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神學述評-王志勇 （2）

15．加爾文與改革宗信仰對美國的貢獻
今日中國人多羨慕美國人經濟上的富足，政治上的穩定，很少人曉得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加爾文神學基礎上的國家。伯特納總結說：「加爾文主義隨著五月花號來到美洲大陸，美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班克魯稱這批美國的先祖天路客為『按著最嚴緊的教門作加爾文主義的信徒』麻薩諸塞港殖民地的首任總督恩德克（John Endicott），第二任知事溫斯羅（Winthrop），創建康乃狄克州的胡克（Thomas Hooker），創建新哈芬州（New Haven）的戴文波特（John Davenport），創建羅得島（Rhode Island）殖民地的羅傑威廉（Roger Williams）都是加爾文主義者，彭維廉（William Penn）是胡格諾派的門徒。據估計，美國獨立戰爭時人口三百萬，其中九十萬是蘇格蘭裔，或蘇格蘭-愛爾蘭裔，六十萬是清教徒，四十萬是德國與荷蘭的改革宗。此外，聖公會的〈三十九條〉中信仰告白的部份也與加爾文主義相合，法國的胡格諾派也有許多人一同前來。這樣看來，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約有三分之二受過加爾文主義的熏陶。世界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和美國一樣，是由這樣一批人創建的。再者，這些人遷到美洲，主要的動機不是賺錢，而是信仰；這信仰進入他們內心深處，使他們可以為它犧牲一切。歐洲各國的宗教迫害固然慘烈，但是背後似乎仍有神的手，藉以揀選一批最進步、最開明的人離鄉背井，來到美洲大陸，建立一個新國家。」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成文憲法的國家，從此之後，許多國家都紛紛效仿，哪怕是專制主義國家也不得不利用憲法作為自己的遮羞布。精研民主與憲政歷史，我們就會曉得，美國民主是與改革宗神學和教會的治理分不開的。因此，美國並不是憲政與民主的楷模和範本，真正的憲政精神和原則要在基督教中尋找。伯特納指出：「美國的民主政體源於基督教，而這個基督教正是加爾文主義的基督教。這是客觀的史實，有太多史料可以作證。獨立戰爭主要是由加爾文主義者發動的，其中許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長老會學校受過嚴格訓練。獨立戰爭使美國誕生，這是加爾文主義者給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之人的獻禮。沙夫說：『美利堅共和國的立國原則，憑著清教徒與加爾文主義之間存在的連鎖關係是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爾文主義以其神學的嚴峻，育成了偉大的品格並且興起了現代立憲的自由。』」
今日中國社會中研究政治制度的人，往往脫離具體的宗教背景，僅僅從制度的層面考察，難免流於膚淺。人首先是一個宗教性的人，人的行為和制度都是其所信奉的宗教觀念的反應。可以說，沒有加爾文神學錘鍊人的品格，沒有加爾文神學使民主的原則成為民眾的常識，就沒有現代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伯特納分析說：「卡斯提勒（Emlio Castelar）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演說家、學者，未入政界前曾任馬德里大學的哲學教授；1873年自由派人士成立共和政府，他擔任總統。他身為天主教徒，憎恨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這使他的見證更有趣，更有價值。他說：『共和運動（republican movement）如果要有所作為，就需要一種比路德更嚴格的道德標準，就是加爾文的道德標準；需要一個比德國更民主的教會，就是日內瓦教會。我們如果探索盎格魯·撒克遜民主的源頭，會看到一本描述社會原始狀態的書，就是聖經。民主是由一種非常嚴肅的神學產生出來的，這個嚴肅的神學是從幾個亡命他鄉的基督徒學到的，他們住在荷蘭、瑞士幾個不見天日的城市中，而這些城市都有加爾文的陰影徘徊……。這些神學雖嚴肅，卻也寧靜，形成人類有史以來最莊嚴、最道德，最文明的產業。』」
「長老制教會《治會規則》的原則與美利堅共和國憲法的原則極為相似，這實在令人驚訝，也已經使許多人針對這點提出他們的看法。司密斯說：『當我們的先祖們坐下來制定代議政府與全民政治體制時，他們的任務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難，而是有範本可以依循。』」
「他又說：『如果你隨便找一個美國人，問他：是誰創建了美國？誰是這偉大民主共和國的真正創始者？，他可能感到困惑。我們也能想象，如果他聽到著名德國歷史家藍奇（Ranke）的回答，他會何等驚訝；藍奇的回答是：』約翰．加爾文是美國真正的創始者。』」
「《改教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這本經典名著的作者德奧賓（D'Aubigne）說：『加爾文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共和國的創始者。美國的開國先祖於雅各王一世在位時離開英國，登上荒蕪的新英格蘭，建立了人多勢強的殖民地。他們是加爾文的嫡系後裔，後來雖然快速成長，成為大國，但是提起瑞士雷馬湖（Lake Lema）畔卑微的改教領袖加爾文，仍以這位屬靈的父親為榮。』」
「司密斯博士說：『加爾文主義教導共和政體、人民自主自治這些革命性的原則，並且告訴人具體實行的方法。這些原則傳到美國，產生如此豐碩的果實，請問是透過誰的手傳的？誰的手栽的？是加爾文主義者。加爾文和他的思想與美國建立自由體制有非常重要的關係，所以不管藍奇的話有些人聽了會作何感想，這句話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歷史學家所公認，所肯定的。』」（伯特納：《預定論》，345－351頁）

