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加爾文主義改革宗浸信會（十 ）

八、20世紀改革宗信仰和神所使用的器皿

  

       1. 隨著20世紀的到來和推進，改革宗信仰堅持不懈的余民。在以賽亞書40:8中，我們   知道：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不管人怎樣邪惡有罪地偏離聖經的真理，就像美國浸信會中間所發生的一頭扎進阿民念的錯誤和現代主義的異端中那樣，但神話語的真理不能被最終和完全毀滅。所以，雖然在20世紀前半葉改革宗信仰的真理的狀況看起來是那麼暗淡無望，然而神救恩的絕對主權恩典以及其它聖經真理從來沒有在美國徹底消亡。無論是在浸禮派以外，還是在浸禮派中間，都一直有一些緊緊持守神話語的這些奇妙真理的人，儘管它們普遍被人拒絕、諷刺和誣衊。先跟我一起來看：
          a.    浸信會以外的改革宗弟兄姊妹。在那些堅持嬰兒洗禮的人中有三個重要派別特別值得注意。首先是：
                (1) 來自荷蘭移民的神學上保守的改革宗肢體，在這些人中包括20世紀早期基督教改革宗教會（CRC）還有其它一些派別。儘管CRC最近向現代主義的漂流使人痛心和悲哀，我們仍然要為這些肢體在他們不受歡迎的那些危機年月忠心地持守並捍衛神主權恩典的教義而感謝他們。羅以斯·伯考夫（Lois Berkhof）所預備的非常優秀的系統神學（1938年出版）在後來的這些年間，對許多改革宗浸信會人士有著巨大的價值，更為現代的基督教改革宗牧師和作者威廉·亨德里克森（William Hendricksen）所寫的解經書有著巨大的價值。它一直到今天都給基督的教會帶來極大的益處。荷蘭加爾文主義弟兄的有幫助的著作還有很多，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保存和傳遞改革宗信仰方面，對改革宗浸信會更有幫助和益處的是：
                (2) 神學上保守的長老會肢體。可悲的是，我們已經看到，20世紀早期長老會有自己的戰爭要同異端的現代主義打。從很早的時候起，普林斯頓神學院就是保守長老會抵制現代主義的堅固堡壘，其中為首的人有B. B.華菲德（B. B. Warfield），J.格萊山姆·梅欽（J. Gresham Machen）等，也是在早年，普林斯頓一直是改革宗信仰的一個堡壘，還有其它地方的長老會肢體，特別是在南方。當自由派最後於1929年取得了對普林斯頓的控制和改組的時候，J. 格萊山姆·梅欽離開，並且領頭建立了改革宗信仰的另一個這樣的堡壘，賓夕法尼亞費城的威斯敏斯德神學院，同時領導著正統長老會教會早期的建立工作。
我以前的老師寫道：
威斯敏斯德神學院是古老的普林斯頓的再生，它採取了它墮落的前任採取的合乎聖經的改革宗傳統，在J.G.梅欽以及他著名而又當之無愧的早期教師（約翰·慕里，歌尼流·帆帝爾，愛德華·楊，尼德·史東豪斯，R.B.祁伯爾以及其他人的領導下）許多上那個神學院的浸信會學生，接觸到了他們的改革宗傳統。[1]
威斯敏斯德的教授和其它長老會人士也藉著講道書籍和其它著作給改革宗浸禮派帶來了良好的深遠影響。這對於位於賓夕法尼亞卡萊爾的第一個改革宗浸信會教會來說尤其如此。
其他早期起幫助作用的是：
                (3) 神學上保守的改革宗主教制肢體。當改革宗主教派看到抗羅宗主教制教會向自由主義漂移的時候，他們於大約1870年脫離了那個主流團體，他們的神學院賓夕法尼亞費城的改革宗主教制神學院特別蒙主使用，使一些在那裡讀書的浸信會學生接觸到了改革宗信仰，其中有好幾個人後來成了改革宗浸信會牧師。這所神學院中有兩位神學教授，在使學生明白恩典教義方面尤其大有果效，他們是弗萊德·丘爾納（Fred Kuehner）和羅伯特·魯道夫（Robert Rudolph）這兩人都是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據說在魯道夫發人深省的教導下，學生們發現自己在神學上被徹底改變了。  
改革宗信仰不但在忠心的嬰兒洗禮派中間頑強堅持下來，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在另一個派別中堅持下來：
          b.    浸禮派。這有幾個跡象。首先是：
                (1) 司布真的持久影響。我以前的老師寫道：
查理·哈頓·司布真的名字，他的著作以及其持續的影響在使特別浸信會的影響進入到20世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日益敵視加爾文主義的圈子內，司布真的名字也受到尊敬，他所傳講過的特別浸信會神學有時候幾乎是不知不覺地被接受……[2]
