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明：我的父親王國維——清華瑣憶

西院居處



　　我家遷入清華園，是民國十四年四月間事。清華西院宿舍，每棟只有正房三間，右手邊有下房一間，內一小間，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儲藏室。左邊外為廚房，內為浴室及廁所，設備已稍具現代規模，有抽水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鐵皮製成，天氣稍涼，身體接觸盆邊，有一種冰涼透骨的感覺，因此後來將它拆下，改用木盆。廚房旁鄰接隔壁房屋處，有一小廁所，是抽水蹲式便池，專備傭僕之用。



　　這些房屋的特點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積大，每戶都栽種很多花木，屋后緊接鄰家前院，門開右邊，左鄰剛相反。如此共有兩列連棟房屋，合計二十戶。每戶都是朱紅漆的大門及廊柱，閃著金光的銅門環，在當時看起來，倒也氣象萬千。



　　第二個特點是窗戶特別大，一個房間中有三扇大玻璃窗，上為氣窗，向後有兩扇小窗，對著別家前院，裝得特別高，以確保各家的隱私權。除氣窗外，均不能開啟。氣窗上面，蒙有綠色紗布，北方人叫它做冷布。每逢更換冷布及裱糊頂棚，是一件大事，在北方住過的老年人，大半都知道。每戶除門鈴外，每間上房，均有電鈴通下房，這種設施，在當時還很新穎。


　　屋外是一條平坦的柏油路，路邊種著高大的洋槐樹，外面即為石砌的大圍牆。這條圍牆除南院外，包圍了整個園區。正對兩列宿舍中間的大馬路，有一對大門供出入。門內側的傳達室有人全天候守護。大門外即為通西直門大道，旁有小河，終年流水，清澈見底。冬天僅有靠兩岸結冰，春夏山上融雪，急流洶湧，沿著河邊散步，聽著水聲及林間蟬鳴，為一大樂事。



　　我們向校方租屋時，原為十七號及十八號兩棟，以為連號必然毗連，等到搬家時才發現十八號在最西面，十七號在最東面，兩宅相距一二百尺，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說了。後來不知是否與十六號交換了房子，還是十六號正好空出來了。因當時我尚未赴平，事後也忘了追問。總之當年冬天母親回鄉帶我來到清華時，我們已住在西院十六號及十八號了。



　　十六號是父親的書房，為研究寫作的地方。書室為三間正房的西間，三面靠壁全是書架，書籍堆放到接近屋頂，內間小室亦放滿了書。南面靠窗放大書桌一張，藤椅一隻，書桌兩旁各有木椅一把，備學生來訪時用。另有藤躺椅一隻，置於書架間之空隙處，備疲乏時休息或思考時用。中間為客廳，只有一張方桌及幾把椅子而已。東間為塾師課弟妹處，廁所后牆開一扇門，通達十八號。門雖開在廁所，但門一打開，即把馬桶遮住，所以雖為訪客必經之途，尚無不雅感覺。十八號為家人飲食起居之所，以目前的眼光來看，實在是很擁擠的。



　　前院平常很少有人進去，大門常年關閉，後院頗整潔，母親愛花，老傭人錢媽是農家出身，對種花很內行，雖然沒有什麼名花蕙蘭，春天來時，倒也滿院生香。



父親的辮子



　　父親的辮子，是大家所爭論不休的。清華園中，有兩個人人們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誰：一個當然是父親，辮子是他最好的標誌。另一個是梁啟超，他的兩邊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許是曾割去一個腎臟的緣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父親對儀錶向不重視，天冷時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帶，上穿黑色馬褂。夏穿熟羅(浙江特產的絲織品)或夏布長衫。平時只穿布鞋，從來沒有穿過皮鞋。頭上一頂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臘月，也不戴皮帽或絨線帽。那時清華園內新派人士，西裝革履的已不在少數，但父親卻永遠是這一套裝束。辮子是父親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國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時期剪去辮子，都會變成新聞，那決不是他所希望的。



父親教我讀四書



　　我到北平清華時，在民國十四年陰曆十一月中旬，已入嚴冬季節，那時家中請了一位老師，專教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父親沒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過後，父親才準備了一部《孟子》，一部《論語》，開始自己教我念書。



