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標題: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列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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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1:59
標題: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前言

    1975年7月，我離開石家莊市郊滹沱河畔的紅旗雜誌五七幹校、奉調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此後，曾相繼在國務院財貿小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員會落選。這十二個春秋，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個歷史轉折時期。我有幸直接經歷許多重大事件。

    經歷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的人們，扮演著這樣那樣的角色。這些年來，看到不少親歷者對這段歷史或其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回憶文字。寫歷史、有個人的經歷，個人的看法。看法可以各種各樣，但是歷史卻客觀地存在著。

    我少年時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學，志在報效國家。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爆發，目睹民族敗亡的殘酷現實，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希望。從參加「一二九」運動到奔赴延安，從東北解放戰爭到奉派參與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後則在中央辦公廳、紅旗雜誌，直到「文化太革命」。幾十年經歷，由於黨的教育，深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人民解放、國家興旺發達的指導思想。其間工作調動，世事變革，個人起伏，但是過個信念一旦樹立起來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變成名人。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誠然，個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說明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卻是對黨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對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經歷，比較系統地講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來，在記錄稿的基礎上，又反覆進行整理、補充和修改，歷經四、五年，形成了這部自述。這裡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鄧小平、陳雲，如胡耀邦、胡喬木，如趙紫陽、陳伯達。我如實地記錄同他們的交往，也寫出對他們的一些看法。

    總之，我希望這本自述，真實地記錄下我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包括我在其間的感受以及對人、對事的理解和認識，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歷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至於臧否是否公允，則有待讀者的評判，更有待歷史的檢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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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1:59
一九七五年整頓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設立國務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經過

    1975年7月5目，國務院辦公室發出一個通知，宣布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經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國務院已設立政治研究室。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鄧力群等同志組成。"在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研室）協助鄧小平做了許多事情，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夥恨之人骨。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四人幫"造謠說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私自搞起來的，誣衊政研室是"謠言公司"、"黑風口"、"繼舊中宣部后又一個閻王殿"，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作為政研室七個負責人之一，我有責任把這一段歷史說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鄧小平同志就開始醞釀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這個機構了。

    按照毛澤東主席1974年12月在長沙作出的關於中央領導人事安排的決策，"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主席要總理組閣，不讓"四人幫"掌握最高權力。那時總理病重，主席要他開過四屆全國人大后專心養病，工作讓鄧小平頂。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確，要鄧小平同志來接班。

    1975年初，經過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鄧小平同志在黨、軍隊和政府中就任三個重要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

    這時，意識形態領域仍然由「四人幫」控制。中央的「兩報一刊」①，上海的《學習與批判》，是他們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門，一個文化部，一個體委，還有北大和清華"兩校"，也是他們直接控制的。兩個地區，一個遼寧，一個上海，都是他們直接控制的。"四人幫"及其控制的這些地方和單位，只會抵制，不可能貫徹執行鄧小平整頓的一整套辦法。鄧小平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知道，要貫徹執行自己的一套，沒有輿論工具不行，沒有人替他宣傳不行。及時組建一個寫作--參謀班子，幫助他搞調查研究，起草文件，進行宣傳，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著手醞釀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同志為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的1號文件發出的第二天，鄧就找胡喬木同志談組建這個寫作和參謀班子的問題。胡在"文革"中受衝擊、審查多年，剛在1974年的國慶招待會上露面，雖然算是"解放"了，但還沒有作組織結論、正式恢復組織生活呢。

    鄧小平把胡喬木約請到自己那裡，跟他說：正在考慮，要你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同志當國務院的顧問，像過去「釣魚台的班子」②。那樣寫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鄧小平還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寫作的題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還提到主席前不久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談話，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也應認真研究。鄧小平說：這些問題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系統解答的。從《*********》以後，就很少有那樣系統地解答人們關心的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結論，沒有論證，總之一句話，不能說服人。鄧小平還交代胡喬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鄧小平說明，今天談的這些，只是同你交換意見，中央和國務院都還沒有討論。

    從這次談話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危難之時受命擔負黨政軍領導重任之際，在著手部署整頓的同時，已經考慮到加強思想理論工作的問題了。已經準備為把思想文化陣地從「四人幫」手裡奪回來而組織力量了。組織這樣一支隊伍，是同「四八幫」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展開鬥爭不可缺少的。

    鄧小平同胡喬木的這次談活，對於後來正式成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來講，是一次重要的醞釀。不過，名義、機構都還沒有確定下來，任務也只是從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寫「*********」那樣的寫作班子寫文章這一方面著眼。事實上政研室成立后，在整頓中承擔的任務，所起的作用，比「釣魚台的班子」要寬得多，大得多。這時，鄧小平還沒有把此事提交黨中央、國務院討論。他只同李先念商量過。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當負責人，名單也是鄧與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鄧小平抓住機遇，把組建、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這是因為，一方面，整頓發展到那時，成立一個政研室這樣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幾個月來形勢的發展，鄧小平已經進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成立以胡喬木為主要負責人的這樣一個機構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

    首先是整頓取得了顯著成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後，雷厲風行地領導了鐵路的整頓，並把鐵路整頓的經驗在鋼鐵、煤炭和整個工業交通戰線迅速推開。經過短短三四個月的整頓，國民經濟面貌已經有了顯著改觀。與此同時，落實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進展，大多數關押受審查者已經釋放。對地方的整頓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發文件推廣江蘇淮海地區整頓的經驗，開始處理浙江"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干)問題。總之，中國國內形勢出現了由亂而治的轉機。

    第二，在進行整頓、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圍繞著所謂「反經驗主義」 ③問題，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同「四人幫」進行丁一次較量。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挫敗了「四人幫」以「反經驗主義」打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圖謀，在這一次較量中取得了巨大勝利。5月下旬至6月初，鄧小平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集中批評"四人幫"。江青、王洪文被迫檢討。會後，王洪文離開中央到浙江、上海調查、工作，黨中央常務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這就為把整頓向面上鋪開、向深處發展，創造了頗為有利的條件。

    按照鄧小平的部署，6月以後，整頓要進一步向面上鋪開和引向深人。進就勢必要進人"四人幫'長期霸佔的文藝、教育、科技、出版、理論等領域，鬥爭必將更加尖銳。而當時北京、上海的主要報刊都控制在"四人幫"的手裡，"四人幫"還培植了一批寫作班子做他們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鄧小平主持召開的會議，鄧小平在這些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經過毛主席圈閱同意的中央文件，在報紙刊物上都得不到宣傳，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正確主張在報刊上得不到反映，幾乎沒有什麼輿論宣傳。黨內只有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文件或聽到傳達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這樣種情況，報刊上宣傳的東西同黨中央進行的工作，是兩股道，互相打架，這裡說要安定啊，那裡說還亂得不夠。當時，鄧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四人幫"進是進行他們的階級鬥爭。無論是整頓的進一步開展，還是同「四人幫"進一步的鬥爭，這緊密聯繫著的兩個方面，都迫切需要輿論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組建一個強有力的、能戰鬥的寫作班子，組建一個能夠領導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機構，簡而言之，鄧小平手裡掌握一個能夠為自己的主張做宣傳、能夠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班子，是把整頓繼續推向前進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這時，胡喬木被毛澤東再度起用，成為組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一個契機。組建一個寫作班於的迫切需要有了現實的可能。胡喬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當時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工作擺上了重要日程，而這項工作的負責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澤東探知，整理他的選集，胡喬木是最佳人選。而胡喬木的所謂「歷史問題」，經過幾年反覆調查，證明純屬子虛烏有。既然胡喬木沒有什麼問題，毛澤東遂親自指示，讓胡喬木參加《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論十大關係》、《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第一批需要編輯整理的毛澤東文稿交到胡喬木手裡。這樣，乘整理、編輯《毛選》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由胡喬木等作負責人，條件已經成熟。"四人幫"已經沒有任何理由阻攔了。

    6月8日，鄧小平再次約見胡喬木，商談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有關事宜。鄧小平說：上次談的事要著手辦，不過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由你們幾個人負責。按照鄧小平的設想，政研室和毛選整理小組是兩個機構，一套班子。關於政研室的組成成員，就是1月談話時提的吳冷西、胡繩、熊復和原來在康生身邊整理毛選的李鑫。在商量時，鄧小平同意胡喬木的提議，增加于光遠，但是堅決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關於政研室的任務，鄧小平提出，除了寫文章承擔編輯毛選五卷的具體工作外，還要"分管學部"，就是分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顯然，鄧小平是要通過政研室掌握對我國最大的、有組織的這立哲學社會科學隊伍的領導權，將宣傳理論隊伍組織起來。

    6月8日同胡喬木談話"后，鄧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聯名向政治局寫報告，提出關於《毛選》編輯工作的建議：《毛選》第五卷"編輯整理工作應繼續進行，《毛選》六卷也要編出目錄草案"；毛主席還批准了胡喬木同志進行這項工作，成立由康生、鄧小平、胡喬木組成的三人小組(《毛澤東選集》工件小組)負責。陳胡喬木和五卷整理小組的幾位同志外，還可考慮吳冷西、胡繩、熊復同志參加進來。同時，鄧小平還在為遞交這個報告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議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鄧小平寫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議一件，請提政治局審議批准。「另，國務院設政治研究室，先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間志組成，以後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青一點的人，培養作理論工作。此事亦請一併提政治局審議。」

    這兩項提議經政治局審議通過，報毛澤東圈閱同意后，國務院政治研寵室就正式成立了。

    鄧小平報上去的負責人名單是六個人，沒有鄧力群。我的名字是後來加上的。我是誰提的名，不清楚。吳冷西西說是他先提的。據後來胡喬木在挨整時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鄧小平提的。鄧小平說，加一個鄧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領導成員都稱負責人。主要負責人胡喬木，也沒有別的職銜或名義。這樣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續，免得節外生枝，好立即上馬辦事。


二　我到國務院政研室之前的情況

    從「文化太革命」開始，我就受到陳伯達打擊。不久，又被他打成「現行反革命」。長期在石家莊幹校勞動，接受審查。到1970年8月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垮台，我的處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復組織生活。

    「解放」我時，說你可以回家了。我沒有返京回家，仍舊呆在幹校。當日我有一個心思，以後做研究工作吧，別的事情不想幹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論上作點準備。這個準備可以說從隔離審查那一天起就開始了。除了挨批鬥以外，我總是抓緊時間讀一點書。書有限，就反覆讀。主要讀哲學書籍。我在幹校五年，每天晚上大體上爭取讀三個小時書。五年下來，確實讀了我過去想讀而沒有讀的許多書。我去幹校時帶了五大箱書，比誰帶的書都多。《馬恩全集》、《資本論》、《馬恩列斯文選》、《列寧選集》、《斯大林文集》和《資治通鑒》、《魯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亞全集》等都帶去了。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像這一段看那麼多書，而且看了過去想看而沒有看的書。其中《資本論》讀了三遍，讀的過程中，每一段都反反覆復地思考。《剩餘價值學說史》三本都讀了。《馬恩全集》中的經濟著作全部看了，哲學著作也都看了。科學社會主義方面，《馬恩全集》、《列寧選集》中的有關部分又都重讀了。從被隔離到被解放，《毛澤東選集》反覆看了二十四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凡有專門的著作，都認真重讀。哲學方面，不僅把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較集中地研究了《論持久戰》中的哲學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幹校也好，我反反覆復讀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研究其中的哲學思想。宣布「解放」以後，我在幹校又拖了半年，把《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搞成了一個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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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0
回到北京以後，房維中給胡繩說，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筆記整理一下。不知什麼緣故，胡繩沒有把這個消息傳給我。後來房維中、王忍之到我家裡來，說現在有這麼個意見。我說，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批註和談話。他們說，那好，你整理出來以後，我們準備同幾個人一起搞一搞。這樣，我又搞了兩遍，包括過去整理的和過去沒有整理的。以後是計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說是紀登奎有指示，據說是周總理的意見。後來胡繩、吳冷西、于光遠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來、交上去以後，小範圍裡頭印發了。發給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礎上，我又搞了一個論點彙編，又整理了一個毛主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示。這樣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學習、整理毛主席的東西，確實懷著極大的熱情，對我來講，收穫確實不小。

    其時，胡喬木那裡組織了幾個「隱士」，所謂「請隱士，舉選民」吧，搞學習毛主席理論指示的材料。以此為綱，分頭讀一下馬恩列斯的有關論著。要求最好分類整理出一些材料來。我在那裡工作，參加胡喬木那裡工作的有陳禹、馮蘭瑞、王仲方，還有總工會、共青團的人。在那裡搞了一個多月，搞成了一個材料——《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

    我獲得「解放」后做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寫成《<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筆記的批註和談話》，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論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是懷著對毛主席發自內心的崇敬和熱愛去做的。不然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和毅力。這三件工作，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從馬恩到列寧又結合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我的理論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這為以後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準備。做這三件事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以後會搞政研室，但做了這三件事，確實為政研室成立以後我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這個準備和沒有這個準備是大不一樣的。後來，在寫《論總綱》的時候，我向幾位台作者講怎麼寫，以至口授文章的內容，隨時引用毛主席的觀點和語言。他們很奇怪，老鄧怎麼對毛主席的東西那麼熟習啊。就是因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結合著毛澤東思想對它們的發展，做過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喬木講他另有任務，由我繼續組織這些人把他出的題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務，就是要他去幫助整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快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這個攤子就散了。這批人中間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馮蘭瑞。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1)

    鄧小平提議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報告，經政治局通過以後，報毛主席批准同意。中辦發了我開頭所說的那個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約7月初，胡喬木就找我們六個人談這件事。人分兩部分：一部分搞《毛選》五卷，在中南海懷仁堂西邊的西四院辦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辦公。于光遠和鄧力群，就管武臣殿這一排。一邊工作，一邊調幹部。後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總共有近50人。設有理論組、國內組、國際組、辦公室、圖書資料室，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和骨幹有王子野、陳道、蘇沛、滕文生、丁樹奇、林澗青、徐道河、王飛、馮蘭瑞、李之敬、高興國等同志。人員來自中宣部、紅旗雜誌(調了四、五人)，還有新華社也來了一些人。圖書資科室是從"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圖書館撥過來的。那個圖書館原來是由田家英等辦的。

    國務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說一說。

    １《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

    《毛學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經搞了。什麼時間開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周總理他們領頭籌辦，下面有個辦事機構，李鑫負責。那時機構社在中央黨校，黨校有三四個人參加，中辦秘書局搞文件的有三四個人參加。政研室成立以前還加上了鄧小平，由周、康、鄧他們三個人總負責。周、康兩人都病了，實際上就是鄧負責。後來就吸收了胡喬木。胡喬木屬於他們幾個人這一層，還是在他們三個人之下，不清楚。據李鑫後來講，確定胡喬木參加以後，到康生那裡談過一次話。康生說，我們這裡有個攤子，籌辦《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過去負責的是李鑫，你加進來以後，希望稱幫助他們做好這件事。意思胡喬木是協助。但從鄧小平、康生聯名給中央政治局的建議來看，組成《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的三人是「康、鄧、胡」，胡喬木是屬於上面總負責的一層。

    政研室成立以後，實際上《毛選》五卷編輯工作由胡喬木負責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個吳冷西。這個機構搬到西四院里辦公。我們七個人中，經常參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實際上他們五個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後，在以前的工作基礎上，《毛選》五卷的編輯工作加快了速度。鄧小平採取一個辦法，每篇文稿經過修改，補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後，由鄧小平召集我們讀一次。地點在三座門軍委。通讀、討論，通過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還要到政治局討論。政研室的這種討論當時叫做「讀文件」。大體是兩周一次。文章有長有短，長文章一次讀一篇，短文章一次讀兩篇。7月9日第一次讀，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讀了七次，大概有十來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論十大關係》和《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整理加工是滿意的。當時議定，這兩篇可以定稿了，送給毛主席看了以後，不必等選集出版，先公開發表。

    在《論十大關係》討論通過後，鄧小平7月13日給毛主席寫了報告，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此點，請考慮。"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喬木寫的《關於<論十大關係>整理稿的幾點說明》，就圈閱同意。隨後，主席又把《論十大關係》讀了一遍，寫了以下批語：「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西四院在修改補充定稿過程中間爭論不小。爭論主要是在胡喬木、李鑫之目。具體內容現在記不得了，大致是胡喬木主張改得多一點，李鑫主張改得少一點。更主要的，胡喬木主張講階級鬥爭的部分要講得準確一點，周到一點。李鑫主張保持原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胡的意見佔優勢。「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後，矛盾暴露出來，李批評胡的意見就多了，說這裡改的不行，那裡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喬木的話，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對階級鬥爭，胡喬木一竅不通。

    粉碎「四人幫」以後，胡喬木被擠出《毛選》編輯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擔負這項工作。到那時，胡喬木提的修改意見大部分給否了。有同志主張毛主席原來怎麼寫的，就保持原樣，一點不給他改，甚至錯別字也不改。這件事情，公道一點講，胡喬木的意見不能說每個都對，應該說，對的多一些。胡喬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經驗，從《毛選》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對胡喬木不高興，除階級鬥爭觀點之外，還說了一句話，你記得嗎，康生給我們說的是讓你幫助我們做工作呀，結果你參加進來以後，喧賓奪主了，不是幫助我們，成了指示我們了。他們的矛盾，實質是在這裡。

    胡喬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從《毛選》五卷編輯工作中排擠出來。後來，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編輯辦公室，主任汪東興，副主任是李鑫，就沒有胡喬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喬木才重新負責編輯毛主席著作。


    2 意識形態領城裡同"四人幫"的鬥爭

    先念同志曾經跟我說過，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負責人的名單是他們兩個人提的。他說，他當時擔心，被「四人幫』看成是同他們唱對台戲的班子。事實上，這個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要不然就不會成立這個研究室了。全黨的工作，黨中央、國務院的經常工作是鄧小平管，意識形態領域是「四人幫」管，「四人幫」干「四人幫」的。是當時的這個局面，鬥爭的需要，促使鄧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對當時黨中央、國務院作的決定做點宣傳，能夠幫助了解一點情況，起草一點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實際上就是拉開了一個架子，準備同「四人幫」唱對台戲。

    當時毛主席在批評「四幫」的錯誤，他想進行一些揭整，如果沒有這個形勢，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難行，毛主席也不會同意成立這個政研室。

    從3月以來，關於鐵路整頓的9號文件，關於鋼鐵整頓的13與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裡，由主席圈閱下發。那時主要涉及的是經濟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鄧小平談話，他的腦筋開始轉向意識形態領域。毛主席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鄧小平就給胡喬木說，毛主席開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對這方面情況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後，你們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這樣，政研室一成立，我們就做這件事。

    (1)上送報刊上刪掉"百花齊放"和宣傳"三突出"的材料

    我們搞了兩個材料，一是經過查閱報刊的文章，證明毛主席講的「百花齊放」沒有了，不提了，確實是事實。這個主要是王子野他們幾個同志看報，看刊物，從當時查到的材料中，選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四句話中的"百花齊放"刪掉了。這個材料證實了毛主席講的"百花齊放"沒有了，不僅文藝工作實際情況是如此，而且文藝方針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給鄧小平以後，鄧說，這個材料很能說明問題。以後，他在中央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的講話裡頭就說，對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說吧，過四句話是比較完整的，這些年來，把"百花齊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話。後來查出來是姚文元定的調子。

    在此期間，我記得和北影的李晨聲他們有了接觸。李是電影《海霞》的攝影。他們也是從報刊宣傳中看出來，「四人幫」不僅把「三突出」」當作樣板戲塑造人物的成功經驗，而且推而廣之，成為藝術領域，文學領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創作原則。我讓理論組整理了一份《關於報刊上宣傳「三突出」創作原則情況的材料》。這個材料也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也轉給了毛主席。

    (2)轉送《創業》編劇張天民的申訴信

    我記不清楚，是我們的材料送上之前，還是送上之後，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個多方面說到文藝政策要調整的談話，其中講到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準備用兩三年的時間，改變現在缺少小說、詩歌、散文、文藝批評的狀況，並且說到了，對於作家要團結大多數。其中講到周揚的問題，說：如果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這樣一種作法是脫離群眾的。並且說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

    這次談話涉及的面比較寬，例子也比較明確，說明他對「四人幫」搞的這一套，意識到不對頭，不滿意，需要調整。

    這些談話，當時沒有全文傳選，鄧小平通過胡喬木已經告訴了我們，促進我們收集過方面材料。我們更有信心，同時找了一些文藝界的人物了解情況。文藝界有些人分別地給我們那裡通消息，反映情況，或是直接寫信。

    1975年2月春節期間，影片《創業》公開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壓制了幾個月，到4月上旬，羅列了十條罪名，不讓《創業》公開發行。知道了這個情況以後，胡喬木曾經找李季談過一次話。李季是詩人、作家，又長期在石油系統，要他寫信反映關於《創業》的不同意見。後來李季同志病了，住進了醫院，熊復和王子野約李季談，記錄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後簽名發出。胡喬木看了不滿意，也就算了。後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就說過是秘密串聯，捉刀代筆。

    在此過程中，《創業》編劇張天民寫了一封申訴信，一式兩份，通過賀龍的女兒賀捷生走兩個途徑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喬木送給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寫下對《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這個事情批了江青，惹惱了江青。江青後來當面斥責張天民：「告也娘的刁狀。」張春橋竭力抵消毛席批評的分量，說：主席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準確的，「此片無大錯」，沒有大錯，還有小錯、中錯呀！

    (3)轉送《海霞》主創人員給毛主席的信

    《創業》批示傳達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轟動一時。文藝界奔走相告，精神為之振奮，「四人幫」狼狽不堪，等於抄了文化部的家。在這個期間，我同《海霞》攝製組接觸，胡喬木知道后，給我講，在這個形勢底下，你要找《海霞》導演，讓他們向中央寫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聲、惠宏安同志談了幾次，後來謝鐵驪同志來我家一次。當時精神有些緊張，車停得很遠，然後走過來。他訴說一番《海霞》受刁難的苦處，對文化部、「四人幫」的作法深為不滿。我主要是傳述了上面關於文藝調整們信息，還說，你們的爭論我沒有發言權，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段話，以及有關文藝政策方面的論述，你們覺得你們是按毛主席思想辦事的，你們就寫信，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的作法與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們就不要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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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3
他們給毛主席寫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給胡喬木，胡喬木交給鄧小平，鄧小平交給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專門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個政治局委員。江青稱病沒到，張春橋也沒有到。大家認為影片的所謂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議可以發行。這樣《海霞》也通過發行了。江青就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政治局審看電影。

    (4)轉送周海嬰、姚雪垠給毛主席的信

    也是這個時候，周海嬰要求出版魯迅的書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魯迅全集，要求對魯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給毛主席寫了信，經胡喬木送給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歷史小說《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開始后，姚雪垠在武漢受到批判，寫作停頓下來了。這時，他聽說毛主席有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給他一個條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喬木把信轉給了毛主席，解決了《李自成》的寫作和出版問題。作者姚雪垠調到了北京。

    (5)轉送冼星海夫人給毛主席的信

    在音樂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聶耳去世40周年，音樂界想組織一次音樂會，紀念這兩位音樂家。冼夫人錢韻玲向毛主席寫信提出這個建議。這封信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陳蓮代為起草，預先同於光遠、胡喬木通過氣。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經過鄧小平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委員。照說主席批准了，就應該沒事了，但"四人幫"還是刁難。一個是會議的橫標，不能寫"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只能夠寫聶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樂會。音樂界認為"人民音樂家"是過去毛主席的題詞，一定要寫上"人民音樂家"這五個大字，"四人幫"就是不同意。另外一個是演出地點，計劃在民族文化宮演出一二場以外，到首都體育館演出一次。計劃進到國務院，也被張春橋卡住了。這就更引起音樂界的憤怒。李德倫找到我，我建議他向胡喬木反映。胡喬木接了李德倫的電話，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搞。李德倫找到我，說想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辦公地點，在那裡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由他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鄧大姐給李德倫他們回了一個電話，說周總理身體不好，從電視上看你們演出。

    (6)抄轉李春光的大字報給毛主席

    在過時，我的侄子鄧啟元告訴我音樂學院出了一張轟動全院的大字報，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報。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寫大字報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論系的青年教員。當時，這張大字報還是有點力量的。我讓他第二天抄下來。沒想到大字報下面已經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蓋起來了。我問啟元認識李春光嗎，他說認識，我就讓啟元到他家裡，不講別的，只講你的大宇報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給我看看，讓我抄一份。把大字報抄來以後，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對李春光這個人的簡要介紹，上班時就把大字報抄件和寫的那段話一起給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稱讚這張大字報寫得好，散會後，胡喬木就把大字報帶走了。後來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

    這些事情都證明了一條，政研室的成立，是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鄧小平要我們或支持我們做的這些工作，不僅同毛主席當時的文藝政策合拍，而且也確實得到毛主席的認可或支持。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調整文藝政策，而我們又能進行，是執行他的指示。所以我們幹得很歡。

    除了轉信以外，也翻了下報紙，六七月收集「四人幫」借批經驗主義影射周總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報紙上對軍委擴大會議反映的文章。這些都轉給鄧小平了。鄧看后說，他們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們還到版本圖書館，查了一下「文革」期間出版的書籍。詳細情況，記不清楚了，記得連各種小冊子在內，共出一、兩萬種。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包括重版書)不到20種。搞學問的不讓寫文章，寫了也不讓出。學術領域確實是一片沙漠。

    「四人幫」這時老實了一段。主要是鄧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說批了他們幾個月嗎，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臨離開北京時甩下一句話，說十年以後再見。過引起鄧小平高度警惕。鄧小平說，是啊，按年齡來說，他們有優勢。王洪文那時才四十幾歲，鄧已七十多了。鄧小平後來說，老同志中在醞釀，怎麼樣從中青年中間培養幾個人。華國鋒到大寨作報告，這恐怕也是步驟之一。

    (7)圍繞評《水滸》的鬥爭

    到8月中旬，"四人幫"借評《水滸》又發起攻勢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評《水滸》的談話。當時，主席兩隻眼睛都是白內障，在他身邊讀書的北大中文係數員蘆荻向他請教關於《水滸》評論的問題，主席就發了些議論。蘆荻作了記錄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發。經整理正式印發的這篇談話全文如下：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魯迅的話。這些議論就是把魯迅說過的話的意思說得更明確點就是了。把魯迅的話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對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確實是就書論書，發表感想，不是針對什麼具體的東西借題發揮。當時把這個指示利用成那個樣子，很微妙。

    據鄧小平同志給我們說，他看了這個指示以後，曾經向毛主席建議，印發政治局討論一下吧？主席說，這是文藝問題，是對古典文藝的看法問題，用不著議論了，用不著傳達了。鄧就沒有在政治局傳達。他給我們講，也是就他的理解，說話時順便講了這個問題。無非是講明現實意義，對國外來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國內來講是反修防修，因為都講投降，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毛主席發這樣一段議論，"四人幫"就如獲至寶。據後來揭發的材料，姚文元收到這篇談話以後連夜寫信(中間只隔三個鍾電)，說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進行宣傳，並提出了怎麼樣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宣傳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報》發文章，然後在其它報刊發文草。"四人幫"就利用主席關於《水滸》的議論，說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篡奪領導權，然後把聚義廳變成忠義堂。用此來影射周總理、鄧小平。

    8月中旬，評《水滸》的文章陸續出來。9月中旬，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先在山西昔陽開，小平同志去了，在開幕式上有一篇講話。結束時在北京開，華國鋒作了總結報告，報告稿子是胡喬木幫助修改定稿的。這邊開學大寨會議，那邊(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個內容就是大講評《水滸》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一個內容是為他們壓制、扼殺《創業》、《海霞》翻案，大罵張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狀"。完全是潑婦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講話錄音，發給大寨會議和全國。華國鋒比較堅定，但他也不好辦，就把江青的要求報告了主席，請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報告不要印。鄧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講《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向毛主席彙報。主席聽了很生氣，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大寨，她搞評《水滸》。這個人不懂事，上邊沒有多少人信她的。這是對鄧小平、華國鋒的一種支持，對江青來講，起了一種抑制的作用吧。

    後來，江青講，她去大寨之前報告了毛主席，主席還把南宋一個姓張的人離開杭州的一首詞，叫人抄給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勁頭來堅持你的愛國立場。記得有這個說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編的，我記不清。蘆荻到主席那裡，好像有個任務，到那裡講解毛主席圈的幾首詞。

    從《水滸》的批示和學大寨會議來看，主席對江青的支持比原來減弱，天平有些傾斜。姚文元摸到什麼氣候，大做文章，做得過分以後，老人家又不滿意。從過一段可以看出這麼一點苗頭。江青在那時能和鄧小平面對面的爭，她總是還帶一點「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麼樣，她那時一肚子氣，後來不是講鬥爭她好幾個月嗎！

    宋平(他當時在甘肅任省委書記)告訴我，他從甘肅到北京，參加有不少省委書記出席的會，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識到了鄧小平與江青兩人的爭論。對他們的話有的只傳達鄧小平的話，而不傳達江青的話，有的是兩個人的活都傳達，有的是傳江青的而不傳達鄧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鄧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後卻發生了一個變化。從傳達會議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會議上表揚了兩個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個是廣西農業搞得比較好，發展地方工業支援農業機械化。

    3 代管學部

    政研室成立時，鄧小平就說，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這些事，而且要代管學部。即代表國務院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管起來。他想把學部組織起來，為當時的中央作些理論上、學術上的探討。我們七個人中，分工胡繩聯繫學部。

    （1）聯繫學部的兩件事

    現在看來，當時聯繫學部起了作用的是兩件事情。

    一件，組織了學部黨組，由胡喬木給國務院報告以後調了幾個人進去。黨組書記是林修德，副書記是劉仰嶠、宋一平，黨組成員吳亮平、吳善甫、王仲方。有沒有劉導生我記不清了。

    另一件，請示國務院，準備辦一個雜誌叫《思想戰線》，批准了。胡喬木給黨組專門開了一次會，談這個雜誌怎麼辦，現在還有那個談話記錄，也出了一些題目，提出先組織哪些文章。

    《水滸》批示發表以後，政研室也組織了評《水滸》的文章，準備在《思想戰線》上發表。胡喬木說，不僅要講小說，而月還要講歷史，講中國和外國的農民戰爭的經驗。當時是作為重頭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為了寫這篇文章，把鄭必堅臨時借調來，由他負責起草稿子。改了兩三次，沒有定稿，也沒有用。

    胡喬木在關於辦《思想戰線》的講話中，重點非常明確，這個雜誌要全面宣傳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項指示，並且說，毛主席三項指示為綱，目前報刊上安定團結沒有得到反映，把經濟搞上去也沒有得到反映，而這個雜誌就應該全面反映各項指示、各條戰線。「四人幫」當然很警惕，這個刊物顯然是沖著他們來的；他們的寫作隊伍面臨挑戰，面臨勁敵。他們在內部作醞釀，準備這個雜誌的文章出來一篇批篇。

    這個刊物從政研室成立一開始就籌辦，有了一個請示報告，有了一二期的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沒有出來。

    (2)毛主席對國慶招待會簡報的批示

    到了國慶節，要舉行國慶招待會，由政研室向黨中央、國務院開列出席國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社會科學界人士的名單。哲學社會科學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過去被當做學術權威批判的學者、專家。事後，黨組吸收了參加宴會的專家學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簡報"。胡喬木把它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報毛主席。主席看了報告以後，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的批示。那時鄧小平同志代表周總理主持中央、國務院工作。主席的意思還是要寬容。中央的天平還是向著鄧小平這方面的。


    4 搞三個重要文件

    這三個文件是《科學院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三個文件，後來被「四人幫」說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學院彙報提綱》

    7月間，中國科學院黨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偉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鄧小平。鄧小平給胡喬木。胡喬木把太尖銳的話調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給鄧小平。鄧小平說還要改。胡喬木就找于光遠、龔育之，還有他自己也親自參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說，重新組織，寫成了《科學院彙報提綱》9月26日稿。這個稿子的一大特點，編了十段毛主席論述科學技術的語錄。胡喬木還有鄧小平都很滿意。後來聽胡喬木說，有了這十條就可以駁倒一切反對的意見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使主席不高興，被"四人幫"抓把柄的是，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前講的，"文革"期間也可能毛主席對科技工作沒發言。拿我們現在的看法來講，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來反對"四人幫"的套。這就有點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會有這樣的感覺！"四人幫"是不是看出了這一點，其中有一條惹出了麻煩，就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胡耀邦他們最初起草時就引用的。

    過個稿子摘出來以後，國務院開會討論。幾個副總理聽了以後都基本滿意，同時也補充了一些意見。鄧小平講了一篇很好的話，但是在插話中間有一句話講得不大嚴密，過頭了。這在鬥爭中間也難免。「四人幫」只講紅不講專，鄧小平講既要紅，又要專，同時又說，紅不了，只專，像陳景潤這樣的，也好啊。還進而說，白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貢獻啊！他認為過比只講紅、不講專的空頭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這樣。這個稿子又作了修改後報送毛主席。

    這一次同以前鄧小平給毛主席進文件就有一點不同了。主席跟鄧小平講，我不記得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話。文件退回來，未置可否。鄧小平給毛主席的這個材料，碰了一個軟釘子，這是第一次。這時，就有人把鄧小平的那些話，傳給「四人幫」，大概「四人幫」又給毛主席說了些什麼東西。胡喬木對這個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給鄧小平，鄧小平也未再送給主席。從碰軟釘子來看，毛主席已經感覺到鄧小平沒有貫徹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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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3
(2)《工業二十條》

    在此之前，鄧小平給國務院提了兩個意見，工業部門不能只是一個方面，一個方面，一個部門，一個部門來解決，要搞一個從總體上指導工業戰線的文件。另外，要國務院不能只搞年度計劃，要搞長遠計劃。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時，國務院從6月起就開了務虛會。過是第一次務虛會，名字叫計劃工作務虛會。政研室我和于光遠列席這個會議。這個會議大概是一周開兩次，好像開到9月底。國務院領導同志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聽彙報。我離開實際工作十年，列席這個會，第一次聽到我國國民經各部門的實際情況。所有彙報的人。都反映了我國經濟工作方面的情況，存在的問題，迫切要求改變這個局面，提了不少有關長期計劃的好建議。發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門受到的干擾和破壞，參加會議的人有支持鄧小平同志的，也有原是造反上來的人物，如孫健、吳桂賢等。在開務虛會的同時，計委從7月開始起草加快工業發展的文件。他們搞出一個稿子以後，研究室的幾個負責人胡喬木，吳冷西，于光遠，我也是一個，參加修改這個文件。時間已記不準了，大約是從8月下旬開始。

    9月2日，搞出一個稿子，共十八條。到10月25日，幾經修改，成為《工業二十條》。學《科學院彙報提綱》的辦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關於工業的指示列了若干條，成為整頓工業的基本根據。稿子還沒有上送，既沒有上報黨中央，也沒有上報國務院，更沒有報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計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複製后在省里傳播了，不知怎麼一下反饋到"四人幫"那裡去了。批《工業二十條》時，"四人幫"拿出來批的就是這個有脫漏、差錯的抄件。其實，9月2日稿中辦印發了完整的鉛印稿。"四人幫"不用，真不知心中懷的什麼鬼胎。

    （3）《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在9月中旬，正在籌辦《思想戰線》期間，胡喬木給了我一個任務，說要全面宣傳三項指示，於是就寫《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我大約是9月18日接到任務，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發給政研室其他六位負責同志徵求意見。

    當時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點到9點，七個負責人在武臣殿集體辦公，看文件，交換意見，傳布信息。那天徵求意見，討論這篇文章。熊復先發言，認為語言不夠厲害，對派性的批評太客氣了，實際上派性的危害比你這裡講的厲害得多。其他人沒有講話。胡喬木忍不住了，說稿子不行，這種稿子你鄧力群就不應該通過。我說，這個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別人寫，我通過的。他說，太尖銳了，要正面宣傳。胡喬木說得很不客氣，相當激動，然後指定吳冷西、胡繩、鄧力群、胡績偉、于光遠，"你們幾個人再去討論一次，另起爐灶，重寫一篇。"

    我們幾個人議論了半天，確定了一個題目：《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第二稿給胡喬木一看，沒有討論就說，題目就不行。這個題目給人一個印象一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還要鞏固，為了鞏固才來鬥爭。以後胡喬木就不管了。我們幾個人商量，讓我同蘇沛、滕文生再搞一個稿子吧，著重講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說不同性質的兩類矛盾就應該用不同的方針進行處理，這就形成了第三稿。誰也沒有送，連胡喬木也沒有送。

    毛主席對鄧小平、胡喬木有意見，同這個稿子沒有關係，因為這個稿子還沒有出來。不存在這個稿子惹了禍的問題。從鬥爭的實際情況來看，不是因為抓住了《論總綱》，而搞「反擊右傾翻案風」。就對鄧小平看法的變化來說，過個稿子沒有起什麼作用。但是到後來「批鄧」的時候，這個稿子確實成了一個把柄。所謂主體兩翼：《論總綱》是主體，《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

    華國鋒當總理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要人經過國務院政治部副主任對我說，聽說你有這麼一個稿子，是不是拿來給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給他，第二、三稿都送了，還專門寫了一個報告，談寫這篇稿子前後的情況。實際上參加這個稿子的人有胡績偉、余宗彥(他是我延安馬列學院的同學)、蘇仲、滕文生。報告中我沒有提他們的名字。報告中講，這既不是鄧小平授意，也設有經鄧小平看過。儘管起草的幾有好幾位，這個文章政治上要負責的是我，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責。這份報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國鋒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幾號，在我們讀了毛選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喬木同志談起報刊關於三項指示的宣傳，認為對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項指示的宣傳太少，很需要寫一篇全面宣傳三項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寫這篇文章，我說，我多年不寫文章了，有困難。他說，可以叫幾個人幫助一起寫，四五千字的文章，有兩三天就夠了，並不難寫。他提出了文章布局，開頭一段寫執行毛主席的三項指示后，我們的工作有了進步。但是由於沒有全面執行，有的只是執行了一項，有的只執行了兩項，所以各地方、各部門的工作發展不平衡。接著分三段寫三項指示之問的關係，一段寫第一項指示與第二項、第三項指示之間的關係，一段寫第二項指示同第一項、第三項指示的關係，一段寫第三項指示同第一項、第二項指示的關係，總結起來寫一段，要全面貫徹執行三項指示。關於內容，他叫我把鄧小平同志幾次談話記錄找來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講的有關意見組織到文章里去。過了兩三天，他告訴我寫文章的問題已經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同意寫，並且說，經過胡喬木主持修改後，交給他，由他約國務院幾個同志討論修改，報送毛主席審閱，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經政治局討論修改通過，交人民日報發表。

    我找了四個同志，開始學習有關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鄧小平在鐵路會議的講話，鋼鐵會議上的講話，工農兵學習班上的講話，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在國防工業會議上的講話，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同紐西蘭記者的談話。有中央1975年九號、十三號、十六號、十七號、十八號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文件；有國防工業會議上幾個負責同志的講話，浙江關於處理"雙突擊"問題的兩份材料；有《工業二十條》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個企業黨委書記討論這份稿子的幾份會議簡報。同時閱讀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和其他有關指示，閱讀了馬、恩、列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這個期間，還分別召開了兩次座談會，請外單位的五個同志就執行三項指示的情況和文章應該怎樣寫，給我們提意見。

    經過三、四天的學習、研究，我和四個幫我寫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個寫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兩個組，進行流水作業。兩個同志先按這個架子把有關材料編成一個毛坯，搞好一段，給我一段。我根據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組成腹稿，進行口述，另外兩個同志筆錄，記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後五個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討論修改，寫成了初稿，並把文章的題目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從開始研究材料到寫成初稿，胡喬木同志沒有向我提任何意見，我也沒有向他彙報文章的內容。所以，這個初稿的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全部責任。

    初稿於1975年10月7日印發政治研究室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等同志審閱。請他們提意見。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還沒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喬木同志說已經看過了，認為文章太長，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語調寫，不好，應該正面講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繩、于光遠三同志同我們五個人一起討論如何修改，他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最後大家共同的意見是要圍繞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來寫三項指示，並且把題目改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之後，胡喬木同志說過，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慮作為《思想戰線》第一期的帶頭文章發表。我於10月中旬改出這遍稿子，已經沒有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審閱。喬木同志看了又不滿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語調沒有完全改掉，並且指出文章選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徹底政善無產階級專政"，本來不是林彪說的文章就寫成林彪說的。我說，在林彪的反革命自目暴露以後，我在批判會上，在報刊一些文章、報導中，多次聽到和看到這個口號是林彪說的，都是當著林彪的口號來批判的，其他幾十同志也有同樣的印象。喬禾同志又說我們聽到的說法、看到的寫法不對。他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後來他又說這遍稿子的題目就不好，人家看了會覺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有問題。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兩個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題目改為《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印出來后，再沒有送給胡喬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這時中央已經給胡喬木同志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再問第三遍稿的修改情況了。

    上經過如有說得不清楚的地方，請隨時指示，當隨時補充報告。此致

    敬禮

            鄧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當時的條件下，信中所講寫作過程比較簡略。有些細節也沒有講。實際是，開頭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們四人先分頭各寫一段。胡績偉分工的一段先寫出來，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於是採取我口授，由蘇沛、滕文生筆錄的辦法。我講一段，他們記錄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後五個人在一起討論。最後由我修改定稿，題目也由我定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現在有人說胡績偉是《論總綱》初稿的主要執筆人。不符合事實。事實是胡績偉分工寫的一段先寫出來，但不能用。於是改變方法，由我口授，蘇沛、滕文生筆錄。

    （4）鄧小平評價：是香花，不是毒草

    《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彙報提綱》這三篇東西，同以前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確實應該承認，比較系統地、全面地把鄧小平主持工作這一段，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國務院同志的主張，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從這個意義講，這三篇東西倒可以說代表所謂「右傾翻案風」的綱領。當時的實踐認為這一套東西符合實際，整個工作有起色，經濟情況在好轉。明顯地表現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幫」的分歧，一看就看出來了。

    我自己是否意識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張來壓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沒有這個想法。但從實際效果來說，能夠接受的，有感情的，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認為經過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回過頭來，毛主席過去講的這個觀點，那個觀點，應該堅持，應該肯定，這是事實。被「四人幫」歪曲的東西，應該把它恢複本來面貌，被「四人幫」封鎖了的東西，通過這些文章要把它傳播出去。拿「四人幫」的話來說，這篇文章說了一些老同志們想說還沒來得及要說的話。最使「四人幫」受刺激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當時我們議論時不是指「四人幫」他們，而是指已被判刑關起來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壞吧。可是，他們自己認定是對著他們的。公正地說，選三篇東西引起「四人幫」的反感，當作他們必須批判、必須認真對待的東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把《論總綱》斷為"一篇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並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類比，說《論總綱》"同571工程紀要何其相似！"對《論總綱》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頭和結尾也大張撻伐。對開頭，批曰："前提：經濟領域社會主義革命，階級鬥爭為綱被排除"；對結尾"只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為綱，做好各方面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這段話，竟批道："一定能復辟嗎，痴心夢想！""四人幫"仇恨、害怕和誣衊《論總綱》，真是咬牙切齒啊！

    「四人幫」為批判這三篇東西，印了三本小冊子。用張春橋的話說，是不用中央名義的中央文件。他們找到這樣幾份材料，如獲至寶，廣為印發，共印發八千萬份，以為可以把鄧小平置於死地，使鄧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們來講，究竟歪曲了鄧小平的意思沒有呢？是不是準確地反映了中央那時的意見呢，應該說，比較真實地、準確地反映了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過頭話也不能說沒有。

    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才看到《論總綱》。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談話，說：

    「三株大毒草」中的《論總綱》我確實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是香花，不是毒草。《彙報提綱》，當時想爭取通過，但沒有能做到，有些問題現在要進一步寫。《工業二十條》，看過第二稿。以後的稿子沒有看過。這些文章也有缺點，沒有缺點的香花我看是沒有的。

    一開始就說，政研室成立，是鬥爭的需要。這幾箱東西出來，也是鬥爭的產物。當時的想法，「四人幫」那一套實在不行，現在就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定說是兩條路線鬥爭，好像當時也沒有這個思想、觀念。拿《論總綱》來說，確實心目中沒有把他們列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只是認為這些人掌握國家大局不行。按他們的意思去辦，國家搞的一定不成樣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黨中央的指示、國務院的指示來辦才有希望。說七、八、九三個月是「右傾翻案風」，不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經華國鋒首先提出來的。這三個月是全國同「四人幫」鬥爭的關鍵一段。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麼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幹這些事又是一個什麼局面。拿我來講，為什麼非要把他們壓倒不可呢，沒有這麼高的覺悟，干著干著就走上了這條道。就如戰爭一樣，開始是人控制戰爭，戰爭打起來以後，就有點戰爭控制人了，否則就無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幫」的大暴露。對三篇東西，做了很好的宣傳。如果沒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還不知道鄧力群。三篇東西都附在後面，不附別人還不知道啊。我在大慶出名就是因為《論總綱》。那年不是開學大慶會議嗎，讓我也參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維中同志很寬大，說你別參加起草了，參觀去吧。每到一地，人們都說，鄧力群同志，你們幫我們說了話。

    當時姚文元對《論總綱》下了47處批語。從批語中看，兩種觀點、兩種力量、兩種立場，是勢不兩立。同樣一句話，他就有另外一種看法。在大慶，王忍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給我正了名。在大慶他和我一起參觀，走到哪裡，都說《論總綱》的作者來了。我說，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當時，看了鄧小平的講話，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當時中央的決定，那真是誠心誠意地要宣傳這些意見。王忍之說，你挨批時可不是這樣說的，你挨批的時候，什麼都說是你個人的意見。王忍之說的倒也是事實。

    註釋

    ①「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②「釣魚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決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這個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已經由中央宣傳部、聯絡部和外交部等單位的負責同志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成員有吳冷西、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1962年11月起開始工作。12月起寫作班子集中在釣魚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中寫了七篇文章。從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2月31日；3、《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紅旗雜誌社論，《紅旗》雜誌1963年第1期；4、《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1月27日；5、《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2月27日；6、《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紅旗》雜誌1963年第3、4期；7、《評美國共產黨聲明》，人民日報社論。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決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和原來的寫作班子的成員。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反修文章(統稱《*********》)的寫作任務，就是這個寫作班子承擔的。《*********》起草過程中。寫成的文稿都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送中央常委審定。這個文件起草小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這個寫作班子中有兩個秀才未參加。一個是胡喬木，那時他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毛澤東要他"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還建議："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澤東1961年8月25日復胡喬木信，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85頁)這樣，從1961年夏天起，胡喬木就完全離職休養，因此沒有參加這個起草小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過程中徵求他的意見。還有一個陳伯達，他是非正式的"機動"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這時他主要承擔國內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說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話"現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對經驗主義"當作綱"。同一天，《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造謠說，"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說過的"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個意見。4月4日、5日，江青在兩次講話中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再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要求政治局討論。他們大反經驗主義，以影射攻擊周恩來和老一輩革命家。鄧小平洞察他們的用心，堅決進行抵制，並用向毛澤東請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幫"的這一政治動向。毛澤東於4月23日寫下批語，對"四人幫"搞"反經驗主義"提出批評；又於5月3日親自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反經驗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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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4
「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轉信引發「批鄧」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讀《毛選》五卷文章的時候，鄧小平就提到，你們聽說沒有，遲群在清華"發瘋"。後來了解到，有人寫信告遲群，因為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教育部長而大吵大鬧，裝瘋賣傻。這封信是經過鄧小平轉給毛主席的。8月份這次轉信，毛主席沒有什麼反應。

    這次會後，胡喬木曾經想了解清華調整院系的情況。聽說遲群曾多次講過，清華所有的系第一專業都是斗走資派。他把系科調整得很亂。胡喬木談到這件事時，李鑫就跟他說，清華、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這是毛主席親自管的。

    過了一陣，李琦找胡喬木轉劉冰等告遲群的第二封信。這封信還是通過鄧小平轉給毛主席。沒有想到就是這麼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情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過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後來公布這段談話時還加上一句「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為什麼經鄧小平轉？這樣責問，實在沒有多少道理。前面說過，在此之前，經小平轉主席的信已經有好幾封了。對那些信，都沒有生氣，而且都有批示。而這封同樣經小平轉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當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同樣是轉信，有截然不同的反應，說明鄧小平辦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夠容忍，而有些問題，他不能容忍。或者說，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糾正他認為需要糾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這樣的信，他能夠接受；而涉及到他認為不需要糾正的，或不想觸及的問題，他就不能容忍了。一個直接的原因，北大、清華過兩個單位都是他管的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聯繫在一塊的。「文化大革命」從北大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後來清華接著動起來。

    這件事情，使我聯想到1957年反右。那時，主席聯繫了兩個黨組織。一個是中央辦公廳下面的秘書室，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秘書室的事情講起來很長，以後有機會的話專門講。簡單說，他有一句話，叫做舉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個積極分子。他講了歷史上八司馬的故事。唐順宗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參加以王叔文為領袖的革新集團。他們要打擊宦官勢力、革除弊政。掌權146天，史稱"永貞革新"。最終還是失敗了。順宗被迫讓位給太子，就是唐憲宗。憲宗即位后，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先後被貶為邊遠八州的司馬。這就是有名的所謂"八司馬"。辦公廳秘書室的事情有類似的性質，積極分子正好也是八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的預備會上，主席又講了這個故事。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聞題決議講過這樣一句話。鄧小平同志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鄧小平的工作，他轉的信。涉及到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儘管這封信本身只說到遲群、謝靜宜兩個人。

    在這之前，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間，涉及到一些方面的問題，主席恐怕已經有感覺了。過去送上去的東西，都是同意。《科學院彙報提綱》進到主席那裡，則不置可否退了回來，碰了一個軟釘子。

    我們當時起草文件和講話都用這樣一種辦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論、語錄來揭批「四人幫」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學院彙報提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這個文件修改了好幾次，在喬木的主持下，理出一個「文革」前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指示、觀點的體系，一共有十個方而二十六條語錄（沒有一條是「文革」中的），歸結為毛主席的科技路線。然後用這個作綱來批判科學院的幫派體系，包括「四人幫」。喬木非常滿意，鄧小平也非常滿意。我們是不約而同，都有這樣一種思想、感情，對「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親切，對「文革」中「四人幫」宣傳的毛主席的東西有抵觸，以至也不去細細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幫」的引申、發揮以至歪曲。用這種辦法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是"四人幫"的歪曲，而其中有些並不是，而是我們把主席在"文革"期間有關科學技術的指示當成"四人幫"的歪曲去批了。從我們來講是批"四人幫"，而主席會認為這是通過批"四人幫"來批他。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院彙報提綱》有沒有這樣的問題，這可能不是理論和原則上的毛病，因為不能說主席在"文革"中的錯誤就不能批評；但在策略上，沒有把"文革"中"四人幫"的謬論與"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劃出一條界限。當時我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主席卻很警覺。過去鄧小平送這個、送那個，都照批不誤，從不耽擱，這回《彙報提綱》送上去，毛主席說，你們那裡引用我的一句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我不記得講過這句話。鄧小平還說，主席對這個提綱還有些意見。但鄧沒說是什麼意見，是鄧沒有傳達，還是主席也沒有具體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們是在用我的過去來批我的現在，以批評"四人幫"為名來批我的東西。這一點，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對劉冰信的批示以後，接著就是組織措施。這個批示首先給鄧小平看了，有沒有在政治局內傳閱，當時政治局開會沒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國務院幾個副總理就專門開會，又把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周榮鑫幾個找去傳達了這個批示，並且向他們打了招呼，要他們做檢討。這事胡喬木當時沒有對我們說。

    過不幾天，就開政治局會議，批評胡喬木他們幾個。這個政治局會議的情況，胡喬木會後給我們講了。據胡喬木講，毛遠新對胡喬木批評很尖銳，江青更厲害，訓了胡喬木一通，說你胡喬木對毛主席忘恩負義！胡喬木實在接受不了。

    當然，當時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對象還是鄧小平。傳出來的說法，會議開得非常激烈，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批得鄧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別讓鄧小平不高興的，是有一個列席會議的同志，系統揭發，批鄧小平刮「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很惱火，聽不下去，幾次跑出去上廁所。

    在開政治局會議批判的同時，又把毛主席對劉冰等信的批示讓吳德到清華去傳達，在清華大學開展丁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紅旗》雜誌就發表了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寫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過它向全國發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信號。接著又寫了一個報告：《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12月14日，中央發文件把這個報告轉發到全國大、中、小學的黨支部，要求在黨組織領導下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這就不但在上層而且在基層把問題揭開了


二 傳達「打招呼」會議情況

    從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內批評鄧小平，範圍逐漸擴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華大學傳達批示，開展所謂"大辯論"。這樣搞了一段時間，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這個"打招呼"會是11月24日開的。會後，中央印發了一個23號文件：《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

    這次「打招呼」會，政研室去了三個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會後，就在我們七個負責人的範圍里進行了傳達，實際就是宣讀23號文件。

    我問開會的情況。他們講了一些細節。據他們說，到會的有130人。坐定以後，政治局的同志出場。第一個出來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後面。會議也是鄧小平主持的，他還作了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就是會上發的稿子，還是另外說了些什麼，他們沒有多說。鄧小平講完以後，點著名字問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你們還有什麼意見，都說沒有了。鄧小平說：以文件為本傳達學習，散會。我所以要問這些細節，因為關心鄧小平的領導地位。聽下來，覺得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沒有動搖。批了，作了檢討，就過去了，還是繼續主持工作。

    23號文件是11月26號下發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是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的。講話要點有三段話。第一段，講劉冰等人8月、10月兩次給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內容，並講了清華開展大辯論的情況，"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11月3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這個會議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師生中進行辯論。"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評劉冰等人來信的那段話以後，說，"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講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下面一段話："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聽傳達后的當天晚上，我整夜沒有睡好覺，心情非常複雜，用一句成語來說，是悲喜交集。感到難過的是，用總理病很重，沒有希望了；毛主席身體也越來越不好。這樣重大的事情他們不能親自出場，預示著這兩大歷史人物要從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見到他們、同他們交談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後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麼地方，講了一些什麼話。現在見不到他們了，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想到這些，黯然神傷。覺得高興的是，從這次會上的情況看，鄧小平繼續管事，還是他接班。犯了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工作還是他主持。認為鄧受到主席批評，在政治局內，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評，過關了。我這個人，往往有點盲目樂觀。當時雖然也有點擔心，事情是不是就這樣過去了，但總的覺得這事就是這樣了結了吧。講話要點中方針說得很明確，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嘛，三個正確對待嘛。小平同志過關，我們這裡也應如此。儘管主席、總理兩位老人不行了，有鄧小平在，中國黨還是有希望，中國的事情還是有希望。全國的經濟形勢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發展的。

三 胡喬木挨批

    傳達打招呼會議以後，我們七個人先後開了幾次批評、自我批評的會。我們幾個人開完會後，在政研室傳達，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我印象深的是，這時批評胡喬木很厲害。最厲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幾個都跟著李鑫的調子說。他們在西四院的爭論，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會上大發脾氣，說康生叫你來編毛選，說是協助我的，結果變成你為主了。還說胡喬木對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一竅不通，甚至罵胡喬木「是個什麼玩藝兒」。批得胡喬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幾位，受李鑫的影響吧，也都批得比較厲害。會上責成胡喬木認真交代，認真揭發，給他一段時間。在這種會上，我沒有講什麼話。有時說一點要心平氣和啊這一類他們不愛聽的話。總之，我們幾個負責人在對胡喬木的問題上明顯是兩種態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這一段緊張的時間裡，有一次，別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喬木。胡喬木對我說，想不到啊，過去多年的摯友，遇到現在這種局面，就不講朋友了。從此以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收場，胡喬木有什麼苦都向我訴，在我這裡尋找一點同情。他的情緒很壞，身體也不好，有時竟不想活了。我總是勸他，安慰他。我這個人，在人家困難的時候，總要幫人家一下。這時我下了一個決心，同我有關的事情，不要給朋友找麻煩，我能擔起來的都擔起來，給朋友減輕一點壓力。


四 在周總理逝世的日子裡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我們研究室同全國人民一樣，同聲哀悼。研究室的每一個^都多次到天安門去，但後來追查，誰也沒有在台上講過。在此期間，我多次坐車到王震那裡去談天，每次都經過天安門，看到廣場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華社的內部"參考資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懷念周總理，全世界對周總理都高度評價。一個共同的說法，26年的賢宰相，中國歷史上設有過，世界範圍連續二十多年當總理的，也沒有。到中國來訪問過、見過周總理的不少人，都寫了文章，回憶周總理的風範。許多人發來唁電。"參考資料"都登了，持續的時間很長。當時，我把新華社發表的這些文電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女的，周總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專門請她到中國來，請醫生給她治。走時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個信來。

    總理去世以後，全國陷入悲痛之中，誰來代替周總理呢？全國都關心。當時傳說很多，我的想法，理所當然是鄧小平。儘管他犯了錯誤，但已經檢討了，過關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們的意料，選定的代總理竟是華國鋒。2月2日，中央發了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同志為代總理。我們感到華國鋒政治上可能弱一點，但也沒有反對的意思，心想，選的對還是不對，看一看吧。

    對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張春橋讀了1號文件后，寫了一個《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達了"四人幫"的心理，代表了他們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立場。不僅反映他們對鄧小平、華國鋒的不滿意，而且也反映他們對毛主席的憤恨，同時也暴露了張春橋要爭奪領導權、當國家總理的野心。"四人幫"確實有這種心理，鄧小平沒有資格代替周總理，被我們打倒了，你華國鋒有什麼資格接替他？鄧小平垮了，怎麼選來選去又選了華國鋒，就沒有看中我們？張春橋說，"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的一號文件是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今年的一號文件是由華國鋒任代總理。"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咬牙切齒，真所謂滿腹冤讎，一腔惱恨。然後講，"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你鄧小平搞了一個七、八、九，而你華國鋒也必定如此，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鄧小平一年垮了，你華國鋒也長不了。完全是一種憎恨、諷刺、詛咒的語調。他還引了宋朝王安石詠"元日"的詩句"總把新桃換舊符"，講出了他們想篡黨奪權的野心。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發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發了4號文件，印發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發動和領導回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談話，說是經過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的。《中共中央通知》說："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以上幹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

    「四人幫」粉碎以前已經聽說，毛主席這個時候已經說不清楚話了，只能靠長期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從他的口型來辨別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最近反覆看了這些重要指示，雖然有一些不準確的東西，但基本思路還是主席的。

    1 鄧小平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說，從主席的這些講話裡頭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經亂了，前後不一致了，邏輯也不通了。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又講「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怎麼好說錯誤只佔三分呢？沒有道理。過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線錯誤。有些說法比較矛盾。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錯誤具體講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對「打倒一切」，又說其中一部分是打對了，例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先不講劉是打錯了，許多同志有錯誤，但也不應該打倒啊。講「全面內戰」，說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一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這樣講就有點文過飾非，對自己發動的「文革」粉飾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幫"的區別

    但從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來，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幫」的思路是兩回事。

    如對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有抵觸，不理解，甚至反對。可是到了「四人幫」那裡，就是另一種說法，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一個講的是一部分，一個講的是整體。主席對老同志還有原諒的方面，他說，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些人受了點衝擊，心裡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四人幫」則是完全對立，凡是不跟他們走的，都是他們的敵人。

    對知識分子的估計，主席說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張春橋那裡，知識分子全都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對象了。

    對青年幹部，主席說，年青幹部中有壞的，如蒯大富。「四人幫」對跟他們走的青年造反派，則是全面肯定，一概保護。

    特別是對鄧小平同志。這時批鄧也升級了，老帳也翻出來了。說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講到「三項指示為綱」，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這的確是主席的思想。還說，小平從來不談心，人家不敢和他談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這同過去講的政治思想強，會打仗，會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還講，他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說鄧願作自我批評，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幫」對鄧小平則是徹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發以後，「四人幫」的輿論就是接過毛主席的話走到極端。當時他們鼓吹兩個論點，大造輿論。一個，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另一個，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對小平同志主持工作這一段，他們一個一個地、全面地批駁。他們掌握了輿論陣地，只是一種聲音。幾個報刊都是他們控制，別的都不讓出。報刊上一個調子，輿論一律。什麼事情都上綱。鋪天蓋地，很厲害。他們總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話大做文章，講他們極左的那一套。

    主席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他們就在全國鼓吹所謂資產階級三階段的理論：自由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說什麼壟斷資產階級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共產黨內有個資產階級。既然資產階級發展有三個階段，成為規律，那末，理所當然，就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個全面專政開頭是借毛主席的名義，是發揮毛主席的論點，到後來，乾脆就說是張春橋的思想。過去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現在呢？只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不承認無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吹噓這是「張春橋思想」，是第四個里程碑。為此，國務院政研室寫了一篇《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的文章，同他們辯論。我們說，資產階級在哪裡，在黨內，是什麼意思呢？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共產黨內，並不是整個黨都是資產階級。

    毛主席的理論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發的。到1O月粉碎"四人幫"，時間不長：只7個月。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同"四人幫"的理論和實踐有一個界限，他們打著主席的旗號，販賣的貨色是他們的貨色。為分清這個界限，過去做了一點工作，看來現在還要繼續做。1979年葉帥的國慶講話和1981年通過的《歷史決議》，對這個問題作了劃分，現在看來還要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是不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看到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會不會有人把資本主義復辟的願望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動。有沒有這樣一個合理的因素在裡頭？1983年整黨時叫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對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這一套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統統徹底否定。討論《歷史決議》時，有些人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這些思想裡頭，它的本質的東西，是不是預見到了會出現什麼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思考。從"文革"十年的經驗。加上"文革"后十幾年的經驗，共二十幾年，不僅國內的，還有國際範圍裡頭的經驗，可以看出，這個問題應該引起嚴重注意。歷史還要發展下去，這個問題不能忽視，無法迴避。

    同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打交道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要依附於國際資產階級。第三世界國家，不用說也存在這個問題，不奇怪。


六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情況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會議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動起來，全國上下，黑雲滾滾，形勢非常嚴峻。部門也好，地方也好，原來在職的幹部也好，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也好，凡是積極推行鄧小平同志這條路線，積極進行整頓的，統統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對象。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②搞復辟啊，就是這些老同志，這時都挨批、挨斗，都受壓，壓得很厲害。其中如陳丕顯，他是趕上了最後一班車，讓他先去雲南，後來回到湖北。據說，鄧小平這時已經被隔離了。

    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同志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同時發了通知，在葉帥休養期間，陳錫聯代管軍委日常工作。還發通知收回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認為這兩個講話是錯誤的，不要執行了。這樣一來，葉帥實際上靠邊站了。當時，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員長，兼國務院財貿小組組長。實際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財貿工作了。孫健是副總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門，王震實際上也靠邊站了。重點部門、重點地區、重點人物，紛紛挨整。政研室不用說了。中國科學院，柳忠陽受"四人幫"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時進去的王光偉屈服。教育部整周榮鑫，整到當場昏厥，當天夜裡死掉。遲群不僅管清華，還實際上管了教育部。劉西堯在那裡主持工作，被遲群架空。國防科委整張愛萍，張住院，帶著氧氣袋參加批判會。鐵道部原來的副部長郭魯，糾合一伙人整萬里，把萬里擠倒。計委整余秋里，余就請病假。房維中只好到幹校去躲風。外貿部整李強，說是賣國部。

    地方就是「翻燒餅」。最厲害的是杭州。開始把譚啟龍扶起來，造反派壞頭頭張永生調到河北王國藩的公社，在那裡勞動鍛煉，翁森鶴抓了起來。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覆，原來河南是紀登奎在此起家，在整「雙突」時他回去整過一下河南的問題。當時萬里分管鐵道部，紀分管地方，還是積極擁護鄧小平的。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河南有一個反覆。地方反覆大的特別是鐵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鄭州、太原、蘭州等。

    在這樣一個大的形勢下面，華國鋒於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別召開了兩次打招呼會議，要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的幹部"轉彎子"。這時的簡報等，我沒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華國鋒主持十七個省市來京同志座談會，講話，打招呼。這時，政研室已經發生了農偉雄告狀的事。因此，國務院政研室參加這次打招呼會議的人，除胡喬木以外，還有一個農偉雄。粉碎"四人幫"以後，李先念、紀登奎等國務院的同志，對政研室的問題很注意，問農偉雄是誰通知他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他們不知道，很顯然是"四人幫"通知的。

    這次打招呼會議，也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會議比，當然是升級了。那個會沒有點鄧小平的名，而這個會呢，點了鄧小平的名；那個會批鄧小平是三個"總是"：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這個會要求各級領導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了。華國鋒傳達毛主席的話："錯了的，中央負責。"接著說，"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並說："中央認為，應該劃一個界限，以這次會議打招呼為界，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方，應轉好彎子。這次會議后，還不轉過來就不好了。"受"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犯有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要帶頭揭發、批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要在認真學習毛主席指示，同幹部、群眾一起參加批判鄧小平同志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基礎上，提高認識，提高覺悟。有的，要在一定範圍內做自我批評。"華國鋒強調："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整個運動的部署，要"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求對犯錯誤的同志，"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並提出"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過華國鋒的這個打招呼講話，就把「反擊右傾翻案風」同「批鄧」聯繫在一起了，鄧小平的錯誤性質也從「右傾翻案風」升級為「修正主義路線錯誤」。政研室因為出了一個農偉雄，直接參加了打招呼會議，運動就由和風細雨變成緊張激烈，整個氣氛使人緩不過氣來。從此，政研室專門揭發批判，什麼工作也不能幹了。我們幾個負責人，專門作交代、揭發，作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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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5
七 國務院政研室的「批鄧」

    1 "四人幫"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評鄧小平轉交劉冰等人來信以後，形勢就逆轉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給喬木同志說，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評，聽候中央處理。有一段時間，政研室成了斷線的風箏，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誰也不管我們，我們也不找誰管。到了農偉雄告狀，主席批准開打招呼會議，政研室的運動實際上就是由"四人幫"控制了。

    這裡講一下農偉雄告狀的事。

    1976年2月7日，農偉雄給姚文元寫信，請姚代轉2月3日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語轉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發政治局送胡喬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農偉雄曾經說過，他的信是新華社的人讓他寫的，可是後來他否認了，說是他自己醞釀了很長時間寫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經過什麼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給農偉雄寫了一個條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幾個什麼問題寫清楚，給我報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會議不知是什麼人直接通知了農偉雄。散會時，江青、姚文元同他"親切"握手，說，你的信寫得很好。姚文元當著農偉雄的面對胡喬木說，"你的任務就是揭發。"又要農偉雄"把政研室的運動搞起來"。實際就是要胡喬木靠邊站，讓農偉雄奪權，來管政研室的運動。

    胡喬木開過打招呼會回來以後，把會議精神，就是批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這個東西傳達了。運動的領導，請示國務院，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名義上胡喬木當組長。胡喬木提名讓農偉雄當副組長。農偉雄對胡喬木講，你要交代問題，一些活動、會議由農主持。後來，又把我和胡繩加到領導小組中去。領導小組成員為胡喬木、農偉雄、鄧力群、胡繩、秦寶來，按這個順序排列。以後，又把我和胡繩兩個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鬧得不可開交。「三少」就是農偉雄、趙乾德、周錫榮，一老是王飛。

    這次打招呼會以後，姚文元從新華社派來兩個記者，人民日報也派了記者，常駐政研室，找人談話，出席會議，實際是監視我們，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寫彙報。一方面，國務院領導不管我們，另一方面，姚文元通過內部扶植起來的農偉雄、外面派進來的記者管我們。打招呼會議以後，實際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運動。姚文元說過，從打招呼會議后，政研室的簡報給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華社範圍裡頭，曾兩次表揚農偉雄。說農偉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們這裡默默無聞，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過頭來想想，很可悲。農偉雄算什麼人物，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資料員，鑽營投靠「四人幫」，那時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揮一切，控制一切。

    他們除了用合法途徑，整簡報，通過新華社上送材料，還私下裡分頭給「四人幫」寫信。7月2日，農偉雄給張春橋寫信。華國鋒任總理之前，農曾評價，華國鋒這個人沒什麼理論著作，張春橋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論。9月6日，給姚文元寫信，報告工作，請求接見。有一個材料寫得很肉麻，用"是你怎麼樣、怎麼樣"那種口氣，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給江青寫信，表示"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講，我的生命和整個的運動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引用《紅樓夢》中一句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個人是小個子，功於心計，臉上不露春夏秋冬，當面撒謊不臉紅。確實想從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趙乾德，張牙舞爪，內心的東西不加掩蓋。農偉雄不動聲色，但很動腦筋，各種部署在日記中寫得很清楚。兩個人成為鮮明對比。中央黨校來的周錫榮是軍師，替農偉雄進行戰略分析，分析我們幾個負責人。排在正確路線一邊的，是李鑫同志。犯錯誤嚴重的有三個：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最主要的是胡喬木，其次是鄧力群。王飛說，運動一來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麼壞點子也說不上，只能是敲一敲邊鼓，有時提示一點年輕人不懂得的要害問題。

    2 胡喬木的揭發沒有實質內容

    農偉雄與「四人幫」接上頭，並實際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領導權，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厲害。

    先是揭、查所謂政治謠言。把我們在會上傳達過的毛主席的話，引用過的毛主席的話，「老九不能走」，「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園丁之歌》說是「香花」，等等，都說成是政治謠言。

    然後，集中揭發鄧小平。調子越來越高，壓力越來越大。這樣，我們的調子也就不能不高起來。喬木的日子日益難過，實在過不了關，在會上有幾次發言。接著，喬木寫了十幾條，揭發、上綱，但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事情。我相信在喬木和鄧個別談話時，談論「四人幫」的事不會少，但喬木一件都沒有揭發。胡喬木3月2日的揭發交代，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給胡喬木一份)。這份材料里講了他同鄧小平的20多次會見，包括鄧同我們一起讀毛選，同他單獨見面，沒有出格的話。

    3 我成了第二號揭批對象

    此後，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後來也批判了幾次。

    「天安門事件」之後，我成了喬木之後的第二號揭批對象。一次揭發「黑畫」，③上綱很厲害。這時，有人找鄭惠、徐道河說：現在事情日益嚴重，只能保于光遠，不能保鄧力群了。他要兩人出來揭發，說「黑畫」問題上鄧力群有責任。鄭、徐兩個當晚來找我，說此事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某人卻要我們把贓栽到你頭上，怎麼能這樣做呢。

    在幹校的時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廂房內議論一些事，我住在堂屋裡。當時我已經「解放」，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廂房同堂屋是通的，他們議事沒有我參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們的談論我自然而然都聽到了。只聽徐道河說，揭發批判時，你上綱牽強附會，我批判東拉西扯，本人做檢查也不免有些言過其實的東西；但在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就說鄧力群吧，大家揭發批判的東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間也可能有些過頭的東西，但我們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認識他，這個時候能這樣辦，我覺得不簡單，是個講黨性、夠朋友的同志。鄭惠後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在當時那種緊要關頭，和徐道河一起來找我，沒有按照那個人的想法辦，也不容易。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插曲，總的來看，我們七個人奉命批鄧，沒有出格。喬木過頭一點，傳出去后，老幹部普遍不滿意，但總的來說，喬木也沒有按當時的風向給鄧添枝加葉；共同的調子都還是按對當時中央文件的領會來說話。人們後來把我們幾個人的話加以比較，如在會上，關於《論總綱》，我曾說：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我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本來這也是事實，我不過是如實地承擔了責任，而這件事居然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這說明一點，在黨內鬥爭中間說真話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說，鄧力群在「文革」期間、「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保了鄧小平，沒有上推下卸。鄧小平同志也認可此事。很多地方傳，小平同志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一個鄧力群。說真話，本來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之間有各種接觸，不能因為黨內鬥爭尖銳，就把自己說的話推給別人，把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做過的事，牽強附會，上綱上線，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幫"想搞第二個中心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四人幫」想搞第二個中心。前面說過，1976年2月，華國鋒召集了兩次"打招呼"會議：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個省市的負責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和部分大軍區的負責同志，一共十七個省、市、自治區，華國鋒講話打招呼。此後，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個省、區和幾個大軍區，3月2日來京。江青自作主張，召集第三批來京的十二省區負責同志開座談會。會上，江青就"風慶輪"問題④大做文章，批鄧小平。就在這次會上，江青說，研究室的材料證明了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的謠言公司，鄧小平是總經理，胡喬木是副經理。這不是要搞另一個中心嗎？對這件事情，江青他們受到毛主席指責。3月10日，毛主席對風慶輪問題請示報告批示："(材料)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

    在組織上，「四人幫」也想搞第二個指揮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當時，輿論完全被他們控制了。後來發生了天安門事件，說明是有兩個中心，兩種意見。激起群眾義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當天晚上就收起來燒了。4月5日群眾就起來，"還我花圈！"這邊就組織鎮壓。當天晚上，吳德講話，限定時間離開。過時，就清場，抓人。運動遍及全國，起到了"四人幫"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壓越是激起群眾的不滿，越是暴露"四人幫"的窮凶極惡。"四五運動"確實是全民性的。各種觀點的人這時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總理，批判"四人幫"。

    1977年11月我們到了社會科學院，經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門去過，目的都一樣。在這個運動中，幹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幹部沒有去，但更多的是他們的子女代表了他們的老子的意見，一方面對"四人幫"不滿意，一方面對鄧小平同志受那種對待表示不理解。這樣的革命運動，經過"四人幫"的歪曲，經過毛遠新的彙報，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裡，確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撤銷鄧小平的職務。江青想開除他的黨籍。毛主席說，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鄧小平被撤職，運動跟著升級。經過報紙，大造輿論，批三株「大毒草」，《論總綱》是主體，《彙報提綱》、《工業二十條》是兩翼。說《論總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綱領，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何其相似乃爾。

    大約3月初，華國鋒主持第三批打招呼會後，要國務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國務院政治部副主任賈魯峰找我談話。他問我：你還有《論總綱》的底稿嗎？我說有。他要我把底稿給他，並寫一個報告。報告是由我口述，羅立韻同志筆錄的。《論總綱》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給了他。我把經過情況說得清清楚楚，鄧小平並沒有授意。可"四人幫"硬說《論總綱》是鄧小平授意寫的，是復辟總綱。可見他們是怎樣不顧事實，誣陷小平。

    當時我的心態是，華國鋒當了總理，鄧小平撤銷了職務，對鄧小平同志繼續主持工作的希望破滅了。但是，毛主席還保留他的黨籍，以觀後效，感到還是寬大。感到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樣，對老幹部還有所諒解。因此，對主席沒有什麼埋怨。覺得毛主席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幫」搞的不完全一樣。對華國鋒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沒有什麼反感。這時已傳出「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願把國家交給「四人幫」，對華國鋒感到放心。交給華國鋒以後怎麼樣？看看吧。

    6 問題升級和我的態度

    我的問題，從運動開始，就一級一級往上升。到天安門事件以後，農偉雄就說，鄧力群的問題已升級了。作為我來講，不交代不行。在黨內，他們還是代表組織，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當時沒有想這些東西交代出來會有什麼後果，會招來什麼橫禍。作為一個黨員，很坦然，做的事沒有需要隱瞞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確實沒有什麼顧慮。從「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中，我每一次寫信，每交代一個問題，都是很認真的。講每一件事，我都沒有壞心，沒有算計過誰，沒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實地講，對自己有什麼後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條，不能因為我的揭發而使別的同志受到牽連。凡是遇到這樣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說這件事主要由我負責。我在紅旗時，遇到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責，我都承擔起來，說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喬木交給我的，如《海霞》問題，那時，胡喬木說，你可以告訴他們，現在可以寫信了。在交代時，我沒有交代是他的問題。我們這些老傢伙確實經過了鍛煉，誰也不說誰，各人只講各人的。農偉雄就說，你們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來好像有分工似的，實際上沒有。我們幾個人很默契。在交代時，中央沒有點名的中央領導同志，我們都不說，這也是一種默契。中央點了鄧小平的名，我們也就只講鄧小平，而且按事實來講，最多講完以後，跟著中央的口徑加上一頂帽子。我們一般不跟報刊的調子。

    後來，我們搞了運動總結。我們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總的說還是合格的。總結有幾條，現在看來比較平淡，在當時那種險惡的情況下面，做到這一些已經很不容易了。總結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對於「四人幫」在運動中的另搞一套和農偉雄、趙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絕大多數同志極為不滿，採取種種方法進行抵制。政研室的幾位負責同志，當時同上級領導失去聯繫。在室內也難以相互接觸和同群眾接觸，又面臨著「四人幫」與農偉雄裡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政治高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堅持做到了以下幾點：

    一、「四人幫」和農偉雄妄圖從政研室負責同志身上壓出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材料，七位負責同志抵制了這個罪惡企圖，嚴格遵循黨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發批判中，絲毫沒有涉及鄧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國務院任何領導同志。

    二、「四人幫」誣衊政研室是「鄧記謠言公司」，誣衊鄧小平同志「通過政研室製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謠言」，七位負責同志堅決抵制了這個誣陷。

    三、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除記憶差錯外，事實本身沒有出入，沒有涉及到鄧小平同志和他們談到的有關同王、江、張、姚鬥爭的事情。

    四、在他們的交代揭發中，保護了政研室內外同「四人幫」作過鬥爭的許多同志。

    五、七位負責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議論的有關「四人幫」的事情，都沒有互相揭發。

    六、六位負責同志對胡喬木作了揭發批判，但是，胡喬木同志對他們沒有作任何揭發批判。

    這些情況說明，政研室的負責同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堅持了中央四號、五號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幫」的另搞一套；在十分複雜尖銳的鬥爭中，經受住了考驗，沒有被「四人幫」壓垮；「四人幫」竭力要從他們那裡壓出最需要的材料，用來打倒中央和國務院一大批領導同志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負責同志在揭發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說了過頭話。有些超出了必要的範圍，有些上綱出了格；在這一方面，胡喬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發批判材料中，表現得很明顯。對於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幹部來說，這是很不應該的，需要從中吸取教訓，引為鑒戒。

    7 最後一次檢查

    10月6日，這時"四人幫"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冊子七八千萬冊已發全國，政研室開我的批判會，實際上這是最後一次批鄧力群的會。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聽了以後頗為感動，說，聽了鄧力群的交代，感覺鄧力群在控訴，不是在揭發交代。

    我回憶一下，那次檢查交代，是這個意思。我說，「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個大錯誤，幫助劉少奇重新出版《論修養》。雖然不是由我決定的，但是，如果那時我消極一點，就可能出不成。我當時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積極。為什麼有這樣的積極性呢？就是「大躍進」時期，看到聽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實行錯誤的政策，採取錯誤的方法，使得我們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驚心動魄。沒有想到，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經過共產黨員的手，使我們人民受到危害。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開始不知道，後來揭發信陽事件，青海的問題，四川的問題，非常震驚。由此產生強烈的要求，共產黨員一定要真正按黨員標準辦事。糾正各種舊社會帶來的東西，很需要我們的黨員從沉痛的事實中得到教訓，應該學習《論修養》。有這種強烈的願望。

    「文革」快結束了，又犯了一個大錯誤，寫了《論總綱》。為什麼會寫這麼個《論總綱》呢？我很積極，很認真，我接受任務以後，恰好看了鄧小平的大寨講話，看到鄧小平同江青的爭論，針鋒相對，面對面的作鬥爭，前面一段講了形勢大好，形勢逼人，大好，即近半年來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個現代化是我們的嚴重的任務，估計國際形勢，有五年或更多的時間不會打仗，我們就要在這幾年裡努力。由此我講到，在60年代，我們科技同外國差距不大(現在看來對我國估計高了)，經濟發展，差距還在縮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驚，那個時候，台灣一個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我們大陸的貿易總額。後來我又講到，我青年時來北京上學，遇到"九一八"事變，日本佔了東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負，中華民族如果經濟上老落後，非挨打不可。現在有這麼個機會，我們就應該努力，把實現四化的任務搞好。那天檢查交代，無非講了這些意思。

    8 讀史感想

    當時不過是一種悲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樣，除了交代，我讀點書吧。我除在幹校讀了很多書，在北京又讀了《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國榷》，接著又讀《明史》。還沒有讀完，「四人幫」垮台了。

    在讀書時，劃了不少杠杠，做了不少記號，現在翻一下，還有感受。比較深的一點，就是歷朝皇帝，要主動讓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簡單的。漢武帝征和元年發生掘太子宮的巫蠱事件，引髮長安大戰，死幾萬人。唐太宗，幾次廢立太子。特別是宋太宗，他好長時間不立太子。在開封，人家勸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後來立了新太子。讓新太子同群眾見見面吧，結果太子在開封公開露面，受到熱烈歡迎。這一下對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貞明太子，我叫什麼？把我放到什麼位子上。那個宰相不錯，說皇上有這樣好的一個太子，不是證明你的英明嗎！太宗聽了，寬慰許多，但內心還是久久不能平復。諸如此類。讀到歷史上的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許多感慨。

    天安門事件后，還有兩件事值得說一下。

    天安門事件以後，公安部要搞個紀要，講對走資派實行專政。當時在北京對走資派進行偵察。有一些公安人員來我這裡，說沒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陣。不知是不是對我偵察。

    另一件是，7月全國開計劃會議，上海的黃濤，遼寧的楊春甫⑤，一南一北，在會上發難，指名攻擊1975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指名攻擊《工業20條》。說黨中央各部門實行條條專政，涉及的範圍很寬，涉及到過去買船租船，涉及到進口化肥設備，出口石油，說外貿部賣國，周恩來、鄧小平都是買辦資產階級。1975年國務院務虛會上表現活躍的幾個部門都成為攻擊對象。有幾個人開始轉向。

    唐山大地震以後，政治氣氛緩和，當時沒有感到危險，確實老人家接受了過去的教訓。

    「四五」運動中，我的女兒羅小韻當時經常到天安門去拍照，我也從中得到一點實際材料，後來銷毀了一些東西，拍照的底片轉移出去了。兒子鄧英陶從插隊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讓他回去，就在北京讀《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他在河南期間沒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對他調查了一番。

    註釋：

    ①11月2日晚，毛遠新按毛澤東的指示找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開會，這次四人會議可以看作是政治局內批鄧的第一次會議。11月3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四人小會情況的彙報后，指示繼續開會。討論當前兩條路線鬥爭。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做個決議。並指示擴大一點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也參加，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11月4日即開了第一次八人會議。11月7日又開了第二次八人會議。按毛澤東的部署，11月20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評價問題，政治局成員十七人參加。會議由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劉冰列席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對胡喬木、周榮鑫進行指責。

    ②語出《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意為復興滅亡的國家，承續斷絕的世族，舉用隱逸的人才，天下的民眾就會從內心歸服。"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用它來指責、誣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解放、起用老幹部是搞翻案、復辟。

    ③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幫"在中國美術館和人民大會堂舉辦所謂黑畫展。這個黑畫展矛頭是對著周恩來的。此前，周恩來曾指示：出口工藝美術品只要不是反動的、醜惡的、黃色的東西，都可以組織出口和生產。又說，風景畫不能叫"四舊"。黑畫展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就是有關部門根據周恩來指示組織創作的。陳大羽的"公雞"、黃胄的"毛驢"是被誣為黑畫的最有名的作品。在黑畫展的影響下，上海、陝西等一些地方相繼辦起類似展覽，據不完全統計，被"四人幫"一夥定為"黑畫家"或受到株連的美術工作者有上百名。1975年對黑畫展有所批評。

