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政治現代化才能救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中國永不褪色的旗幟（共三篇）

既然不是特有的，怎麼能說現在的中華文化就不存在呢，我們繼承了西方人從我們這裡借鑒過去的東西，也就是說，起初是我的，後來被你學過去了，現在我又從你這學回來還是我的，很多科技就是這樣，能說中華文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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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在迴避這個問題,不敢正視他,這個科學制度,這個整體的結構,是由西方建立的,你學多少知識,吸收多少知識,只是在這個結構上吸收的,西方無論吸收多少東方知識,他是以自己建立的結構基礎上做出研究的,而中國現在並不存在以當年那個自己建立的結構基礎上的制度.他是在西方建立的制度基礎上去學習.

你無論說學習多少知識,也要看到中國最終採納了西方的這個科學研究制度,這個不是幾個零碎的知識可以矇混過去的,這個制度是最關鍵的.你說一千道一萬,中國文化存在,結果最終整體性的結構性的東西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建立的.

如果中國不存在這樣的文化，同樣也不存在結構性的完整的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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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別現在中國沒有,就來個西方也沒有.中國的古代的文明就是結構性完整的文明,中國在近代以前也始終在完善他.

西方的文化是從雅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從而進入希臘化時代,然後開始經院哲學,近代哲學,不列顛經驗主義,浪漫主義,功利主義.科學的研究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到後來哥白尼,培根,笛卡兒等建立科學化的研究,經過數十代的努力在笛卡兒后基本就建立起來這個科學制度.從而在這個制度基礎上,有了後來的眾多科學家.你說西方不存在,那是扯蛋.

[QUOTE=黑色戰士]既然不是特有的，怎麼能說現在的中華文化就不存在呢，我們繼承了西方人從我們這裡借鑒過去的東西，也就是說，起初是我的，後來被你學過去了，現在我又從你這學回來還是我的，很多科技就是這樣，能說中華文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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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在迴避這個問題,不敢正視他,這個科學制度,這個整體的結構,是由西方建立的,你學多少知識,吸收多少知識,只是在這個結構上吸收的,西方無論吸收多少東方知識,他是以自己建立的結構基礎上做出研究的,而中國現在並不存在以當年那個自己建立的結構基礎上的制度.他是在西方建立的制度基礎上去學習.

你無論說學習多少知識,也要看到中國最終採納了西方的這個科學研究制度,這個不是幾個零碎的知識可以矇混過去的,這個制度是最關鍵的.你說一千道一萬,中國文化存在,結果最終整體性的結構性的東西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建立的.[/QUOTE]
你的這個說法只是從某個角度看問題。比如說，每個文化是一個金字塔，下面是歷史，上面是現代，縱切下去，可以看到文化演變的歷史軌跡，這個是文化的時間外延。橫看，同一個時期都是由科技（生產力），制度（生產關係），思想（上層建築）等幾部分組成。這些橫，縱兩部分就組成這個塔的網狀結構，科技，制度，思想分別是其中縱向延伸的線。其他文化的金字塔（比如中國），在近代以後的建造過程中，都學習了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並把他們加入到自己的對應的延伸線中。於是有人說，你們在建造文化金字塔的過程中用了我們的線，因此，你的這個文化金字塔不是獨立的，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當然，他們的這幾條線的形成也是借鑒了別人的科技，制度，思想，但時間過去的太久了，大家都快忘記了，只記得最近發生的這次學習過程。雖然，這個金字塔現在還沒有完工，但西方的那個建造的巨大無比，其他的跟他比黯然失色，因此，人們對於他們的科技，制度，思想對於全世界文化金字塔建造的巨大貢獻深信不疑，至於更久遠的事，就沒有人願意提及了。

終於都休息了.好.

