室是民主的搖籃。」他一生四次入獄，用行動實踐了誓言。

1918年陳獨秀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並任書記，隨後在北京、武漢、長沙、濟南等地進行建黨活動。

陳是當之無愧的建黨先驅，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卻不見其身影，這是為什麼？普遍的說法是，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爭取一筆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離開廣州，這筆款子就會落空。近年來有研究認為，公務繁忙只是陳獨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層次的心理原因是，陳不滿共產國際包辦一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本應先向陳獨秀建議，然後由陳獨秀出面籌辦、召集大會，然而馬林並沒這樣做，他在沒有徵得陳獨秀同意的情況下召開一大，以陳獨秀的倔強個性和獨立人格，這是無法接受的。據此推測，陳索性缺席。

一大后，陳獨秀回到上海，與馬林第一次見面就不歡而散，馬林剛表達完共產國際的意見，陳獨秀「霍」地站起來，說：「中共的工作，也無須樣樣依靠國際，我們有我們的獨立性。」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產國際多了一個東方支部。陳獨秀後來說：「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馬林提出給予中共經濟援助，這是陳獨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干，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鬧革命和打仗一樣，要害皆在一個「錢」字，初生的中共離不開蘇聯人的資助。據李達回憶，當時上海小組的經費都是稿費維持，因缺乏經費，《共產黨》辦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開，代表們每人150元的路費，還是由共產國際支付的。


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畢業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是陳獨秀。（圖片來自網路）

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拿陳獨秀當替罪羊

陳獨秀第一次違背自己的意願，屈服於共產國際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於共產國際紀律，他同意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這種方式實現國共合作。陳獨秀歷來主張國共合作，但他堅決反對馬林提出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他說這樣「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可惜陳獨秀是一位當家作不了主的總書記。1991年蘇聯解體后，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兩天半一個。連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麼時候派什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麼等細節，都有明確指示。

陳獨秀四次提出讓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都沒能成功——不僅是共產國際反對，黨內也鮮有人支持他。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陳獨秀在政治局會議上建議退出國民黨，當時只有兩個人有反應，任弼時說：「是的呀。」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后，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默不作聲。陳獨秀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單獨談這個問題，鮑羅廷回答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

莫斯科不容許陳獨秀反抗，是因為當時斯大林認為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他認為「離開國民黨就是離開革命」 。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進入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在文章中回憶：「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即4月5日，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當然要馬上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製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對中央總書記的事實，好審判陳獨秀這個替罪羊了。」

1927年8月4日，共產國際兩名代表從武漢到長沙，找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易禮容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易禮容等人想不通，認為陳獨秀沒有叛變，又沒有退縮，大革命的失敗，很難說是陳獨秀一人的罪過，於是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蘇聯人回到武漢，在8月7日「八七會議」上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撤消易禮容的職務。陳獨秀當時也在武漢，但共產國際不許他參加會議，「八七會議」對陳進行了缺席審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

被解職之後，憋不住的陳獨秀始終堅持給中央寫信提建議。次子陳喬年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他雖認同父親的部分觀點，但他勸陳獨秀不要寫信了，因為中央里有人拿他的信「當做笑話到處宣傳」。陳聽了之後便不再寫信。

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已於當年7月就義，他是站著被國民黨劊子手亂刀砍死的，陳獨秀剛剛為革命失去愛子，卻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他的鬱憤可想而知。不久之後，陳喬年也被捕遇害。1928年春，鑒於陳獨秀的影響力，共產國際邀請他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陳獨秀斷然拒絕，他說自己沒有「萬方有罪在予一身」的雅量。


陳獨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圖片來自網路）

反對武裝保衛蘇聯，成立中國托派，被開除出黨

1929年7月，張學良以武力從蘇聯人手中接管中東鐵路，這便是著名的中東路事件，這一事件引發的連鎖反應直接促使陳獨秀被開除出黨。

中東鐵路是沙俄為侵略中國、控制遠東而在中國領土上修建的一條鐵路。十月革命后，蘇俄再三聲明歸還中東路主權，但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中東路事件發生后，共產國際立即作出強烈反應，指示各國共產黨要發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中央積極響應，頻頻發出宣言、決議和文章。陳獨秀按捺不住，再次提筆，於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評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他還提出了新的口號：「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用以代替「武裝保衛蘇聯」，因為這個口號「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不顧及民族利益」。一個星期之後，陳獨秀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評當時的左傾盲動路線。