    ④風慶輪是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一艘萬噸貨輪。1974年國慶節前，經過往返上海一羅馬尼亞、歷時150天的遠航歸來。"四人幫"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遠洋航運業中造船還是買船、租船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誣衊、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崇洋媚外"、"賣國主義"。在風慶輪於1974年初重載試航階段，就曾借批判遠洋運輸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來影射攻擊周恩來等是"70年代的李鴻章"。在此次遠航歸來時，又尋機惹事。國慶節后不久，"四人幫"收到他們在上海的親信寫的萬言長信，知道風慶輪副政委和實習三副在遠航途中反對批判所謂造船、買船問題上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還對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劇樣板戲頗有微詞。1O月14日。江青在登載《"風慶"輪的問題》的《國內動態清樣》上作了不少批註，並給中央政治局成員寫信，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迷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說那個副政委"是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王洪文當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寫下批語。張強調這是造船工業上"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姚認定這個副政委"代表一條修正主義路線"。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會議快結束時，"四人幫"又突然提出"風慶輪問題"，江青質問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意見，要鄧立即表態。鄧說，我已圈閱了。對這個材料還要調查一下呢！江進一步逼問：對批評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回擊江說：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用這樣態度待人。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張、姚一起指責鄧。江更對鄧大肆攻擊和謾罵。鄧連說"我要調查"憤然離開會場。張看著鄧走出去，說我早知道你要跳出來，果然跳出來了。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以後，"四人幫"星夜密謀，第二天(18日)王洪文飛往長沙，就風慶輪事件爭吵經過向毛澤東誣告，誣陷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進行篡權活動。毛澤東沒有聽信讒言。1O月20日接見鄧小平后。毛澤東要王海容、唐聞生傳達他的意見，要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並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經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麼鬧。但是。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江青於1976年3月2日私自召集十二省區負責人座談會，在"風慶輪"事件上大肆誣衊、攻擊鄧小平。

    ⑤黃濤：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楊春甫：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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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6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後


一 毛主席逝世以後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黨同志、全國人民非常悲痛。這個時候華國鋒講，悼念毛主席，一方面要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另一方面，還要繼續深人"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在當時，華國鋒也不能不這樣做。

    這時，「四人幫」認為機會來了，加緊了奪取最高領導權的活動。9月9日毛主席去世，9月16日兩報一刊的社論，除了深入批鄧以外，講毛主席有個"臨終囑咐"。把毛主席的一句話，"照過去方針辦"，改成"按既定方針辦"。經過他們修改的"臨終囑咐"，在社論中反映出來。華國鋒傳達這一問題時，發現他自己的筆記很明顯地記的是"照過去方針辦"。可江青他們傳出來的就修改了原話，逼著華國鋒聲明，毛主席講的是"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改了三個字。華國鋒同時傳達的還有毛主席談話時親筆寫下的兩句話："你辦事。我放心。""慢慢來。不要著急。"毛主席讓華國鋒當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表示了一句，他能力弱，不能擔此大任。毛主席就說了"你辦事，我放心"這些話，意思是就要這樣的人來當第一副主席。

    10月4日，《光明日報》專門發表文章，題目叫《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在政治局內部，江青正式提出，毛主席身邊的文件，全部應該交給毛遠新來管。這件事大多數人不同意，否決了她這個意見。全部文件封存，繼續由中央辦公廳來保存。從後來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主席文件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批評他們的，對著他們的。如果這部分文件被他們掌握了，他們就可以用來為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或者毀掉，或者篡改，就像改那六個字一樣。他們就可以假傳"聖旨"，說這是毛主席的批示，那是毛主席批示，他們的一切活動，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辦的。

    毛遠新留在北京，本來是當主席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現在主席已經去世了，也沒有聯絡任務了，理所當然地應該回到遼寧去。「四人幫」就說，他還有工作要做，說很快要召開中央全會了，他知道主席的思想，要他作這方面的準備工作。政治局把他們的要求否決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不承認、也不能不肯定，毛主席選來選去，選了一個華國鋒，沒有把最高領導權交給「四人幫」，這一點他還是看準了。對華國鋒我不了解，從以後的發展來講，很明顯的，「四人幫」要篡奪領導權，眼前直接的障礙就是華國鋒。上面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他們篡奪最高領導權做準備的。他們不能不想辦法給華國鋒施加壓力。後來不是說，有一次政治局會議，多數人不贊成江青的意見。江青就說，你們都走，剩下一個華國鋒，汪東興和葉帥好像也留下來了。她逼著華國鋒，面對面地折磨華國鋒好幾個鐘頭。

    主席把最高領導權交給華國鋒，是有道理的。葉帥說，政治局最後向主席告別，先後都進去了，最後打招呼讓葉帥第二次進去。這時主席想講話，但已經講不出話了，就用眼睛看著他。據葉帥講，他感到是「託孤」的意思，就是讓葉劍英同志保護華國鋒。後來，在解除華國鋒黨中央主席職務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帥講到這裡，很難過，檢查自己有封建思想，淚流滿面。主席說，華國鋒當第一副主席，全黨都不知道他，人民都不知道他。要通過宣傳，讓黨內更多的人知道他，讓全國人民知道他。《解放軍報》連續發表社論，宣傳英明領袖。後來又傳有一張照片，即八人照片。在主席跟前最後合影的七個人，我記得很准。「四人幫」四個，汪東興、華國鋒和毛遠新，共七人，專門在主席身邊照了一張相。意思很清楚，你們要團結一致，希望把我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①搞下去。在討論華國鋒問題時，說把這張照片印發一下，給高級幹部都看看。我想主席的意思，一方面讓葉帥保護華國鋒，另一方面讓華國鋒同這些人團結好。領導權不能交給你們的，得交給華國鋒：這是主席臨終時的決斷。

    鬥爭的邏輯不以個人的願望為轉移。「四人幫」已經搞了這麼幾年，已經形成了那麼大的一股勢力，一心一意想做最高領導。張春橋那個「又是一個一號文件」的讀後感，那種感情願望，字裡行間，非常之清楚。好不容易把鄧小平搞下去了，指日可待了，後來又出來一個華國鋒，怎麼能容忍呢？同主席願望相反，本來他希望這些人風雨同舟、和衷共濟，沒想到形勢發展使華國鋒成了黨粉碎「四人幫」的重要人物。

    在主席逝世以後的那些日子，在「四人幫」製造的輿論影響底下，還有「四人幫」爪牙的活動，地方也好，部門也好，造反派也好，國內動搖分子也好，就紛紛向江青寫效忠信，同時，他們又在上海準備第二武裝。他們知道要人民解放軍聽他們的指揮不那麼容易。從各種材料表明，他們是想，萬一形勢危急時，就在上海搞武裝叛亂。他們搞一南一北。南邊是上海，北面是遼寧。

   
二 粉碎「四人幫」前後的見聞

    歷史有自己的規律，不管哪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意願。「四人幫」這一套作為，不能不使他們喪失人心，徹底孤立。人民越來越看得清楚，「四人幫」不僅同鄧小平不一樣，同毛主席也不一樣。天安門事件前後的輿論，1975年七、八、九月的整頓，特別是發行八千萬份的"三株大毒草"的小冊子，散發到基層組織討論批判，更進一步擦亮了全國人民的眼睛。有的基層的同志後來給我講，我們只聽到三株大毒草怎麼壞，小冊子下來一看，這些話都不錯啊，正是我們要說的話，正是代表我們的心聲。他們整人越多，宣傳越多，奪權的步驟與措施越緊，勢必遭到越來越多的人的反對。

    在這種形勢底下，高層領導同志中間，就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最近《黨的文獻》上發表了范碩的文章《「四人幫」覆滅記》，這篇文章後來又在《瞭望》上發表了。裡面說到的一些事情，據我聽到的，是確實的。我常到王震同志那裡去。王老幾次給我說過，主席去世前後他都到天安門去了，他有點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門去剖腹。這時，他腎上生了一個結石，要開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幾次到葉帥那裡去，說這樣一伙人，這麼不得人心，怎麼不把他們抓起來！很容易就解決了嘛。好比開政治局會，我進去一衝，把他們一提溜不就解決了嗎？葉帥說，主席還在，你搞這個很危險，他不用說更多的話，只講一句不贊成，通過廣播電台一廣播，我們不就全軍覆沒了嗎？事情要解決只能等待。毛主席當時身體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時不好動手。葉帥還問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說得上話，同他們要保持聯繫啊。王老說，汪東興我還可以給他說得上話。

    葉說，這是個關鍵人物，你一定要同他保持聯繫。葉帥還要他同北京衛戍部隊的領導人保持聯繫。問過38軍，保定地區還是"四人幫"的一個據點，當時38軍的軍長換了幾次。

    同時，王老受葉帥委託，多次到陳雲同志那裡串門，和陳雲商量。陳雲起初考慮用召開中央全會的辦法解決，但經過反覆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后，感到沒有把握。葉帥請陳雲同志到西山去面談過一次。葉帥把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講話拿給陳雲看，問怎麼辦。陳雲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聽說，陳雲同志還說過，問題要解決，解決的方式一定要合乎黨內的程序，不能只顧眼前，要顧我們黨的傳統，要合法，在歷史上提起這個事情，不給後人留下壞影響。是同葉帥說，還是同王老說，我說不準。

    李鑫在政研室給我說過，康生同「四人幫」有矛盾。李鑫提到我的工作問題，康生提出讓我到山東當教委主任，張春橋、江青不贊成，為此康生還發了脾氣，說以後我再也不管這些事了。以後康生也就病倒了。李鑫在「文革」中一直跟著康生。他講過，同「四人幫」這些人很難共事。

    主席去世后，李鑫曾對華國鋒說，為什麼不把這四個人抓起來？華國鋒聽了他這個話以後，就給先念同志通了一個氣。先念同志講，這個話你要記住啊，你要記住。最早在華國鋒面前提出抓「四人幫」，李鑫確實是第一個。後來先念講：李鑫這個人和「四人幫」鬥爭還是堅決的，他就是要保他的康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曾對胡耀邦說過，李鑫跟著華搞「兩個凡是」不對，但在對「四人幫」的問題上，他是進了言的啊，李鑫不能當辦公廳副主任了，但他提過這麼好的一個建議，我們不能忘記啊！後來李鑫在社科院工作，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社科院不知道上述事情，在整黨時不讓李鑫登記。我同他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一個女同志)把這個事講了，我說：我們能有今天，跟李鑫進了言有關係，這個事可不能忽視和忘記啊！

    9月21日，華國鋒請先念同志去小禮堂看電影。在電影放映之前或之後，他們兩個上廁所，華國鋒講，是否解決他們的問題，看來不解決不行了。華國鋒委託李先念，說：你代表我去找葉帥，徵求他的意見。

    據先念同志講，他和葉帥靠邊站以後，兩人相約，誰也不看誰，誰也不給誰打電話。相隔已經五六個月了，沒有聯繫。9月24日這天，葉帥接到先念的電話以後，知道先念要去找他。汽車開到西山，就看見葉帥等在門口。這道門離葉帥的住處約有一里多地。一起到了葉帥家裡。葉帥說，你是來看望我，還是給我什麼任務。先念說，我是受華的委託來跟你商量事情。葉帥把電視機打開，怕有竊聽器啊。但談話聽不清楚了。他們就互相寫，先念同志寫一句，葉帥也寫一句。完了回來複命。後來又分頭徵求除"四人幫"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同志的意見，都贊成。後來，就確定在1O月6日行動，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選編輯工作的名義，通知"四人幫"開會。

    那天，王洪文先到，到了以後，就由汪東興的部隊抓他，王想抵抗，就把他摁倒在地上，抓了起來。然後華國鋒宣布，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隔離審查。第二個到的是張春橋。江青當時住在中南海，沒有通知她開會，在這一時間到江的住地把她抓了起來。再按原計劃通知姚文元前來開會，由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宣布隔離審查。然後在玉泉山開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政治局一致贊成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同時抓的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文化部的于會泳、劉慶棠、浩亮，體委的庄則棟。

    政治局定了以後，開了一個打招呼會議，講「四人幫」的問題。除了政治局這些人以外，還吸收了一些人，其中有王震。據王老說，當時他發了脾氣，說為什麼不讓萬里列席這樣重要的會議。他在先念同志面前也發過牢騷。他有一次對陳錫聯講。你管那麼多，你也管不了，為什麼不分一點給我管。當時陳兼北京軍區司令員，還管軍委的日常工作。後來讓王震管了國防工業。

    從這個過程來看，如果毛主席把權交給了「四人幫」，「四人幫」也必然垮台，但非打內戰不可。前面說過，毛主席用華國鋒，本意是要華國鋒同王、張、江、姚合作，完成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沒想到恰恰是華國鋒把「四人幫」解決了。

    1976年1O月18日，中央發了16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6號文件公布了毛主席對"四人幫"的一系列批評，毛主席不只一次提到要解決"四人幫"。說明中央政治局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華國鋒採取的行動是有根據的。從16號文件可以理解"四人幫"為什麼要壟斷毛主席的那些文件。毛主席的文件如果被他們壟斷了，很多事情就不會被人們所知道。

    中央16號文件說，"10月6日，中央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然後說，毛主席對他們進行了多次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教育，列舉了1974年2月15日、3月20日、7月17日、11月12日、11月至12月間、12月23日、12月24日、1975年4月23日、5月3日。一年多的時間，9次批評"四人幫"，特別是1975年5月3日那次，主席說："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口氣很堅決，問題非要解決不可。一年多時間裡頭，毛主席不斷地對他們批評教育；而"四人幫"呢，置若罔聞，不肯悔改，反而加緊了篡黨奪權的部署。

    按范碩文章里所說，好像一切都是葉帥抓的。在這中間，葉帥起了重要作用，這是事實。但歸於一人就不夠全面了。應該說，發話是華國鋒，部署是葉帥，動手解決時，汪東興動用了警衛部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主席有指示；老幹部接觸頻繁，醞釀很久。我從王老那裡聽到的那些就是證明。

    有人不了解情況，或是受了什麼影響，說粉碎「四人幫」是搞「軍事政變」。不好這麼說。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並不是由葉帥開口，而是由華國鋒發話，就不好說是「軍事政變」。有一種說法，葉帥不是不想解決，後來確實受了陳雲同志的影響，兩個人都想到一起了。葉帥是軍委副主席，由他用這個身份去處理，國內國外，黨內黨外，確實會造成「軍事政變」這樣一種影響。他確實等待著華國鋒發話。華國鋒下了決心以後，以黨中央的名義來解決這個問題，開政治局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順理成章。從這個意義上講，葉帥確實是深謀遠慮，應該肯定。最終下決心的，首先發話搞掉「四人幫」的，是華國鋒，這個功勞不能否定。華國鋒的功勞，無疑應該載人史冊。先念同志看到一篇寫葉帥的傳記，講到粉碎「四人幫"，好像是葉帥一個人搞的。他認為這不符合歷史。雖然華國鋒後來犯了錯誤，但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事實是不可更改的。先念同志講，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因此，先念同志在他的《文選》中加了一個註釋。②《李先念文選》公開出版以後，有一天，先念同志給我們講，有人說這是一個炸彈，什麼炸彈，連手榴彈都不是，不過還歷史本來面貌就是了。

三 我的第二次解放

    粉碎「四人幫」以後，到我這裡報信的，是王老的兒子王軍和葉帥的女婿劉詩昆，好像是10月8日來的。他們說，江青、張春橋這幾個人的問題已解決了。同時，廣播電台的余宗彥也來報信。余說，耿飈帶著一批幹部接收了廣播電台。

    粉碎「四人幫」時，我還在紫光閣挨批。開我的批判會那一天，接到正式通知，就是中央16號文件。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9月18日，主席的追悼會。10月8日，中央通知，華國鋒當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還要"批鄧"，還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對這一點，從當時的鬥爭策略來講，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在黨內引起普遍反感的，是"批鄧"另搞一套。

    10月15、16日，華國鋒開了一個打招呼會，要點也給我們傳達了。10月20日，收到中央16號文件。我們連著討論學習了五次。北京全市遊行，20號、21號、23號，一連三天，我們都參加了。對我來說，這是第二次解放，1976年1O月的解放！"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了一年多，如果"四人幫"當權，很可能我就被抓起來了。


四 政研室的揭批查

    1 我建議採用"同志審判會"的方式

    10月27、28、29、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連續召開了五次揭批"四人幫"的會議。會上提出了農偉雄和"四人幫"勾結的問題。批鄧時，農偉雄和趙乾德、秦寶來作為群眾代表參加臨時領導小組。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們沒有資格在領導小組裡面了。我主張原來成立的領導小組不要改組，在臨時領導小組下面設立一個運動辦公室，主持揭批"四人幫"的日常工作，包括揭批政研室內部的問題。辦公室負責人是我、于光遠，成員有：朱佳木，他當時是黨支部書記；秦寶來，作為群眾代表。農偉雄就沒有資格參加運動辦公室的經常工作了。本來，按多數的意見要撤銷他們的群眾代表資格，同時改組領導小組。經過小小的爭論，最後算是同意了我的意見，保留領導小組，喬木還是組長，農偉雄還是副組長，就是在領導小組下面搞一個辦公室，由我們這幾個人負責經常性工作。胡喬木表示，他要多花點精力幫助起草和修改大文章，運動的事情一般不管。

    接著又出來一個問題，對「三少一老」怎麼處理？這時，農偉雄活動頻繁，凡是過去批胡喬木的，他都打招呼，分別訂攻守同盟。很明顯，放任他這樣活動，對弄清問題不利。多數人認為起碼對農偉雄要隔離審查。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我當時講了一個道理，當時批我們批得那麼厲害，人家就沒有隔離我們，人家就沒有讓我們住在機關，還是每天上下班、回家。我說，隔離以後，他不交代還是不交代，我們依靠事實。最終沒有對農偉雄採取隔離措施。

    從1976年1O月底搞到1977年6月，共計8個月時間。一方面揭批"四人幫"，一方面結合政治研究室的實際，查清有關的人和事。首先是，拿來整我們的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事實，究竟是我們散布了謠言，還是對我們的歪曲，造我們的謠言？然後，講研究室這幾個月做的事情，究竟做得對還是不對？第三，所謂三株大毒草，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他們加給三個文件的誣陷不實之詞，一件一件查清楚。最後，對幾個造反派，主要是農偉雄的處理，審查定案。這時已經到6月底了。

    我建議用蘇聯「清黨」時採用過的一種辦法，叫做「同志審判會」。把所有揭發出來的事實，一件一件跟本人核對。把每件事的材料公布，本人的交代也公布。本人可以申訴。過去本人交代不符合實際的可以更正；群眾揭發不符合實際的，可以申辯；對其它同志的批判、揭發，過頭的可以收回，不符合事實的可以替他說話。最後確定的事實，記錄在案，形成文字材料，本人簽字。為農偉雄的事，這樣搞，整整用了兩周時間。

    2 對"整人"的人的處理

    對農偉雄的處分，除了我以外，都認為要開除他的黨籍。多次說服，多次辯論，不要開除黨籍，給他一個開除黨籍以外最嚴重的處分，即留黨察看兩年。總是說不通。後來找到一條理由，農偉雄是壯族，是少數民族黨員，要寬大一點，大家這才接受了我的意見。

    另外兩個人，趙乾德是農偉雄的得力助手，作出書面檢查，交支部書記，進行修改，事實搞準確，評價分寸掌握好，經過三翻四復，以此作為依據，裝入檔案，不給任何處分。周錫榮，處理更輕一點，自我批評，裝入檔案。

    幾個人的問題搞清楚以後，農偉雄調離研究室，趙乾德、周錫榮調回黨校，還有一個同志在小組會上自己檢查一下，批評一下，不寫材料，就算了。

    最後搞了一個書面的政研室運動的基本總結，送給小平同志看了一下。

    研究室這時已分為兩部分。西四院這一部分成立毛著辦公室。原來毛辦是汪東興當主任，李鑫當副主任，這時全都走了。另外成立了一個理論小組，歸毛辦管，龔育之、鄭必堅調去，還有其它幾個人，因為華國鋒需要筆杆子。政研室運動的基本總結也發給他們，都沒有提意見，聽到的反映之一，鄭必堅講，這個基本總結是顧全大局的。除對農偉雄以外，沒有傷害人。

    在農偉雄的問題上，研究室內部是否處理太輕，太客氣，如果說左和右，那是右了一點。

    3 問心無愧

    在挨整時怎麼樣，在處理「整人」的人時怎麼樣，是否有背中國人做人的道德，乃至是否有違共產黨人的原則。現在重新審視一下，我自認為問心無愧，睡得著覺。

    在挨整時，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調子做了檢查和批判，當時也說過一些違心的話。換個角度，你說是誠心說這些話，也可以，的確也是誠心的。因為一個黨員總不能和黨中央、毛主席不一致嘛，這是大局嘛。在這方面，當時我們單位最標準的是丁樹奇，他在挨整和整人時，在處理「整人」的人時，不說違心的話。但處在我們當時的地位，若如此的話，可能就過不了關。

    挨整，從1975年10月至1977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一年半還多。開會時，心情沉重，但會後回家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這當然也得益於毛主席當時接受了以往的教訓所採取的新做法。那時回家后也沒有和家裡人發牢騷，就是讀歷史。從《通鑒紀事本末》、《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國榷》、《綱鑒易知錄》，到《明史》，《明史》沒有讀完，讀過的劃了些要點。"四人幫"倒台之後，讀毛主席著作，主持寫了一批文章。其中包括：為陳雲寫的一篇文章；為鄧小平寫的十一大的發言；為先念寫的一篇紀念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因趕不出來，后改成關於毛主席經濟理論的文章；還主持寫了一系列批"四人幫"的文章。

    此外，我還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寫了一本從理論上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批判的書。有林是從《紅旗》雜誌幹校借調到政治研究室來的。為準備創刊的《思想戰線》寫了兩篇文章。文章完稿，趕上「批鄧」，只好擱在一邊。大約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三天，有林到我家來，把文章送給我。記得其中一篇的題目是《論革命和生產的辯證法》，另一篇的題目不記得了。兩篇文章都是針對「四人幫」把「唯生產力論」作為棍子來打抓生產的同志的，都是從正面講道理。我當場翻看了一下，明確提出：現在只是正面講道理已經不夠了，要進行批判。要把「四人幫」和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散布的謬論儘可能都找出來，加以分類，逐個批判。要寫成理論性、戰鬥性很強的書。這個任務比較重，我對有林說：這書只你一個人寫，力量單薄了一點，可以找林子力合寫。他們把《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初稿寫出后，喬木、于光遠和我都看過。我作了個別修改，喬木同志改得多些，于光遠不僅修改，開始時還作過指導。這本書的徵求意見稿送小平同志看了，他加以肯定，並提了修改意見。他說：你們那個東西，基本上是寫得好的，站得住，但有點吞吞吐吐，討論后改一下。

    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運動的基本總結以後，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國務院財貿小組當副組長，恢復正常工作。這在後面還要專門說。

    總的說來，在挨整時，沒有六神無主，還是讀了些書，做了些理論工作。重提社會主義要發展商品經濟，在當時來講是第一篇文章。我們的主張，于光遠就不贊成，北大經濟系全部都不贊成，在當時的北京理論界，贊成的人極少。後來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黨校講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這些情況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說的，在挨整時，沒有消沉。主席很愛引用"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倒霉修《史記》等典故，應該說我自己雖然沒達到人家那麼高的水平，但當時自己的心情、精神狀態能夠安得下來，不消沉，仍然讀書、研究問題。我不僅自己這樣做，還鼓勵身處逆境的年輕同志。在這點上，自我感覺還是夠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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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7
五 「四人幫」垮台後政研室繼續受壓

    1 出乎意料的處境

    「四人幫」垮台以後，在政研室外部，形勢仍然很不好。總的說是「四人幫」在台上時受壓，「四人幫」垮台後照樣受壓；內部出氣了，外部還是受氣。

    毛主席去世後進行遺體告別。一般機關負責人都安排到那裡守靈，研究室沒有份。少數負責人分批到大會堂向毛主席遺體告別，我們去了，喬木就不準去。在這種情況下，胡喬木就找我商量，說，我在主席身邊工作幾十年，不管怎麼樣，我希望有個機會給主席告個別，可是一直不準，怎麼辦？這事我們也報告了，批下來不准他參加。我說，你寫封信吧。胡喬木就給汪東興和江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就成了一個把柄。

    開追悼大會，正式通知每個機關可以推舉兩個負責人上天安門搭的那個大檯子，政研室推了胡喬木和我。報上去以後，紀登奎來電話，說你們兩個不上好吧，為了大局，你們不要上台了。我們也就忍了。結果，研究室去參加追悼大會時限定名額，胡喬木還是不讓參加。我參加了，在廣場上站著。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們站在廣場裡頭，非常不平。我那時已經61歲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喬木談話，說你秉承鄧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參加毛著編輯工作，調回中辦。我今天只是口頭通知，將來有正式通知發給你。

    2 宣布解散但沒有散夥

    1977年3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開會，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麼原因呢？就是喬木寫的那封信。說主席去世后，喬木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經過汪東興轉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幫"。喬木為什麼寫這封信，前面已經講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會，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卻不能上，紀登奎還打電話要研究室照顧大局；胡喬木在主席身邊工作了幾十年，主席去世后卻不允許他與主席的遺體告別，更不允許他去守靈，而各單位都是輪流派人守靈的。至於信的內容是不是效忠信，後來我和于光遠問過他是怎麼回事。喬木說，他要求參加向主席遺體告別，就寫了一封信給汪東興並江青，其中有一句話：對於江青在政治局對我的教導和批判，終生難忘。此事原委是這樣的：在轉劉冰的信之後，政治局開了幾次會，喬木都參加了。批判胡喬木時，江青講，你胡喬木這個人對毛主席是忘恩負義。喬木信中那句感謝的話就是指此事說的。胡喬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個別，有那兩句話確實不好，但也不能說成是效忠信。

    參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會的有中央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和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政研室的負責人參加那次會的有于光遠、胡繩和我。會上宣布到陰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從哪個機關調來的，回到哪個機關報到。在這種情況下，我說，政研室現在還有一些事要做，我們要把運動搞完，還要做一個總結，還有，同批評我們有關的兩個地方，一個大慶，一個大寨，我們沒有去過，要參觀一下，看看我們的宣傳哪些對，哪些不對。吳慶彤聽了，說了一個很好的意見。他說：對啊，這些同志應該到大慶、大寨看一看。還有，計委寫了駁「四人幫」批《工業二十條》的文章，中國科學院寫了駁「四人幫」批《彙報提綱》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們的《論總綱》，你們是不是也要寫一篇反駁的文章啊。我說：對啊！這樣，宣布了解散而實際沒有散夥。

    在這次會上，胡繩突然冒出一句話，你們搞運動，搞得不對頭，你們不批胡喬木，只批農偉雄，這個方向不對頭。胡喬木政治動搖，你們不批。農偉雄算個啥，無非是小嘍羅而已。我與胡繩是好朋友，在這事上我同他發生了尖銳的爭論。會上下來以後，他說：老鄧，你怎麼那麼尖銳呢？我說：我知道你那些話是代表誰來說的。你回去以後，把我的意見告訴李鑫，我就是這些意見，我當他的面也是這些意見。胡繩還講，胡喬木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態度曖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治動搖。我說，誰都知道嘛，胡喬木受「四人幫」的壓力，毛主席的壓力，受研究室內部「四人幫」代表的壓力，也受到我們的壓力啊。他說，我們誰給他施加過壓力？我說，我就給他施加過壓力，批判過他。我說，還有批判更厲害的。他說是誰啊？我說，就是李鑫嘛！李鑫說胡喬木不是個玩藝兒，我總算看透你了。胡喬木確有錯誤，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這怎麼能同「四人幫」的小幫派聯在一起呢？這種意見不公正。

    3 替胡喬木說話

    因為主席去世后胡喬木受到那樣的待遇，加上「四人幫」把胡喬木揭批鄧小平的那個材料印發了，看到胡喬木那個材料的高級幹部，對胡非常不滿意。我就替他說話。

    首先到陳雲同志那裡，說他那個材料，事實沒有捏造，但上綱有過頭的地方，出現這種過頭的話不妥當，但也確有當時來自內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壓力。建議陳雲同志替他說說話，辦法呢，陳雲同志最好同胡喬木同志見個面，該批評的批評，該鼓勵的鼓勵。陳雲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同胡喬木談了一次。

    王老給我講，唉呀，你的那個喬木啊，葉帥也不滿意啊，說，老幹部，在主席身邊那麼多年，揭發鄧小平，不能原諒。我又把情況給王老說了，王又把情況給葉帥說了，取得了他們兩個人的諒解。

    余秋里見了我說，你鄧力群是個漢子，每個觀點，每句話都完全負責啊，胡喬木就不是這樣子。我也給他解釋。後來先念、陳錫聯也找我們說，你們頂住了，胡喬木就頂不住啊。我又給先念同志、陳錫聯同志解釋。我也同先念同志談了政研室的處境，我們還要做總結、寫文章，要到大慶、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還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們。

    羅瑞卿同志出來工作，有一次參加一個活動，專門把我叫過去，說你們的胡喬木怎麼這樣干。我又給他解釋。他說，既然這樣，你應該出來說話。我的確是到處給他說話。

    耀邦那裡，我沒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時到耀邦那裡去，耀邦講，老鄧這個人打太極拳打得很好。原來耀邦對喬木意見很大，經解釋也表示理解了。這一段，凡是誰提到他，我都替他說話。這些事情喬木生前我沒有同他說過。

    這中間，因為外面對喬木多有微詞，喬木的夫人谷羽專門找我談了一次。谷羽說，你看，對喬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鄧」時受壓，「四人幫」粉碎了還受壓。她給我講了喬木批鄧時寫那篇揭發材料的情況。她說，胡喬木寫那篇東西，寫了一兩個月，也不給他們看，送出去也不告訴他們。到後來發下來了，他們才知道。家裡人都埋怨他，你怎麼這樣呀。胡喬木講了原因，要對得起主席，想報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聽說胡喬木在郵電學院挨批鬥了，就給身邊的人講，胡喬木怎麼挨批鬥了。去看看。那時天安門的紅衛兵人擠人，主席非去不可。一個路線走不通，又繞一個路線。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長街123號，敲了他家的門，沒有敲得開。周總理知道了這件事，還聽說主席講我不去心裡不安，周總理就打招呼，以後誰也不能批鬥胡喬木。從此以後，胡喬木就被保護起來了。

    我們也找胡喬木談，我們替你說話，特別是要到小平那裡去說話，你得交給我們一個底呀。他說，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裡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決心批鄧小平了，就寫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幫」后，政研室還是受壓，處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裡說，我們室的處境還是不好，准也不理我們，受到冷落。他說，我去一下，我還是一個副總理呀，研究室是國務院管的，副總理來聯繫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專門到研究室來了一趟，召開了20多人的會。王老表示了一下，說，你們還是同"四人幫"作了鬥爭的；對胡喬木呢，說我們是朋友，我們的友誼很好啊，還說了他們兩個個人之間的交情。王老這次來，對我們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講，總算還有人知道我們。朱佳木把王老談話的意思整理成文廣為散布。

    現在來看，解散研究室是對著胡喬木，也是對著鄧小平來的。用過去的語言說，這是剪去鄧的羽翼，使鄧即使出來工作，也沒有人幫助他。


   4 為鄧小平保存理論隊伍

    後來，政研室一分為二，李鑫領著吳冷西、胡繩、熊復去了華國鋒那裡。當時還想把其他一些人帶過去，例如，曾多次讓丁樹奇過去，但丁樹奇說，我不願和他們在一起，沒有去；還曾讓滕文生、蘇沛、鄭惠過去，這些同志也都沒過去。本來《紅旗》幹校解散后，胡繩要搞近代史研究，從幹校要了兩個人，即蘇沛和滕文生。到此時，他們兩個人都沒過去。後來又把鄭必堅、龔育之調到了華國鋒那裡。沒有到華國鋒那邊去的人，面臨政研室解散、人員分散的問題。喬木幾次講：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組織理論隊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來了，現在又一分為二了，剩下的人等於是一個個細胞啊，如把這些都搞掉了，以後就難辦了。保留一個細胞以後就可不斷分裂，理論隊伍也就可以重新組織，不斷擴大。我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

    12月先傳來消息，接著徵求我的意見，要我去《紅旗》當副總編。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李鑫正式勸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願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這點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可以繼續幫他做點事情。同時，那時我們正在寫"四人幫"怎樣砍掉"百花齊放"的文章。這篇文章經胡喬木修改定稿，本來《解放軍報》登，後來不知誰出了個主意，送《紅旗》登。送到王殊那裡，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裡頭引的主席的不少話，如"雙百"方針是我們長期的方針等等，大砍大刪。對他這個做法實在不佩服。我想，給這樣的人當助手，就不如和胡喬木合作了。這樣我就拒絕了去王殊那裡。

   

六 反對「兩個凡是」

    1 向王震反映"兩個凡是"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留下的喬木、于光遠和我，我們總想把鄧小平抬起來重新工作。這期間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關於「兩個凡是」的問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裡面的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在到王老那裡去談話前，我還把《聯共黨史》結束語中那段學習馬列主義不能只學詞句、要學精神的話整理出來。我跟王老說，"兩個凡是"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我建議他看看上述結束語的那段話。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後來，鄧小平說：首先提出反對"兩個凡是"的是鄧力群。這是經過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鄧小平的三個動作

    鄧小平聽了王老的反映，採取了三個動作：一是給中央寫了封信，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二是在李鑫和汪東興去看他時，他直接與他們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三是讓王老和我去看他，講了一篇"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話。前面兩個當時沒有傳出去。後面與王老和我的談話，我回來整理出來，給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內部傳，沒往外傳。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廣為散發，起了很大作用。實際上為"真理標準"的討論墊了個底。這次談話的部分重要內容後來分為兩篇收進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

    在此期間，華國鋒接管了黨校。他親自兼任校長，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第二副校長是胡耀邦。汪東興向胡耀邦說了我一通好話，並說讓我到黨校去當教育長。耀邦為此找我談了一次，他還說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願去黨校，對汪東興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願在他手下工作。這樣，總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來了。這些態度和活動，其中心就是相信鄧還會出來，等他出來后，有我們這麼個單位能幫他工作。


七 鄧小平復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的工作會議。會前，陳雲、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發難，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分組會上，陳雲和王震都講了。在他們講之前，陳雲讓他的秘書找我去看稿子，徵求意見。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沒提修改意見。王老在講話的頭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發言稿，並讓我幫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還有重複和不太順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對他的發言稿用心作了修改。兩個人的發言，反應強烈，很受歡迎。陳雲所在的那個組，組長是趙紫陽，採取了一個很滑頭的作法，說你的意見很好，我們如實上報，也不徵求別人的意見，就報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個組，有個電子工業部的王錚，當時表示完全贊成。華國鋒也不簡單，聽到反映后，立即召開分組長聯席會議，說：我們這個會要按原來的計劃進行，認真討論，對於那些敏感問題(舉了例)，希望不要涉及。這個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講了。後來他與別人解釋：我還要保留自己的發言權。這時還出現一個問題：即陳、王的發言是否發簡報。汪東興主持的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跟他們二位說，只能發摘要，不能發全文。實際上這是華、汪的意思。陳雲當時說，要發就發全文，摘要不發，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這個態度。結果其他組都不知道陳、王的發言。


八 鄧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談話

    1 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揭發不介意

    鄧小平約王震和我去見他，我們有一個重要意圖是要保胡喬木。其目的是為了在鄧小平同志出來重新工作后，有個筆杆子。

    王老告訴我們，小平同志願意見我們政研室的人。我們就建議喬木寫封信，做自我批評。1977年5月24目上午，王老同我一起去見小平同志，帶上了喬木的信。

    一見面，我就向小平同志說，喬木同志委託我帶來一封信，作自我批評，向你認錯。鄧小平同志說：不看了，信你帶回去。我就講，喬木在事實的揭發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問題在於上綱厲害了一點，這個不好。小平同志說：

    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沒有介意。要喬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麼負擔。他3月2日寫的那個材料我看了。沒有什麼嘛。其中只有一句話不符合事實，他說那次我發了脾氣，實際上那次我並沒有發脾氣。說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四號文件發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台戲。至於揭發我說過的話那就更沒有什麼問題。我過去這樣講，我現在仍舊那樣講。比如台階論。最近我就對華主席講，還是要講台階論。青年要積累經驗。這是培養青年的好辦法。不用這個辦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小平同志要我們轉告喬木同志，不必寫信或寫自我批評了。

    2 鄧小平說：胡喬木是黨內第一枝筆

    談到對喬木同志的估計。我向鄧說：對喬木這段錯誤的看法上，我們這些留在政研室的人與李鑫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喬木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政治上動搖，因此在粉碎「四人幫」后重點不應是整造反派，重點應是批胡喬木的政治動搖。在這點上可看出鄧的高明，他說：

    喬木不是政治上動搖，是軟弱。他說：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枝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儘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有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他，一個是陳伯達，一個是陸定一，結果主席沒有辦法，只好不用。

    談到整理《毛選》五卷，鄧小平同志說：

    《論十大關係》這篇是誰整理好的？這事我可以作證，是喬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幾稿才搞成。在這以前搞了好幾遍都不行。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論、邏輯很嚴密，成了一篇理論文章，哲學文章。《論十大關係》是《毛選》五卷新發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已早發表了。這篇是新發表的。總而言之，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至於怎麼用，做什麼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換意見。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於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批我厲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說我五毒俱全。

    小平同志還告訴我們：

    我對方毅、李昌講，要給黃昆捎個口信。說是我給他惹了一個禍。讓他受到壓力。他批我，不批怎麼行。這些違心的話是完全可以諒解的嘛。捎信給他，解除包袱。張孝騫寫批我的文章，我也請他放下包袱。小平同志對我說：

    請你告訴喬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這事放在心上。

    保胡喬木實際上幫了鄧小平。如果那時把喬木一棍子打死，那麼以後十年(1976-1985年)鄧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會是那樣的面貌，《鄧選》的面目可能完全兩樣了。意思可能還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現在收進《鄧選》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喬木主持下幫助整理的。在這方面，沒有比喬木更強的人。

    3 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

    小平同志同我們談了他對汪東興、李鑫談批評「兩個凡是」的情況。他說：

    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經來看過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翻案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廣大群眾在天安門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用手比劃著說)主席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主席就講過，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改得亂七八糟呢？改得亂七八糟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所以要改嘛。改，這就證明以前犯過錯誤。主席講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這回事情。

    說到毛主席對鄧小平有三七開的評價時，鄧小平同志說：

    毛主席說，能夠有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毛主席說，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個問題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主席這麼說。馬恩自己沒有說過「凡是」。列斯也沒有說過"凡是"。主席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我對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說。我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我曾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沒有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看待。

    鄧小平同志又跟我們說到他的工作問題。他我出來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繼續當大官。至於分工做什麼，軍隊是要管的。要我繼續管外事，不那麼想干，太累，當然重要的外事活動還可以參加，不想大部分時間卷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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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7
4 鄧小平談科學、教育

    鄧小平著重講了科學、教育問題。他說：

    我現在考慮科學、教育。我們要搞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能上去。搞科學技術，不搞教育不行。我們要上去，空講不行，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要承認落後，承認落後就有希望了。現在看，我們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學技術、教育都落後了二十年。科技人員美國一百二十萬，蘇聯八九十萬。日本也花了很大力量。我們科技人員只有二十多萬，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多。我們的尖子，現在許多新的科技文獻都看不懂。日本人從明治維新開始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問題。明治維新，還有俄羅斯的彼得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乾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我們小時候就學外語。儘管教員水平不算高。今後從小就要學外語。各種外語都要學。俄文也要學。打起仗來，還可做俘虜工作。兩條腿走路，普及與提高，重點在提高。從小學起，就要辦重點小學。接著是重點中學，重點大學。重點中學，北京就應有二十個到三十個，上海要有三十個到四十個，天津二十個到三十個。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談，大企業如大慶就可以辦若干個重點小學，若干個重點中學。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現在數理化的教學很差，一定要使培養出來的人與現代科學技術水平銜接得上。現在我們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東西，這些年來培養的人根本不頂用。要從科技人員中間選出一批不能夠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們去當中學教員、大學教員。

    我還對方毅同志講了。要從他們的系統中選出一千人，這是第一步，第二步選出五千人。這些人是尖子，選出之後。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做研究工作，給他們配書記，配後勤。生活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現在有的人家裡有一幫孩子。一月幾十元，整天為了生活排隊，晚上找個安靜地方讀書都辦不到。這怎麼行呢？對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樣去要求這樣、那樣。要他們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東西，就是對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對他們不要苛求。陳景潤這個人大家都說他政治落後，可是這個人在工作上有貢獻，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

    一定要把臭老九這個稱號去掉。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學校開門辦學，科學研究所開門辦所，一定要和本行專業結合起來，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體力勞動。要通過開門辦學、開門辦所使他們的知識面搞得寬一點。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將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更是分不開。按現代的觀點來看，主要就是腦力勞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電鈕。站好幾小時，是緊張的、聚精會神的腦力勞動，也是辛苦的體力勞動。要重視知識，重視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

    在軍隊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現代戰爭沒有現代戰爭知識，不會計算，這怎麼行。要使軍隊領導幹部自己有知識而且尊重知識。辦各級學校，經過這樣的訓練。使我們的部隊年輕化。五六十歲的人當軍長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業都要抓。企業要有科學研究機構，也要有科學技術人員。考察美國農業的同志說，那裡農業投資很多用於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每個部門都要進行科學研究。軍隊負重。一個戰士六七十斤怎麼打仗？戰士帶的這些東西都要有。但是一定盡量輕一點，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美國人講闊氣，士兵們帶鴨絨睡袋，我們不能比。現在化學纖維有新的發展。可用化纖來解決這個問題，輕得多了。還有包裝的問題，也有科技研究的問題。軍事工業方面也要抓幾個重點，使協作可以配套，人員能夠配齊。把幾個重點抓好，就有了樣子，其他可以跟著學。

    小平同志又談到企業規章制度問題，他說：

    就是要從嚴要求。我們國家的衛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兩個衛星什麼都一樣，有兩種不同結果，就是因為對零件、對工藝的要求不嚴格。

    這些話我講了。聽不聽我不知道。總而言之，我還是要講。

    對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願望，最後還是要由黨來決定。

    至於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希望從現在就開始，從小學做起，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見成效。

    我向小平同志說，為了應急，應付青黃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硬性抽調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

    小平同志說：

    這種意見好，現在要提出問題，提出任務，大家想辦法。我的一個殘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機、錄音機等等。同他一起學習的同學學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學非所用，搞別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人應該收集起來，使他們歸隊。

    5 鄧小平談當顧問

    王震同志講，他曾對羅瑞卿同志說過，希望羅當個顧問頭，五屆人大后自己也想參加這個顧問隊伍。這種顧問應該有顧有問，到處跑跑，提出意見。顧問不應該是照顧老弱病殘。

    小平同志說：

    我曾對一位同志說過，如果讓我當顧問，我還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讓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過讓我當顧問。我想當的顧問，就是這種又顧又問的顧問。

    6 鄧小平談理論問題應該允許爭論

    我又談到理論工作中的民主作風問題。我說：理論隊伍中要提倡和實行民主作風，對有不同意見的理論問題應該允許爭論，沒有把握的不要在負責同志的文章中把話說死。

    小平同志說：

    這個問題很重要。毛主席講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辯證法嘛，不「辯」怎麼能"證"呢？經過"辯"才能"證"。民主作風，是個黨風問題，軍風問題，民風問題，學風問題，總起來說是黨風問題。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延安作風，延安精神。延安作風、延安精神要恢復。延安的傳統要繼承發揚起來，最主要就是黨的作風。關於黨風問題。馬恩由於當時的條件很難有什麼建樹，列寧有發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時的那些還不夠。毛主席繼承列寧的黨風加以總結、創造，把黨風大為發展。我們黨的、很完整的作風。經過延安整風已經建立起來了。現在我們要繼承發揚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幫"等破壞了的那一整套的東西貫徹下去。鞍鋼憲法，自己沒實行，實際上有了大慶才真正創造一套完整的經驗。

    在創造大慶這一套經驗上，他對王震同志說：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隊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幹部交給他們了。在延安作風中包括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校教育中也要培養艱苦奮鬥的作風。

    我這個人有一個優點也是一個缺點。就是有話就說，不管對誰都說。在主席面前我也講，我從來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我頭上也長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後我要說的還是要說。至於說了人家聽不見。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還是要說。

    關於要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對著我說：

    你們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

    接著，就講了前面已經說過的評論所謂「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話。

    7 胡耀邦對五月二十四日談話的評價

    鄧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談話記錄，經過王老的兒子，在北京市的範圍內廣為傳播。這確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說，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對，這個談話廣為流傳，開了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思想解放是從此開始的。胡耀邦同志的這個估價，是準確的。

    註釋：

    ①1976年6月毛澤東病重時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對他們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總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選》註釋第157條，該書第518頁。註釋全文如下："四人幫"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團。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許多老同志對此深感憂慮並醞釀解決辦法。九月二十一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解決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后經他們慎重考慮和反覆商量，並徵得當時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於十月六日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實行隔離審查。這一措施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熱烈歡呼與堅決支持。

    ③后因鄧致閉幕詞，未用，改為聶帥的發言。

    ④《評「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一書於1977年6月作為徵求意見稿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1978年3月該書由人民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時，書名改為《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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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8
在國務院財貿小組


一 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

    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負責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帶胡繩、吳冷西、熊復去毛著辦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閣的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李鑫帶頭積極擁護華國鋒，紫光閣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發了一個通知，宣布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時間，讓研究室的人從哪個單位來的，回哪個單位去報到。當然，毛著辦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決定解散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我們不能不服從。在討論會上，吳慶彤給我們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說，1976年8月"四人幫"公開印發、進行批判的所謂"三株大毒草"，房維中已經在寫文章，為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翻案，中國科學院也寫了文章，為《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翻案，你們也應寫文章，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翻案。我們採納了他的意見，提出有幾件事還要辦，要求辦完這幾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寫幾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要做個總結，這些事情辦完了，再到大慶、大寨去參觀一下。這個意見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實際上我們是想拖，因為我們知道，鄧小平同志終究有一天會出來工作，只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慶參觀的同志剛回到北京的時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見找我談話，讓我到國務院財貿小組去工作。姚依林說，你不願去《紅旗》雜誌，也不願去中央黨校，願意不願意去財貿小組？我知道，財貿小組是陳雲、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國務院的辦事機構，姚依林又是"一二•九"運動時的老戰友，所以他一說，我就答應了。很快，我被任命為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當時的組長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組長，陳國棟是第二副組長。後來，姚依林同志做了組長。

    我去財貿小組時，姚依林同志告訴我，他正在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幾件事。一是進口糧食，並從思想上解決進口糧食不是修正主義的問題。二是降低向農民購糧的指標，減少徵購糧和議購糧。陳雲同志說，國家可以進口一些糧食，以減輕向農民徵購和議購糧食的壓力。三是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陳雲同志是想通過這些措施，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得到休養生息。姚依林同志還告訴我，財貿小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負責理論研究工作，要關注思想、理論界的情況和材料。姚依林同志這樣一說，我就提出建議，應該調一些同志來，成立一個理論組。他同意這個建議。於是就調來了有林、盧之超、林子力、李智盛、衛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論組，我兼組長。

二 批駁"四人幫"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詆毀

    有林、林子力調來時，他們合作寫的書稿《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剛完成。完成書稿以後，有林即開始收集「四人幫」詆毀商品生產的材料，準備寫批判「四人幫」否定商品生產的文章。他和林子力、盧之超等同志調到理論組后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論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從1977年1O月份起，編了兩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關於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方面的謬論》，另一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有關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部分論述》。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四人幫」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根本區別，把商品生產等同於資本主義，從而否定商品生產，在人們的思想上製造了很多混亂。在收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謬論的材料之前，雖然明顯感到「四人幫"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製造了不少混亂，但總覺得很零碎，沒有體系。我們在收集了"四人幫"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貨幣方面的材料之後，發現他們在經濟學方面確實有一套系統的反動理論，集中表現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攻擊、詆毀。

    「四人幫」及其輿論工具攻擊、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主要方法，是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以前的小商品生產的特點，說成是所有商品生產的特點。還有這樣的說法，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就必然存在資產階級。他們把小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特殊形態，說成是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在內的一切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所共有的東西。他們還肆意歪曲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性質，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在本質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別」。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論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必然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專門突出地講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把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加以區別。這是蘇聯理論界的一大進步。毛主席對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幫」在商品生產方面的謬論，與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觀點相比，是個很大的倒退。他們把一切罪惡都歸之於我們現在存在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說一切壞東西都是從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來的。在他們看來，要革命，就要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革掉。

    發現這些問題以後，我們開始動手起草批駁「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文章。這篇文章從醞釀起草到公開發表，用了近一年時間。初稿寫好后，我曾拿給姚依林、陳國棟同志看，他們同意文章的觀點。我們還送給紀登奎看，他也同意。後來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後決定把文章送《人民日報》發表。1978年5月22日，署名"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題為《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1977年底，文章基本完稿時，我應邀到中央黨校作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報告，介紹了理論組編的兩份材料和《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這篇文章。報告主要是講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見，即文章講的四個問題：第一，馬克思主義分析商品生產的方法和"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手法；第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嗎；第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

    我在報告中，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分析商品生產的理論人手，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在本質上與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根本不同的。通過對前三個問題的論述，最後結論落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必須要大大發展。在那段時間，我連續到中央黨校講了三、四次。很多同志反映，對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幹部來說，是開了腦筋的。

   
三 起草主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兩個文件

    財貿小組理論組除了寫文章外，還負責起草文件。我到財貿小組后不久，國務院準備在1978年7月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①財貿小組理論組承擔了部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

    1 國務院《關於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的通知》

    1977年12月5日，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②，有一個重大突破。《通知》明確提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通知》強調："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有本質的差別。我國現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要大大發展。"

    《通知》是在我主持下起草的。初稿寫出以後，財貿小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都同意，就送給紀登奎看，當時他是國務院副總理。他很痛快，在「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前，加上了「理直氣壯」四個字。然後又把《通知》送給李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也贊成。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以國務院的名義發出文件，強調要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而且強調要「理直氣壯」，這是第一次。

    2 華國鋒在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稿

    我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的同時，組織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同志開始起草華國鋒在「雙學會議」上的講話稿。初稿寫出后，我請胡喬木同志來做指導。這時候，他雖然已經恢復了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工作並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但還沒有完全從兩年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的失落中恢復過來。這是他逐步恢復參與中央工作和領導起草有關文件的開始。作為「黨內第一支筆」，喬木起草這樣的講話，是駕輕就熟的。他來了之後，很自然地發揮了作用。他看了初稿，認為稿子是寫理論文章的口氣，不像一個黨的主席所作的報告。於是他一邊聽情況介紹，一邊開始構思和動筆修改。這時候，講話修改工作吸收了袁木、王維澄參加，並邀請了在外貿部、商業部做實際工作的一些同志參加討論。稿子修改出來后，又召開了一些會徵求意見。

    在修改中，喬木對重生產、輕流通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針對當時的情況加強了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論述，還特別提出了重視商品經濟、尊重價值規律的問題；強調了內外貿易和財政金融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性。應該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華國鋒主持工作，仍然著重從政治上講揭批「四人幫」和學大慶、學大寨的氣氛下，能拿出這樣一篇講話稿，喬木功不可沒。

    經喬木修改的這篇講話稿，華國鋒看了之後表示同意。1978年7月7日，他在"雙學"大會上發表了這篇講話。這個講話，闡述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的相互關係，特彆強調了財貿工作的重要性。講話還強調了政治觀點、生產觀點和群眾觀點，而且對三個觀點做出解釋。7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篇講話。華國鋒的這篇講話公開發表后，造成很大的影響。外電評論說，這是華國鋒擔任主席后第一篇務實的講話。


四 陳雲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1977年8月，就在我到國務院財貿小組工作以後，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一齊出馬，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宣傳黨和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在這些文章和講話中，陳雲的文章與我有關。

    黨的十一大召開前，為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當時約定給陳雲、李先念同志起草文章。後來公開發表的陳雲同志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著重講毛主席實事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鄭惠執筆的。在成文過程中，我們幾次送陳雲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見。根據陳雲同志的意見，我同鄭惠作了很多修改，還送胡喬木修改過。最後由陳雲同志定稿。文章寫出后，送到中央宣傳口去審查，準備公開發表。宣傳口有個不懂事的王楫，原來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他把陳雲的文章跟華國鋒的講話對照，對來對去，說這個說法和華主席的說法不一致，那個說法又和華主席的說法有出入。當時，為了貫徹「兩個凡是」，一切文章和宣傳都要和華的精神「對錶」。我們把王楫的看法報告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聽后說，那好啊，既然每句話都要跟華國鋒的話對比，跟華國鋒講過的一樣才能發，那就不要寫文章，也不要發消息了，天天登載華國鋒的文章不就行了嗎？這樣一講，把王楫頂回去了。1977年9月28日，陳雲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我記得陳雲同志這篇文章，在講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時，簡要回顧了黨的兩段歷史，一段是講毛主席在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作風；另一段是講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召開，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在全黨逐漸發展、普及。陳雲同志在文章後面談到，粉碎「四人幫」后，實事求是的作風在全黨已經迅速得到恢復和發揚，這是目前全黨形勢的主流。這充分證明，毛主席長期堅持的革命作風，在我們黨內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基礎。同時，文章還強調，對「四人幫」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不可低估。毛主席長期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一些領導機關，在一些黨員幹部中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報喜不報憂、靠說假話辦事的這種惡劣風氣，至今在一些人中也還沒有根除。這應當引起我們全黨的嚴重注意。

    為李先念同志寫的文章，我負責主持，題目是《學習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先念同志也同意了。文章寫出后，由於周圍有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以先念同志名義發表。林澗青等幾個同志認為文章寫得不錯，經過努力，1977年11月，文章署名"向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冊子。

    說到這裡，應該提一下華楠和王子野同志。粉碎「四人幫」后，李鑫不準《人民日報》發國務院研究室的文章。《解放軍報》的總編輯華楠卻對我們非常支持，他對我說，有文章可在軍報發表。

    我們送去文章時，他給我們起了「向群」的筆名。用這個筆名在軍報上先後發了《刁小三的邏輯和資產階級法權》、《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和《打著反覆辟的旗號搞復辟》等三四篇文章。王子野同志對我們也很支持。他曾有一段時間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離開研究室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長。擔任社長后對我們寫的東西很熱心，先後給我們出了七八種小冊子。

   
五 我對城鄉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

    我從1977年11月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仍然兼管國務院財貿小組及理論組的工作。在此期間，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我主持，理論組的同志參與，為余秋里同志起草了在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的講話。講話初稿拿出后，一直做實際工作的房維中同志做了比較大的修改。

    以後，在1978年6月6日，我在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談了一次話。在這篇談話中，有兩個論點比較有價值，我比較得意。我認為，隨著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逐步現代化，我國城鄉在經濟互助方面，將會有兩個新的變化，出現兩種新的發展趨勢。第一個是"農副產品的加工將逐步由城市轉向農村"；第二個是"輕工業所需的原料，將逐步由農業原料為主轉向以工業原料為主"。"隨著這兩個變化的發展，還將出現一種趨勢，就是在人民消費品構成中，吃的東西佔很大比重的現狀將有所改變，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變為用、穿、吃的次序"。"適應這兩個變化，我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比現在大大發展"。

    當時，國家計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說，現在吃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些地方還不夠吃，談什麼吃、穿、用的結構變化。由此，他對講話大刪大改。我堅持把原稿保留了，後來，還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題目是《城鄉經濟發展的兩種新趨勢》。

    註釋：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會議在北京舉行。一般稱這次會議為"雙學會議"。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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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9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經黨中央批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名稱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

    1977年11月，國務院任命胡喬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鄧力群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黨組副書記兼院黨委書記(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屆黨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遠任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我在此度過了四年多不同尋常的時光。四年多的時間裡，中間有些變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我和胡喬木的工作都有了變動。胡喬木當了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改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當副主任。所以從1979年初開始，我一半時間在中央辦公廳，一半時間在社科院。不過，從1977年11月開始，有一年多時間，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喬木、于光遠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當時隨我們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鄭惠。①我們去了以後，先和原來的院領導接上頭，約定日常工作仍由他們主持，我們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單位調查研究，聽取意見。

    「文化大革命」中，學部是一個遭受嚴重摧殘的「重災區」。改稱社科院時，有14個研究所，兩千多人，但絕大部分研究工作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我們整整花了一個半月的時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談，把14個研究所都談了一遍(有的單位用二、三天)。我們都是聽他們談，很少講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就使各單位的各種不同意見，用不同的方式都講出來了。這次調查研究對於我們在後來的工作中取得主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通過一個半月的調查研究，我們大體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上遺留問題多，派性嚴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學部主要分成兩大派。一派是聯隊，為造反派；一派是總隊，為保守派。隨著運動的發展，派系不斷分化，各種關係錯綜複雜。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動。"四人幫"不得人心，在"天安門事件"中，學部絕大多數人都去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總理，沒有去的人極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反對"四人幫"的大聯合。

    粉碎「四人幫」后，在全國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惡歷史和反革命謬論，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可是學部原來的領導卻把「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與各級黨委領導混為一談，幾乎劃了等號。這樣，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黨組中間也發生了分化。其中有一個姓王的同志表現特別不好。他原來是胡喬木推薦到學部去的，參加了當時的黨組。這個人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竭力洗刷自己與胡喬木的關係，說自己不是胡喬木推薦去的，與胡喬木沒有任何關係。他跟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唱，被稱為黨組內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幫"后，他很狼狽，不好扭轉過來，被別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時候，有幾個老幹部如關山復、吳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氣。在「四人幫」橫行時，他們受到各種衝擊，包括自己身邊的人都出來揭批他們。「四人幫」被粉碎之後，他們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這樣一來，學部在「天安門事件」中形成的大聯合不但沒有鞏固，反而發生了破裂。因此，我們無論走到哪個單位，都聽到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意見，但都是算陳年舊賬。無非是某某在什麼時候整了我，把材料裝進了我的檔案，等等。總之是混亂不堪。當然，在調查過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較好的。因此，在正式開始工作以前，我們把學部以前的歷史及「文革」中的情況，派性鬥爭的演化過程，各種觀點和主張，各種人物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數了。有了這次深人的調查研究，以後的工作就好做了。


二 抓「揭批、科研、團結」三件事

    在接下來一年多的工作中，我們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幫」以及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二是重點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於而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三是在恢復、發展科研和揭批「四人幫」的工作中，團結絕大多數人。概括起來就是「揭批、科研、團結」這六個字，就是正確處理三者關係。

    在這段時間裡，我講的話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講話是在充分調查研究以後。1978年2月24日，召開我們上任以後的第一次全院大會，我代表院領導講話。會上，我講了兩個多小時。到會的人中間，有一個人是黃克誠的夫人，當時在文學所任黨委書記。會後，她對我說：這次大會，出現了好多年來從沒出現過的好現象，有一個新氣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參加過的全院大會，開著開著，會場里的人就逐漸減少：到最後能有一半人堅持下來，就算好的了。你這次講話，自始至終沒人退席，自始至終會場都坐得滿滿的。

    那次，我一開始就講，這次開會，我向同志們交交我們院領導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這個講話，可以說，當時的講話，一是符合實際，二是中肯公正，沒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講話，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這次講話中，影響最大的是強調在清查中間要嚴格區分敵我。提出"不管是清查也好，是複查也好，對每個同志的問題，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②"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全院範圍內，採取各種不同形式對547名幹部進行了立案審查，佔了1977年全院職工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次複查，除了繼續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和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主要解決了歷史上包括"文革"期間以這樣或那樣理由立案審查的七種問題。我在講話中說，對於近五百人的問題，"凡是沒有爭論的，本人滿意了，群眾滿意了，組織也滿意了，三滿意了，問題就算解決了，給黨組寫個報告，備案的性質，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問題，等於一風吹了。應該說，這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對這些人的最後一次解放。這樣做，就得到了過去被審查的人中絕大多數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當時，社科院的清查運動告一段落，要對清查工作做一個總結，也可以說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幫"運動的總結。我講話的題目是《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這時，經過清查運動，階級陣線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個人屬於敵我問題。而這6個人都還是在王關戚問題出來后被抓、被清查出來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講話中說："經過半年來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幾個歷史上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人以外，沒有發現新的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人。"④從那以後，先前這一派那一派被錯劃成敵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脫了。把這個結果報告了以後，就證實了社科院黨組原來的估計：社科院有敵我矛盾，但不到1％，原來說1％左右，清查的結果還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都屬於人民內部和黨內的問題。所以搞運動到這時已結束了。

    我在這篇講話中，總結了五條經驗教訓。首先，要分清敵我。社科院十多年來一個大教訓，就是在分清敵我、對誰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受了林彪、「四人幫」的騙，上了當。今後，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分別極少數壞人和大多數好人，既不要放掉敵人，又千萬不能把自己的同志當作敵人去對待，即使是對待敵我性質的矛盾，也要講究政策和策略，區別對待。第二，決不允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問題。第三，說話、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我們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態度和理論基礎。我們不管在什麼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離開了實事求是，就一定會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革命事業造成損失。第四，在判斷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時候，一定要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嚴格按照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衡量。搞學術批評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如果搞得不恰當，它直接影響和破壞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學、文化、藝術的繁榮。第五，我們看任何一項工作，做得好還是壞，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根本的判斷標準、衡量標準，就看它對社會的物質生產是促進還是促退，是有利還是有害？我們社會科學院這樣的科學研究單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壞，最根本的一個檢驗標準，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麼樣，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學研究成果，出又紅又專_的科學研究人才。這五條經驗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說，大家都可以從中得到教訓。


三 修改鄧小平在工會九大的祝詞

    1978年1O月，還插進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幫助修改鄧小平同志在全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的祝詞。這個祝詞的稿子，原來是由工會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滿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遠去修改。就在他家裡，他講了修改的要點。我們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題目叫《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這篇祝詞把他視察東北時在瀋陽軍區講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公開講了。祝詞說：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在全國廣大範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鬥任務。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修改稿比較重要的改動是加寫了兩段話，一是在原稿的"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之後，加寫了一段話："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中央相信，為了四個現代化的利益，全國工人階級一定會在這些改革中起大公無私的模範先鋒作用，各工會組織一定會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積極協助各企業順利地實現這些改革，為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作出新的傑出貢獻。"一是加寫了關於廠長負責制的一段話："我們的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制，要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工會要教育全體會員維護企業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領導，維護生產指揮系統的高度權威。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克服現在普遍存在的無人負責現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組織生產。也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增加利潤，同時不斷地改善職工生活，從而確實保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

   

四 提出「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講話，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總結報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開的全院黨員幹部大會上，我傳達了十一屆五中全會精神，喬木同志講話，要求社科院做好黨和國家的得力助手。為這次黨代表大會，我負責草擬了黨委向代表大會的報告，由宋一平同志在會上講。討論以後，我做總結，題目就是《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這是社會科學院總的方針、總的任務。在總結報告中，我提出"從事科研工作的共產黨員要努力成為有黨性、有學問的專家"， ⑤"這就要求從事科研工作的共產黨員，能夠真正領會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某個學科或某一個方面佔有大量材料，經過深入研究，取得有具體分析、有獨立見解、有科學論證的研究成果。" ⑥關於增強黨性，我提出：首先，第一位的問題是，要自覺地在政治上與黨保持一致；第二點，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第三點，要處理好科研計劃中計劃項目和非計劃項目、集體研究項目和個人研究項目之間的關係。我代表黨委毫不含糊地批駁了錯誤言論。我說："要看到，有的同志對今天中央領導和中央路線的正確性認識不夠，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上，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糊塗觀念。特別在去年春節以後一段時間，一些同志對黨中央提出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觸情緒，說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中央後退了，動搖了，要'收'了，四項原則會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們社會科學院組織力量寫文章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有的同志不願接受任務。個別同志甚至說出很不好聽的話，說什麼誰先寫闡述四項原則的文章誰就先要臭掉。" ⑦我還說："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說過發揚民主就要允許反革命分子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就要允許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那些腐朽、墮落的文化泛濫的自由！怎麼能說這就是'收'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使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更健康、更廣泛地發揚起來。至於有的同志認為，撰寫宣傳四項原則的文章，就會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們自己已經香臭莫辨！"⑧這篇講話已經收在我的文集裡面，今天看來，還是站得住的。

    在黨代會會議討論中間，有人說我批准了幾個還沒有平反的高幹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崗、萬里、薄一波的兒子，說我走後門。我說：確有這回事，但沒有走後門。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這樣的方針，本院工作人員、院外的幹部(不論什麼幹部的子女)，按照我們招人的手續，進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們看這樣做對不對？你們中間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這樣進來的？既然你們的子女能這樣進來，高於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結論，但他們本人是普通黨員、普通工作人員，經過考核，合格后予以吸收，有什麼不可以？我沒有個別地批准這個、那個，都是經過你們各所考核過的。這樣說了以後，大家沒有話說了。

    還有一件事，喬木那時醫療待遇還未恢復，他有一個親戚是醫生，我把她吸收到醫務所，目的是照顧喬木，熟悉，方便。人家就傳出來，說這個人是我的小姨子，鄧力群搞私人關係，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進來了。我也把這事講清楚了。這是我對喬木的關照。

    這裡順便講一件有關喬木的事。先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後來又說不解散了。那時正準備開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要我們研究室出個人大代表。因為我是黨代表，考慮選于光遠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後來，我想應讓喬木當代表，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人大常委當委員。于光遠當人大代表沒問題，但選成常委，不一定通得過。而喬木當常委，估計是能通得過的。這樣可以使喬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遠很痛快，完全同意。別人就說我：你怎麼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情況就是這樣。我是從全局考慮問題。對喬木，就是為了使他能幫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我個人的事，該批評就批評，該同意就同意，應該講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儘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在這一點上，人家無話可說，沒有人說我邪門歪道，陰一套陽一套。


五 辦八件實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的工作有重點，但有一條，就是不論如何開展，都不能阻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都要有利於把社科院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科研上來。

    到1982年5月離開社科院這四年多，我們陸續解決了一系列與科研有關的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擴大科研領域，新建十幾個研究所

    這個工作主要是為社科院的健全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學科基礎，擴大了學科設置規模。設想是胡喬木提出的，我幫他實施。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14個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擴至50個，後來實際上沒達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個左右。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中，有些是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學科分出來的。例如經濟研究所原只有一個，後來一分為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原來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聯絡部劃歸社科院，這樣一來，有不同的研究所對世界範圍不同領域不同國家開展研究。文學所原來只有一個，後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還有：新聞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現在為止，社科院還是胡喬木當時設計的框架，只是後來有些研究所進行了合併。

    這時候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據胡喬木提出的設想，抽調人員，組織班子。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幫助，調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來做黨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吳介民、楊克等同志。當時，社科院從全國各地包括從北京其他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夠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學頭腦的幹部到社科院。他們到社科院后，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黨的工作。前後一共調進大約40到50人，其中有馬洪、劉明夫、吳介民、徐達深、杜敬等。朱鎔基是馬洪1978年把他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這些人調進社科院后，有的任所長、有的作黨委書記，有的當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撐起來了。

    2 抓科研規劃

    我們到社科院后，很快就開始著手抓科研規劃。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開了制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大會。會後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們的科研計劃座談會並且講了話。在社科院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我們提出的治院方針，也強調要整頓作風，搞好科研。就是說，搞揭批查運動，也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

    在開始搞規劃的時候，胡喬木提出了100個研究課題，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是重要的大題目，有些課題是要組織很多人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出了這些題目，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激勵，使大家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範圍里，還有這麼多重大課題需要研究。儘管只是出了題目，但對科研人員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學問不是沒事幹，需要干、能夠乾的事多著呢。這件事對社科院影響很大。趙復三對研究所的建設和課題設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寫的對喬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這兩件事。在社科院的發展過程中，這兩件事確實起到了衝破老框框、開闢新天地的作用。在這個工作中，胡喬木確實起了好作用，他終究是有學問的人啊！

    3 恢復職稱評定

    這個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們到社科院時，全院職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為數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研究人員搞科研成為非法的事。儘管如此，有些人還是比較早就認識到，長期陷在打派仗中對自己沒有好處，於是爭取時間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這次評職稱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間做了研究工作，確有進步的和有點成就的人，都評上了相應的高級職稱。我們當時掌握的標準是，既不要過低、也不要過高，要和北京的科學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情況相對應。1979年社科院評定出51個研究員、165個副研究員、698個助理研究員。職稱評定製度的恢復，對社科院科研人員從心裡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科研上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務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員應該用主要的時間來搞科研，科研達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要給予相應的承認。應該說，真正切實做到重點轉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以後。這時，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心思都轉到科研工作上來了，一個穩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來了。這是當時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復和創辦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轉到科研方面來了，但是科研人員有了成果，沒地方發表，這是當時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問題。在「文革」中，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各所辦的刊物都停辦了。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一個《歷史研究》，一個《考古》。隨著科研工作的開展和科研領域的擴大，從1978年初開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後恢復和新創辦了自己的學術刊物。有了刊物之後，研究成果就有了發表的園地，有了討論的地方。在辦刊方針上，提倡百家爭鳴，要劃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導科研工作，組織科研活動。要負責任地向上級反映本部門的有關情況和看法。在這個基礎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國社會科學》創刊了。這是一本綜合性哲學社會科學雜誌，主要發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時究竟恢復和新創辦了多少刊物，我記不清了，但至少每個研究所有一種刊物。有的所還不止一種，如哲學研究所，就有《哲學研究》(1955年創刊，1978年復刊)、《哲學動態》(1979年創刊)、《哲學譯叢》(1956年創刊，1978年復刊)。《哲學譯叢》是專門介紹外國哲學的刊物，刊載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有關哲學問題的重要論文，評介外國哲學學派的現狀及其爭論的主要問題，譯載有關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哲學史等論著，報道外國哲學界動態，提供有價值的哲學資料。

    5 組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發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延續至今，工作還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麼名著，很難說。例如能夠在全國打響的書，我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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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09
6 創建研究生院

    我們去社科院時，院內研究人員平均年齡是46歲，很多老學者、老專家都深深感到一個嚴重危機，認為不切實改變研究人員老化問題，社會科學事業就會陷入後繼無人的境地。他們擔心科研人員青黃不接的問題，也想帶研究生，但上面沒讓帶，也沒條件帶。再加上"文革"期間有些師徒之間翻了臉，一些人有顧慮。大家都很發愁。我們決定籌辦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並國務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批複后，很快就在全國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順利完成了，一共錄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辦研究生院問題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見。他認為，培養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務，社科院應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應由大學培養。研究生畢業后，我們去挑選、使用，用不著花精力去為他們講課、輔導。他一直不贊成辦研究生院。但是，多數學者認為，社科院應該辦研究生院。我們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在「文革」中大學停辦了幾年，後來可以辦理工科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文科大學能不能辦，毛主席一直沒鬆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到年底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在這種情況下，到大學里去招收研究生，暫時還不具備條件，大學里還沒有合格的畢業生。而這時候在社會上卻有一批在"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和"文革"期間讀了書的人，並且是願意做研究工作的。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研究生院的生源還是有保證的。當時靠大學不行，於是從社會上招收了一批人。分析一下研究生院第一、二期生源的情況，應該說還不錯。後來的結果也表明，辦研究生院還是對的。據我了解到的情況，研究生院前三屆學生畢業后表現都比較好。有些畢業生現在已經在司局級領導崗位上，成了各個部門(包括科研)的骨幹。還有不少人在副部級、部級崗位上任職，如薄熙來、王晨。至於現在社科院的領導幹部、科研骨幹，很多都是研究生院培養出來的。

    研究生院第一、二期學生開學后，我都去講了話。講話的主要意思是，研究生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的，我們開宗明義，毫不隱諱地宣布，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為辦學的指導思想。你們來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這一條就學下去，如不同意這一條，隨時提出來，隨時退學。在我看來，不懂馬克思主義，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會科學知識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認識其中的內部聯繫，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規律。後來在第一、二期學生畢業時，我又重申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個問題。我說，你們入學時，我講過這一條，現在你們就要畢業了，我還要講這一條，你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究竟是更加堅定了，還是動搖了？是更加堅信了，還是更加失望了？要自己給自己做一個結論。如果學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更加堅定了，那麼你們在填寫的表格中、在口頭上到處都可以講，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如果你們幾年學下來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更加懷疑、更加不相信，那麼，我希望你們公開聲明自己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在填寫各種表格時，也不必寫這一條。我說，我們共產黨員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相信的就來，不相信的就走。

    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時，院長由胡喬木兼任，副院長是溫濟澤。

    7 調整和整頓後勤工作

    我們到社科院以後，聽到一些做後勤工作的同志說，要我為科研工作服務，我同意；要我為科研人員服務，不行。類似的議論還有一些。他們認為，說為科研工作服務，聽起來比較舒服；說為科研人員服務，使人感到後勤人員比科研人員低一等。為了解決後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我們開了好幾次後勤工作座談會，對後勤工作的思想、精神面貌都涉及到了。我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還有些新意。後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的黨委機關事務工作座談會上，我又專門講了一次。講話整理出來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8 建立研究所的領導制度

    當時，社科院各研究所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研究所黨委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採用候選人數多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辦法。當時，在社科院各研究所黨委的選舉過程中，差額選舉的辦F的。這出乎我原來的預料。當時我以為，經過十年「文革」、打派仗，這幾個黨員是一派，那幾個又是一派，用差額選舉的辦法，很難符合要求，免不了會插進派性的干擾。結果，通過黨員大會選出來的各研究所黨委，多數是好的。這當然與我們一年多來的工作有關係，說明消除派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實踐證明，差額選舉的辦法是好的。

    但是，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屆黨委時，召開社科院黨員代表大會，用差額選舉的辦法產生院黨委委員就不行了，選舉工作進展得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各所的黨員只熟悉本所的候選人，對其他所的候選人就不熟悉了。反覆了幾次都不行，最後還是靠院里做工作，說明希望選哪幾個人。院部的候選人還好說一點，因為他們的工作面向全院，大家還有所了解。從各研究所產生的候選人要被當選，就很困難，還是得靠推薦、介紹。

    由此我想到，在什麼範圍和條件下適用等額選舉的辦法，在什麼範圍和條件下適用差額選舉的辦法，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社科院第一屆黨委成立這件事做完了，我們作為社科院的負責人——儘管當時主要精力已經不在社科院，就算有了一個交待。社科院的工作大致如此吧。

    現在，吳介民、梅益等從社科院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志都說，我們那一任院領導，儘管工作的時間不長，但還是為社科院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他們認為，那幾年是社科院的黃金時代。就我自己而言，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時間，搞清查運動也好，處理人民內部問題，做黨內團結工作，都比較熟練、得體。

    總之，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這段工作，沒偏離正確的方向。例如，對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處理時沒有含糊；但也沒冤枉人。陳元暉在清查運動過程中曾說過兩句話，我們社科院的人在「文革」中，既是受害的人，又是害了人的人。我引用了，並同意他這兩句話。結果，「文革」中參加「總隊」的哲學所的一位同志說，鄧力群這個人這樣講，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他為此專門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揭發我。後來這封信退給我。當時搞清楚，這個同志在每次運動中，都給信訪處寫揭發材料和控告信，數量之多摞起來有兩尺多高。有一次，我在公開的場合講，與其花這麼多時間、精力去寫控告信和揭發材料，為何不花點時間用來搞科研呢？你的那些信和材料，對黨、國家和自己有多少價值呢？這樣做，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後來，他專心搞科研，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有成績的。

六 和周揚共事

    這裡說一下周揚來社會科學院的經過和我同他共事的一些情況。

    當時，鄧小平對社會科學院工作有興趣，也熱心，對我們的工作是關注的。我們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彙報、請示，並且很積極地按他的意見辦。

    我們到社科院不久，傳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后，就向胡喬木講，聽說周揚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讓他來社科院當副院長。我第一次向胡喬木提，他不贊成。胡喬木說，這個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對他印象好，但對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這樣，此事就擱下了。後來，有一次，我們到鄧小平那裡彙報工作，談話中涉及到了周揚。我就藉此機會又提出這個問題。胡喬木仍然不積極。結果，鄧小平開了口，說：讓周揚當個顧問吧！這樣，1977年底，周揚就到社科院當了顧問。又過了一段時間，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喬木說，周揚一直做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資格老，老讓他當顧問，也不是正式工作，還是讓他當副院長吧。這次胡喬木同意了。

    1978年9月，周揚進了社科院行政領導班子，任副院長。接著而來的就是排名問題(副院長排名：鄧力群[1977年11月任職]、于光遠[1977年11月任職]、周揚[1978年9月任職])。我提出，周揚是老資格，已經當了副院長，排名在我之後，不恰當。他至少是兄長輩嘛，我和于光遠應該排在他後面。胡喬木不同意，說：就是副院長，他這個人難辦事。

    後來，周揚的工作是分管文學所。文學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鬧得很厲害，一個毛星，一個是朱寨，對立得很厲害。這兩個人都是魯藝的。我們到社科院以後，通過做工作，兩派之間開始出現互相團結、互相照顧的情況，派性問題已經大體平息了。周揚介入文學所的工作后，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難過。

    還有一個問題是周揚與文化部的關係。當時文化部長是黃鎮。周揚總是愛對文化部指手劃腳，弄得黃鎮很不高興。這是他的主要缺點。

    這樣一來，有人就拿周揚同我們來比。比較后就覺得，我們一進社科院，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各研究所去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從來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周揚做領導工作做慣了，他那一套辦法也使慣了，不了解情況，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

    這期間，周揚在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后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說當時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第三次是真理標準討論。這個報告總的來看還是可以的，但其有一個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對他講，你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估價我贊成。但說思想解放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幫"有什麼教條？後來華國鋒搞的"兩個凡是"，與"四人幫"不同，把其歸結為教條主義，也不妥當嘛，不合乎實際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喬木作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南海專門給他配了汽車。這樣，胡喬木原來在社科院用的那輛"紅旗"車就空出來了。負責管車的同志就對我說，這輛"紅旗"車胡喬木沒帶走，應該給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這些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說我不坐，儘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資格說，還是把這輛"紅旗"車給老同志用，配給周揚。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辭，就安然坐上了。後來，中宣部調他去當顧問，他樂意去。他調中宣部，把房子和"紅旗"車都帶走了。

    從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揚共事時，是真心把他當作兄長或前輩(文化戰線上的一個老戰士，老領導)來看待的、來尊重的，確實對他沒有任何的怠慢。
七 訪日歸來

    為了借鑒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1978年1O月到11月，經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同意，組織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國家經委的負責同志參加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到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問題。袁寶華同志是團長，京、津，滬的負責人是副團長，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參加，任考察團顧問。

    訪問日本回來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觀感以及頭腦中思考的問題，如積累和消費問題、農輕重關係、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等等，搞了一個講稿，先在社科院、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小範圍講了。1979年第3期《經濟管理》雜誌正式發表了我的這篇講稿，題為《訪日歸來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華月報(文摘版)》全文做了轉載。

    從日本訪問回來，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袁寶華擔任會長，我任顧問。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后，立即組織開辦了企業管理幹部研究班。每期一個月左右。在頭兩年，大體上把省一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都輪訓了一遍。

    研究班開學后，首先是我們介紹訪日情況和日本的經驗，用人家的東西和我們的加以對照，研究日本的經驗，哪些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哪些東西需要加以改進。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業管理協會做報告，以後每期都去講，有七、八次。報告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一、生產資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價值規律究竟在什麼範圍內起作用？三、經濟計劃同價值規律究竟是什麼關係？實際上總題目是"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過幾次后，有林和衛建林幫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發表了，後來還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冊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臨其境去看資本主義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的青少年時代，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在北平讀書，對社會沒有多少了解。當時北平也有資本主義，但沒有接觸。上海沒有去過。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那裡沒有資本主義。解放戰爭時期到東北后，日本人搞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被沒收了，而我們黨的工作又在農村。所以，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它的企業如何經營管理，廠長(經理)、工人與企業的關係，和我們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和共同之處？沒有切身體驗。這是第一次實地考察和接觸。

    訪日一個月，確實看到了很多先進的經驗。其中，日本總結了英國工黨政府失敗的教訓，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吸引日本全國人民。讓日本人全都知道，這個計劃能否實現，和每個人都有密切關係。這個計劃的實現，對於日本以後經濟的高度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經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各個企業內部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通過實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生產組織相當嚴密，生產的計劃性，比馬克思時代前進了很多，確實有很多新變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對經濟進行干預，辦法是制定經濟指導計劃。日本政府的經濟指導計劃，不是作為行政命令下達的，而是通過經濟手段來保證計劃的實行。經濟手段包括經濟立法、稅收政策、銀行信貸。如果企業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計劃，虧本后政府不負責。

    日本的企業不同於中國的企業。日本的企業既管生產又管銷售。我們的企業當時都是只管生產，不管銷售，與市場不聯繫，產品生產出來后，就交給批發站，由批發站按計劃分配到各部門。就是說，中國的企業只管生產，不管經營，也不考慮產品的價值能不能實現。

    此外，據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業，除了為農業、為輕工業直接提供機器設備和材料之外，同時花很大力量生產日用工業品。我們的重工業部門，也有生產消費品的，問題是沒有把這個概念、這種做法明確起來。重工業部門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僅要生產生產資料，而且一定要儘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條件，製造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日用工業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消費品。這樣，就能滿足國內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夠開闢重工業自己內部積累資金的源泉。

    後來，在我的文集中，這篇文章的題目由《訪日歸來的思索》改為《訪日歸來談經濟》。在編輯文集時，我主張收這篇文章，陳斐章同志不贊成收，他說沒多少意思，因為我們在日本接觸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層大資本家，沒有接觸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細看了一遍，覺得還是收進去好，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實地接觸資本主義，應該講還是有收穫。日本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對我個人來說，還是有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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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0
八 編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和《陳雲文稿》

    在中國企業管理協會開辦幹部研究班的過程中，我提議以中國社科院院部名義，組織林子力、劉國光等同志把《資本論》第二卷搞一個1O萬字的壓縮本，書名為《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編出後由我主持討論、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出版。我還主持選編了一本《陳雲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參加。文稿內容包括陳雲從1956年9月至1962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沒有整理過的講話記錄，我們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們把這兩本書作為企業管理協會研究班的教材，並經過國家經委，在全國企業管理幹部中推廣學習。應該說，這兩本書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陳雲文稿》，當時的影響很大，許多搞企業管理的幹部學習之後，都感覺受益匪淺。

    我們選編的這本《陳雲文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後定稿，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以《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為書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黨內發行。

    這兩本書的編輯、出版，都是同當時中央提出的以調整為中心的新八字方針相配合的。在兩本書的編輯過程中，特別是出版后，我都讓研究室的同志組織文章進行宣傳。

    我們編陳雲同志的文稿，前後搞過四次，梅行同志都參加了。第一次是1962年。當時，劉少奇同志提議編陳雲同志文稿。陳雲同志自己不贊成。少奇同志說，先編出來，讓中央領導同志看看。我們當時編了三萬多字的稿子，沒有公開發行，中央內部發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編陳雲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講話。這次是第三次，是編1949年到1962年的文章、講話。這次編的過程中，我把幫他整理的兩三萬字的內容也編進去了。但是到後來公開發表時，所有選編的文章，都是陳雲同志自己寫的文章(包括根據錄音整理的講話)，別人按照他的意見整理的文章，包括喬木同志幫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陳雲同志刪掉了。定稿后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公開出版。後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託，梅行同志主持，編了《陳雲文選》三卷，先後於1984年11月、1984年7月、198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 離開社科院