　　每天下午兩點，照規定是我到前邊書房「上書」的時候，吃完飯，我就緊張了，上一天教過的新書還沒有讀熟，指定的一張大字沒有寫好，於是一面寫字，一面結結巴巴地念著、記著，到了兩點，捧著書和字，戰戰兢兢地到了書房，一放下書，就背起來了，但很少是很順利地背完那段書，有時忘了，就偷偷地看父親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見他皺皺眉頭，慢慢地提了我兩個字，好容易拖拖拉拉地背完書，就要教新書了。有時連提幾次都背不下來，就要來日連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親在講書或聽我背誦的時候，從來不看書本，講解時也不逐字逐句地講，他講完了，問我懂不懂，我點點頭，今天的功課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讀完了，接著是念《論語》，這可沒有《孟子》那麼有趣味了，讀《孟子》好像讀故事，比喻用得特別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連我這十三歲左右的孩子，都能體會到它的妙處。《論語》卻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講的都是為人的大道理，好像與我毫無關係似的。我很羨慕塾師教五弟讀《左傳》，可是我不敢向父親說。



　　這樣的日子，只過了一年半，《論語》才念了一半，父親忽然去世了，全家頓時陷入了無底的深淵，不知道如何來接受及因應這突如其來的不幸事件。



　　等到喪葬事宜告一段落後，對我們兄弟姊妹的教育問題，有了初步的決定。三哥雖已辦好燕京的轉學手續，但清華學校給了他研究院的一個職員位置，因此就輟學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學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則進清華的子弟小學——成志小學。只有我，暫時不準備入學，雖經趙伯母(趙元任太太)再三相勸，我仍堅持己見，當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最後的決定，是由趙萬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觀止》，倒也選念了數十篇文章，這時一改以前漫不經心的態度，用心聽講，用功熟讀，想到以前背書時父親皺眉頭的情形時，心中總不免感到一陣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機會，自己卻輕輕地把它放過了。



父親對飲食的偏好



　　父親喜愛甜食，在他與母親的卧室中，放了一個朱紅的大柜子，下面櫥肚放棉被及衣物，上面兩層是專放零食的。一開櫥門，真是琳琅滿目，有如小型糖果店。



　　每個月母親必須進城去採購零食，連帶辦些日用品及南北什貨。回到家來，大包小包的滿滿一洋車。我們聽到洋車鈴聲，就蜂擁而出，搶著幫提東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親坐定后，打開包包的那一瞬，這個吃一點，那個嘗一嘗，蜜棗、膠切糖、小桃片、雲片糕、酥糖等等，大部是蘇式茶食，只有一種茯苓餅，是北平特有的，外面兩片鬆脆薄片，成四寸直徑的圓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裡面夾著用糖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紅棗等多種小丁丁，大家都喜愛吃，可是母親總是買得很少，因為外皮容易返潮，一不鬆脆，就不好吃了；一些細緻的是為父親買的。其他如花生糖、蜜供等，是我們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雖然說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會分嘗一點。六弟享些特權，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因為他到五歲尚不能行，也不會講話，後來忽然站起來走了，而且也會講話了，大家都對他特別關心與愛護，父母親對這個小兒子，也最鍾愛，尤其是錢媽，把他看做自己的兒子一樣，事事都衛護他，所幸他並沒有恃寵而驕，從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親每天午飯後，抽支煙，喝杯茶，閑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點來鍾，就到前院書房開始工作，到了三四點鐘，有時會回到卧房，自行開櫃，找些零食。我們這一輩，大致都承襲了父親的習慣——愛吃零食。



　　父親對菜肴有些挑剔，紅燒肉是常吃的，但必須是母親做的，他才愛吃。在北平，蔬菜的種類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備，也是飯桌上常見的蔬菜，其他如西紅柿、茄子(形狀有點像葫蘆，圓圓的)、雞蛋等，也常吃。豆類製品如豆腐、豆乾、百葉等，他也愛吃。魚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記得有吃魚的事。平常除了燉雞以外，都不煮湯。



　　我們到北平以後，母親和錢媽，也學會了包餃子，這種麵食，父親也喜歡吃。吃剩下來，第二天早上甩油煎了，「就」稀飯吃。每天早上，除稀飯必備外，總有些固體的食物，如燒餅、包子等等。



　　父親愛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認為香瓜等較難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們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還較喜歡吃。我們大家也就跟著他吃。