中華文明對歐洲的推動作用
            
      1956年，德國人古騰堡用活字技術印出第一部作品即《四十二行經》的第500年，這本僅存的聖經，以130萬英鎊的高價售出。不知這是否足以安慰一生苦苦追求財富而未得的發明家的英魂。有些人還將他列進「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之中。

   這無法不令我們想起另一位死後偉大、生前卑微的發明家――畢升。這位早歐洲400年就已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的平民，就連當時對他評價最公允的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也僅僅記道：「自馮瀛王（道）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版。」

   沒有技術推動的社會是無進步可言的，而沒有制度支持的技術創新是不可能長久的。著名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歐洲在技術和工業方面超過中國的時間是公元1450年。中國，「在公元2世紀至15世紀之間，這條線的走向顯然比歐洲的水平高得多」。他認為，不是一個因素，而是「一個有機整體，一系列的變化」使新的文明誕生了。15世紀是一個分水嶺：西方社會在技術上落後了整整2000年，這個時期突然躍起，趕上了東方。而這一切，印刷術的改進起了重要作用。

     6000年的人類文明史，已歷經三代。而這三代文明，都有一個明顯的技術標誌。

   第一代文明的技術標誌是鐵，由於冶鐵技術的發明，使得昂貴的青銅製器逐步淘汰。鐵犁的普遍運用提高了農業生產率；而軍事領域，鐵器使作戰能力大大提高。第一代文明的高峰是埃及文明。 第二代文明的技術標誌和推動力則是紙，它發明於中國漢朝。在此之前，中國的二千年文化的發達比不上兩河流域和埃及，但紙張發明之後，中國迅速成為文明的中心、技術和文化的主要捐獻國。紙張的出現改變了文化傳播的方向――普及化使家境稍次些的人也能讀得起書，因而它成為文學革命的界標。

   第三代文明的出現，其標誌則是印刷術。古騰堡的技術革新在歐洲引發了文化觸電――在此之前，僅有雕版印刷。印刷術經過歐洲的技術改良，迅速普及，使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得到印刷術的催化而大放異彩。它將文化從教會和貴族手中解放出來，為新思想、新作品的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促進了當時的文化繁榮。 技術的運用與發明，很大程度上是對已變化了的環境的一種反應。

   在本千年初西方社會已出現了許多緩慢的進步：農業增產導致人口增加，而人口的激增又導致了邊疆運動（反過來刺激農業發展）及商業的繁榮，而商業的發展又推動城市興起和手工業的興旺──這樣的一個急需發展的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只能寄望於技術的推動。

   在不需要技術的時代技術是無用的。最具說服力的是導致歐洲「農業革命」的「三圃制」，早在九世紀就已被發明，但它真正地被普遍運用則到十二世紀了。正是因為中世紀人口密度的提高，導致了土地效益遞減，從而必須對土地加以保養和更集約地利用，這種三年一輪的耕作制才在歐洲普遍推廣。 技術革命只能發生在需要它並且能利用它的地方。因為需要一台在遠洋期間保持精確度的計時鐘，西班牙懸賞一千金克朗，荷蘭懸賞十萬弗羅林，英國則出賞金兩萬英鎊，一直到18世紀，約翰

英國學者湯因比早年曾得出中國文明已經僵化並走向死亡的結論。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使湯因比深受震撼，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認識也重新定位，認為「中國模式」與「希臘模式」的結合是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尤其是其晚年更把發揚東亞文化乃至中國文明提高到對整個人類未來困境解決的高度，認為中國文明獨特的性質
正可以彌補西方文明的兩難癥結。中國的文明社會是伴隨著統一國家的建立誕生的，這個統一國家在歷史上不曾解體，而是沿著文明階梯前進的。中國建立統一的國家模式中有兩個方面的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作為中國傳統的儒家面對佛教的衝擊表現出寬容的氣度，形成了多種宗教與思想多元統一的文化；二是中國的統一國家深諳如何維持它並使其正常運轉的官僚層，以及可以不斷與補充這一階層的廣泛的生長中的階層相結合，從而維持了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政治體制。中國社會穩定持續的關鍵是道德政治。湯因比總結人類文化遺產得出儒學學說存在人道主義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明對於消除人類戰爭、重建人類與生物圈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義。湯因比晚年對中國文明價值與意義的反思體現了有責任感的思想家對西方發展危機的深思和憂慮，對於醫治現代西方文明癥結富有啟發意義。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真正含義
談談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
中華文明的過去和今天