    1980年以後，無論是胡喬木還是我，在中央的事越來越多，對社科院的事已經無暇顧及了。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商量，讓于光遠當院長。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胡喬木對我說，你到社科院和同志們談談，聽聽大家的意見。我就到社科院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領導幹部，約有十來人。那時馬洪是副院長，梅益是黨委書記，行政職務是秘書長。社科院的實際工作主要是梅益做。當時我們有個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蘇聯，院長、副院長不管事，實際工作和經常工作由秘書長負責。我們準備實行這個辦法。座談會上我和大家說，胡喬木和鄧力群已經擔負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長的工作，我們兩人建議由於光遠來擔任。胡喬木讓我把我們兩人的意見向大家說一下，同時也聽聽大家的意見。我說了以後，半天沒人吭聲，既沒人說反對，也沒人說贊成，就是不吭聲。後來有人說，休息一會兒吧，這樣就休會了。重新開會時，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們在休會時商量過，還是發言的人自己提出的)，這是一件關係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聽聽學者和老專家的意見，聽聽他們的想法。這個意見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說那就聽聽學者、專家的意見吧。徵求了一些學者和專家的意見，結果被徵求意見的人大部分都不贊成於光遠當院長。

    後來，這件事被傳成什麼樣了呢？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鄧力群利用會議休息上廁所的時間，搞了一次陰謀。鄧力群當面對於光遠說好話，背後搞鬼。而實際情況是上面所講的。

    胡喬木的院長、我的副院長一直當到1982年5月。馬洪從那時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長。後來，趙紫陽要馬洪到國務院當副秘書長。趙紫陽也確實需要馬洪的幫助。對此，社科院一些專家、學者反映，我們的院長到國務院只當個副秘書長，這不等於把社科院降格了么，大家不太高興。拖了一段時間，因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事務性工作太多，馬洪到社科院的時間越來越少。這樣一來，不但學者不贊成，連院部的人也不滿意。儘管是秘書長當家，但畢竟有些事還是要由秘書長向院長請示報告，由院長做出決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總是見不到馬洪，很耽誤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馬洪自己做了決定，就去實施，使得一部分同志不太高興。

    註釋：

    ①朱佳木、朱元石當時分別是胡喬木、鄧力群的秘書。

    ②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頁。

    ③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頁。

    ④鄧力群：《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頁。

    ⑤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頁。

    ⑥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頁。

    ⑦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頁至第340頁。

    ⑨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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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0
在中央辦公廳

一 擔任中辦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一系列人事更動。三中全會後，中央還改組了文件起草班子，黨中央的文件起草從此以後轉到胡喬木手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姚依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后，成立了中央辦公廳研究室。我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從1979年開始，我雖然還兼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經轉到中央及中央有關部門的工作上來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辦公廳和中辦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來越少，協助中央及有關部門做的工作的分量越來越重。1977年6月開始擔任的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的工作逐漸結束了。

    中辦研究室成立后，把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的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後調了過來，又把原來辦公廳秘書局搞材料的人轉過來，開始時一共有十來個人。


二 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1 參與籌備

    1979年元旦后，我辦了兩件事。一件是處理了幾個緊急的重要文電，另一件事，就是參與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籌備工作。

    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1978年9月下旬第一個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採取一邊工作一邊開會的形式，會期持續了兩個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會彙報后，引起中央常委的極大興趣。當時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葉帥在常委會上提議，何不把搞理論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來，也仿照國務院務虛會的辦法，開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中央常委同志都贊成這樣辦。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正式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決定。

    胡耀邦、胡喬木，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也包括我，都贊成葉帥的這個意見。於是，從1979年元旦后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如擬定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確定會議方針，準備會議開幕時胡耀邦的一篇講話，胡喬木也要講話，等等。

    會議開始后，我只是參加了第一天的會，是作為會議的「特邀出席者」、多年從事和關心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後，就沒有再到會上去，因為那時我在社科院和中央辦公廳及中辦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沒參加會，但對這個會議還是關心的，每天看會議簡報，了解會議情況。

    2 澄清一個歷史事實

    在看簡報的過程中，同我有關的有一件事，在這裡說一說。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簡報，內容是批康生在《紅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廬山會議后批"同路人"的。由於我知道文章的來龍去脈，於是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2月13日寫的，2月14日，會議秘書組把我的信發了簡報。我的信是這樣寫的：

    從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中，從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關於同路人的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把真實情況說一下。這篇文章，是國慶十周年的紀念文章，全稱據我的回憶，是《要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要做黨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該文是我提議寫、我出的題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許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執筆，兩人共同討論修改，最後由我定稿。文章寫作前和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找康生，請他為紀念國慶十周年寫篇文章，並且寫這樣的內容。他起初表示，沒有什麼要寫的，不願意寫，後來同意寫這樣的文章，但是不願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後，我又找他，請他看看，並建議用他的名字發表。最後，他勉強同意了。關於文章本身，他沒有提任何修改意見，沒有加一個字，也沒有改一個字。最近，我重新讀了這篇文章，覺得確有錯誤，可以批評，也應當批評。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賬上。對康生是這樣，對其他犯錯誤的人，也應當遵守這樣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夠在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上登一下。請酌定。

    後來，胡喬木和我說，他和胡耀邦看了這封信后認為，對於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情況來講，我的這封信是空谷足音，實在難得。後來，王若水、嚴家其說，鄧力群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寫信制止批評康生，會後不讓批評康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的這封信充分說明了當時我的態度。

三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前因後果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很長，前後分為兩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開會，中間有1979年春節(1月28日)，休息了幾天，2月1日繼續開，一直開到2月16日休會。會議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

    第二段，3月28日復會。會議由黨中央召開，會議名稱加上了"全國"，稱為"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3月30日，鄧小平代表黨中央發表長篇重要講話，就是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講話后又分組討論了3天，4月3日結束。

    從打破思想戰線的僵化狀態、解放思想這一點來講，會議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大約在春節前有一天，胡喬木對我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他為此感到很不安。後來，他又對我講，當時鄧小平的工作還比較閑，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每期都看。鄧小平和胡喬木談活時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喬木講的這個話。這五個否定一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自存在的理由了。鄧小平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奮鬥了一生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你說他不敏感、感覺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和胡喬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喬木講自己的看法，鄧小乎也講自己的看法。當時，除了鄧小平對理論工作務虛會敏感，胡耀邦也覺得風頭不對，因為這個會主要是他和胡喬木兩人在主持。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攻擊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大約是1978年10月下旬開始形成的北京街頭的"西單牆"，被他們用來當作宣傳和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西單牆"剛出現時，也有不少反對"四人幫"、贊成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贊成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大字報。到1979年初，"西單牆"就明顯變化了，自由化的東西日益佔上風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的現象。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數人鬧事，不斷有人搞遊行示威。鬧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遺留問題，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問題，一些經濟要求問題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1979年初，鬧事的情況更加嚴重。鬧事的原因和人員也要複雜得多。上海出現了卧軌阻斷交通，衝擊市委機關，佔領辦公室的情況。有的還打出大幅標語，上面寫著"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等等，總之是一些非常厲害的標語。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也不斷有人遊行、鬧事。

    然後，鄧小平就委託胡喬木起草後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話中沒有提否定毛澤東，而是針對前四個否定，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有一句話，「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鬥爭經驗的結晶。」 ①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第一個提出召開的，他當時的用意、有什麼想法、要達到什麼目的，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會開到後來，產生那樣的結果，是原先沒有想到的。

    理論工作務虛會後，鄧小平說，以前，在反對「四人幫」、批評「兩個凡是」問題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到後來，理論界、思想界有些人則和我們分道揚鑣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講話和發言不僅在內部發，而且他還通過迂迴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來，拿到香港的報刊上去發表。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我們黨內幹部批評黨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他是第一人。後來他曾辯解說，是別人傳出去的。很多同志認為，是他自己有意識地傳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當時是說，我們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但以後的重點是批右。因為當時我不太了解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情況，故對胡喬木講的今後重點是批右這樣一個提法，產生了是否合乎實際的疑問。胡喬木說，會議上的情況確實是這樣。後來，在文字表述上，口氣稍微減弱了一些，即現在要「注意」右傾，而不是「重點」批右傾。在正式發表的時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調整。胡績偉這些人就和胡喬木爭論，吵得很厲害。鄧小平3月30日在會上的講話，本來還有一段話，大意是：原來對理論界抱有很大希望，現在黨中央對理論界感到失望。鄧小平的講話作為黨內文件下發和公開發表時，這一段就沒發。

    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傳達以後，在社科院引起了強烈的不同反應。我在社科院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個提法當時在全國是首次提出。朱元石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在全國引起反響，很多報紙都轉載了。那時候，我們在社科院搞了一個雙周座談會，時間定在星期五，開半天。在此之前。座談會都開得很好。鄧小平的講話傳達后，在雙周座談會上，有人就說，「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四根棍子。那次會我因為有事，沒有參加。第二次會上，他把話頭轉了。說「四項基本原則」可能變成四根棍子。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裡面說：「我在講話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我已經說過都不是什麼新問題，但是這些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樣才能夠教育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工人，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也才能夠說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國尋求真理的人們。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這決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我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們一定要趕快組織力量，定好計劃，在儘可能短的時問里陸續寫出並印出一批有新內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分量的論文、書籍、讀本、教科書來，填補這個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學所說，到了社科院，誰要先寫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誰就會先被搞臭。情況確實如此，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理論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部分人有抵觸。

    黨內理論上的混亂和社會上的動蕩是相互呼應的。要講自由化的苗頭，就是從「西單牆」後期暴露出來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取消了憲法上規定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條文。這件事是鄧小平提的。我沒聽到胡耀邦講過什麼。可以說，他沒有明朗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但他也沒有反對。

    我在1987年1月召開的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說，他前期的講話、文章和"四項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鄧小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後，到整黨時改變整黨方針之後，起碼是對宣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重視吧！當時，通過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裡面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經不是問題。

    鄧小平讓胡喬木幫助起草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最後搞出這麼一篇大文章，不論當時的客觀需要還是實行的結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評價鄧小平時都應承認，這是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四 陳雲徵求對《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的意見

    1979年3月初，陳雲同志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他把提綱給了我，徵求意見。我拿給中辦研究室的同志們看，都認為是好文章，反映了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面臨的一些核心問題的思考。

    提綱的要點是兩句話：第一，計劃工作的規則是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於馬克思。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后提出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1917年後的蘇聯、1949年後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這個理論來辦事的。當時這樣做是完全對的。但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導致的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第二，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就是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須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又有了計劃經濟部分，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市場調節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補充，但要求必須基本上是無害的。

    對陳雲同志寫的這個提綱，中辦研究室內部組織學習，進行了認真討論，並由梅行負責組織起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既要有計劃經濟，也要有市場經濟》。我看了梅行組織人搞的這個東西，不滿意，因此也就沒公開發表。

    陳雲同志在提綱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場經濟」這個詞，在中國、在我們黨內，在馬克思主義隊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當時我們好像提出個疑問，說「市場經濟」這一用語和我們過去的用語不一樣，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變一下。我們建議用「商品經濟」，並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沒有接受。我們還建議陳雲同志把這篇稿子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去，他也沒有接受。陳雲同志當時的說法是，發出去也沒有人執行，沒有用。因此沒有印發。

    說到陳雲同志文章中用「市場經濟」這一用語，有這樣一個過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用的是"市場調節"，以後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這個詞。1985年5月第一版《陳雲文選》用的仍然是"市場調節"，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時。陳雲同志在該文最後一段又改回原來的用語："市場經濟"。


五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確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醞釀

    1 成立中財委和陳雲、李先念的建議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大事的決策機關。財政經濟委員會由十二位同志組成。陳雲、李先念同志分別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書長。

    1979年3月21日，陳雲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建議用兩三年、最好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陳雲同志這個意見，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聯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經提出來了，

    2 財經情況的調查和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看法

    這個時候，我們國家一方面實行調整，一方面醞釀改革經濟體制。這就要了解企業和經濟方面的情況，對財政經濟的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以後，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見，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五個經濟研究所和國家經濟機關的研究機構，共同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見。6月27日，他說："根據中央的方針，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對我們經濟如何改革，搞出一個大體的眉目來。"會議還確定，由鄧力群、張勁夫、馬洪具體負責召集調查研究的會議。

    7月19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關於經濟問題調查研究工作會議。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會議決定在財經委員會領導下，組織一個調查研究機構，直接由秘書長姚依林負責，成立四個小組。第一組調研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第二組調研經濟結構改革問題；第三組調研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問題；第四組為理論組，或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組。調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中辦研究室(不久改為書記處研究室)由梅行牽頭，組織了一些同志，收集經濟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幾期《供您參考》。每期一個專題，包括全國的情況。這對財經委員會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與經濟調查工作有關，後來還編印《調查和研究》、《經濟問題研究資料》，供中央領導同志和部門、地方負責同志以及經濟理論界的同志參考。

    8月8日，在中辦組織的經濟調查會上，我主要就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改革，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這三個問題，談了一些意見。我要求調查研究要同經濟調整工作結合起來，同"六五"計劃、長遠規劃的制定結合起來。此次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這裡就不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裡，鄧小平、陳雲同志關心一個問題，是我國積累與消費的歷年比例關係。中辦研究室專門寫了一個材料，提供了新中國成立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情況。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係，也就是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關係的時候，一段時間產生了片面性，積累率最高時達40％多，總的情況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時候。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積累率25％。這個意見得到鄧小平、陳雲同志的贊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

    關於改革經濟體制，我有過幾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體制改革首先要從企業領導體制、企業管理體制開始，重點應先從這裡起步。應該說這個意見是對的。後來，結合調查組織了一些改革試點。

    3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思想理論工作方面的問題。

    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所在的小組中有天津的陳偉達，北京的林乎加，國家計委的顧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組會討論一開始，陳偉達就講，我們正在大幹快上，積極性很高，現在突然提出調整，給我們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的積極性是個很大的打擊。林乎加的發言也是這樣的口氣。顧明就算帳，說人家有多少鋼，我們才那麼一點，需要發展、快上。我在會上就與他們爭論，說發展是應該的。生產力確實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關係和平衡，還是像以往那樣折騰，是不行的。

    會議期間，胡耀邦提出要搞一個發展工業的指示。我們幾個人，有馬洪、梅行等，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趕出來一個比較粗糙的草稿。我們自己對稿子就不滿意，可是胡耀邦催得很厲害，一定要拿出來。這樣一來，就發下去了。由於確實不成熟，在分組討論時被人家攻得很厲害。他們說，你們主張調整，但你們搞的這個文件這個問題沒有講好，那個問題也講得不好。總之，這個文件不成熟，不能通過，不能發表。我說，這個文件確實不成熟，我們也不滿意。但文件寫得不成熟，首先是因為實際工作不成熟啊。林乎加說，這個話說得對，該怨我們呀。總之，這次分組會開得很不理想，真正擁護調整方針的人不多。

    一天晚上，華國鋒召開各組組長聯席會。由於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這時他不得不接受調整的意見。調整方針得到了鄧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於陳雲、鄧小平、李先念意見一致，華勉強召開各組組長聯席會來統一思想。聯席會開始后，習仲勛發言，講了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其他人隨後也講了一些。當時我很著急，這時。趙紫陽出來發言贊成調整。他說，調整為以後的改革和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谷牧也贊成調整。他們兩個一講話，會場的氣氛就發生了變化。我當時也準備發言，華國鋒說，力群同志你就不要講了，我講吧，會議已經開得這麼晚了，再延長下去也不行了。他表示要對國民經濟計劃進行調整。本來我們的提法是，調整是目前工作的關鍵，也是當前工作的中心。華國鋒說，他同意調整是關鍵。我插話說，調整也是中心啊。他說，有了關鍵就行了，中心可以不說了。這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總算把以調整為核心的新八字方針勉強通過了。當然，華國鋒當時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這一重大決策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一段時間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傳達會議精神時，有人質問我們，你們做過調查研究嗎？並說是一幫秀才胡搞。

    這次會上，與會者紛紛要求介紹江蘇財政包乾的做法。江蘇的同志做了介紹后，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廣江蘇的辦法。但財政部門不贊成。陳雲同志是支持財政包乾的，他原來的建議中說到要給地方財力留點餘地。鄧小平後來講，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各省、市、自治區實行財政包干政策，算是殺出了一條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式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同意集中三年時間認真搞好調整，同時進行改革、整頓、提高工作。實際上，儘管調整的文件通過了，有的也執行了，但從整體上看，並沒有執行，至少是沒有很好地執行。結果，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雖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總的情況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后，調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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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1
六 關注農村改革

    1 向鄧小平轉報肥西縣搞包產到戶的材料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開始關注農村改革，注意了解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主要渠道是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當時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研究農村問題。其中表現積極的一個是陳一咨，他和一些青年人有聯繫，我了解到農村改革的情況后，為中央和國務院提供了一些材料。

    1979年7月，我收到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轉來的一個材料，是安徽一個叫郭崇毅的黨外人士寫的《關於參觀肥西縣午季大豐收情況的報告》。1979年初，郭崇毅聽到肥西縣山南公社實行包產到戶消息后，到山南實地調查了解，他聽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有人認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是搞復辟、搞倒退；有人則認為，包產到戶肯定能增產，大多數農民都歡迎。夏收時節，他又到山南等地，一一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地仔細察看，向農民調查。當他看到夏糧大豐收的情況后，寫出了這份報告，並專程到北京，希望能夠把報告轉上去。報告的中心內容是，在目前情況下，農業生產只有責任到戶、分戶經營，產量才能成倍增長。我看了報告以後，很快就送交中央和小平同志。

    郭崇毅到北京，跑了不少單位，可是沒有人敢接他的報告。後來到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想請農經所的人向上轉遞他的報告。農經所開始也沒有人接，後來陳一咨接過來，轉給中辦研究室，研究室又印成白頭送閱件送上去。

    陳一咨在海外寫的一本書，說到他和胡耀邦的關係，標榜他是由胡耀邦調回北京的。那是胡扯。他調回北京，是我向中央組織部提出的。當然，徵得胡耀邦同志同意是事實。當時主要是想把這個小組搞大一些。後來小組發展到三四十人。

    在轉交郭崇毅報告的事情上，他們起了個好作用。另外，社科院有個叫《未定稿》的刊物，收到下面關於包產到戶的稿件，他們和我商量，準備在《未定稿》上發。我說這不妥當，因為《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只准三種地區搞包產到戶，其他地區還不準搞。在刊物發與中央不一致的文章，這不合適。我不讓在正刊上刊登，最後採取出外刊的形式發表了。

    當時醞釀成立研究組。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有相當多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陸續考上了大學，他們中有些人有志於農村工作，為農民服務，如何把這些有志於農村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集聚起來，成立研究組是個好辦法。我從此也開始和這些年輕人建立起聯繫。這件事下面我還要說。

    2 關於包產到戶

    在這期間，宋平每次到北京來開會，就要找我聊一聊甘肅農村的情況。宋平那時年年到我這裡來。當他談到甘肅"三西"的困難狀況時，就談到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可以在甘肅比較困難的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試驗。他還與我談起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比沒有實行的地方情況要好。萬里講，他支持和肯定了鳳陽縣小崗村為代表的廣大農民的嘗試和創造。這當然是他的一大政治資本。但是，直到他離開安徽，包產到戶問題沒有提到省委，省委沒有做出有關決議或決定。在全國率先制定支持聯產承包和包產到戶的是甘肅省委。1979年10月17日，中共甘肅省委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工作的幾點意見》。在實踐中，1979年下半年，甘肅就已經突破了划組作業、聯產計酬的界限，分步驟分區域實行了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

    趙紫陽在四川沒有搞包產到戶，他進行的是基本耕作制度方面的改革。針對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條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麥一年兩熟制。在丘陵地區，總結推廣了南充地區「水路不通走旱路」的辦法，等等。後來才知道，趙紫陽結合這個改革，動用了庫存的糧食。四川原來有不少存糧，趙紫陽去了之後，挖了不少存糧，都用得差不多了。當然也是為了救濟農民，讓農民得到休養生息。老百姓那句順口溜也反映了這個情況：「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

    山西的王庭棟也是個農村改革的積極分子，他當時任山西省委副書記。農村改革開始時，杜潤生對包產到戶是很膽怯的。

   
七 傳達陳雲「以農輕重為序，綜合平衡」的三個理論觀點

    1979年8月8日，我在經濟調查研究會上傳達了陳雲同志關於"以農輕重為序，綜合平衡"的三個理論觀點，內容如下：

    第一個觀點，我國人口有九億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農村，必須使農民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過得好些。在這個基礎上，來安排我們的國家建設和經濟生活。農民是個大頭，把這個大頭安排好了，中國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全國不得安定。新中國建立初期，叫緊吃緊穿；現在叫有吃有穿，一年比一年好一點。要在這樣的基礎上來安排當前的和長遠的計劃，

    現在，不少同志已經認識到，過去對農業、輕工業不重視，這種狀況非改變不可。但是，也有的同志說，你們這樣強調農業、輕工業，就是不重視鋼鐵工業，沒有拖拉機、汽車、化肥，行嗎？沒有鋼，農業、輕工業都上不去。

    針對這種不同意見的爭論，陳雲同志又明確講了第二個和第三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重工業要為農業、輕工業服務，要把這個觀點明確起來和牢固地樹立起來。重工業首先要考慮如何為農業、輕工業服務。以農輕重為序，還涉及重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就是說，在重工業的建設方面，要看為農業、輕工業服務這部分投資有多少？在重工業生產方面，要看為農業、輕工業提供的機械設備有多少？為輕工業提供的原材料有多少？就是在冶金部內部，它的結構也要同農輕重的比例關係結合起來考慮，看如何安排才適當。化工部有個材料說，從1953年到1977年的化工產品總產值中，為農業、輕工業服務的產品佔百分之七十；化工總投資中，用於化肥、農藥、磷礦和輕工業的合成材料、染料、各種化工原料、醫藥、橡膠加工方面的投資，也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就產品分配來說，以1979年國家計劃為例，計劃生產的硫酸、燒鹼、橡膠，用於農業、輕工業和市場供應的，占產品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二。

    陳雲同志沒有講這三個百分比是否合適，但他說，化工部這樣安排生產和建設，方向、路線是對的。全國每一個經濟部門都要按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自己的生產和建設，來安排自己的一切經濟活動。重工業部門更要這樣做，首先應根據為農業、輕工業服務這個要求來安排自身的發展。從辯證的觀點看問題，為農業、輕工業，也是為重工業。

    第三個觀點，在安排年度計劃、五年計劃的時候，農業的投資、輕工業的投資、重工業的投資各佔多大比重，要根據前面說的兩個前提來定。我們說，在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時候，要把重輕農的次序倒過來，以農輕重為序，這決不是說，在考慮分配投資的時候，一定要讓農業占第一位，要使農業的投資占的比重最多，輕工業的投資也要高於重工業。如果那樣，可能犯大錯誤。實際上，如果把重工業內部為農業、為輕工業服務的這部分投資計算在內，還是重工業的投資占多數或者占相當大的多數，重工業投資的比重還是大於農業、輕工業。當然，比重大也要有合理的限度。

    陳雲同志的這三個理論觀點，話雖不多，但是對於我國整個經濟建設是極其重要的。


八 起草切實實施七部法律的指示

    1979年，我們國家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方面有了長足進展。講到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從原則上、道理上，是小平同志講得最多。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上，最突出的是，1979年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七個法律。其中，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在過去草案的基礎上修改的。毛主席在世時，曾幾次提出制定和施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5次提出5次又放下。1979年6月26日，彭真同志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做《關於七個法律草案的說明》時說："刑法草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有三十幾稿。1957年的第22稿曾提交一屆四次人大會議徵求代表意見並授權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1963年的第33稿，曾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同志原則審查過。這次提出的草案是以第33稿為基礎，根據十幾年來的經驗和新的情況、新的問題，由法制委員會會同各有關部門共同做了補充和修改。刑事訴訟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次修正稿的基礎上修訂的。" ③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頒布這件事是彭真同志努力辦的。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包括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內的7部法律后，公布從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為此於1979年9月9[1在黨內發出《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領導幹部和全體黨員帶頭遵守法律。這個指示是中央辦公廳負責起草的，由我具體主持，胡喬木修改定稿。起草指示的過程中，還吸收了社科院法學所的幾個同志。


九 組織起草國慶三十周年講話

    1979年6月到9月，我做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組織起草國慶30周年講話。

    年初，在部署全年宣傳工作的時候，胡耀邦就提出，為國慶30周年要準備一篇重要文章。到了6月，中央正式決定，建國30周年國慶由葉帥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一個重要講話。這不是一般的慶祝會的講話，而是要對建國三十年來的歷史作一個總結，對其中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作出一定的說明，但又不是全面的總結，因為終究這還是國慶講話。在鄧小平直接指導下，胡喬木為主，組織了一個起草班子，辦公地點在玉泉山。起草班子的經常工作由我主持，主要成員有袁木、盧之超等，阮銘也參加了。

    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的要點，是鄧小平同志做的決斷。當時，理論上、思想上相當混亂。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重要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後，有一部分人對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不積極；另一部分人表示，應立即積極宣傳，把懷疑、否定以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逆流堅決遏制住。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有些人把毛主席和"四人幫"攪到一起。因此，討論講話時就有這樣的問題提出來：要不要對"文化大革命"做全面評價？要不要適當批評毛主席的錯誤？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④毛主席的錯誤放下來，一篇講話很難做出評價。講"文化大革命"時，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鄧小平同志這一番話，明確了講話的重點。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意見，起草小組在講話稿中，對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的災難，進行了比較集中的清算。這種寫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合適的、正確的。

    在起草過程中，多次把稿子發下去徵求意見。李昌提了個好意見，即在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應進行精神文明的建設。這個好意見經過胡喬木加以整理，在葉帥的講話里第一次提出來，從而相當完整地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葉帥講話說：「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並不是說現代化事業只以這四個方面為限。我們要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⑤

    在起草、討論和修改國慶三十年講話過程中，大家普遍感到，這些年裡，我們犯了那麼多錯誤，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1966年開始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為此。起草的同志總感到理虧，調子提不起來。在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時，我根據恩格斯的名言，"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部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 ⑥提出一個意見。我說，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新中國成立后，都犯過錯誤，有的錯誤還很嚴重。但是，再嚴重的錯誤，都是我們黨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克服的。新中國成立前是這樣，1949年以後也是這樣。"大躍進"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是我們黨自己糾正的。由此證明我們黨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裡。這個意見一說，大家覺得有勁了，不是被動的了。

十 起草關於農村工作的兩個文件

    1 《關於今冬明春農村若干問題的意見》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了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文件，題為《關於今冬明春農村若干問題的意見》。這個文件是為了解決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現的矛盾。那時，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潤生可能剛開始參與農村工作的領導。當時，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國各地推廣山東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成功經驗，而那時山東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搞得確實很好。但是，對於過去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造成農業、農民負擔過重，特別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費的情況，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滿。他的農村工作的著重點是要搞包產到戶等改革。因此，他反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贊成，又不當面講，使杜潤生非常為難。了解這些情況后，由我口述，中辦研究室幾個人筆錄，其中有陳斐章，起草了這樣一個文件。

    文件強調，我國發展農業生產和建設，一定要嚴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則，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不單是以糧為綱，而要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文件提出，在我國自然條件十分複雜的廣大農村，要善於趨利避害，要全面發展，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漁則漁。

    文件對整個農村工作提出了全面發展的意見。提出，既要實行十一屆四中全會即將通過並公開發表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喬木主持起草的25條，也要繼續進行農田基本建設，並強調在農田基本建設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適當節制，一定要同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的其他各項事業統籌兼顧，全面安排。

    與《關於今冬明春農村若干問題的意見》相同的文件，我看以前還沒有過。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國農業要找出一條適合於我國人口多、耕地少、資源豐富、地域遼闊的情況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並提出了開展農業科學、生物技術研究和推廣的問題。那時，我看了有關材料，認識到農業發展，僅僅依靠機械化和走石油農業的路子，會破壞生態平衡，其結果是農業的效益越來越低。為此，文件中強調，在農田基本建設中，要十分注意保護和利用自然資源。適宜於採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廣生物措施治理，綠化山川，以增強抵抗水旱災害的能力。文件起草工作完成後，我講給先念同志聽，他覺得豁然開朗，是個新路子。

    當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況下，寫出這樣一個面貌的文件，最後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說，文件這樣寫，我也同意。最後這個文件發出去了。

    2 中央關於轉發農業學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轉發了一個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為轉發這個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來毛主席提倡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在執行過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農村搞水平梯田，在沒有條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來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們黨內確有這樣一種偏向，號召學習一個典型的時候，它什麼都是好的，而批評時又什麼都否定。正是在後面這種情況下，農業部門搞了一個關於學大寨問題的文件，送到中央辦公廳，要求中央轉發。於是，我起草了一個中央批轉的指示，既肯定周總理總結的大寨的幾條經驗沒錯，號召大家來學習這幾條也沒錯，又強調在學習過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過頭了。造成失誤的責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陽，應由山西省委和黨中央承擔責任。這就對大寨經驗做了肯定，而搞過頭的責任由上面來承擔。這個指示還說，推廣一切先進經驗，都應該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指示還講到對先進模範應該如何培養、使用。這個文件發出后，為大寨解除了一些壓力。同時，也讓大家感覺到，這樣講是公道的，不應出了問題就把責任推到下面，承擔責任的應該是省委和中央。


十一 為鄧小平起草四次文代會祝詞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開幕。這是全國文藝工作者在新時期召開的一次盛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鄧小平同志的祝詞是我和衛建林幫助起草的。後來又增加了張作光。從起草、修改到定稿，反覆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衛建林多次商量，確定由衛建林負責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幾稿后，我們送有關同志徵求意見，也送周揚一份。周揚不贊成講幾個問題的寫法。說有必要由鄧小平來講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嗎？他的意見很有道理。我們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小平同志同意周揚的意見，說：不要講什麼問題，就是作為祝詞，一個部分一個部分一口氣講下來，文理邏輯順當就行了。按這個要求改后。胡喬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鄧小平同志的祝詞，博得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效果非常好。應該說，這篇講話堅持了毛澤東思想，又結合了當時的實際，回答了當時需要回答的問題。對建國以來的文藝工作作了歷史的評價，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指出所謂「黑線專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幫」的污衊。對社會主義新時期文藝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務作了論述，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希望。應該承認，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說這篇祝詞是新時期黨指導文藝工作的綱領，一點都不過分。這篇祝詞文字也不錯。其中有一些名言，現在一直流傳。如：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等等。這些名言，已經成為鄧小平文藝思想、文藝理論的精華了。

   


十二 訪問美國的收穫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寶華同志一起去美國訪問，同去的還是1978年底訪問日本的那些同志。我們去了美國的國家財政部，也到了大企業集團。從美國的經驗中，發現了它與中國的區別，其中對我們最有影響的是它的所得稅制度。美國的所得稅種類很多，有企業所得稅，有個人所得稅。美國政府向企業徵收所得稅高低不同，但企業總是有盈餘、有積累。企業交納所得稅後，其餘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業因此可以得到發展，這是很成功的經驗。我們的財政實行的是統收統支，企業的收入包括折舊，都收到中央。而企業開支，如設備購置、維修，流動資金都要由國家銀行撥付。在收支問題上，企業幾乎沒有自主權。我們認為，中國應該參考美國的所得稅制度，學習它的成功經驗。後來，在柳州市的市屬工業和上海輕工機械公司等200多戶企業，進行了由上交利潤改為徵收所得稅的試點。國營企業實行由上交利潤改為交納所得稅(即第一步利改稅)，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之後，在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上提出實施步驟，從1983年6月開始進行。這是后話了。


十三 力辭中央辦公廳職務

    1979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任命姚依林兼任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後來，財經委員會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辭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他原本想讓我接替他的主任職務，他也和鄧小平談過，鄧也知道他的意見。這件事，姚也和我講過。我聽后就和老伴羅立韻商量，覺得這個差事於不得。當辦公廳主任，就要為這些頭頭腦腦服務，首先是政治局常委，擴而大之還有政治局委員，加上書記處書記，再加上中央部門的頭頭腦憾，還有地方的頭頭腦腦。各地方省委書記到北京，首先要到中辦，探聽一下中央的情況，那就窮於應付了。這麼多的人，又都是首腦，有哪一處不到，就不知道會引來什麼麻煩。經過商量后，認為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這個意見。後來有一次在鄧小平那裡，姚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應由我來接替，並說已和我說了。我說：你和我說過，但我也向你表示過我不同意啊。我干這個事情不行，還是干我能幹的事。

    在這期間，鄧小平不知從哪裡聽到，馮文彬和我不太對付，有點為難我。當時馮也是中辦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問我：是不是馮對你的工作有點刁難。我說：我還沒感覺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為馮管的工作都是文書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寫材料、調研，我們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關，向他提出過，他還好嘛，我好像沒有感覺到他怎麼為難我。當時給人的感覺是，鄧小平覺得我這個人還可以用，要給我創造些條件，使工作能夠做得好一點。這比已鄧小平對我表示的關心。後來，這件事總算推掉了。姚依林不當中辦主任之後，胡耀邦就把胡啟立(天津市長)調來了，後來喬石當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國。姚依林不當主任之後，我這個副主任也辭掉了。

    註釋：

    ①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頁。

    ②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頁至第1280頁。

    ③《新華月報》1979年第6期，第40頁。

    ④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頁。

    ⑤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頁至第234頁。

    ⑥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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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1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參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從1979年開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辦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4月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我擔任主任。1980年這一年，工作特別忙碌。


    1 葉帥國慶講話後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提前

    起草《歷史決議》搞的時間很長，是這個時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時候，社會上，甚至是黨內也有個別同志，包括參加會議的也有少數人，思想理論比較混亂。社全上極少數人，利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機會，借解決"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問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和一些經濟要求問題為由頭。煽動鬧事。一些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散布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一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成為股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包括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少數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支持。這樣，懷疑和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濫起來，煽動鬧事也愈演愈烈。在這樣的情況下，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對這股錯誤思潮進行了說理和批駁，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特別是在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上，意見分歧比較大。

    葉帥在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了一篇精彩的講活。黨內外、國內外反映都很好。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本來葉帥的講話是集中批判「四人幫」，關於「文革」問題和毛澤東的錯誤問題只是在原則上分清了是非，具體的問題沒有明確說明，原準備放到幾年後再說。但葉帥講話后，議論紛紛，你想往後擺，做不到，人們不願意往後擺；因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心思就不定。各種觀點和想法都出來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決定對建國以來的有關歷史問題做個決議。其中主要的問題就是"文革"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在葉帥國慶講話后，1979年1O月，就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了。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我負責。

    2 鄧小平對《歷史決議》提出三條要求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滿意。3月19日，他找耀邦、喬木和我幾個人談話，提出起草歷史決議的三條要求。他說：

    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最後，鄧小平同志強調：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①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講話。後來，鄧小平又找耀邦、喬木和我談了一次，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從這以後，一直到《決議》通過之前，中央領導同志不論是同起草小組談話，還是在會上講話，都反反覆復強調要按照鄧小平提的三項基本要求辦。以後稿子又改了好多次。這個時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後來那麼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裡，都看，都想，都提意見。大多把喬木和我找去，講他的意見。我把他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向起草小組的人傳達。有的還在書記處研究室傳達。每次傳達以後，都由衛建林幫助整理。前前後後，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幾次或者不那麼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見合併到一起了。後來，我整理的東西全部交給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底子都沒留。編《鄧小平文選》時，選了其中的九次，有兩次沒選。

    3《鄧選》未選的兩次談話

    《鄧選》未選的兩次談話，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談了兩件事。一件是陸定一寫了一封信，建議"要作歷史問題的決議，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鬥爭編一本書"，"不然，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認為："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實際，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於他的錯跌，太明顯了。對主席來說，缺點、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主席的功好講，比如在黨的建設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創造，從延安時期到進城以後，一直發生作用，是很見效的：延安整風時期，全黨的氣氛好得很，問題解決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證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我插話說：歷史問題決議這一稿中，毛澤東思想部分寫得比較充分，大概有一萬五千字)那好。(我又說：這一稿中對主席的錯誤也寫得比較厲害了)那不要緊，文字上、措詞上還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說：主席後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不幸，用這樣的語氣就比較柔和。錯誤不只是主席一個人有我們這些人也有錯誤。"

    接著談了他對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稿的修改意見。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談話。他說：

    送給我的歷史決議的歷史部分，看過了。總的講，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問題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后，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十年，錯誤寫得差不多了。應該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但是他對情況估計錯了，採取的方法錯了，因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中心是對老人家的評價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現在稿子是兩萬七千字，不要壓縮了，三萬字也可以。爭取早一點修改好，早一點召開六中全會。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定下來了，有了統一的認識，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4 鄧小平談怎樣處理"大躍進"的歷史

    《決議》稿中有一段寫關於「大躍進」的歷史。怎麼也寫不好。因為「大躍進」在人們的腦子裡是損失很大的，人們擺脫不了這個印象。寫來寫去，都是缺點或錯誤。有一次我和喬木說：盡講缺點，不寫成績，這段時期的歷史寫不好吧。喬木說：唉呀，不寫缺點通不過啊，造成這麼大危害，不寫，怎麼說服黨內外呢？應該承認，這段歷史確實難寫。後來總算勉強搞出來了一個稿子，但仍脫不出當初的基調。送到鄧小平同志那裡，他還是不滿意。後來，鄧給我們出了個主意：首先講成績。這十年取得了什麼成績，然後再講缺點、錯誤。這樣，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觀，總算解決了問題。

    5 區分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

    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更是一個大難題。在徵求意見時，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說法，他主張不要寫毛澤東思想了，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後來，好不容易想到了應該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而他晚年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不但違反了馬列主義，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思想。怎麼出來一個「晚年錯誤」的說法呢？記得在一次討論《決議》草稿時，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幾次談話提出了一個方法：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喬木這樣一區分，這個關鍵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一點上，周揚是不贊成的，我記不得他的原話了。

    6 陳雲的意見

    整個《決議》稿子出來后，在比較大的範圍內廣泛徵求意見。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要求15日前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中央辦公廳組織的這次討論開始時預定參加人數是4000人，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加上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大約有5600多人。但一般還是稱"四千人討論"。這次討論，從1O月中旬先後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討論，是黨內民主的大發揚。

    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仍然是討論的熱點，爭論的焦點。陳雲同志看了這個決議稿，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意見。他認為關於解放前的那段沒幾句話，不行。他說：只講解放以後的毛澤東哪些正確、哪些錯誤，這怎麼能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呢？必須把歷史上--黨成立以後，毛澤東對黨所做的貢獻加以肯定，才能在這個問題上使人家看了以後信服。這樣，大家就會得出結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寫的嘛。陳雲同志的意見把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問題解決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這個意見。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說：前天我去看陳雲同志。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寫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陳雲同志說，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鄧小平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起草小組。

    7關於粉碎"四人幫"后的四年

    四千人討論的另一個熱點，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也是一個很費斟酌的問題。發給大家的稿子，關於這個問題只寫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經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我們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開闢了光明燦爛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對於這四年多來我們黨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做出詳盡的論述。

    其實，起草小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區書記座談會後，就對這四年做了一個基本總結，並且增加到《決議》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喬木把新增的這一段送常委審閱。

    這一段的內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阻礙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這一段大概是一、二千字。提交給常委審批。七位常委除華國鋒外，都表示同意。華國鋒認為這段沒有經過常委會討論，不贊成加上。華國鋒還援引了毛澤東在七大上的做法，說七大隻總結抗日戰爭以前的經驗，抗戰以後的事不做結論，毛主席這樣做的理由是：抗戰還在進行中間，現在做結論還不是時候，要等到抗戰以後再做，因為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嘛。從這事來看，華國鋒這個人還是很敏感的。華國鋒雖只一個人，但他當時是黨中央主席。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說，既然華國鋒不贊成，這一段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討論之後，如果大家覺得需要加，再加上也不遲。因此，發給四千人的討論稿這一段只有6行。最後說：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多的歷史，留待將來十二大做詳盡的論述。

    我們知道這段稿子的來龍去脈，所以，在向全黨印發歷史決議的徵求意見稿時，要大家發表意見：這一段寫好還是不寫好？

    徵求意見稿一發下去，我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會上作了一個發言，系統地講了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哪些事做得不對，講了約半天。後來又在中辦黨委和中直機關工委講了一次，講了三個多小時。

    我在社科院、中直系統講的主要內容有八條。1，肯定粉碎"四人幫"的勝利，華國鋒同志有功。以下七條都是講他的錯誤：2，華國鋒同志從來不說"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錯誤，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理論、路線有什麼錯誤。3，直到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華國鋒同志還繼續肯定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4，堅持搞"兩個凡是"，實際上就是堅持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那套錯誤的理論、路線、政策。5，搞新的個人迷信。6，粉碎"四人幫"后，陸續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冤假錯案被壓下來，華國鋒同志沒有主動解決。7，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前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錯案。8，在經濟工作中搞高指標。因此，我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是應該在歷史問題決議中給予總結的。實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會以前黨的工作的成績和黨的路線的錯誤，高度評價三中全會在我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肯定三中全會以後黨所重申和確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完全必要的。

    李維漢同志聽說我有這麼一個發言，就叫他的秘書來找我，希望能把我講的意見提供給他所在的那個組。爾後，李維漢又把我的發言在他所在的組傳達了。這樣，華為什麼主張不寫，多數人為什麼主張寫，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究竟有哪些做得不好，就傳得相當寬了。不過，地方上的同志可能還不知道。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其中也有若干意見有欠公允。這樣說吧：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其中有些並不是政治原則上的問題，講一下也可以，但講得過於上綱了。

    經過全黨四千人的大討論，吸收上來的意見中，地方上贊成寫上這段歷史的也不少，故而把這段寫上了。這就成了後來決議的這個部分。應該講，這對於華能否繼續當黨的主席成為一個關鍵。在這個問題上，包括對華的評價，能夠得到多數人的同意，就為後來解決華的問題，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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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2
8 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最高層人事更動

    從11月1O日起，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這次會連續開了九次，開到12月5日。會議開得非常嚴肅，鄭重其事，對華做出評價，提出批評。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發了言。發言的人個個都贊成華不能再當主席了，退下來，保留副主席職務。他自己也同意退下來。會議做出了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

    我們列席會議的，沒有發言權，聽會。討論中涉及到《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的一個提法(關於華國鋒從粉碎"四人幫"到1980年4年中前兩年工作中錯誤的提法)，華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喬木同志就這個問題做了專門的發言。

    會上最動人最感人的是葉帥的發言。葉帥講，他一直是支持華國鋒同志的，英明領袖也是自己讓寫的社論。吳冷西、胡繩跟我講過，「毛辦」宣傳華，是葉的意思，不是汪東興的意思。葉帥在這次會上講，在毛主席去世之前，他對「文革」、「四人幫」和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見、不滿意，但那時投鼠忌器，你一批評「四人幫」，就免不了會影響到毛主席，這裡面包括別人對毛主席的看法，還包括毛主席對批評「四人幫」的人的看法，主席會認為：你們批「四人幫」，是因為我重用他們。所以那時特別有顧忌。主席臨終時，政治局的成員去告別，一個一個進去，一個一個出來。都見完了之後，主席還清醒，又示意葉帥進去。這時主席眼睛盯著葉帥，想說話，但說不出來了。葉帥講：我知道主席的意思，這是給我以重託，而華國鋒那時當了第一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維護華國鋒同志，當作履行主席的臨終囑託。由此看來，我這個人有封建思想的殘餘，好心，但效果不好。說到這裡，葉帥的眼淚唰唰地流下來，聲音都變了，對自己做自我批評，動了感情啊！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形成一個中央文件，即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這個通報對歷史決議的討論同解決人事變動的關係作了明確說明："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過程中，無論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或軍隊系統，都有多數同志提出要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第四階段進行認真的總結，指出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至1980年這四年特別是這四年的前兩年工作中一些重要錯誤，很多同志要求對他所擔負的職務進行調整。中央常委認真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對華國鋒同志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最後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上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到十二大，整個中央領導層都改變了。華的副主席去掉了，政治局委員都沒保留，只保留一個中央委員。這時中央組織機構有書記處，不設黨中央主席而改設總書記，胡耀邦當了總書記。

    9 鄧小平表示不考慮胡耀邦的新方案了

    到1981年2月上旬，經過反覆討論、修改，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篇幅壓縮到三萬七八千字，送中央常委審閱。

    胡耀邦同志看后認為這種思路不行，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此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胡耀邦於2月13日、17日兩次召集起草小組主要成員開會，提出修改《決議》的新方案。3月初形成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擬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我即把耀邦同志的新方案報告小平同志和在外地休息的喬木同志。

    胡喬木同志不贊成這個方案，認為歷史決議既要總結經驗教訓，又要對歷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斷，按耀邦同志的這個方案，可能會寫成總結經驗的報告或宣傳鼓動的文章。

    鄧小平同志這時看過我們送呈的《決議草案》稿子，3月9日找我去談。主要內容前面已經說了。對胡耀邦提出的新方案，鄧小平表示：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



二 主持《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工作

    這是1980年初進行的。起革人員以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為主，也吸收了其他單位的人，如宣傳部的朱通。大約搞了兩、三個月。草稿寫成後由喬木同志修改，然後在小範圍里徵求意見，又作了些修改。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會後發給全黨徵求意見，為十二大修改黨章做準備。五中全會還討論和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由陳雲同志和中紀委那裡提供的。討論通過後作為正式的文件和規定，在全黨頒布、執行。黨章草案經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后，我在鐵道部黨校、社科院以及科教系統等作過多次介紹，並整理印發了一個材料，題為《關於黨章修改的介紹》。

    十一大通過的黨章，無論在內容上和結構上都很不完善，有的條文仍然沿襲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提法。這次黨章修改草案，不但恢復了七大、八大黨章的優點，而且根據新的經驗、新的情況，在內容上作了很多新的補充。我認為新黨章有如下幾個要點：

    其一，黨章修改草案有個總綱。以往黨員宣誓時都要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但在過去黨章里關於黨的綱領這個問題沒有說清楚。這次的總綱遵照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了我們黨的基本綱領、目標以及怎樣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黨不同於其他政黨和團體的主要特點是什麼，說明中國共產黨是為最高理想——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政黨。這次還把「四項基本原則」正式寫入黨章，作為新黨章的一個重要內容。對不同意"四項基本原則"的若干錯誤意見也進行了批評。

    其二，關於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也是重要的內容。張春橋主持了九大黨章的修改，只講黨員義務，不寫權利。記得當時黨章修改稿出來之後，上海的筆杆子、王洪文的秘書肖木，還有袁木等幾個人去徵求陳雲同志、鄧穎超同志的意見。陳雲同志、鄧穎超同志都提出：為什麼黨章只講黨員的義務，不講黨員的權利？後來，陳雲同志對我說：當時我們兩人都說，黨員不能只盡義務，沒有權利啊！結果肖木、袁木等人把我們訓了一通。因此，陳雲同志對我兼任中宣部長后要把袁木調到中宣部非常不贊成。這件事，經過調查核對澄清了。實際上訓人的是肖木，不是袁木，袁木當時一句話沒講：十大通過的黨章，關於黨員權利和義務，相應的條款沿襲下來沒有變。十一大時，華國鋒做了彌補，恢復了關於權利與義務的條款，但不能說很完善。

    這次修改，對黨員的義務寫得更高了。如：義務中的第一項「學習」，除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外，增加了「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學習科學文化和業務。」第二項，「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絕對不得假公濟私，損公利私」。第三項，「百折不撓地執行黨的決定，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完成黨的任務，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和國家的法律，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的秘密，堅決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第四項「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根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驗，這一項加進了「堅決反對派性，反對一切派別組織和小集團活動，反對陽奉陰違的兩而派行為和一切陰謀詭計。」第五項，「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歪曲事實真相；切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勇於揭露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支持好人好事，反對壞人壞事」。第六項。「密切聯繫群眾，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遇事同群眾商量，虛心聽取並及時向黨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幫助群眾提高覺悟，維護群眾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同過去的黨章相比，這一項加重了分量。第七項，"在生產、工作、學習和一切社會活動中起先鋒模範作用，帶頭維護社會秩序，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提倡共產主義道德。"第八項，"為了在保衛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難和危險的時刻挺身而出，英勇鬥爭，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黨員不但要履行義務，也享有權利。必須懂得如何正確地使用黨員權利。這一項比以前寫得更充分了。這就聯繫到「四人幫」垮台以後批「四人幫」時的一個問題，當時喬木找到了馬克思對權利和義務關係的論述，沒有權利的義務和不盡義務的權利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盡了義務也就應享受權利，要享有權利也必須盡義務。這從理論上，對黨員的權利和義務的修改提供了依據。我們也是遵循這一點修改的。新黨章不僅比張春橋主持起草的那個有了根本的變化，而且比十一大通過的黨章更加完善了。與黨員的義務一樣，黨員的權利也是八項：(一)"參加黨的有關會議，閱讀黨的有關文件，接受黨的培養和訓練"。(二)"在黨的會議上和黨的報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問題的討論"。（三）"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倡議，"（四）"在黨的會議上有根據地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向黨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法亂紀的事實，要求處分違法亂紀的黨員，要求罷免或撤換不稱職的幹部"。(五)"行使表決權、選舉權，有被選舉權"。(六)"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其他黨員可以為他作證和辨護。"(七)"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行的前提下，可以聲明保留，並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八)"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請求、申訴和控告，並要求有關組織給以負責的答覆"。這項內容，九大、十大、十一大的黨章都沒有。

    黨章修改草案中關於黨員權利的部分，是在充分考慮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員的權利遭到侵犯、甚至遭到踐踏的情況下起草的。這次修改，又專門寫了兩款：「任何一級黨的組織商至黨的中央機關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黨組織的負責人或任何其他黨員如果有不尊重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批評和教育；如果嚴重侵犯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受到紀律處分。」

    其三，這次黨章還增加了關於幹部的標準，即對於黨員幹部的要求，這次黨章作了六條規定。這是以往黨章所沒有的。在徵求意見時，有人提出，既然規定了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又何必再專列條款規定幹部標準呢？不如合併或取消。後來經過斟酌，認為還是留下的好。因為黨員和幹部終究有不同的標準。

    其四，關於黨內民主生活，新黨章也比過去提得好了。其中規定在黨的會議上，黨員有對各種問題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有權利批評黨的任何一級領導乃至中央領導，並有權向任何一級乃至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當然只是條文，實際執行不一定能真正做到。但提出這一條是一大進步：例如，在「文革」中，很多事情都可以稱之為反黨，包括對支部書記有意見，都可算為反黨，更不要說對中央領導幹部了。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給予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新黨章規定了：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有權利保留自己的意見。有權向上級申訴。關於紀檢問題，我們的草案是想由中央對下一級紀檢實行領導。在討論時，人們不贊成這種垂直領導，還是要實行同級黨委的領導。看來決定實行雙重領導。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黨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同時還增加了一個意思：即中央和省可對下級黨組織管理的問題，做出處分的決定。其中規定："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要經常對黨員進行遵守紀律的教育，作出關於維護黨紀的決定；檢查和處理黨的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令的比較重要或複雜的案件，決定或取消對這些案件中的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告和申訴。"另外，在"四人幫"時期，把有關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後備軍的內容刪掉了，這次重新恢復。

    這個黨章草案，在1982年9月召開的十二大正式通過。黨章通過之後，中央就把修改憲法的事提上日程了。這個工作是由彭真同志主持的，我沒有參與，喬木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做了許多工作。

   

三 參與制定中央關於幹部退休制度、廢除領導幹部職終身制的文件

    關於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鄧小平同志曾提出要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1979年7月29日，小平同志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的講話中就提出"我們將來要建立退休制度" ②。經過討論、醞釀，到1980年這個問題成熟了，由中央制定了一個關於幹部退休制度的文件，即4月23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決定》。這是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幹部職務終身制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關於幹部退休制度的文件也是由我們研究室搞的。由我主持起草、修改、定稿。初稿是由蘇沛起草的。陳雲提出，退休年齡分成兩類：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前，應該稱"離休"，解放后，稱"退休"。離休的保留原工資，還有工齡補貼，比在職時生活還好一點。區別離退休，成為這個文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點。離休幹部政治上保留原來的待遇，不能降低，生活上要做到比離休以前還從優。這個原則應該說是好的，但實際執行起來不一定盡如人願。



四 參與修改中宣部《關於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中宣部起草的這個關於宣傳工作的文件，送到中央，陳雲同志很重視。因為這時發生了波蘭團結工會鬧事、要把波共搞下去的事件。陳雲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結合波蘭的局勢，說了兩句很有名的話：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們根據波蘭的教訓和他這兩句話的意思。對中宣部文件進行修改，修改的地方還不少。

    正式文件於1980年9月19日中央轉發下發。發下去以後，遇到了一個關於自發組織的問題。那時周揚已到中宣部當副部長。他主張要給這些自發組織以合法地位。據林默涵說，在文代會上周揚還提出：自發組織應成為文代會的團體會員。由於林默涵、劉白羽等反對。才沒有搞成。後來，根據小平、陳雲同志的指示，胡喬木起草了一個維護社會安定、保障經濟調整暫行條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可是書記處討論時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喬木不同意書記處的意見，於1981年1月24日給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彭真寫信說，如果採取制定"結社法"、"出版法"一類的辦法來對付非法組織、非法刊物，要求他們登記，很可能被這些反黨分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陳雲見了這封信之後，把我和喬木找去，對我們講：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非法地位，禁止它們活動。後來，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這是十二大之前的重要事情。


五 協助鄧小平起草《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稿

    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這篇講話稿，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件。其要點和問題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州己處研究室滕文生、鄭惠、衛建林參加。

    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裡，跟我講了這篇講話的一些要點，然後回來起草。反來複去修改，確實用了心思。

    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幾點：一是反對封建主義殘餘。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當初李維漢同志找小平，說：毛、劉、周、朱，他們政治上反封建很徹底，但在思想上都免不了孔孟思想殘餘的影響，肅清封建主義殘餘的任務，他們未能完成，現在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希望你能完成這個任務。小平同志聽了這個話很高興。在這以前，聽說鄧小平對李維漢很反感。這次談話以後，鄧小平對李維漢的印象變了：後來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究竟是以批判封建主義為主，還是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為主？

    這時，發生了這麼一件事：華國鋒在總政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興無滅資」。於是，總政對內對外都宣傳這個口號。我們看到他們重提「興無滅資」，不贊成，因為這是「文革」時期流行的口號。在有些場合我們批評了這個口號。結果韋國清(當時任總政主任)生氣了，在軍隊內部說：鄧力群反對"興無滅資"，我們在部隊里宣傳"興無滅資"是報告鄧小平同志得到同意的。韋國清後來也對鄧小平講了這件事。所以，在小平同志這篇講話中，談到關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時說，總政提出"興無滅資"，這個文件我看過，當時沒有注意到這個文件有不妥之處，現在看來應該承認這是個缺陷。這是一個插曲。後來的處理是：封建主義要批判，資本主義也要批判，究竟什麼是批判重點，則要看不同的時間、地點、問題、部門來決定。在修改鄧小平這篇報告的過程中，小平同志說：封建主義的影響在黨內主要是家長制，毛澤東同志的家長制，毛受封建主義的影響表現在他在黨內實行家長制，走向個人獨斷。在這個方面，為表達好這個意思，我們用了一番心思。鄧小平講：不是不要集中，問題在於過分。小平同志這樣說，當然是對的。可是，一個人，即使是一個偉大人物，要完全實踐自己的言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給官僚主義畫像這一段，我們也很用了一點心思。現在來看，這個像畫得比較好。當然要克服這樣的官僚主義，也不容易，很難。

    鄧小平還提出一個重要思想，我們的國家是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表現在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表現在三方面：經濟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最主要的表現；政治上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組織上有利於培養適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人才，發現和破格使用這些人才。

    這個稿子寫好后，喬木又做了修改。喬木加了個總的帽子，講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對鄧小平提出的在經濟上、政治上、組織上三個方面主要應當實現什麼樣的要求，加以發揮，寫了一段活：「我們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而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講了這兩段話后指出："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應該說喬木改得很好。

    對於應該改革什麼，具體的意見，都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如，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成立過渡機構——顧委；國務院系統應有自己獨立的工作系統，不要事事問黨中央。小平同志的這些意見都很好。過去，包括國家機關的工作，都要由黨中央下命令，然後省委、地委照此辦理。從那以後，國務院的事自己處理，寫文件，不由黨中央出面了。

    關於企業的領導制度當時設想了幾種方案。如管理委員會下面的廠長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要改變目前一切由黨委說了算的做法，要加強廠長的責任。廠長負責制的幾種方案要根據情況而定，這些提法，思路比較寬，不拘一格。在鄧的這篇講話中，原來有廠長負責制那麼一段：後來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和經委袁寶華到下面去搞試點，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成廠長負責制，搞試點的結果是大家都不贊成。因此，此文第一次公開發表時，把廠長負責制這段刪掉了。後來，彭真抓廠長負責制，搞了「三加強」，即加強黨委領導，加強廠長負責，加強職代會的作用，才把原來講的那段話重新恢復了。

    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的下台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我們當時沒領會到這點。從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沒和我們講。這篇講話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喬木進行修改。喬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門談話。他的修改，不是從文字到文字，而是從內容上做了很好的補充、解釋。這種做法不錯。

    這篇講話當時是由華國鋒領導的政治局通過的。華國鋒看沒看出講話的實質，不得而知。其他人對此只是當做一種專論來對待，反應也不敏銳、不強烈，這裡的內容與現實有什麼關係？究竟要解決什麼大問題？好像沒有人發表這方面的意見。過了若干年，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趙紫陽抓這件事，胡耀邦也抓這件事，才對這篇講話予以重視，成為他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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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2
六 準備鄧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還有一篇特別值得提出的重要講話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12月16日會議開始時，陳雲同志講了一篇話《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12月25日會議最後一天，鄧小平同志也講了一篇話，表示"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提出"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的中心是"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篇講話收進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標題也就是《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這個講話是小平同志要我幫他準備的，我組織了一些人來搞，最後也經過喬木修改。喬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種精神，即："要教育全黨同志發揚大公無私、服從大局、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精神，。堅持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

    這是「鄧陳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誌。在三中全會以前，「鄧陳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陳支持鄧出來工作，鄧支持陳恢復了副主席的職務。鄧陳配合合作，批評「兩個凡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此後，「鄧陳合作」主要在經濟工作方面。1979年，陳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其中"調整"是關鍵。這時鄧對陳提出的調整方針，給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經過爭論，總算通過了調整方針。在實際工作中，有的部門和地方貫徹了，但從全國來講，調整方針貫徹不得力，問題並未解決。到1980年11月底先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接著1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陳雲講了一篇活《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鄧小平講了一篇話，就是《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趙紫陽、胡耀邦他們完全贊成。從此之後，三中全會以後的比例失調的調整問題才真正得到解決。到1981年，經濟才開始正常發展。所以，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工作上，鄧是支持陳的。可以說，從粉碎"四人幫"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這四年裡鄧和陳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制定和實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七 個體、私營經濟的出現和我的態度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經濟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突出問題，在城市就是就業問題，而且越來越嚴重。在那時，國有企業的富餘人員有20％一30％。而每年還有新生勞力幾百萬，很難安置。當時批"文革"、批"四人幫"，面臨的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下鄉知青1700萬人的回城安置問題。他們都是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現在否定"文革"，批評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鄉問題。在北京，對上山下鄉，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遠，他說上山下鄉是歷史的反動，而且還提出理論根據：歷史的進程是把農村中日益增多的勞動力(農民)逐漸轉成工人，而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把城裡的人趕到農村去，農村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歷史的反動。在這種思想影響下，領導失去了控制，於是知青不斷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來遊行、請願，上海青年也從新疆回上海請願，還出了幾個頭頭，打出一些橫幅，說毛澤東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們卧軌、堵火車，要到北京請願。生產秩序、社會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攪亂了，成為當時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面對當時這種情況，我們研究室也感到問題嚴重，不正視、不解決不行。因此經常和勞動部門的康永和交換意見。勞動部門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進行培訓，然後幫他們介紹和安排工作。勞動部系統還創辦了勞動服務公司。因為國營企業安置不了那麼多人，我們建議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並且想辦法發展集體經濟來吸收勞動力。當時也確實有很多清規戒律，如有的集體經濟不但沒有勞保、醫療，他們的工資還低於國有經濟。

    在和勞動部門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我在有的場合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認為主要是要發展集體企業，同時也要允許個體企業存在、發展，要允許這些企業工資高於國有企業。因為很多安置在集體企業的人不安心，工資少，勞保、醫療待遇較差或沒有，都希望企業升級。而事實上，搞企業升級是不可能的。

    隨著農村包產到戶的出現，我也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並轉發了有關雙包到戶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縣搞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們書記處研究室送給鄧小平同志的。鄧小平在5月31日發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時，肯定了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風陽縣的大包干。

    隨著包產到戶的推廣和貫徹，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專業戶，重點戶，紛紛出現。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現，到了1980年就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當時不開放個體經濟不行了。問題在於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的同時，要引導他們向合作經濟發展，這個工作沒做，是個缺陷。但在那時即使制定了這樣的政策，也實行不了，個體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勢不可擋。而要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就勢必發生階級分化。私營經濟就是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也是必然會產生的。

    我當時對私營經濟和僱工剝削的出現，並不持反對態度，而是主張對這個問題要進行調查研究，了解這個東西出來以後會產生什麼新問題，新問題出現后，領導上要幫助解決些什麼問題。我所關注的是這方面的內容。而趙紫陽、胡耀邦、萬里就是主張放，放手讓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發展。我提出要做調查研究，胡耀邦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們做了一點調查研究，卻被認為是錯誤的。我們曾經想召開全國各省市研究室主任會議，一起來研究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情況，研究出現的新問題，商討如何做調研，出了些簡報。胡耀邦看了這些簡報，說，如果這個會議一開，就是給下面一個暗示，中央的政策要變。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對於私營和個體經濟的態度就是上面所說的。對包產到戶，接觸了許多材料后，我堅持兩條：一是堅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關注生產責任制的多種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聯產責任制。對於前一條，情況比較好，因為實踐證明這一條不可動搖；對於后一條呢，包括後來多種形式的發展，沒有引起更多的重視。我想，這與全黨愛颳風有關，一旦一個東西被肯定，不管條件適合與否都照搬。如果當時能了解清楚生產責任制有多種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製成份，那就可能會出現在的情況要好一些。


八 城市改革的兩類試點

    關於城市改革，書記處研究室和經委袁寶華進行了兩類試點。一類是廠長負責制的試點，在東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個企業。當時想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為廠長負責制，但試點的結果是沒有人贊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黨委集體領導，就沒有地方掛鉤了，脫鉤了。例如在過去，由市委、區委來領導廠黨委，國家和黨中央的政策經過各級黨委到了基層了；以後工廠取消了黨委，由廠長負責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由誰來管我們啊。這就發生了問題，試驗的結果得出一致的結論：不贊成。這樣，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那段關於廠長負責制的話，在發表前就只好刪掉了。

    另一類試點是由訪美后引發的。1979年訪美，我們發現儘管他們所得稅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這些地方比他們還高)，但企業交了所得稅後，終究還有部分盈利，數量還不小，可用於擴大再生產。了解了這個情況后，回來后就考慮到我們的統收統支體系，連折舊費都統收，更新改造也都統一支出，這個辦法有問題，太死了。回來后，就和經委袁寶華那裡一起試驗利改稅。同時和財政部吳波商量，他們在柳州全市實行利改稅。這些試點證明效果是好的。這就為後來利改稅，改變統收統支的辦法做了準備，起了好作用。


九 為企業生產經營制度改革培訓幹部

    訪日(1978年10月到11月)、訪美以後，就考慮到我們企業的生產經營制度改革的問題。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統收統支，一個是企業只管生產不管經營。那時從中央到地方有一個強大的批發系統。每個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由這個批發系統收購，甚至調撥，然後批發系統轉向零售。批發系統成為中間環節。工廠生產出產品，交給批發系統，它的任務就完成了。究竟這個產品或商品到了消費者那裡有什麼反映，工廠可以不管。這樣一對照，我們感到這個制度不改不行。工廠不但要管生產也要管經營，不但要管生產過程，也要參與流通過程。上述訪問及經驗對我們企業的改造起了積極的作用。我們從日本回來，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委員會，接著又成立了企業管理協會，為了研究這方面問題，推廣有關的經驗，經委組織了幹部輪訓班。介紹國際經驗，並結合我們自己的經驗。商量我們哪些工作可以改進，哪些經驗可以吸收。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級，輪訓了一遍，然後擴大到企業和廠長。幾年一直堅持這樣干。辦廠長輪訓班這是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以後最有成績的一項工作。一些大廠廠長都參加了這樣的輪訓班和學習班。

    結合這樣的學習和討論，書記處研究室編出了兩本東西，一本是《陳雲文稿》——那時只從解放后編到1956年，以後又編了1956年至1962年的；還有一本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的摘編本《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這在前面已經說到。兩本書同時在參加企業管理協會輪訓班的幹部中進行學習和討論，起了很好的作用。國外的經驗有了，我們自己的經驗也有了，又有了理論的指導，對再生產過程是怎麼回事，應注意些什麼問題，對各種平衡關係，如陳雲同志的四大平衡，馬克思的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資料生產要達到平衡，應該怎麼看待，怎麼處理，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十 宣講《陳雲同志文稿選編》

    在這個基礎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黨校講了四次，總的題目是"學習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介紹和學習《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年一1962年)》。講的題目有：《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在安排好生產的基礎上安排基本建設》、《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計劃工作和綜合平衡》、《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出了一本小冊子《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編文集時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後一部分，③上舉五個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進了《鄧力群文集》。

    講過以後，我聽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們辦了一個宣傳部門干訓班，聽了我講的課，于光遠聽到一些學員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見。但他的意見究竟是什麼，我也沒問。另一個反映是：不知什麼人向薄老謊報軍情，說我在宣傳陳雲著作時，稱讚陳雲，批評薄一波。薄一波對此很重視，特地把我在黨校的那個講稿拿去看了，發現根本沒有這回事。

    還有人反映到鄧小平同志那裡，說我在中央黨校宣傳陳雲思想。為此，在一次小會上，小平同志對姚依林同志講：聽說鄧力群在黨校講課，說要學習陳雲思想，這不對嘛，學習仍應是毛澤東思想嘛。他讓姚依林轉告我，以後再不要這樣提了。小平同志還說：我本人還要和鄧力群講，以後不要再講陳雲思想。實際上，我根本沒講陳雲思想，不知是什麼人傳到小平同志那裡去了。

    不過，從我的講話中看得出來，認為經濟工作搞得好的是陳雲同志，這是確實的。我講到：經濟一遇到困難，毛主席就把他請來；困難一過去，又讓他靠邊站。

    吳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說我在講話中說：陳雲掌握了經濟規律，毛澤東不懂經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吳江說，他建議我在整理講話記錄稿時把這個意思刪掉。吳江還說，我接受了他的意見，把有關的意思刪掉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給我提出過那樣的意見，我也沒有刪掉我認為陳雲同志經濟搞得好的那些話。

   

十一 擁護、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當總書記、黨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擁護的。我也盡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給他一些幫助。這就要說到1980年前一兩年的事。那時，話劇《女賊》、《假如我是真的》這兩個戲不是很受"歡迎"嗎？這兩個戲的傾向是不好的。後來，召開一個劇本座談會，胡耀邦要在這個會上發表意見，他找到我，讓我幫助他準備稿子。我專門組織研究室的同志，把馬克思他們論述流氓無產者的文章、觀點收集起來，供他參考。馬克思他們的主要觀點是：革命以前，我們不能依靠流氓無產者，革命成功以後，更不能崇拜、宣揚這些人。耀邦同志認為這點對他有幫助。後來，他在這個座談會上的講話反映不錯。

    耀邦同志很熱心搞經濟，而且很想搞得高一點、快一點，因此他就要批評妨礙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張。他有一次和我交換意見，他說：在計劃工作里的綜合部門有一種觀點必須批判，即消極平衡論，應該主張積極平衡論。我聽到這個意見之後，就和他講：你這個意見，不是新意見。實際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陳雲同志爭論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陳雲是消極平衡論，毛主席自己主張積極平衡淪。胡聽到這個話后，噢了一聲，很驚訝，他不知道此事。這不奇怪，因為他那時沒有接觸過經濟工作。我又說：「大躍進"運動之後，毛主席已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了。其實陳雲同志的平衡論也不是消極平衡論，而是考慮："到底是以短線平衡，還是以長線平衡？"按著長線去平衡，怎麼也平衡不了。按著短線平衡也不是消極平衡，認定了某幾種產品是短線，如實地了解這些情況之後，還是要採取積極的辦法，例如鋼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線，了解了之後，還要採取積極的態度去增加生產，只要有可能，就儘可能多生產。這是一個表現。另一個，除了自己增加生產外，還可以考慮增加進口。能進口多少。就進口多少。這不又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和做法嗎！在採取了這些積極的做法之後，來平衡我們的各種產品和部門。這樣做之後，我們有些長線東西，就富餘出來了，等到下次有條件還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說：陳雲同志的短線平衡是這樣一個意思，把它當做消極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還向耀邦介紹了恩格斯的哲學論述，其內容大體是整個天體是平衡的，相對來講是靜止的，而實際上平衡中間有很多不平衡，靜止中間有很多運動。我請他看看這些有關的論述。後來有一次他對我說：在這個問題上你對我的幫助很好，是原則性的幫助。

    耀邦同志熱衷於生產目的的討論，和于光遠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窩也批了，把大慶的頭頂青天、腳踏草原，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也批了。後來，我向他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生產目的的討論當然應該搞，應該搞清楚生產目的，但不能這麼搞嘛。

    還有一件事，1980年搞經濟特區，開了第一次經濟特區工作座談會。會前他和我交換意見，說他準備在會上講話。我向他建議：在發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那篇講話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沒搞起來之前，主要是要批評、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來之後就要注意右的傾向。我向他講，毛主席那時的經驗，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有指導意義。後來他在會上作了一篇講話，主題是：要做一個堅定、清醒、有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這篇講話應該說講得不錯。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對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是很好的，我們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問題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氣地向他指出來。他在任總書記之前是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叫我去做副教務長，找我談話，我沒有同意。他認為我是不願意做汪東興的部下，所以不願意去。當了總書記以後，他不想再當中央黨校校長，找宋任窮，宋不願意。有一次開會，我提出王震可以當，後來報告了陳雲，陳雲同意，同時提議讓蔣南翔當副校長，協助王震。他們倆合作得很好。陳雲寫信給蔣，要求蔣"把我們的黨校要辦成像廣東黃埔軍校那樣」。中央黨校辦了《理論動態》，吳江協助，發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談關於解放幹部的問題。胡耀邦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衛局長問：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嗎？胡耀邦說，只要錯了統統解放。

    1980年，我發現有糖尿病，住院檢查，先念同志來看我，耀邦同志也來看我。他一進門，我說：你怎麼也來了。他說：別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鄧有病，我不能不來看。那說的是真話。他這番話，說明我們之間的關係確是好的，那不是應付的，是真誠的。因為我擁護他當總書記，幫助他考慮一些問題，幫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講了話，作了整理，都讓我和喬木看看。我們也一直是積極地幫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採納我們的意見進行修正和補充的。這種關係一直到他被免除總書記職務。說我要把他拱倒，這是沒有的事，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但我們之間有不同意見，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後來愈尖銳。


十二 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給少奇同志平反、恢複名譽。我寫了一篇為《修養》翻案的文章：《真理的聲音是窒息不了的--駁<《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發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報》，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這篇文章在當時的影響還不小，反映也還好。我寫這篇文章很主動，很有寫作激情。一是對少奇同志本人受到這麼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對《修養》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運，感到不平；三是對王力、關鋒對《修養》的前後變臉很生氣。當時少奇同志編《文選》，我親自聽到他們兩人不止二次稱讚《修養》：王力是這樣的，關鋒也是這樣。關鋒是搞中國古代哲學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還替劉少奇辯護，說《修養》引用孔孟的話是經過少奇同志改造了的，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們不止一次這麼講。"文革"一來，聽到毛主席要批判《修養》，他們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覺得他們這種作法無非是為了自己，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對這種為了個人私利，翻臉不認人的行為，很生氣。所以我當時不是因為少奇平反了，可以寫這樣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內心創作的衝動吧。這裡面也聯繫到對毛主席的印象。因為在延安時，把《修養》選成整風文獻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見，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見。怎麼到了"文革"一來，就完全變了，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我很不理解。這個命題當然不是毛主席的，是關鋒他們擬的，傳出來是講《修養》不講階級鬥爭。我聽到以後，就常常想這個問題。那時不是早請示、晚彙報嘛，要背誦老三篇嘛，幾乎每次背誦時，我都要發生一種懷疑：老三篇也沒講階級鬥爭啊，卻每天都要背誦；而那個《修養》沒講階級鬥爭就被說成是背叛。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麼引起毛主席批《修養》呢？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最初的《修養》中，引列寧《左派幼稚病》時，刪掉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話，那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那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寫過批駁無產階級專政的話。1962年對《修養》重新修改定稿時，沒有人想起把這些當時刪掉的話加上。對此，我們這些人是有責任的。修改、定稿后，當時吳冷西當《人民日報》總編輯，搶著登。我想，這可能會成為觸動毛主席的因素。因為當時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修養》卻反其道而行之。除此之外，找不到什麼理由，因為《修養》是整風時毛主席親自選中作為整風文獻的。因為有上面說的這一條，毛主席就可以說，過去民主革命時，可以容忍啊，現在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又重提階級鬥爭，你這時再版，還是把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話砍掉，是什麼意思？是故意和我作對嘛。當然這裡說的是我的一種推測。批劉可以批其他的嘛，為什麼要找自己肯定的來批，又批得那麼厲害。我覺得過分了。因為有這種激情，有這種創作的衝動，所以，《真理的聲音是窒息不了的--駁(《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不是一篇應景文章，現在來看也還站得住。


十三 一篇別具一格的悼詞

    我在田家英追悼會上致的悼詞，是一篇別具一格的悼詞。悼詞中，敘述、悼念田家英的好處、優點是如實的，同時在悼詞中也指出、批評他的缺點。這是以前的悼詞中沒有過的，以後的悼詞也沒有發現這樣寫。送給胡耀邦看，他把批評田家英的文字還加重了一點，他對這篇悼詞很欣賞。宋任窮看了也很稱讚，他說：所有的悼詞都說好，只有這個悼詞也說不好。後來還叫衛建林就這一點寫了一篇評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想提倡一下悼詞、生平不要說得太滿，不要只說好話，更不要說假話，同時也說點不好聽的話，批評的話，當然也得是善意的，要與人為善來進行批評。但實際上沒有起到這個作用，也無法起到這個作用。在這點上，他的家屬能夠接受，這很不容易。章蘊老大姐還對董邊說：寫悼詞怎麼還寫批評啊。董邊思想境界高，她同意、並接受了這篇悼詞。

    註釋：

    ①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O月版，第291頁至第293頁。

    ②鄧小平：《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93頁。

    ③第一部分題為："陳雲同志是我國經濟工作的傑出領導者"；最後一部分題為："陳雲同志是實事求是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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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3
一九八一年的兩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講《歷史決議》

    1981年，我主要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講《歷史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趙紫陽的政府工作報告。

    先講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歷史決議，是從1980年延續下來的，一直進行著討論、修改，費了很多心思，直到這次全會通過。鄧小平在29日的閉幕會上作了比較高的評價。他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還說："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六中全會通過這個《歷史決議》稿以後，還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到這時，可以說華的問題已完全解決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任務全部完成。

    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我的事情就是到處演講。講剛通過的《歷史決議》和會議精神。關於《歷史決議》，在全會中間，我在西南組講過一次，反映較好。六中全會秘書組立即把它列為「六中全會參閱文件八」，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全會結束之後，我在中央黨校系統地做了一次介紹，又在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上做了介紹，又在團中央講了一次，又在黨史徵集委員會回答了幾個問題。6月21日至7月30日，專門到河北演講。組織了一個班子，其中有吳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這是胡耀邦給的任務。

    那個時候，河北省兩個省委書記(第一書記金明和第二書記江一真)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勢同水火，各把一攤，誰也不服誰。他們那裡從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誰也不讓誰。胡耀邦給我的任務是：把《歷史決議》的精神傳達給他們，不必去介入他們的內部爭論，用《歷史決議》的精神幫助他們達到思想上的統一。

    我們到河北之後，了解了一些情況。聽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數幹部對鄧小平不滿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社會上、在省里出現「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數省委幹部認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鄧小平。了解了這個情況，我們就分頭宣講《歷史決議》，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我在省直機關傳達，袁木在石家莊市，吳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個地委都有人去。我們都有共同的提綱，帶的材料也比較多。我講的次數最多，連續講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後來又回答了一-次問題。河北省錄音整理得很好，幾乎是一字不漏，大約有7萬字。現在再來講，也講不了那麼仔細、實在和準確了。因為那時剛親身經歷過，參與了起草和討論。

    講的內容大致如下：首先講中央的人事變動。華為何要下來，用事實說話，華不下來不行。然後講《決議》起草的指導思想。針對下部思想狀況，著重地、有針對性地回答：究竟鄧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後台。原原本本地講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的十六七次談話、講話。他對《決議》的寫法提出三條原則，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說：「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闡述、發揮，對各種模糊認識和反對意見，反覆進行嚴肅而又耐心的說服教育，自始至終都堅定不移，毫不動搖。用這個說明鄧小平同志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這樣講，很解決問題。

    講過總的指導思想后，又分段介紹了《決議》的內容。最後是由他們在聽完以後提出一些問題，我逐一作回答。這些內容整理成兩篇文章：《中央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指導思想》、《問題和回答(六則)》，已編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這些講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據大家提出的問題，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語言和說法來講，來進行回答的。這兩篇東西同介紹鄧、陳指導起草歷史決議的那個材料比，更能體現我的認識，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個材料是傳達性的，作為研究歷史有參考價值。這兩篇東西是講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從中也可以看出，《歷史決議》發表以後，幹部中間有些什麼疑問。

    從河北回來以後，我形成了一個想法，同耀邦同志談了。我說：在幹部裡面，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搞非毛化，這種看法影響很大，要用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河北和石家莊的經驗表明，把鄧小平的歷次講話、論述、包括答記者問，原原本本地給幹部擺出來，這樣最解決問題。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於是，著手做了幾件事。

    第一，總政把我引證的鄧小平講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的十多次講話，都整理出來，經我看過後，印發軍隊，作為學習《決議》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文件。

    第二，由喬木同志負責，著手編輯《鄧小平文選》。這件事情也是我從河北回來后首先提出的。報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開始工作。後來，編選工作交給了文獻研究室，選文、編目、修訂多次，並經過他本人審閱。

    第三，我們書記處研究室主編了一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經文獻研究室核對以後印了出來。編這幾本書，在那一段時期里，對黨的思想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件大事，是為趙紫陽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1980年2月，中央全會增選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趙替代華國鋒當總理，趙便調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1980、1981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報告是姚依林做的，趙沒有做。到了1981年，趙當總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會亮相了，這次會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報告了。這個報告，由我負責組織人起草。

    1 胡喬木對精神文明建設部分作了修改

    我們採取了流水作業的方法。第一輪，由國務院研究室袁木、計委研究室王忍之組織幾個人搞出一個稿子，把上屆人大以來，主要是趙紫陽當總理以後講過的一些意見，陳雲講過的意見(這一年多裡面中央主要是陳雲講得多，鄧講得不多，先念也講得不多)，還有國家計委在編製和執行國家計劃中問遇到的問題、醞釀的意見，綜合起來寫一個稿子。寫好一部分就送給我，我就組織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幾個人，請他們搞第二遍。我們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給林澗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來，我又同梅行、馬洪和王忍之從頭到尾改一遍，然後再交給林澗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後用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把稿子搞出來了。然後交給那時在杭州的喬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喬木對有關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改，他主要是對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調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設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為文化建設，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藝術、衛生、體育事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一部分為思想建設，包括政治思想和倫理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水平。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這一方面的問題正在更加突出，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我們的社會成員愈來愈廣泛地樹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道德風尚和勞動態度，樹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樹立自覺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堅持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祖國。

    這個稿子與葉帥國慶30周年講話比較，大大前進了一步。1979年葉帥講話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概念。他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列為重要議題討論。鄧小平在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概括為兩個基本內容："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係。"這是一個進步。

    到了十二大，對於精神文明建設的闡述又進了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的新論斷，形成了關於兩個文明關係的新看法：「物質文明的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基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的建設不但起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保證它的正確的發展方向。兩種文明的建設，互為條件，又互為目的。」至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涵得到基本確定和全面闡述。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事。可是到了1986年，胡耀邦在講精神文明建設時，就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刪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設的重點搞成是公共道德。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對十二大的一個大倒退。這個問題，後面再細說。

    喬木的稿子回來后，我們又稍稍做了些調整，其間每個稿子都送給了趙紫陽。可以說，從頭至尾，一直到他講，他沒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話。當然，由他講出來，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見。這個報告可以說是趙的就職演說吧。

    2 重點和中心是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

    當時已提出到本世紀末要翻兩番——這好像是鄧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礎——這是陳雲提出的，即把各種比例關係調整好，以便為後十年做好準備。也有一種說法是：前十年打基礎，后十年起飛或騰飛。這個報告的重點和中心是講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共十條。這十條在今天來看，也是站得住的，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十條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條，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原來不是講加快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嗎？這時加上了科學，後來變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

    第二條，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在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以農輕重為序，這就把三者的關係說清楚了。

    第三條，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這個問題)，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指出能源、交通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我國國民經濟今後能不能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能不能出現一個新的發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源、交通問題能否得到恰當的解決。

    第四條，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過去，擴大再生產主要靠建設新廠，這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時期是必要的。現在已經有了幾十萬個工業交通企業，今後擴大再生產必須主要靠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不要一股勁地搞外延性的增長。

    第五條，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面整頓和必要的改組。為了發掘現有企業的潛力，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財政收人。必須整頓和完善經濟責任制，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整頓勞動組織；加強勞動紀律，嚴格執行獎懲制度；整頓財政紀律，健全財會制度。這是特別要做好的幾項工作。

    第六條，講究聚財、生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增產節資的潛力是很大的，事在人為嘛！

    第七條，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們要利用兩種資源，首先是國內資源，其次是國際資源；開拓兩個市場，首先是國內市場，其次是國際市場；學會兩套本領，一是管理國內經濟的本領，二是開展對外經濟貿易的本領。這是胡耀邦在他的對外貿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條，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制，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我們按照服從調整、促進調整、配合調整的要求，在農業、工業、財貿等領域，在所有制形式、計劃管理形式、經營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條，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帶根本性的建設。我們的教育、科學的發展還是很落後的，教育、科學和國民經濟其它部門之間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四個現代化就無法實現。

    第十條，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持續地提高社會生產力，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總的來說，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處理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關係時，首先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這是今後必須堅持的原則。