天哪!這是母親的遺書



　　父親的突然去世，為家中籠罩了一層愁雲慘霧，每個人都食不下咽，即連仆佣亦不例外。



　　母親那時每天都到成府剛秉廟，為父親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幾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層之多，然後再加漆四五次，到後來，其亮如鏡，光可鑒人。那時用的並非現在的快乾洋漆，而是廣漆，每一層必須等待乾燥!才能再漆，費時不少。



　　接著購地、挖掘壙穴，也是她在忙著，錢媽悄悄地對我說，讓她去忙，這樣可稍減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親正好又到墳地去看工人修築墓穴去了，家中別無他人，我因要找些東西，請錢媽幫我抬箱子，抬下第一隻，看見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親的筆跡，上面寫著我的名字。當時我立刻聯想到從父親衣袋中取出來的遺書，馬上感到一陣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書信打開來一看，是母親的遺書!大致是叫我們把父親和她安葬以後，即籌劃南歸，回到家鄉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親的恤金，清華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為期，由三哥按月領了匯給二哥管理，合併其他的錢，勉強夠我們的生活教養費。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對一個不足十四歲的孩子來說，簡直不知所措。幸虧錢媽比較冷靜沉著，她叫我不要聲張，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問我與母親較好的有哪幾位太太?我說西院一號陳伯母(陳達教授太太)、四號鄭伯母(鄭桐蓀教授太太)和南院趙伯母(趙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較接近。兩人商量一下，覺得陳伯母太老實，不善言詞，恐怕說不動母親的心意。趙伯母心直口快，將來說漏了口，全園皆知，是很尷尬的事。只有鄭伯母，說話有條理，行事很謹慎，且與母親最談得來，因此馬上去與鄭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驚慌，她一定會儘力說服母親的，要讓母親看在兒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幾年。然後在家中，由我哀求，錢媽解勸，三人合作，總算打消了她的死志。當母親說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們十年。」我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了大半個心。



　　那一年裡面，母親要出門，我必定要問她到哪裡去，有時她煩了，就說我不該管她的事。儘管這樣，我還是偷偷地在後面跟著，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時她出去遲遲不歸，我和錢媽兩人總是提心弔膽的，等到見她進門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該入學，可是不放心母親，我推說對學校的規矩都不懂，除國文外連阿拉伯數字也不認識，無法上學。趙伯母曾數次相勸，我仍以這個理由推拒了。



　　我們有兩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親小，他們之間，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見的，母親得到他們寬慰，精神逐漸振作，一一安排我們入學。



父親的消閑生活



　　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那時收音機尚不普遍，北平雖有廣播，頂多有一個小盒子樣的礦石收音機，戴耳機聽聽，就算不錯了。舉凡現代的音響視聽之娛，非當時夢想所能及。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



　　我們住在城裡時，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廠。古玩店及書店的老闆都認識他，在那裡，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書店中遇到了想要的書，那就非買不可了。所以母親知道他要逛琉璃廠，就先要替他準備錢。遷居清華以後，很少進城，到書店去的時間也就減少了。記得有一次他從城裡回來，臉上洋溢著笑容，到了房內把包裹打開，原來是一本書，他告訴母親說：我要的不是這本書，而是夾在書頁內的一頁舊書。我看到只不過是一張發黃的書頁，而他卻如獲至寶一般，我想一定是從這頁書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資料。



　　我們唯一的一次出遊，是與清華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親是騎驢上山，母親則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騎一驢，可是我因腳踏不到足蹬，幾次差一點被驢掀下來，雖有驢夫在側，我仍然下來步行。妹妹以前騎過，已有經驗，一點也不害怕。一路上大人與大人在一起，我們小孩，自成一隊。父親那天玩得很高興。



　　弟妹們在家，總愛到前院去玩，有時聲音太大了，母親怕他們吵擾了父親，就拿了一把尺裝模作樣地要把他們趕回後院去。他們卻是躲在父親背後，父親一手拿書繼續閱讀，一手護著他們滿屋子轉，真使母親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時，我們幾個小的，常圍著他，要求他吟詩給我們聽，那時我們不懂得吟，只說是唱，他也不怕煩。有時求他畫人，其實他不會畫，只會畫一個策杖老人或一葉扁舟，我們也就滿足了。