               (2) 北方的浸信會基要派至少也堅持和保留了恩典教義的剩餘部分。早些時候我們看到，基要派認識到現代主義得滲透到北方浸信總會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該總會從來沒有採取一個教義聲明作為團契和相交的檢驗標準。於是他們在1922年嘗試讓北方浸信總會採納新罕布施爾信條，但是沒有成功。[3] 這份公認信條雖然從1689年倫敦浸信會公認信條縮減了很多，而且有點沖淡，卻仍然是比較加爾文主義的。例如在第8項――「論悔改和信心」中――新罕布施爾公認信條宣告說：
我們相信悔改與信仰是人的一種神聖責任，也是一種彼此不可分離的恩賜，是由上帝使人重生之靈在我們心靈里做成的。
當北方浸信總會中更為好戰的基要派成立了浸信會聖經同盟會的時候，成員被要求承認一種嚴格按照新罕布施爾信仰宣言寫成的一個公認信條。
在清除北方浸信聯合總會中的自由主義的嘗試明顯失敗以後，一些基要派於1932年離開了北方浸信聯合總會，成立了正規浸信會總聯合會，吸收了舊有的浸信聖經同盟會的剩餘人員。正規浸信會聯合總會成立后第一年的會長――哈里·哈彌爾頓（Harry Hamilton）――在一篇致各位代表的講話中概括了正規浸信會聯合總會的一些目標。其中一個目標如下：
它[正規浸信總聯合會]絕不打算維持一種教派秩序，而只是再次肯定浸信會歷史上所相信的由各種信仰宣言所表達的聖經真理，這些信仰宣言有1689年倫敦浸信會公認信條，新罕布施爾公認信條，費城公認信條，浸信會聖經同盟會公認信條，以及其它用別的措辭所闡述和發表的同樣真理。[4]  
這樣，從正規浸信會總聯合會一開始，它的領袖中就有許多人仍然高度看重恩典教義。儘管接受加爾文所有五個要點的人可能相對少數（特別救贖或有限救贖通常是令人卡住的一點），許多人接受了五點中的絕大多數。這種保留下來的加爾文主義的傾向繼續了下來，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到20世紀後期――這從1970年代正規浸信會總聯合會中因為這些教義引起的衝突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到。那時候，那些渴望更加明確堅定地捍衛神主權恩典教義的人打了敗仗，那以後正規浸信總聯合會繼續朝著一種更為阿民念派主義的方向移動。不過正規浸信總聯合會某種程度上對加爾文主義的堅持對於改革宗浸信會各教會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這表現在幾方面：
                  (a)    在正規浸信總聯合會認可的神學院和學校中加爾文主義對後來改革宗浸信會的領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一個作了多年改革宗浸信會牧師的人在洛杉磯浸信會神學院讀書期間受到了他的一位教授的極大影響，使他更加傾向於改革宗信仰，這位教授就是――馬爾尚·京（Marchant King）。很有趣的是，京博士於1929年畢業於普林斯頓神學院（那年是那所學校的關鍵的一年），然後又進一步在威斯敏斯德神學院學習。京博士在給學生的推薦書目中包含了純正實在的改革宗書籍。例如，他說伯考夫的系統神學是當時為止最好的系統神學。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長老會和荷蘭改革宗的影響如何通過正規浸信聯合總會傳遞下去，因為這個總會至少有些容忍合乎聖經的加爾文主義。
                  (b)    有些個別的正規浸信總聯會的教會也提供了一個更為完全的改革宗個人被容忍的地方，至少是一段時間內。例如，從19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的一段時間內，衣阿華州阿姆斯的一間正規浸信聯合總會教會的一項事工，由一批大學生來做，這批大學生中有一系列學生領袖被這群大學生選舉，被選上的人都是堅持加爾文主義五要點的。結果至少兩位未來的改革宗浸信會牧師在還是這群大學生中的一員的時候就明白和相信了恩典教義。
                  (c)    正規浸信聯合總會影響的最後一個進一步表現是有些改革宗浸信會教會起初是歸浸信聯合總會所屬的教會。他們原本就沒有徹底公然敵視改革宗信仰，並且最終經歷了一個進一步改革的過程，這個過程對他們來說最終使他們無法留在正規浸信聯合總會內。
應該補充的是在保守浸信會中間也一直有加爾文主義的影響――這些保守的浸禮派是第二批基要派，他們後來於1940年代離開了北方浸信聯合總會。
加爾文主義殘留的影響不僅在北方浸信會中有，而且也明顯體現在：
               (3) 一般來說南方更為保守的浸信會。我以前的老師寫道：