    3 胡趙分歧與鄧陳合作

    在這個報告以後，或者是在這個報告期間，胡耀邦陸陸續續地找各個部委談話。也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他的談話精神和趙的報告是兩個調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趙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分歧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胡一直這樣繼續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會上講了這樣一個道理：我們這些人幹不了幾年了，要用這幾年多於點事，多承擔點責任，以便為下面接班的人——他點名講是胡啟立，少留點包袱。我們給他們背起來，他們接班時就少點包袱。而不要採取相反的方式，我們能幹的也不幹，或者能幹的也不多干，結果使他們乾的時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趙紫陽做政府工作報告前後，特別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報告了，此時爭論明朗化。表現在胡耀邦與喬木起草小組的爭論上。本來這個報告要與趙的報告銜接起來，胡耀邦就說：你們這個報告是以效益壓速度。胡主張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從1977年至1984年這一段工作搞得好，鄧小平、陳雲的配合合作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起草《決議》和解決華的問題，以及逐步解除華的權力，要趙接替華的總理職務，要胡耀邦接替華的主席職務，鄧接替華的軍委主席職務。在這些問題上，鄧、陳合作得很好，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在解決華的問題上，他們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還說到：在解決華的問題時，胡耀邦稍微客氣些，還想給華在領導集體中保留一個位置(十一屆六中全會時華保留副主席位置)，鄧、陳不同意。在調整問題上，1980年直至1981年鄧是支持陳的。到了1983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在1980年調整以後，經濟增長指標定在3-4％，所謂"保四爭五"，後來都完成了，而且超額比較多，實際到了7-8％。到了1983年，鄧小平就說：老是這樣，指標定得很低，超額完成那麼大的幅度，這樣不好。這樣，鄧就有點回過頭來對"保四爭五"的指標有所懷疑了。這個東西出來以後，我和房維中對鄧1983年的這個講話做了一點文字上的調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調整銜接起來，不致互相矛盾。從這以後，鄧、陳的矛盾就逐步顯露出來。最主要的差別是：一個急於求成，一個穩步前進。愈到後來，愈加明顯。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講的兩件大事，1981年處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參與解決民族矛盾問題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裡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后，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麼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麼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裡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裡，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麼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採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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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3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當然啦，在"文革"期間，在內蒙地區搞內人黨確實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這類"左"的危害，可能給他的印象太深。於是就要糾正，就要撥亂反正，而其他的問題就都不放在腦子裡，結果就出了問題。後來在西藏問題的座談會上，他也多次強調反"右"。說明接受了教訓。

    2 批《苦戀》和反對錯誤思想傾向

    當時，在文藝界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出現了一些歪曲歷史和現實、醜化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被拍成了電影《太陽和人》，準備在全國上映。《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這件事招來了不小的風波，國內外有些人借題發揮，歪曲批評真相。國內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戀》，反而熱衷於批軍報的文章，寫信給《苦戀》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揚和作協、文聯的人對批《苦戀》也不滿。後來，經過做工作和說服教育，作協才算寫了批《苦戀》的文章。

    鄧小平對《苦戀》很不滿意，他親自看了電影，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小平同志說："六中全會以前，總政提出了批評《苦戀》的問題。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採取措施。倒是一個女學生給校黨委寫了一一封信，批評了我們思想戰線上軟弱無力的現象。"還說："那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以後，有一部分學生說，這樣下去要亡國的。他和我們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裡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別吹捧這個電影，胡耀邦也支持這個電影。於是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以往是批「左」為主，現在以什麼為主，反「左」還是反右？這是實際工作中提出的問題。鄧小平同意黃克誠的意見：不要搞什麼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實事求是。

    鄧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這一篇談話的記錄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調整，內容沒有增減。又給胡喬木改了一遍。這篇講話標題是《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活》，收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我們在社科院時，經濟所、哲學所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在過渡時期完了以後，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原來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現在看來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兩次講話，把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國和《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社會主義相比。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到《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主義，中國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就中國的現實生活而言，搞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強凋只有在生產社會化的經濟基礎上，才有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槍杆子里可以出政權，但槍杆子里出不了社會主義制度；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應從這種角度來考慮過渡時期的問題。王惠德非常尖銳地提出：從建國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應該使其進一步發展。從我們取得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那一天起，就進人了過渡時期，實踐檢驗表明，一度想把資本主義消滅，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好處。他提出的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調子就是：拿《哥達綱領批判》的框架來衡量現實的中國社會主義，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用這種理論來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直至1980年的這一段的歷史進程。這種論調沒有考慮到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走的蘇紹智也是這樣一個觀點。到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的說法和論調就更厲害了。

    研究室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書記處，書記處回答說：這個問題值得重視、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來對此做出回答。這個問題，便是在今天的現實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農村發展研究組

    恢復高考以後，一批下鄉知識青年考上了大學，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學習期間，他們還互相聯繫。其間，調回來的陳一咨，起了一定的紐帶作用。他和這批人比較熟，平常也有來往。他向我反映，從農村回來的這些青年，大學畢業以後還想做農村工作，為農民服務。因此便考慮，在這些人先後畢業之後，可以把他們聚集起來，成立一個組織，繼續調研農村工作問題。後來搞了個文件，要成立一個農村發展研究組，放在社科院農業經濟所，書記處研究室和這個組發生一定的聯繫，給他們一些調研上的方便，同時對他們搞的調研材料及時收集、整理並上報。這個決定提交給書記處討論，原來是想把儘可能多的人收集到這個組裡。討論時趙紫陽提出：國務院的各個部門也應該吸收這樣一些人，這些部門能有這樣的新鮮血液是有好處的，對於他們來講，能夠參加一些部門工作，可使接觸面更寬一些。這是書記處的一個議題，後來形成了一個決定，即書記處1982年2月25日決定。我和這個研究組在1981年春節有一個專門的談話，這個談話在現在來看仍然站得住。

    這個研究組的看法，和當時全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都是講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但後來只是調研包產到戶、家庭承包這一種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個，還強調了包產到戶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的，不能只講包產到戶，不講土地公有。杜潤生後來加了個"主要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這一條是個基礎。開始時，農民想回過去搞單幹，搞過的地方，實際證明也搞不通，又回過來搞土地公有。這一條在搞包產到戶的幾年裡可是重要啊，沒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風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現在是什麼樣子，就很難說了。實際上，農民在搞的過程中也發現土地分了搞不下去，還得回到上地公有。在農村發展研究組存在的期間，在這個問題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趙紫陽、萬里、杜潤生都很重視這個組的調研。後來這個組發生了分化。

    5 對婦聯工作的一個建議

    宋任窮同志要我幫他管管婦聯的工作。我提了個建議：婦聯應把兒童的工作作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來。從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學畢業。在這個範圍里的兒童各方面工作都應納人婦聯工作。我還就此講了一番道理，社會生產中，有物質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培養後代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我還介紹了一點訪問日本得到的認識。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親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裡。雖然這些母親很多都是高等學校畢業的，但她們也不願丟下孩子到社會上去工作。這樣，一個高等學校畢業的母親，知道怎麼管孩子，對兒童成長起了很好的作用。兒童的教育，不僅要有社會的、學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這主要靠母親。我對此講了一篇道理，我現在覺得還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國省、市、自治區辦公廳主任會議上講文件處理和行政後勤工作

    中央辦公廳召開了全國省、市、自治區辦公廳主任會議，我作為中辦副主任，講了兩次話。一次講如何幫助中央處理文件，一次講行政後勤工作的意義，糾正了一個不正確的觀點：行政後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講：按我們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後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員，這些人反過來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員。為人民服務不是單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為人民服務，另一部分人不為人民服務，而是我為你們服務，你們也為我服務。同時，我也講了後勤工作的社會意義，以及要逐步把後勤工作社會化。並同當時開始知道的第三產業作了比較，說這個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後勤工作、第三產業的人日益增多，當時日本的從業人員中這部分人已佔到50％還多。

    7 協助經委建立職工教育委員會

    當時和國家經委袁寶華那裡的工作聯繫比較密切，經多次商量，認為企業管理工作要加強，就要加強職工的在職教育，這要成為開發職工智力的重要環節。所以經委建立了一個職工教育委員會，我負責起草了一個職工教育的決定，並就這個問題在職工教育委員會上講了一篇話。

    8 代中央起草關於學大慶的文件

    文件主要講：學大慶起了好作用，中間雖然有點毛病，這些毛病糾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慶的好經驗。這個文件對大慶起到了保護和愛護的作用。所以，後來我到大慶去，大慶人說：鄧力群與大慶有緣啊。《論總綱》表揚、宣傳了我們；粉碎「四人幫」后，大慶受到一些人的非議，又替我們大慶人說話。以後，還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為他們說了話。那次把他們的部長都撤了，康世恩也辭職了。在書記處的會議上，喬木特別激動，說：出了這樣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語氣很厲害。後來調查清楚了，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當時的會議上，還不知道是自然災害，我說：出了這樣的事，領導上應該承擔責任，接受教訓，但不能由此否定大慶油田的經驗，還是應該發揚好經驗。陳慕華在會上說：我們常常自己否定自己，這次可要接受類似的教訓。後來大慶人講，鄧力群三次保我們。因此，鄧力群在大慶的名譽較好。

    9 做樹立革命人生觀報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紀念會上，我做了一篇要樹立革命人生觀的報告，針對當時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問題。在當時起的作用還不錯，現在看當時提出的問題也還站得住。

    10 解決中青年待遇問題

    這是陳雲同志批轉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參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時，工資收人還只有七、八十元，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別困難，要把這些人的待遇提高兩級，達到一百元。他說：只靠評職稱解決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為評上職稱的人終究是少數人，評不上、輪不上的人終究是多數，而這些人都是我們工作上的骨幹，他們工作和家庭的負擔太重，國家和政府應該關心他們，解決他們的困難。我們便和勞動部門、宣傳部門的人合作，把陳雲同志提出的這件事辦了。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時增加二、三十元，能解決好大的問題啊。

    11 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書記處成立於1980年，約在6、7月問，把中辦研究室和國務院研究室合起來，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澗青是副主任。從《紅旗》挑選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包括直到現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夢奎、滕文生、衛建林、盧之超、有林、蔣振雲、張雲聲等。估計了一下，從《紅旗》出來擔任副部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人。當然，也還有從其他部門來的人。彭真同志曾對有林講，鄧力群培養了一批人。平心而論，在幾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養幹部的。

    當時，書記處研究室主要有四項工作。

    一是承擔中央交辦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報告，包括中央隨時交辦的任務，大體上在那時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多數是由書記處研究室負責組織起草，也吸收一些別的部門的人參加。國務院的文件，我們一直負責到1983年，不僅趙紫陽1981年的"就職演說"，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我們起草的。1984年以後就由他們自己去搞了。當時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續的時間很長。

    二是除了軍事、外交以外，系統地調查、研究、搜集、整理有關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情況。

    三是辦了四個刊物：一個是向上的，叫《情況簡報》，即經過調研，認為有哪些情況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來搞成「簡報」，鉛印發出。向下的有三個，一個是《情況通報》，中央領導或有關重要部門領導的講話或專題報告不是公開發表的，也沒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氣的，一般發到省市自治區、中央部委一級，這對上下通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區各部門的普遍歡迎；還有一個刊物是《調查與研究》，是我們研究室在調研基礎上寫成論文，對材料進行整理，也發表一點自己的見解；還有一個是《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前兩個由理論組負責，后一個由經濟組負責。《經濟問題研究資料》是就經濟領域各方面的問題，整理材料，發表意見。

    第四個任務是：在調研和學習中央指示的基礎上，接觸一點理論問題，寫一點理論文章。即把調研和學習馬列理論結合起來，考慮一點理論問題。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觀點，我們就寫了一篇不同觀點的文章，當時還起了一點作用。

    書記處研究室作為中央的一個機關和中央的助手，在當時的確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間，胡耀邦找各個部委談話，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談話，談到《情況通報》(實際上不是《情況通報》，而是《情況簡報》)。這裡面登了一個陝西省委書記王任重對包產到戶有點保留，對集體化、合作化要堅持的意見。胡耀邦對這事很不高興，由此引發了他的一通議論。他說：研究室里的《情況通報》採用蔣介石的辦法，是以數量壓質量，文化人就喜歡搞這一套。我看了他的這段話，就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現在還留著。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見，他收到此信后，就叫他的秘書鄭必堅來見我，說：他(胡)看到了這封信，認為此信肝膽相照，有意見就說，這很好。這封信，我也沒有給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沒提。胡後來為了安撫研究室，就找了我們研究室的三十幾個同志開了一次座談會，對研究室的工作給予肯定，同時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關係基本還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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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4
一九八二年紀事

一 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

    1982年2月開始，在全國範圍里搞起了"五講四美"的文明禮貌活動。當時我沒有參加這個事。我聽說：當時黃克誠對其中用的話語有不同意見，黃說："心靈美"是基督教的語言，我們何必搞這套東西呢？但後來這項活動還是搞起來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和公安部等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關於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並且提出，從1982年3月起，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應該說，在城市裡面提倡一點文明禮貌，總還是有好處的。在十二大之後，喬木感到"五講四美"提法有缺點，就補充了一個"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的內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進去了。從此以後，稱之為"五講四美三熱愛"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3月30日成立了一個機構"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萬里是主任，鄧力群、黃玉昆是副主任。


二 吳江造謠誣陷鄧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吳江的誣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讀到習仲勛6月26日批"請王震、喬木、力群、野蘋同志一閱"的吳江6月22日致胡耀邦、習仲勛的信。9月中，又讀到吳江9月7日給胡耀邦、宋任窮的信。吳江在信中檢舉、揭發書記處研究室鄧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吳指名道姓地講，這個人是小野心家，那個人是危險投機分子。

    這裡所謂的造反派，就是在《紅旗》造鄧(力群)、胡(繩)、范(若愚)的反的人，運動開始時當然也燒了一些編委。其中盧之超原來是吳江的研究生，可以說是吳的得意門生，盧是經吳介紹來《紅旗》的。"文革"一來，盧之超認為有幾件事吳江做得不對，貼了大字報。事情不大，但上綱高了，由此結了仇。從這事看，吳江這個老師的心胸也未免太狹窄了。當時，陳伯達控制著《紅旗》的運動，先整鄧、胡、范，后抬王、關、戚。後來王、關、戚垮台了，又把張凜抬出來。後來又不知因為什麼事，又把張凜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後，陳把一個女校對抬出來，成立了勤務組。①陳和此人關係不正常，在《紅旗》盡人皆知，有好幾次都被人看到過。張雲聲、盧之超這些人就在下面議論：《紅旗》再沒有人，也不應把這樣的人抬出來。以這位女士為首的勤務組便整他們，直到把他們下放到幹校。整他們的根據就是：反對她就是反對陳伯達，反對陳伯達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張、盧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這時吳江被軍代表吸收到專案組，負責鄧力群的專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謂"小集團"的專案，那時批鄧、胡、范已經過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團。先稱之為"5•16"，后叫"小集團"，再後來就叫"反革命小集團"。小集團越搞越大，到後來搞了三、四十人；幹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結果小集團卻佔了近一半。專案組的人，一開會，就提供這個人、那個人的所謂黑材料，使大家對專案組又氣又恨。

    等到九屆二中全會把陳伯達揪出來，《紅旗》就亂了套，軍宣隊、工宣隊都慌了，搞「小集團」的人(包括吳江)也慌了。這時，由於陳伯達是我的對頭，陳一垮台，我也有了一點發言權了。我說：吳江、陳茂儀這些編委可以"解放"。那時陳伯達在台上，吳江等人要維護無產階級司令部，只能跟陳伯達；所以對這些人跟隨陳伯達應該給予諒解：由於我說了這些話，吳江、陳茂儀這些人先"解放"了。同時，我還說，是不是他們認為運動初期是陳伯達把他們"解放"了，所以他們對陳伯達有感恩圖報的意思。在這點上，他們是否也有值得檢查的地方。這句話把吳江他們得罪了。吳江和關鋒都是有仇必報的人，你得罪他一點，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結束以後，我把盧之超、衛建林這些比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陸續吸收進來，先是在財貿小組，后是到研究室。從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後機構一合併，這些人都到了書記處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實的回信

    事實就是這樣，我感到我有責任說明真相，澄清事實。為被吳江不顧事實一再向中央指控的這批中青年同志說話。於是我草擬了一封回信，把這些情況加以說明——所謂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機分子是怎麼回事，張雲聲是怎樣一個人、盧之超是怎樣一個人，都做了說明。其中吳江的信中還點名說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時幫關鋒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來信、內部材料，看了以後選送給"文革小組"看。就是這麼些事。

    我草擬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給耀邦、仲勛同志和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信遵囑閱過。

    吳江同志曾長期在我領導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又一道在五七幹校、吳"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審查，自然不會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他及其他原紅旗雜誌中層領導幹部工作中的錯誤，我當時都承擔了責任。關於我所了解的吳江同志的情況和我對吳江同志的看法，過去向耀邦同志談過，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時也談過，如他有一定理論修養，能寫文章，但和同志團結不大好，不宜擔任很高的領導職務，等等。我仍堅持這些看法，但似應再做若干補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幹校，機關運動中的專案組改稱材料組，人員也有所變化。比如吳信中點名的許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參加材料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審查對象，運動初期受審查的同志，有的卻參加了材料組工作。吳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組工作人員身份和我談話、核對材料，但對不符合實際的材料仍允許我申辯，這是我至今猶記不忘的。

    吳稱「在幹校時遇到的唯一的一樁是非問題，就是參加批判『小集團』」。吳信所開名單中特意註明「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位，以及未上名單而目前同樣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吳江同志與他們之間同樣心存芥蒂的幾位，相當一些就曾以「小集團」一案受過吳江同志的批判。這都是原在紅旗工作的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紅旗》十二期社論經陳伯達修改而陳矢口否認，特別是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公開支持一個叫×××的女人(原紅旗校對)出面領導紅旗的工作，在廣大幹部中引起嚴重不滿。陳利用×××和軍宣隊整這些同志，罪名是"反對陳伯達同志"、"反對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養》一書重新發表過程中如實地涉及到陳，陳說鄧專案是"黑專案"，原專案組成員無一得脫(包括吳信點名的徐道河同志、塗先珍同志)。在吳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鄧力群專案"被指責為"小集團"的"思想基礎"，我也成了"小集團的精神領袖"。除像我這樣因"走資派"問題和其他因歷史問題一直在受審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幹校學員半數左右。參加批判"小集團"的同志多屬被迫，但吳江同志和原紅旗另外幾位中層領導幹部確實很積極。陳伯達倒台後，此案已顯然無法維持。包括吳江同志在內的一些同志阻撓平反，反說陳伯達是"小集團"的後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團"的當。幾經周折，才由軍宣隊勉強作過一個"這是陳伯達的罪行"的結論。這的確是紅旗雜誌五七幹校的一樁"是非問題"。在陳伯達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後，許多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懷疑陳伯達、表示不滿，吳江同志這樣一些擔負過領導職務、長期受黨的教育的老黨員，非但沒有和他們共同戰鬥，卻和×××一道整他們，而且長期不承認錯誤，實在令人失望。我在幹校無非是種地、餵豬，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要有發言權，在這樣的是非問題面前當然不能沉默。我為此對吳江同志當時的政治表現提出過批評，即吳信中所稱鄧力群"批判批判者"。至於我的批評沒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小集團」一案已成歷史，本來可以不再重新翻騰。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紅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據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薦調進，有的系從大學畢業生中選來。其中有的曾是吳江同志的下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說過錯話、辦過錯事，但覺悟較早，綜觀十年，表現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時普遍進步更快。其後積极參加反對「四人幫」的鬥爭，批判「兩個凡是」，堅決擁護和努力宣傳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近年來參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報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強，有相當的專業知識和寫作能力。幾年來，至少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位，棄前嫌而專註於工作，並未計較吳江同志整過他們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他們無愧於黨的教育，是經得起考驗的。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理應光明磊落，出於公心，為這些中青年同志的進步感到高興，理應熱情地和善意地對他們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理應實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對他們做出正確評價。但吳江同志卻一再給中央同志寫信，繼續指責這些自己整過的同志「寫過一些壞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紅旗》社論這樣的文章，罪責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陳伯達，這是已成定論的事，不知吳信為什麼還要歸罪於一般幹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吳信根據什麼使用這種帶有嚴重政治性質的術語)，進而認為這些同志"過分集中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即在吳江同志敘述問題的範圍內，有些也不合乎事實。如吳點名滕文生、賈春峰同志"分別任王力、關鋒的秘書"，就屬子虛烏有。吳自稱他在"公平地說"。坦率地說，從吳江同志對待這些中青年同志的態度中，實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以前，紅旗及幹校的運動一直由陳伯達控制。陳自一九六四年底開始就不斷向一些同志說我的壞話，"文化大革命"初又說我系劉少奇派來向他奪權。一些同志不了解情況，批判中說過頭話，我從未計較。我和吳江同志相識、共事的時間不算短。作為共產黨員，作為比較老的和比較負責的幹部，吳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現在向中央寫信、和中央同志談或當面批評我，無論是否事實，無論是否過頭，我都認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級的錯誤亦無不可。但是正因為是共產黨員，正因為是比較老的比較負責的共產黨員，就更應嚴格尊重事實，何況有些事情真理並不在吳江同志一邊。吳信在中央同志面前點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這些同志尚無在中央同志面前與吳江同志平等地說明情況和為自己申辯的機會，這於了解事實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補救辦法。喬木同志建議由中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關同志將此事談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對自己這封信中提供的情況負責。如看法有錯誤，請中央同志並請吳江同志指正。

    這封信稿寫成后，感到給中央領導同志說明情況，不必這樣具體，故又加以精簡。正式的複信於9月18日發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窮、喬木、仲勛、啟立、野蘋同志：

    看了吳江同志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的信，謹作如下說明。

    1、據我所知，吳江同志確實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只是1969年6月下幹校以後參加了軍代表主持的材料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組同志同我談過一次話，核對我的一些材料，態度不算壞，對不符合事實的材料，曾經允許我申辯。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吳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時，我曾向他們如實講過上述情況。也有個別同志向我問起吳是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我也如實向他們講過上述情況。

    2、紅旗雜誌"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同別的單位不同的特點主要是，作為總編輯的陳伯達，親自發動和組織全社幹部向鄧力群、胡繩、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談話，說了我不少壞話。本來是他動員我去紅旗工作、我不願意，他又請求少奇同志讓我去紅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竟說是劉少奇讓我去紅旗向他奪權的。隨著運動的發展，各種各樣帽子都加在了我的頭上。他的地位和活動，使紅旗的幹部很難了解事實真相。在批判鬥爭我的時候，不少幹部說過一些過頭話，我也從未有過任何計較。

    信中說到，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參加了當時的專案工作。當時，除林傑、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沒有列我進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還在一定場合負責地為我說明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這在當時的空氣下，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

    3、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說，"文化大革命"初"寫過一些壞文章"，"個別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間不少在書記處研究室，認為"過分集中使用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對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喬木同志看了這段后批了幾句話，說"這種提法至少不利於團結"。我曾要求，與耀邦同志談談吳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因為忙，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談。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時候，抽空和我談一次。在我看到的關江同志的這兩封信中，他對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一句誠實的自我批評也沒作，卻對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進行不顧事實的指控。我覺得有責任向組織上把我知道的真實情況講清楚。組織部門還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況的同志調查。

            鄧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還不錯，也沒再追查。他說：吳江的檢舉信和鄧力群的說明都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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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5
三 吳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謠言

    1 關於王震當黨校校長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原來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第二副校長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華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員都免了，黨校實際上是胡耀邦在兼著，日常工作是馮文彬在管。胡曾經想讓宋任窮辭掉組織部長的職務，到黨校去當校長，胡自己從黨校解脫出來。宋任窮不願意去黨校，報告了陳雲。陳雲也不贊成。這個情況，我是最近聽朱佳木講了才知道的。後來在一次書記處的會議上，胡耀邦說：黨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個同志去當黨校校長。他提出的這件事，事先並沒有列入議程，是其他議程完了以後才提出的，這時沒人吭聲。我忽然想起，此時一些老同志退了下來，如聶帥、蔡大姐，王震辭去了政治局委員，沒什麼事，中顧委當時還沒成立。胡一提這事，我隨口就說：讓王震當黨校校長不挺好嘛。胡耀邦馬上說：挺好、挺好，大家有什麼意見？結果大家都沒意見，我的提議就通過了。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沒和王老說過，只有參加過會議的人知道。這是我提議的。王老去世之後，我才和他的秘書李慎明說過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誰提名的。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頁講："書記處決定王震任命的當晚，鄧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這是造謠，根本沒有那麼回事。

    2 關於立案審查三個人

    王老到了黨校以後，立案審查三個人：阮銘、孫長江和吳江。吳江那本書上說，是王震要審查他們三人。其實是鄧小平指名要審查這三個人。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訴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陳雲，也不是王震點名，而是鄧小平點名讓王震對這二人進行審查。鄧為什麼要審查這三人，搞不清楚。在審查中間，有這麼一說：吳江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組織部和黨校來找我調查此事，我都否認了。我說：吳江只是軍代表負責的專案組中的一個成員，不是專案組組長。在審查過程中，有一部分專案涉及到鄧力群，這是事實。

    這裡就涉及到陳云為什麼會生氣一事。在黨校《理論動態》上發表了一篇和馮文彬商討的文章。這篇文章被陳雲的秘書王玉清發現之後，送給陳。陳看了就質問胡耀邦，為什麼要發表這篇東西。胡耀邦說不知道此事。吳江所說的文章和當時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論動態》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說：有的人平常不說話，小病大養，韜光養晦，一見機會來了，就要說這個那個，指手畫腳、提出很重要的意見。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們一看到之後，就引起警惕，認為這是不是在影射我們的陳老爺子啊？他們把文章送給陳雲，陳也感覺到確實有點像在影射自己，這樣就引起了注意。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是阮銘。

    按照吳江《十年的路》中所寫則是：王震到黨校事先有醞釀，通過之後鄧力群又去徹夜長談，做出計劃，然後整他們三個人。兩個開除黨籍，一個另行分配工作。吳江因此而離開黨校。當時黨校和組織部找我調查，我還為吳江說了好話：這個人有缺點，但做理論和文字工作，確實還是用功的。

    後來，朱佳木跟我說，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見陳雲同志，談話中講到吳江、阮銘不斷寫信、寫文章罵鄧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卻總是為吳江說好話時，陳雲同志說：鄧力群是個正派人。喬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經過考驗的。我們還是要靠他們，不能靠吳江、阮銘那些人。11月9日，陳雲同志還在一個材料上批示：「吳江同志是風派人物，不能重用。」


四 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

    1 雲南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責任制

    1982年春節之後，我去了雲南，約一個月。那時安平生同志是雲南省委書記，先是他親自陪我轉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個雲南，從昆明到玉溪，然後是西雙版納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亞熱帶植物園；然後往西-走，看了瑞麗。又北上到了騰衝，這是艾思奇的老家，這裡育-個在農村來說是相當好的圖書館：然後到了大理，回到昆明。開了幾個座談會。雲南確實是個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幾個少數民族，比新疆還多。在少數民族中間，經濟發展水平很不一樣，有的地方還保留著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會，有的是奴隸社會(農奴社會)，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會。經過解放以後的改造，到現在也都實行了生產責任制。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生產責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樣。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會形態的責任制各選一至兩個點，把以前的情況搞清楚，把以後發生的新變化每年調查一次，類似於費孝通的幾訪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長期堅持下來，可成為研究社會發展很重要的資料。他們還同書記處研究室取得了聯繫，很可惜沒有堅持下來，我們也去了人，搞了有兩年吧。後來因為沒有經費，也就沒有能再搞下去。

    順便說一句，從雲南回來，我還幫助雲南省解決大規模開採磷礦所遇到的困難，使這件事列入國家計劃。

    2 土地公有制和生產責任制

    我從雲南回來以後，這時農村發展研究組已經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們談了一次，也介紹了雲南的情況。那時他們滁縣的調查已寫出來了，在《經濟研究資料》上登了，趙紫陽和萬里都很重視，而且還介紹中央其他同志看這份東西。我記得在聽他們彙報和談話中間，他們還講到這麼一個事情：在包產到戶中，有些地方的農民想分田、恢復單幹，也有的地方確實分了，結果呢，問題更多。經過反覆，農民認識到：經過合作化實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戶，農民覺得不行，越搞越複雜；結果還是維持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包產到戶。我們研究室的林子力、吳象，他們也到貴州等幾個省做過調查，回來也反映過這類情況。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事。在包產到戶中間，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單幹，搞了一陣子沒搞好，也就放棄了。可以說，在全國，經過包產到戶沒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堅持了土地公有制。這件事的意義很重要。農民經過自己的嘗試、經過反覆，證明還是維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產資料也還是堅持公有制的好。

    在這個問題上，原來鄧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現在才搞清楚。鄧老的「包產到戶」是簡稱，實際上他是主張在「五統一」基礎上，對田間管理實行包產到戶。他的「包產到戶」有兩個前提：一是「五統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間管理。當時毛主席說，鄧予恢說的所謂包產到戶是經營管理的辦法，是騙人的，是變相單幹。也可能鄧老就沒給主席講清楚；也可能講清楚以後，毛主席把「五統一」、「田間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產到戶。實際上，「五統一」前提下的「田間管理」「包產到戶」，確實比初級社前進了一大步。因為初級社還有土地分紅，牲口、生產資料也分紅，只是集體勞動部分實行按勞分配。鄧老的「五統一」、「田問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進行的。所以，這已經把土地私有制變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級社前進了一大步。但其與高級社的不同之處在於，勞動的方式變了——集體勞動，所謂大呼隆。現在退回到「包產到戶」，即每家每戶自己干，其中包括生產過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變集體勞動為以家庭勞動為主。這也適合當時中國以手工、畜力勞動為主的生產力水平。後來的實踐也證明，這種家庭勞動的效果比那個大呼隆、大鍋飯要好。

    那種集體勞動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所以要改變這樣一種方法。陳雲同志曾講過，其意義不亞於三大改造。從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這一點講，在實行包產到戶后，每家每戶都普遍出現了剩餘勞動力，這證明了他的估計是對的。他說：三大改造是去掉剝削，生產責任制也是去掉「剝削」。這就是說，干壞的、干少的、不幹的人佔用另一部分人——於多、干好的人的勞動價值。

    3 生產責任制應有多種形式

    現在回頭來看那幾年，說是生產責任制是多種形式，但推廣的結果主要是一種形式--家庭聯產承包制。搞得好，有"五統一"、田間管理、雙層經營；搞得不好，五統一沒有，雙層經營更沒有了，實際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半私有制。而對於當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好典型，如劉庄、華西、竇店等，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當時也沒去也沒提。在那股風潮底下，這些單位能夠堅持下來，可不簡單啊。那一年我去劉庄，問他們：人家都散了，都搞包產到戶了，而你們堅持下來，靠什麼？他們說：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騰，二是下面沒有好班子。我們這裡不同，得到上面的一點支持，另外我們的班子好。我們黨的風氣就是一股勁、一股風太厲害，到現在還是這樣。不過這也難怪，由於文化水平低、理論水平普遍較低，頭腦清醒的沒有幾個，能不跟風的也就少了。



五 堅持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業管理協會幹部輪訓班裡講了一次課，題目是《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強調要搞好農業，強調要重視輕工業、多生產消費品，因此在思想、理論界就產生了一種偏向，認為過去優先發展重工業搞錯了。當時廖季立就提出一種主張說，今後我們的工業應是輕型工業結構。薛暮橋也寫文章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搞重工業建設，現在看來搞錯了。我的講課就是針對這類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個時候輪訓班正好在學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是普遍規律。資本主義是這樣，社會主義也還是這樣，當然優先增長要有兩大部類的平衡，而陳雲的四大平衡的理論是馬克思兩大部類平衡的具體化。我當時講的這篇話，中心是不能因為重視農業和輕工業，而否定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這篇話講完之後，對企業管理界更好地學習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的摘編起了好作用。

    這件事應該感謝有林。他有較好的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我那篇講話有個記錄，大概幾千字。有林覺得重要，他把那篇講話擴充成為一個小冊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紅旗》上發表。後來企業管理協會還專門出了小冊子。這個講話能夠寫成這樣一個規模，確實應感謝有林的幫助。

六 駁斥否認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謬論

    1982年2、3月問，我從雲南回來，就遇上北京地區召開的一次理論工作座談會。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最活躍的是王若水，還有其他幾個人。會上發了一份材料，叫《理論研究參考資料》，搜集了當時理論界關於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社會性質，即我們究竟處於何種歷史階段的各種各樣的議論。在這個材料的中間，一個是搜集了我在團中央的講話，說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我肯定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前面我提到，關於王惠德否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階段的觀點，我們曾給書記處寫了個報告，當時書記處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寫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問題。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寫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寫得不錯。他的文章說：儘管我們進入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屬於幼年時期，同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還是低級的，不完全、不純粹的，但終究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幼年時期。會上的那個材料搜集了我和段兩人所講的摘要，放在中間。前面引用郭羅基的話，說我們是老牛破車式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南京的人說我們是農業社會主義，這些東西放在那個材料的打頭部分。然後是我們兩人的觀點，最後是反對我們兩人觀點的各種各樣的意見。當時大家的議論是：前堵后追，圍攻鄧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這個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來，說：你們在搞這個材料時，為什麼不說一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們社會的性質有了回答、有了結論，為什麼提都不提一句呢？他們說：忘了。這完全是詭辯，實際上完全是有意這樣乾的。這樣就促使我要講一篇話，這就是我在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上講話的背景。講話的題目就是《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對有關的問題和謬論進行了回答。這篇講話引起了我的老師--李維漢(在延安當過黨校校長)的注意和重視，特意給我寫了封信說：聽說你有一篇發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給送去了。他看得很認真，說很高興看到這麼一篇文章。還提了很多意見。對講話中引用"鐵的紀律"提意見說：在我們的歷史經驗中，"鐵的紀律"是指一種不好的、過頭的做法，是否改掉。後來這篇講話整理出來了，是否在全國發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發，全國也就知道了。當時反映還不錯，總算有人出來，對那些謬論，正式發表一些我們應該、也能夠發表的一些意見。王任重看了這個講話，也很稱讚，好像讓宣傳部登在了他們的刊物上，這個記不準了。


七 就任中宣部長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傳部當部長。中間是怎麼醞釀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為什麼要換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當宣傳部長，王以前是胡耀邦。王當了一、兩年吧，開頭身體還好，還能夠管事，後來發低燒，怎麼治也治不好，到處作檢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後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裡，宣傳部的事情他就沒管。在我去之前，宣傳部內部有一種普遍的議論，即"四三左右"之爭。所謂"四三"是指：一個是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講：現在解放思想還不夠，還是堅持三中全會的原則；另一部分人就講，已經有這麼厲害的右傾，應該及時講話，鞏固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即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的爭論，三中全會是批"左"，四項原則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傳部還沒有一篇文章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人民日報》勉強寫了一篇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實際上軟弱無力。而相反的，李洪林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大講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堅持什麼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成百家爭鳴的對象。後來有人批評他，他又補了一篇：堅持什麼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李洪林還出了一本小冊子。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麼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這時周揚已是宣傳部的顧問了。在《歷史決議》通過以後，中央開了一個思想工作的座談會，鄧小平有個會前的談話，胡耀邦有個發言，喬木有個發言，周揚也有個發言。聽了周揚的發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個意見：關於思想問題的意見，北京就不統一，那我們回去后就很難辦了。

    王任重當部長時，曾想讓王若水去宣傳部理論局當局長，兼副部長。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王若水這個人靠不住。儘管這個人書讀了不少，文章也寫得不錯，但從這個人參加理論務虛會，集中攻擊毛澤東，而且把這樣的文章送到香港去發表，登載，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為人。我當時用了這樣的話來評價：這個人有異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見。但總要有個人來管理論啊，我向他推薦了王惠德當副部長。結果王惠德到了宣傳部搞出了那麼個東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於過渡階段問題的理論，後來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個《理論研究參考資料》。實際上，宣傳部的理論局和王惠德等幾個人搞在一起，成為「四三」「左右」之爭中的主要對立面。這恐怕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讓宣傳部思想這麼混亂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體一下子又好不起來，總得有人去主持經常工作。可能出於這樣一個考慮，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發表了上述那篇講話后，4月就接到了讓我去宣傳部的通知。我當時調了郁文來當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是建國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檔(當時分局的宣傳部長是我，郁文是副部長)，原有的副部長都沒變，有個廖井丹後來和我合作得很好，還有賀敬之、王惠德，以後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歸宣傳部管，又增加了個曾德林。顧問還是周揚。除了王惠德以外，我們正副部長之間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后，還是老辦法，找宣傳部的各個單位聽彙報、了解情況，都輪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兩天。八九個單位用了一個多星期。在這個基礎上，4月13口召開了一個部務會議的擴大會議，我講了一篇話，重點是講中宣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這篇講話是有針對性的、旗幟鮮明的。我首先講：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們是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的任務就是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無論發文件、講話、寫文章，以及開展有關的業務活動，都必須牢記這一點。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夠這樣做，才能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這篇東西雖然講的是紀律問題，實際上講的是政治問題。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沒有做決定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時，或者制定方針、政策之前，都可充分發表意見，高度發揚民主，什麼意見都可以講，可以反覆講，可以爭、可以吵；一旦做了決定，就必須執行。如仍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發言或寫文章，必須執行部里的和中央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要互相監督，首先大家要監督部長――鄧力群，是否遵守了決定。同時還講到，顧問也要接受監督。②

    這個報告約有二、三千字，現在看來，還是有聲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又使反對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關於"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的講話整理出來之後，在整個部的範圍里討論，要大家提修改、補充意見，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見；各個單位都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補充修改並通過，形成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務工作計劃和安排，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鎮住了。

    然後就是進行各個局的機構調整和人事配備。到了年齡的退下去，對他們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幹部提上來。在這期間，對理論局進行了調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長職務。理夫也是我介紹給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暫時還留著。這時喬木出了個主意，說可從書記處研究室調幾個人到宣傳部。後來把盧之超調來當理論局局長、賈春峰當副局長。來了之後，兩個人就分化了，賈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塊去了，弄得盧之超後來很難辦事。


八 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實踐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開的十次會議

    按照胡耀邦的意見：黨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導各部門的工作，一年最多開兩次會議就行了，宣傳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開十幾次會，甚至要開幾十次會。各個領域的思想問題很多，一個問題就可以開一次會。據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國性會議。實際開會不止八次——

    8月17日，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有各省市的宣傳部長和北京有關部門參加。

    10月13目，宣傳部同社科院、國家教委合作開了一個全國社會科學的規劃會議。

    10月22日，中宣部與教委、經委的職工教育委員會討論職工的文化補課。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書記處研究室、農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開了全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11月1日一8日，與有關部門(教育、文化......)合作召開了整個文教系統的幹部管理工作會議。

    11月13日，召開了全國新聞出版處處長的會議，布置準備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11月23日，同中組部一起在山東濟南開了一個黨員教育工作會議。

    12月17日，開了全國高校圖書館長的會議。

    年底共青團換屆，參加了共青團代表大會，我作了一個題為《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會議講話

    計算起來，從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關部門合作、或參加有關部門召開的會議，包括青年團的會議(因為青年團的思想工作也歸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會議有五次(見上文中文字下劃線的會議)。我在這五次會議上的講話同喬木的意見是一致的。喬木在準備十二大的報告時，曾在一次會議上做了一個發言，題目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我在這五次會議上，分別從不同的工作角度，宣傳、解釋和發揮了如何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是十二大召開前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這時十二大報告的基本輪廓和稿子有了，為了在十二大召開以後，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各部門學習、宣傳十二大的方針、政策、路線，召開了這次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會上，我講的主要內容是：十二大的報告是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分析當時的歷史情況，制定有關的方針、政策的。這實際上把十二大報告的要點，與全國宣傳部長通了氣。在會上還請人做了有關問題的發言。如請國家計委房維中同志講十二大以後我國經濟工作的發展規劃(考慮了什麼問題，提出了什麼要求，如何實現，等等)。還請了其他一些同志講話。我在這次會上有一篇講話，其中重點是解釋毛主席根據中國現實情況所說的話：共產主義制度是要在將來才能實現的，這是我們的最高理想，不管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我們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但這是將來的事，眼前就是要經過歷史的進程，一步一步地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分析每一階段的形勢，制定每一一階段的任務，然後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論任務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了解情況，制定政策；既為當前的利益而奮鬥，同時又要體現將來的利益。

    在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我講的是：我們現行的政策是按勞分配，但我們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廣大的職工中，已經有不少人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自覺自愿地進行不計定額、不計報酬的勞動。這就叫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對此我們應該加以提倡。這個同現行政策——按勞分配，既有區別，又有一致之處。

    我講得比較好的是黨員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發言，題目是《新時期要做好黨員教育工作》(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還有在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歷史的經驗和歷史人物說明：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要愛國就要用共產主義思想做指導。始終堅持愛國主義，就必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以至於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我列舉了魯迅、郭沫若、宋慶齡、何香凝的經歷。一共講了十條，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這篇講話被團中央放在《中國青年報》的報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幾天才登完。這表明了一種態度。那時團中央的書記是王兆國，祝詞是胡啟立做的。他們專門約我去講話，我講了差不多半天，當時會場上的反映還挺好。為什麼他們會用這樣一種冷淡的態度來對待？這是他們的態度，還是胡耀邦的態度，搞不清楚。與後來的事情聯繫起來，很可能這是胡耀邦採取的淡化處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共產主義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學風

    我在上述幾次會會議上講的第二個重點是改進學風。提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風氣。在宣傳部里反覆講，在很多次會上也反覆講。《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紹了陳雲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決策之前，要用90％的時間做調查研究，在調查的基礎上有10％的時問做決策就行了。我也介紹了張聞天的經歷：在遵義會議上，他從政治上轉過來了；但思想作風的轉變是到延安整風以後，特別是他出去晉西北、陝北調查回來以後，寫了《出發歸來記》標誌著他的學風才真正轉到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

    在這個期間，我針對社科院存在的問題，講了一次話：《增強黨性，改進學風》。語言、提法都比較尖銳。這個講話我看到現在也還站得住。增強黨性主要是講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說：到這個時候，我們社科院有的人在發言和寫文章時，還相當放肆；中央的決定反覆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裡。在學習問題上，我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工作有很多進步，特別是農村工作，面目一新，創造了很多新經驗。我們組織了社科院的同志到農村去了解情況，進行調查，去作調查的黨政人員多。研究人員很少。我認為，這些人還習慣於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不重視從生活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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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5
九 在中央黨校作學習十二大精神的報告

    十二大開完會以後，我在黨校講了一次，題目是：《開創新局面的黨代表大會》。從三個方面對鄧小平同志的開幕詞和十二大報告的體會。

    現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沒講出什麼新的道理。第三部分：《關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四項最重要的保證》，也可以說是照本宣科。比較有點意思的是第一部分：《關於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問題》。這部分中的道理也還是那些，有什麼新意也很難說，但解釋得比較好，把我們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結合進去了。

    比方說，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關於從勝利和失敗的比較中認識革命規律的論述，用斯大林在討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回答別人提問時關於"規律"的解釋，來說叫"對規律的認識要有正面的經驗，也要有反面的經驗"；用通過建國三十多年的歷史人們才逐步認識應該學習陳雲觀察經濟現象、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說明"認識規律的，開始總是少數人，然後才有較多的人，再后才有絕大多數人"。我還說明，"我們黨是一個戰鬥的黨、行動的黨。我們黨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應該體現為制定和領導人民群眾實現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像我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一樣，也要有個過程，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很正確、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確、逐步完善。"有了「大躍進「的挫折，毛澤東同志才講出一篇道理，指出，無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我們黨都要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樣才能教育幹部和群眾，統一他們的認識，工作才好做。我通過歷史經驗的分析、比較、總結，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總路線和具體方針、政策、辦法，是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國當前的客觀實際的，所以，說十二大將引導建設走向勝利，這個判斷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來，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還令人欣慰，有些卻讓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悅。

    註釋：

    ①勤務組是「文革」初期機關、單位黨組織癱瘓后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

    ②鄧力群：《宣傳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問題》。《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頁至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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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6
一九八三年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和兩件突發的事情

一 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兩個部分來講，一是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二是兩件突發的事情。中間插一個文物工作。

    1 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第一個會，是1月初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在出版工作會上，1月8日，我有一篇講話《把宣傳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結合起來》。(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這個題目就是我講話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從這個要求，各種出版物要體現熱愛社會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思想。不但社會科學的著作要努力這樣做，就是自然科學的著作也可以從這方面來組稿、出書。例如，李約瑟就寫了七大卷講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明創造的書，用大量的事實說明中國人民在世界科學史上的貢獻。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視。

    出版工作會議之後，我在幾個會上都反覆講了這個意思。其中在廣電部和記協聯合召開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我提出了：如何通過廣播電視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並提出了九條建議：第一，反映祖國新貌、建設成就、英雄人物、先進事迹。第二，廣播電視中僅有《祖國各地》還不夠，應該與旅遊部門介紹中國三千多個旅遊點的"旅遊詞典"項目聯合起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內，把三千多個旅遊點，一個點拍一部電視片。第三，表現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與歷史教科書不同，我們的電視及電影、戲劇、小說等，應該著重從人物出發，圍繞人物展開與他聯繫的歷史事件。第四，從古代到現代，大詩人、大作家、大畫家、大音樂家、大戲劇家、大表演藝術家、大書法家等，他們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代表著作，他們的愛國主義事迹，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宣傳。第五，從古到今傑出的科學家、學者、思想家，為了祖國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做出的巨大貢獻，應該讓人民知道，對人民進行教育。第六，歷代文物的介紹。我們的文物數量之多、工藝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選擇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響的文物，拍成電視進行宣傳。第七，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的各具特色的工藝美術品，以及歌舞戲曲、著名演員、舞蹈家、表演藝術家的介紹。第八，建議對55個少數民族的歷史、現狀、解放前後比較，對每個民族美好的文化、特產，優良的傳統、道德品質等，把它們搜集起來，拍成片，每個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國外愛國者的事迹、著作。魯迅、茅盾等人曾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應該繼續搞，並且加以豐富、擴大。廣東電視台有一個《名著與名畫》，這樣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國歷史學會首次學術年會暨中國史學界第三次代表大會(會長周谷城)，讓我去講話。4月11日，我在講話中發出呼籲："請求大家從不同的方面，採取不同的方法，向我們的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史學工作者，"不但有責任而且有更好的條件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國史學界本身就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通過歷史研究、教學和寫作等方式向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史學界的同志能夠發揮獨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書記處研究室搞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文件，一直寫不成熟。在我這三次講話之後，特別是我對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讓他們以此為基礎修改那個《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幾點意見》的文件，經過修改後的文件應該說比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名義發出這個文件，在報紙上也公開發表了。《意見》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各族人民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務，即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目前社會條件下，振興中華，就是要切實完成這三大任務。《意見》提出做好十個方面的宣傳。就是我上面提的9條建議的內容。這工作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還在不同的會上多次發表這個意見。在高校、北京電視台、高教思想工作先進人物會議上都各講了一次。由此接觸和結識了李燕傑這樣一批人。應該說，這些人有一定的演講水平，也有內容，方向一直也不錯。開始時，他們人還較少，現在他們的全國教育藝術研究會約有六、七百人了。在這13年中間(1983--1996年)，我和他們這個團體聯繫比較密切，大家關係都不錯，在倒霉時，他們也和我患難與共、命運相通，成為海內外一個有影響的團體。李燕傑的書在台灣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們幾次去澳門演講，效果都挺好。這些人多數是好的，有少數人表現不太好。

    在全國出版工作會上，通過了一個由書記處研究室、宣傳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國務院關於出版工作的決定，最後報請國務院和中央通過，後來也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從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當出版總署署長、於友先接任時，宋木文講這個文件直到他下來時，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幾年，直到九十年代也還管用。

    2 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第二個會，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這個重要會議是中宣傳、中組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國家經委等7個單位聯合召開的。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舉行的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18日，成立了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因為鑒於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工人起來造反把當時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給推翻了。當時，陳雲同志講了句很有名的話：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執政了，經濟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當時宣傳部的文件體現了這個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覺得波蘭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共產黨執政以後搞不好的話，工人階級會造反，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搞掉。我們現在還沒出現這個情況，但搞不好，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所以大家湊在一起，認為應把這個問題抓一下，即幫助各級黨委和行政部門共同做好這件工作。

    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員中，除了任現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黨政幹部(如黨委、學校、工青婦的領導)之外，還廣泛吸收退下來的、熱心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來參加這個研究會，共同負責這樣一個工作。當時有一個說法：現在的黨委、工會、企業領導處於第一線，我們這個研究會的多數同志處於第二線。第一線要應付經常性工作；第二線的人就要超脫一些，時間也充裕一些，從現實出發研究一點比較帶根本性的重要問題。向那些任現職的同志提出建議或從研究會的角度幫助他們做些工作，第一線和第二線互相配合。還有一種說法，稱之為熱線和冷線，即冷熱結合，使我們對職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們黨和工人階級的關係問題。那時正起草工會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國營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綱要(試行)》。

    搞工會工作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里的工會工作發揮得好，真正起了監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後，工會工作起的作用顯然比以前降低了。工會的同志在參加國際活動中也有這個印象：好像中國企業里的工會作用還不如蘇聯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後。袁寶華他們的印象：西德工會在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比我們工會在企業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業里的監事會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業決策中，工人的發言權很大。以我們的私營企業來說，在三大改造之前，實際上是工會說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後，很多工會的幹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為公私合營了。同樣一個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資本家、監督資本家守法、執行三大改造任務；在此之後，他們就覺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會裡面的人也都是他們提拔起來的。這樣，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會的作用放在眼裡。至於國有企業，在根據地時就沒有解決，就是一個黨委、一個廠長。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之前，在東北時期是學蘇聯，搞的是廠長「一長負責制」。後來，毛主席堅持主張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此後，實際上黨委說了算，有些地方是黨委書記個人說了算。原來是廠長個人說了算，後來是黨委書記說了算。在1980年曾經要實行廠長負責制，我們搞了一些試點，普遍地都不贊成，還是認為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仍未解決。在企業里，說起來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搞得好一點的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確實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職代會、工會是個陪襯。

    因此，在企業職工思想政治研究會成立之後，還專門做了調查，如：工人階級狀況，企業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調查應該說搞得還好，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研究會中的人，都覺得能參加這個工作，盡自己一份力，很高興，很願意。但到後來，把原來由7個單位聯合組織的這個群眾團體，實際上變成了宣傳部底下的一個局級單位了。其他的單位都沒份了，發言權也沒有了；現在名義上還有，實際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廠長負責制，黨委領導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三句話在文件里都有，話也到處講；實際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句話是陪襯。黨委領導和廠長，有的地方合作得還好，多數地方都不理想。在趙紫陽時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廠長說了算，用他話說就是：一個槽里拴不住兩個叫驢。趙紫陽明白地反對「三個加強」、「三個積極性」的提法，他說：我就是要加強一個(廠長)、削弱兩個(黨委、職代會和工會)。後來，在有些地方實行廠長兼黨委書記，配個專職副書記。在1989年，趙還提出要改造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結果就是，黨委成為企業或工廠的附屬品。

    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批評了一下趙的說法，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時間不長。所以說，共產黨當政以後依靠工人階級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即共產黨幫助工人階級，使之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發揮其應有的領導作用--國家、企業主人的作用，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少數企業搞得比較好，多數企業都做得不好。現在也很難說，應從哪個方面入手來解決此問題。最近幾年，我也沒再兼顧這方面的事了。會議我也不參加了，也不好發表什麼意見了。

    3 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會議

    第三個會，布置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會議。

    當時喬木提出，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為此，給上面寫了個報告，經書記處研究同意，然後召集各部委的黨政部門開會布置。書記處同意之後，負責組織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後，開始出版《當代中國》叢書。這個工作一直到現在，總算延續下來。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卷。這裡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後來還增加了一個《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後來還搞了一個《地方簡史》叢書。人物傳已出了八大元帥和《張聞天傳》，《王稼祥傳》不久可以出來，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傳》、《王震傳》、《胡喬木傳》、《馬文瑞傳》......。人物傳已出的九種發行量不錯，影響也很好。《當代中國》叢書，在搜集、整理、核實材料、保證材料的準確性、重要材料不遺漏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礎上，寫得、編得比較好的，恐怕不能說是多數。比較起來，軍隊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較大，寫得也比較好。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四十幾年，各部委的有關材料總算做了一個初步的整理。在積累材料方面，應該說完成了一個大工程。這是我主編的各種書里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傳"，就有兩部大型叢書，後來還有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等。這對於中外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提供了確實可靠的材料，這個作用是明顯的、也是好的。

    4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這個會議在1983年1月、7月先後召開了兩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會前搞了一個1983年宣傳工作要點，有三個：一是學習、貫徹、宣傳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大造改革的輿論，大造尊重知識分子的輿論；三是為1983年下半年開始整黨做準備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沒有敵情觀念

    這裡有一件事，要說一下。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請胡耀邦講話，題目是：《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中心是講改革。我聽了他的報告，對他的報告提綱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講話中，說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經濟體制要改、政治體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講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時。他講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體怎麼說，我記不住了，但他的要點我記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適合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這段講話給我的印象是將來的公安工作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沒有解決敵我矛盾的問題；現在的公安工作不適應，需要改革只是表現在這個方面。我給他提出意見，也對他的稿子進行了修改，我說：不能沒有敵情觀念啊，事實上不能否認還存在敵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腦子裡，議程中沒有敵我矛盾，那這個公安工作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稿子改後退給胡耀邦，我沒有存底。後來喬木從上海開會回來碰到我，說：稿子問題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說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見，也退給了胡耀邦。喬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給我看了，我記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這個稿子就沒有下發。現在如果再來看他那個東西，裡面的思路怎麼樣，我看很成問題。

    (2) 中共中央黨校正規化教育之爭

    從這一年開始，職工要進行文化補課、短期輪訓最低要補到初中程度吧；各級幹部也要進行正規輪訓，而且強調正規化教育，中央黨校也進行正規輪訓。這時王老在黨校，后又調去了蔣南翔。一年內要達到什麼水平，進行正規化教育要達到什麼要求等等，都提出來了。後來，王老不當校長了，高揚去了，批評正規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這是當時黨中央的要求。為此，蔣南翔與高揚發生了很激烈的爭論。

    (3) 關於《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大家讓我就宣傳十二大發表一點意見。好像在會議之前，就開始醞釀，在這次會上，我就把一些想法歸納起來，講了點意見，題目是：《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就現行政策列舉了十幾個問題，每項政策如何體現共產主義精神，怎樣按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來制定和執行政策，講了一遍，後來整理出來，發給各省市，徵求意見；準備作為研究提綱，發給有關單位，主要是宣傳部門、文教衛生部門來進行研究。這是一月會上的事。

    (4) 我對《鄧選》的評價

    1983年7月17日，召開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議題有兩個：一是討論、研究上次會上發的提綱，經過討論、修改，作為一個研究提綱，在這次會上定稿、正式通過，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進行研究。我記得好像在報紙上也發表了。後來，我們宣傳部分別約了一些水平高一點的人，分頭寫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書，約三十多萬字。二是學習、討論《鄧小平文選》(這時《鄧選》已正式出版)。

    我在這個會上做了一篇發言。當時，《鄧選》出來以後，中央發了個通知，要全黨學習；而且通知里講，學《鄧選》作為全國整黨的思想準備。我這篇講話把中外和黨內外對《鄧選》出版后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話：一，《鄧選》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國大綱，這是日本人的語言；二，《鄧選》是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這是黨內的話；三，《鄧選》是實現四化建設各項任務的正確指針，這是我去西北，他們那裡在學《鄧選》時提出來的；四，《鄧選》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是我自己加的。不論是別人講的還是外國人講的，我覺得這四句話歸在一起，表明了我對《鄧選》的評價。這是當時的評價。這四句話實際上是說，鄧小平是新時期的代表人物，《鄧小平文選》是新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評價是否站得住？總之，這四句話表明了我對他的一個態度吧。應該講，這是出自我的真心，講這個話時，我心裡沒有懷疑，沒有猶豫。今天來看，究竟是否講對了，我看，應該說基本站得住。

    現在不都在講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嗎，究竟是以第二卷作為代表，還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內。當時《鄧選》出來之後，由我經手還搞了一本《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對精神污染的那篇講話，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那篇講話《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這本書1987年又出了增訂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來的論述22篇，全書共44篇。我對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作了兩次傳達，傳達的內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鄧選》第二卷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兩本書的編輯是我經手的。後來的第三卷，我和喬木都沒有經手。

    (5)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在第二次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是我在宣傳部講話的重要部分，後來正式收進《鄧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題目是《試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裡面一開頭講了上述那四句話，然後接著講："《鄧小平文選》反映了我們黨和國家在1975～1982年這關鍵性的八年中走過的道路，內容涉及國際國內，涉及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非常廣泛，非常豐富。總結起來說，《鄧小平文選》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鄧選》和學習的通知發下去以後，部委和地方紛紛進行學習、討論，有各種各樣的提法和發揮。四川省委搞了一個宣傳學習的提綱，從理論上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李琦介紹他們在學習《鄧選》時，列舉了《鄧選》中的十個內容。我這次講話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這三個方面來講鄧小平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所提出的問題，所制定的政策，和實際生活里存在的問題。我最近又看了這篇文章，感覺還有點意思。講主要內容或主要特點把理論和實踐聯繫得比較密切，對實際生活里發生、出現的問題進行闡述，顯得生動活潑。可以說，比較淺顯地作出了理論說明，夾敘夾議，用家常話、日常用語來淺說理論，不是那麼乾巴、枯燥，在當時生活裡頭和理論原則裡頭的問題，都談到了。這就使我想起，江澤民在「八九風波」以後，好像是建國40周年紀念會上，講了一次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他也是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談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與我的講話相隔好幾年了，是大家集體創作的，講得比較規範。我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和廣泛的統一戰線，他那裡是講多黨合作，互相監督；文化方面他講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這裡沒講到。

    (6) 第一次區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在講話中提出區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包含國有為主導，公有為主體，非公有制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講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不能把個體、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而包含進來。可以說，在這裡我結合當時社會實際生活的進展，第一次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開完這個會後，就為即將召開的全國文物會議做準備。為接觸一下一些省級文物工作的情況，看看存在些什麼問題，我出去考察、調查了四十幾天。這四十幾天實際也不單是看了文物工作情況。

    7月27日我離開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參觀了避暑山莊、外八廟；又到圍場去了一下。接著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礦，又看了雲崗石窟。然後到雁北，了解農村情況和生產責任制在那裡的實施情況。記得日本投降以後，我從延安出發，在晉西北轉了好幾個縣，那時儘管是解放區，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貧困。這次去看了，情況就完全兩樣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參觀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區情況。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華北6省市在這兒開新聞工作會議。我在這次會上講了一篇話，講的是《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評了胡績偉的所謂人民性。他認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中央就要服從全國黨代表大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就應服從全體黨員；全體黨員就要服從全國人民。這樣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為我們黨和國家處理一切重大問題的唯一原則，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則。按照這個邏輯，就要求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全民投票表決。另一個王若水，與他的觀點相仿，認為黨性來自於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於黨性。在講話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評。

    離開呼和浩特後到包頭，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還看了包頭的軍工企業和其他工廠。然後到河套，又到銀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幾個墓、遺迹(幾個塔)，看了一個山。又到中衛縣，看治沙。又到劉家峽水電站去看了。然後去甘肅，在蘭州碰上他們正在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學術討論會。我在會上講了話、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成長和在新時期的光榮職責》(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後又從蘭州去青海，參觀了文成公主進藏路線，經日月山，去炳靈寺、塔爾寺，到龍羊峽，這時水電站已截流了。然後又回到甘肅，經天水后，看了麥積山石窟；然後去陝西西周遺址--岐山，到咸陽，在西安參觀了一些文物點，其中包括玄奘譯經的大雁塔，然後去延安，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後又回到西安，去三門峽，到臨汾、運城、平遙、太原，看了晉祠。一路上看了這些文物點，對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識，為後來的文物工作會議做了點準備。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麼狀況。

    這次共花四十來天，有些收穫。第一，接觸了文物工作中的問題；第二，了解各地區學《鄧選》情況；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視艱苦奮鬥，後來彭真講延安精神主要有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艱苦奮鬥。我覺得把實事求是加進來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觸了不少在艱苦條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很重要的貢獻的知識分子，表揚並提倡發揚他們這種精神，這集中表現在我在敦煌吐魯番學會會議上的講話中，後來在《紅旗》發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在這樣條件下，要重視廣播事業的發展。第六，提出要重視師範教育，那時是搞好小學6年義務教育(後來是9年義務教育)，全國三個指標：入學率90％，鞏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況很差，合格率只有20％，這裡的關鍵是師資水平太低，小學畢業教小學，初中畢業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這當然對，但重點應把師資搞好。現有師資要培訓，新的師資要正規培養，有了合格的師資，普及才能合格。沒有師資，勉強上學，但畢業以後不合格，也沒有用，這就等於硬性推廣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幹，長期下去也堅持不住。後來就這個問題以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認真抓好師範教育是普及教育的關鍵》。我在幾個地方都講這個問題。應該說，這個問題提得比較好，合乎實際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鄧小平同志找我談話，說：二中全會就要召開了，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一篇話。要我們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準備，提出了一個講話要點：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組織上的鞏固要力求純潔，把"四人幫"幫派體系的幹部，清除出黨。這在後面再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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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6
三 兩件突發的事情

    1 經濟決策程序的變化

    按時間順序，先講第一件，經濟工作里的問題和經濟決策程序的重大變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策

    在1983年3月問，開了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專門談經濟工作的問題。我列席了會議。會上發言的主要是趙紫陽和陳雲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講了話。發言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一聽就明白了，是批評胡耀邦的。

    在這個會議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個部委談話。在十二大報告準備的過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談話；十二大之後，他仍在這樣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評喬木、趙紫陽以效益壓速度。鼓吹加速增長，要在第一個十年裡提前翻番，免得為後人留下包袱。他還指名道姓地講：我們這些人要多干一點，就可以為啟立他們上來創造條件，使他們的包袱輕一點，好輕裝上陣。他這樣一講，對國務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在十二大以後，差不多一年時間裡，國務院的計劃做了向下的調整，要「保四爭五」。胡對這個速度不滿意。那時，生產責任制在農村普遍地推行了，確實農業情況一年比一年好，糧食產量和農產品產量都比計劃規定的指標超過將近一倍。到了1983年，胡耀邦講：現在發愁，糧食消費不了餘下的怎麼辦。他還做出了非常樂觀的估計：將來中國很可能成為糧食出口大國。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也有點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爭五"，超額增加很多，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突破7％；1983年"保四爭五"，實際結果也超出不少。鄧小平找國家計委的人談，說，"保四爭五"超過很多，超過部分會不會形成積壓、派不上用場，造成浪費。當然，這是他的一種擔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當時，國務院的計劃剛剛頒布實施，胡就找各部委談話，講什麼有水快流，到處發動農民開礦山。這樣就使趙紫陽、姚依林很為難，宋平他們也很難，姚、宋還給鄧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寫了信。本來是想少數幾個人談，鄧、陳、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趙、喬木、姚，對胡在小範圍里做些批評。鄧小平說：做些批評可以，他也願意聽。但又表示擔心：批評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幹了，怎麼辦。結果就沒讓胡參加，只有趙、姚、喬木到鄧小平那裡談。陳雲不知因為什麼事，沒參加。事先幾人相約，由趙向鄧主談。但趙很鬼，到了鄧那裡，他縮在後面，把喬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幫腔角色。胡喬木發言時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有所動搖。小平同志認為這樣說過頭了。對胡喬木不高興。幾個人向鄧彙報之後，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3月17日上午開會，第一個是趙講，講歷史的經驗是：每次都是這樣，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了，頭腦發熱，高指標，浮誇，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他還列舉了解放以後的幾次這樣的過程，說明1980年以後，經過調整，1981年情況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於是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沒點胡耀邦的名，但很明顯，聽得出來，是說胡耀邦的(我有一個專門的記錄)。趙講了四個問題。接著陳雲同志講了十條意見，然後是先念同志講，然後是耀邦講，最後是小平同志講。這個會議確定了一條，即以後的經濟工作經書記處、政治局討論后，就交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付諸實施和指揮，或者由財經小組提出意見，經過政治局、書記處做出決定，交由財經小組組織實施。後來陳雲講，這次會議的最大收穫，是明確了經濟工作決策的程序，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了中央財經小組，換言之，就是由胡的手裡轉到了趙的手裡，幫了趙的忙。會議結束之後，喬木和陳雲商量，把會議記錄、發言整理出來，然後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在這個事情上，可能有點疏忽，陳雲同意之後，喬木沒有向鄧小平請示、報告。鄧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後，說：這個會不要開，已經整理的東西，全部封存存檔。

    (2) 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發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開的政治局擴大會，恰好當天下午，我到新華社的分社社長會上講話。我沒有請示，就做了傳達。一開頭，我講：你們這個會，我本來早就要來參加，因為臨時發生了一件事，遇到一點麻煩，把日程推遲了一兩天。那件事辦完了，正在發愁，來這裡講什麼。恰好上午開了政治局擴大會，我就把會議的情況一五一十地進行了傳達。當時記性好，因此可以說把上午的會議原原本本地全部傳達了。會後，胡耀邦不知聽什麼人給他傳話，說鄧力群在會上傳達了一些話，很多話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話，說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胡耀邦當天晚上就向鄧小平做了報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還以為是為了周揚的事。我說：我最近惹了點麻煩，剛處理完，正在給中央寫報告做彙報。鄧小平同志說：還有比這更嚴重的事，聽說你在新華社講了一篇話，說中央最近出了一點問題。我說：我沒有這樣講，我說的是：出了點麻煩，指的是周揚講了一篇話。小平同志說：胡喬木最近講了一篇話，其中有一個說法：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發生了動搖，這個話就講重、講過了嘛。我說：喬木的這個話，我確實沒聽到過。但中央出了點問題這個話，我沒講過。我說：我的講話有錄音，上面有我的原話。這次傳達，沒向中央請示，這點是我不對。但那句話我沒說過。後來，請新華社根據錄音把我的講話從頭到尾整理出來，把我的原話劃出來，一看就是指周揚的事。另外，我寫道：我沒有說過最近中央出了點問題。我把上述東西送給了胡耀邦，他是否給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兩件東西，現在我還留著。後來我還在《紅旗》的聯絡員會上，扼要地講了一點精神，比新華社講得少多了。

    (3) 胡趙爭論

    1983年之前，鄧、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到了1983年，胡、趙爭論，以及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到整黨時，胡又採用了另外一個辦法，在書記處的會上，要各部委一個一個地彙報整黨情況，但實際上是彙報經濟工作的情況。他後來講，經過這個彙報和整黨，要端正中央各部的業務指導思想，還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說，胡、趙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決定時，他倆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我，不知是什麼道理。在1986年以前，在整黨過程中、在反對精神污染的過程中，趙對我還是比較關照的。這主要是因為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他不能不跟、不能不維護。後來到了1985年，又出現了一次跳躍性的增長，新的折騰又來了，一直搞到後來的"闖關"。這算是一件事。

    2 周揚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引出的事情

    第二件突發的事情，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上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引出的一連串影響巨大而深遠的事情。這對於我來講，也是突然的。這件事放到下一篇《反對精神污染的前前後後》中去講。

    註釋：

    ①鄧力群：《一個呼籲，一個請求》。《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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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7
反對精神污染的前前後後


一 我和胡喬木對周揚講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反應

    這一段從1983年9、10月以後至1985年3、4月以前，經過三個年份約一年半時間，事情最多，頭緒也多、矛盾也多。現在分成十七個段落來敘述此事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1 對周揚三月七日講話的反應

    1983年3月18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目，周揚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紀念會是在中央黨校開的。周揚說他身體不好，只念了一個開頭。後邊的內容是由播音員讀的。講話稿由《人民日報》排出清樣稿，在會上發給了一些人。

    我當時正住醫院檢查身體。我是為聽他講話特意從醫院出來的。聽著聽著，就覺得有問題，特別是關於異化問題。按周揚的說法，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會異化，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覺得，他的這種說法與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不一樣。我們歷來講，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隊伍，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黨員幹部中會發生腐化變質的現象。異化問題我過去沒有接觸過。現在周揚講，社會主義本身要發生異化，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這與過去長期的說法不一樣。當時，我沒有立即斷定周揚的說法是錯誤的，只認為是新說法，有疑問：這種新說法對不對？能不能站得住？另一個是人道主義問題。我聽周揚講人道主義時，感覺他的語言和赫魯曉夫的語言、提法差不多，這種講法也有問題。

    周揚講過以後，一些學者、專家當時就表示對他的講話有意見。賀敬之聽了也有意見，但不敢出來講話，因為周揚是他的老領導。

    當天上午，胡喬木有別的事沒有到會。他收到了周揚講話的清樣稿，還沒有來得及看。周揚給胡喬木送這個稿子時有個便條：「喬木同志：送上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學術會上講稿，請你詳加閱改退下。我病初愈，過些時當來看您。敬禮。周揚，三月七日。」

    下午，我就打電話告訴喬木，說上午去黨校聽了周揚的報告，覺得有些觀點和提法需要斟酌，希望喬木同志看看周揚的講話稿。同時把對周揚講話有不同意見的情況及準備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如黃楠森等三四個人)也在會上講一講的意見反映上去。

    沒有想到，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報》沒有用新華社發的新聞稿，獨家發表了周揚講話的詳細報導，並預告"全文本報另行發表"。

    2 是否全文發表周揚講話

    我要秦川請示胡喬木

    3月8日下午，我在醫院裡，秦川給我來電話，說周揚的講話很好，他們要全文發表，而且已預告讀者，全文將在《人民日報》另發，周揚也已定稿，問我怎麼樣。我說：我聽了周揚的報告以後，感到有些問題，但沒有把握。周揚的講話是否全文發，怎麼發，你們請示喬木，他同意發則發，否則不能發。接了秦川電話之後，我立即打電話給喬木。他說，周揚的稿子已經看了，感到問題不少，不是刪幾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報》發表。他和我商量，決定延長會期，休會兩天後繼續開。喬木還說，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揚的意見，可以請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在大會上發言。把這個會開成學術討論會。這樣有各種意見、各種聲音。否則國內外會把周揚的講話誤解為代表黨中央的意見。事實上，他的講話內容，會前大家不知道。他的觀點，沒有報告中央並得到同意。

    3月8日下午，我從醫院回到中宣部，和其他同志一起布置這個會。

    3 胡喬木要周揚修改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

    3月10日，胡喬木找了幾個人，有郁文、賀敬之、工若水、夏衍，一起到周揚家，談他對周揚講話的意見。這次談話郁文有記錄。喬木同他們談了一個上午，對周揚十分尊重和客氣，語氣特別緩和。

    胡喬木說：「周揚同志的文章，講得比較周到，但有些問題還沒有鮮明地講出來，或者還講得不夠圓滿，倘若就這個樣子拿出去，可能產生一些誤會。文章中有些話是不可取的。」「我是贊成人道主義的。但是我看到周揚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議論比較多，離開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沒有「社會主義」這個限制詞，「就可能混同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人道主義問題上，一直有各種各樣的糊塗思想」。「我們提出人道主義究竟是講什麼東西，應給中國、外國一個明確的概念。」

    胡喬木在講了歷史上有各種人道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以及「不經過階級鬥爭解決不了人道主義提出的問題」等以後，說：「我們宣傳人道主義時，沒有講清這方面的道理。將人道主義宣傳變成摘引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來同人道主義聯繫，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整個觀點，如階級鬥爭、剩餘價值、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聯繫起來。」「單講人道主義，不加社會主義，便會同歷史唯物主義發生矛盾」。「所以人道主義本身實際上有種種不同的立場。」「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如果我們不這樣看，這樣宣傳，那麼對於有鬥爭歷史的和有黨性的黨員，就會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們鬥爭了幾十年，都不是人道主義，反而成了反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今天實現了社會主義，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實現了合乎人性的生活。這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一樣，首先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他還分析和批評了與此相聯繫的文學方面的一些現象以及現代派的種種表現。但是這次沒有談「異化」問題。談話中間他還尖銳地批評了王若水的觀點。最後他很客氣地對周說：「周揚同志你年高德劭，年老體弱，是否可以『宜將剩勇追窮寇』，將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說清楚的地方，索性說清楚一些，然後再出單行本。」「周揚同志在文藝界是很有影響的。周揚同志的文章發表出來也會影響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揚同志能夠將論點搞得更完整一點，修改好了，正式發表。」臨別時他還十分鄭重地對周揚說：「今天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別提出要我用他的名義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發表。」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不贊成在報紙上大張旗鼓地宣傳所謂的人道主義。他建議文章修改後作為學術文章，在《哲學研究》上發表，展開討論。

    關於異化，喬木回來以後，又專門查了馬克思關於異化的前期和後期的提法，並打電話給郁文，又打電話給周揚，指出馬克思早期和晚期關於異化問題的說法是不一樣的。把它不加區別地應用到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

    4 《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講話全文

    3月15日，中宣部召開部務會議，談周揚講話的問題。通知周揚參加這個會，可是他不來。所以會議中間，我打電話給他，說：周揚同志，你的那篇講話，喬木同志提了意見，希望你自己進行修改，然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你改好了沒有？周揚當時口氣很硬，說：講都講了，我就不準備改了。我說：這樣一來，就不是我們兩個之間商量的問題了，這就需要集體討論。你是我們宣傳部的顧問，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要開個會，討論你的文章發表與否，在哪裡發表。他的口氣還很硬：你們開會，我不來。態度很傲慢。我感覺他有點欺負人，就說：周揚同志，你是老同志啊，長期做領導工作，對這樣的事情，你處理過很多。需要討論，你又不來。你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到哪裡我都要講對你的不同意見。這麼一說，周揚不得不表示明天來參加會議。沒想到。在我們通電話時，秦川就在他旁邊(這是後來知道的)。結果第二天，《人民日報》就把周揚的講話全文發表了。對此，不好說一定是周揚讓秦川發的，但是秦川知道了要討論此事，就搶先發表，這是肯定的。

二 處理《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講話全文的經過

    1 我要王若水、秦川寫檢查

    3月16日，我看到了《人民日報》發表的周揚3月7日講話的全文。

    我打電話給秦川：你和我說要全文發表周揚的講活，要我表態，我說讓你請示胡喬木，你請示了沒：秦川說：沒有。我說：現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見的問題，而是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問題，必須寫出檢查。

    電話中，秦川把責任推給王若水，說這件事是王若水管的，講話全文也是他讓發的。接著我就給王若水打電話，王若水採取推諉的辦法，說：胡喬木講的意見中沒有表示對周揚的講話有根本的不同意見啊，只是講了這個要補充、那個要補充，我也沒有聽他說過要修改以後才能發表啊。我說：這樣一來，學術問題就變成一個組織紀律的問題了。王若水承認那個消息和摘要都是他讓發的。秦川沒參加喬木那次談話，但王若水是參加的。王若水對秦川講，喬木沒有說不讓發表。我同樣向他指出，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問題，！必須寫出檢查。他們兩人很快都把檢查送來了。

    2 胡喬木建議中宣部向中央報告

    3月16日，喬木打電話給我說，對《人民日報》刊登周揚講話全文的事不能馬虎，建議中宣部向中央報告情況。這樣，找了賀敬之、李彥、盧之超三人，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上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題目是《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衷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寫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有關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秦川也有錯誤，應做一次檢討；周揚是中顧委委員，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在中顧委會上表示一下態度。草稿寫好后，經過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修改，3月20日把報告和秦川、王若水的檢查，以及胡喬木3月10日同周揚的談話記錄(這份記錄是郁文、賀敬之、黎虹三人核對整理的)，一同報送中央書記處。

    在書記處會議上，我把那天和周揚通電話的情況(他說了什麼，我說了什麼)也講了。習仲勛出來打圓場，說：要周揚在什麼會上表示一點態度，沒必要吧。胡耀邦講，你們寫的報告，涉及具體事，要與本人核對。今天我們不做結論，先把報告給本人看，該改的、該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中宣部召開部務會議，內容是核對事實。參加者有胡喬木、鄧力群、郁文、賀敬之、周揚、秦川、王若水等。會上胡喬木對周揚說：我本來跟你說過，作為學術文章，修改好后在《哲學研究》上發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志同你談話的。周揚說，你說你代表耀邦這個話，我沒有聽你講過。周還說，你這個人講話，從來都是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另一個說法，我不知道究竟信哪個。在這之前，周揚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講我們的報告中哪些他認為不是事實，並強調他沒有聽到胡喬木說代表耀邦同志與他談話的這句話。王若水說：我只聽胡喬木對人道主義發表這樣那樣的意見，沒說修改以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這時郁文出來說話：我的記錄上這些話都是有的。3月10日在周揚家的談話，郁文有記錄，可以證明喬木確實講了這句話。

    我問王若水：你在理論務虛會上批評毛主席的文章和講話，怎麼一下子就傳到香港去了。王若水說，不是他而是別人送出去的，還有送到台灣去的，都不全。我就對他說：共產黨員在黨內、國內發表意見，按照組織程序，什麼意見都可以講，但拿到香港去發表，性質就不同了。他就推託，是別人送的，還把他的東西歪曲了。

    開會把事實核對清楚以後，我們又把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作了一點修改。4月20日，把這個報告，連同喬木3月10日同周揚的談話記錄，周揚給胡喬木、鄧力群並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檢查，再次報送上去。以後就沒有了消息。有點"留中不發"的味道。究竟胡耀邦發了這個報告沒有，把這個報告送給常委看了沒有，我都不知道。後來，根據在鄧小平那裡談到的問題來看，好像這個報告送給鄧看過。報紙上發表的周揚的講話，我也沒有特意送給鄧、陳去看。

    後來，胡耀邦和我講，學術問題，何必搞得那麼緊張，各說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說：周揚那篇東西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按他說，黨要變質，黨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權也是如此，經濟、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馬克思主義講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照搬過來，這不倫不類嘛，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胡耀邦一直堅持這是個學術問題，不要搞得那麼緊張，事情幾個月沒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擱在那裡。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到7月份，我就外出調查考察文物工作去了。

    3 編七種研究材料

    但這方面的具體工作也不是沒有做。在核對送中央書記處的報告和材料之前，因為喬木說要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為學術問題進行討論。我就把與中宣部有關的單位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等部門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在中宣部開了一次會議。要求分工編七種材料，每種一本或兩本，把能夠收集到的材料盡量編進去。材料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異化問題的論述；社會主義國家關於異化問題討論的文章；社會主義國家中持不同政見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國已經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文章；等等，作為進一步討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參考材料。

    當時，我確實認為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應該討論的。王若水後來說，鄧力群1983年3月下旬說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要討論研究，現在變了。鄧力群是變了，在聽了鄧小平關於異化問題的談話后，我的認識提高了，對王若水的錯誤思想的認識也清楚了。

    在4月20日中宣部報告送上去以後，薄一波同志寫給我一封信，說周揚托他給鄧小平送了18條馬克思關於異化的語錄。薄一波在信中沒有說他給鄧小平送語錄的時間。但可以確定，是在4月20日中宣部的報告送上去以後。這在下面再細說。

   

三 鄧小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前面說過，7月初，我去外地考察。先去了華北地區的承德、張家口、包頭、大同，後來又去了西北，到了陝西、甘肅、青海、寧夏，主要是做關於文物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到了1983年8月，我還在外地，鄧小平找喬木談了一次話。

    鄧小平說，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覺得文藝界的問題複雜，思想界的問題嚴重，人們的思想很亂，所以他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講這些問題，並出了個題目：《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胡喬木說這個題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寬一點，講黨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務。鄧小平同意這個意見，並讓喬木幫助搜集材料，準備稿子。喬木從鄧那兒回來后，就找了幾個同志談，說有這麼個事，並且談了他對如何起草鄧小平講話的想法。

    9月6日，我從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鄧小平通知我去他那裡，要談二中全會講話稿的事。我就把幫喬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龔育之、鄭惠、盧之超一起找去了。

    鄧小平問：讓喬木準備一個關於思想工作的講話稿，準備得怎麼樣了？

    我說：我剛從外地回來，不知道情況。他們幾個人剛從杭州喬木那裡來，由他們彙報。

    龔育之等就把喬木設想的幾個題目和稿子字數，向鄧小平作了彙報。

    鄧聽了之後說：這樣講，問題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講這麼多問題。他贊成由書記處起草一個加強思想工作的決議來講這些內容，他這個講話的範圍要小一些。內容太多了，對當前主要問題的針對性就不夠，就很平淡了。這些內容都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得這麼細。

    他說，原來就是想講不要搞污染。所有的靈魂工程師，包括理論工作者在內，演員也是，不要搞污染。

    他說，在文代會上講了污染問題。靈魂工程師不要對社會風氣、對青年思想搞污染。現在好多是搞污染。

    他說，我準備了，也想了，就講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然後他講，我們記錄。從小平同志的談話看，他是胸有成竹的。假如周揚是5月給他送馬克思的18條語錄，到這次談話時已有四個多月了，他準備、思考得很成熟了。

    從鄧小平那裡回來后，我們把鄧小平的談話整理了一個記錄稿。先送給鄧小平。他看得很認真，還在清樣稿上改了兩個字。清樣稿上這麼寫：我們是把實行開放政策當作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的步驟，目的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把記錄稿上的「步驟」改為"補充」。這在檔案中有記錄。談話記錄稿經鄧小平修改後，我把這個稿子送胡耀邦，並在9月1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9月7日關於整黨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問題的談話。

    因為胡喬木仍在外地，我就在北京組織人，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搞了一個鄧小平講話的整理稿。在整理的過程中，我們還把稿子送給在杭州的胡喬木看。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談話對稿子修改後，傳到北京。我們又在北京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其中王鶴壽提意見說，現在造成思想戰線混亂的原因之一，是黨內自由主義思想太厲害。後來，我們在鄧小平的講話中加上了這個意見。9月20日，鄧小平特地找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和組織部幾個人談話，著重講的是整黨不要走過場，附帶提了一下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四 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的高明見解

    9月30日，我們把講話稿送給鄧小平。他看過以後，當天就把我們找去，談了兩點意見：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長，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主義這個問題話太多，有一兩句就可以了。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講了一篇話。他說：

    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18條論述。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這是個生疏的名詞，絕大多數同志不了解異化是什麼。也是個學習嘛。讓大家接觸一下這個問題，有必要。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1964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

    得組織點文章。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需要寫有分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這是一種論斷。這個論斷沒錯。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內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

    鄧小平這篇話講得非常好，非常重要。這一篇話使我、使喬木都有了一個提高。聽了這次談話，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提高了。有了這篇談話，才能有我在二中全會西南組批評王若水錯誤的長篇發言。胡喬木看了這次談話，他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章才可能寫得這樣好。王若水講，後來問題發展得這麼嚴重，是胡喬木送了材料。實際上，胡喬木沒有送材料，是周揚送了18條語錄，才使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發表了這麼高明的意見。


五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前後

    1O月初，根據鄧小平的談話，我們又對講話稿進行了反覆修改，並送在外地的胡喬木修改、整理。後來又送中央領導審閱，徵求意見。最後定稿報送鄧小平。10月1O日鄧小平批準定稿。

    鄧小平9月的兩次談話和他的講話稿，書記處正式印發了。耀邦都看了，他都說同意，既沒有補充，也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在鄧小平二中全會講話出來之後，秦川就散布說：鄧小平之所以要講這麼個話，主要是因為鄧力群和胡喬木給鄧小平寫了信，送了材料。後來又有人造謠說：講話是鄧力群塞給鄧小平的。這類謠言的根子還是從秦川的上述說法來的。

    接著，就開十二屆二中全會了。

    1O月12日，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講話，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針對黨內存在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的嚴重問題，指出：必須下定決心，用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來進行這次整黨，通過搞好這次整黨，把黨建設成為有戰鬥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

    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存在的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數，問題是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泛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

    還指出：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文藝界的一些人熱心於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因此，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於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採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

    最後強調：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的任務。

    二中全會作出一個關於整黨的決定草案，鄧小平講了上述那篇話。陳雲同志也講了話。講話印發給大家，讓大家(包括書記處的同志)提修改意見。我的印象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在二中全會之前，即9月30日之後，鄧小平曾讓我們準備點材料，他說：異化是個怪名詞。要開會了，要把這個名詞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好讓大家知道一下，接觸一下這個問題。同時，思想工作裡頭有些什麼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也搜集一點材料。這樣，當時書記處研究室就請與思想工作有關的單位，就他們本單位的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搜集整理了幾十份材料。我們經過挑選，整理出二十份左右，提供給二中全會參考。在二中全會之後，我們又從中選了十幾份，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考。