16．加爾文主義與民主共和
民主與共和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宗教概念。一個只關心肚腹之欲的民族，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共和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的。有目共睹，加爾文主義是現代民主與共和制度的搖籃。因此，伯特納指出：「儘管宗教自由與政治自由並非一體相連，卻是彼此牽引，力量之大不容忽視，缺少其中一個，則另一個也不能久長。歷史常常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人民是享自由，還是受束縛，關鍵總是在它的宗教。他們相信哪一種教義，採納哪一種原則，對整個國家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這些東西直接影響一國人民思想、性格……等底層結構，好像建築物的地基，是一國人民生活、行政……等表層結構的基礎。加爾文主義是革命性的思想，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基本上傾向於消滅所有的階級劃分，摧毀一切以財富與既得權威為基礎的優越。加爾文主義者有愛好自由的精神，所以反對任何人為的階級劃分，如果有任何制度造成這種現象，使一個人因為這種制度而高人一等，他們都要與這樣的制度周旋到底。」
「在政治方面，近代的民主共和政體主要也是從加爾文主義來的，而且兩者彼此互有因果關係。任何地方的人民只要接受了加爾文主義，一定也會很快接受民主共和政體。加爾文自己主張：教會在神的統管之下，是一個屬靈的民主共和政體，當然他在理論上是主張民主共和政體的。雅各一世曾說：『如果長老會與君主政體可以相容，那麼上帝與魔鬼也可以相合了』，可見他很清楚加爾文主義的厲害。班克魯說：『當年的君王一致憑直覺就可以判斷，加爾文主義有一個他們所懼怕的政治特質，就是民主共和政體』。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約翰．費斯克說：『我們很難高估加爾文給人類的貢獻。他是科利尼（Coligny）、沉默者威廉、克倫威爾等人的屬靈父親，理當被尊為近代倡導民主風潮的第一人……。加爾文神學的傳揚是人類邁向個人自由的一大步』。西班牙自由黨領袖卡斯提勒說：『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民主是一種嚴格神學的產物，是從荷蘭與瑞士的幾個城市中學來的』。巴克爾（Buckle）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說：『加爾文主義基本上就是富有民主精神的』。塔克偉爾（de Tocqueville）是一位政治圈內才華洋溢的作家，他稱加爾文主義為『具有民主與共和精神的宗教。』」 （《預定論－加爾文主義與代議政府》，伯特納）

17．加爾文主義與教育
加爾文主義者始終注重發展教育。中國一般人對於宗教的概念是以「信」為本，然而中國人所理解的「信」多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的信。這種「信」只不過是人主觀上的一種感覺，在加爾文神學中，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以「真知識」和「真信靠」為特色的。
伯特納指出：「歷史很清楚又為加爾文主義作見證，顯示加爾文主義與教育關係密切。加爾文主義無論到哪裡，都創辦學校，給大眾教育注入一股強心針。加爾文主義以信徒心智成熟為前提，其實我們可以這麼說，加爾文主義的存在就與人們的教育密不可分，信徒必須心智成熟，加爾文主義才會發揮出它的效果。一個人如果要充分掌握加爾文主義的每一項內容，整理出它蘊含的一切豐富，就必須在心智上有所鍛練才行。加爾文主義對人的悟性提出最強的要求，人必須提升他的悟性，才能領悟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也堅決主張愛神不但要盡心，也要盡『意』，這『意』就是指『心智』或『悟性』。」
加爾文主張『真信心必須是有理智的信心』，而經驗告訴我們，『有敬虔而無知識』到頭來會和『有知識而不敬虔』一樣危險。加爾文清楚地看出，人能否接受他的教義，傳揚他的教義，不但台上的講員是關鍵，台下的聽眾也是關鍵，兩者都要受訓練。加爾文把他日內瓦的成就歸功於學院的設立，數以千計的學生從歐洲大陸和英國流亡到日內瓦，在加爾文門下受教，學成后就把他的教義帶往基督教世界的各個角落。約翰．諾克斯從日內瓦回英國時，深信致力於教育工作，使教育普及，就是構築抗議宗最堅強的堡壘，奠定國家最實在的根基。有古話說：『羅馬天主教所到之處有神父，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有教師』，我們只要考查事實，便知此言不虛。加爾文主義認為頭腦比錢財更重要，這種好學精神在英國、美國、荷蘭、蘇格蘭等國產生巨大的影響，無數信奉加爾文主義的家庭即使勒緊褲腰帶也要讓子女受教育。
喀萊爾的名言：『對我來說，一個人如果有能力求學，卻不學無術而死，實在是一大悲劇』，真是一語道破加爾文主義的核心。凡是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都鼓勵尋求知識，增長學問，所以訓練出一批強有力的思想家。加爾文主義者不把力氣花在蓋大教堂，卻努力在各階層興辦學校。當英國的清教徒、蘇格蘭的誓約派、荷蘭和德國的改革宗信徒來到美國時，不但把聖經及《威斯敏斯德信條》帶來，也把學校一同帶來。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加爾文主義