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鹽官人。近現代著名學者，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詞學家、考古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他學無專師，自辟戶牖，於各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成就卓越，貢獻至巨。生平著述六十二種，批校的古籍逾兩百種。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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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淵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開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傳，遠祖王圭、王光祖、王稟、王荀四世，均以戰功顯赫，其中王圭、王稟及王荀死於國難，尤以王稟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禦敵而殉國，是一位勛績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稟之孫王沆隨宋高宗南渡，襲安化王爵，賜第鹽官，遂定居於此，已有八百餘年的歷史。到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海寧舊有安化王祠，始於明弘治年間，嘉靖壬子年毀於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東，今舊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將王稟及襲封前爵、賜第鹽官的王沆，在海寧受到當地人民的長期敬仰。王國維對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補家譜忠壯公傳》。

二、生平經歷

　　王國維於1877年12月3日（清光緒三年舊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於浙江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讀農學社及東文學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海寧故鄉度過的。四歲時，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字與言，號蒓齋，早年讀書並習賈於茶漆肆，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治學精進不窮，尤於書法、畫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里，從小聰穎好學。1883年，他七歲起，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涉獵了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並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維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讀書的志向和興趣。

　　1892年，王國維入州學，名在第六十餘名，同年赴杭應府試未取。1893年，又赴杭應科試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書院。他自從考入州學后，並未用主要精力準備應試，而是從博覽群書中產生了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的興趣。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向中國輸入，王國維接觸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願望。雖然因為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遊學，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很不安心在家鄉為人作家庭教師，由其父為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嚮往出國留學。

　　1898年正月，王國維由父親王乃譽親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學的航程，由水路抵滬，入《時務報》館。二月，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其時在《時務報》社師事維新派人士歐榘甲，在東文學社從師日本教師藤田八豐、四崗佐代治，學習日文之餘，兼學英文及數理等。是年戊戍變法，六君子遇害，王國維深感不平，「頗有扼腕槌胸、搔首問天之慨」（據王乃譽《日記》）。1900年春，王國維為參加出洋考試及安排赴日留學事奔波，在羅振玉的資助及藤田、田崗兩位日本教師的幫助下，於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因病於次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由東京返國抵滬，五月返家養病。八月後，赴武昌農學校任譯授。王國維的編譯工作，始自王氏在東文學社時期，日本留學后，他又在羅振玉辦的《教育世界》發表了大量譯作，繼而成為該刊的主筆和代主編，通過編譯，並加以自己的論述，介紹了大量近代西方學人及國外科學、哲學、教育學、美學、文學等領域的先進思想。他從1898年到上海（時年二十二歲），至1906年三十歲其間，除在東文學社、東渡日本留學，還曾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江蘇師範學堂等。此時他以攻哲學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兼英法諸家，結合先秦諸子及宋代理學，又攻西方倫理學、心理學、美學、邏輯學、教育學，所譯心理學、邏輯學名著有開拓之功。他自稱這一時期為，「兼通世界之學術」之「獨學」時期。代表作有《紅樓夢評論》及《靜庵詩稿》、《人間詞》。此外王國維曾擔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三十歲以後，轉治文學。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並對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進行介紹和比較，介紹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名著及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等人。同時，王國維還對美學、詞學進行研究，寫出了著名的《人間詞話》，對中國戲曲史進行研究，撰有《曲錄》等多部著作，為《宋元戲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體，王國維攜全家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僑居四年余。在羅振玉的幫助下，有機會靜下心來做學問，研究方向轉向經史、小學。他與羅振玉一家相鄰居，平時互相切磋，往返論學，協助羅氏整理大雲書庫藏書，得以盡窺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並與日本學者廣泛交流，學力乃駸駸日進。他在《國朝金文著錄表序》中說：「東渡后，時從參事（指羅氏）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於此時。由於專力於研究新發現的史料，並能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所涉甚廣，著述甚豐。此外，在戲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戲曲考》，被譽之為「戲曲史研究上一部帶有總結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於時局動蕩和清王朝滅亡，結合人生體驗，有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頗安定，學術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只因生計問題，有同鄉鄒安邀其返滬，為英國人哈同編《學術叢編》雜誌，他不願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遂於1916年回國。在哈同「廣倉學窘」《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兼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申骨文字及商周歷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參與編摹《浙江通志》，為江南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編《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志》等。並將辛亥以來重要的研究成果，編成《觀堂集林》，其中《藝林）八卷、《史林》十卷、《雜林》二卷，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

　　1923年春，當時溥儀小朝廷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升允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按清代慣例，在南書房工作，大都應是進土、翰林以上學問淵博的著名人物，王國維雖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學識，與楊鍾羲、景方、溫肅三人同時入南書房工作，有幸得窺大內所藏，曾檢理景陽宮藏書。次年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南書房行走」的工作也由此結束。