文明的曙光（林毅夫）
(2005-7-28 16:43:37)
作者：林毅夫 　　  
　　眾所周知，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工業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時間，中國文化的成就，在當時世界上所有文明當中處於巔峰狀態，但是工業革命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滑，變成為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從鴉片戰爭到現在的160年時間裡，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探討，怎樣才能讓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得到復興。
　　　　　　　　　　　　　　　　　　　　　　　　　　　　　　　　　　　　　　
　　　　　　　　　　　　　　　　　　　　　　　　　文化撞擊與文化自洽
　　　　　　　　　　　　　　　　　　　　　　
　　要探討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就要探討中國在工業革命以後急劇衰落的原因。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國內外學者把中國的落後歸結為中國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認為中國要復興必須徹底剷除儒家文化的影響。這個說法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
中國文化跟中國現代化的關係到底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弄清楚何謂文化。不同的學者對文化會有不同的定義，我個人喜歡的是費孝通先生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器物層次，也就是生產、生活工具；二是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三是精神層次，即人的倫理、價值取向等。其實，這三個層次的劃分與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應起來看，器物、生產、生活工具是經濟基礎，而組織和倫理、價值則是上層建築。
　　一個文化體，在沒有外來文化撞擊的時候，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會形成一個自洽的實體。比如，在原始社會裡，生產工具是石頭，生產方式是遊獵，生產力水平很低，它的社會組織方式是公社，倫理、價值是公有。這樣一個上層建築或曰社會組織和價值標準，有利於發揮打獵時的規模經濟，以及克服因為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儲存給每個人的生存帶來的風險，所以與非常低的生產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後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由遊獵進入到農耕，由以石頭為工具進入到以銅器為工具，組織的方式進入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倫理、價值由原來的公有變為私有。這種轉變可以歸因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農耕的生產方式中，只要每個人付出努力，將來生產、收穫多少是可以預期的。所以，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組織和私有制的價值倫理有利於提高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
　　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衝擊，每個文化體應該都是器物、組織、價值三個層次自洽的實體，並沒有所謂的先進與落後的區別。只有當一個文化體跟另一個文化體碰撞了，才會有先進與落後之分。那麼，先進與落後到底是靠什麼來決定的？在上層建築領域，尤其是在價值倫理方面，很難說什麼是比較好的，什麼是比較差的。比如，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共有、共享，與農耕社會私有制里每個人為自己負責，到底哪個比較好？確實很難說。把人類文明分為先進的文明跟落後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也就是生產力水平。中國的文化從世界上最先進的變為世界上相對落後的，也正是由於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西方器物發明的突飛猛進，經濟基礎快速提高，而當時中國經濟基礎的提升卻滯后了。