『從不害怕懷疑論的挑戰，只要她的學堂旁有教堂，

也不害怕頑固者的對抗，只要她的教堂旁有學堂。』

美國歷史上三個最重要的學府－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當初都是加爾文主義者創辦的，要讓學校成為宣揚加爾文主義的重鎮，不但要讓學生打下健全的神學基礎，也要讓他們熟悉其他各門學問。哈佛創校於1636年，主要是為了訓練傳道人，第一批畢業生有半數以上進入教會服事。耶魯曾經被稱作『美國大學之母』，有很長一段時間它是嚴謹的清教徒學校。普林斯頓是蘇格蘭的長老會辦的，以徹底的加爾文主義為基礎。
歷史學家班克魯說：『我們以公立學校為榮，而加爾文是公立學校之父，自由教育制度是加爾文想出來的』。他又說：『加爾文主義盛行的地方，總是會想辦法啟發當地民眾的心智，在每個教區都興辦學校。』史密斯說：『多虧日內瓦的加爾文帶起這股風潮，才有我們引以自豪的公立學校制度。這股風潮從蘇格蘭、荷蘭興起，一直涌到美國；美國在建國的頭兩百年間，每一所包括神學院、大學、公立學校在內的各級學校，幾乎都是加爾文主義者創辦並維持的。』論到加爾文主義與教育的關係，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College）的米特爾教授有兩段話說得很好：『科學與藝術乃是神賜給人類的普通恩典，人類應當謹慎對待，善加運用，儘力發展。我們認為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具體表現出神的理念，純自然的事物也可以反映出神的各種屬性。一切科學都有統一的理念，神也在這理念之中，因為這一切都是他計劃的的彰顯。不過加爾文主義者重視教育，除了上述理論性的考量之外，還有非常實際的考量，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麼不但辦初級教育，也辦高等教育，以致學校隨著教會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堪稱現代大學教育的先驅。這實際的考量與他們的宗教關係密切。』」（《預定論――加爾文主義與教育》，伯特納）

18．馬克斯·韋伯論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
韋伯在其名著中考察何謂「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裡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那麼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到底是什麼呢？首先是一種「天職」的概念，這種概念使得個人對工具具有「自覺性」，而這種「自覺性」恰恰是其他社會類型中勞動者所不具有的。「事實上，這種我們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實際上卻又遠非理所當然的獨特觀念——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至於職業活動到底是什麼，或許看上去只是利用個人的能力，也可能僅僅是利用（作為資本的）物質財產，這些都無關宏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陳維綱譯，第二章）
其次，合理的資本主義必須有一種誠實的倫理觀。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無法利用那些信奉無紀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條的人的勞動，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與他人往來中給人以完全不講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樣」（第二章）；「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或不管將其稱為什麼精神）的覺醒之往往被歸功於新教，必須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樣將其理解為對生活樂趣的享受，或也不應在任何意義上與啟蒙運動聯繫起來。」（第一章）
第三，合理的勞動觀。加爾文主義把勞動視為人的天職，視為人生的目的和當盡的本分，人必須恆常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或智力勞動。羅馬天主教的禁欲主義使人沉浸在無邊無際的空曠的宗教冥想之中，而加爾文則宣布「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而勞動則是主要的靈修活動。因此，韋伯總結說：「清教徒的精神氣質卻是合乎理性地組織資本與勞動」。（第五章）
韋伯得出的結論是：「歸正宗（即加爾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不管是在烏珀塔爾（Wupperthal ）還是在其它地方，都是這樣。其影響比路德教大得多，無論是就具體事例還是就總體的比較似乎都證實了這一點，在烏珀塔爾尤其如此。」（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