可能的情況是，一小部分浸禮派特別是在美國南方，多少一脈相承地從19世紀保留了加爾文主義的信條或信念。[5]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能夠更明確地把這一點追溯出來，但是隨著我們繼續學習，我們將會在很明顯的地方看到它的點點滴滴。
往下進行之前，從我們所學習的內容中得到一個重要功課，特別是從我們對荷蘭改革宗長老會和正規浸信聯合總會所看到的，這一點功課是我們永遠不應當忘記的。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對我們如此有益處的其它教派和其它教會。
的確，說到洗禮和地方教會以外的教會治理，我們可能同荷蘭改革宗和長老會不同，我們可能相信，當涉及到我們順服地跟從我們的主的時候，這些不同是一些重要的分歧。的確，在其它真正令人關心的領域，我們可能和其它非改革宗浸信會的弟兄姊妹不同。但事實是，我們仍然歉欠這樣的敬虔弟兄姊妹很大一筆債，就是說我們仍然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極大益處，所以我們應該為他們感謝神，也為其他忠心堅守神的話語，把神的話語當作無謬誤而委身的弟兄姊妹而感謝神。我們應該為他們禱告，在可行之處與他們同工。我們應該小心提防那種狹隘偏執的宗派思想和門戶之見。這種思想會讓我們行動表現出我們所屬的這派教會有些優越，使我們傲慢，看不起我們的弟兄姊妹。在不小的程度上，我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們，乃是因為像這樣的弟兄姊妹的緣故。
以上我們看了20世紀初以及20世紀繼續進展的時候，改革宗信仰的一些堅持不懈的余民。現在我們準備好可以開始考慮：
       2.    浸信會中改革宗信仰復興的一些早期跡象和進一步的幫助。其中這樣的一個幫助是：
          a.    亞瑟·賓克（Arthur Pink）的事工――一項他活著的時候很沒有被人注意的事工。在由這位基督的僕人所寫的一本書信集的序言中有下面的描述：
1952年7月15日，當亞瑟·沃金頓·賓克（Arthur Walkington Pink）在外赫布理群島的斯多諾威去世的時候，除了一小個朋友圈子和他的月刊雜誌《聖經學習》的讀者以外，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逝去。他曾經在四個國家住過，並且講道，然而他死的時候，他的名字在英語世界的基督徒中間是不為人知的。《聖經學習》雜誌艱難地維持了四十年，讀者人數很少有超過1000人的時候。[6]
然而，從那時起，已經有賓克著述的成百上千本書――比如像《神的主權》以及《神的屬性》等就一直被銷售，並且被熱切的讀者閱讀。許多人最終第一次明白並且接受了合乎聖經的恩典教義以及更為廣泛的改革宗信仰或是在他們的認識中受到了極大的幫助。亞瑟·賓克通過他的著作成了改革宗浸信會和其它加爾文主義浸信會興起的一股主要影響力。所以我們將停下來進一步了解他的生活。
A. W.賓克於1886年生於英格蘭。他1908年歸正，差不多馬上就感到有一種呼召要他從事事奉。所以，1910年他報名讀了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院。他在慕迪只呆了兩個月，然後就接受邀請到科羅拉多州的一個礦業城鎮一家教會當牧師，在這裡他也沒有久留，他繼續在美國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試圖為主作工。他從科羅拉多到加利弗尼亞到肯塔基又到南卡羅來納。他是一個勤奮好學的人，開始閱讀一些好書，包括約翰·加爾文和約拿單·愛德華滋的著作。在他閱讀這些書的時候，他開始深信他們所教導的教義是來自於神的話語。
1925年，賓克離開美國到澳大利亞住了三年，1928年回到英格蘭，1929年回到美國，然後1936年又回到英格蘭，在英格蘭的南部海岸定居下來。然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使這個地區變得很危險，成為面臨可能被侵略的地區時，賓克協同妻子搬離了那裡，搬到英倫三島中盡量遠離南海岸的地方，到了蘇格蘭北赫布理斯群島的路易斯島，在這裡他們度過了餘生。
1922年，賓克開始發行一份月刊，他稱之為《聖經學習》，前面我們已經說到，這份出版物的流通很少有超過1000份的時候。然而賓克感到神在祝福他著作的事工，這與他公開的傳道事工形成了鮮明對照，因為主似乎沒有祝福後者，這從他不斷的搬家換地方就可以看到。賓克的部分挑戰是，他看來性格有點古怪，不善於與人相處，然而他可以看到，神在祝福他勤奮努力的寫作事工。主當時的確在使用賓克恢復新約聖經的基督教，最終遠遠超出了賓克有生之年所能看到的景象。他的《聖經學習》的出版只發行到1953年底就停止了，最後幾期含有賓克生前預備的材料，在他1952年去世后，由他忠心而又堅忍的妻子發行的。這份出版物起初按月印刷的系列文章最終被收集起來，成了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賓克書籍的絕大部分內容，這些書曾經對那麼多人起了幫助作用。  