　　1925年，胡適、顧頡剛等人因崇仰王國維的學問，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講授《古史新證》及《說文》、《尚書》等課程，從事《水經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他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更加精進，學術成果豐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論殷周、釋甲骨、釋鐘鼎，處處卓絕，語語精到，皆出自己心得、發明和獨創，對古代歷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博得海內外學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國民革命軍北上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地再辱」的遺書，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昆明湖，在其五十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8月14日葬於清華園東一里西柳村七間房之原。清華大學有王國維紀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華大學因基建遷其棺於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樹碑，由著名金文專家、受業弟子、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戴家祥撰碑記，著名書法家沙孟海書碑文。

三、學術貢獻

　　王國維學識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諸國文字，先後在哲學、文學、戲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漢唐史、敦煌文獻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圖書管理學、版本目錄學等多學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治一門，通一門，造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見，做出超越前人和時代的成績，王國維學術思想和成就「在國內外學術界有巨大影響，享有國際盛譽。」「確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資，成專家之業的思想家、大學者」，雖然，他「離開我們已半個多世紀了，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各種創作、考釋、校注、跋論、專文等，其中許多論斷，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證明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不易之論』，為中外學術界所敬仰。」（《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國維運用甲骨文治商周史，這在學術界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他在甲骨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決新問題，綜合比勘。將甲骨資料與其他史料相互參證，在歷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斷代、甲骨綴合研究諸方面均有創穫，對學術界有巨大的影響。他在對殷王世系的考訂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是研究商代歷史最有貢獻的著作，這不僅是王國維學術研究中的一個最大成就，亦為近代學術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據卜辭中的地名與古文獻相印證，撰成《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運用文獻和金文資料寫成《三代地理小記》、《鬼方昆夷獫狁考》、《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毫》、《說耿》、《說殷》等論文，進行了包括都邑在內的古代方國地理研究，在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他還對殷代的祀典進行了詳細的探討，著有《殷禮徵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論點至今仍確切不可易，他對殷代禮制的研究成果，對啟發後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幫助。所作《殷代制度論》，則運用甲骨文與古文獻資料互相印證，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變。其研究方法為他首創之「二重證據法」，已成為後人疏通證明古代歷史的科學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義。

　　王國維在史學研究方面，不僅是我國應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釋中國古代歷史的創始者，而且，他還以「熟於兩漢史事」著稱，他與羅振玉合編《流沙墜簡》，從事兩漢、晉屯戍諸簡的考釋工作，他在秦漢史研究中著重於考訂史事及對漢郡的考釋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證，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漢郡考》、《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後漢會稽東部侯官考》、《流沙墜簡序》、《漢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個據唐寫本考證唐史，在職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訂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韋莊《秦婦吟），是我國詩歌史上最長的一首韻文敘事詩，因諱曾長期不傳於世，經王國維據《北夢瑣言》及用殘本互勘，才得以復傳。他還證補唐史，填補了兩《唐書》的空白。

　　王國維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據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釋，研究各族名稱的歷史演變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他是近代國內史學界第一個研究匈奴族源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就匈奴的族屬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從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來自鬼方、昆夷、獫狁，其考訂論證詳細、精審，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獫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繼考》，廣徵博引古文獻及鐘鼎彝器銘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對研究匈奴族源、職官、文化制度及其與漢族的關係，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學術界至今仍有深遠影響，成為後人借鑒的寶貴文獻。

　　王國維對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著重於對有關史料進行考訂，依據史藉及其他有關資料進行精審的校勘和分析，並作精闢的考訂，對蒙古族在歷史上的存在及發展進行研究。他考證蒙古族在歷史上的發展情況，並未局限於元史，他認為蒙古族的崛起，與契丹、女真興衰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將蒙古史與元史、遼史、金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錄了唐宋以來古行記七種，每種都搜集了兩種以上版本進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時研究蒙古統治者與漢族經濟文化的關係，研究蒙古族的早期發展及流變。他考察史料，撰寫專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譜》、《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元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蒙古史扎記》、《韃靼考》（附韃靼年表）、《蔭古考》、《黑木子室韋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還編輯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種，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

　　王國維還長期致力於古代歷史地理名著《水經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經注》宋刊殘本及明清以來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僅對《水經注》本身進行了精審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過對版本、抄本的因襲、源流、翔實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釋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漢歷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對古地理問題，更得心應手，駕輕就熟。