　　　　　　　　　　　　　　　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經濟基礎
　　　　　　　　　　　　　　　　　　　　　　
　　因此，要講中國文化的復興，首先應該分析中國的經濟基礎有沒有辦法趕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基礎，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有沒有辦法趕上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作為經濟學者，我對於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也就是經濟基礎提高的可能性，是相當樂觀的。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術的不斷創新。而技術創新的方式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對於西方那些技術先進的國家，技術創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發明。而對於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落後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就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唯一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奇迹，其背後的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隨之縮小了。中國在1979年改革前後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在1979年之前，中國主張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9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此後的25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3%的成績。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裡，能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讓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與發達國家比較接近？對於這一點，我也比較樂觀。根據各種比較，包括人的生命預期、嬰兒死亡率、農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對比，中國在2000年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大約相當於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眾所周知，日本從1960年開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時間，人均收入趕上美國。儘管我不會過分樂觀地認為，從2000年開始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會趕上美國，但是我完全相信，現在人均收入是美國的3％的中國，靠引進技術來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到2030年的時候人均收入可能達到美國的20％。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屆時人民幣很可能會升值，根據升值的數量預計，我國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將是美國的30％甚至40％。如果中國在2030年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20％，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那麼中國的經濟總體實力就會與美國相當。如果中國到那時人均收入可以達到美國的30％，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比美國高50％，如果那時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40％，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就要靠改革開放，要靠維持政治穩定，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再造內部自洽的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僅是經濟基礎的現代化，也必須有和現代化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中國現有的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上層建築如倫理、價值等會不會變成提高生產力水平的一個障礙，或者說如果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能夠提高的話，中國的上層建築會不會隨之進行創新、調適，變成一個新的內部自洽的文化實體？ 　　　　　　　　　　　　　　　　
　　「五四」運動以後，大多數學者把中國的落後歸因於中國儒家文化的保守、頑固。他們批判儒家文化，認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頑固、保守、落後的，因為孔子講「述而不作」，他不創新。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孔子主張的「仁」，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主張是與時俱進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不僅孔子是這樣，儒家第二個代表人物孟子也是這樣。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孔子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雖然判斷的標準還在於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後來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了，又受到印度佛學衝擊。面對印度文化的衝擊，中國的儒家文化並沒有退縮，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擴大了中國儒家文化的範疇；儒家學者除了強調人對社會的責任以外，還增加了對人的終極價值的探索。宋朝武力雖不強，但是在經濟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巔峰，宋朝的儒家哲學被稱為理學，理學大師朱熹註釋的「四書」成為科舉的標準教材，但是中國的文化並沒有在那裡停止。到了明朝，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理學和心學的差異可以從對《大學》一書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格物致知」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找尋背後的道理。王陽明則認為「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慾以恢復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良知。王陽明的「心學」是適應明朝中葉資本主義萌芽以後，新興資產階級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的，並不是像許多學者所認為的是頑固、保守和一成不變的。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所以，我相信，中國的儒家文化的上層建築是有活力的，具有不斷創新的能力，而且在創新中會保留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也會根據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變革。中國的文化有能力在一個更高的經濟基礎上，實現上層建築的創新，從而使中國文化成為一個新的、內部自洽的實體。（解放日報2004年11月29日）

你的這個說法只是從某個角度看問題。比如說，每個文化是一個金字塔，下面是歷史，上面是現代，縱切下去，可以看到文化演變的歷史軌跡，這個是文化的時間外延。橫看，同一個時期都是由科技（生產力），制度（生產關係），思想（上層建築）等幾部分組成。這些橫，縱兩部分就組成這個塔的網狀結構，科技，制度，思想分別是其中縱向延伸的線。其他文化的金字塔（比如中國），在近代以後的建造過程中，都學習了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並把他們加入到自己的對應的延伸線中。於是有人說，你們在建造文化金字塔的過程中用了我們的線，因此，你的這個文化金字塔不是獨立的，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當然，他們的這幾條線的形成也是借鑒了別人的科技，制度，思想，但時間過去的太久了，大家都快忘記了，只記得最近發生的這次學習過程。雖然，這個金字塔現在還沒有完工，但西方的那個建造的巨大無比，其他的跟他比黯然失色，因此，人們對於他們的科技，制度，思想對於全世界文化金字塔建造的巨大貢獻深信不疑，至於更久遠的事，就沒有人願意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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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結構的基礎上只是消化吸收別人的知識,壯大的文明和全盤接受對方的文明,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你把西方在自己的結構性中學習中國古代的一些技術和中國全盤接受西方文明的基礎在以此發展給混淆到一個級別.你只是簡單的一句互相學習,西方也學習中華的東西來混淆這個概念.