亞瑟·賓克去世的時候，在美國顯然沒有一個明顯的改革宗浸信會教會存在，然而，除了他著作持久的益處以外，在賓克和改革宗浸信會中也有一種活的血肉聯繫，這是通過I.C.希倫丁（Herendeen）這個人而有的。1918年賓克找到這位住在賓夕法尼亞的人，帶著一本稱為《神的主權》的書叫希倫丁為他出版。希倫丁此時是一位阿民念主義者，他寫信問賓克他所說的神的主權是什麼意思？賓克在一封回信中引用了約翰福音6:44，並且劃線強調了――「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的」。主使用這一點來開始打開希倫丁的悟性，他開始更進一步地學習恩典教義。[7] 希倫丁也同意出版賓克的書，2000冊印出來了，沒有人要。95%（換句話說，也就是將近1900本）都沒有賣出去，希倫丁只好找了一份推銷鞋的工作，因為他的出版公司在賣賓克的書方面如此不景氣。此時前景當然是不樂觀的，因為這時候恩典教義是很不受人歡迎的，但是希倫丁堅持他的小冊子和書籍事工，這項事工曾有時被稱為「聖經真理寶庫」，這項事工幾乎不能養活他自己。後來希倫丁在使賓夕法尼亞的兩位弟兄明白並且接受恩典教義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兩人中的一人是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城的第一間美國改革宗浸信會教會建立過程中的關鍵性領袖。
在我們結束這部分學習的時候，有兩點最後的功課是我們應該從A.W.賓克（以及I.C.希倫丁）身上學習到的：
1.  首先，如果你在撒好種――神話語永不凋謝的種子――那麼就繼續撒吧，不管遇到什麼樣的阻撓或反對，不管人們看起來多麼不肯接受――不管你是進了墳墓才看見你工作果效也好，因為這樣的種子必將最終帶來收穫。在加拉太書6:9中有神的應許：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有收成。
在詩篇126:5-6中也有這樣鼓舞人心的話語：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賓克沒有在地上活著看到收穫的日子。但是在天國聚集著一大群曾經從他辛勤的工作中極大地受益的人。這位曾經辛勞工作的人，雖然死了，仍舊藉著他的著作說話。在神寶座前同他一起歡喜快樂的這一大群人中的其中一個是他期刊的一位訂購者。此人正是英格蘭的鍾馬田（Dr. Martyn-Lloyd）他本人也被主大大使用，在傳揚改革宗的聖經真理上給許多人帶來了益處。
接下來我們將學習他的工作。鑒於神的話語必將成功這個事實，我們應該留心注意傳道書11:1中激動人心的勸勉：
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當賓克的書，《神的主權》開始時賣不出去的時候，情況並不是很好，對不對？然而，現在（80多年過後），我們知道他辛勤的工作最終的結果同當初大不相同。願主幫助我們在向我們周圍人傳揚祂的真理方面也同樣堅忍不拔，無論是通過口說還是通過書面的文字，我們要以一切我們所能做到的方式這樣傳揚祂的真理。
現在來看從賓克身上學到的第二個功課：
2.  我們看到主如何使用我們生活中看起來令人灰心的護理之工來成全祂完美的旨意，使祂的名得榮耀，也使祂的子民得益處。是主如此造就了賓克，安排了他長大成人時的情形，使他缺少作為牧師必要的社會交往和能力，挫敗了他想做一名傳道人的強烈願望和堅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可以關起門來刻苦學習，潛心寫作。這兩項工作在未來的年日里結出了如此豐碩的果子。願一切榮耀歸於我們主權的神，因為祂使萬事盡善盡美，祂叫萬事互相效力，使那些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那些像賓克一樣，照著祂的旨意被呼召的人（羅馬書8:28）！
現在，讓我們抓緊時間看浸信會中改革宗信仰復興的其它一些早期跡象和進一步的援助。下面我們來看另一位不列顛人的工作。跟賓克不同，此人不是浸禮派的，而是一名嬰兒洗禮派的，我指的是：
          b.    鍾馬田博士的事工，他的事工在他有生之年就引起了注意。這位經常被稱為「博士」的人，從1899年到1981年共活了82歲，他是公理會的。與賓克不同，他作為一位大有果效的牧師和大有能力的傳道人而工作。也與天性孤僻的賓克不同的是，鍾馬田在更為廣泛的福音派團體中有著廣泛的聯繫並且在他們中間作工，其中包括一個跨教派的大學事工校際基督教團契，這樣更為廣泛的來往互動，使他在傳揚神話語真理方面格外有影響力。