　　王國維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青年時期研究哲學，他認為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可愛者不可信」，是「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論理學、純粹之美學」，而嚴復介紹的實證論則是「可信者不可愛」的哲學，王國維作為科學家，傾向於實證論，但他又系統地介紹了叔本華的哲學學說。近代兩種哲學思潮的對立也反映在王國維的哲學思想上，這種矛盾體現在他的哲學思想和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既有對思辨哲學（他稱為「純粹之哲學」）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觀的知識的實證精神。他能用實證精神對「概念世界」進行反思，並從哲學高度總結治學方法。他在分析批判傳統哲學範疇和自覺運用實證方法方面，有其獨特的貢獻。蔡元培曾說：「王氏介紹叔本華與尼採的學說固然很能扼要，他對於哲學的觀察也不是同時人所能及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王國維攻治哲學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靜安文集》及《續編》，另有32篇發表在（教育世界》的論文，其中哲學總論2篇，中國哲學10篇（皆為論文），西方哲學20篇（論文6，傳記14）（今人譚佛雛先生輯有專集《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

　　王國維治美學、文學，與其治哲學並重，他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學家。」在我國近代文學史上，他向國人介紹荷馬、但丁、莎土比亞、拜倫、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貝爾、托爾斯泰等外國大文學家。他還研究中國文學，寫了著名的《人間詞話），其「境界說」等美學、文學理論，則將中西美學、文學思想「化合」，影響深遠，他提出的「成大學問、大事業之三境界」內蘊深邃，至今廣為傳誦、膾炙人口。所作《紅樓夢評論》，則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較系統、比較全面地論述《紅樓夢》諸問題的重要論文，在紅學研究方面具有開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義。他的詩詞創作，也頗有獨持風格，其《人間詞》115首，長於抒情，風格多樣，且含哲理，思深感銳，顯現其睿智、敏感之靈光，清邃雋永，是他將其美學、文學理論付諸實踐的結晶。

　　王國維研究中國古典戲曲史，達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末元戲曲考》）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壁。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性的成就，一直領導著後學。」王國維把他深厚的學術根坻及中國文學的修養，同西方先進的戲劇文學理論、科學縝密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第一次揭開了中國戲曲藝術的起源和形成問題，勾勒出宋元戲曲發展史的輪廓，為戲曲史研究積累了系統的資料，把戲曲藝術提高到歷史科學的範疇，在文學史上為元雜劇和南戲爭得了應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關於中國古典戲曲史的研究專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矚目。

　　王國維在教育學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他站在維護新學與西學的立場上，提出了一些資產階級的教育觀點，反映了當時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倡導引進西方思想，通過改革教育來振興中華的熱望。他提出了關於教育宗旨、知識論、高等教育、學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論述，尤其是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培養完全人格的體、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張，還提出了「完全之知識」的論述及師範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論述，對中國近、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發展，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的教育學論文及關於教育學及教科書的譯著，主要發表在《教育世界）。

　　王國維在圖書館學、版本學，目錄學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學部圖書館任職時，積極介紹了國外新興學科辨學（即邏輯學）、心理學等，編譯英百科全書條目中所收《世界圖書館小史》，此譯作被收入學部檔案珍藏；他在介紹圖書館史的同時，還系統介紹了圖書館學概論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圖書館的發展演變，尤其介紹了文藝復興時期圖書館，美國、英國的圖書館及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圖書管理法。在晚清時期的中國，王國維積極介紹國外圖書館的概況。其譯作雖然30年代才公開發表，但譯成後於內部流傳，有一定影響，在三十年代，也作為圖書館學的一部重要學術譯著，對當時的圖書館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王國維作《庫書樓記》、《查他山文集》、《敬業堂文集序》、《傳書樓記》，記述清內閣藏書概況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書之演變，是研究中國圖書館史寶貴的文獻資料。王國維對目錄學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歷史上重要的目錄學著作，還編撰目錄學著作，親自纂目錄、編索引，撰《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等，發前人所未發，填補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還勇於革新創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鑿，論說精當，在目錄遺產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書目190多種，所校諸本，皆成善本，大多為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傳後世學人。

　　王國維生前著作六十餘種，他自編定《靜安文集》、《觀堂集林》刊行於世。逝世后，另有《遺書》、《全集》、《書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遺著、佚著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