六 我在二中全會上批評王若水的發言及其他

    我在二中全會小組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主要是批評王若水的一系列觀點，同時也對周揚那篇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點意見。發言整理出來以後，用簡報印發給到會的同志。這個發言，後來王若水看到了。1985年，王寫了一篇很長的辯護文章。無非是說，這個、那個問題上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不是如我所說的那樣。其實，我的發言大量引證他的講話原文，每段引完了，我只是點了一下，說明這段話是個什麼意思。王若水就逐段逐條進行反駁，為自己辯解。概括地講，我說他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他說他自己還是馬克思主義。現在來看，問題就清楚了。1993年，他在香港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第一個標題就是："從追求到幻滅"。說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幻滅了。這樣，他自己為自己做了結論。實際上他也確實走到了這一地步。王若水當時的那篇辯護文章有的部門印發了。我知道的有國家計委印發了，作為他們幹部學習的參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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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8
現在，把我在1983年10月12日十二屆二中全會西南組的發言，全文抄錄在下面，供有興趣的同志研究。

    鄧力群同志在西南組的發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一、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陳雲同志的講話。

    思想戰線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們的任務，又批評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作為參加思想戰線領導工作的一員，小平同志批評的軟弱渙散的問題，也包括我在內。這裡有能力問題，有工作方法問題，也有責任心問題。

    遠的不講，從十一屆六中全會以來，比較多地注意了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正面宣傳、解釋、論證，對「左」的、右的錯誤思想，不是說沒有不同意見，不是沒有進行過批評，但是，總的來說，沒有根據問題的性質以及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影響，在不同範圍內組織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開展對錯誤思想的批評。也組織了一些文章，在報刊上對錯誤觀點進行批評，但是數量少，有份量的、有說服力的更少。說實在話，理論界也罷，文藝界也罷，很多錯誤觀點來自北京，發生在中宣部眼皮底下。我們沒有管好，是有責任的。當然，有些事情不是不想管，也不是沒有管，不過真要解決問題，也的確不容易。

    黨中央早就指出，思想戰線的一個重大任務，是組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通過這個隊伍來維護、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研究、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錯誤傾向展開爭論，必要的時候進行思想鬥爭。我雖然認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很不夠。在我們從事理論工作的同志中間，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有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動地對一些錯誤觀點進行了批評。但是，中宣部的組織工作做得很不夠，所以現在的狀況基本上還是小平同志講的，馬克思主義者各自分散作戰，沒有形成隊伍，沒有形成陣勢。

    二、小平同志說，異化是一個怪名詞，很多同志很生疏，有必要編寫一些參閱材料，請到會同志看一看。已經印發一部分，以後還準備陸續選編。

    三、今天的發言，著重介紹一些國內這幾年關於異化問題的材料，也說一點個人的看法，供同志們參考。

    馬克思所說的異化，指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勞動者喪失生產資料，從事雇傭勞動，全部產品為資本家佔有，這樣就形成一種狀況，勞動者生產的勞動產品成為對自己的異己的、敵對的力量，反過來統治勞動者。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異化或異化勞動。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指出資產階級必然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馬克思在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沒有使用過異化概念。

    目前國內講異化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王若水同志講，「照馬克思的意思，一到共產主義，異化就沒有了。……在這一點上，我大膽地講一句，馬恩還沒有完全擺脫空想的成份」。他又說，「原來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好像一切異化的根源都是私有制，好像只要社會一旦掌握生產資料，異化就消滅了。……現在看起來，廢除私有制，消滅剝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不等於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社會上一切問題都沒有了，人就完全進入自由王國。不！還會有異化，因為人們還可能對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完全認識，還有盲目性，還會產生一些問題，因此還會陷入某種不自由的狀態。"

    多年來，王若水同志不是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理論問題來討論異化的，而是尖銳地針對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主張，闡述自己的見解的。他說：「十幾年了，國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情況如何，我了解不夠，但我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這個問題的研究不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很重要的，而且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又說：「這個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實踐提出來的，現在有它的新的意義」。

    王若水同志也不只是談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異化殘餘還存在，這種異化後果還有待於消除，他主要是談社會主義的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實踐提出了異化問題。他說：「社會主義應該是消滅異化，但它究竟是不是已經消滅了異化，沒有了異化呢？我想我們應當承認，實踐證明還是有異化，不僅有思想上的異化，而且有政治上的異化，甚至經濟上的異化。"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各個領域都存在異化。

    關於所謂思想上的異化。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的概念，認為修正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異化，教條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異化。他特別反覆批評個人崇拜，而且把個人崇拜同宗教迷信完全等同起來。他說：「個人迷信，現代迷信，是思想上的異化。教條主義是異化，教條主義發展到頂點。就成了個人迷信，本來領袖是人民當中產生的，是人民撫育的。……離開人民這塊土地，領袖就沒有什麼力量，不會有什麼作為了。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應當是這樣嘛！宣傳個人迷信的結果，領袖脫離了人民。倒過來了，好像人民的一切都要依靠領袖，這不是跟上帝一樣了嗎？......一旦個人迷信造成以後，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價，慘重的代價。異化了，不由自己支配。"王若水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個長篇發言，集中批毛澤東同志。他說，他懷疑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還反覆舉例，從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的個人關係來說明"文化大革命"。聽了以後，給人這麼個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同志個人品質很壞。港台報紙基本上把發言內容全文登載了，還說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發言」。對毛澤東同志個人崇拜的這類批評，他在多次講演、文章里都有。最近他還寫文章批評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提法。毛澤東同志說，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意思很清楚，無非說因為窮，就要干，就要革命，來改變這個窮。王若水同志在文中質問「怎麼說貧困是好事"，說"那種認為共產主義覺悟和文化知識水平沒有什麼關係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從毛澤東同志那段話里根本看不出這些意思來嘛。反正是一有機會，就找到毛澤東一句話兩句話，一個論點兩個論點，用這樣的語言那樣的語言，用這樣的形式那樣的形式，挖苦一通，批判一通。

    關於所謂政治上的異化。他經常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說的，要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用這個來論證所謂政府的異化、黨的異化。他說，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目的是要為人民服務，「但這個權力一旦給出去以後，就有這種危險：可能有一部分人把這種權力不為人民服務，而為自己服務，結果由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轉過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好比母親辛辛苦苦生了個兒子，指望他長大以後養老，結果成了逆子。政府變成了老爺，不受人民控制了，變成了異己的力量，這就是異化，政治上的異化。」從一部分人引申到整個政府，都異化了。

    講到黨，他說，我們一直認為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現在還要反修防修，但是，在他看來，「我們的主要危險還是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本來是受壓迫的黨，變成了執政黨，黨的地位起了變化，就可能有脫離群眾、脫離人民的危險，可能異化。本來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僕，但後來脫離人民，變成貴族老爺，不是工人階級啦！成了與工人階級對立的異己的勢力。......只是要求不再出林彪、'四人幫'，這個要求太低了。問題應該換一個提法，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如何防止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這個提法就廣泛多了。"接著說，"各級領導都有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

    說政府也異化，黨也異化，或者叫權力異化，政治異化，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組織，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分析，沿用這個提法，講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特殊官僚階級的矛盾，因此煽動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同志那樣講下去，很難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組織相同的結論。

    關於所謂經濟上的異化。他在一九八○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前不久報紙上批評的昔陽縣的'西水東調'工程，不就是一種經濟上的異化現象嗎？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萬個，耗資幾千萬，結果不但得不到好處，還成了一個包袱。自己辛辛苦苦造一個大包袱給自己背，這不是異化嗎？再比如雲南森林的大火，毀林開荒，類似的問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也講到。過去把森林燒掉，要它的荒地，從近期的效果看是有利的。因為自己有一塊地，可以種地了。但是大家都這麼搞，長遠的後果，人要吃它的苦頭。因為破壞了生態的平衡，破壞了森林，氣候條件又改變，最後這個地區成了一個不毛之地，這是自然對人類的報復，人就倒過來吃苦，這就叫異化。""象工業污染也是例子。搞個化肥廠，搞個什麼廠，這也是好的啊！結果，它產生了污染，倒過來危害了人。這也是一種異化。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應該是很清楚吧！然而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出現這種現象，片面地去追求高速度，片面地發展重工業。高速度之所以好，是因為它能高速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才是好的嘛！犧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追求高速度：去追求重工業，為重工業而重工業，為高速度而高速度，結果人的幹勁越大，就越是大吃苦頭。勞動的結果不是對人民有利，反而使人民吃虧，這也是異化。由於這種唯意志論，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還帶著很大的盲目性，因此經濟上也會異化。"各種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都被叫做異化，叫做異己力量。

    從上面思想、政治、經濟所謂異化的這些道理來看，王若水同志完全離開馬克思關於勞動異化的本意，任意廣泛地解釋異化的含義，把異化任意解釋成為包括矛盾、一分為二、對立面的轉化、否定之否定、思維和存在的各種哲學範疇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他還打過一個比方，「一個母親生了個兒子，她很心疼，很愛，辛辛苦苦地把他培養大，教育大。可是這個兒子慢慢長大后，成了一個逆子，不僅不受母親管，倒過來管他的母親，欺侮或者虐待母親。兒子不認他的媽，把母親當外人甚至敵人。母親也覺得兒子不象她的兒子，成了家庭裡面的異己分子。這個過程用哲學的語言來講，就是異化。異化，就是異己化。」總之，在王若水同志看來，事事、時時、處處都在異化，什麼東西都在異化，沒完沒了地異化。這正象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一貫宣傳的那樣，異化是包羅萬象的。

    四、王若水同志在談論異化的同時又經常談論人道主義，有時和異化聯繫在一起談，有時專門談。

    他在《為人道主義辯護》中分析了歷史上的各種人道主義，然後講，各種人道主義有「共同的原則，這個共同的原則簡單地說就是人的價值」，「各種人道主義對人的價值的理解可以有很大的區別，但只要它們都重視人的價值，那麼這種區別就是一種人道主義和另一種人道主義的區別，而不是人道主義和非人道主義、反人道主義的區別」。他還說，「馬克思主義應該如何評價人道主義呢？從積極方面說。人道主義肯定人的地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幸福。從消極方面說，人道主義反對兩個東西，一是神道主義，如中世紀的宗教；一是獸道主義，如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還有法西斯。這些內容，我想是包含在人道主義之中的。至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抹殺人的階級性，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那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要反對的。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這樣的概念，就可以表達出同歷史上的人道主義的區別和聯繫"。"總之，人道主義反對神道主義和獸道主義這兩點，都是與克服人的異化聯繫在一起的。全盤否定人道主義，就可能異化到'神道主義''獸道主義'去，這種現象不是在十年浩劫中發生了嗎？我們不是既產生了'造神運動'，又產生了法西斯的滅絕人性的獸行嗎？"他又說，"我們現在也可以說，'人道主義'一詞無非是指建立在強調人的價值這一原則上的各種思想體系和思想傾向；我們不應該把一般的人道主義和它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特殊形式混為一談。在當時條件下，馬克思不用'人道主義'這個詞是可以理解的；而現在我們就不必這樣拘泥了。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為人道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包含了人道主義的。"他認為，"人道主義"這個名詞，"表明它和歷史上的人道主義的繼承關係"，"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形容詞，"表明它和其他人道主義的區別。"他說：馬克思不是否認人道主義而是把人道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樣一講，國內跟著出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很多文藝作品，用各種形式來講所謂人道主義，反對所謂非人道主義。其中舉的例子很多，比如夫妻兩地分居是不人道的；動員知識分子到邊疆去工作是不人道的；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是不人道的；等等。不少的青年人受到蠱惑。大學生統一分配，服從祖國建設需要，也被說成不尊重人的價值，也叫做不人道。這種所謂人道主義的宣傳，當然不是批評資本主義違反人道主義，而是批評社會主義事事都違反人道主義。對人道主義觀念進行這樣的闡述，已經引出了很不好的社會效果。

    王若水同志把自己的人道主義觀點加以引申說"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他論證自己的提法的時候，引證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但結果卻走到另外的方面。我這裡只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馬克思說「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這裡用了「人類」，但說的是「社會化的人類」。因此才進而研究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生產關係。不同的生產關係，人的地位也不同。馬克思自己就說過：「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從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中來研究階級以及各階級間的關係，確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樣才有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正是把這種有科學內容的、有規定性的社會化的人類，作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王若水同志引了這段話，但是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卻抽掉馬克思給予"人類"一詞的科學內容和規定性，講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人。

    第二個例子，他還引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這是恩格斯解釋唯物史觀的一段很有名的話。這裡有「人們」兩個字，恩格斯賦予這兩個字一系列的科學內容和規定性。王若水同志把這些也抽掉了，也用來證明他所謂的「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

    他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引證的很多很多。他引證馬、恩的話，倒不能說斷章取義，但是卻把馬、恩研究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各種社會關係的科學的內容、具體的規定、確切的含義抽掉，進行高度抽象，只剩下一個"人"，一個所謂大寫的"人"。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研究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王若水同志的方法，是同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相違背的。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我們不否認一般的原則，但是我們要求對具體運用這些原則的條件進行特別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一般的含義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純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認識具體事物的一個階段，因為我們永遠不會完全認識具體事物。一般概念、規律等等的無限總和才提供完全的具體事物。」「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各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其中包含著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對立面(個別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繫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體現著特殊、個體、個別東西的豐富性(特殊的和個別的東西的全部豐富性！)的這種普遍！！"這裡說得很清楚，科學地揭示和把握的一般，只是認識具體事物的一個階段。對列寧這裡分析的認識事物的方法來說，王若水同志所採取的方法，可以說是逆行的，是一種倒退。

    毛澤東同志說：「就人類認識運動的次序來說，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等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指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至變成枯槁的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複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對毛澤東同志這裡分析的認識事物的科學方法來說，王若水同志所採取的方法，也可以說是逆行的，是一種倒退。

    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確實很重視對人的問題的研究，但都不是研究抽象的人，都不是離開一定的社會聯繫來研究人。王若水的方法不是這樣。他不是通過具體來認識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具體。馬克思主義說的人是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王若水同志卻使「人」成為一個空洞的抽象，並且得出結論說：「總之，人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歸宿點。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否定人道主義這個口號和概念。」他把人變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把異化變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然後對這類概念進行任意的演繹，去解釋各種各樣的問題。

    王若水同志說異化、人道主義，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帶有根本性質的觀點。這就是：一方面把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作為各種各樣的人道主義的一種，或者如他所說的，是人道主義發展的什麼新階段，總歸不過是人道主義中的一個派別。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各種派別。他說，有一次他到一個國家訪問，那個國家有人對他說；「你們中國人學馬克思主義是從俄國人那裡學的，毛主席也這麼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當時我們認為這樣就是對的。近十幾年來，使我們認識到，僅僅從俄國人那裡學，就有問題，就有片面性。因為馬克思去世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國都在發展。當然，首先主要是列寧把它發展了，但是否別的國家就一點都沒發展？我們過去忽略了這個問題，總有個正統觀念。馬恩列斯毛是正統，其它都是異端，是修正主義。只能馬、恩、列、斯、毛一條線下來，有點象中國過去說的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個大聖人去世后。另外一個就繼承他。一代一代傳，繼承下來。只有這些人講的話才權威、正統。到孟軻死後，就斷了。'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馬恩列斯毛，毛主席去世了，再也沒有那樣一個權威了，好象道統也斷了。近幾十年，馬克思主義在其他國家也有發展。從某種觀點來說，也可以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學派。周揚同志說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只能有一家不能有好幾家呢？可以有好幾家的。我們過去的毛病就是把一個學派看成唯一的真理，不承認其它學派，只承認一家。這就產生了教條主義。過去只支持一家。其它的都排斥，視為異端。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一個學派，當然，是最偉大的、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但也只是一個學派。"

    王若水同志把馬恩列斯毛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予孟子相提並論，顯然是荒謬的。這裡說到「唯一的真理」。從宇宙觀，世界觀來說，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唯一的真理」，這不僅是因為它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總匯，而且是因為它開闢不斷認識和掌握真理的道路。列寧就說，唯物史觀是「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我們黨一向主張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同志也反覆重申這個原則。我們黨一向批評脫離本國實際照搬馬克思的結論或列寧的結論。真正把二者結合了，結合好了，就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各國的馬列主義者，都可以而且應該發展馬列主義。但是不能由此否認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毛澤東同志有一個形象的說法，馬列主義是主幹，其它都是枝葉。沒有主幹，就沒有枝葉。枝葉茂盛，離不開主幹，同時主幹也會越來越壯大。這裡還涉及到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關係問題。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說：「絕對真理是由發展中的相對真理的總和構成的；相對真理是不依賴於人類而存在的客體的相對正確的反映；這些反映日趨正確；每一個科學真理儘管有相對性，其中都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說相對真理不等於絕對真理。當然是對的。可是認為人們經過相對真理不能接近絕對真理，就不對了。說絕對真理的長河是無窮盡的，這也是對的。可是否認在相對真理中包含絕對真理的成分，就不對了。

    總之，在王若水同志看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只是人道主義各家中的一家，馬克思主義內部也有好多家。這樣講，實際是為各種錯誤思想、非無產階級思想、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和各種剝削階級思想敞開大門，使它們都能在我們國內、黨內合法存在，自由泛濫，動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國家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使黨內不能有統一的思想，可以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這是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提供理論根據。

    王若水同志確實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在許多重大的政治問題、思想問題、理論問題上，他認為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他的思想體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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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8
按照時間順序，向同志們介紹一些事實。

    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春，王若水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幾次發言，說「毛澤東思想也包含某些錯誤」，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無法說它不屬於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他後來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六月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會議的報告稿子，中央政治局委託喬木同志主持起草。報告起草過程中討論了多次，王若水同志也參加了。有一次我在場，他說，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有幾條，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接著尖銳地發問：那麼中央服從誰呢？答案是什麼，他這次沒有明說。按照他的邏輯，就是黨中央服從全國黨代表大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又服從誰呢？服從全體黨員；全體黨員在全體人民中也是少數，又該服從誰呢？得服從全體人民。這樣，重大問題的解決，就只得經過全民投票表決。這樣一種思路的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小平同志這次批評的黨性來自於人民性。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了，汪東興同志的代表資格，經資格委員會審查，提交大會通過了。他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也由大會通過了。在進行這兩項表決的時候，王若水同志沒投反對票。可是大會作出決定以後，王若水同志，還有幾位同志，在北京市代表團會議上提意見，而且正式寫提案，要撤消汪東興同志的代表資格，撒消汪東興同志的主席團成員資格。中央常委為此專門開會，並且委託小平同志召開代表中間的黨員會議，講了一次話。小平同志說：發表點議論，可以諒解，作為提案，那是違反三中全會的精神的。因為三中全會確定政治局成員「只出不進」，汪東興同志還留在政治局。小平同志又說，有人說我既然是個代表，我就有代表權。但是，要問他一下，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呀！你想當共產黨員，就要執行黨的決定，就要執行黨對這次會議的方針。小平同志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很中肯的。王若水同志經常講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也講要站在人民一邊。從這種行動看，他並不尊重多數，連孫中山的「民權初步」部違反了。他實際上是把少數人的意見當成人民的意見，這樣來改正他所謂「黨的錯誤」。

    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時，小平同志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同年八月，王若水同志在上海師大作報告，說「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前提條件，就會妨礙人們去自由地探討真理。」他說：「我不太同意說四項堅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四項基本原則不是先驗的東西，不是從娘肚子里出來就有了。都有個認識過程，從不認識到認識，從不承認到承認，從不理解到理解，讓人去探索，允許人去討論，甚至也允許人去懷疑。有人主張，在兩個『凡是』的條件下，進行思想解放，那樣，張三有個前提條件，李四有個前提條件，條件就多了，哪個前提條件正確呢？還得考查一番。要堅持四項原則，還得讓人家提問題，討論問題。兩個'凡是'的觀點是錯誤的，是不允許人家提問題的。"

    中央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幾十年來社會主義的實踐已經反覆證明了四項基本原則的正確性，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的，又是有明確的現實性和針對性的。王若水同志把四項原則和「兩個凡是」相提並論是很錯誤的。他明明知道四項基本原則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講的，可是他在講話中間卻那麼輕佻地說什麼「張三有個前提條件，李四有個前提條件」。一個共產黨員，對黨中央採取這樣的態度，難道是能夠容忍的嗎？王若水同志還說，"你說，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的，總要講出個道道來，要堅持四項原則，就要讓人首先解放思想。沒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接著說："堅持社會主義呢？什麼是社會主義呢？'四人幫'也講社會主義，叫窮社會主義，外國也有社會主義，柬埔寨說他是社會主義，越南說他是社會主義，南斯拉夫也是社會主義，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有好的，有不好的，哪個是真社會主義呢？哪個是假社會主義呢？你堅持的是哪個社會主義呢？"大家可以看到，這真是一種面對面地進行質問的口氣啊。就在這前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文章，題目就是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王若水同志是主管理論宣傳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這些文章，和他的觀點是合拍的。王若水同志自己也在一九八○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說："不能講要在四個堅持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倒是應該反過來說，只有堅持解放思想，才能堅持社會主義。你說是要堅持社會主義，你堅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張三一個說法，李四一個說法，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讓大家探討。要探討就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麼發展社會主義理論？不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怎麼堅持社會主義？"還說："在這一些年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沒有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因而可不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國際範圍內，已經落後於實際情況了？"

    一九八○年，讓他參加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工作。起草過程延續得比較長，反覆修改、討論。一直到決議通過之前，王若水同志一再堅持，要在黨的指導思想中間取消列寧主義；更要取消毛澤東思想。他明確地提出："從現在起，就逐漸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這個概念來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當時有這種主張的，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決議通過以後，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在不同場合繼續批評毛澤東思想。他不是主張馬克思主義內部要允許各種學派嗎？即使照他的邏輯，毛澤東思想至少總應該是一個"學派"，但是，他就非要取消毛澤東思想不可。

    一九八二年春，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全國開展了這場鬥爭。決定明確指出：「打擊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的重要表現。」在四月間召開的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上，王若水同志講：「對打擊貪污受賄、走私販私等犯罪活動，不要公開宣傳這是階級鬥爭」，「封建社會裡頭也有貪官、清官，美國也禁止走私，這算什麼階級鬥爭？"

    還有一些重要問題上的錯誤，都同王若水同志有關。如民主和集中，說民主的實質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再講集中是多此一舉，是概念的混亂。《人民日報》理論版曾經發表《民主的權威》，排斥黨的領導的權威。一九八二年四月，《人民日報》發表王若水同志的《文藝•政治•人民》，認為自由和紀律的提法不好，主張改為自由和責任，因為「紀律是外加的，而責任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一九八○年九月，王若水同志分別在《文匯報》和《上海文學》發表所謂文藝異化問題的文章，提出"文藝也會異化。文藝應該對現實生活中的異化(如官僚主義、個人迷信、特權等)提出批評和抗議，而不應該肯定和讚美異化」。近幾年來文藝上的很多問題，都同這種觀點有關。北京一個主張"寧可創作為一千人所理解的陽春白雪，也不願為八億的下里巴人去創作」的作家，還進一步發揮王若水同志這個觀點，在《電影創作》上發表文章，稱讚在文學中「對於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問題的嚴肅思考」，要求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異化」作為文學的「重大主題」。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這些年來，王若水同志一貫是堅持反「左」的。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撥亂反正，糾正「左」傾錯誤，今天和以後，還要繼續防止和克服「左」的錯誤。王若水同志在一些文章中、一些會議上批評「左」有些是批得對的；有些就不對，把正確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當作「左」來批評、來反對了。很少看到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體系來對待各種問題；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態度是鮮明的。他在文章、講話中是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的，一直堅持不願改變的。『儘管中央領導同志反覆對他進行批評，進行勸告，他還是不願改變。他讀書很用功，生活作風樸素。他有些文章的內容還是可取的。最近，他在《文匯報》發表文章，批評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宣傳宗教，總的說是好的。但是也要說一句，這同他的思想體系並不矛盾，因為他是一直反對宗教迷信的。

    五、今年三月七日，周揚同志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講話第四部分，題目是「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係」。王若水同志說，這部分是由他「修改和補充的」。周揚同志認可這件事情，同時跟我說過，他覺得王若水同志的一些文章、一些觀點有點偏，所以在王若水同志修改和補充后又作了一些修改。

    這個部分的內容，和王若水同志關於異化、人道主義的文章，基本方面是相同的。也有些差異。主要是兩個地方。第一，周揚同志說，"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們也是完全能夠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來克服異化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我們的體制上和其他方面的問題。"他的意思是，社會主義有異化，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克服異化，社會主義不斷異化，不斷克服異化。有人講，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不同，是非對抗性的。但是周揚、王若水同志沒有講這個話。周揚同志文中所說的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第二，周揚同志明確地把克服異化和改革密切聯繫起來，認為"掌握馬克思主義關於異化的思想，對於推動和指導當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義。"小平同志講話已經提出："這樣講，不但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當前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技術進步、社會進步而需要不斷進行的改革。"他說各種改革是克服異化。隨便舉個例子：領導班子的調整，一批老幹部下來，一批中青年幹部上去，究竟誰異化了，誰克服異化的？說退下來的老幹部異化了，新上來的中青年幹部是在克服異化的，能夠這樣解釋嗎？

    周揚同志這個講話，除第四部分有同王若水同志基本相同的觀點以外，其他三個部分，也存在一些我認為很不妥當的提法。

    比如第一部分，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這是對的，但是接著說：「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場合，也出現過停滯、倒退、甚至變質。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立，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找到不少說明這種情況的歷史事實。我國由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造成的十年內亂，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證。」這樣一個說法，同六中全會決議就很不一致。特別是講到馬克思主義「變質」，人們就要問，馬克思主義變質了，你們有什麼理由堅信馬克思主義？其後果和影響，就是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列寧同第二國際的鬥爭非常尖銳。列寧批評第二國際，批評考茨基這些人，從來沒有說過馬克思主義變質，而是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被他們閹割了，篡改了，最多是說這些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第二部分說我們黨建黨以前，以至於建黨以後，長時間「缺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準備」，除舉一些歷史時期的例證證明這個觀點，也講到直到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確立，中國黨在理論上成熟起來。還講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在劃分實踐觀點和實用主義的區別上還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同時又必須劃清實踐觀點和實用主義的界線，以防止實用主義所起的以紫奪朱混淆是非的作用。"這裡說的不是黨內有一些同志或者一些幹部，而是講我們黨有的同志看了周揚同志的講話以後，說他口氣太大，是在教訓黨。

    第三部分講認識論問題，說把認識分成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這是把問題簡單化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說：「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這是馬克思的一句名言，講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區別。這裡雖然沒有明確劃分認識過程中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兩個階段，但是包含了這樣一個認識過程。這就是平常我們講的，通過五官感知客觀的存在，反映到頭腦里，經過頭腦的思維，不僅認識了表面的東西，而且認識了實質的東西。當然這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多次完成的。列寧更明確，《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講到認識論的時候，也是集中講人的認識經過兩個階段，講從存在到認識，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路線。周揚同志用康德關於認識的感性、知性、理性三個範疇來批評列寧，批評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最低限度是過於輕率。這不是前進，而是後退。問過他，這段是怎麼寫出來的。他說是上海的王元化同志起草的，他還問過王元化，這樣寫行嗎？王元化說行，就留下來了丹揚同志講話中的這些問題，都是重大的理論問題、思想問題和現實問題，是同馬克想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看法不一致的。當然不能認為馬恩列斯毛和黨中央沒說過的話，就不允許周揚同志說，我們不能採取這個態度。但是作為一個老黨員，作為一個領導幹部，提出這樣重大的問題，總應該向中央報告一下，說我有些意見同馬克思講的不一樣，同列寧講的不一樣，同毛澤東同志講的不一樣，同黨中央講的也不一樣，請中央審查一下，可以不可以這樣講。他沒這樣處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講到："對於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有不同看法，可以在黨內適當場合進行討論。但是，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在報刊上進行討論，應由中央決定。黨的報刊必須無條件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觀點。對於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的這種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黨員如有意見，可以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提出，但是絕對不允許在報刊、廣播的公開宣傳中發表同中央的決定相反的言論；也不得在群眾中散布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相反的意見。這是黨的紀律。"《準則》是經過中央紀委反覆討論，聽取了很多同志的意見，制定和通過的。當時周揚同志還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委也參加了討論，參加了表決。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按《準則》辦事。自己參加制定的紀律，自己不遵守，只要別人遵守；黨內能夠，這樣嗎？所以，周揚同志這篇講話，不僅理論上很不妥當，組織紀律上也有錯誤。

    六、今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表了周揚同志這篇講話。

    王若水同志說，周揚同志三月七日講話前，已經表示把稿子交給《人民日報》。七日講話，八日《人民日報》除報道會議消息外，還刊登了周揚同志講話的摘要，主要是人道主義這部分。這是王若水同志的主張和定的稿。這天頭版頭條消息中預告「全文本報將另行發表」。發表這個預告，事先沒同中央書記處、中宣部打招呼。八日下午，秦川同志打電話問我，說《人民日報》想全文發表周揚同志講話，我的意見怎麼樣。我說了當時聽周揚同志講話的幾點印象，大體上是前邊說的那些。我同他講，雖然有這些印象，但對這篇文章提的那些論點我沒有把握，是不是全文發表，要他向喬木同志請示。也是八日下午，喬木同志給我打電話，說講話問題不少，不是加幾句話減幾句話能夠改好的，講話不宜於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我們商量，全文在《哲學研究》發表，周文和其他不同意見的發言都詳細摘要，作為學術問題上不同意見的爭論，陸續在報刊發表。

    三月十日上午，喬木同志到周揚同志家裡，同周揚、夏衍、王若水、郁文、賀敬之等五位同志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對周揚同志講話提出批評。根據談話記錄，有十一個地方批評了他的講話。喬木同志說，不僅他個人，而且同耀邦同志商量了，耀邦同志也委託他轉告周揚同志講話修改以後再發表。後來王若水同志也說，喬木同志那天是說了修改以後再發表。一談話后，喬木同志又專門打電話給周揚同志，說講話中關於異化問題的說法不妥當。十五日上午，我打電話給周揚同志，和他商量：兩種觀點(因為當時有的同志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在會上發表意見)的文章都詳細摘要，在報上發表，周文修改後在《哲學研究》發表，問他什麼時候可以改好。他說已經講了，不想改了，並且提出不同意喬木同志和我的意見，要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我說，既然不能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只好開會，請他參加，大家討論，共同決定。他最後表示同意。但是沒有想到，第二天《人民日報》就全文發表了。

    十六日上午，我打電話問秦川同志，全文發表周揚同志講話，是不是請示了喬木同志。因為事先我叮囑他，要請示喬木同志。他說沒有。我又打電話問王若水同志，說我雖然沒同你講，但你是參加了喬木同志那天談話的，也聽到了喬木同志關於修改以後再發表的意見，為什麼在編委會討論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不把喬木同志修改以後再發表的意見提出來。他承認他確實沒有轉告喬木同志的意見。我說，這樣一來，現在的問題已經是組織紀律問題了。

    在這個問題上，秦川同志有重要責任，已作檢查，王若水同志負有主要責任。王若水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從參加周揚同志講話的修改到《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表這篇講話，整個過程都證明，王若水同志是通過周揚同志講話的發表，來擴大他關於異化、人道主義觀點的影響。

    主要是向同志們介紹了一些情況。我個人談的意見，如有不妥，懇請同志們批評。


七 我對二中全會和《鄧小平文選》的宣傳

    二中全會結束之後，1983年10月21日至26日，中央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在這個會上，彭真、鄧大姐、胡耀邦都講了話，主要是宣傳、介紹二中全會的精神。中央當時決定把鄧小平、陳雲的講話轉發黨內學習、討論。由我起草、喬木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轉發鄧小平、陳雲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的通知》，送給胡耀邦和書記處。10月2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通知》。鄧、陳講話附在這個通知後面。22日，喬木把修改後的《通知》稿送胡耀邦審批。胡耀邦當天批示：啟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請排成清樣送各專職書記看看。如沒有什麼不同意見，請喬木同志過目一下即可印發下去，爭取25日以前發出。同一天，胡啟立批：按耀邦同志批示印清樣送各書記並請喬木同志過目后發。當天中辦秘書局將清樣稿分送胡耀邦、習仲勛、薄一波、方毅、余秋里、宋任窮、姚依林、鄧力群、胡啟立、谷牧、郝建秀。他們都沒提出意見。24日胡喬木批：照此印發。這樣，中共中央辦公廳把《通知》即中發[1983]36號文件發下去了。

    《通知》中說：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重要講話作為整黨決定附件發到縣團級，根據先黨員高級幹部后黨員一般幹部、先黨內后黨外(均限一定範圍)的步驟，進行學習傳達。要著重通過學習討論，達到統一黨內各部門對精神污染嚴重危害的思想認識。要把文件學好，然後再做對照檢查，不要忙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文件只是在黨內印發，沒有公開發表。後來，我重看了當時起草的通知，發覺其中有個缺點：各省市。自治區、各部委也是這樣一個步驟，即學習先黨內、后黨外，至於往下傳達，由他們自己決定。結果有些省市自己還沒學好，就急急忙忙往下傳達了。沒按照先學后查，真正搞懂了，然後再逐步展開的辦法去做。

    當時，我正忙於《鄧小平文選》(1957--1982)的宣傳、學習工作。這本文選收人了鄧小平在此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83年3月編完的，7月1日出版發行。文選出版以後，喬木起草了一個學習、宣傳《鄧小平文選》的通知。7月12日中共中央把通知發給全黨，1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通知》強調，學習《鄧小平文選》，是即將開始的全面整黨的重要思想準備，各級黨委要加強對學習的領導。同時，喬木還要求《人民日報》宣傳《鄧小平文選》的思想，並列了八九個題目，讓他們組織文章宣傳。但胡績偉、王若水、秦川等人表面積極落實，8月12日寫信給喬木，說喬木出的題目他們已經落實到理論部、評論部等部門。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真正落實。

    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後，喬木讓我抓《鄧小平文選》的宣傳、學習工作。這時胡績偉、王若水已經不當《人民日報》的正、副總編輯了，由李庄當總編輯，秦川當社長。李庄的態度比較好。從10月10日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宣傳《鄧小平文選》的評論員文章和其他文章。《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題目是我出的。大概是最後一篇，題目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此文出來之後，恰好胡耀邦訪問日本歸來，秦川就把這篇文章給了胡，並說：這麼一篇短文，就有20多處用鄧小平的名字，這還不是宣傳個人嘛。胡耀邦把秦川的這個話聽進去了，胡耀邦說：我們還是要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決定，還是要執行過去中央專門發的少宣傳個人的文件。

    胡績偉、秦川都是西北來的，他們是習仲勛手下的幹部。當時，他們經常到習那裡去嘀咕這個、那個。到了整黨時，秦川就說：好在有個習仲勛同志，要不然，我們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就靠他，我們才撐過了難關


八 胡啟立催促加強反對精神污染的宣傳

    就在中央36號文件即將印發時，胡啟立不耐煩了。10月22日，給喬木和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小平同志講精神污染問題已一個多月了。在二中全會正式講話也過去十天了。在這期間，人民日報還沒有一篇言論(包括社論、評論、今日談等)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整個報紙宣傳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也給人以氣勢不足、分量不夠的感覺。

    「今天廣播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報紙批評大有可為》，指出為了推動全面整黨，報紙要開展批評，發揮輿論威力，爭取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其中，主要批評了社會上不正之風及違法亂紀行為，但對整黨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如：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不良傾向；對精神污染問題；黨領導上的渙散軟弱問題等等都沒有提。這樣來引導報紙批評的方向，似同二中全會的精神不完全符合。

    「建議中宣部召集報紙、新華社、電台、電視台負責同志談談當前指導方針問題，並加強對社論、評論等重要言論的指導和審查……」。

    10月22日當天，胡喬木即在胡啟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辦、快辦。因為當時我正忙於組織宣傳《鄧小平文選》的文章，於是我讓郁文主持！召開了有宣傳、文教部門領導參加的會議，迅速落實二中全會精神，報道消息，發表評論和文章。會後，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通過廣播電視系統，"催各省、市、自治區表態：表示對二中全會決議和、鄧、陳講話的意見和態度。催得相當緊。有那麼幾天，每天都有三、四個省表態。當時確有些像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時的那種氣勢，誰不表態誰就落後了。這就使得有些省不滿意了，如遼寧省委就說：我們現在還沒學好呢，為什麼急急忙忙地讓我們表態呢？表示不同意這樣做。這樣一來么，確實有一點緊張氣氛，加上下面的傳達也沒有按照通知的精神去做，這就形成了對清除精神污染的各種不同的理解；要講擴大清除範圍也確實有點這樣的苗頭。在這個期間，蘇州還開了一個農村精神文明的座談會。在會上有人提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報》還寫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九 周揚的自我批評

    就在出現一些緊張氣氛的時候，11月6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周揚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這個以自我批評的形式承認錯誤的談話是怎麼來的呢？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后，周揚在全會的分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在我看來，周揚能有幾句自我批評的話就可以了，這件事也就過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會上，通報了周揚作的自我批評。我表示：一向對周揚同志很尊重。他寫了那篇文章后，我們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現在他作自我批評了，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我還會像以前一樣，把他當作兄長、同志加以尊重。

    我沒想到的是，鄧小平在二中全會的簡報上看到了周揚的自我批評以後，很快就把我和喬木找了去。鄧小平對我們說，周揚寫了一兩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就這麼幾句話能交代過去嗎？不行。周揚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登在報紙上。於是，胡喬木和我把鄧小平的意見傳達給了周揚。周揚聽了鄧小平的意見后很緊張，他知道不作檢查是不行的，但採取的辦法卻是拖。胡喬木對周揚很關心，希望他再作一點檢查，早點過關，幾次打電話去問。後來，還是喬木出的主意，建議周揚用答記者問的形式作自我批評，發表在報紙上。新華社記者寫出稿件后，周揚還不甘心，在稿子的末尾加了幾句話，還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個稿子拿到中央書記處去討論。胡耀邦看后說：又作自我批評，又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怎麼叫檢查？他主張把周揚的保留意見刪掉。

    至此，由於鄧小平的堅持，從3月開始的這場爭論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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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19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由於當時「報紙上整黨的消息發得少一點，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發得稍微多一點，於是就有各種議論。有的嫌不過癮、不帶勁，甚至想採用過去搞政治運動那一套。有的又顧慮很多，擔心1957年反右又來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來了。一些外國記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聽途說，引申誇張，甚至無中生有，說我們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勢必像過去那樣又要搞政治運動"。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全國廣播電視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會上我還講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條意見：1、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劃清國內國外的界限，劃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報道、評論，要在鄧小平同志講的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範圍里做文章；4、正確處理黨內外關係；5、什麼叫黃色，什麼叫淫穢物品；6、關於藝術表演；7、同宗教問題有關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多彩；9、實事求是地、滿腔熱情地宣傳我們的建設成就，表揚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絕不要重犯過去"左"的或右的錯誤。

    這個講話稿整理出來以後，12月8日，送給鄧小平，請他審閱指示。同時也送給了胡耀邦。12月13日，鄧小平讓他的秘書王瑞林把講話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說："小平同志說，這篇講話是好的。關於僱工問題，後來小平同志又對我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后一句話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談僱工問題。

    我在11月28日的講話中，關於僱工問題是這樣說的："農村經濟政策，像僱工，黨員僱工，社隊企業承包，都出現了新情況，都有不同意見在討論。要繼續執行中央的方針，對那些不同意見的問題，要再看一看。所謂看，就是要做深入、細緻、全面的調查研究，把情況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們在報紙上、新聞裡頭發表了一些不謹慎的東西，證明效果不好。後來發現，寫文章的同志自己對情況也不清楚，馬列主義的理論準備也不夠。要進行調查研究，積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內部展開不同意見的充分討論，對這樣的討論不要壓制。但是，調查材料，不同意見，一律不在公開報刊發表。"這段話的目的是不再公開討論和公開宣傳報道僱工問題。

    2 在兩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二中全會以後，我在宣教部門做了兩次傳達，給理論工作的同志也做了兩次傳達，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講了一次話，題目是《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說：在工人裡面，對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只是做正面宣傳，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對或清除精神污染。還召開了一次文藝評論工作者的座談會，我在會上談了如何開展對西方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的評論工作的問題(1984年2月11日)。談了四點意見：一、思想戰線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二、對西方學術著作、文藝作品展開評論，是一項緊迫的工作；三、做出規劃，有步驟地前進；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評論西方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

    上述我的這些講話、傳達，總的精神是：寧可慢些，不要過分。這就是我當時的總的指導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訓，不能重複"文革"的錯誤；不能先放手發動，然後再來規定政策，在學習、批評過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

    二中全會以後，我和喬木在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次就講了：這次反對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區別開來，刑事犯罪按刑法論處，反對精神污染是作為一個思想問題來解決；另外一條界限是，對批評、反對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敵我矛盾區分開來。黨內同志思想認識上的錯誤，理論觀點上的錯誤，即使是嚴重錯誤，也是屬於黨員中、人民中的思想問題，這是同志內部、人民內部的問題。這兩條界限，在學習、討論中，在報刊宣傳中，一定要嚴格地劃清。一些敵對分子、非法組織有意把水攪渾，也用精神污染的辦法來進行反革命煽動。特別詳細地講了：政治問題不都是敵我問題。政治問題有兩類，一類是敵我之間的政治問題，另一類是人民內部的政治問題。反對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錯誤的同志都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應該看成是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對犯錯誤的人，要給他們時間，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鄧小平同志那裡談話時還講到：要準備有若干人在這次會議(指二中全會)上不通，以後長時期里也不通。

    那時候，我也和記者談過幾次，精神都是這樣一個意思。當然，我當時有個想法，我想在劃清政策界限后，就能使工作正常地進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沒經書記處會議討論，沒向胡喬木、鄧力群打招呼，更沒有報告鄧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國叫停了。這個事就沒繼續下去，就是後來所說的只搞了28天，究竟這28天從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鄧大姐講話，先念講話，趙紫陽作了政府報告以後，這個事就基本結束了。

十一 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不同意見

    這個時候我和喬木都感覺到，在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上，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可以看得出來，胡耀邦對鄧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是消極地加以應付。我對此採取的做法是：儘可能消除鄧小平和胡耀之問的不一致之處，使胡耀邦和鄧小平一致起來。

    鄧小平把我的講話稿退回來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新華社社長穆青、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談話。吳冷西把談話的記錄稿拿來給我看。我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陳雲講話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刪去了。實際上我是幫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實觀點，在稿子中看不出來錯誤的觀點了。

    刪改以後，我就把胡耀邦談話的清樣稿送還給他，在稿子上面寫了一段話：「這是吳冷西同志交給我的筆記，經我修改，送你審閱。鄭必堅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後退我，照印的。另附兩個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報傳達你的講話的記錄稿，一是人民日報編委擴大會討論這個傳達時的會議記錄。送上供參閱妥存。」經過我修改的胡耀邦談話，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傳動態》發表了。下面摘錄其中一些內容："清除精神污染還要繼續搞下去，但要防止兩種干擾。一種是'左'的思想干擾，一種是封建思想的干擾。這兩種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因此，要注意八個問題：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第二，歌曲方面，我們提倡有革命內容的歌曲，提倡昂揚向上的歌曲。對不是淫穢的，不是色情的，沒有害處的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第三，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第四，電影、戲劇、舞蹈、曲藝、雜技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濫禁亂砍。第五，節假日中，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少數民族舞。第六，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開設生理衛生課，講生理衛生知識。第八，是從正面提出加強兩個文明建設。"秦川看了這個修改稿后，就到處散布說他還有自己的版本。

    這時，胡喬木從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這個談話給他看了。他說：你改得遠遠不夠。胡喬木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劃了杠杠。現照抄如下：

    二、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點，走了點樣。小平同志講話提的是思想戰線，其中又主要是理論文藝。後來，發了36號文件，實際上把矛頭指向社會、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講，思想戰線不能放毒。後來，喬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問題，打了幾次招呼，開始講政策界限，提醒得對，這不是糾偏，也不能說走了彎路，只能說中間拐了個彎。

    ……看來，搞理論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論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為什麼會走樣？萬里同志講，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無知。

    三、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

    統一思想無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社會主義有無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創新。十二大提出開創新局面，現在這聲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黨、打擊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標是為了什麼？都是為了實現四化。

    思想統一主要是上面兩個問題，人道主義、異化，統一不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經濟是最主要的。

    五、關於宣傳問題

    1、宣傳黨中央，主要抓三條：中央的集體領導；集體領導中的核心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陳雲同志；中央的第一線是書記處。不要孤立宣傳小平同志，這樣並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但小平、陳雲同志，還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樣轉。小平同志的旗幟是我先舉的，但這樣宣傳，小平同志也不會贊成。我們再不要搞什麼題詞了。

    2、......你們要把改革宣傳好。人道主義、異化再發兩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講話發表之後，不一定發很多文章。報紙主要用新聞事實說話。

    5、人民日報理論文章我不愛看，報紙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評理論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論脫離實際。長的文章可以放在《紅旗》上。

    六、關於胡績偉、王若水同志

    ……有人說他(指胡績偉)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說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邊有些謠傳，請人民日報同志注意。

    從胡耀邦談話記錄中喬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對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頗不一致。


十二 胡喬木《關於人道重義和異化問題》的發表和鄧小平對此文的好評

    1984年元旦，鄧大姐發表了新年祝詞。這個祝詞是我們為鄧大姐起草的。這是對小平所持態度的一個肯定和支持，同時也是對分歧的另一方意見的一個批評。1984年春節時，先念同志講話，其內容和鄧大姐的祝詞一致。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也就在這時發表。

    喬木的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在1983年12月中旬寫好了。1984年1月3日，他應邀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1月7日把文章送鄧小平，並隨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關情況作了彙報。喬木信中寫道："全稿三萬多字，長了一些。但因涉及的問題至今還沒有一篇比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黨內外都有這樣的要求，所以很難用短篇來講清。文章是集體創作，四易其稿，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採取的是參加討論的形式，態度力求和緩。已分送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請審閱。黨校要求在該校所出《理論月刊》公開發表。究竟要不要發表，在黨內發表或黨外發表，並請中央決定。"

    鄧小平看了喬木的文章，很滿意，說這篇文章是對前一段反對精神污染工作的總結。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喬木同志：這篇文章寫得好，可在人民日報發表或轉載。由教育部規定，大專院校必讀。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


十三 胡耀邦對"清除」的提法提出異議

    1984年1月24日，胡喬木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鄧小平的批示也傳達下去了。理論界進行了討論，在大學生中也開展了教育活動。但事情沒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態度沒有變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從飛機場到市區錦江飯店的途中，他與陪同的人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說，我曾經和幾個同志議論過關於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是不是合適。小平同志講話中，講了十一個字：思想戰線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確的，也是有嚴格政策界限的。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點意見請你轉告國棟同志，請他們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當時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於1985年9月接替劉復之任公安部部長。阮從上海回來后搞了個材料，而且強調，這個記錄稿是回來追憶的，可能不準確，但意思是不會錯的。阮崇武強調"意思是不會錯"是對的。因為很快胡耀邦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莊同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談話時說：小平同志說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個命題是正確的，但做法有問題。有些省委書記就對此有意見，說清除精神污染從一開頭做法就不對，報紙上鋪天蓋地。36號文件是我同意簽發的。現在看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種精神污染，就不能說清除。接著，胡又說：唯心主義能夠清除嗎？個人主義能夠清除嗎？還是反對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較妥當。

    胡喬木看到胡耀邦這個談話材料以後，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的由來。我請人查的結果是：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用的是「清理」。

    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號文件中央《通知》中無"清除"字樣，有"清理"字樣。

    1983年10月12日鄧力群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10月18日在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全會精神會議上的講話，均沒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陸續發表有關報道，題為《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耀邦同志在會上講話》。據報道，彭真同志、鄧穎超同志講話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報道還說，"胡耀邦同志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許多黨外同志在座談會上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兩個方面提出中肯意見和建議"。胡耀邦講話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黨校第四次科學社會主義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震的這個講話。

    11月1日鄧力群在宣傳文教單位領導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見寫的，《人民日報》也轉載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講話題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後，特別是以後，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談話中，許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樣。


十四 胡耀邦與鄧小平的意見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喬木把我們查的結果，送胡耀邦、趙紫陽閱。他們都圈閱了。按理說，查清了，也圈閱了，這件事該結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在胡耀邦會見日本訪華團之前半個多月，即2月28日，鄧小平同薄一波有一個談話。當談到胡喬木1月3日的文章時，薄一波說，國內外反映很好。鄧小平講，反映不一，有些人還在準備反駁。鄧小平說，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來鎮住了，把文藝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氣勢壓下去了。又說，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一時間鬧得很厲害，我說過，他們實際上是搞自由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我講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喬木和我談話。在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指出：過去一段時問。精神污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後，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鬥爭，是長期鬥爭，要做長期的工作。


十五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上的分歧

    事情實際上並沒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訪華團的談話后，就在文藝界廣為傳播。"美國之音"的記者嗅到了氣味。4月12日，「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溫尼•科里(Wayne Co-rey)在電話中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外交部新聞司就根據胡耀邦對日本訪華團講話的精神，起草了一個答覆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錯了，以後不再搞了。外交部還算慎重，他們把答覆稿列印出來送中宣部，問對這個答覆稿有什麼意見。我看了這個稿子后，認為這個答覆與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與鄧小平的講話、與我們過去所講的，都不一樣；喬木也認為這個稿子發出去后，會使黨外和海外的人感覺到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就讓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個答覆稿："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並姬鵬飛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這這樣寫的："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向十分重視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和發展對外文化交流的時候，也不能不注意區別各種事物對我國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是有時放肆些，有時收斂些。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並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違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經中央同志多次劃清界限，這一問題早已不存在。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今後仍將實事求是地繼續進行。因精神污染這一現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不可能清除凈盡，所以今後將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趙紫陽批示贊成我們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17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胡耀邦同意趙的意見，請啟立同志辦。啟立通知中央辦公廳速交外交部。

十六 《政府工作報告》對反對精神污染的肯定

    趙紫陽關於外交部答覆問題的批示，實際上是維護了鄧小平的意見。5月15日趙紫陽在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對1983年反對精神污染講了一段話，對清除精神污染總的給予肯定。他說："去年舉行的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曾指出思想文化領域要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隨後，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和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又進一步著重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領域"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決不允許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發揚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任務"。本來，喬木認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不講這個問題，但趙紫陽自己特意講了這段話。這樣，反對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十七 事情並未終結

    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關於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並沒有到此終結。以後還不時掀起波瀾。

    1 胡耀邦個別傳達鄧小平的兩句話

    198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的80壽辰。我到北戴河參加祝壽活動后，在那裡住了幾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個別談話中跟我說：鄧小平最近講了兩句話，我沒敢在會議上傳達，是個別通知，今天跟你個別說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作。後來外面把第二句話傳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

    此後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國作家協會四大召開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佔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而且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這期間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一天，賀敬之跟我講，關於作協會議的準備情況要向總書記報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關於人事安排和召開座談會討論作協四大報告的意見與打算，同胡耀邦講了。胡表示同意賀敬之的意見。我向胡耀邦彙報之後，賀敬之他們就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三四十人參加的座談會。丁玲、馮牧、劉紹棠、趙尋等人參加了。開會時，這些同志講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議論紛紛。丁玲發表了一篇很好的講話，表示她對文藝界現狀感到擔憂。會上，趙尋(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有點楞頭楞腦地說，他看到了夏衍到處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感到總書記對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總書記不與中央保持一致，我們的工作怎麼能做得好呢？後來馮牧把這些內容通過他的渠道報告了習仲勛，習仲勛又報告給胡耀邦、胡啟立、喬石。這樣一來，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賓館的座談會結束不久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習仲勛：，可能還有喬石，並特意把賀敬之也叫來了。這次會議我參加了。會議開始后氣氛很緊張。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當然，他沒有直接提到趙尋的發言。接著習仲勛發言說，在京西賓館的座談會上，居然有人出來反對總書記，說總書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們還講，這是一次黑會，沒報告中央書記處領導，是無組織無紀律。這給賀敬之的壓力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我發言說：耀邦同志，他們要開這個會，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報告過嗎？你不是同意了嗎？怎麼能說沒有向中央書記處領導報告呢？我這樣一講，會議的氣氛緩解了，胡啟立又出來打圓場。這樣，事情算是過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對將要召開的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和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準備在大會上作的報告進行討論。這次會議既不通知胡喬木參加，也不通知鄧力群參加。

    胡耀邦在會議講話中有一段專門談關於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化，把範圍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聲勢。後來我們發現了就較早剎了車。這個問題以後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這裡，胡耀邦提出了反對精神污染的「三個失誤」。

    會上，張光年彙報作協四大的籌備工作，當說到報告中沒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時，胡耀邦插話說，可以不提。萬里接著說，自由化的問題說不清楚，以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影響。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萬里又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結果就有了「兩個不提」。

    接著，討論作協的選舉問題。本來，按照書記處的決定，作協大會的準備，除了講話、報告之外，最重要最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選的確定問題。為此做了八、九個月的工作。是以宣傳部為主、吸收作協和文聯的有關同志搞的。上、下調查、訪問，訪問了單位、黨委，還有個人。所採用的這個辦法，實際上與全國婦聯、全國工會是一致的。到了這個時候，人選名單還沒提出，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應該說，提出人選名單的準備工作做得比較細緻的。可是，當會議討論到人事問題時，夏衍問：原來準備的作協人事方案怎麼樣啊？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胡耀邦說：人事管理要區別兩種情況：一是有黨委直接領導的部門，二是群眾團體和民主黨派。對於後者，我們的黨組織根本不要去干涉。對人民團體和科學研究所的黨的工作要管。但文聯作協要選什麼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沒有選好：讓作家們自己負責……「我們不要干預。作家們覺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選多少，不要干預。人事名單如果是黨的部門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導性，是無效性。胡耀邦在這裡又提出了一個「無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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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0
4 作協四大開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著「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這三句話的指導思想，開了一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果會議開得一塌糊塗。會議選舉的結果是，巴金當選為作協的主席，他是老作家，黨內沒有什麼更多的意見。劉賓雁當選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後面的中國作家協會領導。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隊作家，參加了這個大會。回去以後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會的情況。先念同志後來對我說：這個會實際上是一個反黨的會。結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闖了禍了。而夏衍卻說：這次作協代表會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

    作協四大混亂情況影響到文藝界其他一系列會議。1985年4月18日中國劇協第四次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當時我出席了開幕式，還講了話。習仲勛、宋任窮、喬石也出席了。在開會過程中，吳祖光說，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由於吳祖光等在會上大鬧，弄得趙尋干不下去了。劇協的會沒開好。

    作協四大開糟了，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沒有想到會搞成這個樣子，於是趕緊來糾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發言。在這個發言中，他強調"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提創作自由，並不等於說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部對於作家的不論什麼樣的作品都必須加以發表和出版"。他還說：我們黨對新聞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認為就是要有鮮明的正確立場，要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講到反對精神污染問題時，他還不願意放棄他的觀點。他說："'精神污染'這個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是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說對於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這個講話經過胡喬木的修改，在《紅旗》雜誌1985年第8期上發表了。喬木把胡耀邦講話中的意思改成：以後少提、甚至於以後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後來鄧小平知道了。1985年，準備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文件時，鄧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講話，就不願找胡喬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鄧小平沒講胡耀邦，他說：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後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學生鬧事問題時再次強調了這個話："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人我的論文集。"

    胡耀邦實際上不同意鄧小平的講話，但他總是說鄧小平講話的題目是好的，是我們在執行中走了樣。同時，在中央書記處內部用各種方法整鄧力群。我過去說過，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贊成鄧小平，而認為鄧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後面再展開講。

    5 我對胡耀邦一篇講話不滿意

    1985年1月25日，宣傳部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請胡耀邦去講話，題目為《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個題目倒沒什麼，但離開了當時的主題，當時的一個主題是：學習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研究改進宣傳工作。在胡的講話里講了一大段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剝削階級消滅了、不存在了，還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影響如何如何，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接著，胡耀邦說了這樣一句話：說一句不太恰當的話，公安政法部門和宣教部門，還有一個階級鬥爭的幽靈在遊盪，這種狀況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傳部會上，我這個人也太不會應付了，胡耀邦講完后，我什麼都沒說，就說了一句：散會。會後，宣傳部裡面有幾個反對派，理夫、王惠德等幾人在一起嘀咕：鄧力群對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講話，鄧力群什麼話也沒說，就宣布散會了。就這點而言，我確實處理得不太恰當，不會應付。因為當時聽了他的講話，心裡確實不太高興。在類似的另一個會上，我準備了一個提綱，在會前，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說：不看了。退了回來。

    6 對反對精神污染，胡耀邦一有機會就批

    對於精神污染這件事，胡耀邦一直記在心裡。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黨員幹部會上，胡耀邦在講話中，又提到精神污染問題，說：反對精神污染，我們讓小平同志到現在還背著黑鍋。他的意思是我們給小平同志搞的。他還說：在二中全會上，颳起了一股批評周揚的風。"文革"中周揚被整得那麼苦，現在發表了一篇講話，在二中全會上被批得這麼厲害。讓個別同志找他談談，就行了嘛。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要周揚公開作自我批評是鄧小平要求的。胡喬木想辦法，在1984年春天，以新華社記者採訪的形式，周揚做了個自我批評，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多，他又把它提出來。所以說，在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胡耀邦一有機會，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以至於到這個時候，還氣憤地替周揚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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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0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一九八四年除了前述有關反對精神污染這件事之外，日常工作也做了不少。簡要敘述於下。

    1 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論述及遇到的障礙

    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幾件事。我寫了一篇《從對「三個面向」的理解談起》。①這裡面也遇到了困難。本來書記處同意，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調查以後，起草一個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為此，教委做了很多工作，經過好幾次討論，也準備了一個方案，即文件的起草方案。可是，到1984年4月提交書記處討論的時候，胡耀邦和萬里卻突然提出：現在高校不是什麼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而是改革的問題。事先他們也不通氣，在會上突然提出來，弄得我和教委的同志一點準備都沒有。原來準備的都不算數了，而是提出一個高校的改革問題。究竟如何改，我們固然沒什麼準備，他們也沒提出什麼成熟的意見。

    我寫的這篇「三個面向」的文章，是根據我當時的理解，結合高校師生的情況，作了一個估計和設想。共講了六個問題：一、對鄧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初步理解；二、對目前在校的大學生應該怎麼樣估計；三、對教師隊伍，包括黨政思想工作人員隊伍的分析；四、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五、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建設；六、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條：實行校長負責制；建立和健全教職員工代表大會制；黨委應該擺脫行政事務，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現在重看這篇文章，覺得對當時的情況的確講了一點自己想講的意見，還是有點價值的。

    2 學習三明經驗，推動城市精神文明建設

    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兩個會議。一個是在福建三明召開的，1984年4月就開始做準備。福建三明是一個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較好，是一個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在這個市召開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會議。我在會上有篇講話，題目是《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②講話中還總結了一下三明的經驗。主要是：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本地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科學地、客觀地估計本地經濟、文化發展的可能性和趨勢，總結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制定城市建設的規劃，包括近期規劃和遠期規劃。二、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這是我們經過成功與不成功的比較之後，得出的二個共同的認識。三、舊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設，做規劃的時候，用人、用錢的時候，都要把綠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講聽了三明市的經驗我提的兩點意見。一點是，衛生保健工作本來做得好，但是介紹經驗的時候，怎麼樣做工作，做了一些什麼工作，起了什麼好作用，講得很少。另外一點，今後設想中沒有說到兒童少年工作。他們已經有相當規模的少年宮。建議三明的同志更加強調為兒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從那以後，在城市裡面學習三明的經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東北三次講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問題

    1984年7月在延邊開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宣傳工作會議。那時，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志，從僱工問題的研究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的問題，起草了一個經濟體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的研究提綱。當時這個東西沒拿出去，也沒下發。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應該說，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對經濟體制改革和多種經濟成份有關問題第一個進行比較系統研究形成的材料，講了一些比較好的意見。我在延邊、哈爾濱各講了一次，後來在吉林又講了一次。主要內容是：一、城市經濟改革，給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問題。經過這次會議，我們自己，並且要通過我們的工作來影響周圍的同志，共同來增強信心，提高本領，把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推進到新水平。，二、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已經深入基層、深人人心。我們要靠這條思想路線取得城市經濟改革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勝利。三、在堅持國營經濟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不僅發展集體經濟，而且支持、指導和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的發展，積極引進外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一定會越來越壯大。四、全面準確地理解、執行和宣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以後回來，又整理了一點東西。前前後後，在這一年裡有關這個問題(包括反映情況)及如何改進這方面的宣傳，做了一些調查，大概寫了五六篇東西(包括反映情況)：《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宣傳提綱》(1984年6月25日)、《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經濟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7月31日)、《宣傳部門需要研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書記處報告農村經濟的幾個問題》(1O月1O日)。現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二 研究僱工問題

    1 鄧小平說：僱工問題看兩年再說

    關於僱工問題，1983年，鄧小平說：要看個兩年，如果出了問題，下個命令取消就行了。鄧還說：農業上歸根到底還是要搞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意思，小平同志說過多次，王瑞林還給我寫過條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陳雲說的幾段話

    1982年12月16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張雲聲不贊成發展以僱工經營為特徵的私人企業，寫了一篇《到處出現僱工剝削引起的思考》供領導同志參考。萬里看了很不高興。我送給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看了以後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是黨興旺發達的標誌。如果黨內鴉雀無聲，黨就處於危險的狀態。

    1982年12月31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1983年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時發言說：「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這段話講得很好。現在陳雲的這個講話稿還保存著。

    同時，陳雲就農村僱工限額問題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7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幾年農村變化很大，許多問題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報上大吹，看一段時間以後再說比較穩妥。"

    3 對僱工問題的調查受到胡耀邦、萬里的指責

    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兩個組下去調查，一個去西北，一個到南方。回來后寫了調查報告，徵求意見。對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內部就有爭論。林子力、吳象等人不贊成這個調查報告的討論稿，把稿子送到萬里那裡。萬里看后大發脾氣，罵了一通。當時寫調查報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萬里說調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內部也有人表示不贊成。我說：對於僱工問題，中央決定看兩、三年，這就是說要了解情況嘛，要做調查研究嘛，況且這個稿子本來就是提出來徵求意見的，讓大家擺事實、講不同意見。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僱工要分清有沒有剝削，多少僱工算是小業主，多少算是私營企業的僱工。胡耀邦則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想，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帶著問題到實際中去做調查研究，怎麼會變成了從概念出發了呢？當時，我們曾設想召開省、市、自治區研究室主任會議，討論對僱工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曾編髮了一個簡報。簡報送到胡耀邦那裡，他看了大發脾氣，說：這樣做會使下邊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變了。當時，我對他的這種說法表示很難理解，我認為，進行調查研究正是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實施情況嘛。

    4 我的意見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見說，不要在報紙上公開宣傳。1983年11月：，書記處討論僱工問題和一號文件，規定僱工問題不公開宣傳。上面已經說了，到1984年7月在延邊召開城市改革宣傳工作會議，我在會上的講話，基礎就是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志，從僱工問題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問題，起草的那個經濟體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研究提綱。

    當然，那時僱工、私營經濟、對外合資才剛剛開頭。雖然提出了公有製為主體，這些都是補充，但其消極方面的東西沒有充分暴露。所以這個研究還是肯定，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之下，多種經濟成份要允許發展，對公有制給予補充。實際上上述研究是維護這個政策的。但不知什麼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沒直接和我講，卻到總工會去追查，問延邊開會究竟談了什麼問題？開這種會議有無必要？而且要王兆國調閱我在延邊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結果胡耀邦把這些東西拿去以後，沒找到任何毛病，因為我的講話實際上是為多種經濟成份說好話的。


三 我與胡耀邦同志關於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觸到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為開文物工作會議做一點準備。

    這裡又要說到胡耀邦。因為那時文物保護法剛頒布，在實際工作中究竟如何貫徹？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彙報、送材料，提出召開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也同意了。那麼就按照預定程序開會了。一開會時，人家講文物工作的重點是首先要保護。他馬上就講，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奇怪，原來聽文物工作的人員講，和他談得好好的，怎麼到了會上突然調子就變了。有的人在會上甚至還提出以文物養文物，這樣一來就要準備賣文物了。在會上懂得一點文物、了解一點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當時希望他出來說公道話。但谷牧他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不便於出來說話，沒吭聲。這時，我只好出來說：利用當然要利用，但不保護好，怎麼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沒法利用了。但這說不說得通胡耀邦呢？這樣就觸發我講了一次文物工作要處理好的幾種關係。

    1984年10月31日，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題為《正確處理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的關係》。我講了十二個方面的關係：一、文物保護和文物維修。二、文物的保護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護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文物保護和城鄉建設。五、佔用的古迹、名勝(包括古建築)保護問題。六、文物保護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護和園林管理、建設。八、文物保護同旅遊。九、文物保護和文物市場、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擊文物盜竊和走私活動。十、文物保護和文物事業的經營。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權或者職責劃分問題。十二、文物保護和涉外關係。講話最後說："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又慎重的方針，眼界要更寬一點，思想要更解放一點。不是孤立地談文物保護，不是單純的守攤子思想。在各項事業的發展中，擺正文物保護工作的位置，處理好各種關係，建設事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護。""這是個前提，文物不保護，還有什麼經營？""另一方面，也不能夠因為文物珍貴，就採取消極保護的辦法，不論什麼東西，誰也不許動，誰也不許看，誰也不許知道，這也不利於文物保護。」 ③

    在這之前，即當年的5月6日，我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就講過類似的意見。我講的題目是《保護•研究•利用--對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幾點意見》。我在講話中，我介紹了夏鼐同志說的話。因為郭沫若同志主張挖武則天墓，以便早點揭開歷史上的一些奧秘，解答二些疑難問題。夏鼐同志說，你這個發掘的願望很好，可是要考慮到我們現在對發掘出來的東西，還缺乏保護的辦法，就算髮掘出來很多好東西，沒有把握用科學方法保護，可能受到很大的損失，這個損失很難彌補：與其這樣，不如繼續讓它留在地下，我們自己看不到；讓我們的子孫有把握挖掘的時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聽，這個道理比他那個道理對，就撤銷了自己的意見。我們要學習他們兩人的態度。

   

四 組織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討論，引發了我要編輯美術全集和分類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這個問題。在《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出版會議上講過兩次話。4月14日我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之一。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文化遺產過去沒能讓全國人民全面了解。現在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是美術界多年的願望。這件工作開始了，應該努力做好。""用畫冊來進行形象教育，不但培養美術工作者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各方面的人才都要進行這樣的教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應有多方面的、豐富的內容。我國歷史上豐富多彩的美術作品就是其中一項。對學生進行教育：除了概念的東西，還要有形象的東西。" ⑤1994年美術全集60卷出來了，分類全集也做了規劃、定了型。

    這個工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支持，其中包括計委撥了一點錢。房維中講得很好，他說：這類書冊的出版，等於開了很多的博物館。幾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選出來，編成60卷尊一個地方或圖書館買一套，看了以後，就知道全國文物的情況。所以計委表示支持，經費上也給予幫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評我們，我還可能想不到辦這個事，也是壞事變成好事。在一些問題上有爭論，倒引出了一個美術全集和一個分類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這個人的性格。分類全集出完，那是前無古人了，實際美術全集就已經是前無古人了。分類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東西都收進去了。在出版局來說，就成為他們的重點書籍。這件工作總算是堅持下來了。後來在1986年我與鄧小平同志說：我要退下來了，以後還有幾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術全集和分類全集。這件事在鄧小平那裡是備了案的。

   
五 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另一件編書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當代中國》叢書於1984年開始出版。前面已經提到過，這件事是1982年5月胡喬木在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的。提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做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為落實這一倡議，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關於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陳述編書的指導思想、目的意義、規劃和組織領導。就在這個月，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批示由中宣部轉發黨政軍各部門和人民團體，並組織實施。我，還有馬洪、武衡擔任叢書編委會主編，正式開展工作。1984年9月，《當代中國的氣象事業》、《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當代中國出版社以後，轉由當代中國出版社繼續出版。一直堅持下來，堅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這套叢書是跨越國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計劃的重點出版項目，動員了10萬人歷經15年精心編寫的一套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史。也是出版總署的重點書籍之一，是撐門面的書籍。出了美術全集，又出了《當代中國》叢書，從這兩件事上來看，也反映了鄧力群這個人有股牛脾氣。儘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還是憋著一股勁，干點能夠干、也應該乾的事。

   

六 適應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改進宣傳工作

    這年年底，開了個宣傳工作會議，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在會上講了一篇話，題目是：《學習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研究改進宣傳工作》(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講話中提出了幾個供研究參考的問題：1、這個《決定》同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的一些重大方針、政治原則、思想原則的關係。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是什麼。3、公有制經濟同其他經濟成份的關係。4、改革的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5、正確對待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認識問題。還講到今後進行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時要處理好幾種關係：一、服從大局、顧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與整黨密切結合。三、理論工作者要密切聯繫實際，實際工作者要重視理論。並且提出"宣傳戰線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經濟建設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要改變為相適應"。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最後談了一下怎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問題。

七 我與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調王忍之去《人民日報》擱淺

    在這一年裡，研究室出現了各種矛盾。在1983年3月發生僱工問題的爭論，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要調查研究，胡耀邦就說這是從概念出發。後來說要召開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會議，胡耀邦又說：這個會一開就給下面一個印象，中央關於僱工的政策變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績偉不當《人民日報》總編，王若水也不當副總編了，就要調人進去。我找秦川談話，與他商量意見，那時想把王忍之調去當副總編，另外還從社科院和其他單位調人，其中包括調沙健孫去理論部等。同秦川當面說得好好的，秦川還說，這次收穫很大，但一轉身他就到組織部去了，找到李銳，向他說了一通。接著，李銳就與內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電話給萬里，說：在一次會上，他與王忍之都參加了(王那時在計委吧，記不準了)，在一起開會，王忍之在那次會上發表了反對僱工的意見。周還和萬里說：讓這樣的人去《人民日報》當副總編，我們不放心。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來商量好的名單提交書記處討論時，萬里就說：周惠來電話了，說王忍之反對僱工。讓這樣的人當《人民日報》副總編，他們不放心。李銳在這個問題上沒說話，但從另一方面說話，他說：我這個人還算搞過新聞工作，這個工作可不簡單，王忍之以前也沒搞過新聞工作，一下到《人民日報》，工作很難接得上。這樣，原來的調人方案就擱淺了。後來，我問王忍之：你是反對僱工嗎？王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在會上只講過，包產到戶以後，很多戶都有剩餘勞力、剩餘時間，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專業戶、重點戶積累了資金，有錢；因此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出現僱工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說明這種情況。

    後來，我專門把會議記錄找來，從記錄上看，王忍之確實沒有反對僱工。這樣，我就給胡耀邦寫了封信，說明實際情況。王忍之並沒有反對僱工，當然王也沒表示堅決贊成僱工。我還把那個記錄原件附在信后，還建議組織專門的同志對此事進行調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寫給書記處和常委的，王鶴壽說了句公道話，他說：王忍之這個同志，我知道是個不錯的同志，不必專門組織調查了吧。但是，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的事就擱下來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時鄧小平同志說要做一個思想工作的決議，喬木組織了幾個人在玉泉山搞方案，準備材料。一直不怎麼成熟。後來喬木去了杭州。其他幾個人在向書記處做彙報時，會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沒做結論，讓我去杭州向喬木通報書記處討論的意見。我星期六啟程去了杭州。

    2 為陳伯達寫的材料，胡耀邦對我責難

    我到杭州以後，在下個星期一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陳伯達寫的材料，說：陳伯達擺出一付教師爺的架勢，引用列寧的話來教訓我們，這樣的事情是鄧力群乾的，鄧力群不能這樣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來以後，要和他談這個事。喬石出來說：王力出來以後，表現瘋狂啊！

    為什麼會出現陳伯達寫材料的事呢？這裡需要回溯一下。處理"四人幫"問題的時候，王力、關鋒免於刑事處分，從拘留所放出來后回家了。陳伯達是保外就醫，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說：這幾個人出來了。他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寫理論文章的，出來以後，還可讓他們繼續做點研究工作，寫點文章。你去和他們聯繫一下。胡耀邦這樣安排是好意，我當時就問胡，以什麼名義去和這幾個人聯繫？胡耀邦說，代表中央。這樣，我就找王力談了。王力這個人不安分，給我惹了一些麻煩，先不去說他了。至於陳伯達，我就想到"文革"中他這個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最使我討厭的是，他那時每次去紅旗機關，都要問鄧力群死了沒有。因此我對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來的兩個秘書王保春、王文耀，讓他們去與陳聯繫，轉達中央對他的這個意見，說明他出來后還可以做研究工作，為黨做點事。後來，陳伯達陸陸續續地寫了些東西，有些東西屬於小品，有些東西還有些看法。其中幾份，我還交給了周揚，讓周想辦法處理一下。有一份講對佛教的一種理解，我覺得有點意思，後來化名送給遼寧出版了。大約是1984年春天，陳伯達送來一份根據報紙材料寫的東西。那個時候，對重點戶、專業戶進行貸款資助，陳把這些材料彙集起來，然後說：根據列寧的主張，對合作化將給予財政上的支持，而我們現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個體戶。陳伯達認為這違背了列寧的教導。以往陳伯達送來的東西，都在小範圍里給幾位同志看看，都沒說話；而這份東西我沒看，當時我正幫鄧小平同志準備二中全會的材料，也照樣送給有關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發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陳伯達寫的材料時，認為與自己的意見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氣了，就忘記了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會議，書記處研究室蘇沛列席旁聽。我那時在杭州，他就來電話說：胡耀邦發了脾氣。喬木也為這事為我抱不平，他說：看來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喬木好像要為這事寫信，那時陳雲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這時正好《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寫的關於富民政策的文章。喬木對這個富民政策也不滿意，想就這個問題給胡耀邦寫個意見。原來喬木想三個人聯名(他、我和陳雲)寫，陳雲同志在黨內有經驗，說：這個形式不好，好像我們三個在外地的人，聯合起來給中央提意見。這樣就沒有聯名寫信。喬木是想為我說話，我說，你不必這樣做，我自己會寫信的。

    我從杭州回來后，就寫了封信給常委，其中把這些事的原委都講了。我還把胡耀邦當時委託我去做事的原話都附在信後面，使常委都知道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說：是不是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議論一下這個事情。陳雲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鄧力群在這件事上沒有責任，以後對象江青、王力這樣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對照檢查和一次談心會

    這時，宣傳部和書記處研究室的整黨工作已到了對照檢查階段。我代表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會做了一次對照檢查，我個人也做了一次對照檢查。在此前後，在宣傳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個人也做了一次，先後共做了四次對照檢查。據整黨指導委員會的同志講，書記處的成員在整黨裡頭個人做對照檢查的只有鄧力群一個，更不要說政治局的成員了。我當時是認真對待這個事的，檢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說，但態度還是很認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間(具體時間記不準了)，有一天，習仲勛、萬里、胡啟立、喬石說要和我開一次談心會。好像是習主持，喬石說了什麼，我記不得了。萬里說：你這個人，前幾年我對你的印象不錯；這幾年，我越來越感覺你不對勁，看來，你沒有衝破"左"的思想框框。這是尖端的話。胡啟立則現身說法，說自己吃虧吃了好幾次，對於那些當面說好話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麼回事。勸你對那些當面說好話的人，也提高一點警惕。這是一個談心會，最後我表示：你們這些意見，我會好好考慮，既沒表示同意，也沒表示反對。這種小範圍的談心會在書記裡面大概也只有這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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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1
4 書記處研究室內部的矛盾

    這裡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進入對照檢查階段之後，書記處研究室內部發生爭論、發生分歧。表現出來的是：梅行管的經濟組，有林當組長；林澗青管的理論組，組長是林子力。開始時因為一些小的事情，發生爭論；慢慢地爭論得越來越厲害，其中尖銳化的就是僱工問題。突然有一天，理論組有一個書面的發言(支部書記朱述先)，我收到這個發言后，就問朱述先，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支部的意見？他說：這是代表我們支部的。後來又問林子力，他說這是他們的共同意見。這個書面發言提出四個問題：一是深圳特區問題，二是僱工問題，三是精神污染問題，四是對於張雲聲的個人問題。總的結論是：書記處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實際上，在此前此後，理論組的一些人就在陸陸續續向習仲勛反映研究室內部的情況，其中包括對我的意見。收到這個東西以後，我做了認真的準備，對這四個問題的前因後果，做了一個擺事實、講道理的長篇發言。事先準備了一個提綱，然後再講，講完后又整理成一個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這個時候，林澗青有時候說有病，有時候說他參與中指委工作脫不開身，因此不來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寫了封信，公開出面支持那個書面意見，其中說：你(鄧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對你的歌功頌德和當面吹捧。另外一個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組裡面針對我發言，他說：耀邦同志在與各個部委的談話中間多次強調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室領導的業務指導思想不端正，要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實際上這是胡耀邦把整黨的主題換了，整黨是四句話：統一思想、整頓作風、純潔組織、加強紀律。統一思想是要在四項原則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基礎上來統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傾向，這是統一思想的含義。胡耀邦開始還講這個，到後來講著講著，統一思想就成了端正業務指導思想。這又和趙紫陽發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經濟工作的決定和決策權歸了財經領導小組。整黨一來，胡耀邦用整黨的名義，一個部、一個部地談、聽彙報，實際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辦法來搞經濟工作、來搞整黨。實際上，上述活動得到了習仲勛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認。王愈明還要他所在黨小組的其他同志以小組的名義往上報，其他人說：你個人有意見，你個人講，你要以我們黨小組的名義往上報，我們不同意。

    這樣一來，林澗青、林子力、吳象和理論組的同志經常嘀咕這個、那個。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習仲勛召集會議，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澗青和其他室務委員、顧問林子力、吳象、張雲聲等人找去開會。在開會之前，習專門和我講：在這以前，只聽了林子力他們的意見，只聽了這一方的意見，這次會是要聽聽另一方的意見，他們沒講，給他們一個機會。這個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張雲聲。他說，你就不要參加了吧？我說：好啊。結果一開會，習就講了一通，根本沒讓王玉清和梅行他們發言，這個講話記錄還留著。然後，胡啟立也講了，講完以後，問：你們有什麼意見？王玉清講了幾句，林澗青就和他吵了起來。王說，讓我講，三個鐘頭也不夠。林說，讓我講，五個鐘頭也不夠。這樣，習只好說：行了，行了，到此為止。其中決定的一條是，整黨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問題、組織機構和人員的問題一概不動。這就剝奪了鄧力群整改的權力。

    這事有點什麼因由呢？原來理論組辦了個《調查研究》，經濟組辦了個《經濟研究資料》。在整黨過程中，吵著吵著，理論組利用自己辦的刊物來批評梅行他們的意見。我發現了，認為這樣不好，決定梅行他們辦的刊物停辦，理論組的刊物不歸他們辦，由室里來辦。這引起了他們的不滿意，就反映到習這些人那裡去了。這樣，內部的調整_和內部的工作分工變動都一概凍結了。，這裡要順便講到宣傳部。本來部里的司局幹部是由部門任命的，報組織部只是備案。這個期間；組織部特別給宣傳部發了個通知，說：你們的司局級幹部不要變動，要變動就得得到組織部的同意。這個時候大概是喬石當組織部長。

    後來，習等人召開會議的講話整理出來了。我原來不知道他們會講些什麼，現在一看到這些話，我說：你們講是講了，這個東西是不是往下發？如果往下發，我就有話可講啊。讓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們的這種講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們的話讓大家都知道，我的話也得讓大家都知道。這時，胡啟立只好說，這個東西不往下發。實際上，他們做的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許。

    5 胡耀邦三次批評書記處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個報告，說書記處研究室用書記處的名義向有關單位要大米，這件事情不能允許。他這段批語印在中辦系統的整黨通報里。這個事我原來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後，就寫了一個說明：我們是用書記處研究室的名義，向軍隊里有關單位採購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們的價錢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沒有用書記處的名義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辦通報上登出來，結果胡對此置之不理。

    過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個檢舉信，說書記處研究室到湖南什麼地方壓低價格採購桔子。這些事都是梅行他們管。後來，梅行說：採購桔子確有其事，但我們是按當地出售的價格付的錢，沒有有意去壓低價格。有人告訴我，那個寫信的人是奉命檢舉。這些事說明，胡耀邦對書記處研究室的活動盯得可緊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東北一個省和中南一個省的簡報，上面說蘇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紹書記處研究室的經驗，張德成也和哪個省介紹類似經驗。胡耀邦看到這兩個簡報后，又來了一個批示，大意是：這樣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這個、那個，後果不堪設想，要捅出亂子。這時，我不在機關，梅行他們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蘇、張兩人談，讓兩人寫材料，兩人都寫了。他們說：他們自己當時講的和簡報上說的有些出入，其中講到三中全會以來的文件彙編，書記處研究室參與的、幫助搞的、多少有點關係的分成幾類，合起來佔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況給人的印象是，這些東西都是書記處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舉一動都在耀邦同志的監視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緊張，感到無所措手足。

    所以，實際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問題，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總起來說，我和胡耀邦同志的關係，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後，就出現這個事、那個事，磕磕碰碰，特別是進入整黨以後，在胡的印象里，書記處研究室成了他的一個麻煩和心病。

    6 "一室兩制"

    而研究室內部呢，後來人家說，是「一室兩制」，林澗青、林子力這些人是一套辦法，其他人又是一套辦法。梅行這個同志也有毛病，說話不謹慎，脾氣也大。比如，他發表一些意見，反對農民經商，對包產到戶初期工作的評價有片面性。這些說法確實被人抓住了一些辮子。後來，研究室的矛盾越來越多了，研究室也確實難以為繼了。所以，後來趙紫陽要解散研究室，我當時也覺得解散了也好。實際上，解散了以後，好處很大。其中之一，我們的幹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濃。我曾一度設想一部分當「長」，一部分當「員」，但實際上當了「員」以後，他還想當「長」。室委會原來都是老一點的人，想提點年輕的、比較有發展前途的，都很難提上來。當了「員」以後，有些人應該提上來當室委，也不行，老傢伙不贊成、通不過，要比資格。所以趙紫陽把研究室解散了，對我倒是一個解脫。而解散之後，這些人到了各個單位之後，都顯出了他們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風波」時，原來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骨幹，沒有一個參加那類活動，態度端正、擁護中央。

    註釋：

    ①鄧力群：《從對「三個面向」的理解談起》。《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頁。

    ②鄧力群：《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頁。

    ③鄧力群：《正確處理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的關係》。《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頁。

    ④鄧力群：《保護•研究•利用——對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頁。

    ⑤鄧力群：《關於編輯(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的意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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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2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憶


一 黨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轉手

    1 胡耀邦親自組織起草的兩個文件

    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接著，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胡耀邦同志組織鄭必堅、龔育之、林澗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遠的意見，當然也做過調查。自始至終，沒讓胡喬木參加。我只參加一般討論，提提意見而已。

    鄧小平對這個文件評價很高。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他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大發明、一大創造。