鍾馬田原是一名醫生，後來大約在1927年主呼召他從事事奉，1938年他開始在倫敦威斯敏斯德禮拜堂作工。在這裡他進行了長達30年的大有果效的事工，直到1968年才「退休」，「退休」之後主又使他根據他早年的講道和教導寫書，並且繼續在多處講道和教導，他公開的事工一直持續到他1981年2月28日去世前的幾個月。
這位博士是一位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1940年代他發現自己在那些信念上相當孤立，1947年的一份報紙宣稱「鍾博士肯定差不多是最後一位加爾文主義傳道人。」[8]
前面提到，這位博士從亞瑟·賓克的寫作事工中獲益非淺。大約1942年一直到1953年《聖經學習》停刊為止，他一直是這份月刊的訂購者。儘管他感到賓克在說服那些福音派的人相信恩典教義的時候，過於愛辯論，過於缺少耐心，因為這些人至少起初沒有堅持這些教義。[9] 但是他還是很重看賓克的著作，一位後來成為傳道人的人回憶起1945年他同鍾博士的談話。當時這位未來的傳道人還不滿20歲：
他跟我談起了事工，並且說如果我蒙召成為一名教牧人員的話，他將這樣忠告我「不要浪費時間看巴特和布魯納的書[這兩個人屬於新正統神學派。他們否認聖經的無謬誤性]，你絲毫不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東西來幫助你傳道，要看賓克寫的東西。」那時候賓克的著作發行有限，就這樣在賓克像今天那樣被人狂熱推崇很久以前，我就接觸到了《聖經學習》。我非常感謝博士的勸告。[10]
儘管賓克的生命即將結束，然而此時這位更年輕的博士卻在仍然積極活躍地投身於事奉工作。後來在1950年代的一段時間裡，出現了加爾文主義信念的恢復，其方式和規模是歷史上罕見的，[11] 這就是賓克，鍾馬田，以及其他人所播下的種子的收穫的開始。他們的播種是在1940年代以及前面遠遠更為艱難而又孤獨的日子裡進行的。
除了在不列顛和其它國家作工以外，鍾博士又到了美國，在那裡的事工也特別蒙受祝福。他最後一次去美國是1969年。在最後一次美國之行中，他參觀了美國第一間改革宗浸信會賓夕法尼亞卡萊爾城的恩典浸信會教會，並且在那裡的牧師研討會上講道。這樣他以一種更為明顯的方式讓人看到他通過講道和寫作給浸信會帶來的幫助和祝福，這種祝福的一個進一步的表現可以從改革宗浸信會先鋒俄爾尼·萊辛格（Ernie Reisinger）的一封信中看到，這封信是他1968年在鍾博士得重病的時候寫給他的。俄爾尼寫道：
親愛的博士：
……今天早晨我感到我要向你寫幾句話，告訴你神如何在我自己的生命以及這個國家許許多多人的生命中大大使用了你，時間不允許我詳細地敘述那些傳道人從你的著作中得到巨大幫助的許多見證。[12]
馬克·西多威（Mark Sidwell）這樣總結鍾馬田博士的工作：
賓克活著的時候很少為人所知，然而在對清教徒的研究興趣復興期間，他的著作被重新發現，這種對清教徒研究的復興是英國聖經解說家鍾馬田博士（1899-1981）在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點燃的。鍾博士看到，通過閱讀清教徒的著作，他自己的學習被豐富了，於是他激起了人們對清教著作的新興趣，他在倫敦威斯敏斯德的禮拜堂的講道以及他講章的出版對這種興趣的浪潮起了部分推動作用。此外，他主辦了每年一次的清教徒學習研討會，這些研討會後來越來越受歡迎，參加的人也越來越多，他還強有力地支持了英國真理旌旗信託公司等重新出版清教徒著作的工作。
鍾馬田本人是一名公理會信徒，但他發現許多浸信會的人樂意聽他講道和教導。英國的浸禮派顯然最有可能受到他的影響，但是美國浸禮派也承認了他的作用。美國改革宗浸信會運動的參與者之一羅恩·麥凱尼（Ron McKinney），1982年說他認為鍾馬田的講道連同他所激發的出版工作助長了加爾文主義的這種再生。[13]

我們已經提了鍾博士所激發的出版工作。現在我們往下來看，浸禮派及其他教派中改革宗信仰復興的另一個跡象和輔助：
          c.    英國真理旌旗事工的建立。這顯然發生於1950年代，並且分為兩個階段，此時美國第一間改革宗浸信會教會還處在改革階段，並且即將採納1689年倫敦浸信會公認信條作為它的信仰宣言。
《真理旌旗》雜誌的發行開始於1955年。[14] 現在已經成了月刊――出版社真理旌旗信託公司1957年在倫敦成立，從一開始一位長老會的人伊恩·慕里就擔任這個極其寶貴事工的領袖。目前這項事工的主要辦公地點在蘇格蘭的愛丁堡。有趣的是，在神的護理之下在這早期階段伊恩·慕里在威斯敏斯特德作鍾馬田博士的助理牧師，這項助理事工從1956年持續到1959年，由於同鍾馬田博士有著長久的友誼和交往，慕里被授權寫一部兩卷本的鍾馬田的生平傳記。並且在博士本人1981去世之前得到了他很大的幫助。[15] 在前面提到的俄爾尼·萊辛格1968年給鍾博士的信中，我們得知鍾馬田對伊恩·慕里的影響:
……當我會晤來自於你們國家[不列顛]的人，比如吉姆（J.I.）巴克，伊恩·慕里和其他人的時候，他們都親自向我承認，因著你的生命和事工他們對神有著深深的熱愛和感激，他們兩個人都稱你為父親，這是一種恰如其分的表達，你是當之無愧的。[16]  
慕里本人對他所協助建立的旌旗事工描述如下：
……建立者們相信，歷史基督教的最優秀文獻中的大部分，一直是淹沒無聞的；在神帶領下這些著作的恢復可能不但使今天的教會得到堅固，也會帶來真正的復興。這項工作的起源同一個禱告有著密切的聯繫，那個禱告就是願神喜悅他帶來真正的復興。
　
我們當時相信，從前的文獻著作――特別是宗教改革和清教徒時代的著作――被埋沒有兩個原因。首先那些著作所注重的同本世紀被認為是合乎聖經的基督教的大部分格格不入；其次宗教書籍的出版已經變得過於以市場為導向，也就是說出版商的一個首要問題是，一份出版物要有銷路以及在什麼程度上可以指望受歡迎。
　
真理旌旗信託公司從它的名字「信託公司「來看，就可以知道它的組織形式以及它希望達到的目的都不是讓錢財方面的考慮來決定出版的書目。它的目標是出版我們相信能榮耀神的東西，以及人們真正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他們起初想要的東西。

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真理旌旗信託公司在工作人員的構成上一直是跨教派的，儘管它持守威斯敏斯德要理問答的權威，但它也儘力把主要的和基本的真理同一些雖然並非不重要，但卻可以被看成是次要的，第二位的真理，比如教會管理形式等，區分開來。

從它發軔起，真理旌旗也一直試圖通過出版一些當代作者的著作來平衡它出版的書目。這些當代作者中最有名的是威廉·亨德里克森和鍾馬田。[17]
1991年前後，我以前的老師寫了如下的話評論旌旗：

真理旌旗信託公司是一家致力於使經歷性的清教和改革宗文獻便於為人所得的出版公司。在過去30年中，這家出版社已經出版了大量的清教徒和改革宗書籍。由於這項工作決議要同那些認同改革宗基督教傳承的人保持共鳴，在過去的一些年間它是把許多浸禮派帶到改革宗信仰的手段。[18]
今天許多改革宗浸信會的人可以對這樣的評價說阿們。旌旗書籍在他們的藏書中很普遍，而且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生命。從50年代起旌旗就成了一種手段，既在浸禮派中也在其它派別的基督徒中起了很多好作用，成了人們復興對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聖經真理之愛的手段。
儘管，真理旌旗出現得比較早，我們還要來看：
          d.    優秀的加爾文主義改革宗書籍的其它更早的來源。至少到1960年代早期為止，「貝克書屋、俄德曼出版公司，長老會和改革宗萊納出版社，主權恩典出版社，桑德萬出版社以及其它出版社也在出版貨真價實的好文獻和好著作。」 [19]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出版社是克萊格爾出版公司。
這些出版社中至少有四個是在密西根州的大集流市――貝克，俄德曼，桑德萬和克萊格爾――他們的產生都是由於荷蘭改革宗的一些人想要保存他們改革宗傳承的最精華部分。那個異像後來在荷蘭改革宗圈子以外的許多人包括浸禮派也產生了廣泛和持久的影響。[20]  
通過這些出版社，主以明顯的方式表明，在改革宗浸信會運動剛剛開始發展之前和期間，在人們對神主權恩典的教義有更為廣泛的興趣和接受的復興之際，有必要重新印刷加爾文主義和改革宗信仰合乎聖經的真理。很有趣和很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出版公司中有好幾家開始在20世紀30年(長老會改革宗和桑德萬)40年代（克萊格爾）和50年代（主權恩典出版社和真理旌旗信託公司）開始出版印刷內容充實而又豐富，道理純正的著作。這顯然絕不是偶然，工作的開始特別是30年和40年代期間，與其說是表明了人們對加爾文主義和改革宗著作的越來越多的興趣，不如說他們是一種令人激動的跡象，這跡象就是一位主權的神在作工，為未來浸信會和其它派別之間，祂話語的榮耀真理的復興打基礎。這樣主就在確保真理不是倒下來就一直躺在街上，而是被高舉起來，使他得著祂名所配得的榮耀。
現在我們必須抓緊來看主在浸禮派中復興祂真理所使用的另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器皿――特別是美國南方。請跟我一起來看：
          e.    拉爾夫·巴納德（Rolfe Barnard）的生平和事工。根據南方浸禮派歷史學家麥克白的話：
福音傳道人拉爾夫P.巴納德（1904-1969）經常被稱為浸禮派中加爾文主義復興的先鋒。[21]
鑒於他的重要性，讓我們簡略地勾勒一下他的生平和事工。