中央嚴厲地斥責了他的信，於8月28日派人與陳獨秀談話，批評他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共產國際代表甚至以開除黨籍予以警告，希望他與中央保持一致。陳獨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在此期間，陳獨秀讀到蘇聯反對派領袖托洛茨基的著作，發現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敗前就公開指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基本路線的指揮錯誤，在革命失敗后又指出斯大林應當擔負的責任。陳獨秀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尹寬等人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中國托派。當時，共產國際正在國際範圍內掀起反托派鬥爭，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1月15日作出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12月10日，陳獨秀髮表了《告全黨同志書》，對中共中央開除自己的理由逐條辯解，認為大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支配，而自己因「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 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未能在黨內公開，但蔣介石通過偵訊部門看到了。他認為陳是一個「真共產黨員」，是最可怕的敵人，於是懸賞三萬大洋，仍以「共黨要犯」重點追捕。

被誣為漢奸，拒絕延安邀請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養的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車上，他先是談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卻遲遲不下來。看守員大異，催問幾次，發現陳獨秀正呼呼大睡，後來陳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何應欽傳訊他，他揮毫題贈「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傳訊畢，軍政部的青年軍人團團圍住他，向他索書紀念，他欣然應允，直到墨汁寫盡方才解圍。法庭上，大律師章士釗說：「他已經不是共產黨員，應該從輕處理。」陳獨秀說：「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其個人意見，並未徵求本人意見。」 「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

在獄中，陳獨秀的生活幾乎與在家中一樣，起初監獄不許他看書，他絕食抗議，獄方只能默許，他在牢房裡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比他小29歲的夫人潘蘭珍每日來探視，兩人行為親密，旁若無人。陳獨秀當時除了稿費沒有任何收入，在獄中開銷過大，多靠友人接濟。胡適凡經過南京，總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沒去，陳獨秀大發脾氣，胡適聽說后趕去說明和道歉，並按照陳提出的書目送去書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軍轟炸，陳獨秀被提前釋放。蔣介石派朱家驊去遊說，答應供給10萬元經費和5個國民參政會委員的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黨。陳獨秀嗤之以鼻：「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此時，陳獨秀的學生、托派分子羅漢也來到南京，請八路軍辦事處葉劍英、李克農等幫助營救尚在獄中的托派分子，並重提與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議。周恩來、林伯渠、王若飛、葉劍英等都作出了熱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張聞天代表中央對陳獨秀等表示出歡迎的態度。

恰在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當討論到是否恢復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問題時，王明聲色俱厲地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反對托派，不能仁慈手軟，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會後，康生即在《解放》周刊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誣指陳獨秀等是每月領取300元津貼費的日本偵探。接著，《群眾》和《新華日報》等也隨聲附和發表文章。許多知名人士對此困惑和不平，他們聯名致信《大公報》說：「對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代為表白……」

陳獨秀對漢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華日報》，他說：「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實憑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自此，陳獨秀將他與中共中央之間的門徹底關閉，再不開啟。

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

晚年，陳獨秀隱居四川江津，潛心研讀，冷靜思考，對於「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殘酷迫害黨內外人士的暴行后，陳獨秀再次發生重大思想轉變，他幾乎推翻了自己為之奮鬥一生的信仰。他寫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製的邏輯發展……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議會制度會成為過去，會成為歷史殘影，民主則不然也，蘇維埃制若沒有民主內容，仍舊是一種形式民主的代議制，甚至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

胡適給陳獨秀的評價是「終身反對派」，陳對此深以為然。縱觀其一生，從十六、七歲反科舉，到二十多歲反清廷，再到反軍閥，反孔教，反舊文學，反國民黨獨裁專制，再到反共產國際肆意干涉，反中共黨內的左傾盲動主義等等，他一生從未屈服。

強烈的叛逆思想和剛烈性格，使得陳獨秀在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中，始終站在風口浪尖，拋出具有預見性的真知灼見，也是這種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變通」能力，不懂韜光養晦，更不會玩弄權術。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說：「 陳獨秀不講假話，為人正直，喜怒形於色，愛說笑話，很詼諧，可是發起脾氣來也不得了。他認為可以信任的人什麼都好辦,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辦事不遷就。」 李達甚至說陳獨秀「具有惡霸作風」，有一次陳獨秀在看一位同志寄來的工作報告，看了最初幾行就「大發牛性」，摔了兩個茶碗，「我勸他看完再說，他才勉強看下去，看完后才覺得適才的動作是過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陳獨秀的政治思想無法順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黨內分裂。

魯迅是這樣評價他的：「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是外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陳獨秀晚年說：「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更頑強地說：「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1942年，貧病交困的陳獨秀在孤獨中去世，走完倔強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