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清軍花費6千萬兩白銀 慈禧僅捐款300萬

　　

　　資料圖：清朝江南製造局在製造西洋重炮。

　　「天朝上國」的可憐軍費

　　甲午戰爭前夕，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清廷感到情況緊急，遂命李鴻章迅速拿出辦法。1894年6月30日，李鴻章提出添募士兵、加強北洋艦隊等方案，並請求戶部撥款二、三百萬兩，以作軍費。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款子數目並不算大。要知道，整個甲午戰爭清政府共耗費五、六千萬兩銀子，而日本在6月以後，就已經有條件地陸續支出了額度約為4千萬兩銀子的預算外開支。

　　荒唐透頂的是，清政府一開始竟然僅僅拿出18萬兩銀子以充軍費。經過反覆商議，戶部最後也只答應負責籌措150萬兩。而這些錢只相當於甲午戰爭中，日本娼妓為支援戰爭捐出的數目。即便這樣，這筆錢直到戰爭爆發也未全部到位。

　　8 月14日，即戰爭爆發半個多月後，在嚴酷的戰場態勢逼迫下，戶部才提出4條籌餉緊急措施，即：一、停止工程；二、核扣俸廉；三、預繳鹽厘；四、酌提運本。 9月23日，戶部又提出另外4條籌餉措施，即：一、顏緞兩庫折價，著照成案再減一成，均案四成實銀開放；二、典當各商捐輸；三、茶葉糖斤加厘；四、土藥行店捐輸。上述措施，不僅見效慢，而且收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

　　最後，清政府只好向商人開刀，採用了一個新鮮名目叫「息借商款」，就是借錢付利息。過去籌集軍費，都是讓商人直接捐，這次有利息，一開始還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實效。但是，由於「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間募藉資金，對於清政府是一個新鮮事物。從上奏光緒皇帝「息借商款」，到最後大規模付諸施行，前後就花去數月時間。在全國推廣后，雖然有戶部奏准施行統一的章程可供依循，但各地的具體情況仍不盡統一，需要採取不同的措施應對。可以看出，由於平時沒有形成一系列規章制度，到戰時才提出方案，上下協商，白白浪費了籌措經費的寶貴時間。

　　即便如此絞盡腦汁，整個戰爭中，清政府從政府到民間籌集到的軍費也不超過3千萬兩銀子。反觀日本，整個戰爭中耗費約8千萬兩銀子，但其軍費預算高達2億5千萬日元，折銀1億6千萬兩左右。特別是在戰爭爆發時，中日同期籌集軍費的比例約為1 10。由於軍費緊缺，前線各路將士人心浮動，後方受調清軍延期開拔。更有甚者，一些將領為節約經費，把守軍從已經設防的軍事要地撤回。各地催款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北京，令清政府焦頭爛額。

　　無奈之際，堂堂的「天朝上國」最後只好靠借外債來應戰。其中主要是1894年11月、1895年2月先後兩次向英國滙豐銀行所借，分別為1千萬兩和1800多萬兩白銀。

　　清王朝缺錢嗎？甲午戰爭前，清政府年實際收入約銀7千餘萬兩，日本政府年則實際收入銀5千多萬兩。表面上看，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並不高日本多少。但據專家估計，中國國民年收入總量可達約銀30多億兩，清政府潛在的年財政收入總額可達約銀3億多兩；而日本卻幾乎沒有什麼潛在的財政收入可言。

　　還有，《馬關條約》要求中國賠款2億多兩銀子，其中的8千萬兩被要求在戰爭結束半年多的時間內就得付出。這些錢，清政府都拿了出來。那為什麼當戰爭來臨時，籌集軍費卻如此困難呢？

　　艱難背面寫滿落後與悲哀

　　清代前中期，各項財政收支均歸中央支配，地方政府只是扮演「代辦」角色。但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清政府軍費開支急劇膨脹，中央財政無款可撥，不得不讓各省自己籌款，並將部分財權下放各省。從此，各省開始截留稅收，隱匿地方收入，致使清政府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對全國財政的控制能力。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就只列厘捐、鹽厘等收入，而未列「土捐」等收入。至於厘金、雜捐的實收數量，各省隱匿虛報早已成為「潛規則」。因為有隱匿收入，所以各省無不有各種「小金庫」，如一個山西的善後局，不明來歷的餘款達幾十萬兩銀子。而在甲午軍費籌集過程中，地方疆吏卻對中央政府命令置若罔聞、互相推諉，甚至時時叫嚷財政困難，給人的印象是地方財政都陷入了危機狀態。

　　相對於地方督撫爭相充實「小金庫」不同，清政府的國庫卻空蕩得可憐。據歷史學家估計，甲午戰前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約佔國民總收入的3%左右，而日本的這個數據卻接近20%。

