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轉基因論戰，崔永元說的大都是錯的

崔永元在參與中國的轉基因論爭后，種種論點和作法，並不見得比他的論敵更講道理、更光明磊落、離「文革」更遠。

要做出代表「某國人觀點」的正式調查報道，採樣區間分佈、樣本量、採訪問題設計都不是崔永元自詡的「大街小巷流竄調查」方法那麼隨性
對「調查方法非常業餘」的評價，崔永元十分光火，在騰訊微博上回擊：「我的專業就是新聞採訪」、「請「財經天下」把我的採訪過程描述一下以證明『業餘』」。不過崔永元就學時的大學新聞採訪專業可能沒有開設統計學的導論課，所以崔永元的「專業素養」里可能也不包括一個基礎的統計方法常識：日常對話不必刻意講究，但要正式做出「某國人觀點如何」的調查結論或報道，採訪的樣本量、樣本區間、問題設計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隨機抽樣」自有數學上的規則，也不是「隨便」選三五家超市、「見了十幾個人，美國人華人都有」、再「隨便」問「你們吃/賣轉基因作物么？」。非營利性組織「國際食品信息委員會」（IFIC）在進行2013年《美國食品安全調查：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營養、健康的態度》調查時，依據2012年美國官方人口普查，以調查人群的性別、年齡分佈、學歷分佈、族群分佈和地區等變數配屬統計權重，對1,006 名年齡18—80歲的美國人進行問卷採訪。問卷結果顯示，對於「你擔心食品安全的哪些方面」這一問題，29%的消費者擔心病菌和污染問題，21%的人擔心製作過程，13%的人擔心添加劑和化學品，只有2%的美國消費者表示擔心轉基因食品。當調查者進一步提問「你會避免哪些食品」時，消費者更多關注的是食品中「糖」和「脂肪」的含量，只有0.5%的人表示會避免轉基因食品。對於現有的食品標籤，僅有3%的消費者希望標註轉基因信息。而在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調查中，87%的消費者表示生物技術（包括基因工程）不影響他們的購物選擇。引用諸如IFIC等權威機構的調查方法、數據，到底是不是崔永元說的「簡單又大尾巴狼的做派」，他自詡的「大街小巷流竄調查」方法是否真的可靠，實在是各人見仁見智的。

將專賣「純天然有機食品」的超市選為轉基因糧食銷售調查的樣本，即使不南轅北轍，也難有真正說服力

從崔永元的微博自述可以看出，他在調查轉基因作物的銷售狀況時，樣本選取其實幾無章法，甚至去一家「專賣有機食品」的超市詢問轉基因糧食銷售狀況。而眾所周知，「有機農作物」的生產過程對「純天然」要求到了極為苛刻的程度，「有機食品」的擁躉們不僅反對應用基因工程技術，連使用農藥和化肥都完全反對，完全要求糧食生產只使用人畜糞肥，甚至要求種植「有機作物」的農田不能有農藥及化肥殘留。有人這麼調侃「有機作物」支持者對基因工程的敵視：「如果按有機產業在轉基因食品標籤上的知情權標準的話，有機食物的標籤上起碼得寫上：含有人類糞便，可能含有致病性大腸桿菌或甲型肝炎病毒。」

將國內外不支持己方的輿論皆歸為「有智商沒良知」、「用心險惡」、「混淆視聽」，不見得比論敵離「文革」手段更遠

崔永元在參與轉基因論爭后，常常宣稱論敵——不管是實際的還是假想，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是「有智商沒良知」的、是「用心險惡」的跨國財團代言人。比如《經濟學人》雜誌對此事的報道被崔永元稱為「把中國的轉基因食品安全之爭說成是科學家和毛左的政治之爭，以博得美國知識分子支持，用心險惡」。崔永元還稱持「反對轉基因的都是毛左和紅二代」觀點者，「和近期國外某些混淆視聽的媒體的腔調一致」。當然如果那些是別有居心的、有海外背景的造謠的話，那2012年《南風窗》雜誌的一篇《元勛子女鬥法轉基因：無科學背景力爭話語權》報道就是最險惡的「國外勢力」使壞：「力倡轉基因應用的一方，大都是農業領域或生物技術科研方面的專家或機構，而反對的一方身份頗雜，既有綠色和平這樣的民間組織，更有被稱作左派的一些意見人物，最不可忽視的一個分支是元老派力量，他們都是一些元勛們的子女。兩個專業背景不十分對稱的陣營，一直在角逐話語權」。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大昉就是最險惡的「國外勢力代言人」：「我們一些具體的措施受到了他們的牽制，本來可以更快一點兒，結果他們在那兒攪和攪和，就慢下來了。這些人人數不多，能量不小，他們是鐵了心，不把我們扳倒不算完。」很難想象，如此一個熱衷當代「邪惡財團代言人興風作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觀點的人，在接受報紙採訪時，居然唾棄起「文革」手段來。