    制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在實行改革方面，趙紫陽主要強調了兩條，一條叫「利改稅」，改變統收統支的政策，使企業在交稅後還有一部分利潤。當時這樣做主要是解決兩個「大鍋飯」的問題：既解決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鈑」，又解決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在這一點上，趙紫陽採取的措施不能說全不對。另外一條叫「撥改貸」，除了360多億國家撥款外，基本建設都用貸款來辦。這個措施不好說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撥改貸"搞得太寬、太濫，因而有人提出，對國家的重大基本建設項目，國家撥款的方式還應多採取一些。我看對趙紫陽強調的這兩條，恐怕應該有所分析。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還提出了「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對，現在都研究得不夠。總之，對「利改稅」、「撥改貸」和「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哪些措施正確，哪些不正確，還有待研究。

    這兩個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趙紫陽與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過程中有些傳言，說鄧力群這個人是反對發展商品經濟的。趙紫陽有一次問我，說：你還堅持你1979年的觀點嗎？我說：我一直堅持，沒有放棄啊。這就證明了趙紫陽也知道這種傳說。聽到此話，我就把1979年我講商品經濟的小冊子找出來，①專門送給了胡耀邦。我和他當面說：現在有人說我一向反對商品經濟，這兒有一本小冊子，是我1979年講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冊子，從頭到尾認真地看了，有圈有點，還劃了橫杠、豎杠。他看了以後，還轉給胡啟立看了。這個小冊子起碼產生了這樣一種作用，即表明鄧力群不是一向反對商品經濟的。

    2 全國黨代會文件的起草

    接下來，準備開全國黨代表會議。黨代會韻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親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員還是鄭必堅、龔育之、林澗青等人。按胡耀邦原來的安排，胡的報告，小平、陳雲、先念同志的發言都由這個班子起草，只有趙紫陽講經濟工作的報告，由趙自己找人起草。

    鄧小平的發言稿起草出來以後，鄧一看就不滿意。陳雲同志說：我的發言一向不讓別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給他起草的發言稿，也不滿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陳雲在黨代會上講重要意見

    這裡要特別說一下，在黨代會上，陳雲同志的講話很好。短短一個發言，講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如：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社會主義的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乾的是社會主義；等等。文字不多，但內容非常好。這是陳雲自己起草的，我們都沒參與。這是一篇很重要的講話。

    4 鄧小平發言稿起草情況

    這裡主要講一講鄧小平同志發言稿的起草情況。

    大約在1985年9月上旬，鄧看了起草小組擬的初稿，不滿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約了林澗青一起去的。

    （1）鄧小平平批評胡喬木、誇獎趙紫陽

    見面后，鄧小平同志一開口就說：你們知道嗎，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後不要提了。

    我們沒有吭聲。接著，他非常嚴肅地說：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

    鄧小平說的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可能是指喬木幫助胡耀邦修改《關於黨的新聞工作》講話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講話中有一段話專門說到"精神污染"的問題。胡耀邦說："的確，黨中央也曾考慮，'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是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說對於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嘿'胡耀邦對這次講話很重視，是他請喬木幫助修改還是喬木主動幫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這段話，喬木改了沒有，改了什麼，我也不清楚。

    接著，鄧小平同志說：趙紫陽在人代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講了四項原則，講得不錯，態度鮮明。

    鄧對此比較高興，對趙誇獎了幾句。

    (2)鄧小平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認識

    接著，鄧小平同志說：這個稿子(指起草小組擬的初稿)不能用。關於四項原則，我有點新的意思，今天找你們來談，你們就按這個意思加以修改整理。這個意思是：四項原則是黨中央決定內外政策的基礎，各種政策既來源於四項原則，又有利於四項原則；如果不講四項原則，糾"左"就會糾到社會主義，糾到馬克思主義。

    四項基本原則是制定各項內外政策的基礎，是鄧和我們談話中的新認識、新概括。這段話確實講得好！

    小平同志說完后，我要林澗青把談話記錄整理一下，如實地向胡耀邦報告。(3)胡喬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們把小平同志的講話稿起草出來之後，我有意識地幫了喬木一下，想緩和鄧和他之間的關係。我沒有告訴喬木鄧對他有意見。我向鄧提出想請喬木幫助看一看講話稿，鄧小平沒有吭聲。胡喬木很積極，他加了一個內容，即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喬木把這個內落作了很好的表述，這一段話加得好。

    在整理了鄧的講話之後，我與王忍之合作，寫了一篇《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的評論員文章，1985年10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除了鄧小平講話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對四項基本原則有進一步的認識和闡述。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就宣傳這個思想。在宣傳和理論工作者裡面，我多次講鄧小平的這個觀點。當時，多數人還沒有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4)對鄧小平思想發展的一點看法

    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說思想轉變，從1984年就開始了。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根據我與他的接觸，不好這麼講。至於他的威望，1984年確實是達到頂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觸到的鄧小平自己表達出來的思想，好像不能說在1984年就變了。因為在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與辛巴威政府總理穆加貝有一次談話，當時穆加貝懷疑中國搞"非毛化"。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③

    接下來，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奇怪的是這個《決議》得到了鄧的支持。究竟是什麼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簡要的評論

    起草文件本來是胡喬木的專職，但從1985年黨代會以後他就受到冷落。在鄧小平那裡表現出來的，就是不滿意胡喬木跟著胡耀邦講反對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情況、原因，使得小平冷落喬木，我搞不清楚。

    黨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誰來負責，1985年是一個轉折。先是轉到胡耀邦手裡，後來又轉到趙紫陽手裡。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以後的事情，也證明了這一點。

    胡喬木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弱點，但他經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內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奪。從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時間，由喬木經手的文件，除了個別地方和個別問題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動

    當時，儘管我被夾在中間，處境很困難。但我沒有被這些苦惱和問題壓倒，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里做了一些事情，表達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來看，能夠選進《鄧力群文集》的文章，也還不少。這裡，把當年做的比較重要的事情約略說一說。

    1 支持走正路的電影工作者

    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應該說這是一篇好的講話，重中了黨對新聞工作的基本方針。可以看出來，胡耀邦感覺到文藝界不按黨的原則辦事，惹了很多麻煩。這以後，政治空氣確實有所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恰好遇到這樣一件事。那時，北影廠和電影局進口了一批帶有黃色鏡頭的影片，在內部放映時，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兒童，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鄧大姐為此寫了一封信，措辭懇切，也非常嚴厲，叫做"救救孩子"。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視。有了這封信之後，3月20日，北京電影製片廠17個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對電影界現狀的憂慮，以及他們對電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經我轉給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來信印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各同志了。後來，我與朱穆之還同這十幾個同志開了一次座談會，對在北京從事電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給了一點幫助，表示了一點支持。當然，這些人中也有投機分子，但多數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調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貴州、湖北三省調查研究。在四川走訪了十個地市、二十一個縣。在貴州走訪了四個地市、七個縣。在湖北走訪了兩個地市。在四川的時間長些，川東、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當代中國》叢書地方卷的編寫工作座談會。我提出：編寫好地方卷，是各個省、市、自治區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學報告，是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中心環節，各級領導部門要認真做好領導工作。在成都和貴陽聽取了宣教部門的彙報。我出去只聽宣教部門的彙報，省委書記和省長要彙報，我一般不聽，只是和他們個別談談，交換一下意見。我通常和他們說：這些事是胡耀邦、趙紫陽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門工作，只聽部門同志的彙報。

    5月6日，聽完四川省宣教部門同志的彙報以後，我講了一篇話，強調了三個問題：一是艱苦奮鬥、勤儉建國；二是研究商品經濟；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問題。這是針對作協的一些人無條件、無限制地談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

    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較大的範圍內的一次講話。現在看，問題談得有深有淺，在當時總算表示了一種不同的調子和看法。這篇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

    在貴州的時候，我初次接觸了朱厚澤。他是貴州的省委書記。這個人在反右時受到過打擊，但沒有因此消沉，而是讀了很多書。當時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提名朱當中宣部長，我投了他一票。

    3 鄧小平的兩次重要講話和我的傳達宣傳

    3月7日，鄧小平就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發表講話。念完稿子以後，鄧大姐請小平同志即席發言。他又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國際問題，一個是國內思想工作的問題。這個講話讓科委整理時，整理者刪掉了一些他們不喜歡的話。我就把原始記錄找來，把他們刪掉的那些話又加進去了。小平同志在講話中重新強調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講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重申他過去的觀點，認為"一切向錢看"是錯誤的。他說："現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表現，比如說，一切向錢看。」④他還說："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徵收所得稅。」⑤小平同志的這個意見對於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陳雲同志看了鄧小平的講話以後說，我們講問題，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樣鮮明。

    這樣，胡耀邦、鄧小平分別在2月、3月講話以後，雖然各種說法、議論都有，我還在受圍攻，但氣氛已經有所好轉。恰好這時，鄧小平又一次發表講話。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原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定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總想搞這個'四大'。中國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再不能那樣幹了。""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⑥

    鄧小平的講話是作為統戰部的內部文件整理的，在書記處沒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後，認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我傳達以後，胡耀邦在黨校期間的一個秘書，說要組織幾個人寫文章，公開批評鄧力群。黨校也有人聽了我的傳達，知道我宣讀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回去和他一講，他們準備寫批評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銷了。

    這時，正好召開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會議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還說：鄧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談話，我給大家宣讀一下。把這個談話也傳達了。

    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后又開了一個宣傳部長的座談會，6月19日，我也講了一篇話，著重宣傳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和其他幾個重要講話，合起來編成了二個小冊子。給薄老看了，薄老也贊成。小冊子後來公開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4 請胡德平轉告鄧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記不太清楚是哪一次會議了，在會議的講話中間，我說了一句話，我說：過去一年裡，我的日子很難過。"我的日子很難過"這句話傳到了胡耀邦那裡。那時我們家住在萬壽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專門到我們家裡來。他倒是很客氣，說：鄧叔叔啊，我們聽說你在一個會議上講了一句話，中央一位很負責的同志，認為這句話講得不好。

    我當時和他談了一段話，其中講了我之所以說在這一年裡的日子很難過，因為包括鄧朴方講，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是鄧力群強加給他父親的。還有劉有光的兒子也這麼講。我說：這個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說了。

    我說：我是9月6日從外地回來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個多月。9月7日鄧小平找我去談話。鄧小平同志說了很多，很有準備。我當時什麼意見都沒講。事後把鄧小平和我談話的內容作了整理，交給了書記處。之後是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真相是這麼回事嘛！

    我把兩套有關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這期間的有關講話，給了胡德平，請他轉送一套給鄧朴方。我對他說：你把這些材料看完之後，會明白事情的全部過程和真相。我還請他轉告鄧朴方：對中央的事情，不要亂說話。作為他這樣的高幹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後應該慎言慎行。這幾句話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轉告了鄧朴方。如果轉告了，那就一定會得罪鄧朴方的。

    同時，我還對胡德平講：那個時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為自由鳴炮》，鄧朴方在《三月風》雜誌上發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義的文章。我認為這些都不妥當。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與胡德平的最後一次見面。

    5 建議提高中青年表演藝術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為有突出成就、有影響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提高待遇的問題給書記處提出了建議。他們提高待遇以後的最高工資可達160元，低一點的工資也可達到120元，大致相當於正局長的待遇。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約有80人。我們還建議，依此辦法，對全國有突出成就、有影響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提高工資待遇。這算為這些中青年表演藝術家說了一句話、辦了一件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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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3
6 辭去中宣部部長以後

    大概從四川、貴州回來之後，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啟立提出自己不想當宣傳部長了。他們也樂得我不當，故而答應得非常爽快，說積極物色人選。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先是宋任窮提了一個名單，選了幾個對象，偏重於朱厚澤。胡啟立又專門到貴州去做了一些調查。回來后就確定了，由朱厚澤接任中宣部長。

    這個事情沒有完全確定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那時幹部要實行年輕化，老的要退下來，中青年要提上去。本來中組部的規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級幹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報中組部備案，不需要中組部審批。可是中組部唯獨對中宣部下了一個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級幹部的調整——老的退下來、新的任命要報中組部批准后才能實行。這個決定很明顯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權，這是習仲勛、喬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當部長這個事情定了以後，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說：新部長要來了，來了之後首先要了解情況，你們各個司局好好準備一下，把這幾年的工作回顧一下，把以後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說，新部長上任之後，總要找大家談談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認真的準備。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澤為中宣部長。任命后不久，朱厚澤報到了。我當時在北戴河，就請他到北戴河來。我與他談了一個下午。主要談了宣傳部總的情況，以及今後工作的一些設想。他來北戴河沒幾天，我就要回北京。本來我和他約好一起坐車回北京。但他說啟立給他打了招呼，讓多住幾天。胡耀邦和胡啟立還要找他專門談一談。這樣，我就先回來了。又過了三天，朱也從北戴河返回了。

    原來我和他講過，各個司局已做好了彙報的準備，希望你能和他們一個一個地談談，並且大體定了個時間表。但朱回北京后，採取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做法，哪個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論局。當時理論局的局長是盧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長彙報，卻找副局長理夫、賈春峰談了話。盧之超和賈春峰雖然都是由書記處研究室調到中宣部的，但賈和盧的意見不一致，關係也不太好。朱還找了理論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頭。

    因此，我說胡耀邦和胡啟立給了朱厚澤一個路線圖，即到宣傳部之後，先找誰，后找誰。不找誰。這種做法實在無助於了解全面情況。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賈春峰這些人得到了一個靠山。本來，王惠德在整黨期間說自己有病，一直住在醫院裡。我那時也照顧他，得病的人嘛；會議可以不參加，學習也可以自由一些。整黨結束了，王也從醫院出來了，但說病還沒好，還要繼續休息。可自從朱厚澤找到他以後，他就特別積極起來了。

    也就在這種氣氛下，王惠德這些人就組織對胡喬木和鄧力群有意見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喬木發難。表面上看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來和背景就是上邊所說的。王惠德作為主管理論宣傳的副部長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中、老年的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一個是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把王若水、馮蘭瑞、廖蓋隆這些我和胡喬木的反對派吸收進來，當然；參加座談會的也有一些態度比較端正的同志。

    在會上發言最多、調子最高的是王、馮、廖。廖的尖銳語言是：胡喬木和鄧力群從改革開放開始就一直反對改革開放。王若水對我們批評他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發言，說我們批評他的觀點怎麼錯了，他的觀點如何正確，為他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

    王若水不僅在中、老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也把王若水請去作了一次系統發言，發言的矛頭還是針對我和胡喬木的。而也就是在這一年，王若水給胡喬木寫了一封長信，為自己所受的批評逐條進行申辯。看得出來，這是有意安排的。

    兩個座談會的發言記錄送給我們時，那些尖銳的語言都被刪去了，發言時沖著胡喬木和鄧力群來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沒有寫上。我收到以後，請宣傳部把原來發言的話全部補齊了，是誰講的都寫上名字。我覺得這樣對發言的同志負責，也便於我以後和他們交換意見。

    王若水逐條駁我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對他的批評。我當時批評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講話，然後說這是什麼意思。他為此進行辯護，說他的意思與我指出的意思相反，無非是要證明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反駁讓我考慮，在個別細節上，我也有批評得不準確的地方。

    不了解情況的人，聽了王若水的講話，看了他的申辯書，可能產生這樣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確的，鄧力群對他的批評處處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批評他的人則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當時，王若水的發言稿散布得有多寬，我不清楚，我現在也還留著。如果說當時他還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有了這篇東西，他以前的那些辯護就不攻自破、不駁自倒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第一個標題就是"從追求到幻滅"，他自己說對馬克思主義幻滅了一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無遺了嗎。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產黨裡面有沒有同路人的問題，的確是對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個典型代表。胡績偉、李銳這一類人，也都是如此。胡績偉自己都不否認這一點。他說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堅持民主革命時期的觀點，因此對社會主義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對黨的看法也還是從這個思想基礎出發的。他本想用這種辯解來證明自己有理，但適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黨的同路人。

    說這些人參加革命就是投機，不好完全這麼說。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動他們參加革命，革命越深人與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越來越衝突，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對。用這種世界觀來判斷和觀察一切，以至走到現在這個地步，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從現在的情況看，當年毛主席講黨內有同路人的意見的確是有先見之明的。

    7 落實鄧小平幹部要學習理論的要求

    (1)王惠德與我們的分歧

    鄧小平同志在黨代會上講了幹部要學習理論，意思是鄧小平提出的，文字則是喬木落實和發揮的。本來，我和喬木都想，既然鄧小平講了要學習理論，那麼就應該準備學習理論的書籍和材料。正在這個時候，河北省宣傳部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封信，提了一個建議：學理論不必要學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學習毛澤東的書，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薦給王任重的。那時王任重當中宣部長，要找一個管理論的，我推薦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後，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包括真理標準的討論，從來都不吭聲。他是中宣部理論局的局長，還在中央編譯局工作過，有同志認為他從來只是讀書本，從來不談理論要聯繫實際。要說教條的話，這倒有點像教條主義了，但他的教條也沒幾條。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們堅持說：學習理論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個幹部提出的建議辦，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就是理論；因此，幹部學習也要按照這個意見來重新安排。

    喬木同志看到這封信，也表示了意見。他說：這封信不夠的地方有兩點。一點，不能夠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有的政策都說成是理論，應該有所區分。基本的方針、政策，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同提高為理論形態的東西，還不是一回事。另外一點，不同意說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其他就不要學了。

    在這種情況下，由喬木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我、朱厚澤、王惠德和理論局的一些人都參加了，討論幹部的理論學習問題，重點先解決在職幹部的學習。在職幹部的理論學習，本來早就有布置，當時估計還要一、兩年才能完成。王惠德這些人提出：學理論就是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件，原來的計劃是否就算了，儘管還沒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現在來重新布置。經過討論，沒有完全採納他們的意見，確定原來的計劃不要停止，學完為止；新的計劃還要再研究和商量。

    喬木在會上講了一篇話，中心意思是：學習理論很重要，學習理論不要簡單化。他講到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和政策，不能說都是理論。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包括中央領導同志講的一些很重要的話，應該算做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應該當做理論來學；但有些具體的政策和規定不能都當做理論來學，應該加以分析。

    (2)胡喬木認為鄧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視理論學習

    喬木還對歷史進行了回顧。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視學習理論，儘管過去在延安規定過「幹部必讀」，要求讀多少本書，但後來忙於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後，又重新出「幹部必讀地；以後又指定學習30本書，但實際上沒有認真地讀。

    喬木的意思是說：相比之下，鄧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視理論學習。

    喬木還附帶講到了對「實事求是」的解釋，大意是說毛主席對「實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釋，從辯證唯物論認識論的高度賦予了深刻的新涵義。「實事求是」本來是漢朝人的用語，其原意是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喬木認為，這個概念過於強調從實際出發，本身是不重視理論的，就是從實際本身找些道理出來，如此而已。

    喬木的講話，給人的印象是有點貶低漢朝人提出的「實事求是」這個認識，與毛主席的解釋距離比較大。會上就決定在成都召開一個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的座談會，定了兩條方針：原來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的計劃不動，將其學完；學完了以後，究竟怎麼學、學什麼，廣泛聽聽大家的意見。

    在這個座談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這些人的活動，就冒出了不少對喬木、對中宣部的意見，其中突出的一句話，是說胡喬木反對「實事求是」。

    (3)鄧小平問我胡喬木是否反對"實事求是"

    這個話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里，鄧有一次問我：喬木是反對「實事求是」嗎？我就把喬木的原意和講話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我說：喬木不是這個意思，毛主席對這句話的解釋和引申，喬木還是肯定的；喬木只是講漢朝人最早用這個話是什麼意思，說與毛主席後來的引申並不那麼一致；喬木對漢朝人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意義估計得不夠高，甚至於有所非議，我認為這不能說胡喬木反對"實事求是"。

    (4)我組織編了四本書

    在這期間，我和喬木考慮，鄧小平同志在黨代會上提出了要學習理論，即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究竟應該學習哪些著作呢？經過反覆商量，確定了根據現實生活需要的原則，編幾本馬列著作選讀。這個原則定了以後，我組織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編譯局和有關單位，分頭負責。大體是1985年8月後，把隊伍組織起來了。原來計劃要編三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後來想到有必要編一本書，專門論述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這樣就成了四本書。

    落實小平同志關於幹部理論學習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學慣用的馬、恩、列、斯選集都是蘇聯版的，這次我們編的四本書是根據中國的情況，把馬、恩、列、斯對我們特別適用的一些著作選輯在一起。政治經濟學就把《資本論》三卷中的精華部分都編進去了，馬、恩等論科學技術的內容也編進去了。現在來看，這一套書是切合中國實際的。

    這四本書，從1985年11月開始組織編輯，中間有些反覆，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個編輯方案，然後就把編輯四本書的主要負責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這四本書，不僅看自己的，也看別人的。這樣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彌補，又能使內容互相銜接，既是一個整體，又各自有分工，內容更科學了。

    在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這個人的性格。王惠德這些入得到了朱厚澤的支持，提出馬列主義的理論可以不學了。他們出來說只要學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我和喬木不同意這樣做。我們認為：三中全會以來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讀，但馬列的書也要讀，不能不讀。認定了這一條以後，我不管你刮的風浪有多大，反對的辦法有多少。當時，閑言碎語、挑剔的話多了，但我硬是要把這件事情搞起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只要認定了黨的工作需要，我就堅韌倔強地做下去，你說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這樣，最後費了一個月的功夫，總算把初稿調整好了。之後，發給大家徵求意見，同時還有些技術性的工作，如註釋、排版、校對等等。

    真正出書大概是1986年底，當時耀邦已經要下去、趙紫陽要上來了。實際上，這套書只作為教材發給了中央黨校的學員，只有一兩期的學員學習了。"八九政治風波"后，這套書又再版了。據說發行得還可以，但也是一陣風。這套書沒有真正地利用起來。8月23日，在玉泉山統稿快結束時，我講了一篇話，除了講這四本書的調整問題以外，順便也澄清了幾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馬丁事件"。理夫這些人，包括于光遠，利用這個事情攻擊喬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了。

    還有就是把學理論還是學政策以及所謂喬木反對「實事求是」的情況也說清楚了。我說：「胡喬木同志用歷史來說明學習理論的重要。他指出：我們學習理論沒有堅持下來，多次停頓。他還講了理論問題不要簡單化。他舉了個例子，例如『實事求是』，單這四個字，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可以接受，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胡喬木同志談這個意見時，有位同志還接了個話，說資本家才最講實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則他就要破產。『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是古人說過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創造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引用『實事求是』這句話，用馬克思主義加以科學的說明，改造為有科學內容的命題。『實事求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鄧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也作過闡述，歸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講'實事求是'，有我們的特定含義，就是講認識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小平同志說的，'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喬木同志講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豐富科學內容的'實事求是'簡單化了，不能把理論問題簡單化了。簡單化了就離開了毛澤東同志的本意，可以成為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的東西了。"⑦

    當時還有一件事情，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有一個同志叫秦柳方，他選了幾篇他認為是經濟研究領域中有自由化觀點的文章，送給了喬木、我、胡繩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喬木批給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朱厚澤看。3月3日，趙看後有幾句批語："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領域裡反自由化，趙是積極的；而在經濟領域裡批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以至於後來保護《世界經濟導報》。

    這是趙紫陽表露出來的一個意見，但這種思想究竟是來自趙的，還是來自鄧小平的，當時我沒想到這與鄧有關係。到了「八九政治風波」以後，趙像是有苦難言，流露出這麼一個意思，即對有些問題的主張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來源於上面的壓力。那麼，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來自於別人的影響，也可能在1986年還是趙自己的觀點，而到後來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從1992年南巡談話看出，鄧的這種思想表現得更清楚了。

    8 一項極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書記處成員局部調整后的第一次會議，胡耀邦同志在說到要給中青年同志壓擔子時，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當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了，讓王兆國同志兼任。遇到困難問題可以找力群同志談談。

    我在會上談了其他問題后說：王兆國同志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問題，耀邦同志事先沒有跟我商量。在這次會上提出來也好。

    我當時還是想積極配合的，所以接著又說：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見，做如下補充：現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現任副主任，林澗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離休退休，都還可以做工作。如果他們二位不一起退下來，王兆國同志的工作很難做。至於副主任提什麼人，幹部調整，機構調整，我準備以後同啟立、兆國同志商量。

    接著我這個話，胡耀邦卻說：「我是提個意見。」出席會議的其他同志，對這個問題都沒有表態。

    當天，我給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主要說明我對林澗青、梅行退下來的意見。同時，我還表示：「書記處研究室領導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鄧力群的思想體系是否'左'？從中央讓我當宣傳部長以後，我的講話、文章，經手的文件和材料，還全部保存著。如果中央需要審查，請隨時通知，我將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的九次講話。"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發的一個文件：《關於鄧力群、王兆國同志兼任職務變動的通知》。《通知》說："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書記分工時確定：鄧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繼續協助胡喬木同志負責思想政治和宣傳戰線的工作；由王兆國同志兼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

    這個《通知》發出后不到半個小時，突然又宣布收回。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是陳雲同志看到了這個文件后，立即制止了。顯然，變動職務的事，沒和當事人談，也沒有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是極不正常的。

    9 到義大利休養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羅立韻去義大利休養。這是羅立韻第一次和我出去。休養好像是胡啟立有意安排的。在黨代會以後，政治氣氛有所好轉，胡啟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帶有一種安慰性質吧。別的意思也許還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義大利休息時，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築統統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畫冊也都收集了，這是我在外國旅行時最高興的一件事。

    從義大利回來，寫了一個報告，沒有多少意思。

    10 在兩個思想政治工作會上講話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開了一個企業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談會。25日，我講了一篇話，宣傳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的思想。在"二汽"調查時，我還發現他們與其他企業不同，有一點創造吧，別的地方是黨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僅是黨委在做，他們還要求廠長也做。黨委和廠長同時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後，成效很明顯。這個經驗對我們有啟發，我們肯定了這個經驗。「二汽」的廠長是陳清泰。

    12月，又在上海開了一個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的年會，在會上我除了講十堰會議上講的重要問題以外，又講了"兩個文明"一起抓，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應該經常研究，還講了社會主義社會裡的分配問題，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關係問題，企業的領導制度，幹部的以身作則和批評自由化等問題。

    召開這兩個會，貫徹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總結了好的經驗，對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兩個會上，我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都收在《鄧力群文集》裡面了。可以說，儘管我還受到圍攻和壓制，但自己還是爭取講了一些想說的話，批評了當時的錯誤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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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3
三 研究多種經濟成份

    黨的十二大提出，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要居於主導地位，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並存。在黨中央工作期間，我始終注意對多種經濟成份的觀察和分析。收進《鄧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沒收進去的還有幾篇，包括一些調查報告，加起來約有十幾篇。我這個人在黨的上層機關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歡所謂「官場周旋」，更不願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較關注實踐，關注群眾的創造。既要處理大量的日常工作，還要跟蹤研究這種宏觀的問題，對我來說，雖然忙，卻是相得益彰的。

    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實際上就是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並不只是一個地域觀念。這的確是一個新問題，既要允許，更要研究，只強調一個「放」字，放了以後會帶來什麼問題，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許別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濫，未必是妥當的辦法。

    不同所有制發展起來，會對公有制、國有企業造成什麼威脅，開始時還看不清，愈往後就愈成為一個問題了。我想：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起來。從我們的政策和鄧小平的意思來看，是要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補充。因此，在政策上給予放寬，在財政上予以支持。開始時，它們樂得、願意當補充。可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國有企業發生矛盾了。它們就不安於現狀了。它們就要與公有制、國有企業分庭抗禮、平起平坐。最後，它們要從每個領域擠掉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補充地位變為主體地位。在許多領域中，到二十世紀末，個體和私營經濟，加上港、澳、台和外國資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擠掉，由它們佔據優勢。

    在港、澳、台實行「一國兩制」，對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我們的政策是保留，但他們並不就此滿足。他們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資本主義，你必須保留；在大陸，他們也要搞一份，先是補充，然後平起平坐；再往後就一個一個領域裡爭取主體地位。海外和國外的資本都是如此。

    和過去的國民黨統治不同了，現在我們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與外國資本是平等互惠。外國資本為了進入我們的市場，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條件。但搞著搞著，他們就要佔領我們的市場，擠掉我們的公有制和國有企業。

    這些外國資本和大陸的私營企業以及港、澳、台來到大陸的資本主義企業還不一樣，外國資本是要把整個中國變成他們的附庸。在這一點上，大陸的民族資本、港澳台的民族資本與國外的資本有矛盾。看來，趨勢是這種鬥爭愈來愈明顯、尖銳。

    多種經濟成份剛發展的時候，對我們的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確實起了好作用，我們應該允許和扶持。但同時也應該防止其不利方面的發揮和膨脹，對其有所限制。鄧小平同志也講過這一類的話，即對內搞活有限制的問題，也有限制什麼，如何限制等問題。話是都說到了，但到今天，在實施和執行中，哪些應該限制，限制什麼，還沒提上議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開放、支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廖蓋隆說我一開始就反對改革開放，這完全不顧事實。只要把我歷次的文章、講話拿出來，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擊他的歪曲。但是也應該承認，儘管我提出了這些問題，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為有些問題剛露出苗頭，有些問題還沒有暴露，所以，不以為自己的研究解決了多大的問題。我只是提出了問題，比那種只是強調一個「放」字，既不做調查，更提不出問題，連一點防禦都不做的領導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覺1985年是個"春天"。但風浪起伏，並不平靜啊！對我而言，在這一年裡，要說掙扎也可以，要說壓不倒也可以。我是在為黨工作，因此無所畏懼。你想壓倒我，辦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機會我就講一些自己想說的話。但也由此產生了一番感慨，宣傳工作難做啊！

    註釋：

    ①鄧力群：《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118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至第224頁。

    ②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頁。

    ③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頁。

    ④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頁至第112頁。

    ⑤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頁。

    ⑥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頁至第124頁。

    ⑦鄧力群：《同(馬列著作選讀)書稿部分編輯人員的談話》。《鄧力群文集》第3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頁至104頁。

    ⑧1984年9月25日，鄧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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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3
不尋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亂

    1986年春天，胡啟立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談會上多次講話，主張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形成"民主、和諧、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氣氛。這以後，朱厚澤提出在意識形態領域要提倡寬鬆、寬容、融洽、和諧。朱厚澤還發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見，其中尖端的語言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他們認為，在思想戰線跟這種、那種錯誤思想做鬥爭，批評這個人、那個人，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於是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所謂"三寬"方針。在後來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講：幾任宣傳部長的名譽都不好。這時趙對胡講：你當宣傳部長時的名譽還不錯嘛。胡耀邦說：也一樣不好。

    原來我對朱厚澤寄予希望，胡耀邦他們也是如此，以為他的名譽會比我們好一點，沒想到更糟糕了。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於「三寬」方針，導致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後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論就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後，只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於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於種種強加於資本主義頭上的『污衊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 ①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採取寬容的態度，本來是要由組織出面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後來好像也沒有談。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幾件事情

    不當宣傳部長了，胡耀邦高興；對我是一個解脫，我也高興，兩方面都高興。這樣，我自己想做什麼事情，就比較自由了；不想做什麼事，我也可以不管了，爭得了這個自由和主動。在1986年這一年裡，我經手的重要事情也還不少。

    1 組織電影《迷人的樂隊》座談會

    1月11日，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王好為、李晨聲拍的電影《迷人的樂隊》。這個電影反映的是實行包產到戶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後，農村生活的新變化。在當時的電影界，表現這種現實題材的電影，只有兩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們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為拍的《迷人的樂隊》。

    這個座談會邀請了對此事熱心的人和一些部門的領導，薄老、喬末、啟立還有中宣部朱厚澤、廣電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談會開得還不錯，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種風氣吧。同時，對電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評。座談會之後，電影界有些人為此感到高興，有的人則在挑毛病。

    胡耀邦對此事冷淡，但他也沒有批評。

    2 在電子部講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1985年，我對多種經濟成份這個問題講了好幾次。1986年1月21日，李鐵映請我到電子部去講了一次。主要講四個問題：當前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調查研究問題；消費品分配問題；關於多種經濟成份及其相互關係問題；對企業管理的一點意見。講話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經決定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同時也確定了每個時期要注意各種經濟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實施及其後的檢查，都要注意這個合理配置。所謂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終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其他的經濟成份只能是補充的地位，要經常注意這個問題。

    當時，大家對十二大報告和決議的了解，只想到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個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及部門的領導，也都不注意這個合理配置的問題。我的這次講話，著重提醒注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其它性質的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質的商品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3 肯定《光明日報》宣傳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做法和經驗

    4月5日，在《光明日報》國內部記者座談會上，我講了一篇話。此前，《光明日報》根據我的意見陸陸續續報道了知識分子中間先進人物的事迹。在這次座談會上，我肯定了《光明日報》的做法和經驗，同時希望他們以後更好地注意這個問題，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傳和介紹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報道。

    就宣傳和介紹先進的知識分子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時間裡，《光明日報》做得最好。有的時候，幾乎隔一天就宣傳一個先進人物。

    4 希望中國翻譯工作者發揚革命傳統

    4月，中國翻譯工作者學會召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去講話。26日，我去講了話，主要講了歷史上馬列主義和革命文學的翻譯者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我也回顧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經歷：首先是看翻譯的小說和革命小說，包括被壓迫民族起來爭取民族解放的文藝作品。這樣自己的思想才逐漸左傾。然後才讀一點馬列主義的初級讀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國現在搞翻譯的同志要把這個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當時還醞釀了一個意見，就是如何把翻譯工作組織得更好，力爭在幾年之內把世界的學術名著(包括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的)和文學名著，都翻譯過來。為了把這個工作組織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一個編譯館。書記處都同意開展這項工作了，但後來由於社科院不積極，一直沒有實現。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對外聯絡部、外事小組、文化部聯合起來，在幾個大學里舉辦了一個對外聯絡工作的專業訓練班。到1986年，第一期學生學過兩年以後畢業了，共有百把人。這些人到中南海西樓開了一個會，國家教委的彭佩雲、中央對外宣傳小組的朱穆之在會上對這些畢業生表示祝賀，對他們今後分到國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講了一篇話，對他們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這是一篇熱情的講話。講話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應該是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這還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為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互相結合的，在這個基礎上，應該使自己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6 在安徽調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調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還參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揚先進人物、學習先進經驗的會議。

    (1)傳達小平同志的兩段話

    在安徽調查的過程中，6月21日，我與徐樂義和牛小梅同志談了話。這是一次重要的談話，其中說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兩次談話。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他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確定了一些新的方針和政策，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說："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③

    我認為這兩段話非常重要，講的是國際、國內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是任何地區、任何崗位的同志都必須遵循的。

    (2)談對"三寬"的意見

    我還講了對「三寬」的意見，這也是我第一次講對「三寬」的看法。這時，胡啟立和朱厚澤講「三寬」的話已經幾個月了。我主要是講了這樣一個意思：首先，我們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繩。「寬鬆」也好，「雙百」方針也好，都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其次，既然強調寬鬆，就應該對大家都寬鬆，不能只對一方面寬鬆，而對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厲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反對自由化的人也應該有寬鬆。而朱厚澤這些人的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自由化的人，則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並不寬鬆啊！

    (3)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這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離開安徽后，中宣部理論局去了兩個人，任務是到安徽去調查鄧力群的言論。受誰之命，我不清楚。黨內的政治生活到了這樣的程度，真是令人驚訝。

    7 在江西調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調查，走了七個地市、十四個縣，老區和新區都看了一下，幫助地方的同志解決了幾個問題。

    (1)支持修建井岡山水電站

    修井岡山水電站，幾經反覆和周折，最後總算幫他們實現了此事。水電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兩年，水電站總算修好了，井岡山的生活和工業用電及長期經濟發展的用電問題都解決了。

    (2)請鄧小平批示資助瑞金中學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學辦得不錯，但學校的教室、教員和學生的宿舍破爛不堪。缺200萬元維修費。這個中學的校址和鄧小平有歷史上的聯繫，是鄧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地方。在學校裡面還有-個祠堂，是賀龍、郭沫若等同志入黨宣誓的地方。我回來之後，9月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請小平同志批一下，計委同意資助一點錢。9月10日，鄧小平批准了報告，還給瑞金一中題寫了校名。宋平同志那裡也撥了錢。前後撥了兩筆，把校舍和職工宿舍修得比較完善了。

    (3)提出黨委領導、廠長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職工積極性為基礎

    在江西萍鄉，找了幾個搞得比較好的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幹部，開了個企業管理的座談會，他們介紹了一些經驗。後來，又在湖南嶽陽與長嶺煉油廠的同志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長嶺煉油廠的工作做得特別好。其間，企業管理協會在青島召開了企業管理工作會議，我沒去，只提了一點意見。

    在這幾次交換意見中，歸納起來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企業管理工作是三句話，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但哪種形式能使這三者的關係真正協調起來，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我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黨委集體領導就是說不能由書記一人說了算，要集體討論和做出決定，而黨委的領導集體要想團結一致，又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聯繫全體職工；廠長負責制是要解決企業管理無人負責的問題，但廠長的行政指揮也不能是廠長一個人說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體職工，廠長的行政指揮要有力量，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調動起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因此，黨委領導和廠長的行政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為基礎，兩者的基礎是共同的。

    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搞得好的，如大慶等先進企業，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多數企業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8 在湖南調查談幹部理論學習

    10月和11月，兩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O月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還到了湘西，參加賀龍同志銅像的揭幕儀式。在湖南走訪了六個地市州、十個縣市。

    我在岳陽與長嶺煉油廠黨委同志開座談會時，向他們提出了幹部學習理論的問題，第一次說了我和喬木共同準備的幹部學習理論的一系列書，馬列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發展的理論共四本著作選讀；然後是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劉、周、朱、鄧、陳的著作選讀。這樣，體現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與馬列著作串起來了。這些著作選讀的總標題叫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然後再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9 為軍隊政治工作決定加寫一個綱

    12月，中央軍委要起草《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總政邵華澤受楊尚昆、余秋里的委託，讓我幫他們把文件搞得好一點。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後形成的文件是這樣的，即首先必須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現國家三大任務中的歷史責任是什麼，這樣，軍隊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從各個方面來保證官兵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軍人的天職。為這個新增加的內容寫了約一千字。加上這樣一段話以後，就為這個《決定》以至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確立了一個綱。這一段加得和寫得都比較好，楊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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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4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以下簡稱《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初稿已經起草出來了。當時把7月25日的稿子發到下面來徵求意見。8月5日，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對徵求意見稿提了一個書面的修改意見。等到《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改出來后，胡啟立在北戴河連續打來幾次電話，要我去參加討論。開始兩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馬列著作選讀的討論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啟立第三次又打來電話，非要我去不可。這樣，我只好去了。

    1 我在北戴河會上的長篇發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帶了一部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關精神文明問題的材料，認真一對照，就發現在不少問題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比原來的提法後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個發言，講了一個多小時，下面就是這次發言的記錄全文。

    送審稿發給我以後，正好啟立同志回到北京。我跟他講，準備在研究室找幾個同志認真地研究討論這個稿子，負責地提出修改意見。他說很好，確實需要找幾個同志好好地研究討論。

    小平同志看了送審的第一稿，說了三句話：架子不行；太長太空，要壓縮到八千字以內；紀律問題、法制問題要增加分量。這同原先在北京時聽到的不一樣。最早聽到說，行了。後來聽說，要壓縮到八千字。送審二稿送去以後，小平同志說，可以作為討論的稿子，讓大家多提意見。他還對幾位同志講，你們有不同意見，在討論的時候提出來。所以，不是像原來傳的，只是「行了」這麼兩個字。

    我想講幾點意見。

    第一，同意說送審二稿可以作為一個供討論的好稿子，一個有修改基礎的好稿子。根據大家的意見再進行修改，以後再聽取大家的意見。反覆修改幾次，可以成為一個好文件。時間很緊迫了，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要誤事。

    第二，秋里同志發言，指出現在的稿子有四五段寫得很好，表達了黨中央十二大以來講這些問題的精神，表達了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講這些問題的意思，實際上就是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講的話。我同意秋里同志這個意見，還要補充的是，稿子里不只是這四、五條，可以舉出十幾條來，表達了十二大、黨代會以及這一時期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見。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起草的同志在用心地體現十二大、黨代會這一時期中央領導同志關於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的意見。

    第三，在前兩條的前提下，我講三個不夠。一個，認真學習、研究、領會、體現十二大、黨代會前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精神文明建設問題講話的精神不夠。第二個，十二大、黨代會以後，精神文明建設有了很多新經驗，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文件總結新經驗、注意解決新問題不夠。第三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大政方針定下來了，是正確的，可是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很多具體的政策、措施來不及規定，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各項問題，方針、政策還沒有配套，由於經驗不足，也不可能完全配套，這樣，就留下了很多空子可以被人來鑽。耀邦同志也講，黨內出現了新的不正之風。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確實有不少人在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串鑽空子，搞歪門邪道的事。這是一個經驗教訓。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文件是個重要文件，起草和修改這個文件，我們要接受這個教訓。不可能把所有的空子都堵住，但是在重大的問題上要儘可能想周到一些，不留下空子。而現在這個稿子，我看注意這個問題不夠。

    我們在北京討論第一次迭審稿，有個共同的感覺，就是體現十二大、黨代會前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精神文明建設問題講話精神不夠。我主要是從這方面提一些意見。

    主要是根據記憶，十二大講了什麼，黨代會講了什麼，這期間中央領導同志講了什麼，把這些對照起來，感覺到送審稿體現得不夠。八日上午到北戴河，我在火車上把帶的文件讀了一遍，原來感覺到不夠的還是不夠。一些有關的文件沒帶全。如十二屆二中全會文件、經濟體制改革決定、陳雲同志在三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小平同志和穆加貝的談話，先念同志在春節聯歡會上的講話等等；都沒帶。實際上，這些都與這次精神文明決定有密切關係。沒帶的沒辦法了，帶了的，一篇一篇看，看了兩遍，同時對照送審稿，大概劃了二、三十條，都沒在這個文件上體現，而且都是重要的問題。由於時間的關係，不能把所有覺得需要體現的問題都在這裡說出來，我只舉十幾條。

    文件有這麼一句話：「全會強調指出，在經濟建設走上軌道和全面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有必要著重地提出和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進一步明確黨在新時期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這裡一句不提十二大報告中精神文明建設部分，一句不提黨代會進一步討論了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還有中央領導同志講到這些問題。十二大的報告是集中全黨的智慧，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在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指導下，起草同志做了很大的努力，寫成了一個很好的報告。其中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部分，我看理論的闡述，指導方針的確定，都講得很好，講得很明確。我們常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發展。這個部分，就是重要的理論發展。今天的實踐仍然證明它是正確的。去年(1985年)的黨代會，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指導方針，又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討論、規定。現在搞一個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準確地說，應該是進一步貫徹執行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需要解決一些新的問題，做一些新的規定，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講，好像過去根本沒有講過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沒有講過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到這一次才提出來。這樣的提法不合乎事實。只要把這個意思講清楚了，題目不改是可以的。但是，導言裡頭應該說清楚，是根據十二大、根據黨代會、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精神來寫這個決定。我們需要有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根本不提十二大、黨代會已經確定、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好像完全是提出個新問題，那什麼叫穩定性？有什麼好處？

    十二大報告精神文明建設部分里有這樣的提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過去在講到社會主義特徵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剝削制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人們還強調，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也是它的特徵。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十二大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體可以分為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一切文化建設當然也要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之下發展」。送審稿沒有體現這樣的思想，而是用什麼「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統一」一類提法來代替了。十二大對思想建設的主要內容概括得很好。現在的概括不如那個。十二大還指出：「我們不僅要努力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會建立和發展體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新型社會關係。」精神文明建設問題提出來以後，究竟應該擺在一個什麼位置？一九八四年在三明市開會，參加會議的同志都講，我們一些省的領導同志、一些部門的領導同志一講話就是只講物質文明，不講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問題提不到黨委議事日程上，提不到部委的議事日程上，因此他們希望我講幾句硬話。我重讀了十二大報告裡面關於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這部分，注意到其中這麼一段話："我們決不容許任何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妨礙以至破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今後，黨中央和各級黨委檢查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除了檢查物質文明建設的情況以外，一定要檢查精神文明建設的情況。"我說要講硬話，我看沒有比這個更硬的話了。你們回去如果遇到哪個領導同志不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就請他們讀十二大報告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部分，特別是這段話。像這樣的思想，在這次送審稿中，也沒有體現出來。

    小平同志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文件沒帶在身邊，不引證了。小平同志當時講理論界、思想界思想混亂非常嚴重，現在理論界、思想界思想很活躍，但混亂情況比那個時候也更嚴重了。小平同志對當時各種錯誤思想的分析和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對處理當時各種錯誤思想的政策界限、指導方針、具體規定也是完全正確的。小平同志還說，現在有些錯誤觀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公然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對此，「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有人公開在文章里批評這一句話。有的公開把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和雙百方針對立起來。這是對黨的雙百方針的嚴重誤解和曲解。現在決議講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對這些錯誤思想進行充分說理的、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是必要的。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判和糾正。但是，像小平同志說的，首先要認識改變思想戰線領導軟弱渙散狀況的迫切必要性。這次討論，有的同志提出，文件有片面性，只提了要反「左」。當然也可以不必講「左」是主要的還是右是主要的，因為這個文件是長期管用的。但是，總不能只反一個方面的錯誤，不反另一個方面的錯誤。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講經濟問題的，還講了越是搞活經濟、搞活企業，就越要注意抵制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越要注意克服那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等等。

    陳雲同志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有個書面發言，講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說：「『競爭中可能出現某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這句話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麼是消極現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貴重的禮品，以及其他種種為謀取小公和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的不正當手段'，這些就是消極現象。有的地方總結'經驗'，叫做'二菜一湯，生意跑光；四菜一湯，生意平常；六菜一湯，生意興旺；八菜一湯，獨霸一方'。據說，現在八菜一湯也不大靈光了。還有的廠子，選兩個二十多歲的漂亮姑娘當外勤人員，跑材料，推銷產品，男外勤人員辦不到的事，她們能辦到。對這些現象，不必大驚小怪。因為，一方面許多企業的產品要自銷出去；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社隊企業的原材料沒有列入國家計劃，沒有指標，需要自己去找。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必然會出現這些現象，這是不奇怪的。但也要看到，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問題，不進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這些現象就有可能泛濫成災，敗壞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因此，我們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抓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一起抓。只要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看到這些現象，並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些消極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既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永遠要堅持的奮鬥方向。"

    十二大以後，黨代會之前，小平同志幾次講「四有」，後來出了本小冊子，裡頭涉及到很多重要問題。例如，「我們採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並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我們的報刊、電視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腦子裡是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陳雲同志在全國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上講話以後，很多同志說，陳雲同志短短的一篇話，十六次講社會主義。他說：「我們乾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他反覆強調，要兩個文明一起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鍵是搞好執政黨的黨風，提高共產黨員的黨性覺悟，堅定地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鬥爭。

    去年(1985年)八月二十八日，小平同志會見穆加貝時說："'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鬥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就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穆加貝聽了小平同志談話以後說，過去外國人宣傳中國在搞"非毛化"，八一年來訪時，小平同志同他談了，特剮是有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他理解了，認為問題得到了澄清了。他說，"我們知道你們仍在堅持毛澤東思想，而不是搞'非毛化'。從那次訪華到現在有四年了，我們很滿意地看到你們在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革命。"

    去年(1985年)的黨代會上，耀邦同志的開幕詞講了個很重要的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些年，我們黨中央的政治生活，是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的，是很正常的。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陳雲同志講了："歷史經驗證明，實行民主集中制，做起來很不容易。""希望新進各級領導班子的中青年幹部，要注意學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集體的充分討論，"要照黨章辦事，不能一個人說了算。""七五"計劃的建議，最後也講了一個題目：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建議說："我們一定要堅決做到：一、任何時候都要堅定地、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和抵制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其它腐朽思想的侵蝕，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二、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對於一切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必須繩之以法，對於一切嚴重敗壞社會風氣的醜惡現象，必須予以制止和取締；三、切實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體人民中堅持不懈地深入進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小平同志非常稱讚，說旗幟鮮明，講得很好。小平同志講話中說，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麼重要的思想，在送審稿里都沒有得到體現。文件在講到文化建設的時候，寫的幾條都重要，可是小平同志在黨代會發言中講到：「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這個思想文件就沒有體現。小平同志還回答了一個問題：中青年幹部接班，是接什麼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堅持革命鬥爭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小平同志又說："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裡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二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陳雲同志講全黨要重視黨風問題，一是各級黨組織要重視。二是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重視，要身體力行，做出榜樣。三是老黨員、老幹部要重視。"在以身作則，關心黨風、黨紀，發揮監督作用上，沒有退居二線和離休、退休的問題。只要是黨員，活著就永遠處在第一線。""希望所有黨的最高領導人員，在教育好子女的問題上，給全黨帶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係，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陳雲同志還講了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維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這些思想在文件中都沒有。

    送審稿寫了一段理論問題，許多同志認為寫得好，我也認為寫得好。文件講，對馬克思主義沒有認真的學習和基本的了解，就談不上堅持，更談不上發展。因此，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可是，從上下文看，強調的主要是中青年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這與小平同志講話精神就不一致了。小平同志重新提出學習理論是有針對性的。中青年同志當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這些同志在大學里學習過，有文憑，有專業知識，但是，系統地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不是沒有，但是少，沒有幾個。這些同志需要學，不學習就會像小平同志講的，有迷失方向的危險。在宣傳部當部長的時候，我建議辦了三期宣傳幹部訓練班，一期新聞幹部訓練班，還有一期調了五、六個宣傳部長來進修。這些同志一來到黨校，普遍的說法是，忙得不得了，讓我們抽出五、六個月來學習，時間太長了，得不償失，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得到鍛煉，來到這裡，關起門來讀書，能得到什麼？可是等學習班結束，絕大多數同志覺得學習很有必要，很有好處，都普遍嫌時間短了，希望延長時間。用他們的話來講：學了以後才知道不足，學了以後才知道學習的好處。青年人當然要學馬克思主義，我們這些人就不需要學習？

    今年(1986年)一月十七日，小平同志講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黨風、社會風氣好轉，提出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最後一段。"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還有人指出：現在搞改革、開放、搞活，成績是明顯的，大家都承認的，我們要堅持下去。問題是一定要注意，在這個過程中間，不要使我們的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不要使我們的社會成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樣子。這個意見和小平同志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一樣的。先念同志在黨代會上的講話，也有很多新意。

    小平同志在接見南斯拉夫共和國主席時說，檢驗我們成功不成功主要是兩條標準：國內堅持社會主義，國際堅持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如果我們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後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歷史也是一個倒退。我們自己判斷自己路走得對還是不對，標準就是，是不是堅持社會主義，是不是堅持和平。

    重溫了一些文件。這是我說的第一個不夠。當然不是要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抄到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稿子上去，原文照搬，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我覺得，應該按照這些精神修改送審稿，使這些精神能夠體現到文件裡頭。第二個不夠是，聯繫實際不夠，特別是聯繫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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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6
十二大以後，特別是黨代會以後，廣大幹部和群眾執行十二大、黨代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確實創造了很多新經驗，發生了很多新情況，也提出了很多新問題。如老山英模團的報告，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映，起了很好的作用。秋里同志用了幾句話，成了名言：讓有理想的人講理想，有紀律的人講紀律，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講自我犧牲精神。在英模報告團的影響下，許多地區、部門，以至於許多單位，都組織了自己的先進人物講演團，像紡織部的講演團、遼寧受災地區的講演團等。他們的報告，對青年人的教育，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青年人有兩句話：用同齡人教育同齡人，同齡人要向同齡人學習。我們要堅持革命傳統教育，堅持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應該承認，用他們自己人中的先進人物、先進事迹教育自己，這樣一種自我教育，確實是個新經驗。這種先進經驗在送審稿中一句都沒提。還有，八三年，由林澗青同志主持，對企業職工的思想教育進行了系統調查，起草了一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綱要》，其中指出：文化補課、技術補課的同時，要向青年職工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有的地區、有的單位搞得很好。全國很多城市、很多地區發展起來一個振興中華讀書評書活動，現在人數已達到二、三千萬人之多，規模擴大了，學習內容深入了。有些地區，有些單位，結合科技攻關，結合合理化建議，結合眼前的現實生活問題進行討論，學習自然科學，學習社會科學，效果很好。前兩天有個消息，說前幾年文藝作品銷售量大，這一年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書籍銷售量上升。這也反映了讀書評書活動的深入、提高。大學生里確有人盲目崇拜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由於生活的教育，自願地追求真理，要從馬列著作中找答案。特別是清華大學，他們搞現代史教育、黨史教育很成功。很多大學生自願組織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小組。讀書後，很多人要求加入共產黨。當然不只是一個清華j好些學校都有這些情況。這都是新經驗；需要總結，需要重視。十二大、特別是黨代會以後，出現了很多雙文明單位、雙文明地區、雙文明城市。農村還有雙文明戶、城市雙文明職工的活動。三明會議起了很好的作用。安徽省七個城市，每年評比一次。江西省也是十幾個城市認真建設雙文明城市。四川省是十七個城市，每年評比一次。這次我到安徽、江西，看了很多雙文明企業、雙文明商店、雙文明學校、雙文明街道、雙文明生產隊。江西有個樂平煤礦，他們說，過去煤炭部有個規定，挖煤的只准挖煤，不準搞別的，如果搞別的，就叫不務正業。他們組織家屬，組織待業青年，發展多種多樣的工副業生產、服務行業，有些產品能夠出口了。結果，不但使全礦物質文明建設前進了，同時，精神文明建設也前進了。黨員和非黨員的關係、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大為改善了。還有蚌埠，過去說是一個"大垃圾堆"，黨代會以後，市委親自動手，從"四有"教育入手，不僅有了一種文明、衛生、禮貌的新面貌，更重要的是改進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吉林、天津、河北、山東不少地方，城鄉都搞雙文明戶活動。還有從軍民共建開始的各種各樣的"共建"活動，像警民共建、工農共建，等等6這都是新經驗。理論工作者脫離實際這個問題需要解決。這幾年也出現了新的氣象。首先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組織幾百個理論工作者，給他們出題目，進行調查，然後，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建議，供製定政策參考。上海、遼寧、安徽、四川、福建等地，也有搞得好的經驗。關於整頓黨風黨紀，抓大案要案很有成績。與此同時，按照小平、陳雲同志一再講的，幹部要以身作則，有的行業、部門、地區、單位領導班子、幹部應當遵守什麼、不準什麼，也分別做出了規定，而且帶動黨員去做。這都是新事物、新經驗，送審稿都沒反映出來。講問題，小平、陳雲同志都講了，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必須加強，不能削弱。後來，喬木同志起草通知，在後面打了個括弧，說不是增加編製。結果輿論嘩然，說小平、陳雲同志說隊伍要加強，很高興，可是看了括弧里的話，又涼了。這裡確實有個問題，我們思想政治工作部門，包括基層黨委，一提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隊伍，想到的就是加人。因此，究竟怎麼樣選拔適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黨性強的人，加入到思想政治工作隊伍中來，現有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里有培養前途的，怎麼樣進行培養，的確是個問題。確實有一個新力量、新血液的補充、提高問題。這些人從哪裡來，怎樣使他們具備思想工作者必要的素質，這些問題沒解決，起碼是認識上沒解決。更重要的是，講到思想政治工作隊伍要加強，好象只是眼界放在脫產的、專職的人身上。我在上海講過，我們要把視野擴大。如各種勞模，他們是很好的思想工作者，還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也是很好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這些年來出現了一批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全國知名的有朱伯儒、劉吉、曲嘯、李燕傑。實際上每個地區、每個部門都有。學校里有些很好的老師，教書育人。他們非常熟悉學生的思想變化，可以有針對性地對他們進行幫助，而且學生同這些教師關係很好，什麼話都願意同他談。這些好的東西文件里也沒有反映出來。文件里有一點我非常同意，我覺得很好，就是實行廠長負責制以後，基層黨組織的任務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設。最近，四個條例下去以後，有的基層黨委又一次灰溜溜的。這些同志沒有認識到，明確了黨委著重抓精神文明建設，要做的事情多得不得了。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但還沒有解決。至於認識上、思想上的問題，我提兩條：一個，發展商品經濟一定要嚴格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可是不能把這個原則套用到、或者搬用到黨內政治生活、國家政治生活中來。國家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活有它自己的原則。這不能混淆，不能互相代替。一波同志講了，後來啟立同志也講了，彭真同志也講了，不能搞自然經濟，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界限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發展商品經濟不是為個人撈腰包、發財。這個問題需要進二步研究。還有一個問題，思想政治工作結合經濟工作一起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經濟工作裡面去，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注意解決群眾的實際思想認識問題。但是怎樣真正解決兩張皮的問題？我有個初步的意見。可不可以從這方面進行研究。馬克思說過：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述。毛主席講過：我們共產黨要領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根據這個最根本的原理，我們在每個時期、每個地區，就應該了解當時的經濟情況，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照顧各種不同利益人們的相互關係，照顧到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制定出合理調整部門與部門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人們與人們之間，以至於這個部門內部這部分人與那個部分人之間的關係的政策。研究的時候，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參加。制定了以後就按照這種政策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人、農民中間宣傳，一定有一部分人成為先進分子，他接受了、跟上來了，也有人有不同意見，覺得不解渴，從局部和自己身邊的事情來看，不大滿意。就要根據他的問題，根據總的政策，進行說服、教育、引導。搞絕對化、一刀切，也沒關係，提醒他改過來就行了。這個問題我也是剛想到，不過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同經濟工作結合好，這個問題不研究、不解決、不認識，"兩張皮"的問題還是很難解決。總而言之，我們這個文件總要接觸一下新鮮經驗，總要解決一下人們現在希望中央能夠幫助解決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一句話不講，不好。

    第三個不夠。最近一年多來，自由結合地討論、研究問題，相當多。參加這種自由討論的人各種各樣。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極左，現在搞右，由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八○年競選影響下湧現出來的人。也還有受各種思潮影響的人。還有拿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說自己接觸什麼什麼，然後又從外國人那裡撈點什麼東西，回到國內來嚇唬中國人的人。我就知道有那麼一、兩個人就是兩邊做買賣，做政治買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文件要考慮，不被這些人抓住某一點，來作為他們的工具。現在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知道很清楚的幾個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一次也沒有做過認真的宣傳，一篇有說服力的宣傳文章也沒有，可是現在聽說他們起勁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是理論，只能學這種理論，好像其它的理論、其它的書都不要讀了。更奇怪的是，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是理論，可是沒有一個人講十二大、黨代會對精神文明的論述是重要的理論發展、是重要的指導方針。這不奇怪嗎？一向積極宣傳、以至於參加中央文稿整理、起草的同志，現在卻被說成僵化、保守、反對改革、從來不宣傳改革，甚至被說成攻擊改革。還出現一種情況，討論會也好，寫文章也好，發消息也好，盡量用模稜兩可的語言，你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前兩天，《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藝方面的消息，題目有現代意識反映現代生活的字樣。報道裡頭沒有看到一個人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是現代意識。你既然講是新的發展、是重大發展，可是說"現代意識"又沒有它的份、沒有它的位置。現代生活，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生活，也沒人講。耀邦同志二月八日的講話、四月十一日的講話以及多次講話，希望作家反映我們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生活，報導沒有一個字提到。《人民日報》發表何匡的一篇文章，說還是概括為社會主義的實踐好。這個同志我是很了解的。請同志們對照十二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那個部分，就可看出何匡同志是不贊成十二大的闡述的。當然。一個黨員、一個幹部不贊成黨的文件、黨的決定是可以的。但你可以把這種不同意見送給中央。轉給起草小組。可是不這樣，而是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我認為這種做法不正常。我覺得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要與十二大、黨代會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在重大的問題上，不能夠留下空子。如果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十二大的、黨代會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原則的提法，這次文件裡頭不寫了，或者改變成一個相反的意見，堅決照著十二大、黨代會精神執行的同志就會提出問題：我過去是按這個精神做的，怎麼現在不提了，是不是我執行錯了？是不是又犯了錯誤了？另外一方面，歷來就不太贊成十二大、黨代會的人，一看，是啊，都沒寫嘛，我本來就不贊成，證明我正確了。當然，我再說一遍，不是說把十二大以來重要的東西一段段地抄上。語言要鮮明，主張什麼、不贊成什麼，要寫得非常鮮明。不能寫很多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的含糊東西。我認為在改這個文件的時候，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非常認真地斟酌。我說的這三個不夠，究竟對不對，請大家批評。建議起草的同志在聽了大家的意見之後，不要急急忙忙地著手修改，要抽出一部分時間，認真地學習、研究、領會十二大、黨代會以及中央的精神，然後來斟酌怎麼改，使這些精神能夠很好地體現到文件中來。不希望把這些重要文件、重要講話撇在一邊，急急忙忙地改這個、改那個。如果這樣的話，很可能改不好。要真正研究體現十二大、黨代會以來的精神，是不容易的。要體現精神，又不要照搬文字，不容易。所以，不要著急，從容一點好。


    2 送審稿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

    我的發言主要講了送審的稿子有「三個不夠」，作為黨內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過程中，提點這個、那個意見，應該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發言卻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會場上我就看出來了。

    發言提意見，我還是很委婉的，實際上文件存在的問題不是精神文明建設提得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倒退的問題。比十二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開展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活動倒退了，與三明會議形成的精神、經驗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說是比原有的理論和實踐都倒退了。

    十二大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過去在講到社會主義特徵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剝削制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人們還強調，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也是它的特徵。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④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稿中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句話刪去了，而我則主張保留。

    在北戴河討論時，看出來胡喬木的意見很多。但他在公開場合講話很少。他只講了在工作中要反對「一切向錢看」的觀點。胡耀邦不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說反對「一切向錢看"，那我們的經濟工作就沒法做了。喬木私下跟我說，這個文件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啊！

    3 趙紫陽轉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起草過程中，還看出了一個新苗頭，過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時，趙是維護鄧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趙根據鄧的意見要改正胡與鄧不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趙和胡有這樣一種不同吧。而這次趙和胡是互相支持的，這種互相支持是怎麼回事，究竟是他們的思想觀點一致，還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們二人這次聯合起來對付鄧力群，則是非常明顯的。趙支持胡，而胡也感覺到了趙的鼎力相助，因此對付我就更加起勁。

    4 致信各常委分送書面修改意見

    經過北戴河的討論之後，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同志又改出了一個稿子。對這個稿子，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又認真地閱讀和加以對照，同前幾稿比較，我們感覺這一稿確實有了進步。我們又就這一稿提了一些意見，如這裡、那裡應加句什麼，補充一個什麼意思。我們又搞出了一個書面修改意見。

    9月7日，我把這個書面修改意見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書面修改意見時，我還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

    精神文明決定8月16日的稿子，書記處研究室幾個同志和我一道，仔細閱讀，認真討論，多方比較，共同認為比8月3日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時也覺得，對於十二大、黨代會、中央常委講話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還是體現得不夠。我們力求從這方面做些修改、補充。改稿送上供參考。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會後，有些人講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在文藝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亂。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后，混亂情況有所克服。今年以來，不講前提，不講界限，只講寬鬆、寬容、寬厚，出來了不少東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經了解主要情況。去年王若望說要全面引進資本主義一套，還是在講台上講，當場有人反駁。今年張賢亮講得更明確，說："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藝報》8月23日公開發表。現在有些人要求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合法存在。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報刊上已經發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評的文章很難發表，很難合法存在。我們報刊、出版社的一些編輯，喜歡登前一類文章，不喜歡登后一類文章。看來，精神文明決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亂、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黨代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本來很鮮明的，如果這次模糊起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重要原則和論斷，如果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後果，我想將是嚴重的。希望針對當前思想界的情況，總結幾年來貫徹執行十二大、黨代會方針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完整地準確地把十二大、黨代會的精神體現出來，使決定改得好上加好。⑤

    我的信和書面修改意見，還送了列席常委會的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還送了王忍之和何東昌等人。


    5 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

    書面修改意見送出后，9月9日，鄧小平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話，說："在十一頁，我刪去一處。」⑥9月10日，陳雲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這個修改後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說："啟立同志並告耀邦同志：我身體不大好，關於精神文明決議(徵求意見稿)，斷斷續續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那句話刪掉了。在8月16日的徵求意見稿上寫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我們提出了書面意見后，在9月17日的稿子上則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後來我也沒對照，我們的哪些意見被吸收了，哪些沒被吸收，反正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沒有堅持，而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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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7
6 鄧小平與我的一次重要談話

    (1)9月18日鄧小平談話實錄

    9月18日的上午，鄧小平同志找我去談話。現在的釘子就剩下鄧力群了，別人拔不動，就讓鄧小平來拔這個釘子吧。當時就是這麼一種情形。

    我一直記著這次談話。1989年在煙台休息時，回憶那幾年的情況，我把談話內容仔細地談了一次，由趙少坪做了記錄。好一陣子，東找西找，一直沒找著這個記錄稿。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時，把這個記錄稿找到了，我高興得不得了。

    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談話的內容既與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有關，又遠遠超出討論文件本身。將來如果能有時機，把這個談話記錄公布出來，那可說是一個歷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鄧小平同志與我談話的記錄。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一進門坐下。

    鄧小平：新的稿子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

    鄧小平：還有什麼意見？

    鄧力群：還有四條意見。

    第一條，稿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精神文明建設這樣一個提法可以，但是最好還是維持過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十二大決議、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提法，都銜接起來了。像這樣的帶根本意義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則可能引起各種各樣的誤解。

    鄧小平：(鄧小平翻出精神文明決定稿，翻到關於道德的一節，其中講到共產黨員應有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道德；指給鄧力群)這不是講了共產主義嗎？

    鄧力群：這是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講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當然你也說過了，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名詞就叫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也可以理解成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最好講得鮮明一點。

    鄧小平：有一個地方講就行了。

    鄧力群：我的第二條意見是，講文化建設的部分，重申了一些過去的方針；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針沒有表述，應當把近幾年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我們黨的方針，適當表述一下，這樣更準確。第三條意見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種層次，這是必要的；但各個層次之間的關係，終歸應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最好表達得清楚一點。第四條意見，……

    鄧小平：文件第11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的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志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志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的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

    鄧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覺，新的決定同原來的政策銜接得不好，有些重要問題、重要經驗、重要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不提了。如果發出去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過去對的東西現在為什麼不堅持了？我們的整個修改意見，就是為了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是改變過去的方針，而是堅持過去的方針。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書面意見中的每一條意見，都不是我個人發明的，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你的講話。實踐證明這些是正確的，這次文件稿中沒有體現。

    鄧小平：關於城鄉僱工問題，我說過多少次，看幾年再說，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見。

    鄧力群：這不符合實際。關於僱工問題，從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見是，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下面，發展一點資本主義沒有什麼可怕，問題是頭腦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張僱工超過國務院規定的，可以允許存在，但是報刊不要公開宣傳，不要公開報道。因為中國的情況複雜，各地方的情況又不一樣，需要在全國範圍之內，對僱工問題做詳細的、周密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就是在規定人數以內的，各地也不一樣，也需要調查研究。經過調查研究，再看看僱工有沒有剝削，在什麼情況底下不叫剝削，什麼情況底下可以叫剝削。剝削的情況也不一樣，有小業主的剝削，也有資本家的剝削。把這些情況搞清楚了，我們才能分別制定適合情況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的書面意見除分送常委以外，還分送了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幾位同志)

    鄧力群：根據中央的要求，這個稿子現在在全黨好幾千人的範圍裡面討論，北京的各機關也都在討論。參加或者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對這個稿子有什麼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常委以外，我還分送了幾個同志。這樣提出意見的方式，我覺得在黨內是應當允許的。

    鄧小平：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小平同志，你們兩位之間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我一向採取的態度和辦法，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分歧或者迴避分歧。陳雲同志的主張，我宣傳過，這是事實，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張，我宣傳過。我可以向你報告，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講話、自己的文章，我批閱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審查，可以全部拿來，看看究竟是宣傳你的主張多，還是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台灣現在講，一國兩制，他們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要我們在憲法裡頭去掉四項基本原則。

    我問一下你對一些人的觀察。胡啟立怎麼樣？

    鄧力群：政治上沒有把握，不穩當。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講不同意見。至於王兆國……

    鄧小平：王兆國不必提了。李鵬怎麼樣？

    鄧力群：這幾年參加書記處會議，就這麼點接觸。從他的歷史來看，留過蘇，在蘇聯那種教育制度下，受過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教育，專業學得好。回國以後從基層干起，是一步步地上來的。據我看，他管工業是有經驗的。在書記處政治生活中間，給我的印象，他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鄧小平：喬石怎麼樣？

    鄧力群：他沒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書記處會上的表態，基本上是隨聲附和。到了政法小組工作以後，有一點變化。可能是因為政法工作比較複雜，不能不謹慎。

    鄧小平：這就是進步啊。

    鄧力群：是。

    鄧小平：談談對耀邦同志和趙紫陽的看法。

    鄧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趙紫陽比，他學習是用功的，讀馬列的書，讀中國的古代文學，都很用功。這方面趙紫陽同志不如他。據我觀察，也聽到別的同志說，趙紫陽讀馬列的書很少。在書記處的會上，對於不同意見，耀邦同志還能夠讓人家講出來。你講完了，開完會，他自己還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會上對趙紫陽提出不同意見，他是聽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把你駁倒，強詞奪理，盛氣凌人，非把你壓倒不可。他的意見碰到釘子以後，行不通了，他也會說，原來我沒聽你的意見，現在證明你的意見對。耀邦同志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麼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面，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鄧力群：趙紫陽同志做經濟工作，從基層搞起，縣、地、省到中央，有經驗，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比較敏感，也有辦法。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我聽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同志講，趙說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他那個東西對我們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的理論工作簡報刊登了趙紫陽談話)。二是他搞經濟工作，熱衷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兩條對於高級幹部來說，都是大毛病。像趙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這樣的毛病，實在讓人擔憂。

    鄧力群：(先前我曾經向中央同志幾次提出，希望退下來。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我這一輩子當助手，十二大以後，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幾年的經驗證明，我作為領導集體的一個成員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煩人，我已經產生了一種倦政情緒。

    鄧小平：倦政？

    鄧力群：我不願意卷在這裡頭，已經提出過四五次了，誠心誠意，不想再幹了。退下來后不會偷懶，需要我繼續做的還有幾件事情，一個是《當代中國》叢書，一個是《中國美術全集》，要負責到底，全部出齊為止。我還擔任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的顧問，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顧問。這兩個顧問，要我顧就顧，不要我顧就不顧了。

    鄧小平：(談話結束時，鄧力群再次說到退下來的事)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這次我和鄧小平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談話時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同時，也必須說明我和鄧談話時氣氛並不緊張，心平氣和。我走的時候，鄧還起來把我送到門口。這就是政治家的涵養啊！但是很明顯，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後來告訴我，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的支持。⑦

    (2)對鄧小平，我做到了三點

    協助鄧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歷，也是近年來我反覆思索的問題。仔細推敲和審視我的所作所為，我是問心無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點：第一，我確實是欽佩他，他有很大的長處；第二，協助他工作，我確實是積極的；第三，在困難或順利時協助他起草文件、講話，無論他是否高興，我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贊成的就贊成，反對的就反對，至於說出我的意見以後，有的他採納，有的他不採納，我既不計較，也不背包袱

    7 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爭論和《決議》的通過

    (1)概況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原則通過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在後面。9月28日上午，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時，一下子冒出來個陸定一。陸提出要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萬里出來響應，會上有一小部分人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會議的，在爭論中間他的插話，最能夠代表他的內心思想了。鄧小平即席講話，堅持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楊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窮、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這樣，全會通過了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

    會議上有爭論，爭論得非常熱烈，而且爭論的時間也不短，這是我所參加的中央會議中空前絕後的一次。

    (2)爭論經過

    開會後，先由工作人員宣讀《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宣讀後，胡耀邦同志問：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沒有？請發表。

    陸定一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14頁第12行，這裡有一句話，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面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時，胡耀邦插了一句話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劉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陸定一否認這個說法，堅持是蘇聯提出的，並說少奇同志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曲化"做什麼定義。

    陸定一接著又說，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通知》撤銷所謂"二月提綱"，說這個"二月提綱"是彭真同志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搞的，是背著其他人搞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對我的，說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現在覺得，這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別的我都贊成。

    耀邦同志重複了定一同志的意見，講「文化大革命」中間，「四人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帽子，打擊我們黨裡面的許多好同志。他又說，「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是1959年劉少奇同志在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話是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其他同志也用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重新用了這個詞，小平同志講的比較多。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內確實曾經一度出現過有某些同志濫用這個帽子。所以，後來小平同志講，"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這個範圍。現在請同志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什麼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現在我們國家裡確實有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少數。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這樣那樣錯誤主張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錯誤的，同根本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等量齊觀，不妥當。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嘛。請同志們考慮一下。

    萬里同志接著發言，說只要是科學技術發展了，社會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這個自由化，加到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對，加到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對，所以我主張取消。

    然後，楊尚昆、余秋里主張保留。薄一波說，會前，定一同志就勸過他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他考慮，寫這一句話，和定一同志講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他又說，他還代表宋任窮，都主張維持文件原來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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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7
(3)鄧小平的重要講話

    小平同志接著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大在一九八○年通過一個議案，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麼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4)常委的表態和《決議》的通過

    趙紫陽主張這句話保留不動。陳雲、李先念同志認為應當保留。胡耀邦同志也說保留對當前的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

    彭真同志發言認為，名詞本身不是主要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黨統一領導。他贊成維持原案。

    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進行表決。一致通過。

    (5)胡耀邦的講話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參加會議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對上午在全會上要不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採取淡化的方針，只說："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說他不贊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說刪去第十四頁那九個字並不損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為他改掉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進行辯護，對鄧力群不同意這樣修改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


    8 實踐的檢驗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做出后，在實際生活中，好的方面沒有多少進步。相反，原來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因為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勁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雖然沒有"三寬"的文字，但"三寬"的精神卻充斥其中，這樣，搞自由化的人感到這個可以接受，那個也可以利用。這樣，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以後，自由化的風潮就泛濫起來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學生鬧事。結果，連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註釋：

    ①張賢亮：《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文藝報》1986年8月23日。

    ②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54頁。

    ③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頁。

    ④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頁。

    ⑤1986年9月7日，鄧力群致啟立並報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⑥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的《指導方針的決議(徵求意見稿)》第11頁。鄧小平刪去的一句話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

    ⑦1986年9月15日，鄧小平閱胡耀邦、趙紫陽就精神文明決議起草過程中提出的意見，作出批示："耀邦、紫陽同志的意見很對。"胡耀邦、趙紫陽在意見中說：同意起草小組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因為討論中理解極不一致，"為核心"說法，確實不怎麼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我們今天自然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在全會後從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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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28
一九八七年的風浪


一 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生活會

    從我一生的經歷來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滿風浪，有憂有愁啊！這裡順著時間次序講七件事。


    1 鄧小平關於學潮的談話

    1986年12月中下旬，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上街遊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后經各地有關方面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同志談話，指出學生鬧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了。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麼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了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①

    2 胡耀邦寫信給鄧小平請辭總書記

    鄧小平同志談話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應。1月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願意辭掉總書記職務。

    3 鄧小平提議舉行黨內生活會

    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後，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決定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會議要注意四點：第一，不要說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第二，不要涉及到個人的品質，不要因為胡犯了這個錯誤，就說他的品質如何，對品質不要加以評價；第三，不要提"團派"，因為胡長期在團中央工作，社會上也有這種議論，認為批評胡耀邦，實際上是要打擊"團派"；第四條大概是：不要說這個人是什麼圈子，那個人是什麼圈子，即屬於宗派性質的問題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託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個人來召集這次生活會議，指定由薄老主持會議。1月8日，中央辦公廳就此發出了《通知》，還規定了到會名單。

    我記不清楚生活會是開了五個半天還是五天半了。會上有口頭髮言，也有書面發言。會議還印發了一些參考資料。

    4 我的長篇發言

    會議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說更多的事情胡喬木知道，喬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們說，他是他，你是你，我們找你是要你做好準備，講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會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講了半個小時。第二個發言的是我，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12日上午沒講完，13日上午接著又講了近一個小時。兩次發言合起來有3個半小時。

    在批評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評，然後是對胡耀邦同志進行批評，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一、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二、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三、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的問題；四、關於「左」和右的問題；五、關於對幹部的任用問題；六、關於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的問題。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後，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於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當時，黨內外和港台都謠傳、議論，各種說法很多、也很離奇，說鄧小平主張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力群謊報軍情、誇大其詞引起的。我的發言澄清了事實。

    我發言的基調是平和的。沒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語言，只是如實地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沒有發揮，沒有上綱，更沒有給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當時的心情來講，是誠誠懇懇地幫助同志認識和改正錯誤。因為有這樣一種心情，我說到有些地方的時候，還掉了眼淚。

    胡耀邦同志聽了、看了我的發言，究竟有什麼意見，是不是大發脾氣，是不是從此記恨在心，我不能推測。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還是留給後人去評說吧！我的發言是有稿子的。為了真實地反映歷史，我把生活會上的發言一字不漏地抄錄在下面：

    一、非常擁護、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講話。非常擁護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召開這次黨的生活會。希望而且相信這個會能開得很好。建議今後每年至少開一次這樣的會，相互交心，相互批評，相互幫助，相互監督。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可以幫助這個集體少犯錯誤，至少不犯大錯誤。是不是可以說，在座每個同志都需要這樣的幫助和監督。

    同意剛才秋里同志的發言。

    二、先做自我批評

    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以後，我事先沒有請示，就向新華社分社社長會議、紅旗聯絡員會議傳達了會議內容。這是違反紀律的嚴重錯誤。

    在這以後，一天喬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裡。小平同志說，昨晚耀邦同志來，說你把擴大會議內容傳達了，很多話是好的，但是說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問題。我向小平同志負責地聲明，我沒講這話，但我沒請示就傳達，是嚴重錯誤，接受小平同志批評。接著，我把傳達的錄音稿送給耀邦同志，並向耀邦同志做了書面的自我批評，保證以後不重犯這種錯誤。整黨開始，我在書記處研究室黨員大會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評。整黨中我向中指委的檢查，也寫上了這一條。在書記處幾位書記談心會上，我也做過自我批評。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次鄭重地就這一錯誤進行自我批評，並懇請同志們對我進行嚴肅批評，監督我以後不再重犯這類錯誤。

    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中指委確定，宣傳文教戰線要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清理和檢查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問題。由於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訪日準備，喬木同志集中時間寫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宣傳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這過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問題發表意見。現在看來，那些意見還是站得住的。但工作過程中確有失誤。

    1 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講到工作步驟，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進行，先黨員負責幹部后一般黨員幹部，先黨內后黨外，地縣什麼時間傳達，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看來不應由省、市、自治區自己，而應由中央決定。各地很快往地縣傳達，出了一些毛病，和這個部署有關係。

    2 原來決定，十一月中旬前公開發表小平同志講話。我請郁文同志(當時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邀中央一級報紙總編開會，請他們結合自己的特點和工作對象準備評論、社論。由於我沒有交待清楚，廣播電視部同志也到會了。他們聽到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區廣播電視機構，立即採訪省、市、自治區領導同志，請他們就此表態，於是廣播、電視、新華社、報紙紛紛發表消息，有時一天之內三四個、四五個、五六個表態，在幾天之內造成相當緊張的氣氛。這個責任，主要由我負，不應責備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會以後，從反對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讓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這個過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對耀邦同志的一些說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見。但是我沒有按照黨性原則向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及時地、系統地反映這些情況和提出我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我的最嚴重的失職。

    多年來，我還有其他方面的缺點錯誤，例如對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當等等，懇請同志們進行批評。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會上的檢查中說，他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給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我同意他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只希望並建議他，檢查的思路再寬一些，認識更深一點。同時我認為應該肯定，耀邦同志這幾年來做了很多工作，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實現新老交替、熱心建設、熱心改革等等方面，積極努力，成績顯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工作取得這樣大的成績，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這需要也應該充分肯定。我們要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也要有意識地充分肯定和保護他對黨的貢獻和取得的成績。作為自己的同志，我們批評他的錯誤不講情面，但是絲毫不應該誇大他的錯誤、抹煞他的成績。批評他的錯誤，目的是為了幫助他，使他繼續為黨做更多工作、更大貢獻。這不只是對耀邦同志個人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整個黨的利益的問題。

    我想本著這個精神對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評。如果有不符合這個精神的地方，請同志們指出，也請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檢查的順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實，努力遵循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講一些意見。

    1、關於統一思想

    中央整黨決定規定，整黨的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

    統一思想，就是進一步實現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

    這個決定，是全會一致通過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視部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就說：統一思想的問題，「一是樹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對社會主義、對黨，包括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中央，對整黨，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創新路，沒有改革，什麼事都辦不成。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好解決。」四項基本原則不提了。

    《人民日報》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談談統一思想問題》，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發表。文章說，「前幾年的思想問題已經解決了，就不要糾纏了，這次整黨重點應該放在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上」。「前幾年的思想問題」，講的就是堅持還是抵制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所謂「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文章講了三個：「第一，是否堅定不移地承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對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項奮鬥目標有沒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各項工作是否服從於、服務於全黨的奮鬥目標？"這個第三點，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上講的，統一思想"重點是現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端正不端正"，以及對"使自己領導的業務工作偏離中央的方針、路線"的批評。根據這個思想，書記處部署整黨，安排聽一百多個部委的彙報，實際上就是一個題目，即端正業務指導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耀邦同志沒有接受，還是一直這樣彙報下去。

    在這期間，他對我們宣傳部門的同志說，宣傳工作部門要學習經濟、熟悉經濟、宣傳經濟。這當然是對的、是應該做的。但是，他不提經濟工作的方向問題和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也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保證經濟工作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問題。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講，「要切實做到整黨、經濟工作兩不誤。整黨和經濟的關係是，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後來，《人民日報》根據他這個意思寫了一篇社論。社論稿由喬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說，他不同意喬木同志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們在福建三明市召開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會議。在小組會上，幾個省的同志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說他們到地方講話，只講物質文明建設，不講精神文明建設，只講經濟，不講政治。會上情緒很激烈。我沒有把這個情況向耀邦同志報告，是不對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憶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門同志談話中，有沒有這個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說到，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顧經濟、忽視政治的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這個意見的。但作為總書記，對這個意見重視到什麼程度，怎樣考慮整個工作的部署？從我接觸的情況看，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到，小平同志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后，他頭幾年是結合解決一些黨的工作問題、思想工作問題貫徹了的。我翻了一下手邊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講話，證明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儘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項基本原則的字樣，但是他講話的總的精神還是體現四項基本原則的。也正如上面所說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他就很少講或者不講四項基本原則了，甚至別人講四項原則，在他還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裡當然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對這樣重要的理論，我沒有聽到耀邦同志有什麼反應，在工作中有什麼部署。他檢查中說，六中全會期間小平同志和他談話時突出地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把他喚醒過來。這很值得深思。

    2、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是一件事情的兩種說法。

    先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個講話中用過。同年九月二十幾日，我在一個會上，又說過「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這樣的話，報紙發了消息。十二屆二中全會後，耀邦同志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用過「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數也不少。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講話中只用了「清理」，沒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轉發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時，也是按小平同志說法，用「清理」而沒有用「清除」。有同志說，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鄧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這個事實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來，對待精神污染，要反對、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問題的實質不在用語，而在對待精神污染的態度。在這點上，確實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講「清除精神污染」，同楊力宇的談話中還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概念是站得住腳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負責同志談話中卻說，「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主要是怎麼樣的提法更準確一些I。要講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裡說的"決議"，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號文件，即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時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喬木同志講這個意見。喬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的來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結果送喬木同志，喬木同志轉耀邦、紫陽同志。他們兩位圈閱了。當時曾考慮研究改變提法的問題。