　　這是因為，甲午戰前中國的近代工業還剛剛創辦，且多是官辦企業，財政稅收仍以農業稅和人頭稅為主，主要的稅源是地丁、漕糧、洋稅、厘金、常稅、鹽稅等6項。地丁和漕糧，按照清朝定製，不便更改。關稅則被帝國主義控制，未經列強一致同意，想要更改關稅稅率難比登天。所以，清政府只能在厘金、鹽課和常稅中想辦法，財稅活動的空間十分有限。因此，在甲午戰爭前較長一段時間內，財政收入與潛在的財政規模之間的巨大差距，使清政府不能有效地集中全國的財力進行近代化國防建設，在戰時也缺乏足夠資金支持戰爭，由此對甲午戰爭的失敗結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缺乏近代金融機構與融資手段，也是令清政府面對巨額軍費籌措只能望「銀」興嘆的一大因素。日本在西學的過程中極為重視金融手段的借鑒。早在1877年，日本就嘗試發行公債進行戰爭融資。甲午戰爭中，其募集的公債達1億多日元，其中絕大部分是民間公募。1889年，日本擁有的銀行已達218家，類似銀行的各種會社有695家，共有資本3189萬元。這些近代金融機構，使日本政府得以順利地籌集到巨額的軍費。

　　然而，甲午戰前偌大的中國還沒有一家銀行，靠傳統的典當業、票號和錢莊，無法迅速有效地把社會閑散的資金集中起來支持戰爭。雖然境外銀行在華的分支機構已近50個，但全部控制在洋人手中。在軍情緊急、軍費不足的情況下，清政府不得不向洋人借款。「押款保台」、開鐵路、內地開礦、興商務工作，清政府開出了一系列優厚條件，以探詢西方列強的態度，英、俄兩國卻都以「嚴守局外」為借口拒絕借款。雖然滙豐銀行最後答應借款，但「乃乘隙獨專其利」，提出了許多更為苛刻的條件挾制中國。所借的幾百萬英鎊，不僅屢經反覆而後定，而且短時間內給付不到十分之一，其餘尚無定期，甚至不準清政府從其他銀行另借。但此時的清政府已經是飢不擇食，不論借款條件如何苛刻，只能委曲求全地答應了下來。

　　其實，很早就有英國商人說動李鴻章開設國家官方銀行，但數次都因遭到頑固派的反對而流產。直到甲午戰爭過後兩年，即1897年5月27日，「中國實業之父」 盛宣懷才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上海設立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正如盛宣懷所言：「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銀行，故兵餉萬萬，皆借本國民債，無俟外求。中國地大民富而無銀行，以官力借民債，雖數百萬亦吃力。」

　　借民債、借外債如此吃力，清王朝的統治者們卻依舊只關心自己的私利，沒有多少人全心全意地對待這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戰爭，更有甚者趁機大發國難財。當時據戶部奏稱，甲午戰爭期間慈禧的萬壽慶典，各衙門承辦工程差務等項共需銀 500多萬兩銀子，而在戰爭過程中，戶部給前線的兩次籌款卻只有250萬兩，還不到慶典支出的二分之一。戰爭中，翁同龢與戶部官員聯名奏請「停止慶典尋常工程」，慈禧太後顧及輿論，不得不下旨停止部分慶典活動，於9月24日「發宮中撙節銀300萬兩佐軍餉，制錢萬貫交直隸。」戰爭爆發后，前線的清軍總指揮葉志超數次致電李鴻章，述說清軍缺錢少糧的種種困難，請求朝廷速速撥款前往。但是，當日軍佔領葉志超防守的平壤后，卻繳獲金磚、金錠近100公斤，銀錠 500多公斤以及大量錢幣；繳獲的糧食足夠攻打平壤的日軍吃一個半月；各種物資總計價值達1千萬兩銀子。如此只顧一己之私、罔顧國家利益的腐朽政治生態，無疑讓清政府本已十分艱難的軍費籌集「雪上加霜」。

　　歷史的錯誤今天的鏡鑒

　　據統計，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平均每天消耗不到1億美元，在越南戰爭中平均每天消耗數億美元；在海灣戰爭中，平均每天的消耗一躍而升到十幾億美元；到了伊拉克戰爭，美國總共花費了1000多億美元，平均到每個美國家庭約為3000多美元。

　　可以看出，如今在信息化條件下，高額的戰爭消耗、高節奏的戰爭進程，使得軍費籌措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而繁重。要想在短時間內將雄厚的綜合國力、戰爭潛力，迅速轉化為戰爭能力，我們唯有汲取甲午慘敗的深刻教訓，對軍費籌集予以高度重視，在平時加強新型融資手段的研究和軍費動員潛力培育，完善組織體系和法律法規制度，並在適當時候組織金融動員演練，以便戰爭來臨時，能夠快速反應、高效運轉，用雄厚的資金為贏得戰爭勝利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如此，歷史的錯誤才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