將美國政府和企業視為暗地試圖「擴張和控制別國」的邪惡霸權，這種陰謀論觀點在事實上就有錯

不僅國內外的反對輿論在崔永元眼中是「用心險惡」的，美國政府在他的描述中也是個典型的「邪惡霸權」。例如崔永元12月21日的一條騰訊微博就稱：「美國轉基因種植（包括大豆和玉米）都是有政府補貼的，非轉基因種植農民就沒有補貼。……政府補貼當初是孟山都為了遊說政府。……到了後期，這種補貼唯一的意義大約只在於：有利於美國生物公司向國外擴張和控制別國。」美國自1920年代至今的牽連深廣、演變多端的農業補貼立法和執行歷史，被正義的崔永元簡化成了美國政府夥同本國企業「擴張與控制別國」的奸計。姑且不論崔永元對美國政府——還有國會的立法者——的動機揣測是否正確，他的事實陳述一如既往地大有修正餘地：在美國，遊說「政府」（姑且認定美國國會也是「政府」）的農業利益團體中，有機作物、環保運動的支持者並不見得就比「邪惡」的出口商們實力更弱、聲勢更小。美國農業部的補貼項目中，「保育守護項目」（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環境質量激勵項目」（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的補貼就專供「環保作物」、「有機作物」種植者，轉基因作物生產商是無從染指的。美國一家專司監督財政狀況的非營利性組織「公布賬本」，2013年12月公布關於美國2008-2011財年農業補貼去向的調查報告，結論是這三個財年中，美國獲得25萬美元以上農業補貼的有10806個農業經營實體。在這份著重抨擊「權勢者扭曲補貼流向」的報告中，就點名指出了其中有「全美奧杜邦學會」這一頗有聲勢的、支持「有機」的民間環保NGO，利用在政界的影響，三年中獲取了近百萬美元的農業補貼。

2013年「不明病原體」的「驚人發現」，其實是承一個2011年流言的余唾

在崔永元參與轉基因論爭后，最令人驚嘆的舉措是12月20日和著名毛主義網站「烏有之鄉」的活躍供稿者陳一文一起，在「赴美調查說明會」向媒體公開「提供給美國胡伯博士的」、從轉基因大豆中發現的「不明病原體」「電子顯微鏡」照片。但這其實是2011年一個流言的繼續，其來龍去脈當時就被一篇果殼網的文章仔細梳理過：2011年2月，美國普渡大學的植物病理學退休教授頓•胡伯給美國農業部寫信，聲稱自己有「重大發現」。胡伯在信中表示，通過電子顯微鏡，他在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中發現一種未知的微生物。這種微生物類似真菌，卻只有中等病毒大小。胡伯還表示，這種未知的真菌狀生物不僅能讓作物患病，還可能導致家畜流產。胡伯還聲稱他通過電子顯微鏡拍到了這種「未知微生物」的照片，當時他卻不公開這張照片，不過當時就看過這張照片的植物病理學者保羅•文森利表示，從這張照片上無法確認拍到的是微生物還是人工的痕迹。此「發現」挑戰了諸多常識。比如這種微生物只有病毒大小，卻類似真菌。再比如此病原體可能可以同時感染植物和動物，而在人類已知的物種中，能做到這一點的病原微生物少之又少，但胡伯卻不闡述他發現的這種神秘微生物的致病機理。
「不明病原體」的「驚人發現」只有出處不明的照片支撐，全不提供實驗方法、數據、過程，對了解詳情的要求以推搪和抬杠回應
2013年崔永元和陳一文的「發現」，其實是2011年流言的繼續，而仔細爬梳崔永元和陳一文的相關言論，能看出這次「發現」比2011年的流言還要粗糙。崔陳二人公布的照片，據陳一文稱，「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科學家，在中國進口轉基因大豆中發現的不明病原體」，經2011年流言的主角胡伯確認后，「與在美國轉基因大豆、玉米與流產動物死胎中發現的新病原體相同」。而在這次中美反轉鬥士的配合中，中美雙方都不說明提供照片的「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科學家」是何許人、發現病原體的「中國進口轉基因大豆」是何品牌、哪一批次進口。除了幾張照片，可供學界和公眾研究、檢驗的實驗方法、數據、過程全部付之闕如。而那幾張照片，用普通光學顯微鏡拍攝「有機作物」完全也能拍出來：即使是「有機種植」的大豆，只消清洗得不夠乾淨，一樣能拍出大量奇形怪狀的微生物照片來。只用人畜屎尿施肥的「有機作物」，拍攝出獵奇的微生物照片的幾率甚至更大。而崔永元對「要求公布檢測方法和樣本」的回應，仍是推搪、陰謀論和抬杠：「胡伯先生提供的材料我們都帶回並轉給有關部門了。……胡伯先生沒給樣本，給了誰敢帶進來？無理取鬧。」「我不了解病原體，我覺得是何首烏基因片斷和動脈血在跨欄時的合成圖片。」

註： 本人不支持本文的全部觀點，但同意他的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統計學方法，中國傳媒大學如果以前沒有這門課，應該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