    可是耀邦同志這以後不僅在黨內黨外到處講這個問題，而且還向外賓講。三月十八日，他會見日本外賓，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國之音」向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議新聞司按如下口徑答覆："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賓的上述談話，不同意這個答覆，另起了個稿子。我們也不同意，又起了一個稿子。連同外交部的共三個稿子同時送請紫陽同志審批。紫陽同志批示："我覺得還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好些，如需要，書記處再議，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國前先議一下此事，對外久拖不答，影響我國對外形象。請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陽同志意見辦。"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紫陽同志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思想文化領域各部門按照國家憲法規定的原則以及黨和政府規定的正確政策，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我們開始時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我們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是應當提倡的，決不允許把它同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和發揚健康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是經過中央常委、書記處、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反覆斟酌，取得一致意見，又經過人大通過的。

    因為不同意見在黨內外以及國內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許多議論、猜測，並由此產生各種謠言。那些不滿反對精神污染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發動了全面否定反對精神污染的攻勢，執行二中全會方針的同志感到壓抑。

    八月間我在北戴河報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賀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幾位黨員文藝工作者骨幹討論五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在這個會上，趙尋同志發言，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在文藝界有很多混亂，原因很多，其中有別有用心分子的挑撥，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從印發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領導同志說法不一。他引用了對外友協廣為印發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賓的談話，趙尋同志同時解釋說，可能整理得不準確，接著引述了耀邦、紫陽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態。馮牧同志把這個情況向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反映以後，耀邦同志召集幾個人的會，有賀敬之同志參加，對賀提出嚴厲批評和質問。接著，非黨組成員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揚同志委託，在文聯召開黨組成員及非黨組成員連續幾次開會，尖銳批評趙尋同志膽大妄為、攻擊耀邦同志。這期間，中央組織部還專門派人到文聯調查趙尋同志問題。由此造成了文聯黨組內部的分裂。文藝界、知識界還廣泛流傳，說賀敬之同志主持的那個會，是背著中央書記處開的，是文藝黑會。接著又把五次文代會籌備組下的報告起草組改組了。我認為，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書記處成員聽取作協四大籌備組彙報。張光年同志問，報告中沒寫精神污染，怎麼樣，行不行。又問，報告中寫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徵求意見時，兩位同志不贊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論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自己的工作失誤主要表現為：第一，把這一口號擴大到全社會；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聲勢。因而出現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發覺了，糾正了。這次會議不要再提這件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創作自由問題，社會主義制度應保證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創作自由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同起來，因此這次會議也不要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還是提'肅清封建主義的餘毒，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為好。"這是記錄整理稿，還講究了一些分寸，原話就更沒有分寸了。也應該說到，耀邦同志還提醒大家，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過來批判，如果反過來批判就很不好了。籌備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大期間，大約一年多時間裡，根據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中宣部組織人事小組，廣泛征取各方面意見，稍微知名一點的黨內和黨外文藝'工作者的意見都徵求了，提出了文聯、作協兩個文藝團體領導班子的初步名單。在上面說的那個十二月二十日的會上夏衍同志問，這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耀邦同志回答：無效性。他還說，群眾團體領導人由他們自己去選。並輕率地說，黨組也由他們中的黨員自己選，報中組部備案就行了。

    作協四大情況，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張光年同志原來的目的，是想點起火來，燒胡喬木、鄧力群、賀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違反他們的意願，一起燒了小平同志，也燒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以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吳祖光在會上講，清除精神污染，是共產黨的恥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中國人民的恥辱。他們到處散布，說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運動的運動。他們否定對《太陽和人》的錯誤的批評，否定對《騙子》等作品錯誤的批評。夏衍同志會後講，作協四大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劉賓雁到處講：這次會提出創作自由，是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接著就是離開憲法，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大講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時甚囂塵上。王若望造謠造到小平同志、紫陽同志身上，宣揚不僅要引進資本主義的設備、資金，而且要引進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文化。散會後，各地傳達，浙江、甘肅等地這些人大肆活動，說執行二中全會決定，批評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後又是各協會代表會的召開。幾個重要的協會，會開得亂七八糟，人們說，比資產階級的議會還糟糕。很多。同志說，這是建國以來文藝界從未出現過的醜聞。當時中宣部有的同志講，反對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糾正了，但後來造成的思想混亂，是要長期發生影響的，很難改變過來。

    面對這種混亂情況，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講了一篇好話，即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在正確闡述黨的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做好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隊伍問題的同時，闡明了創作自由與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講了反對精神污染問題，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原則。講話又說："'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這裡要說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兩次找我談話都說，"精神污染"是他提出來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為什麼不能反對。又說，他在二中全會的講話沒什麼錯，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談話，在座的有林澗青同志。他當時正在幫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請他把小平同志談話整理出來，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報告了耀邦同志沒有。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稿，我曾參加修改。當時沒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這段話報請小平同志審批，這是我應該檢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藝幹部開座談會，講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設新生活的感情掛起鉤來，同時代精神掛起鉤來，反映人民創造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實踐。這次講話主調是好的，缺點是沒有提醒文藝工作者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

    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常委講話的學習和執行，使作協四大后的混亂情況有所收斂。各級黨委兩個文明一起抓，形勢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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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0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論界的情況，又開始發生變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老年、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發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言中也提出一些問題、意見，也值得研究，值得考慮。但欣賞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主要講的就是不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贊成反對精神污染。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王若水既參加了老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又參加了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兩個會都讓他發表了長篇講話。我把兩個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整理的發言記錄送啟立同志並請轉報耀邦同志。但是沒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開始，沒有限制、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有的同志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孤立地講民主、團結、和諧、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戰略討論，北京的雙百方針紀念會，七月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這樣一類的大會小會，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的會，自由串連的會，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開。報刊文章，名人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暢行無阻於我們的輿論陣地。如果說，作協四大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主要還只限于思想問題、文藝問題，這次的泛濫就是指向共產黨領導，指向社會主義，指向人民民主專政，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書記處研究室同志把學潮中學生的一些政治主張、理論見解同知名人士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做了對照，從中可以發現，除極反動的口號標語，其它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於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學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絕大多數是好意見。可是其中有一段話講：「特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們搞了一個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現在還背著一個黑鍋。」到這個時候講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時間謠言四起的時候，李洪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切莫謊報軍情。社會上謠言說：小平同志二中全會所以講這麼一篇話，是因為鄧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實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當。我這裡要負責地說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周揚同志關於中國全面異化的文章以後，中宣部向書記處寫了一個書面報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書記處討論，同意這個報告，責成中宣部和胡喬木、鄧力群同周揚、王若水、秦川談話，核對事實，聽取意見。我們照做了，又對報告做了修改，第二次報送書記處並常委。事情一直拖著，不予處理。除此以外，二中全會以前，我沒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關於周揚同志的材料。

    有人說「精神污染」這四個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見講的。這也要負責地說清楚事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華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龔育之、鄭惠、盧之超同志到他那裡談話。他說，前些日子曾交代喬木同志，要喬木同志為他在二中全會講話做些準備，問準備得怎麼樣。我請龔、鄭彙報情況。他們說了喬木同志的一些設想。小平同志說，不能講那麼多問題，只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他還詳細說了他關於這兩個問題想講的內容。龔、鄭二位做了筆記。我在這過程中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小平同志講二中全會要增加一個議題，做一個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時，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小平同志說，那好，會後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來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這次談話在書記處作了詳細傳達。整理出來後送小平同志審閱，他還改了兩個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中為周揚同志抱屈，說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頭的人，二中全會上颳起一陣批周揚的風，他認為很不對。我們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頭。就拿耀邦同志說吧。「文革」初期天天「示眾」，在汪東興當校長的幹校里從事那麼重的勞動，我聽了以後很為他難過。能夠說，我們因為當時吃了苦頭，後來犯了原則的錯誤，也不能批評嗎？我想，耀邦同志為周揚同志抱屈的這個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揚同志的錯誤是小錯誤嗎？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思想上異化了，政治上異化了，經濟上異化了，可以說全面異化了。這樣的錯誤，不是原則錯誤嗎？他是中顧委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批評，也不應該允許嗎？各組對他的批評，我從簡報中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個同志的發言很過頭。會後，我就在書記處的會上指出，這個同志的批評很不對。我在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有個長篇發言，整理出來有三十七頁。其中大部分是列舉事實批評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頁多，就周揚同志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批評意見。講到異化問題時，我說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周揚同志觀點和王若水同志還是有區別的。周揚同志在全會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我傳達時，按照簡報介紹了他自我批評的內容，隨即表示我很高興周揚同志做了自我批評，並向大家保證，有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還像過去一樣把他當作同志中的兄長來尊重。

    這裡還要向同志們介紹一個情況。在準備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的過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說，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小平同志就此講了一些話，因為過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現在把有關這個問題的談話的全文念一下：

    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這是個生疏的名詞，絕大多數同志不了解異化是什麼。也是個學習嘛。讓大家接觸一下這個問題，有必要。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到說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倒。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

    得組織點文章。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需要寫有份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這是一種論斷，這個論斷沒錯。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內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從一九八三年二中全會到這次學潮以前，在對待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幾次反覆。

    第一個肯定，大體上可以說，從二中全會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其間發表了喬木同志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文章。這個時期，總的形勢是好的，儘管具體工作上也出了一點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是在認真執行二中全會決定的。絕大多數黨員一致行動，同各種精神污染的現象進行了鬥爭。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檢查。總之，正氣佔上風，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氣剎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講話，接著同日本外賓談話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種種說法傳播起來。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陽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的工作，並且說，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國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個報告，對堅持中央方針、反對精神污染的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有所收斂。九月，耀邦同志嚴厲批評賀敬之同志主持召開的那個文藝問題的會，「背著書記處」呀，「文藝黑會」呀等謠言廣為傳播，使反對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壓力，而抵制二中全會的人則越來越神氣，活動越來越頻繁。從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講話，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協四大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佔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到作協四大，由於耀邦等同志正式說，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們認為他們全面勝利了。所以才有所謂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的說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動，非常囂張。同精神污染進行鬥爭的同志被稱為「清污分子」，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不少同志還能頂得住，也確有一些同志由於從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態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壓制的情況，感到非常悲觀。有的同志甚至說，他們被出賣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四月十一日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再次肯定反對精神污染是對的。特別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關於理想紀律的講話，五月、六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以及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和五位常委講話的傳達、學習、執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對的。全國的形勢越來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開活動減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寬容、寬厚、寬鬆等等一套，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又活躍起來，在各種範圍進行串連，舉行各種大會小會，發表演講、文章。六中全會的召開，以至於六中全會決議的發表，不但沒有制止他們，他們反而抓住他們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大造輿論，不僅否定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公開宣傳全盤西化、三權分立，美化資本主義，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毛澤東同志，醜化黨，醜化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國搞資本主義，等等。他們的宣傳，毒害了我們的青年特別是大學生中的相當多的部分，種下了這次學潮的惡果。

    這兩次否定，對黨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對於耀邦同志本人來說；也極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堅持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對他印象不好，也沒有討到那些堅持搞精神污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歡心。兩方面的人有一個共同印象：一陣子這麼說，一陣子那麼說，反覆多次，很難說他哪次話是能夠信任的。

    下面舉個具體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藝問題講話后，耀邦同志召開過一次電影界的編劇、導演、電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談會，也應該說講了一篇很好的話。如說電影要維護國家的榮譽、民族的尊嚴，要多拍反映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題材的影片，說他講了多次要拍三大戰役，每次都說沒有錢，可是北影卻準備花六百萬拍《紅樓夢》前兩集(據說是系列電影，要拍多集)。電視台已經拍攝了多集《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為什麼急於花那麼多錢重複拍這樣的遠離今天現實生活的影片。到會同志做了記錄，有的還錄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說他從來沒說過不要拍《紅樓夢》。於是《紅樓夢》又開足馬力，據反映，正式開拍前已用去二百多萬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組部、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到北影調查三個月。工作組寫了個調查報告，把北影廠這樣一個明明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不力、不正之風盛行、管理混亂，群眾極為不滿、強烈要求整頓的單位，說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響"。廠長鬍其明本應對上述各種不正常現象負主要責任(本人"文革」中參加給江青及其爪牙寫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參與寫了北影第一張點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卻被指定繼續當廠長，組織新班子，對那些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電影革命傳統、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進行壓制。這個報告摘要，經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轉發全國，要求按批示精神對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班子進一步調整和建設。這以後，胡其明在廠內外宣揚，他這個班子是總書記親自指定的，影響極壞。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耀邦同志的講話，常常同中央集體打架，同別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這對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後，一九八一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麼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麼改變。

    去年六中全會上小平同志關於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後，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後。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

    3、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問題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傳部門進行了傳達。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軍委座談會講話中講了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四項保證。第一是體制改革，目前進行機構改革。第二是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使我們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第三是堅決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或者叫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和作風的整頓。他強調指出，只要四個現代化沒有完成，每走一步。這四個保證都是伴隨著的。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長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不都是階級鬥爭，但有階級鬥爭。

    耀邦同志十二大報告論證了四項政治保證，發揮了「四有」，是講得好的。可是後來就很少聽到他講這樣一些問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也很少聽到耀邦同志做出什麼反應。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關於形勢、政策、理想、紀律的講話中，比較系統地講「四有」問題。

    4、關於"左"和右的問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說，我同意。但不夠深刻。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篇講話，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黃克誠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說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黃克誠同志這個意見。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應該說，耀邦同志是接受了這個批評的，後來經常講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說：「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又講，「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講，在糾「左」同時，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實際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講，在執行政策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軟弱渙散」。一般地說，這樣講，還說得過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我還覺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許不是他的本意，實際上是把帶引號的「左」和不帶；1號的左混同了，影響所及，反對精神污染的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反對右傾思潮的人，宣傳四項原則的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統統都被當做"左"，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本來"左"和右，急躁冒進和僵化保守是對立的，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把"左"和保守劃了等號。我認為，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來說話，不給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難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拔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我很希望在這次黨的生活會後，耀邦同志和我們大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認真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5、耀邦同志講，他喜歡用同意他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他意見的人

    一般地說，這個檢查可以同意，但我覺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見對不對。馬克思掌握了真理，當然要選拔、重用、依靠贊成他的人，這有什麼錯？反對他的人，當然要同他們進行鬥爭。這也沒有錯。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書記處開了兩天會討論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評耀邦同志，對有錯誤思想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個人沒有決定過一個幹部的任免，所有幹部的任免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表面看確實如此。聽說勤政殿有一個人事小組，哪些人參加，怎樣討論幹部任免，我直到現在沒聽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實上，耀邦同誌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幹部，強烈影響這個小組的工作。三年來，除個別外，許多重要幹部的任免，人事小組也好，中組部也好，都沒有事先向小平、陳雲同志請示報告，而是那個人事小組討論后經中組部寫報告直接提到書記處，書記處決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區正職任免才送常委審批。誰讓這樣做的，我不清楚。請耀邦同志深刻地認識認識這個問題。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矢志不二。別人罵毛主席、罵社會主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我一輩子心甘情願當助手。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后，我真心誠意想當好他的助手，沒有私心，當然幫得不夠。為什麼一九八三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求耀邦同志批評、諒解。如果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希望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做耀邦同志一個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戰鬥的友誼。可是我也要向你說，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后，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已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這些人斷絕一切關係，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頭腦，進行具體分析，對他們有的要幫助，有的要批駁，有的要發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話，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話。表面看來，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實際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體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們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講話，都是集中了幹部、群眾中的正確意見，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深思熟慮以後講出來的。整理過程中，又經過中央許多同志參加意見，形成中央集體的意見。這幾年，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見，提交集體討論的時候，耀邦同志沒提反對意見，都表示同意。可是集體決定做出以後，他到地方、部門講話，和一些同志談話，往往講他個人同集體不一致的意見。

    還想再舉個事實。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改革、建設「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談話整理過程中，反覆徵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經小平同志審定，作為中央集體的意見下發。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貴州發表長篇講話，整理后發得很廣，根本不提國家興旺發達，更不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把《管子》、《史記》中"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之類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體分析加以引證。他多次自我欣賞地說，他那個"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鮮明。《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他這個講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這可以說是他不尊重中央領導集體的突出表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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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0
四、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訓練

    這些年來，我深感我們的許多幹部包括一部分高級幹部馬列主義基本訓練很不夠，理論根基很不牢固。我們已經組織八、九十位同志編選了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還有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已經出版，即將出版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選讀，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總題目可以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建議，中委、候補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職，各省、市、自治區黨政的正副職，大型企業黨政正副職，指名分期到中央黨校學習，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講的，在學習、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上，也不能退居二線。可以採取自學辦法進行。

    五、最後我想說，從總體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錯誤，只要認真對待，認真檢查，認真改正，會成為更好的同志。我懇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動地、積極地清理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極方面，如實地珍惜和保護自己的積極方面。各人有各人的賬，賬少的少還，賬多的多還。特別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同樣觀點的同志，在幫助耀邦同志的同時，也幫助幫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發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再次懇切地請求同志們批評，請求耀邦同志批評。

    5 喬石、胡啟立提供的重要情況

    我的發言只講了我所知道的情況，其實，鄧小平同志對耀邦同志有過提醒。1月14日上午，喬石同志在生活會上發言。他講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他說：1985年7月14目，小平同志找啟立同志和我談話，先講了團中央的幹部問題，接著專門講了耀邦同志同陸鏗談話的問題。當時小平同志指出：正是耀邦同志應該多講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他恰恰沒有很明確地講。小平同志嚴肅地指出：耀邦同志同陸鏗的談話，至少是很不得體的，有些話很不嚴肅，完全是迎合。

    1月15日上午，胡啟立同志發言。他在發言中也介紹了一些情況。關於鄧小平同志7月14日的談話，他說，小平同志再次指出：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個問題。經濟建設始終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化。我們要始終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小平同志在這次談話中還專門提出耀邦同志同陸鏗的談話。嚴肅指出：耀邦這次談話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樣子。指出陸鏗的手法就是恭維耀邦，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樣手法。這些人打耀邦的旗幟，所以耀邦要多講講反對自由化問題這方面的情況。啟立說，小平同志談話后，我和喬石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吩咐，立即向紫陽、耀邦同志作了彙報。紫陽同志的意見，對小平同志談話，書記處要儘快認真學習、討論，領會小平同志的思想，還可以先搞個粗的文件。根據紫陽同志意見，中辦編印了反自由化問題的材料，摘編了常委們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論述，供書記處學習、討論。我去請示耀邦。問什麼時候開會，耀邦說他要去新疆。當時去新疆並沒有什麼緊迫的事情。他從新疆回來后，書記處在北戴河討論了兩次，但既沒有作決定，也沒有發文件和通報。回到北京后就不了了之。

    胡啟立同志還講到了一個重要的情況。他說，1984年6月28日，小平同志曾單獨找他談過一次話。老人家說，今天找你來，主要談談對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同志有弱點，不僅是在對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表現比較軟弱。而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還說，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過於嚴重了，同你談，你同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耀邦是會重視的。小平同志這次談話，我當即向耀邦同志鄭重地原原本本地作了報告，但耀邦同志聽了之後沒有向書記處其他同志談一談，徵求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事實上，小平同志這次打招呼，對耀邦同志沒起什麼作用。

    6 趙紫陽的發言

    趙紫陽的發言很用了一點心機，他是15日上午講的。趙的發言中有這麼一段，講到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那麼狂妄，趙說：你胡耀邦為什麼對這些人這麼寬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種可能，是你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他同耀邦個別談話時還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為什麼這麼猖狂，為什麼有恃無恐？他們寄希望於你。反正黨的格局已經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現在如果你還不能自由行動的話，將來你是可以自由行動的。即使現在有時候還捎他們一下，受一些批評，他們將來有你這個靠山，不要緊。他們就是這樣有恃無恐，即使現在你還不能完全保護他們，他們寄希望於你。不管耀邦同志怎樣想，那些人是這麼看的。

    趙又說到1984年他給小平同志寫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陳雲同志健在時，能夠認真幫助解決我們黨中央一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特別是書記處。趙說，他當時就已經感覺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變，小平、陳雲同志不在了，黨內老人不在了，我們兩個無法共事下去，那時要辭職了。耀邦同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今天黨內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況下，他還這樣不遵守紀律，等以後不在了，誰也沒有辦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動。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上次討論怎麼定的，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現在還不能完全自由行動，對小平、陳雲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這裡不能不有所考慮，一旦情況變了，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任何約束。

    趙的話說得很巧妙，意思是說胡耀邦是有意識地把這些人保護起來的，一旦胡成了第一把手，這些人就會成為他的人才和力量。表面上看，趙紫陽說的就是上面的那幾句話，但仔細想來，趙是話裡有話的，有些話是在給人一種暗示：即胡耀邦要獨裁，眼前所以還沒有這樣做，是他自己有意識地剋制自己。趙紫陽是說胡耀邦這個人用心很深、不可低估和輕看啊！

    生活會議的氣氛是正常的，會前提出的四條原則對會議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大家都遵守這幾條，擺事實、講道理，心平氣和、與人為善，沒什麼壓力。如果與「文革」時期的黨內鬥爭比較，那是完全兩樣了。就是與「文革」以前黨內開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相比較，這次會議也是開得好的。

    開完生活會議后，接著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擴大會議彙報了生活會議的情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

二 關於起草生活會議《通報》的是非曲直

    1 起草生活會議《通報》

    生活會議的通報是薄老要我起草的。除了通報以外，薄老還要做一個扼要的口頭彙報，這個彙報稿是喬木幫助薄老整理的。

    當時沒有可能到會議之外去了解情況、收集資料，我就以大家在會議上的發言、提法為依據起草了通報。這個通報列出了十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統一思想，第二個問題是「反對精神污染」，第三個問題是「四個保證」和「四有」，這些內容主要是根據我的發言整理的；第四個問題是經濟工作，是根據姚依林和宋平的發言整理的；第五個問題是政法工作，是根據陳丕顯等同志的發言整理的；第六個問題是外事工作，主要是根據吳學謙等同志的發言整理的；第七個問題是幹部問題；第八個問題是「左」和右的問題，也是根據我的發言整理的；第九個問題是集體領導和違反紀律的問題；第十個問題是胡耀邦的表態，根據他的發言摘要選了幾段。最後，是生活會給胡耀邦提出的四個問題，這一部分就包括了趙紫陽提出的問題，希望胡認真考慮，做出說明。

    這些都有現成的東西，後來中央作為三號文件，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傳達到哪一級，在中央轉發的通知里有規定。

    2 增發五個補充材料

    生活會議的通報儘管講了幾個問題，但終究是扼要的，發下去以後就有反應上來了，說這麼一件大事情，不等到1987年召開十三大解決，就這麼匆匆忙忙地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大家嫌通報太簡單、太扼要，希望了解更多的情況、了解詳細的情況。因此，中央決定增發五個補充材料。在材料下發以前，趙紫陽在一定範圍裡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即人事變動的原委，這個講話作為中央的文件也下發了。這個對於人事變動的說明，沒有什麼分析和推論，把事情的原委說得清楚了一些。

    五個補充材料，第一、二、三個補充材料是1987年3月發出的，第四、五個補充材料是1987年5月12日發出的。第一個補充材料中的第一個內容是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態度；第二個內容是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第三個內容是關於"左"和右的問題。第二個補充材料是關於外事工作的問題。第三個補充材料是胡耀邦和陸鏗談話的問題，其中摘引了談話記錄中的重要段落。第四個補充材料是關於經濟工作的問題，比原來的通報增加了很多具體內容，從中可以看出，胡這個人很願意抓經濟工作，但是確實說了很多太不懂行的話，成為一種笑話。例如，耀邦說他主張"不要統計，估計更可靠"，還說要學點"估計學"；再如算經濟帳，他這樣算：化妝品，一個人一年消費多少，一年幾億人就可生產到什麼程度；營養品一個人消費多少、飲料一個人消費多少；這些都是他的"估計學"。他還在理論上提出一個問題，即消費應該占第一位，消費刺激、促進、決定生產，胡確實有很多不著邊的言論。第五個補充材料是胡給中央的信和胡在生活會及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

    整理補充材料之四、之五的工作是薄老布置給我的。後來，問題就出在第五個材料的三個發言上。

    5月12日，第四、五個補充材料發出了。

    3 鄧力群有沒有篡改胡耀邦的《我的表態》

    (1)胡啟立給趙紫陽、薄一波寫信提出"問題"

    6月2日，胡啟立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和薄一波，胡啟立的信是這樣寫的："紫陽、一波同志：中辦在中發三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付印前對個別文字進行校核時，發現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態》多處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寫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發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這句話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實際並未經本人修改。有鑒於此，我責成中辦對這個文件稿再次認真複核，複核后提出兩條比較突出的問題需要加以斟酌。1、第六頁提到'由於胡耀邦同志對十二大確定的重要方針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這句話顛倒了時間順序。因為十二大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召開的，而'六五'計劃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即已通過。建議改為'由於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2、原稿第四頁第二段'由於胡耀邦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的方針不一致，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調整國民經濟的決定未能很好貫徹......"。這句話修改了宋平同志在生活會上的發言。宋平同志在黨的生活會上發言講到這個問題時說：'由於中央主要負責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方針不一致，使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決定未能貫徹下去。'胡耀邦同志的錯誤思想對一九七九年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的貫徹是有影響的，但考慮到，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同志是中央秘書長，而華國鋒同志是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建議仍用宋平同志發言原話為好。另外還有些文字上的問題就不細講了。以上意見妥否，請審批。"②

    胡啟立對文件的起草過程沒有做全面調查，既不找文件的起草、整理者衛建林，也不找我。

    (2)趙紫陽批示"追查」

    當天，趙紫陽即做出了反應，他在該信上批示：「我的意見是：1、同意啟立同志意見；2、引用胡的表態，不應擅自改動；3、起草文件的人的違紀行為應該追查。" ③

    趙這樣一批，問題的性質就不同了。

    然後，這個東西轉到了薄一波那裡。文件是5月12日發出的，胡啟立是6月2日給趙和薄寫的信，趙也是6月2日批的，中間隔了二十來天(5月12日一6月2日)；後來信到了薄那裡壓了一個多月(6月2日一7月14日)，在這之前，我一直蒙在鼓裡。

    7月14日，薄老寫了一封親筆信給我，薄老說："關於起草'補充材料之四、之五'，曾講到'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實際耀邦同志並未修改過。此事紫陽同志有個批示(詳見批件)要'追查'一下。當時我曾讓秘書打過兩次電話。據說有解釋。現在還是讓起草同志正式寫一報告為好！」 ④

    在7月14日以前，7月7日中央開會，根據趙的意見，撤銷書記處研究室。這個決定，是薄老7月9日通知我的。到了這個時候(7月14日)，薄老的信和趙的批示才交給我。由這點上看，上述事情--所謂改動胡的表態是撤銷書記處研究室的理由之一，實際上還不止這一條。

    胡啟立、趙紫陽這種做法，真讓我長了見識。產生懷疑，問問嘛。對鄧力群有意見，可以當面批評嘛，為什麼在背後下這樣的毒手，企圖置人於死地呢？這不是正派人的行為，更不符合處理黨內問題的規矩。

    我把起草這個文件的衛建林找來，要他如實說明情況。我考慮，衛建林是個小幹部，胡、趙這樣大的壓力，他受不了。也考慮到，他年輕，是個用功的同志，以後為黨工作的時間還長，因此還是由我向中央寫報告、承擔責任。衛建林表示：因為您經常保護幹部、承擔責任，我們這些部下都很敬重您。但是這一次是我的事，有些是薄老直接向我交代的。他們官大，但是理不在他們那一邊。他堅持由他自己寫報告去說明真相。

    (3) 衛建林說明事實的報告

    7月16日，衛建林把事情的經過和真相寫了一個報告給我。我把這個報告送給了薄老、胡啟立和趙紫陽。我說：事情雖然是衛建林做的，但責任應當由我來負。

    歷史的原貌是什麼，沒有必要掩飾。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胡啟立的信、趙紫陽的批示、薄老的信、衛建林7月16日的報告都在中央檔案里，鐵證如山。衛建林的報告如下：

力群同志：

    中發1987年3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起草、校對、修改過程中，經中辦同志仔細校核，提出兩個問題。正式下達的文件，這兩個問題均已解決。

    現將起草、校對、修改過程中出現這兩個問題的情況報告如下。

    大約五月初，您把我叫去，說一波同志布置一個任務，要得緊，您當時又整天開會，因此讓我先搞個稿子。您交代，材料之四講經濟工作，主要以依林、宋平等同志發言為依據做些整理；材料之五，就是胡耀邦同志幾次表態檢查，按時間順序編排。草稿出來后，您和我讀改一遍，著重是使問題的提法、判斷的用語準確、妥當，在外事問題上節略了兩段。讀改後送一波同志。一波同志看后發印廠排出清樣，又親自做了修改。

    五月十三日，一波同志處把我叫去，把一波同志的改稿交我，轉告了一波同志要做進一步修改的意見，並給我一個封面印有中辦秘書局字樣的彙集了中央生活會材料的白皮厚本。我按照一波同志意見做了一些補充修改。校對時發現中辦本中耀邦同志發言與起草時作為依據的手寫複印稿文字、標點、段落分法多處不同。於是據中辦本校改。因考慮到與三號文件銜接(三號文件中所引胡耀邦同志表態檢查中的話，依據是手寫複印稿)，所以在中辦通知稿中加了一句話："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發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然後送給您看。

    您再次修改時，也著重是使問題的提法、判斷的用語準確、妥當。改后又送一波同志審閱。在這個過程中，胡啟立同志6月2日寫信給紫陽、一波同志，說中辦同志核校時發現兩個問題。

    問題之一，信中說：「發現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態》多處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寫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發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這句話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實際並未經本人修改。"

    這是怎麼回事呢？

    草稿依據的是胡耀邦同志的手寫複印稿。中途修改、校對，作為依據的是中辦本，這時發現胡耀邦同志同一發言的兩個稿子之間的差異。我的疏漏，是沒有自己立即問一下怎麼會有這種差異。第二次把稿子送給一波同志后，一波同志處直接問中辦徐瑞新同志，徐才說清楚中辦本是錄音記錄。一波同志處打電話告訴我這個情況，我即在電話中提出，那就還是以手寫複印稿為依據重新校改，並請刪去我在通知稿中加的那句話。一波同志處回答，那句話已經刪去。正式下發的文件。胡耀邦同志發言仍然用手寫複印稿，我加的那句話也已刪去。

    實際上，手寫複印稿是胡耀邦同志的，錄音記錄是胡耀邦同志口講的，有修改，也是胡耀邦同志自已修改的。準確地說，是耀邦同志口講的改了手寫的。作為三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的起草人，我負責地向黨說明：我完全沒有修改胡耀邦同志的發言。仔細校對過程中發現胡耀邦同志同一發言的兩個稿子、兩種版本。究竟是用胡耀邦同志的手寫複印稿，還是用胡耀邦同志的錄音記錄？一般慣例，應該是用後面的稿子。由於他的手寫複印稿中一部分已印進三號文件，為避免正式下發后引起不必要的疑問，補充材料之五仍用手寫複印稿比較合適。在這點上，應該感謝中辦同志仔細做了核校。

    問題之二，信中說了兩條修改意見。一條是把「由於胡耀邦同志對十二大確定的，重要方針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改為「由於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另一條是把「由於胡耀邦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的方針不一致，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調整國民經濟的決定未能很好貫徹……」改為「由於中央主要負責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方針不一致，使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決定未能貫徹下去。」這兩處起草時表述不確切，中辦同志建議修改，正式下達的文件均已吸收。

    起草、校對、修改過程中所以出現中辦同志提出的兩個問題，是由於我水平低、經驗少、工作粗心疏漏。雖然這些問題在正式下達的文件中已不存在，但是我仍應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由此引出深刻教訓。⑤

    衛建林報告的最後一段，是我考慮為了給趙紫陽、胡啟立一個台階，建議他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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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1
(4) 在事實真相面前趙紫陽等人的態度及影響

    這個報告的內容就是點破了一點，即衛建林沒有改動任何一個字，是胡耀邦口講的改了他自己手寫的，改動是胡耀邦自己做的，衛建林只是負責校對。按照以往的慣例，以最後的發言為準，他按照薄一波的指示，以胡耀邦的發言錄音為依據校改了胡耀邦手寫的《我的表態》。事情的真相就是這樣。

    我在衛建林的報告上批了兩句話：報告所寫符合事實，如果有錯誤由鄧力群負責。

    衛建林報告送上去以後，胡和趙既不划圈，也不批示。但到了這一步，應該說事情已經清楚了。但是，在黨內就傳出來了：鄧力群篡改胡耀邦的發言。鄧力群篡改胡耀邦的發言，這樣的人，我們不能投他的票、不能選他。這個不實之詞成為一部分人在十三大選舉之前進行串連活動的口實之一。

    這個無中生有的問題，很快傳到了黨外，又從大陸傳到港澳。當然，港澳得到的消息要比國內的晚。1988年1月《信報》就有文章，題目就是《鄧力群篡改胡耀邦信件》；同年1月號的《鏡報》月刊發文，題目是：《十三大后中共兩種勢力過招的新動態》，其中說到：鄧力群私下篡改胡耀邦的檢討書，趁趙紫陽出訪東歐諸國之際，以中共中央19號文件的名義下發全黨，藉此抵制和削弱趙紫陽"5•13"講話的影響。從1986年開始，特別是1986年、1987年，香港的各種報刊都罵鄧力群，在這以前，報刊中沒有多少鄧力群的名字。

    對於這樣一件事，我不想得出一種看法，即這是趙紫陽或胡啟立授意傳到黨外去的。我認為這兩個人還不會這樣卑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機關裡面同情胡耀邦的人、對鄧力群有偏見的人，知道了這件事就添油加醋，就用了自己的腦子和嘴巴加以歪曲、捏造和誣陷。但是，謠言畢竟是可以澄清的。無論是趙紫陽或是胡啟立，他們對於這件事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們兩個人把事情搞錯了，而鄧力群又把事情澄清了，他們不僅應該而且有責任在一定的範圍內予以澄清，這起碼是對別人負責，也對自己負責嘛。在同志之間，對於自己捅出來的漏子，總應該自己出來修補、澄清嘛，這樣既能對得起自己、也才能對得起鄧力群嘛。他們哪怕說這樣一句也好呀，說：這個事情原來誤會了，現在寫了報告了，事情就算過去了、了結了。說一句這樣的話，也算表示了對鄧力群負責嘛。

    我是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衛建林是這裡的幹部。報告寫給我，我批個意見轉呈上去，總應該有個回應、和我通個氣。但是泥牛人海，杳無音訊。後來據中辦秘書局傳出，趙紫陽轉給胡啟立，胡啟立退回秘書局，連個圈都沒有，就壓在那裡了！說他們授意干這樣的壞事，可能還不至於，但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欠了鄧力群的賬！他們挑起的事端，連了結的勇氣都沒有。

    這就是所謂「鄧力群篡改胡耀邦檢討書」的前前後後。

   
三 討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況

    1 我和王震不同意趙紫陽、鮑彤的修改

    在生活會議后，中央起草了一個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通知》。這個《通知》是趙紫陽委託胡喬木、胡啟立和我負責起草的，起草工作實際上在生活會議以後就開始了。1987年1月25日草擬出了一個初稿，即《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文件遵循從毛主席到鄧小平都一貫堅持的基本思想，強調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重要標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

    我們把《通知》稿子起草修改好以後就交給趙紫陽了，趙讓鮑彤提修改意見。據趙紫陽講，鮑看了以後，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已經與現在的情況不同了，現在是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鮑提出文件中的這個提法要修改，要改成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否定四頂基本原則，核心是否定黨的領導。趙紫陽沒有表示不同意。這樣，文件就按照鮑彤的意見修改印發政治局會議了。

    我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發現文件的提法變了，就提出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這樣修改不妥當，還是恢復原來的提法。王震也列席了這個會議，他說：是啊，只講黨的領導為核心不夠，現在是社會主義時期，最好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過討論，趙說還是恢復原來的提法吧。

    這樣，文件就恢復了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方針。這一點很重要。從這一過程看出來，趙在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多種經濟成份要以公有製為主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起碼是他自己同意了鮑彤的觀點，即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又要堅持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矛盾。趙紫陽同意鮑彤的修改，而且重用鮑彤這樣的人。在「八九政治風波」中，鮑彤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對趙紫陽產生很壞的影響。

    2 鄧小平和胡喬木堅持"四個現代化"前加上「社會主義」

    這裡要說一下，科委有幾位類似鮑彤的人物，成了科委的骨幹。趙紫陽當了總書記以後，科委的同志就特意把鮑彤推薦給了趙。書記處研究室解散以後，趙讓鮑彤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這期間的很多事情都與這些人有關係。方勵之和科委的吳明瑜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方每次到北京，都要與吳明瑜見面，了解北京的情況。吳既給他提供情況，又給他出主意。

    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時，郭老要作報告，胡喬木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在報告中提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地方，都加上了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個稿子交給科委徵求意見時，科委提出現代化就是現代化，現代化不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這個詞都給勾掉了。稿子退回來，胡喬木看出了這個問題，把這個修改報告了鄧小平，鄧說：恢復。

    從現象上看，這是文字、提法等技術性問題，但實際上這是思想傾向的反映。

    直至4月份，宣傳系統還是按照反自由化的部署和生活會議定的方向開展工作的，整個意識形態反自由化的情況有所好轉。


四 趙紫陽"5•13"講話前後

    1 趙紫陽說講話來自鄧小平反「左」的壓力

    趙紫陽發表「5•13"講話，情況發生逆轉。趙紫陽說："今後，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正面教育和對改革、開放、搞活的宣傳應該並重，不僅不能偏廢，而且要互相促進。"趙紫陽在講話中還批評了一些對改革開放持懷疑、保留態度的觀點，強調對經濟體制改革要好好宣傳，還應當逐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

    在「5•13"講話之前，鄧小平講過兩次話。第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趙紫陽對談話進行了傳達。趙講，小平同志與捷克總理的談話「是很有新意的，是很可以開竅的"，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下面就是鄧的話："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⑥

    趙說：原來沒有那個「了」字，鄧特意和他說，在「搞」字後面加個「了」字。

    聽了這個傳達以後，我認為有些話說得恐怕不準確；如果不夠格，那我們搞的是什麼呢？對於"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我建議改為："現在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說搞好了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好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趙一直反對，趙說：不行、不行。

    第二次是4月30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總理格拉。鄧小平說："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

    接著，鄧又講：「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說來，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⑦

    在這一段談話後面，原始記錄中還有這樣兩句話：格拉問：鄧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傾向主要來自青年方面，「左」的傾向主要來自老年方面？鄧洄答說：大體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這裡把老幹部稱為「左」的代表，主要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發表時，把這兩句話刪掉了。後來，趙紫陽在做自我辯解時說：所以要作「5•13"講話，主要是來自於鄧小平的反"左"壓力。所謂反"左"壓力，有文字根據的恐怕就是指這兩次談話了。

    2 趙紫陽硬說鄧力群同情"左"的觀點

    這時王忍之已經出任中央宣傳部長。約在3月間，王忍之主持召開宣傳部長會議，我也參加了。遼寧宣傳部長彙報，他們省里的幹部對一些問題想不通，概括起來是兩句話：說資本主義(即發表自由化意見的)的挨批，干資本主義的(即搞私營企業的)沒事。這是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注意，應該給予回答。恰好此時，趙決定在這個會上講話，就派他的秘書來了解情況，我就向他介紹說：大家在彙報中間講了不少情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遼寧的幹部所說的這兩句話，對這兩句話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給予回答。後來，趙的秘書也直接聽了一些人彙報，遼寧的同志當面也講了這個反映。

    不知道趙紫陽派來的這個秘書是怎麼向趙反映的，趙後來講話，雖然沒點名，但意思是鄧力群同情這種觀點，趙對此加以批駁，認為這是「左」的言論之一。我聽了趙的講話，也意識到了他的這個意思，聽話聽聲、鑼鼓聽音嘛。後來我在宣傳會議上講話，回答了這個問題。當然我的這篇講話，趙不一定能看到。後來，趙在「5•13"講話中，以這個反映為例，說這就是"左"的干擾、"左"的思想的顯露；趙還把這兩句話改成：說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沒事。

    「5•13"講話前，趙準備了一個稿子。5月4日，他把這個稿子送給了鄧小平同志。5月5日，鄧有個批示："完全贊成。"

    「5•13"講話，講來講去，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同等重要，兩個基本點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齒相依的，要全面理解這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係，首先必須正確理解這兩個基本點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觀點來看待"四項基本原則"，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強調"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

    3 趙紫陽無中生有攻擊鄧力群

    「5•13"講話的主要根據，趙自己說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黨校開了一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上的主張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提出了"綱目論"，對中央現行的方針、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見。

    在「5•13"講話之後，趙與王忍之講：那個座談會是鄧力群讓盧之超到黨校去布置的，意見也是鄧力群的。我(趙)這個東西(即黨校的座談會材料)來自四個渠道，都說這個會是鄧力群布置的，是由盧之超到黨校去談的，然後讓江流召開會議，會議開了以後，江流就沒有再參加會，讓大家討論"綱目"關係。趙當時說得很神秘。

    在講話前後，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趙都反覆講為什麼要作"5•13"講話。後來，胡啟立還專門整理了一個"趙紫陽同志在中央幾次會議上的講話要點"。這個要點分成四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召開理論、宣傳、新聞、黨校幹部會講這篇話；第二個問題，關於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第三個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吸引力的問題；第四個問題，關於團結大多數和建設理論隊伍的問題。

    在5月18日的會議上，他也沒有說是哪個單位，就是列舉了好幾個所謂"左"的言論的表現，其中就說了有個別人講"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綱和目的關係，這是"左"的主要表現。

    我知道彭真說過「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是總綱，但彭沒說「改革開放」是目。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趙是沖著我來的，因為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邊，我既沒有這種主張，更沒有進行這種活動。在趙講這些東西時，我一點也沒被觸動。當時，我只是想，這樣一講話，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訴我：趙說他的材料來自四個渠道，宣傳部是個渠道，黨校是個渠道，其他渠道，我記不準了。

    事實上，我既沒有叫盧去組織這個會，盧也沒有去過黨校，更沒有向江流布置這個工作。江流在這段時間曾找過我兩次，根本不是談這件事。蔣南翔當時任黨校的常務副校長，蔣想把原來胡耀邦在黨校時的一個秘書提起來任副校長，蔣認為：照理說，按工作、經歷和起的作用來講，江流應該當副校長，但考慮到與胡耀邦的關係，還是讓這個姓陳的秘書當副校長，江流繼續當教育長。蔣委託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為這個事到中南海找過我。除此之外，我們別的什麼事也沒有談。所以，在「5•13"講話和5月18日講話中連續講這個事，我當時根本沒想到這是針對鄧力群的。這可真是一個冤案和錯案啊！趙紫陽不是在和風車作戰嗎！

    另外，趙還指名講：王正萍在一次會上講。包產到戶破壞了集體經濟的基礎。實際上，趙歪曲了王正萍的話。從王正萍的講話稿上可以看出來，王正萍說的是：個別地方實行包產到戶，把這些地方的集體經濟的基礎破壞了。王正萍沒有說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把全國的集體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在材料里還點了王忍之的名，說他講：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撥亂反正，材料里引了這個話。王忍之當場講：我講撥亂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說在一定範圍裡面講，可以說是又一次撥亂反正，不是概括地說總體的情況。

    這些事一直到趙講話，乃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蒙在鼓裡。我沒有意識到這是對著我說的。有一次開書記處會議，我才感覺到氣氛有一點不對。在我強調宣傳工作中要反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時，趙說了一句話，他說；這種做法堅持下去，總有一天沒有飯吃。這是批評我是教條主義吧！我這才有感覺了。後來，趙讓萬里、胡啟立召集北京一些單位開會；特別指明要讓鄧力群從頭到尾參加。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這是沖著我來的。

    4 趙紫陽否定盧之超當中宣部副部長的提名

    中宣部有個王大明，是朱厚澤任部長時的常務副部長(從北京市調到中宣部)，這個人寫了個材料，說鄧力群在宣傳部搜羅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講的。其中有一個事情涉及到盧之超。盧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壓制，理夫這些人整盧。反自由化以後，我和王忍之商量，說盧是理論局局長，工作搞得還不錯，也根本沒有那些不妥當和錯誤的言論，是否把盧提上來當宣傳部副部長，還繼續分管理論宣傳工作。有一次，在趙紫陽那裡，宋平也在，我就把這個意見提了出來，趙說："這個人還能當宣傳部副部長啊，有人來信檢舉他，說他是反軍社論的起草者。"⑨

    寫檢舉信的人是誰呢？原來是《紅旗》一個女校對，這個人和陳伯達的關係，在《紅旗》機關傳得沸沸揚揚。"文化大革命"中陳還把她扶起來領導機關運動，把一批同志打成"反革命"，其中包括盧之超。信是經過陸定一轉的。黨內發生的這些事真令人吃驚啊！

    我說，這個事在幹校審查了七、八年，老早已經搞清楚了。盧之超與這個社論的關係是這樣的：盧當時在《紅旗》工作，這個社論是林傑口述，幾個人筆錄整理的，而社論內容的淵源來自於林立果等造反派提出來的要反對軍隊的走資派的言論。這些事既有檔案可查，也有當事人的證明。趙聽了只好說：事實清楚了，但傳聞厲害啊！

    實際上，這是一條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盧之超是所謂鄧力群派去黨校布置開那個會議的人。這樣，盧後來在宣傳部呆不下去了，他去中央文獻研究室呆了一段，幫先念同志編《文選》。

    上述事情也成為鄧力群後來落選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直接反對「兩個基本點」！

    5，趙紫陽垮台，對鄧力群的誣陷攻擊得到澄清

    這幾年的事情啊，來得也快、去得也快。趙紫陽一垮台，這個事情很快就澄清了。1987年給鄧力群栽贓，他不給你當面說，既然鄧力群的問題這麼嚴重，你就和他當面談一次嘛，也核對核對事實嘛。到了1989年6月15日，中央黨校的當事人--即所謂參加那個會議的幾個人：江流、王正萍、邢家鯉、吳雄丞給副校長高狄寫信轉喬石、王震、宋平、王忍之，並報中央，說明事實真相。這以後又經過了很多專門的調查，查來查去，證明趙紫陽對鄧力群的攻擊全是謊言！全是虛構！這樣，事情終於真相大白了。我把江流等人的信附在本文後面，說明這一段被人栽贓的歷史。

    6 胡耀邦、趙紫陽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趙紫陽來比較，確實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屆二中全會反對精神污染以後，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斷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還在上海的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話，說我們讓鄧小平同志背了黑鍋。在一段時間裡，他口頭講、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當，批鄧力群就點名批，不同意鄧力群什麼觀點，就直接說；一旦情況清楚了以後，他就說沒有事了，不記仇。應該講，在這一點上，胡耀邦不搞陰謀，光明磊落；觀點不同，他就講出來，講出來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說清楚了，他也就煙消雲散了。儘管後來又有反覆，但他不積怨，有話講在當面，講清楚了，就沒有事了。而趙紫陽卻搞陰謀，他整了你，你還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麼大的動作，我當時雖然覺得他的意見不對，但沒有覺得是沖著我來的；而實際上，很多事情都是沖著我來的。當然，也要承認，就像趙紫陽所說的，5月13日的講話受到了鄧小平的壓力，鄧認可老的"左"的多。這老的裡面當然就包括鄧力群嘛。也可能趙當面就和鄧講，自己所聽到、所認為的鄧力群的"左"的觀點；而當他把黨校的事情按那種樣子報告鄧，鄧當然就支持他了。

五 趙紫陽撤銷書記處研究室

    事情發展下去，撤銷我負責的書記處研究室就成為必然的事情了。1987年7月7日，中央開會，不知道哪些人參加了，正式決定撤銷書記處研究室。7月9日，薄老正式通知了我。

    1 作出撤銷決定的經過

    聽說，從「5•13"講話到做撤銷決定之前，這期間，趙到東歐出訪，行前他布置胡啟立收集鄧力群的材料。現在知道的就是所謂篡改胡耀邦的發言，其他還有什麼材料，我不清楚。據說趙從東歐回來之後，胡啟立就把這些材料送給了趙，趙又把這些轉給了鄧小平。經手人之一，就是被禹作敏收買了、給禹通風報信後來被判刑的那個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這期間，李銳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告鄧力群的狀。其中有三個內容：一是生活問題，在延安的事情。鄧小平講，這個問題是過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還有兩個，一個是說鄧力群宣傳陳雲著作、陳雲思想，在宣傳中間標榜自己，大概也講了是鄧力群提出了陳雲思想的概念；第二個是說鄧力群反對改革開放，其中引了我對李光耀一次講話的評價。李光耀說：儘管北京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過分依賴中國，"不管他們會從一項經濟安排中得到什麼好處，如果他們從政治方面考慮決定同你斷絕關係，他們就可能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牢記這一點。"李光耀還說："始終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如果同中國的經濟合作範圍擴大了，新加坡就會變得過分依賴中國。在同一個共產黨國家打交道時，出現這種情況將是災難性的。" ⑩對李光耀的言論，我講過這個意見：你看，資產階級政治家在和我們打交道時，是做了這樣兩手準備的，我們可也得用點心啊！這個話我確實講過。李銳對我的這個意見，就加以歪曲，以此證明鄧力群是反對改革開放的。這兩條都很能打動鄧小平的心。據說這個信也轉給了趙紫陽，趙與李銳還進行過長談。

    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證明趙紫陽這個人耍兩面派。在他當總書記后，我那時還是書記處研究室的主任，他要找我們談話，我也要找他談呀，談了很多，其中的一條，就是書記處研究室還要存在、還要發展。趙紫陽提出來，最好把書記處研究室改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對此還講了一些具體的意見。我當然同意了。趙紫陽、胡啟立還有一些批示和說法，什麼書記處研究室功勞大、人才濟濟啊。後來，就在研究室內部討論了。討論之後，5月18日給胡啟立、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胡啟立圈閱了報告沒有表態。薄老看了，5月22日批示說："似以約力群同志談一下，聯繫今後中央三組織的作用，慎重定奪為好。"5月24日，趙的批示是："同意薄老意見，這件事可緩辦。十三大后，黨中央的機構設置和改革應作統一研究，現在一般以不動為好。"楊尚昆(當時不在北京)6月25日批了：同意薄老的意見。

    趙批了以後就出國了。回國后，7月7日就做了決定，不講任何理由，就是一句話：撤銷。

    2 令人欣慰的事

    聽到這個撤銷的決定，我個人的心情很平靜。我和研究室的人講，研究室是中央的一個工作機構，是領導同志的一個助手單位。每個領導同志，特別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組織適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習慣的助手機構。他――趙紫陽當總書記了，覺得這個機構不順手，當然可以撤銷。對他來說，有這個必要，也有這個權力。他可以另外組織他的助手機構嘛。所以，我和大家講，這是正常現象，撤銷就撤銷吧。我沒有覺得什麼可惜和痛心，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滿意的。我甚至想，你既然不願意讓我幫你的忙，我也樂得清閑，何必惹這個麻煩呢。

    現在看，這也許是反過來幫了我的忙。研究室發展到這個時候，也產生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問題。解散比之不解散，對很多同志的安排要好得多。如果一直在研究室，很多人就窩住了，起不來。解散后，研究室的同志分到了二十多個單位，這就給了這些同志表現自己才智的空間和機會，結果搞了兩三年，他們就冒尖了。到現在來看，從研究室出去的人，擔任副部長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如果一直在研究室，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風波"一來，和我觀點一致的人，沒有一個表現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觀點不一致的人，在風波中間卻表現得不好。中國古話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趙紫陽這樣處心積慮地來對付鄧力群、對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風波"，他就得到了報應。研究室究竟幹了好事，還是幹了壞事，室內的同志多數是好的，還是壞的，不用一年、兩年就得出結論了。"八九政治風波"是個考驗啊！

    3 書記處研究室做了事培養了人

    胡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以後，把國務院和中央辦公廳的研究室合併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從1980年成立，一直到解散，整整8年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研究室確實做了不少事。參與起草、修改中央文件81份，幫助中央同志(包括趙、胡，還有老一代鄧、陳、葉、李)起草、整理他們的文章、文集36種，合起來共117種。平均一年十四、五件啊。代擬中央、中辦給各地的批複16件。還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些問題上做了系統的調查研究，出了兩個刊物，一個是《經濟研究資料》，一個是《調查與研究》，後來兩個合成了一個；在這之前，還有一個"供你參考"，幫助中央搜集材料，了解情況，做出決策，在這方面整理了幾百份材料。此外，按照中央的決定，寫介紹和闡述的文章上千篇。

    上面說的那些，還不是研究室工作的全部，研究室最主要的成績是為黨的事業培養了一批人。中青年上來了，那個時候才40多歲，現在都50歲上下甚至60歲了。例如，謝宏這樣的人，1965年大學畢業到《紅旗》雜誌社，還是一個毛頭小夥子，學習成績不錯，但工作上無從下手，經過研究室幾年的鍛煉，分到出版總署后就出類拔萃了，後來到了《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據我了解，在同時的幾位副總編輯中，他的能力是比較強的。有一個丁振海，從研究室調到《紅旗》雜誌，後來擔任《人民日報》編委、文藝部主任和海外版總編輯。他本人一再表示，如果沒有在研究室的鍛煉，以後的工作是無法勝任的。現在社科院的副院長李慎明，也在研究室工作過。還有從我們那裡分到文獻研究室的一個青年同志陳晉，我最近看到他的東西，特別高興，整理出版了《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下)。我看了目錄，他搜集了那麼多材料，自己進行了整理，兩厚本書啊！衛建林、王夢奎、滕文生、盧之超、有林這些人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這點上說，我還可以自我安慰。最主要的就是他們經得起考驗。在風浪中間，他們能站得住。所以，說來說去，當時受點委屈，大家都感到不公正。趙垮台了，大家都感到這個人終於得到了報應。現在，更感覺到趙給我們幫了忙。想到過去，說到現在，感慨不少啊！

    研究室都做了什麼工作，在解散之後，我們也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列了一個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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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1
4 宋平給予的幫助

    還有一點要說，研究室解散之後，在幹部的安排、分配上，得到了宋平同志的幫助。宋平是管組織、人事的，他了解研究室，也了解研究室里幾個比較出色的幹部。儘管單位撤銷了，但人員的安排，應該講是很合適的。其時，中組部正好要成立黨建研究所，他就把研究室三十幾位同志調到了黨建研究所，張雲聲、蘇沛、邵平、張德成、趙少坪、王成福等同志都留下來了。後來，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又把幾個骨幹調去。他們在九十年代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權力掌握在什麼人手裡，是至關重要的。

    我這個人有個缺點，對有權無權，一向不放在心裡，讓干就干，不讓干，我就干我自己的，無所謂。有一次，我和王震聊天，王老說你這個人不願意做官、清高，這是一個大缺點。他說：你那個不行，太清高，不行。他就講：我這個人就要掌權，就是要權啊！沒權你就什麼事情也辦不了！


六 十三大中央委員落選

    1 沒有抬不起頭

    鄧小平同志對我不高興，讓趙紫陽把研究室解散了，如果沒有鄧的同意，趙紫陽也實現不了他的預謀。在沒接到李銳的信和趙的材料前，原來提名十三大的候選人，我是作為政治局委員列上的，接到李銳的信和趙的材料后，鄧就加了一個括弧：候補政治局委員。

    十三大的代表，我當選了。中委的候選名單也提出來了，但中委實行差額選舉，我從正式中委的名單中落選了。結果報告了鄧小平，說沒選上中委啊，鄧小平的回話是：承認選舉，不做變動；後來又說，到中顧委做中顧委的常委。結果，中顧委常委也沒選上。

    就我來講，對落選一點反應和不高興都沒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還沒有修鍊到這樣一個高水平。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我有刺激，當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緒有那麼幾天不舒暢、不愉快，總覺得不太公平，也有點尷尬。但是很快就想通了，沒有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靜下來了。

    我記得落選以後，我到王老那兒去聊天，恰好萬紹芬也在那裡。她也落選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裡去訴苦，讓王老給想辦法。王老就對萬紹芬說，你應該向鄧力群學習，他不是也落選了嗎，他不在乎，你何必那麼著急呢。

    這倒確實是這樣一種情況，有些人想不開，從此以後就抬不起頭了。我自己沒有抬不起頭，我沒覺得對不起黨、對不起同志。

    2 趙紫陽做了手腳

    在這裡面，也要說一下，趙紫陽在此事上是做了手腳的，他底下的人進行了活動。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話：解散書記處研究室。7月14日發通知，所有接到通知的單位，不講別的，很自然就會想到，鄧力群這個人不行了。好人也會這麼想，更不要說那些對鄧力群有偏見的人了。據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費孝通這些人當天知道了我落選的消息，互相打電話說：鄧力群落選了，大快人心啊。當然有一些人是會幸災樂禍的。所以，解散研究室，是趙紫陽破壞鄧力群名譽的一著棋；儘管你小平同志提了名，我趙就做些手腳，給你鄧力群潑一身髒水。

    還不止這一件事。先念同志證實有人去湖北團活動，讓他們不要選鄧力群。這是趙辛初告訴他的。趙說：有人到我們這裡來活動，不讓選鄧力群，我(趙辛初)倒是投了鄧力群的票。遼寧後來也證實有人去活動嘛，上海也證實有人去活動嘛，貴州也有人去活動。其他的地方有沒有人去活動，我就不清楚了。

    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員實行差額選舉，我得到的票是一千六百多張，在三分之二以上，沒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張。這個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還有其他原因，留待人們思考吧。


七 保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1975年到1987年，是我政治經歷中最重要的十二年。在這十二年間，自然界的春天秋天交替出現；我的政治生涯，也有順境與逆境的轉換。作為黨中央的參謀、助手，我遭遇了三次打擊。第一次是華國鋒要解散國務院研究室；第二次是胡耀邦免去我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任命王兆國為主任；第三次是趙紫陽把書記處研究室撤銷了。平均四年一次，這是我過去從未經歷過的。

    十二年的風風雨雨，我的心情時起時伏，既有高興，也有難過。但總結一下、回顧一下，在風浪的衝擊中，我沒有失去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更沒有失去共產黨人應有的理想信念。以我的生活道路來說，處理好在逆境中的人生觀問題，對別人有參考價值啊！

    這裡面還要講到，家庭成員對我的支持和幫助，這是我沒有倒下來的重要因素。我受重用時，老羅和兒女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高興。比如說我當選為書記處書記了，我沒在乎，回到家裡我也沒有講，他們看到報紙以後，也沒有特別高興，還是跟以前一樣。按照老百姓的話說，吃飯時沒有因此添一個菜，酒也沒有因此喝過一次，很平靜地對待我受重用。同樣，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我落選了，有幾天我的心情不好，但家裡並沒有埋怨。他們也很平靜地承受了這種打擊，家庭生活照樣和諧。包括我的兒子鄧英淘、女兒羅小韻，他們跟我的思想、感情都是一致的。1976年"四五"運動時，鄧英淘多次去天安門，回來后寫了詩、寫了詞，抒發自己的悲憤心情。羅小韻的照相照得好，她在天安門廣場照了不少相，有些相片獲了獎，記錄了歷史的瞬間。即使我受重用，兒女也沒有提出升官發財，沒有利用我的地位謀私，讓人家指著脊樑批評。英淘做學問，小韻照相，都是普通工作人員。

    留在我檔案里的材料，有兩份是我家人的筆跡。一個是關於《論總綱》寫作經過的書面報告，是我口述、老羅筆錄的。我們都是老實人，我怎麼說她就怎麼記，我沒有想過寫假報告，她也沒有提出這裡含蓄一點，那裡隱藏一點，就是如實地記錄。另一個是1977年5月24日，我和王震到鄧小平那裡談話。這個談話記錄是我回來后口述、鄧英淘記錄的。那時是風波過後開始見到希望了。

    我本人、我的家庭，在我順利時沒有喜出望外，在我難過時也沒有消沉，更沒有倒下去爬不起來。很多共產黨員的家庭都是這樣的啊！共產黨雖然多災多難，但有多少個家庭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共赴黨難啊！在這一點上，我的家庭繼承了他們的傳統，可以與之為伍！這是我和老羅感到寬慰和自豪的。

    附錄：江流等四同志致高狄並轉喬石、王震、宋平、王忍之並報中央的信(1989年6月15日)。

    高狄同志轉喬石、王震、宋平、忍之同志

    並報中央：

    一、1987年六月上旬，中央黨校在全校學工人員中傳達了一個白頭文件，題為《趙紫陽同志在中央幾次會議上的講話要點》。在闡述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時，趙紫陽同去說：「有這樣一種觀點：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搞活看成是綱和目的關係，這是不對的。在我春節講話之後不久，就有人發動了這樣一次討論會，提出這種論點，其目的不外乎要貶低改革，打著四項堅持之旗幟，否定改革、開放之政策，是有的。就是要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引向貶低改革、否定改革的歧途上去。

    在討論這個文件的過程中，會上會下，校內校外，廣泛流傳說：趙紫陽同志指的是中央黨校研究所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的觀點，這個會是江流發動的。中央黨校一位副校長在向省、部級幹部學習班學員傳達文件時解釋說，這件事就出在黨校。另一位副校長在昆明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也說過，"綱目論"出自中央黨校。六月十六日在校委聽取各單位學習討論的彙報會上，高揚校長說："紫陽同志找我談黨校工作時，查問過這件事。"在這次彙報會上，研究所負責人如實地講清了情況，中央辦公廳派人參加了這次彙報會。彙報會前後，中辦的同志還做了調查。本來事實已經很清楚，所謂"綱目論"出自黨校之說，純系子虛烏有，但領導上卻一直不肯實事求是地予以澄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仍繼續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追查所謂"綱目論"的上頭來源，還追查中宣部1987年2月編印的《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若干言論對照》(註：這兩個材料的內容，彙集了思想理論界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些觀點，並與1986年末學潮的標語、口號、大小字報加以對照)是誰搞的，怎麼搞到黨校來的？還採取種種手段打擊和傷害了與其有關的同志。

    1987年3月11、12日，中央黨校確實召開了一個學習討論會。會議由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理論動態編輯部、理論月刊編輯部聯合召集，得到主管教學科研工作的教育長的同意，有教師學員共40餘人參加，中心議題是全面地正確地理解和掌握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兩個半天的會議內容和氣氛都是健康的，發言的整個基調都是熱情洋溢、滿懷深情地肯定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性和重大意義，闡述和論證全面理解和貫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同志們學習領會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關於三中全會路線的表述的歷次講話精神，一致強調兩個基本點不可分割，在這個總前提下發表了各自的理解，是完全正常的。討論會上沒有人說過"綱、目"的話，更沒有人反對和貶低改革。這是黨校師生在校內舉行的一次學習討論會，怎麼會、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地製造出一個所謂"綱目論"的假案來呢！這次討論趙紫陽講話，追查、批判所謂"綱目論"的事件，其影響遍及全國黨校系統和思想理論界，它打擊壓制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助長了堅持和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人的氣焰，扭轉了根據鄧小平同志1986年12月30日講話(即中發[87]一號文件)所確定的大方向和有關部署，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而這一切嚴重後果，其源蓋出於趙紫陽同志的這個講話。根據未經核實的虛假材料，製造所謂"反對和貶低改革"的"綱目論"，大興問罪之師，亂扣政治帽子，其手段與其產黨人是多麼不相稱！兩年前的許多情況人們記憶猶新。從1987年1月以來，趙紫陽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上，開始是划框框，設置障礙；繼而突然轉向，大批"思想僵化"；在四、五月里一系列講話之後，竟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途夭折。自此之後，在中國的大地上，一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受到保護，更加擴大其影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濫起來，以致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我們希望中央在這次解決趙紫陽同志問題的過程中，對這個所謂「綱目論」的假案，查明真相，澄清事實，辨明是非，給予實事求是的公正解決。並由此總結經驗教訓，全面貫徹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在思想理論戰線認真清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造成的惡果。

            江流 王正萍 邢家鯉 吳雄丞

            1989年6月15日

    註釋：

    ①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94頁。

    ②1987年6月2日，胡啟立致紫陽、一波同志的信。打字複印件。

    ③1987年6月2日，趙紫陽在胡啟立來信上的批語。手稿複印件。

    ④1987年7月14日，薄一波致力群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⑤1987年7月16日，衛建林就起草中央3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的經過給力群同志的報告。手稿複印件。

    ⑥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頁。

    ⑦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9頁。

    ⑨《中辦通報》1987年第18期：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工社黨副總書記、副首相格拉的談話。

    ⑨1967年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社論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這些傢伙，還在垂死掙扎。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里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⑩1985年9月30日《參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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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2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一 出席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年會

    十三大以後，關心我的人，反對我的人，都很想知道我的情況，鄧力群中委落選、中顧委常委落選，「兩個落選」啊！因此，1988年以後的情況，我用"落選"之後來概括。


    1988年1月，在武漢召開了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年會。當時，中央書記處主管宣傳工作的書記是芮杏文，他是從上海調到中央的，參加了這次會議。我以研究會顧問的名義參加了。大會的活動，我基本沒參加，也沒有講話；在大會中間，參加了幾次分組會，還和武鋼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

    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的爭論，由來已久。80年代初，為解決企業無人負責的問題，彭真做了廣泛的調查，搞了三個條例。①但不久，趙紫陽又發了一個補充通知，提出廠長要擺在中心地位，要突出廠長負責制。用趙的語言，就是"一個槽里拴不住兩頭叫驢"。一個企業要不然就以廠長為中心，要不然就以黨委書記為中心，趙不贊成"三加強"，他認為三足鼎立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在企業職工政治思想研究會裡，多少對趙有點抵制，沒有完全按照他那一套辦。

    1986年時，要研究、解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鄧小平提出黨政要分開。我在會上發言說：是不是給他的意思稍微做點補正，加上"職能"兩個字，即黨政的職能分開。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共產黨是個執政黨，你講分開是個什麼意思呢？當然，搞成黨政合一是不對的。所以，分開不是別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職能，即從這方面來加以分工，分工清楚之後，政府工作還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通過合法途徑來實現黨的領導。我把這一點文字修改的意見講了以後，胡耀邦不贊成，趙紫陽也不贊成。

    在胡耀邦主持王作期間，他對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不聞不問。趙紫陽代替胡之後，就在各個方面貫徹他自己的那一套。趙特彆強調黨政分開。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如在有的文件里講，黨委書記兼職，兼工廠的副廠長，實際上把黨委和書記當成了行政的附屬物；還有使黨的領導屬地化，即工廠在哪個地區或縣，就歸哪個地區或縣來領導；還有使黨的工作和活動業餘化，即在8小時工作之內，黨委的工作人員不能進行活動，只能在8小時以外進行黨的活動。這些事情就都陸陸續續地出來了。趙就是要淡化黨的領導，他還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究竟如何改造，他也說不清。"淡化"和"改造"是趙的兩句名言。

    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和趙相對立的是康世恩。康對彭的意見也不贊成，他說：根據自己搞企業工作的經驗，還是應該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對於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廠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是首鋼的辦法)，康都不贊成。武鋼是支持康的意見的。康直截了當地對武鋼的廠長黃墨濱說過這類意見。武鋼的辦法與首鋼的不同，甚至是對立的。首鋼宣傳的是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但實際搞的是周冠五個人的負責制。武鋼搞的是名符其實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武鋼在經濟和思想政治工作上，都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有些很寶貴、很成熟的經驗。黃墨濱是"一二•九"運動中五個著名教授之一黃松齡的兒子。

    在這個問題上，康和趙是兩種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但他也有擔心：即他們這一代——大慶的老人都退下來以後，大慶會搞成什麼樣子，他很擔心。

    我不贊成趙的做法，這是明確的。但說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沒有這個想法。根據一些企業的經驗和我的調查，我一直是這樣一種認識：黨委集體領導，離不開群眾和職工的支持，所以必須很好地依靠職工代表大會；而發揮職代會在企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又必須通過黨委的渠道來做這些工作。廠長負責制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眾。因此，儘管渠道不一樣，一個是黨委要依靠工人，一個是廠長要依靠工人，但黨委和廠長的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業里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個看法，我在1986年同長嶺煉油廠同志交換意見時就說過。

    我在武漢的分組會上發表了這麼一個意見。新華社的記者喻權域很同意我的觀點，把講話整理出來了，想作為新華社的一個內部文稿發給各地。稿子交給我，我沒有同意。後來，把其他的意見稍微充實了一下，這個講話收到《鄧力群文集》裡面了。原來的題目是："黨政分開，黨要管黨"，後來改為："黨政職能分開，黨要管好黨"。

    由於趙是總書記，他的權力大，聲音也大，我的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在企業領導管理體制上，中國搞現代化，實際上是學資本主義的。根據公有制的性質和我們自己的經驗，究竟企業領導體制應該是什麼形式的，還有待於把那些好的經驗加以提煉。


二 回桂東老家

    從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離開家鄉的時間則更長，將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鄉了。退下來以後，無官一身輕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黃從美國回來，於是兩人相約回桂東一趟。我父親的兒女中，長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鄧經元，四哥那一系有慶元的一個女兒，我們一家有老倆口和兒、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桂東，缺三哥的後代。一批人就這樣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后，在祖父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父、母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墳前也鞠了躬、獻了花。在老家沒有住，在縣裡看了一下，住了兩晚，路上也問了一些情況。

    家鄉確實有變化，縣裡有了公路、電燈，我們村也有電燈了。房子還是老的居多，少數幾戶蓋了新房，大多數還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飽肚子。衣服可以禦寒，穿破衣服和帶補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這樣一種水平，根本說不上富裕。桂東是全區最貧困的一個縣，在全省是倒數第二。

    最明顯的變化，是教育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以我讀書的流源小學來說，我讀小學時，男孩子能讀書，女孩子就不允許讀書，當時小學里一個女孩子都沒有。我們那時是完全小學，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個年級。一個年級只是四、五十人，合起來不過百把個學生。教師也只有三、四個人，包括校長。僅四、五人。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僅可以上學，而且人數已經不少了，據說入學率達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師已經有三、四十個人。教育的變化比較明顯。

    鄉鎮的變化不大。因為是貧困縣，在免除農業稅、公糧和購糧方面，每家每戶得到了實惠。扶貧救濟資金每年有一點，但這些款項多數被各級政府用於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時候，桂東縣扶貧年份快到期了，縣裡的領導希望我和省里說一下，再延長几年。湖南省委的負責人熊清泉不錯，同意延長扶貧年份，一直延續下來了。國家的扶貧政策給地方的好處，各級幹部比基層群眾要多得多。這個問題，恐怕很多貧困縣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區、縣、鄉，如蘇南的張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竇店，情況當然不同。這就使人想到，我們的憲法、黨章和文件上寫的，以及口頭上說的，要求幹部要為人民服務，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幹部不能真正貫徹這個宗旨，按文件、條例來辦事。有了好處幹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只能得點殘羹剩飯。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這算是回故鄉的一點感想吧。


三 在北京召開《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

    到了5月份，在北京懷柔召開了一次《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會議，叢書各卷的主編或副主編都參加了。開會的第一天，北京市的黨政主要負責同志都沒有出席我們的開幕式，但他們卻參加了與我們在同一個院子里召開的另外一個會，那個會是北京市工會的會議。這樣一來，很多參加叢書編寫會議的同志就議論紛紛了。當時的傳說很多，有些參加會議的同志，就是來觀察鄧力群的表現的，因為兩次落選了嘛。結果發現鄧力群沒有因為這件事垂頭喪氣，而是精神狀態飽滿。叢書的另兩位主編馬洪和武衡同志都參加了會議。這是自叢書開始編纂后三位主編同時出席的唯一一次會議，我感謝這兩位老同志。

    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話，主要是針對否定「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當時，有一種說法：個體經濟又重新發展了，私營經濟也發展了。港澳台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來了，那麼，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費力氣了嗎，即有不應該搞"三大改造"這樣一種情緒。還有更為尖銳的言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編寫這幾卷書了。就這個問題，我發表了意見，我說：今天有今天的情況和今天的政策，過去有過去的情況和過去的政策，從研究歷史而言，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過去的情況，如果符合，就應該說這件事就是對的，就應該肯定。不能因為今天的情況和政策變了，就反過來說過去都錯了；如果沒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就根本無法確立，哪裡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嘛。

    我還說，我原來和小平同志講，希望退下來以後，還有幾件事要繼續搞下去，這幾件事情中就包括繼續主編這套叢書，因此，這也是合法的。

    這樣一講，原來以為鄧力群落選以後，《當代中國》叢書就要改變主編的同志，感到了欣慰，認為這個工作還能繼續幹下去。


四 在黑龍江考察和整理文稿

    這一年我沒有去北戴河，和劉白羽、林默涵相約去大慶休假，受到康世恩的歡迎。7月下旬，我帶著衛建林和丁樹奇，從北京經過遼河油田，然後去了大慶。幾天後，康來了，余秋里也來了。左等右等，劉、林都沒有來。我在大慶住了兩個星期。舊地重遊，看了一些老熟人。大慶人對我是友好的，因為我幾次替他們說話。《論總綱》時，替他們說了話；後來在轉發大慶經驗時又替他們說了話；"渤海二號"事件時又一次替他們說了話。這些事，大慶的職工都了解，知道鄧力群和他們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我受到他們的友好款待。

    離開大慶去齊齊哈爾、五大連池、黑河，又去哈爾濱、佳木斯，回來又到了牡丹江，把黑龍江主要的地方都看了看，過去都沒看過。原來總以為，黑龍江兩岸都是崇山峻岭，以為大、小興安嶺都是很大的山和嶺，一看才知道，黑龍江兩岸都是大平原，大、小興安嶺的山勢也很平緩，不是陡坡。從佳木斯回來的路上到了鏡泊湖，參觀了唐代渤海國的遺址，第一次知道了歷史上該國的周圍也是大平原，有三、四百萬公頃的土地，這成為其建國的一個經濟條件。

    在哈爾濱時還參觀了一個飛機廠，引進生產法國的直升機，能夠倒著飛；還有運十二，能坐20人，性能也不錯。

    在東北考察期間，我聽到一種反映：胡耀邦要把國營農場辦成家庭農場，趙紫陽對此沒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長，結果損失很大。東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機耕種的，分給農戶之後，每家只能分幾條壟(一條壟有一公里長)，每戶分8至10畝土地，也就是七、八條壟。家庭沒有拖拉機，就只好用牛耕，這樣就不如拖拉機耕得深，耕種也不及時，結果就減產了。搞農場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認為這個辦法不行，於是開始停止這種做法，並逐漸恢復國營農場。後來，除了搞了僱工經營的國營農場不願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陸陸續續地收回了。這是後來的轉變。

    這一次去東北，帶了一些延安整風以後的文章，整理了一遍。可能是太疲勞了，我的右眼黃斑區出了問題，眼底出血，當時也沒有感覺。從此以後，眼睛就再沒有治好過，右眼失明了。


五 在長沙與胡耀邦見面、談話

    從東北回來，11月又去了湖南，少奇同志紀念館建成，我去參加了落成儀式。從寧鄉回到長沙，恰好胡耀邦也在這裡休息。從1987年開他的生活會議，到此時已有近兩年的時間了。我就約他，提出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他表示歡迎。

    見面后，我沒有想到他也不介意以前的摩擦。魯迅說過：「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之間本來就不存在個人的恩怨，在當時的情形下，的確有「度盡劫波兄弟在」的情意。我們在一起談了兩個多小時，主要是胡談了一些意見。

    開始時，胡耀邦就對我說：老鄧啊，現在流傳四句話，你聽說了沒有？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現在流行和傳播的很寬啊！

    他接著說：堅持社會主義無方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沒對象，堅持黨的領導無力量，堅持馬列主義太抽象。

    當時，我沒有領會他特意和我講這四句活是什麼意思，以為他是要借這些流傳的話來諷刺趙紫陽。現在想來，恐怕他有兩層意思：一是對趙紫陽，你不是講我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嗎，你當了總書記后，在堅持這些原則上，好像也沒什麼好的成績；也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即你們都批評我不講「四項基本原則」，那麼我就借用民間的輿論來證明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這樣一番話，可能表明了胡在這個問題上的心態，起碼是還沒想通、沒解決。在這個問題上，他當政時，就和《人民日報》社的同志講，「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這已不是一個問題了；統一思想不是統一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而是要統一在建設和改革的問題上。

    一直到現在，「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了陪襯和口頭禪，究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什麼意思，胡、趙不清楚，我看許多人也不清楚。

    在胡的談話中，表現出他對趙紫陽的那套做法不滿意，例如他說：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怎麼改啊？他說他對胡啟立講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改造我們的學習》，現在叫改造政治思想工作，不妥當、不慎重，他不贊成。還有，他說他不贊成趙紫陽搞的黨委書記兼副廠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的做法，對企業黨委的領導屬她化等辦法他也不同意。胡還表示了對股份制不贊成，他說搞了股份制以後，就要搞股票交易所，一搞股票交易所，股票就分不清楚是哪個人、哪個企業的股票了。

    胡還說，他與其他人不好多接觸，只有胡啟立、田紀雲還到他那裡聊聊天。他有事、有意見，也找胡啟立談談，由其轉告。

    我把與淡化黨的領導有關的、自己知道的情況說了說，表示了一點意見。胡耀邦好像也沒有表示什麼。我覺得我們的談話，感情是真誠的，氣氛是融洽的。結果也是滿意的。

    前兩年，有人寫文章回憶胡耀邦，文章說到我去看胡，是要「同他聯手反對趙紫陽，被耀邦嚴辭拒絕」。虧他們編得出來！

    趙紫陽當總書記以後的工作，確實是這次議論的一個內容。對趙紫陽這個做法，那個言論，提出不同意見，這個不妥，那個也不對，多數是胡耀邦講的。我當時的思想和心情，根本就沒有「反趙」、「倒趙」這樣一個意識，沒有這樣一個想法，沒有這樣一個興趣，更沒有這樣一個行動。我對趙紫陽當總書記以後的工作，確實有一些不同意見，但說這次與胡耀邦見面、談話是為了「反趙"、"倒趙"，根本沒有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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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2
六 在廣東調查

    1 「不是廣東辦深圳，而是全國辦深圳」

    從長沙分手之後，胡耀邦去了廣西。我則從長沙去了廣東，轉了26天。去了粵東北的潮州、汕頭，又到了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去了，還去了肇慶。上一次去廣東，是1962年，這一次是1988年，整整26年了，用一天補了一年。一路參觀，也了解了一點情況，作了一點調查。

    深圳的市委書記是李灝。李在經委工作過，我們是比較熟的。他介紹了深圳發展的情況。他說深圳從無所有發展到現在，總投資是87個億。國家的投資撥款和銀行貸款只有7個多億，外來的投資主要是香港、澳門，不過是9個億，兩者合起來17個億。另外70個億是從哪裡來的呢？他說是中央各個部委、各省市自治區投資的。為什麼他們那麼積極地投資，因為深圳可以減稅、免稅，再加上對外貿易得到的外匯多數留給企業。這樣，就刺激了各個部委、省市自治區紛紛到深圳投資。李灝還說廣東省委對辦深圳吹得很厲害。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李灝說：不是廣東辦深圳，是全國辦深圳。

    應該說一直到1988年，深圳的發展，得到了各個部門和省市自治區的支持，一個省是不能把深圳的事情辦好的。

    2 陳雲讚揚我的調查報告

    回來以後，寫了一個給陳雲、薄一波、宋任窮的調查報告。報告講了幾個問題。一個是糧食問題。改革開放以後，廣東把糧田作為建築用地，以及改種經濟作物，使糧田面積減少了。廣東就提高價格向湖南和江西買糧食，這兩個省對它就搞封鎖。這樣一搞，湖南和江西的糧價就漲了很多，還有其他物品的價格也跟著上漲。湖南的幹部說：我們拿的是湖南的工資，面對的是廣東的價格。封鎖湖南的糧食出省到廣東，這是二個新問題。實踐證明封鎖這個辦法不好，這樣逼著廣東進口糧食。廣東的改革開放和周圍省的矛盾，在糧食問題上暴露出來了。國務院也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只是聽之任之。第二個是資金問題。特別是農業方面的資金，以及有關人民生活必需的方面，投資都很少，錢都用在改革開放那一點地區去了。第三個問題，在鄉鎮企業和國營小型企業中實行個人承包制，其結果普遍地為承包人提供了發財致富的機會。還有一個問題，深圳、珠海幾個特區及珠江三角洲與港澳(台灣也來了一點)搞"三來一補"，這對於廣東和國內來講，好處是兩條：一是容納了三百萬外來打工仔和打工妹(除了本地以外)，二是得點工繳費，而港澳資本家把他們退下來的機器、設備搞到廣東來，原料是他們的，在這裡加工以後，商品又是他們的，這實際上就是趙紫陽後來說的：兩頭在外。資本家的原料賺了錢，製成商品之後，他們拿去銷售又賺了錢。所謂"兩頭在外"，實際上就是港澳商人兩頭賺錢；我們在中間算是得到了一點工繳費，工人的工資也算是得到了，管理費也得到一點。從當時的情況來講，港澳台都願意採取這種形式，他們在一些基礎工業上都不願意投資。當時，廣東的電力特別短缺，"三來一補"的越多，電力就越緊張，這就只好由我們國家來投資。投資建起了電廠之後，就為這些港澳台的企業服務。當時只有胡應湘在廣州灣建了一個70萬千瓦的電廠，這是唯一由港商投資的項目。

    陳雲對他的秘書許永躍講，鄧力群這個調查的質量不錯。下面就是這個報告的全文。

    我的彙報

    陳雲、一波、任窮同志：

    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到湖南參加了少奇同志紀念館開館典禮之後，又到廣東的番禺、河源、梅縣、潮州、汕尾、惠陽、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佛山、南海、順德等市縣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特區去參觀訪問了二十六天。邊聽邊看，實地了解了這些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變化，同時也聽到了一些當前存在所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現將地方同志反映的幾個主要問題簡報如下，供參考。

    一、糧食問題

    廣東省人均只有七分耕地，糧食不能自給。近些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部分糧田改種了經濟作物和水產養殖，再加上興辦鄉鎮企業、建設住宅和修公路等佔地，糧食的播種面積逐漸減少，僅梅州地區就減少了二十萬畝，其中建房佔地四萬畝；而人口自然增長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很快，糧食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起來。據估算，全省每年減少一個小縣的耕地，增加一個大縣的人口，需要調入糧食七十億斤。不足的糧食，大部分要靠從外省高價購進。去年下半年以來，全國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面，一些糧食調出省禁止糧食外運，這給廣東的糧食購銷造成一定困難，不得不用外匯進口糧食砬急。據一些縣的同志講，現在農民手中還有糧，不會發生問題，本地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也能解決，關鍵是外來工人(沿海地區三來一補企業的工人多系外縣和外省來的)和飼料用糧無著，如果解決不好，不僅影響糧價繼續上漲，生豬和三鳥的飼養量將大幅度下降，來卑：市場肉禽蛋的供應不能保證，物價上漲幅度也難以控制。

    一些市縣的同志認為，在糧食問題上反映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糧食合同定購價太低，同市場價相差太大，同工業品的價差更為懸殊。每百斤稻穀的合同定購價為二十五元，而市場銷價則為七十元，農民每完成一百斤稻穀的合同任務，要減少收入四十五元。同工業品價相比，黑白電視機由四百多元漲到八百元，要用三千二百斤稻穀才能換一台；鳳凰牌自行車由不到二百元漲到三百八十元，要用一千五百多斤稻穀才能換得來。農民覺得種糧划不來，不如改種收入高的經濟作物。拿農民的話來說："反正土地是我的，什麼有利種什麼。"