巴納德於1904年出生於阿拉巴馬，並且在南方浸信聯合總會中長大。1920年代，他歸正，脫離了他稱為剛硬的不信的狀態。歸正之前他是一個邪惡的不信者，福音的公開懷疑者。但是主有祂自己的計劃來吸引他歸向祂自己。巴納德到了德克薩斯的一個小鎮，在那裡的學校當老師，在那所學校當老師的要求之一是，你必須是一名教會成員。所以他加入了一間浸信會教會，並且很快被選為成人主日學班的老師儘管這時他還沒有信主。神在他的生命中使用了那個教會，他榮耀地得著了拯救，脫離他不信的硬心。
巴納德成了一名福音傳道人和牧師――在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俄克拉何馬等地作工。他受南方浸信會派遣到了西德克薩斯的一個新興石油城波爾志，為的是在那裡建立教會。據說在一年的時間內，這個新興的城市從一幢房子發展到了一條有四公里長的主要街道。當巴納德到來之時這個極其邪惡和敗壞的地方沒有教堂，沒有教會，據說夜間出動的女人（妓女）是如此之多，以至於一個正派男人夜間走在街上時必須離所有的門保持一臂之遠，因為如果他走近了就可能會被主要街道上的妓院之一拉進去。巴納德在這個艱難的地方呆了16個月，那期間他平均每天至少主持三場葬禮，他說「我已經看見人們死亡了」。他知道面對死亡是怎麼回事。
巴納德進入了位於德克薩斯伏特沃斯的南方浸信聯合總會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學習並且畢了業。南方浸信會歷史學家麥克白記錄了巴納德的宣稱「他對那個體系（加爾文主義的體系）的早期興趣是1927年在西南浸信會神學院讀書時上W.T.科納（W. T. Conner）的神學課時激起來的。」 [22] 但是麥克白不明白的是，這位教授出版的著作並沒有顯示出巴納德後來所強調的那些特別的側重點。德克薩斯休斯敦的一名主權恩典牧師德魯·加爾納（Drew Garne）通過科納的著作對麥克白的最後一點觀察提出了質疑：
他的加爾文主義可以從他早期的一部書《基督教教義》中看到。[23]
看來科納教授可能是一種內室加爾文主義者，不敢到處大張旗鼓地宣揚他所堅持的當時如此不受歡迎的教義，至少沒有在神學課程以外這樣做。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這就是一個更為肯定的跡象，表明在阿民念處於壓倒性的得勝期間也有人悄悄地堅持著加爾文主義。科納教授的影響毫無疑問在拉爾夫·巴納德這位重要的福音傳揚者的事工上結出了果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納德成了密蘇里州的隨軍牧師。後來他又開始旅行福音佈道――他也成了位於北卡羅來納州溫斯頓撒冷城的皮得蒙聖經學院的一名神學教師。最終他與一名極端阿民念派――約翰R.賴斯（John R. Rice）――一起從事傳福音事工。
加爾納告訴我們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假如要為加爾文主義和主權恩典的復興或復甦挑選一個日子的話，我們就要選擇1949年夏天由約翰R.賴斯發起和主辦的在喬治亞州科弗舉行的「主的寶劍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促進福音傳揚工作以及研究靈魂贏取對策，那一年的演講人是約翰R.賴斯博士，李·羅伯遜，比爾·賴斯（約翰R.賴斯的弟弟），E.J.丹尼爾斯然後是拉爾夫·巴納德。

巴納德是星期一晚上第一個演講的人。（試著想想這一點吧。）當他站起來講道的時候，他叫所有的年輕傳道人打開他們的聖經，翻到羅馬書第9章，並請所有老傳道人不要打開他們的聖經，因為他們將不會相信他要說的任何東西。當然，所有人都打開了自己的聖經。巴納德傳講了一個小時，講的內容是主權恩典和憐憫。
到第二天早晨為止，會議出現了混亂。到那周的中間，賴斯博士請求巴納德離開會議。本文作者[德魯·加爾納]知道當時至少有兩個人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其中一個是來自密西西比的弗萊德·西門斯先生（Fred Simons），此人後來於1957年秋天搬到了諾克斯城，並且向筆者介紹了恩典教義。[24]
那真是勇敢，對不對？可能不是很明智，但這的確是很勇敢。
據馬克·西德維爾（Mark Sidwell）說，[25] 賴斯譴責並開除了巴納德，很多基要派教會接著向他關了門，但是他找到了別的願意接受恩典教義的教會。
1950年，密西西比河東的南方浸信會各教會計劃在復活節的周末舉行奮興會（也就是特別的傳福音大會。肯塔基的一家教會發現自己仍然缺少一位演講人，牧師給拉爾夫·巴納德仍然在教書的皮得蒙聖經學院打電話，詢問是否有人能來做他們奮興會的演講人。這位牧師得到的答覆是，他們有一位神學教師比任何他所知道的人都更了解傳福音工作。他們說「好，我們就要他」。他們對他一無所知。但他們為他做的廣告是「與眾不同的福音佈道家」，那也是真的!