不是我混淆兩個概念，是你人為的強化一個，弱化一個。至於中華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對於西方得影響可不像你說得，只是學了一些，包括他們今天的法律也是來自於古巴比倫，他們的吸收過程相當漫長，長達兩千年直到大航海時代，265樓的帖子有助於你理解這個，之後他們才開始有所創新，但他們在短短几百年的時間，奮起直追，很快就趕上並超越其他文化。直到100多年前，中國才又老師變成學生，我們承認我們學習很多西方的東西，但絕不是全盤西化，在前面，我已經反駁過你的這個觀點，我們中華文化的影子隨處可見，這個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西方學習中國和阿拉伯是漸進式的學習，跳躍式的創新；現在中國學習西方是「激進式」的，創新的速度還趕不上學習的速度。這種漸進式的學習不像激進式的那樣全盤複製，給人感覺是薄積厚發。即使全部複製過來，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在短時期內我們沒辦法全部消化吸收，而且我們也是要有選擇的吸收，有些東西即使我們學過來也不能用，有些東西還是要用我們自己的。我們說中國話，寫中國文字，吃中國菜，甚至看病有時也看中醫，這些個傳統我們都一直延續下來了，即使我們在努力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我們也沒有丟掉這些東西，怎麼叫全盤西化呢？最多也是半盤西化啊。你對文化的理解狹義化了，抽象化了，你認為文化就是那些個框架（科技，制度，思想），至於充實這些框架的具體文化元素，你都忽略了，你一看現在中國文化的這個框架是學西方的仿造的，而你無視填充其中的佔大部分文化元素仍然是中國的東西，就認為，我們的文化是全盤西化了，其實只能叫「文化框架」西化，而不是文化全盤西化。

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房子是西方發明的（其實，和我們的木，竹子粘土結構房子相似），房子裡面的客廳，衛生間，卧室，廚房，以及上下水構造也是模仿西方的，甚至還擺了一些西方的傢具。但是，房子的外形，仍然是中國式的，廚房，廚具是中國式的；書房和書是是中國式的，卧室的床也是中國式的，衛生間除了馬桶和洗漱用具和化妝品都是中國式的。而且房子與房子之間也形成中國式的小衚衕，外面沒有草坪，但有擺小攤的，買生活日用品方便的很，根本不用去超市。你會說這些人們全盤西化，還是房子全盤西化了？最多也只能說房子的結構跟材料西化罷了。而且，即使是你認為的西方的東西也能看到中國的影子。西方人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是，他們是各種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各個民族的文化經過他們的系統集成，形成一種效率非常高，可大量複製的，精確的「工具」和「制度」（這是多種文化的精華集萃）。這些工具和制度反過來被其他文化所利用后，也可以產生巨大的創造力。隨著這些工具和制度的普及，生活在這些制度下和利用這些工具的人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發生改變，改變的結果就是趨同，看上去，我們是學西方的生活方式，其實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是被工具和制度給改變了。我們只能說全世界都被這些工具和制度（全人類共享的文明集成）給改造成「無差別的標準件」了，但我們不能說世界給全盤西化了，縱然，集成這些制度和工具的主要是西方人。

同樣，這樣高效的工具和制度也會造成一些災難性的，不可逆轉的，大範圍的負面影響，這是這個文化最大的缺點，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由這些工具，制度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全球災難是「全盤西化」的呢？既然功勞可以算到他們一家的頭上，對應的罪過也應該算到他們的頭上呢？像你說得，中國因為學習，模仿他們的工具，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造成的大範圍的污染，環境惡化，生態破壞是否應該由西方人來負責呢？既然我們為了獲取他們「文化中好的那部分」而交了「學費」，他們難道就不應該為他們「文化中壞的部分」而退一部分「學費」？權益和責任是對應的，這對個人，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可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惡化也歸功於全盤西化，好像沒有人願意為此負責，但喜歡邀功的人倒很多。

有社會主義嗎？
難道蘇聯、東歐的正宗社會主義的演變結果，還不夠當頭棒喝，還不能使人幡然醒悟嗎？
究竟有什麼說不出口的利益、利害關係，使得非要在一條路走下去？

在人類歷史上，有沒有一個例證，哪怕是部份的，證實[U]起源於民主專政的[/U]社會主義，能夠拯救而不是毀滅一個國家？

哈，這個老貼又翻出來了，樓主都沒了多時了。

不是社會主義的錯，是列、斯、毛的錯。他們沒有給人民一點參與社會主義自身完善的空間。這些大戰『風車』的『英雄』---起碼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這樣的。
這自然不是『風車』的錯。
他們把自己當成了教主，把自己的書當成了新的聖經。在文革中，誰要是那怕有一點不敬，接下來的決不亞於任何最殘暴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