    (二)農業生產資料價高，合同供應量不能兌現。每完成百斤稻穀的定購任務，合同規定供應平價化肥八斤(現增加到三十斤)。實際上，合同規定供應的平價資料農民往往拿不到手，還得買議價的。而議價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猛，尿素由每斤兩毛漲到八毛，每瓶樂果農藥由三元漲到十五元，塑料薄膜竟上漲到八千元一噸。議價的生產資料也供應不足，農民很難買到，有時還買到假化肥、假農藥。合同規定供應的生產資料不能兌現，失信於民，農民說："這不是合同，而是光同。"因此，在農村中廣泛流行著這樣的話："高價化肥我不買，平價糧食我不賣，請黨原諒。"

    (三)對農業的投入減少，農業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過去，各級都重視農田基本建設，國家給三材，農民出工搞勞動積累，建設了不少工程。儘管在做法上有強迫命令的毛病，也有一些浪費，但畢竟在農業增產上發揮了很大的效益。現在，農田水利工程有的遭到了破壞，有的嚴重失修，不能發揮效益。河源縣反映，過去十天半月不下雨不會旱，現在七天不下雨就成災；以前十二小時下一百毫米的雨不會澇，現在下八十毫米就受不了。農民已經感受到了農田水利失修的惡果，迫切要求出工修復和新建，但無錢無材料，希望國家給予重視和支持。

    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價格問題，嚴重影響農民種糧和接受合同定購任務的積極性。如果不妥善解決，不僅糧食播種面積會繼續減少，保不了總產量，單位面積產量也會下降的。有的農民算了一本賬，畝產稻穀八百五十斤是最佳選擇，再多產，就得多投入、虧本。

    市縣的同志認為，定購糧的價格必須提高，合同規定平價供應的生產資料必須兌現，否則不能刺激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如果糧食生產出大問題，用外匯進口，那就划不來了。市縣同志還認為，農用生產資料指定供銷社專營，是減少層層盤剝的好辦法，但擔心供銷社無力經營。因為供銷社已經個人承包，力量單薄，又無多餘的資金提前進貨，運輸、儲藏都有一定困難。他們建議多辟幾個供應渠道，由縣統一管理。

    二、資金問題

    整治經濟，壓縮樓堂館所的建設，抑制通貨膨脹，地方的幹部和群眾是稱讚並接受的。但是，抽緊銀根之後，有的銀行只收不貸，各經濟單位流動資金短缺，一時又形成了企業無錢購買願材料、商業部門，無錢進商品、糧食部門無錢收購農副產品的狀況。市縣同志普遍認為這種狀況不儘快改變，將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珠海壓縮機廠，是光大公司、電子工業部、珠海市三家出資聯營的，引進了-美國的技術和設備，設計能力單班年產電冰箱、冷櫃、空調機等用的壓縮機九十萬台，產品質量好，可替代進口，國內外紛紛訂貨，供不應求。廠方想增開班次擴大產量，但受流動資金的制約，不能增產。一些新建企業都存在這個問題。

    許多企業不能充分發揮能力增加生產，除了流動資金困難外，還有供電不足的原因。現在，一些企業因缺電已經開四停三。電力不夠，對經濟發達的地區是個很大的威脅。開放了的城市，不得不保城市生活用電，企業多數搞自備電(柴油機發電)。看來，生產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供電不解決，即使有了資金也難以擴大生產。

    一些市縣的同志提問：票子發得很多，但國家卻沒錢，地方政府也沒錢，錢到底哪裡去了？他們的答案是三條渠道流失了：(一)建設樓堂館所，佔用了大量資金。停緩建的未完工程，不僅建設單位獃滯了資金，施工單位備料、設備生產企業投料，也都佔用著資金。(二)企業承包基數低，大量利潤用於了集體和個人消費。(三)官倒和私倒，現金買賣，銀行無法控制市場流通的貨幣。南海縣的集體和家庭化纖紡織業較發達，已經形成了很有規模的化纖布市場。外省的人用皮箱裝著票子、開著卡車去買。他們反覆倒運，錢回籠不到銀行手裡。

    有的市縣反映，銀行為了吸收存款，搞有獎儲蓄；但是社會儲蓄總額卻增加不了多少。這是因為，甲銀行搞有獎儲蓄，存款人就把存在乙銀行或丙銀行的錢取出來投入甲銀行。反之亦然，實際上成了儲蓄的轉移。

    三、鄉鎮企業承包問題

    原有的社隊企業，大都實行了承包經營，承包者多為原來的幹部。在承包方式上，一般都注意了集體承包，但多數地區個人承包多於集體承包。幾年的實踐結果說明，兩種承包方式對社會和集體的貢獻效果大不一樣。東莞市麻通公社新集大隊辦了三個磚窯、一個水泥廠，個人承包，一年只上交大隊十九萬元；川杈大隊只辦了三個磚窯，集體承包，一年卻上交大隊由百二十萬元。市縣同志認為，集體承包鄉鎮企業，可以為國家和集體多作貢獻，可以集資補農，為村鎮興辦教育和其他福利事業，承包者和群眾都高興，是集體致富的道路；個人承包，容易滋生歪門邪道，造成干群之間的新矛盾。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帶方向性的問題，必須認真解決。東莞市已在前幾年就強調每個大隊必須保留集體經濟。佛山市實行雙層經營，即工業以集體為主，農副業以家庭承包為主。

    各市縣都建有黨校，定期輪訓黨員幹部，加強兩個文明建設的思想教育，提高他們在新形勢下正確處理各種關係、引導農民走集體致富道路的能力。


七 趙紫陽辜負了陳雲的囑託和教誨

    1 趙紫陽不聽陳雲的兩點建議

    陳雲同志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是非常關心的。1987年7月，他兩次向趙紫陽建議，一次是通過薄老轉告，一次是親自找趙談，語重心長啊！陳雲建議的要點是兩個，一是講你責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耀邦沒有把這個責任承擔起來，現在由你來承擔，你一定要想到犧牲了幾千萬人，要把他們的事業繼承下去啊。陳還按著趙的肩膀說：你身負重任啊！第二點，陳要趙好好學哲學，並把自己從學哲學中所得的收益告訴趙，哲學、世界觀的問題不解決，你的責任就承擔不好。"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啊！可以說趙完全辜負了陳的囑託和教誨，也可以說陳的話不幸而言中。

    2 趙紫陽聽不進陳雲的八點意見

    陳雲同志還在1988年提出過八條意見，這些都是針對趙在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講的，陳雲開頭就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④八點意見，趙沒有聽進去。



八 趙紫陽欣賞《河殤》"新紀元"的說法

    在1988年還有一件事，趙紫陽支持的《河殤》，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不是這一年，也不是那一年，而是趙紫陽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紀元"。趙紫陽不僅讓有關單位複製錄相帶，而且親自介紹、推薦該片給新加坡的李光耀，說值得一看。《河殤》播出以後，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王震。王老在寧夏講話批評，然後又找林默涵等人談話，由林默涵等人幫助王老把意見整理成文章。文章寫好給我看時，我就提出了這個意見，我說《河殤》的要害就是這一條，趙紫陽非常欣賞其中"新紀元"這個說法。李先念有一次見到我，說你對王老這個講話、這個文章有什麼意見啊？我說我提了一個意見，要害是"新紀元"的提法。先念說：喲，過去還不知道這個看法。

    趙紫陽下台時，王老發表了一個講話，批判「新紀元」是講話的內容之一。③

    王老是產業工人出身，但是喜歡看小說、看理論書，敢於而且善於保護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也相當敏銳。

    註釋：①這三個條例是：《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1981年7月13日發布)、《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1982年1月2日發布)和《中國共產黨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暫行條例》(1982年6月3日發布)。

    ②陳云：《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頁。

    ③1989年6月21日，王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書面講話，他指出："《河殤》的要害，是所謂'新紀元'。《河殤》里有兩個'新紀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紀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是新紀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是新紀元，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事業，都不是新紀元，只有1649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1987年趙紫陽同志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趙紫陽同志這個『新紀元'，到底是什麼樣的'新紀元'？這是用'藍色文明'即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薪紀元'。這是削弱以至取消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黨。反對鄧小平同志代表的黨，大樹特樹趙紫陽同志'新權威主義'的'新紀元'。這是把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歪曲和破壞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力量庇護下來、扶植和集聚起來的'新紀元'。趙紫陽同志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工作中的錯誤，已經產生嚴重後果。幾年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分配不公，社會治安混亂，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貪污腐化現象，嚴重地脫離群眾，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國絕跡的販毒、吸毒、賣淫、走私、綁票、買賣婦女兒童、黑社會等醜惡現象重新泛濫，嚴重敗壞了我們黨和政府的形象，總禍根就是趙紫陽同志。到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殘餘勢力和社會渣滓紛紛出籠。他們打砸搶燒殺，破壞國家財產，慘無人性地毆打和殺害解放軍指戰員，把神聖的天安門廣場和首都北京，搞得黑雲滾滾。這是他們'新紀元'的一次大暴露。......趙紫陽同志是一個想開闢'新紀元'的野心家，還是一個善於耍弄政治權術的陰謀家

一 回答于光遠

    1 于光遠就王力訪談錄大做文章

    1989年3月份，于光遠在中顧委第三組的會上提出質問，要鄧力群回答和王力的關係問題。這個事情的起因是：在此之前，葉永烈訪問了王力。王力就把我和他接觸中間的一些情況談了。其中有胡耀邦說他做過理論工作、寫過文章、有研究能力，現在免於刑事處分之後，希望他在這些方面繼續做些研究工作，寫點文章。葉永烈把這些說成：黨的最高領導對王力的評價是，立場堅定，理論根底厚，寫作能力強。我當時給王力建議的是：杜絕人間往來，閉門讀書，甘於寂寞；但是要研究一點問題，其中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就是一個重大題目；還有農村情況，也算一個題目。葉永烈在訪談錄中講，王力說這是鄧小平給他的任務。1989年1月18日，葉永烈在上海的《聯合時報》上發表了這個訪談錄，文章登了很大的版面。

    于光遠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提出要追查鄧力群和王力究竟是什麼關係。第三組的組長劉瀾濤讓人做了記錄，記錄經于光遠核對后，轉給薄老，薄又轉給了我。

    2 我的回答

    4月29日，我寫了一封答覆信，請薄老、任窮同志並報陳雲同志，把1984年4月我回答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罵鄧力群請來陳伯達這個教師爺寫文章教訓中央同志的那一封信附在後面，還附了1981年11月鄧小平讓我去找王力談話的批示，鄧的批示是："請力群同志與他一談，告他什麼話都可以談。」鄧對此事的批示一共有兩個，11月5日批的是上面的話，11月6日他又加批了一句話："請耀邦同志看看。」耀邦也圈閱了。附了這兩個東西。就可以回答于光遠們的質問了。這些檔案的原件都保存下來了。

    王力當時經我轉了給鄧小平的信，耀邦也看了，還畫了圈。

    3 我對王力的評價

    王力去世之前，提出要見我。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我不好見他。他去世之後，他的家人給我發了訃告，請我去告別，也因為政治原因我沒有去。我的心裡總感到這樣做會有一種遺憾。政治這個問題確實不簡單，太複雜了！我要去見他，他不說也會傳出去。這就又會引起于光遠這類人給你找麻煩。從這點上說，我不見他為好。但就同志之間的感情上說，總覺得留下了一點遺憾。這個人還是一個同志，也有才。

    從總的方面來評價王力這個人，他對黨是堅定的，對毛澤東思想是相信的。「文革」初期，他成為風雲人物。這有他本人的責任，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壞事都是他主張的。全面、公正地看，還應該承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當然，這個人也確實有點毛病，有職有權時，他好表現自己；一旦無職無權，他又不甘寂寞。在這一點上，他和關鋒就不一樣。關鋒後來確實是閉門讀書、寫作，成績不小。王力也寫了不少東西，現在留下的一些東西，也有價值。但是，據反映，其中不實、不妥之處也不少。


二 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恰好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去北京醫院看病。碰到胡啟立出來，滿臉流淚。我知道胡耀邦住在醫院，問他怎麼回事，他說胡耀邦去世了。我就趕到胡耀邦的病房，與他告別。當時，我的思想感情有起伏，也非常複雜。作為胡耀邦的反對派，我是第一個向他的遺體告別的。

    4月22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胡耀邦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參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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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3
三 在浙江、江蘇、上海期間發生的事情

    1 陳雲收到鄧小平"4•25"講話后即回北京

    參加耀邦的追悼會之後，我就去外地了。我先去杭州，見到了陳雲同志。記不得是見陳的當天、還是第二天，陳雲收到了鄧小平4月25日的講話。他把這個文件給我看了，而陳在收到這個講話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5月26日，陳雲同志在中顧委常委會上講了話。他說：關於反對動亂問題，我講兩點意見：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幹部和群眾的工作。

    2 陳雲打電話要我快回北京

    我留在杭州參觀了一下就轉到蘇南，在幾個主要的縣市，參觀了幾天。然後轉到江北。江北原來比較落後，經過農業開發，情況很好。之後又到揚州、鎮江，經無錫回到上海。在那裡參觀了幾天，後來得肺炎、發高燒住進了上海的醫院。當時，陳雲同志打電話讓我快點回來，5月31日，出了醫院我就回北京了。

   

四 處理趙紫陽的有關情況

    1 陳雲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兩句話

    在「八九政治風波」以後，中央於6月下旬開了一個政治局擴大會。會上，很多同志都講了話，先念同志做了一個長篇發言。因為他對國務院的工作比較熟悉，對趙本人也比較了解，從這個發言可以看得很清楚，趙究竟犯了一些什麼錯誤，為何會導致這樣一個結果。這是一個很好的發言。與此相反，6月23日，趙紫陽作了發言，題目就叫：我的發言。連"檢討"兩個字都不願意說。這個發言完全是為他自己辯解的，實際上沒有承認一點錯誤。

    當時還有李鵬的報告，鄧小平沒有發言，陳雲同志就是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的話非常沉重，蘊藏著老人家的感情啊！

    「八九政治風波」以後，中共中央於6月23日至24日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調整：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2 趙紫陽似有苦衷

    趙紫陽對造成「八九政治風波」要負主要責任，但趙可能也有些委屈。當時成立了一個小組審查趙，組長是王任重，成員有李正亭，還有一位是彭真的兒子傅銳。李正亭告訴我，王任重給趙寫了一批題目，讓他回答，趙不回答。王任重說，既然不能書面回答，那就談一次吧。結果在談話時，王任重一提問題，趙就放聲痛哭，一直冷靜不下來。王讓他冷靜一點，趙一直哭泣不止，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可能趙有點委曲，有點苦衷。

    3 趙紫陽弔唁陳雲受阻

    還有一件小事，陳雲同志去世后，沒有通知趙參加任何治喪活動。趙自己趕到中南海，要到陳雲家裡去弔唁，他可能想到了陳雲對他說過的那些話。結果，衛士沒有讓他進去。


五 參與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

    1 選對了三個人

    宋平是常委了，他分管組織和人事工作。中央常委決定，由他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現在看，研究室的領導選對了三個人：王維澄、滕文生、衛建林。研究室的主任，當時曾設想了兩個對象：王維澄和徐惟誠。最後選定了王。這個人選對了。另外還選了兩個苦力。一個滕文生，一個衛建林。王維澄開始曾想讓建林作為高級研究員，不當副主任，我堅持要讓建林當副主任。滕和衛與王維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雖然難度很大，但起了很好的作用。

    2 鄧小平深諳用人之道

    在組建研究室的過程中，宋平對我說：為了便於幫助他們(王、滕、衛)做工作，給你個什麼名義呢？我說：讓我當個顧問吧。宋平說：是否還可以設想更高一點的名義？我說：有個顧問就行了。我心裡想，能讓我當個顧問也就很好了。

    這種安排報到鄧小平那裡，顧問也不能當。鄧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當了顧問，給新的班子為難啊，新的班子有什麼意見，鄧力群不同意，這不就難辦了嗎！

    這之後不久，先念同志提出建議，讓我去政協當副主席。當時，王任重同志身體不好。機關工作，特別是黨的工作沒人管。這個想法問了鄧小平，鄧力群不當研究室的顧問，是不是讓他到政協去當個副主席，鄧小平倒同意了。我不想去政協，就向陳雲同志報告，請陳雲同志說說話。我確實不想干政協那些事，對做統戰工作，我也不熟悉。陳雲同志幫了忙。先念同志不高興了，他當著我的面說：你大概是嫌官小吧。我倒確實不在乎官大官小的問題，因為那些事非我所長。由此也可以看出來，鄧小平用人有他的考慮。當政協副主席他通得過，一個小單位的顧問，插進一個鄧力群，他就通不過。


六 在煙台談趙紫陽的改革(1)

    1989年8月，我先去青島、威海，然後在煙台休息了一段時間。8月3日、7日、8日、11日，在煙台東山賓館就我所知道、了解的趙紫陽的改革觀，講了4次。是由趙少坪記錄、整理的。現在，我把這幾次談話記錄引在這裡。

    1 八月三日的談話

    趙紫陽同志問題的暴露是在1984年，當時主要是經濟問題。政治思想領域的問題，是1986年中央討論關於精神文明決定開始的。他同胡耀邦同志一起把十二大確定的"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改掉了，用共同理想取而代之。整個決定是他們兩位合作的，反映了他們兩位的思想。

    1986年下半年，全國鬧學潮。胡耀邦同志辭去總書記職務后，趙紫陽任代理總書記。在批評胡耀邦同志的中央生活會上，趙紫陽的發言話不多，但是用語份量很重。

    1987年初，中央成立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胡啟立任組長，李鵬、何東昌同志參加，趙紫陽指導。當時很明顯，他是採取冷的方針。王震同志深感不滿，說既然有冷，也應該有熱嘛，不能只冷不熱吧。當時上海的學生要佔領市政府，上海請示趙紫陽怎麼辦。他說，要佔就讓他們去占。據說有一部分學生確實衝進了市政府大院，費了很大勁才把他們給轉移走了。後來我在上海聽到一種反映，認為中央對學生讓步太多。芮杏文同志是執行趙紫陽意見的，上海一些老同志包括江澤民同志在內，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和做法。

    關於嚴家其的問題

    十三大以前，中央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1986年秋，鮑彤調嚴家其到這個小組任辦公室副主任。當時社會科學院一些同志不同意，反映了他過去一些情況，認為他不宜在此工作。這個消息鮑彤透給了嚴家其，於是嚴寫了一個情況，向鮑彤求援。然後，鮑彤等三人聯名，根據嚴自己的說法，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還講嚴如何守紀律等，為他過去的問題開脫，希望仍然留他在辦公室工作。趙紫陽批送中央幾位同志"閱知"。1987年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后，中央要審查處理一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後來在上報中央的名單中還是把他加上了。到8月份北戴河會議討論名單時趙紫陽提議先討論五個人的處理，其他人以後再討論。後來他就不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了。從此，嚴家其也就被他保護起來：繼續得到重用。

    關於企業領導體制問題

    1983年彭真同志給小平同志寫信，建議實行廠長負責制。他領著袁寶華等同志做了一些調查。調查的結果我記得有這麼一句話：實行廠長負責制，同時要有三個加強。根據這個意見重新修改了三個條例，作為草案發下去了。發下去不久，就來了一個補充通知，補充通知就說廠長全面負責，還有法人代表、中心地位、中心作用。這樣一來，把屬於黨委的那部分權力、職責否定了。以後據此修改企業法，交全國人大通過。1988年，又形成中央9號文件發至全國。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的問題。

    關於所有制的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是近兩年才提出的。好象是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在同弗里德曼的談話中說，企業方面的改革，重點是轉向以公有製為主體的股份制。他還說：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我們要嘗試一下西方國象發展商品經濟一些有效的經營方法。這裡頭表面上看是有前提的，實際上是要用股份制來瓦解公有制，用西方發展商品經濟的方式即西方的市場經濟，來代替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西方的市場經濟搞起來以後，都變成股份制了，還有什麼公有制，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他本人的話不太露骨，可以找一些他欣賞的經濟學家的文章來看看。比如厲以寧，還有什麼人。對溫州私營企業的大發展，我聽他說過，這就是一種模式。

    講到公有制的問題，他有些話說得比較含糊。有一個問題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只允許講二者的共同點，不允許講區別，或者只講西方的市場經濟，認為這就是我們要實行的商品經濟，就是唯一的商品經濟。誰要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共同性，但是又有區別，有特殊性，他就認為是繁瑣哲學，是干擾改革。陳雲同志去年10月8日的八條意見裡頭，很明確地講，他們試行西方的市場經濟，看來困難很大，贊成他們繼續探索，要注意總結經驗。趙紫陽的心思是嚮往西方那一套的。不少同志主張，不能把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領域。對於這種主張，他開頭口頭上也是不贊成的。話來他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弊端或者腐敗現象，正好像資本主義初期的腐敗現象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去年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把這個意思寫進了文件，有人反對，他又改掉了。

    這幾年趙紫陽口裡講的、腦子裡想的商品經濟是什麼？我們要做些分析。概括地講，就是抹煞不同性質商品經濟的區別，特別是抹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出來以後，經濟理論界在房山開了一次會，會上有兩派，一派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有區別的，各有特殊性，儘管有共同的地方，這一派佔少數；另一派就講，重點應該看到兩者之間的共同性。

    關於十年改革理論討論會

    1988年年底，中宣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在醞釀過程中間，有人提出一個問題，說為什麼不把這個會延伸到建國四十周年時召開，回顧總結四十年的經驗教訓，討論理論上的是非。趙紫陽聽了這個意見以後表示，四十年中，"大躍進"做了結論，十年"文化大革命"做了結論，問題大的是"三大改造"。他說，按照他的設想，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可以不搞，"三大改造"都可以不搞，現在講五種經濟成份，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集體經濟，國營經濟，中外合資、獨資，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原話可以查查。

    有位學者今年在《理論動態》上發表文章就講了這樣的意見。理論界一直有人講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毛主席當時把新民主主義作為整個一個時期，不像列寧所說的，民主革命勝利之日起就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有一個新的說法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由此提出批評關於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毛主席當時的解釋，認為沒收官僚資本，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步驟，民主革命結束，即進入了社會主義。到了1961年，又不再延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法，而是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三大改造"，然後過渡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前幾年張顯揚就講，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三大改造"搞早了。

    另外一個意見叫做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個充分發展的時期。那就不叫新民主主義時期，而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允許有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套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那句話：中國吃虧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太多，而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然後從這個話引伸出中國應該有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趙紫陽後來這一套，就是補這方面的課，不是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是過渡到資本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再認識、社會主義再認識，認識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壞，因此，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搞資本主義。這些觀點趙紫陽講得不夠系統，也不夠明白，但是理論界有一些人講得是系統的、明白的。

    1986年2月，秦柳方同志寫過一封信。附了幾篇文章，列印後分送喬木等幾位同志和我。喬木同志當時住在醫院，收到秦柳方的信以後寫了幾句話："耀邦、紫陽、啟立、厚澤同志：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來一信反映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作為一家之言，還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繩同志，故不再報。原附件較多，從略。"趙紫陽看到這封信，批了幾句話：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

    批評要慎重，但是允許不允許批評？探索要大膽，要不要馬克思主義指導？要不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趙的批示，實際上為經濟理論方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同他支持《世界經濟導報》就一致起來了。《世界經濟導報》實際上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主要陣地。他親口給我講，他喜歡看這個報紙，也經常注意這個報紙的言論。這些人受到他的保護，特意給他們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因此，才這樣肆無忌憚地宣傳和提倡西方經濟學的那一套，狂熱地攻擊馬克思主義、吹噓資本主義。這樣一些觀點，這樣一些文章，這樣一些著作，比耀邦同志時候更加暢行無阻，這樣一些人物，比耀邦同志時候更加活躍。還有鮑彤下面的幾個研究所。《世界經濟導報》開了頭，比較突出的還有《經濟學周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許多報刊競相發表他們的言論。還有一些演講和座談會。他們俘虜、信用實際上是害了一批搞經濟學的中青年同志。近一兩年來，在趙紫陽的支持、縱容下，這種自由化思潮的泛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關於企業家階層

    近年來。趙紫陽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談什麼企業家、企業家階層，說企業家階層應該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們從來不談工人階級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風險承包的後果，現在比較明顯了。現在已經達到了這麼一個程度，廠長(經理)的人身都得不到安全了，自己要帶武器，帶警棒，請保鏢。廠長(經理)被殺的事件經常出現。這說明存在一種尖銳對立的關係。他們的所謂企業家，實際上是他們著力培植的資本家。

    趙紫陽同弗里德曼的談話是一個標誌。弗說，中國的改革關鍵是給趙紫陽充分授權。他按著趙的意思，說如果一個領導人沒有被充分授權，很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弗所謂授權要辦的事，就是六個字，即「自由、市場、私有」，中國的出路就這六個字。那就是美國式。他對我國現行的東西都不贊成，對趙紫陽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只贊成後半句話。我們管理外匯他不贊成，控制物價也不贊成。弗回去以後，在斯坦福大學講了一篇話。登在香港的雜誌上。當時陪弗里德曼見趙紫陽的一個叫張五常的教授，寫過幾篇文章，認為弗與趙的觀點是一致的。

    關於黨政分開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以後，研討過程中定了一些東西，或者布置實施的一些東西，如企業法、黨政分開。黨政分開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我提過不同意見，沒有採納，我也不說了。先念同志不贊成提黨政分開。問題還在於怎麼執行。現在各部黨組都取消了，包括省一級的，撤銷黨組究競結果怎麼樣，今天以前沒有人說話，趙紫陽問題出來以後，估計會有同志說話的。到底怎麼提法好，怎麼貫徹執行妥當，需要進行調查研究。

    2 八月七日的談話

    現在有人給趙紫陽概括了三句話：思想自由化，經濟私有化，政治多元化。這三句話概括得有點道理。1987年批評耀邦同志，他說耀邦同志的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耀邦是主張搞自由化的，他是反對自由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分歧，產生了不同意見。現在看來實際上趙紫陽不過是利用這個機會，利用這個口實，達到權力轉移的目的。嚴家其說，他們反對非程序的權力轉移。他們是反對轉移趙紫陽的權力，主張把李鵬同志的權力轉移給趙，甚至主張把小平同志的權力轉移給他們。總之，趙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力，原先說要反對，後來又接受下來，保護下來，目的都是為了他來掌握權力。有人講，趙紫陽是個機會主義者，這個話有一定的道理。

    十三大原來準備有兩個報告，小平同志出題目，由趙紫陽講建設和改革，耀邦作政治報告。耀邦出問題后，只搞一個報告了。本來耀邦那個班子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不工作，等著解散了。趙紫陽給我說，鄭必堅同志向他請示，我們的工作還做不做。趙紫陽說，你們搞了一陣子，總算有了一個成果嘛。後來就把這個攤子合到鮑彤那個攤子里去了。

    趙紫陽思想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元化，從他的方向、趨勢或者說要走的道路來講，「三化」歸總到西方化。但到他垮台為止，走到一個什麼程度，這需要研究。他的錯誤的後果非常嚴重，使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證明他那條路走不通，失去黨心民心，導致他的失敗。但是，他終究幹了許多年。這確實值得研究。他不是一步走向垮台的，中間步步高升，走到頂峰，然後走下坡路。十三大的開幕登基，《河殤》說是什麼「新紀元」。這是他政治上的頂峰時期，從那以後就走下坡路子。趙紫陽1980年由地方調到中央，到垮台，前後十年。他的問題可劃分為兩段來研究：1980年到1986年為一段，1987年耀邦同志下去到他垮台為一段。

    趙紫陽自上來到垮台，就不只是對這些搞自由化的人寬容的問題，不只是保護傘問題，而且還加以提拔、重用，讓他們形成氣候，形成勢力。原因之一在於趙的一些觀點也是自由化的觀點。比如他關於文藝的方針叫「少干預」，完全是虛偽的，他喜歡的就支持，他不喜歡的就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制止、打擊、壓制。《河殤》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非要宣傳部管文藝的賀敬之下來，連理論、文藝兩個局的局長，他也親自過問。非把他們調出中宣部不可。另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名自己信任的人到中宣部當主管文藝的副部長。這裡頭確實反映了不同的傾向。

    在同耀邦同志爭論的時候，趙紫陽確實支持過我，就是反對精神污染髮生不同意見那一段。他支持我的目的，是要排除他登基的障礙，待他登上基，位子坐穩了，就不能容忍一個在他認為是找他麻煩、不會完全屈服於他的意見的人，想盡辦法得把這個人搞掉。

    趙紫陽在一次宣傳部長會議上說，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現在還搞不清楚。他還說，就拿社會主義來說，蘇聯斯大林的搞法是一種，戈爾巴喬夫是一種，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又是一種，我們五十年代是_種，"文化大革命"是一種，現在又是一種。這樣一說，社會主義就沒有一個確定的東西。在這種根本問題上，他同耀邦確實不一樣。他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只有一個否定黨的領導。他要的黨的領導，就是趙紫陽的領導，有了權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當然可以不問姓社姓資。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核心是取消社會主義。他代替耀邦以後，在思想自由化的問題上，比耀邦時候走得更遠。所以後來耀邦不服氣，不是沒有道理的：你批評我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代替我，你乾的這兩年比我幹得更凶了。

    美國人艾奇遜講，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對他們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養。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有毛病，但趙紫陽是從各個角落、各個方面來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使極端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泛濫成災。

    3 八月八日的談話

    趙紫陽搞經濟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變的。先是局部，然後一個方面、一個方面地擴展，到後來很明顯是企圖實現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但是，也不能說他已經實現了，如果北京不發生這場風波，他還會往前走，繼續推行他那一套。我們的黨和人民，終究是不會同意他那樣搞下去的，但是從他來講，看樣子不會回頭。

    不能說他一到北京就這麼搞，更不能說他一參加工作就抱著這種目的。因為沒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還搞不清楚。他來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繞開水路走旱路」。他這時還沒有明白地支持包產到戶。1980年初，安徽、甘肅省委支持搞包產到戶。趙紫陽在四川搞了六個工廠的試點。據吳波同志講，他這個改革無非是從上交的財政中，挖出一塊來給企業留成。這有助於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到1979年，陳雲同志提出經濟調整，小平同志同意。當時華國鋒強調發展，後來這個問題不提了，他就強調改革。

    那一年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趙紫陽發表了兩次意見，支持經濟調整的方針，說要發展也得首先調整，不調整好不能發展，更不能繼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調整是關鍵。我們堅持既是關鍵，又是中心。華國鋒講，有了關鍵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後形成八字方針，通過了一個會議紀要。後來，先念同志在人代會有個報告。

    這次，應該說趙紫陽起了好作用。

    趙紫陽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總理。八字方針通過後，實際上這次經濟的調整沒有調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小平、陳雲、先念同志和趙紫陽都講了話。會議決定經濟上要進一步調整，政治上要維護安定團結，才真正把調整的方針落實了。就在那次會上，陳雲同志聽了趙紫陽的發言以後說，現在開始，算是說"北京話"了，來到北京就要說"北京話"。

    回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第一個農村工作的文件。這個文件，對農村實行聯戶承包責任制，算是開了一個頭，確定在全國三種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這是趙紫陽和另外幾位同志提議的。文件由胡喬木主持起草。三種地區，即貧困地區、邊區、人口分散的地區。

    1980年底的經濟調整算是真正落實了，按房維中的意見，那年的調整，爭得了三年的發展，計劃叫做保四增五，實際達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贏得了1981-83年三年經濟的正常發展。到了1984年底，經濟上就又開始冒了。中間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批評耀邦的經濟觀點。

    這場爭論從十二大準備工作開始到十二大開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結束。姚依林、宋平、房維中寫信，反映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小平、陳雲、先念同志分別找趙紫陽、胡耀邦、胡喬木談話，又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點名批評耀邦。在發展速度問題上，當時趙紫陽還算頭腦清醒，說我們的經濟，歷史上都是這樣，發展兩年，好的時候，頭腦就發熱，要猛上，結果又來一次調整，經過整頓，日子好一點，頭腦又發熱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果，是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經濟的決策權從耀邦轉到趙的手裡。這對耀邦是一個抑制，對趙是一個支持。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1984年。許多同志說，農村也好，城鎮也好，十年中間，1984年為黃金年。1984年以後開始走下坡路，問題就多起來了。

    1984年以前，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在農村。農村即過去講的休養生息的三條：減免農民一點負擔，增加一點糧食進口，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些政策的實行，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從長遠的外部生產條件來講，全國農村經過過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堅持的水利建設，在生產責任制實行以後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上述的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和農田水利建設，即使實行包產到戶，也發揮不了那麼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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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4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時候，我當時提了一條意見，包產到戶要實行，但是一定要堅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後來杜潤生他們吸收了這個意見。他們的提法，叫統分結合。實際上，有的原來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了統分結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沒有統，拖拉機分了，社辦企業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集體財產也分光了。這幾年我到湖南、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他們都這樣講，凡是實行聯產承包制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後來普遍好，沒有堅持集體經濟的，現在發展慢。

    當時還提出扶助重點戶、專業戶。重點戶、專業戶敢於帶頭冒尖，在這點上起了某些好作用。農村貸款都來搶，重點是貸給這些人了。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農村僱工。這是必然的。因為一方面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一方面生產資金集中，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貧富不均。當時如果不允許僱工，是不對的，實際上也禁不住。問題是怎麼引導，怎麼管理，用時髦的話，叫政策導向。趙紫陽說，不超過七個人的界限，兩個幫工，五個學徒，七個人以內的不叫僱工。。他這個意見倒是比耀邦的意見還接近現實一點，而耀邦、萬里二位都不主張對僱工人數加以限制。有一次趙紫陽在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從生產上來講，不可能形成美國、歐洲那種大規模農業經營資本家，我們的生產還達不到這種程度，如果在農村出現了數量很多的僱工，一個是不利，一個是不可能。

    城市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加上我們財政、信貸方而的扶持和幫助，這幾年城市裡的個體戶大發展，僱工的人也就跟著多起來了。在當時，這也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城市個體戶的僱工人數，沒有受這七個人的數量限制，到1981年底、1982年春超過七人以上的僱工戶，到處出現了。這時他們提出允許超過八個人。我當時表示同意，但提出不公開宣傳報道。我轉張雲聲同志那封信的目的，是想讓他們知道一下黨內有不同的意見。

    後來小平同志說：看了幾年了，到了該處理的時候了。趙紫陽只是提倡經過稅收等辦法，把他們的利潤收入的主要部分用於擴大再生產，限制他們把這些錢用於生活消費。這怎麼能限制得住呢？實際上辦不到。到這個時候為止，還不承認，超過七個人是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趙紫陽更不承認。

    到了十三大的報告，才把這部分人從個體經濟里區分出來，叫私營經濟。私營經濟裡頭有雇傭關係，但不承認是剝削關係，也不承認有剝削收入，把剝削收入叫做非勞動收入。加上這幾年價格的雙軌制，流通領域裡的混亂，個體戶、私營者大發橫財，流氓無產者變成流氓資產者，新的資產者出現了。但是這些人，看他們的出身、經歷、現狀，他們的積累過程、發財過程和前途，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許多人是違法致富，靠挖社會主義牆腳致富。萬潤南就是一個典型。他所以那樣支持學潮、拿出幾十萬元資金，原因就在於此。

    在我們的合資企業中間，有的人接受人家的回扣，接受人家的賄賂，從中得到很多好處的，替外國人出了大力。有同志說，他們是新條件下的買辦。

    這幾年提倡形成企業家集團、企業家階層，提倡他們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不是通過付出艱辛勞動為社會做貢獻，真正發展生產，而是通過租賃、變賣、兼并，個人風險承包什麼的，一年下來拿幾十萬元。大中型企業好一點。特別是小企業，出了一批收入大大高於職工的新企業家，關係緊張得很，他們培植親信，拉幫結派，發展到建國以來從來沒有的程度。有的廠長、經理自備手槍、警棍，雇傭私人保鏢。

    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提出經營權、所有權分離。這是趙紫陽從保加利亞抄來的。在此基礎上有了企業法。但是還認為所有權不明確，產權不明確，出來一個股份化。關於這個問題，王夢奎那篇文章作了一點分析。確實不能一概反對，因為股份化有各種各樣，如農民集資辦一個企業，聯合企業摻股，既有國家的，也有個人集資的。他們的著眼點，是要把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股份化。開始是說，工人有錢的買股票，沒有錢的就不買。夢奎的文章說，這就把工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有股票，大多數人沒有。弗里德曼的辦法，就是把企業分給全國的人、每人都有股份。這樣，就算產權明確了，還得成立一個管理機構，即董事會。事實上，不可能每一個有股票的人都有參加董事會的權力，還是股份多的人壟斷這個企業和那個企業。這同西方的"人民資本主義"有什麼區別？在美國，這種辦法也行不通。"去年耀邦在長沙還同我說，一有股票，就要同股票交易所連起來，股票一上市，我買了：這張股票，我就成了這個廠的股東之一，賣出去就不是了。持有較多股票就成了食利階級了。這樣走下去，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趙紫陽開始想在企業實行這一套，沒有走通。

    1981年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用了陳雲同志那句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3年準備政府工作報告的幾次會議上，趙紫陽叫查憲法對於陳雲同志那個提法是怎麼樣表述的。查的結果，原文不同，但還是那個意思。他說，要把"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提法搞掉。

    他1983年到法國訪問前後說，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調控的辦法即指導性計劃的地住要越來越高，指令性計劃的地位要越來越低。所謂指導性計劃，即充分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價格、稅收、信貸、財政，包括必要的國家行政干預。這個說法改變了十二大報告中的有關提法。

    趙紫陽如此強調市場的作用，是違背十二大決定的。市場，有生產資料市場、資金市場、技術市場，也要有勞動力市場，即所謂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市場的提法，我反對過一次。據說宋平同志又反對了一次。後來還是寫上了。曾經有兩種表述方法，一種叫勞動力市場，一種叫勞務市場。趙紫陽這樣突出市場的作用，到後來就形成十三犬提法，即「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他提出的調控市場，同「包字進城」以及財政上的分灶吃飯，是互相抵觸的。實行財政的分灶吃飯，企業的承包制，勢必造成各自封鎖、行業封鎖、地區封鎖，我競爭不過你，就不讓你的好東西到我這個地區來，我要保護我的東西，在我這個市場裡頭實行各種優待。這一套同多年以來宣傳的「赤字無害論」、「通貨膨脹有益論」，造成票子越發越多。據馬洪同志說，這是趙紫陽提出來的。可能是1982年，張勁夫同志介紹上海一貨幣專家給他，談了一次話。那個人講：羅斯福新政，增加支出，搞各種各樣的工程，增加票子，增加社會購買力，票子發行很多，通貨膨脹很厲害，國民經濟在大混亂以後，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就穩定了。趙也想搞一年漲價，增加票子發行，認為一年以後就可以穩定。他要大家研究羅斯福新政。當時我們幾個根據簡單的分析，指出那時的羅斯福新政同我們情況完全兩樣，他那裡是消費過度萎縮，供大於求，我們是供不應求。他以後不再提了。

    1984年，發現社會購買力大，供應跟不上，趙就提出積壓外匯不尉用浪費，不要有錢不會花，結果花掉了國庫積累的近12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來購買高檔消費品，包括高級小汽車，最後，外匯只剩下25億，據統計局材料上說，實際上國庫只有5億美元，其他20億是帳面上有，而國庫里沒有。海南省汽車大案就是趙紫陽批准的。在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時，只提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同意，只說是任仲夷的秘書辦的。據說，這一案就七萬多輛小汽車。

    有人算了一筆帳，十年我們內債合起來近3000億，外債目前420多億美金，按3.7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計，也有1500多億元人民幣。內外債合起來約有4500多億元。今年內債進入還債高峰，外債到1992年進入還債高峰。房維中同志說，我們靠4000-5000億的內外債，維持了虛假的繁榮。

    何均同志告訴我一個例子。國民黨四大家族的形成，主要是抗戰結束以後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內有些暴發戶，包括搞這個公司、那個公司的，也是這樣富起來的。。發生通貨膨脹老百姓吃虧，他們發橫財。

    同弗里德曼談話以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應該是明朗化了。至於他終於沒有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也考慮到能不能通得過，在什麼情況下說到什麼程度。過去有什麼意見還送小平、陳雲、先念同志看。他公開發表的東西，同在小範圍里說的往往不一樣。正式場合是一個說法，私下談又是一個說法。1984年用掉120億美元，就沒有通過老同志，是他在北戴河決定辦的。

    去年初，本來的提法叫穩定經濟，又加了一個發展經濟，然後出來「改革總攬全局」。三、四月份，兩頭在外、大循環，年中又提出闖關，九月以後治理、整頓、深化。到處出現搶購，不得不治理整頓。他在三中全會上，對幾年來經濟上的問題，只承認「見事遲，抓得晚」。實際上，去年下半年，他又提出反對走歷史老路，他下面那些人也紛紛鼓噪，反對治理整頓，說治理整頓就是走歷史老路。本來，李鵬同志今年春天在政府報告中準備講多年來的失誤，趙堅決反對，只講了本屆政府即一年多一點時間裡的失誤，但趙紫陽也不贊成。今年的人代會，代表們對李鵬同志報告印象比較好，認為態度比較誠懇，還作了自我批評。小組會上，代表們紛紛對趙紫陽提出批評，認為主要責任在趙紫陽，而趙紫陽卻不吭聲。他對李鵬同志不高興，到耀邦同志去世，他就把污水潑到李鵬同志身上。學潮開頭，什麼人都罵，可以說是亂箭齊發。4月18日晚，一衝新華門，從此矛頭集中指向李鵬。提出讓李鵬同志出來對話，不出來就打倒。4月22日上午，有人造謠說李鵬答應在中午出來接見學生。這也是為了挑動學生反李鵬。

    小平同志這次講得好，說有些人的所謂改革是搞資本主義化。有同志說，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他們確實要按照他們那一套來改，我們是完善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是互相排斥的，還是相容的？核心的問題是實行計劃經濟能否自覺地遵守價值規律。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而價值規律只能夠盲目地、自發地起作用，不能自覺地調節。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就拿日本來講，他們有四大鋼鐵公司，年產量4000一5000萬噸，公司下面各有幾個大鋼廠，完全是搞商品生產，產品不僅在國內銷售，也在國際上銷售。這類公司的商品生產，計劃非常嚴密，你既不能少生產，也不能多生產，總公司對下面的各個分公司莫不如此。這個妨礙不妨礙遵守價值規律？根本沒有妨礙，相反，他們根據計劃，自覺地按照價值規律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他們的跨國公司比我們的計劃性還強。不能認為他們的計劃可以運用價值規律，而我們就不可以，這沒有道理。他們的信息，國內國外都比較快，這比我們進步。我們不僅信息不快，還相互封鎖，在這方面確實不如日本。


    4 八月十一日的談話

    經濟私有化還包括一個重要的內容，耀邦也好，趙紫陽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評「一切向錢看」。他們自己的講話、文章裡頭一直避而不談，別人的講話，經過他們的手，也往往把這個話勾去，尤其是鄧小平同志的講話。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科技會上的即席講話，批判了"一切向錢看"和它造成的後果。這個講話，是我讓吳明瑜整理的，他把批評"一切向錢看"的話刪掉了。吳明瑜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和耀邦、趙紫陽一致。後來出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確定收入這篇講話，我照錄音稿補上了反對"一切向錢看"這一段，並且報告小平同志，說過去公開發表時沒有整理進去，現在根據錄音稿加上了，他同意。

    1986年討論精神文明決定，喬木就這個問題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趙紫陽、李鵬、姚依林、田紀雲。李鵬、姚依林同志批了，李鵬說，這個問題很重要，要討論一次。信傳到田紀雲同志那裡，在一次會上，他講了一段話，聽不出來是反對還是贊成"一切向錢看"。趙紫陽插話講，"一切向錢看"這個提法，贊成或是反對，不容易說清楚。他說，商品經濟，一切都要通過貨幣，都要經過貨幣單位進行計算，這個是不是向錢看，如果不是向錢看，那麼什麼是向錢看，這個界限難划。耀邦當時沒有說話。這個問題後來沒有展開討論。

    這個問題還涉及到生產的目的，這也是長期以來討論未決的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一樣還是不一樣？中央黨校內部有過一個爭論，有人認為，在宏觀上講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可是從微觀看，從一個具體的企業來講，就不能不以盈利多少為目的，如果以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為目的，經營就會很困難。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不論從宏觀、微觀看，目的都應該是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應該成為我們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大邱庄有四句話，即"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于光遠對此大加宣揚。1987年中顧委召開批評于光遠的生活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同他爭論，他還堅持自己的看法。四中全會以後，許立群同志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里，不點名地批評了于光遠。與此相聯繫，實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許多事情都要有償服務。大中小學的教師要搞創收，瀰漫一時。這種說法和做法滲透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以致於後來香港人都看不慣了，說大陸一切向錢看太可怕了。有些資本家說，我們一切向錢看是為了經商，比大陸的一切向錢看還看得遠一點，大陸所到之處可以說無錢就辦不成事，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可以辦。有一次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耀邦好像忽然有所發現，說香港人都反對我們一切向錢看。這裡頭包括回扣一類的事，如商務談判，個人得了一點小利，而國家吃了大虧。趙紫陽說出一個道理來，說鄉鎮企業不行賄，原料分配不到，沒有條件搞活生產經營活動怎麼辦。就在趙紫陽籠而統之發展商品生產的大題目下，1987年以來的幾年中，這種風越吹越厲害，拜金主義、商品貨幣拜物教這一套思想、這一套做法，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

    十三大的初級階段理論出來以後，有人以十三大這個初級階段理論為依據，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叫超階段，大公無私叫超階段。有人說，初級階段，坑蒙拐騙。我們的部隊是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軍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那種壞風氣影響下，有些戰士服役期間就算帳，在部隊服役這幾年少掙多少錢，不服役又多掙多少錢，甚至《血染的風采》的演唱者，開頭很好，後來不給多少錢不唱。報紙上就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借著所謂觀念更新，我們一些優良傳統，我們黨的性質、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共產黨員的權利和義務，社會上的好人好事，凡是和「一切向錢看」思想相抵觸的，都受到挖苦、諷刺。

    整黨時提出一個正確的命題：商品交換要遵守等價交換原則，但這個原則不能引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黨的政治生活。最早提出這個意見的是薄老和胡啟立，本來這是對的。到了1986年特別是1987年以後，這種觀點反而受到批判。要求不僅經濟領域商品交換要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一切領域包括政治生活領域、思想工作領域，都要普遍地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在書記處研究室整黨中間，我們批評了林京躍的那句話：認錢不認權，這是一個觀念上的進步。這是他在深圳的一次座談會上提的，說過去是認權不認錢，或者認人不認錢，現在商品經濟發展以後，就得認錢不認權。認錢不認人。

    關於按勞分配原則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是清楚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當然應該是按勞分配。但共產黨員、先進分子不能以按勞分配為最高理想和自己行為的準則。喬木在這個問題上說了幾句話，認為我們應遵守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但共產黨員、先進分子不能僅把按勞分配當成我們的理想，我們的理想更遠大。如果不是這樣，很多問題無法解釋，比如捨身救人你怎麼按勞取酬？英勇犧牲怎麼按勞取酬？"虧了我一個，幸福十億人"又怎麼等價交換？近年來黨內外有很多謬論、怪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觀念的演變，把我們共產主義思想的原則，以及我們多年形成的優良品德、優良傳統，在所謂適應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觀念更新"的借口下，一個一個地否定掉了。好一點的思想，好一點的觀點，好一點的新聞，都不是受到稱讚，而是受到諷刺、批評、壓制。舊社會裡頭那些醜惡現象重新泛濫，與"一切向錢看"等壞思想美系很大。干這些壞事兩個結果，一個是好的價值觀念維持下來了，那我們兩方面都能成功，一個是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物質繁榮了，可價值觀念丟得一乾二淨，這個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我當時感到，他這個問題提得不錯。這幾年，他實際上是追求后一種結果。1988年初，我去湖北出席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第四次年會。基層幹部在會上普遍有這麼一種反映，思想政治工作每"改革"一次，就糟踏一次我們的黨。他們所講的，主要是指黨組織在企業的地位。他們講這幾年企業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次一次貶低黨組織，一直貶低到1988年黨組織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毫無地位了，思想政治工作誰也不想做、也很難做了。

    在這幾年中，確實有些人以「改革」名義鼓吹私有化。吳樹青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小平同志6月9日的講話，講清楚了這個問題，說有些人的改革是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同我們的改革不一樣。如果說私有制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分子或者說流氓資產者的出現，目前還只是局部現象，那麼，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資產階級的一套確實已經瀰漫中國，滲透到廣泛的方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用趙紫陽的話來說，成了"主旋律"。這幾年的報紙刊物，大量刊登他的所謂智囊人物和一些理論家的文章，宣傳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文化理論，宣傳資本主義社會流行的腐朽的人生觀、世界觀。人們從不同的方面表現出對現狀的不滿。有人佔了社會主義的便宜，挖了社會主義的牆腳，靠賣社會主義出了名，發了財，但是越來越仇恨共產黨，總嫌棄為什麼不徹底放棄社會主義。更多的人是由於出現對反社會主義現象鬥爭不力，由於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做法侵害了他們的實際利益，也有一肚子意見。這后一種人中，出現了許多在關鍵時刻挺身出來維護黨、維護社會主義的人。

    關於政治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化

    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階級分析理論，多年來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歪曲、誣衊、攻擊。1981年，《歷史問題決議》對我國社會現階段階級鬥爭狀況做出了科學論斷。但是那以後八年中很少重提、很少宣傳。小平同志這次講，動亂暴亂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的產物，是必然到來的。這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1983年，小平同志講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我做了一點自己的解釋。其中說到，如果將來一國兩制實現了，我們所面對的鬥爭是什麼形式，我們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關係？我們同香港、澳門的關係是什麼關係？面向世界，世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大多數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當然要同他們交往，交往中間，資產階級會怎樣對待我們，我們又該怎樣對待他們？這些話，是別人不講的。

    我一直在思考，現階段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的狀況怎麼樣，顯示出一種什麼動向。這次北京發生動亂暴亂，使首都險象環生，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天安門廣場可能會被他們繼續佔領下去，北京以至全國的亂子會越鬧越凶。我們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裝，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那麼快地發揮了那麼大的作用。不用階級鬥爭的學說，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這些問題沒法解釋。國際的階級鬥爭形式同我們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式不完全一樣，往往採取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形式，歸根到底取決於某個國家的領導階級及其政策的階級性質。籠而統之，說什麼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只能說明國籍，如果不做分析，見到誰都是一樣的朋友，來訪者都是一樣的朋友，只剩下一句空泛的「讓世界充滿愛」，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但是要什麼樣的和平和發展，以什麼為代價的和平和發展，實在大不一樣。新華社編的《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一書，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會主義國家；是一點不合糊的。這本書所收材料還不夠：如布熱津斯基《共產主義大潰敗》一書，甚至可以全文翻譯出來，作為黨內的一份反面教材。

    他們這套東西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是沒有市場，而是頗有市場，欣賞宣揚者大有人在，甚至包括我們的高級幹部。要用大量的反面教材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首先是中高級幹部。這可以使我們的同志頭腦清醒。像毛主席講的，我們決不能閉目塞聽，把枕頭塞得高高的，認為世界上什麼壞事情都沒有了。人家哪一天都沒有忘記，一時一刻都沒有忘記竭力實現他們的戰略思想。他們這些東西帶有欺騙性。資產階級長期以來用一種抽象的貌似代表全社會利益的思想形式，來偷運和實現他們具有特定階級內容的政策。這一點，確實比我們那些搞教條主義的人高明。講階級鬥爭，往往扳起面孔，缺少具體分析，不善於分析隨著時代發展而出現的新內容、新特點。這次的風波，他們撕下了偽裝，就使我們認識他們的面貌，有了一個好機會o=美國當局和一批反共反華政客，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套伎倆、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這是他們和平演變策略的一次大暴露。香港、台灣一些人也用同樣的辦法。港台一些人在天安門廣場內外的表演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黨內部有他們的代理人。這些人真正是裡通外國，在政治上、思想上配合得極其默契。弗里德曼同趙紫陽的談話，在政治上、思想上那麼心心相印，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幾年也不講修正主義了。毛主席反對修正主義，在內部來講，搞錯了。對赫魯曉夫，現在，蘇聯當局幾乎全面肯定他。恐怕需要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我們當時反對他，許多共產黨也反對他，說他是修正主義。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究竟還存在不存在階級和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他們國內的階級矛盾和鬥爭表現是什麼形式，都需要研究。在我們國內，問題更突出，甚至連階級鬥爭的學說，有人都認為是過時的。于光遠講，「古典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我們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建設的馬克思主義」，實質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包括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在今天過時了。去年還出現了一種所謂馬克思主義主題轉換論，也是宣傳類似的錯誤論調。

    政治上的多元化，以經濟上的多元化為基礎。其根據是，既然我們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就不是一元的。這種經濟上的多元化，就導致政治上的多元化。有經濟的多元化，也有利益的多元化。然後，就有「不同利益集團」一類用語，代替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用語，取消階級分析方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理論：既然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就有代表這個集團的理論，就形成這個集團的政治要求，因此，不能不實行政治上的多元化。溫元凱說過，他要成立一個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聯合會，自薦會長，充當他們政治上的代言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有人成為他們政治上的代言人，替他們說話。這是再次得到證明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

    新聞界、理論界不少人大聲疾呼，中國要造就一個企業家階層，他們應該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擁有特殊的利益，等等。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家，不能籠統地、抽象地講企業家。他們所講的，就是要使我們的企業家包括全民所有制裡面的企業家，成為一個集團，作為一個階層，高於正人之上，還要求政治上和法律上保護他們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有人認為，有了一批私營企業家，還要在公有制企業里培養一批企業家。這些人不是同企業和工人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不是同一個階級內部的不同分工，而是從工人中分化出一批人，成為一個壓在工人階級頭上的階層。從1979年開始，鮑彤、吳明瑜這些人就無限誇大知識分子的作用，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中最優秀、最先進的部分。講了幾年，沒有多少市場，連耀邦同志都不同意。那時曾讓他們搞一個知識分子問題的決定，他們把這個觀點加進去，耀邦沒有通過。這幾年，又說知識分子是社會、時代的精英，是歷來領導社會向前發展的力量，搞什麼"精英民主」、"精英政治"等活動。實際上，所謂精英，只是他們那些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少數人。他們想成為我們整個國家的領導力量。這次在天安門動亂暴亂中，他們是起作用最大最明顯最惡劣的一部分人。他們要奪權，搞了一場未遂政變。

    曾經有一篇文章，說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幾十年，知識分子是社會上獨立的主體力量。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麼為工農服務、同、工農結合的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承認，耀邦那篇關於青年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講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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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4
對外交往的問題

    現在，確實出現了相當一些吃外國人飯、替外國辦事、幫外國人說話的中國人。其中有少數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變成外國人在中國的代理人。在我們的幹部子弟中，說某某人在國外的存款高達上億美元，這顯然是謊言。但是，同外國人交往，接受賄賂，把錢存在外國銀行的人恐怕不是個別的。不能說已經形成一個買辦階級，但他們的確是新時代的洋奴。出現趙紫陽這麼一個人物，確實有社會基礎。他也在培養支持和發展這個社會基礎，自己則成為這個基礎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給我講，他給陳雲同志說過，「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同志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動亂和暴亂，以趙紫陽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黨內的、社會上的反對派。要根據這樣一個社會情況和黨內情況，來檢驗趙紫陽在黨的建設、思想政治工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上的講話、文章、批示，不能說每一句話都不對，但從總的看，可以看出他想把黨建設成一個什麼樣的黨，把黨引導到什麼地方去。

    歸結起來，私有化、多元化，還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過去的認識，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是思想問題，只是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問題。趙紫陽也特別警惕，說經濟領域裡頭反對自由化可要慎重，三番兩次禁止反對經濟理論方面的種種自由化的言論。1983年，小平同志講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作為一個政策來說，當時這樣講完全正確。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從來不說，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只是在思想領域、政治領域，而不涉及經濟領域。實際上，他的影響當然也不是限于思想領域，對經濟領域也同樣有很大的影響。自由化已經不只是坐而論道，不只是思想理論領域的問題，而是變成政治實踐、政治行動了。

    美國的所謂和平演變政策，拿艾奇遜最早的說法，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還要通過這些人來培養一批新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表面上看，他們好象只是一個一個，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了這批人，正如主席說的，他們就要用自己的思想來改造世界的面貌，改變國家的面貌。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批人成為一股社會力量，就要起來鬧事，在政治、經濟、思想領域的各個方面鬧事，把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從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看出一個特點，即所謂"精英"同地痞流氓相結合，然後動武。放鬆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寧所講的，你不向黨員、向人民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就會接受那種思想的影響。在這方面，毛主席有些話還是真理。每一個階級，無論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者封建階級，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頑強地表現自己。削弱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發性，馬克思主義不去領導他，人家就去領導。青年人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本來很多人在中學時期不錯，一考上大學就變了。爭奪青年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確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西方一些人寄希望於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說部分地實現了。在匈牙利、波蘭實現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趙紫陽不讓我們批評經濟理論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結果人家就擴大陣地，擴大影響、他一提出，改革進入新階段，必然要改變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許不同政見的合法存在，允許反對派的合法存在。耀邦的去世，本來搞悼念活動，結果"精英"在那裡鬧事，就改變了你的悼念活動。本來開個追悼會寄託哀思，他們卻提出，要為耀邦平反，要為在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被打擊的人平反。那就是要改變歷史。說準確一點，他們借口為被打擊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污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這類錯誤傾向的人，統統在他們的旗幟下團結起來。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把不應劃為右派的許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為右派，後來平反又擴大化，確應定為右派的少數人也平反了。鄧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確的。例如戈揚這類人，過去確實是右派，現在還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文化大革命"時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銘。有的老同志說，我們這些人，有些人"文化大革命"是挨整的對象，現在仍然還是挨整的對象，那時說我們右，現在又說我們"左"，我們被批為一貫錯誤，批我們的人，當時正確，現在還正確，實在奇怪。

    我同趙紫陽爭論的次數不少，其中最尖銳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我的出發點完全是好意。他說，十二大以來，一直講在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存在多種經濟成份和經營形式，他主張改稱為多種所有制形式。我覺得無所謂，經濟成份，經濟形式，所有制形式，無非是對同一問題的幾種提法。後來他講到發展商品經濟這一段，我記得其中有一句話，他說，"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還講了其他一些話。我說，前面講了，多種所有制形式，後面講發展商品經濟時只說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前後不能呼應。我說，這種提法可能導致兩種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都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另一種理解，我們要發展的商品經濟只限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了前後銜接，應在提法上加以區別。是否可以說，發展商品經濟，主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他一聽這個話，馬上就火了，說你這是在搞繁瑣哲學，結果就要干擾改革開放。我說，我不同意你這個看法，我剛才講得非常明白，你的這個定義式的斷語，同你前面的說法不一致，兩種理解中不管哪一種都不對，我們現在不能只允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而不允許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也不能把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統統叫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時萬里同志插進來幫腔說，我知道，你同胡喬木都不贊成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提法，胡喬木甚至說這種劃分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萬里講的時候火氣不小，聲音很大。我說，我們在這樣的會上不要發脾氣，發脾氣不利於解決問題，還是心平氣和地講道理好。這樣一說，萬就不吭聲了。後來我就此問題又同趙紫陽繼續爭論，爭了約有20分鐘。耀邦在一邊聽，不搭腔。我同趙紫陽爭的結果，還是他妥協。他說，好吧，好吧，發展商品經濟從總體來說，是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我說有了這句話，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在討論廣東、福建兩省經濟問題的座談會上，主要是趙紫陽同喬木爭論。趙紫陽不贊成提反對投機倒把，後來胡喬木就妥協了，叫投機詐騙。後來搞一個文件，我負責修改，裡面沒有用「投機倒把」這個概念。趙紫陽沒有聽清楚就說，怎麼「投機倒把」這個詞又出來了？發了一頓火。他發完了火，我說：紫陽同志，文件裡頭沒有提反對投機倒把，還是按照兩省經濟座談會的用語，寫的是投機詐騙。他不說話了。

    長途販運問題，首先是任仲夷同志提出來的。允許不允許農民長途販運，也就是允許不允許農民經商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梅行同志的某些意見我不贊成。他籠而統之，不同意農民經商。林子力告狀，說我不贊成農民經商，這是沒有根據的。

七 在煙台審核「百日電台」電報稿

    在煙台時，我還做了一件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要編寫一本書，彙編有關新疆和平解放中央與新疆往來的文電。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收集了我當時攜帶到新疆的電台(也叫百日電台)發給中央的一百多份電報，選了八十多份，準備作為彙編的重要部分。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派人帶著稿子來找我。在煙台，我把稿子核對了，包括註釋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新疆軍區政治部合編的《新疆和平解放》一書。

八 研究總結"八九政治風波"的經驗教訓

    從煙台回來，宋平委託喬木和我召開座談會，準備進行「八九政治風波」70天的總結。這個工作延續了兩年多。

九 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言

    與此同時，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和企業管理會議在懷柔召開，研究趙紫陽下台後的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趙的失誤。這時候，中央發了7號和9號文件。9號文件提出黨委還是政治核心，從此出來了"兩心"的提法。廠長是中心地位，黨委是政治核心。

    1 談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

    在這個會上，我做了一篇發言，要點是兩個，一是講企業的性質，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還是一個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組織。作為企業來講，廠長指揮一切，可以講廠長的中心地位；但我們很多企業同時也是個小社會，企業辦社會嘛，很多企業是國家政權、人民民主專政的基層組織。毛主席講過，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基層，其中包括企業在內。既然它是社會組織，在這方面，廠長就不能指揮一切了，這就需要有黨的領導。企業同時也是黨領導的基層政權和社會組織，黨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這裡。

    2 談自由化泛濫的三個階段

    更重要的一點是講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講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大體上經過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的泛濫，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發展的後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八九政治風波」就是這個政治勢力表演的結果。當然這股政治勢力是由美國導演和指揮的。然後，我根據趙當總書記這一段在經濟領域裡自由化思潮的表現，提出了8個問題，希望大家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


十 起草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兩個領導職務的決定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與中央常委及楊尚昆、萬里談話，提出要辭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他經過楊尚昆轉達，指名要胡喬木和鄧力群來起草中央同意他辭職的決定。

    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從1986年9月他和我談話，到這時已經三年不找鄧力群了，現在要寫中央同意他辭去軍隊領導職務的決定，他又想起了鄧力群。

    本來領頭做這件事情的是胡喬木，但喬木把事情推到我的頭上，說：你先去搞一個稿子。之後，喬木去了山東、上海。我找了幾個人寫了好幾遍，形成了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2800字，一個方案是4000字。最後的稿子有兩點缺陷，一點是遺漏了，另一點則是疏忽。召開七大之前，各個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鄧小平負責，還代理北方局書記。我知道這個事，但寫的時候忘記了。疏忽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是管軍隊的，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上的作用，我們疏忽了。鄧小平那裡加上了這兩點。徵求了中央幾位同志意見，胡喬木接手改了幾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為什麼不找別的人，而要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起草這個決定，一直到現在，我說不清楚。


十一 在南昌《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上講話

    1 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11月，我去南昌召開了《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會議。在這個會上，我有一篇講話。主要內容講了兩點。在"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上，我講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與過去的意見連續下來，有一點發揮。意思是講："四項基本原則"本身要求"改革開放"，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來說，"改革開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兩者應該很好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措施都應該有利於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稍不謹慎，就可能損害"四項基本原則"。理解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很重要，而難處也正在這裡。我講的這個道理，我看站得住。

    2 國際國內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情況

    第二個內容，是根據70天的總結，講了一下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問題，講了階級關係的新情況。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呼喚要形成一個中產階級。對這個問題，要引起注意。中產階級形成以後，國內的政治格局就難以逆轉了，自由化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企圖。我的講話，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八九政治風波"的原因，說明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

    3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在編寫會議上，大家還提出了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問題。為此，1990年2月，中央宣傳部又發了二個文件，要求在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發展編寫這部叢書的成果。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從江西回來后，遇上了「一二•九」運動54周年紀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學生會向北大的老同學發出邀請，請我們這些老同學到會給北大的積極分子講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體會。我的這次談話，用我們家庭兩輩五個成員和北大的歷史關係來說明一個道理，即愛國要愛得正確，還要愛得執著。

    這篇講話既有思想，又帶感情，不僅是我回憶北大學習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經歷的感悟和體會。抄錄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這部自述的一種總結。

    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後，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後60餘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繫。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鬥。他畢業以後，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鬥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裡，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幹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_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後任河南、雲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並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儘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麼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時是一個熱血青年，滿腔熱情參加了抗美援朝。停戰後，轉到地方學俄文、學技術。畢業後分配到湖南冶金學院當技術員，當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當積極。她丈夫的父親是個香港的小資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繼承遺產。我勸也勸了，罵也罵了，但她還是要去。他們做的是國貨生意，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要賺錢還得靠祖國。在這次北京發生動亂、暴亂期間，她態度堅決，要同北京搞動亂的人站在一起。寫信回來很荒唐地說：我的叔叔幾年受壓，也一定會同她站在一起，反對政府。其實，我們家裡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對動亂的。到現在為止，究竟她的立場轉過來沒有，還要經過實踐的考驗。

    我的侄子也參加了抗美援朝。以後考上北大，讀研究生畢業后，在中華書局當編輯，入了黨，政治方向一直不錯。不能說他多年中間沒有錯誤和缺點，但是可以說，他從參軍那天起，到北京這場風波，政治方向對，識別能力比較好，工作勤懇、努力，業務能力達到了高級編輯的水平。

    我的兒子，1966年初中畢業，不滿18歲，就下鄉勞動，在農村將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後，他曾到五七幹校看過我，說了兩句親身體會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農民，就不了解中國革命。"他當過生產隊長，勞動肯干，同農民的關係比較好，交了一批農民朋友。在農閑時，登名山，臨大川，訪問古戰場，憑弔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還抓緊時間讀了書，結交了一批在農村鍛煉並且立志獻身農村建設事業的青年。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牽連。回到北京，我讓他認真閱讀了《資本論》等經濟方面的經典著作，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1977年恢復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績，考上了北大，讀的也是經濟系。1980年，北京幾個高等學校的學生進行競選活動。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躍的一個是胡平，一個是王軍濤。他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這與他對中國農民和農村的了解，以及平時的學習是分不開的。他曾和我說過，在這次北大的競選活動中，沙健孫等老師主動出來設講座，回答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幫助不少同學提高了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他在經濟系學習的過程中間，意識到搞經濟不懂得數學不行。所以在北大幾年，不僅讀完了經濟學的課程，還讀完了數學系大部分課程。畢業以後，他同一批立志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的青年，在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當了研究人員，也入了黨。到1983、1984年，這些人中間發生了分化，有幾個人離開社科院，到了國家體改委的體改所。在這次動亂、暴亂中，他和一些同志經受住了考驗。在接觸實際、研究理論的過程中，堅定了信念：中國要堅持公有制，不能實行私有化；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搞資本主義化。

    說到我自己，我想說一說「一二•九」運動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農成份，父親是前清的秀才。戊戌變法前，湖南興起新學運動，屬全國之先。他同幾個人在我們鄉里辦了桂東第一個洋學堂。他當過教員，也當過校長。這裡順便說一個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領導的紅軍，到我們縣裡打游擊，籌款，做群眾工作，去抓一個大地主。沒想到我父親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卻沒跑掉，結果被抓去。這支部隊里負責政治工作的袁任遠，是我大哥在河南馮玉祥部隊里工作時認識的朋友。那時馮玉祥同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不一樣，蔣是屠殺，"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漏網一人"，馮是禮送出境。他就是被禮送出境的一個。當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親時，還特加優待，家裡交了三百塊光洋就給放回來了。1933年5、6月間，父親到了南京。這個時候，南京有幾個大貪污案被揭露，鬧騰了一陣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講到，一個多月在紅軍部隊里的生活，使他認識到紅軍官兵平等，為國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結論：救國救民，要靠共產黨，國民黨沒有前途。一個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紅軍抓過的人，得出這樣的判斷，在我腦子裡留下不能忘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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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愛華    時間: 2007-11-19 22:35
現在回過頭來說我的思想變化過程。北伐勝利后，湖南掀起了廣泛的農民革命運動，我那個桂東縣是1926年開展起來的。我在小學受過國恥教育，那時參加了兒童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紳被戴上高帽子遊行，農民進駐地主的院子，分他們的糧食，砸偽善人的牌匾。在村裡領導農民運動的是兩名小學教員。"四•一二"后，他們一個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個跑到長沙，也被抓住殺害了。鄰村一個小學教員，也是積極分子，被抓起來五花大綁，押送途中跳到河裡，被打死了。當時到處反共清鄉，陷入白色恐怖。在這個時候，參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後回家了。他們都講，他們打仗時出生入死，沒想到舊的軍閥打掉了，新的軍閥又上來了，他們不願意再為蔣介石賣命。這使我認識到，蔣介石是個劊子手。毛主席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紅軍多次經過桂東，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說，紅軍官兵平等，紀律好，心向窮人。但是瞿秋白實行盲動路線，一些"左"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也使人們產生一些疑慮。

    我1929年夏天到長沙，在原由國民黨左派主辦的一個中學上學，開始閱讀左傾的文學作品。讀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深受感動。另一方面，我們的校長、教務主任是國民黨改組派的成員，每逢紀念日或學生集會，他們大講汪精衛這個人，講汪精衛的事，使汪精衛成為我崇拜的一個偶像。汪當時的口號叫做"夾縫中間的奮鬥"，這在我的頭腦里形成一個印象：救國靠蔣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衛。這一年蔣桂戰爭爆發，廣西軍隊經過長沙，進軍武漢，不久敗下陣來。後來閻馮反蔣，但很短的時間，被蔣瓦解了。對汪、馮、閻打敗蔣的希望，也從此幻滅了。

    1931年夏天，我從長沙經過南京到北平。那時長江正發大水，從報紙和傳說中知道，幾百萬人被淹死，上千萬人逃荒。上了北平匯文中學，開學沒多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變。沒幾天，東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佔領。學生上街遊行，抵制日貨，有些學生到南京請願，"失足落水"，被捕被殺。我總希望汪能堅持抗戰，但很快汪蔣合作，既不再反蔣，也不抗戰了。由此，寄希望於汪精衛救國的幻想也破滅了。很短一段時間裡頭，我情緒消沉，熱衷於讀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到1932年，上海抗戰失敗，熱河也失守了。

    這個時候，在北平的一個表哥，引導我看左翼小說，閱讀外國革命文藝作品，還看一些淺顯通俗的社會科學小冊子。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一些救國救民的主張。

    1933年，發生了長城事變，同共產黨合作的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的同盟軍向日軍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敗。

    在這期間，日本飛機經常在北平上空盤旋偵察。我們的學校是個美國教會學校，聽說校方為了保護美國的財產，在教學樓的樓頂上鋪了美國的旗幟。在中國讀書，竟然要頂著美國的旗幟上課。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門不遠的地方，有個日本隨營妓院，外國兵經常酗酒鬧事，辱罵毆打中國人。再往前走，就是東單廣場，不準中國人入內。經常見到外國兵在那裡武裝操練，向中國人示威。緊接著的是東交民巷，有外國的使領館，各國的駐軍，享有治外法權，完全是「國中之國」。外國駐軍不僅在這裡面耀武揚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區實彈演習。國土被踐踏，民族受凌辱，令人無法忍受。這些東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鐵掃帚掃除乾淨，可是今天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心情很難平靜。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傾向和救國熱情，正式跟我說，準備讓我參加一個組織。不幾天，他在東單市場撒革命傳單，被捕了。他的一個朋友讓我去取表哥留下的東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參加革命組織。他說，你還年輕，不必忙於參加組織。沒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過他坐牢認識的一個獄卒帶來一封信，告訴我他被關在草嵐子衚衕軍人反省院。我去探監，走到很高的圍牆底下，就聽到裡面噹啷噹啷的聲音，簡直叫人心碎。見面時看到他帶著腳鐐手銬，情不自禁，大哭一場。每探一次監，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蔣介石國民黨自己不救國，不抵抗，還對愛國救亡分子抓的抓，殺的殺。賣國有功，愛國被殺，這是一種什麼世道？無數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堅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參加革命組織的決心。找不到革命組織的線索，只好在同學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個讀書小組，閱讀中外革命文藝作品，閱讀社會科學著作，有體會就記在日記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過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記，發現我的思想傾向，非常嚴肅地跟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你信仰共產主義，不反對，但是絕對不能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政治活動。他說，紅軍已經被國民黨的軍隊打敗，離開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滅已為期不遠。跟著共產黨只有死路一條，不是坐牢，就是被殺。他還說，五四時期他也是滿腔熱情，參加了救國救亡運動，也曾經相信共產主義，甚至曾想加入共產黨，有些共產黨的朋友同他的關係也很好。為什麼沒參加？因為想到他曾經向父親承諾一個責任。父親用全副力量供他讀到大學畢業。他有責任使他的弟弟們接受教育。也由於這個關係，他不得不轉入政治活動。應該公正地說，他確實對我們這幾個弟弟盡了他允諾的責任。他還深情地說，他本來也想做學問，就是因為這個關係，他不能不從政，直到現在。不能做學問，是最大的遺憾，希望我能專心做學問，彌補他這個遺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學，還準備供我留洋。黃河有百害無一利，如果能學好知識，能夠致力於治理黃河的事業，而且做出成績，不但國民黨需要這樣的人才，就是共產黨當政了，也需要這樣的人才。應該說，我沒有懷疑他說這些話的真誠。可是，種種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國土被踐踏的事實，使我對他的話，再也聽不下去了。讓我個人成為水利專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沒法打動我的心了。

    1935年春節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滅亡滿蒙之後，加緊了準備滅亡華北的步伐，指使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自治區，可以說是第二個滿洲國，緊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軍事的壓力下，陰謀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繼續不抵抗，同日本人達成"何梅協定"，拱手讓出大批主權。國難當頭，亡國滅種已經成為現實的危險。確實像"一二•九"宣言所說的那樣，華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穩地擺下一張書桌了。讀書難以救國，救亡圖存，才是一切先進分子的歷史選擇。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救國救亡的先進分子，展開活動。這時傳來共產黨的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得到愈來愈多人民的響應。長征紅軍沒被消滅、勝利到達陝北會師。這些消息不脛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擁護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終於爆發了著名的學生救亡運動。

    1935年12月9日這天的遊行示威我沒參加。中午吃飯的時候聽說學生上街了，被水龍沖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學生受了傷，有些學生被捕。到了11、12號，我們正上物理課，聽到緊迫的鐘聲，隨著呼喊同學們都到體育館集合。這時候，有燕京大學的幾位同學，介紹愛國遊行被鎮壓的事實，講到抗日救亡的願望，號召同學們參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奮，匯文同學一致決定參加救亡行列。大會上我們讀書小組有位同學，提名我做非常學生自治會的委員。從即日起，宣布罷課。到12月16日，參加了北平學聯組織的遊行示威活動。"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經過曲折、迷悟、探索、追求，從此我執著走上了愛國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說的是我們這個家庭在北大當過學生的幾個人的情況。我今年七十四歲了。從「一二•九」算起，到現在已經54年了。看到的、聽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實，說明愛國要愛得正確，是不容易的；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想法、愛國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這些還很不夠。有了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一個人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錯誤。小錯誤必不可免，大錯誤則應力求避免。問題是犯了錯誤怎麼辦？有的人犯了錯誤，就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動的道路，甚至於賣國的道路。問題在哪裡呢？犯了錯誤，能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確的道路。有人說，愛國有心，報國無門。門在哪裡？就在於你誠懇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只要這樣，錯誤甚至於失敗，確實可以成為寶貴的財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誠。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接受錯誤的教訓，正是進步的新起點。愛國愛得正確尤其重要。我家裡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戰友也好，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一個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愛國愛得正確的，都是跟著正確的道路前進的。可是到了一個時候，一個關鍵時刻，有的人動搖了，有的人轉向了。就拿前面我說過的表哥來說，他引導我走上了救國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獄，整整三年，一直很堅強，一直表現很好。出獄以後，他見到我，說想回家看看，他家裡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沒想到一回家，就不出來了。抗日戰爭爆發，他重新參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動，但是不是來找黨，而是找到蔣經國，在贛南公署幹了好幾年，下場很不好。

    還有延安馬列學院，一個經過長征的老幹部，畢業以後分配到國民黨區做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起來后，叛變了。還有，一個在馬列學院院長領導下的黨總支五個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鄉做工作，被國民黨抓住以後，也叛變了。

    相反，有些人原來走錯了路，經過歷史的教訓，最後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其中包括當了戰犯的，後來成了愛國的將領。另外我還可以說到陶峙岳將軍，他曾經當過新疆綏靖區總司令。到1949年，響應黨的召喚，並受到張治中將軍的影響，在五十七、八歲的時候，和包爾漢領導了新疆的和平起義。從此以後，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搞愛國事業，屯墾戍邊，保衛邊疆，建設邊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績。一直到198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最高的願望。

    我們北大的同學，有些人在今年那幾個月里，也可能做錯了事，說錯了話，原因很多，但總的來講，只要認識了，接受了教訓，都沒有什麼不好。黨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會諒解。怕就怕固執錯誤，堅持錯誤，不願意改正錯誤。

    至於愛國要愛得執著，愛得堅定，愛得徹底，堅持到死那天為止，確實是個艱難的過程，要隨時準備接受考驗。這裡核心的問題，是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國家前途和個人前途、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可以說是難以愛國愛得執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說唯一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個人利益、個人命運、個人前途的位置擺得不妥當，就不可能愛國愛得執著。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要以個人為中心，進行自我設計、自我完善。堅持這樣的觀點，堅持這樣的立場，他口頭上也說是愛國，實際上很難說是真愛國，即使一時一事愛國，也不可能堅持到底。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果把個人利益、自我完善擺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個人主義思想膨脹到極點，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踐踏民族尊嚴，還不知悔改，就難免不走到賣國的道路上。這已經為很多的事實所證明。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常遇到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的矛盾。遇到這種矛盾，特別是在這種矛盾尖銳的時候，必須自覺自愿地把國家利益、國家命運、國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利益、個人命運、個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願地、真心實意地以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甚至於犧牲個人利益。我們成千成萬的先烈不正是這樣做的嗎？不正是因為他們這樣做了，我們的國家才有今天嗎？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遺臭萬年，關鍵的一點，是把個人的利益、命運、前途，放在什麼位置上。據說曹操說過，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話是否真的說過，需要歷史家去考證。但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執著的愛國者來說，無論如何不能負國家、負人民，絕對不能時時刻刻想的是國家負我什麼，沒給我什麼，而應該時時刻刻想著我為國家少做了什麼，少貢獻了什麼。對我們這樣一些六七十歲的人來說，解放后四十年，和舊中國相比，確實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來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走到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像過去那樣污辱、欺凌我們的事情了。但是從歷史發展的前途來講，還是需要我們奮發圖強，勵精圖治，艱苦奮鬥，甘於奉獻，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繁榮，更加富強，更加進步。為此也就需要我們年青一代，不止一代，還要下幾代，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繼續做出貢獻，繼續做出犧牲。

   



後記

    這份自述，最初由我講述，請身邊工作人員和家人記錄。這當然只是一份初稿。敘述的邏輯，文字的詳略，以及篇章結構，都還需要調整。對事件、人物的回憶和評論，更需要精心推敲，以使嚴格符合史實。

    從2000年起，我約請當代中國研究所程中原、李建斌、夏杏珍、劉志男等四位同志協助我進行這項工作。他們按我的講述、指點和要求，查找、補充檔案材料，調整篇章結構，改善文字表述。對他們整理加工的文稿，我都仔細閱改，補充重要史實，提出進一步修改的意見。他們又認真進行修改。經過三四次反覆，又由程中原同志負責統改一道，稿子才基本成形。我又請有關同志進行編輯加工，再由程統一處理，然後由我逐篇審閱定稿。我雖目力不濟，但不敢有絲毫懈怠，勉力披覽，將所有增補修改之處，一一斟酌敲定。我這樣具體地說明成稿經過，一則是要表示我對上述幫助我的諸位同志的謝忱，再則是要說明我對敘述這段歷史認真嚴肅的態度。我要對黨和人民負責，我要對歷史負責。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腳，經得起推敲，經得起檢驗。

    此稿主旨是寫我1975至1987年在中央工作十二年的經歷，也歷史地涉及其後的兩年。

    「八九風波」以後，中央交給我的主要任務，也是我從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包括創辦專門研究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其間我的活動和言行，已經記錄在內部印行的《國史講談錄》(七卷本)中。1975年之前我前半生的革命經歷，將另行專門敘述。

    竭誠歡迎讀到這部書稿的同志和朋友，對其中存在的不當、不足之處批評指正。

                    2005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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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anren    時間: 2007-11-20 05:39
何謂害群之馬？鄧某人是也！

中國要是多幾個鄧力群，到現在全國百姓還在憑粗糧票、麵粉票、米票、布票、化纖布票、肉票、肥皂票、手紙票、糖票、油票、豆製品票、雞蛋票、魚票、家禽票、電視機票、自行車票、手錶票、縫紉機票。。。。。+ 學徒工每月 18大洋 （= 一輛自行車價格的 1/8、一個手錶價格的 1/7 ）過日子呢！

這號老王八羔子滿嘴「共產主義」，自己從來養尊處優，多少免費的「服務人員」伺候著，從不用為這個月糧食又不夠吃操心！什麼玩意兒！這號「公僕」，比我家養的狗差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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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brma    時間: 2007-11-20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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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番茄好味    時間: 2007-11-20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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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uais    時間: 2007-11-22 00:00
標題: 道貌岸然的小人
黨內這類所謂的思想家、筆杆子真還不少。李銳之女談到過他。鄧力群不應該故作不屑，應該回答啊！  
這類思想家、筆杆子往往裝作是XX主義的忠實信徒，裝作有崇高的理想。死者是趨炎附勢和極端個人主義的追求者，他們是沒有什麼善惡的觀念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良
知的，更談不上為真理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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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anren    時間: 2007-11-23 03:37

原帖由 guais 於 2007-11-22 00:00 發表
黨內這類所謂的思想家、筆杆子真還不少。李銳之女談到過他。鄧力群不應該故作不屑，應該回答啊！  
這類思想家、筆杆子往往裝作是XX主義的忠實信徒，裝作有崇高的理想。死者是趨炎附勢和極端個人主義的追求者， ...

當年老百姓喊出了「要吃糧，找（趙）子陽」。我倒真想知道一下「左王」鄧力群在那些禍國殃民的「左」的歲月里，除了為虎作倀斷絕百姓的生路，還幹了些什麼？

徹頭徹尾一個趨炎附勢，一肚子壞水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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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zding2003    時間: 2007-11-24 14:49
標題: ｄｉｒｔｙ　ｍａｎ！！
這是一個極端無聊的混子！！費了這麼大的力氣，讓人看到他什麼也沒幹，什麼也不會幹！！國家的滅亡，一個黨被人恥笑，就是這樣的人太多！像這樣　的絕對值幹壞事的人黨內還是不少的！！
還準備做政治局委員！！！？？？？
也許現在可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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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zding2003    時間: 2007-11-24 14:51
標題: 同意！！同志！！
當年老百姓喊出了「要吃糧，找（趙）子陽」。我倒真想知道一下「左王」鄧力群在那些禍國殃民的「左」的歲月里，除了為虎作倀斷絕百姓的生路，還幹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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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西洋人    時間: 2007-12-5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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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燕山紅場    時間: 2008-1-3 00:42
標題: 給北京大學丟人的人！
趨炎附勢、徹頭人徹尾一個趨炎附勢，一肚子壞水的小人！包括他創辦的某些機構——都是些沒有什麼善惡的觀念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的，更談不上為真理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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