他來到了那個位於肯塔基州艾施蘭的教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新被邀請來剛剛到達這座城市不久的助理牧師，憑著記憶說出羅馬書8:28。這個人在前排站了起來，背誦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說到這裡就停了下來。把最後一個分句漏掉了，然後他坐下來。拉爾夫·巴納德沉默了這個年青人覺得大約有2到3分鐘的樣子，然後問他「你知道這節經文的其餘部分嗎？」回答是「先生，我想我知道」。這個年輕人然後把整節經文說了出來，包括「……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這時候，他後來說，巴納德在大喊大叫地說――「旨意！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做的，都是按著祂的旨意做的！如果你什麼時候懂得了這一點，這將為你打開那本書，神將把福音交給你。」誰也不知道該做何感想。巴納德然後開始傳講神的主權，這位年輕的助理牧師聆聽著巴納德，並開始受到他的影響。他的名字是亨利·馬漢（Henry Mahan）――他是我們稍後將要學習的另一個重要人物。[26]
巴納德繼續在整個南方和整個中西部傳道。他於1969年去世。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他的事工確實為南方的主權恩典浸信會（不同於北方的改革宗浸信會）鋪平了道路。南方主權恩典浸禮派的許多特點反應了拉爾夫·巴納德所從事的那種事奉，有些粗暴、嚴厲、毫不留情、直言不諱，「本來就是這樣」的那種事工。這種事工有對神主權的強調，但還不像我們從清教主義所學到的神學那樣圓滿明朗。但是，應當看到，拉爾夫·巴納德在很多方面在浸禮派中恢復和傳播恩典教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現在我們抓緊時間更為簡略地看一下：
          f.    亨利·馬漢和每年一次的主權恩典聖經研討會。前面我們看到，通過拉爾夫·巴納德的講道，亨利·馬漢接受了恩典教義。除了通過巴納德講道以外也通過後來他對改革宗書籍的學習，那些書是他從這位年長的牧師書房裡找到的。當時他剛剛開始作為一個年輕的副牧師，在肯塔基州艾施蘭的一家浸信會教會作工，這個教會由於這些合乎聖經的教義而最終分裂。1955年秋，馬漢最後同100餘人離開，形成了被稱為肯塔基艾施蘭13街浸信會教會。
在這個教會分裂之前，由於前任牧師辭職，已經成為主任牧師的亨利·馬漢，讀到了有關聖經研討會的事。這是在查理·司布真事奉早期新的倫敦都市禮拜堂1861年投入使用的時候，就是以一次聖經研討會開始的。那次研討會有五個傳道人，分別在五個晚上傳講加爾文主義的五點。馬漢認為那種做法很好，值得再做，就把這種想法告訴了此時已經成了他好朋友的I.C.希倫丁（我們已經看到他是賓克著作的出版人）。希倫丁對這件事很熱心，並且同意把所有已經購買了賓克的書《神的主權》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告訴他，藉此幫助他開始了這次研討會。包括拉爾夫·巴納德在內的演講人被安排好所要講的每一點。這樣，就發生了另一個重要的早期事件，這件事在重要性上可能僅次於巴納德在約翰R.賴斯1949年的研討會上傳講羅馬書9章。這件第二重要的事就是1954年5月主權恩典聖經研討會年會的開始。參加的人不少，包括一些牧師，這樣這個年會就開始了。凱里·朗（Gary Long）注意到，這差不多是「改革宗主權恩典浸信會運動的第一個正式有組織性的表現形式」 [27] 這種研討會後來成了在復興人們對神拯救像我們這樣死的罪人的奇異和主權的恩典的接受和傳揚中，一種主要力量。通過神的護理之工所安排的這類手段以及其它類似的手段，又更直接出現了：
          g.    一些主權恩典教會――主要是在南方。這些教會中有些教會的牧師是傳道生，正在預備從事基督徒事奉的人，他們在亨利·馬漢的指導下在艾施蘭接受培訓。看起來，將近有100左右的堅持加爾文主義五要點的主權恩典教會，在東部山區各州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了。這些教會往往人數比較少，其中很多教會今天仍然存在。
這樣的主權恩典教會通常或者至少經常在有關末世以及新約之下安息日的約束性方面跟現代改革宗浸信會在教義上有所不同。[28] 隨著時間的流逝，現在，主權恩典教會一般變成並且一直是同改革宗浸信會教會分開的，改革宗浸信會教會同他們也是如此。[29]

[本話題由 追求永生 於 2010-01-05 12:29:40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