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造神運動」的教訓(續一)

　　然而對中央的迅速超額完成農產品收購任務的號召，誰敢懈怠？吹牛說大話、謊報產量圖虛名陞官撈權的無恥之徒們，固然要施展其全身解數，就是沒幹過那些害民誤國勾當的黨員幹部為保自身不被拔"白旗"、打"右傾"，也只好去盡量搜刮農民家裡的少得可憐的口糧了。
　　在河南信陽地區，1959年一百多天沒下雨，除了地區專員、地委副書記張樹藩一人外，地委書記路憲文和其他7名地委常委都說這一年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是比56億斤的1958年還要豐收的特大豐收年，仍要徵購16億斤，而真實產量只有20億斤。所以秋收剛完，很多所謂的"共產主義大食堂"就斷炊了，社員們只得偷偷地在家煮紅薯葉和野菜度命。幹部們發現了，就把他們的鍋碗砸碎，迫使許多人只得逃荒要飯。地委認為這是給"三面紅旗"抹黑，在各地路口設崗阻攔，並認為社員們將"特大豐收"的糧食隱藏起來而"反徵購"，遂在全地區開展"反瞞產"運動。許多群眾向河南省委寫信訴苦，有的寫信人被逮捕法辦，是黨員的被開除黨籍。許多人因營養嚴重匱乏得了浮腫病去找醫生治療，醫生們也不敢說這是餓出來的而只能說傳上了"瘟疫"；有的醫生說了真話，說"這病有兩碗粥就能治好"，馬上就被幹部們扣上"惡意挑撥黨與人民的魚水關係"的政治帽子而被逮捕。為了不讓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實情，地委讓各縣郵局"把關"，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裡就扣壓了12000多封信。一個村的黨支部23名黨員餓死了20人，僥倖活著的三位黨員給省委寫了封血書，偷偷地跑到許昌地區去郵寄，央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裡的人民群眾，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下，並下令查處。接著就在整個地區查找"隱瞞未報"的糧食，有些地方挖地三尺；實在查不到，就對群眾捆綁吊打，施以種種酷刑。結果就是，山查岈山公社餓死四千多人，佔全公社人口的十分之一；信陽地區餓死一百多萬人，約佔全區人口四分之一；整個河南省餓死兩百多萬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河南上演的著名話劇《謊禍》，就歷史地再現了信陽地區人民這種悲慘境地。 　　在甘肅省，在廬山會議上大批特批彭老總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指揮下，也在全省展開了"反瞞產"運動。單在定西地區的通渭縣，有文字檔案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與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牢房裡殘害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殘忍程度幾乎無二致。群眾的點粒口糧被擄掠一空，導致全縣27萬人餓死或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一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一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在革命聖地陝北，1942年第一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齣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一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傢具到城裡去賣錢換糧，活一天是一天。 　　如果說，這畢竟是在經濟滯后、地曠人稀的黃土高原地帶，那麼在長江沿岸人口稠密的魚米之鄉，也同遭這大不幸的惡運。比如蘇北揚州地區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艷陽天"的那個柳堡，那個"風車轉呀轉"的美好境界，也餓死了414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本強盜和蔣介石軍隊的屠刀和槍彈下的總人數。整個寶應縣境內也新墳累累，哭聲不絕於耳。
　　同樣，在魚米之鄉的安徽省，也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災荒。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近年在《百年潮》發表的文章說：大災荒時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高達三四百萬，接近於人們傳說的四百多萬。
　　就是在得天獨厚的首都北京，1961年秋冬之際，鄧小平、彭真各指揮一個工作組，深入北京郊區懷柔縣農村調查災情，彭真小組下屬的北京市公安局分組王金銳等人發現：所調查的幾個村莊都有餓死人現象，平均約佔人口的百分之五。這個分組原計劃按常規到農民家吃派飯，給糧票給錢，但目睹各農戶男女老幼都黃瘦如枯槁，根本無米可炊，只好各自從原單位搬來炊事員和糧菜自炊。此情在後來的七千人大會上也有所反映，成為"文革"打倒鄧小平、彭真的"罪狀"之一。
　　從1959年到1961年，神州大地究竟餓死和被折磨死了多少人，幾十年來一直是個謎。
　　按說，既然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號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黨，就應該向人民說真話、講實情。可是，在"人民的大救星"的"英明"領導下，這一類事歷來都是謎，人們只能私下眾說紛紜。有的說死了三千多萬，有的說死了四千多萬，不亞於八年抗戰死於日本侵略者槍彈、炮彈、炸彈和刺刀下的中國軍民總數。就是按撥亂反正後官方的《中國人口年鑒》的"猶抱琵琶半掩面"的統計，1960年包括新出生的人口計算在內，全國還減少了1100多萬人，1961年又繼續減少了348萬多人。
　　其間，黨內許多有識之士作了農村實地調查，證明1960、1961年間的農作物產量、農村人口、耕地面積、牲畜、肥料和口糧，等等，與公社化前的1957年相比，甚至與初級合作化前的1952年相比，均大幅度下降；農業生產力和實際生產水平的幾個主要指標，都下降到1952年以前；1960年的農村勞動力，少於剛建國的1949年。這充分說明，急沖沖地背棄了新民主主義而想一步登天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躍進"，實際上是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大倒退，並導致數千萬人民的大死亡！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飢荒中，餓死了五百萬到八百萬人，約佔當時蘇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中國三年大飢荒中死了三千多萬到四千萬人，也相當於當時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真是曠古未有而又不謀而合的人間慘劇！
　　對這樣一場千古大禍，不可能指望作為"首"的毛澤東會下"罪己詔"；其他的"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公僕領袖們卻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站出來拍拍胸脯承擔責任引咎謝罪！而多少年來，在我們稱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導致人員傷亡時，有關負責人引咎辭職、向人民謝罪或被法辦者屢有報道，如幾年前韓國漢城漢江大橋坍塌就是一例。甚至於，1995年日本神戶大地震死傷眾多，兩名市政官員感到自己失職、對不起國家和人民而自殺。1999年8月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造成萬餘人死傷，土耳其報紙在指責政府時還引用了神戶這兩位官員的範例。應該說這些官員才真正是對國家與人民負責的。而我們這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正相反，一些人卻絞盡腦汁地掩蓋真相矇騙人民，連篇累牘地宣傳說這是"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的。其中新華社在1960年12月28日發出的消息就說：我國農業生產遭受特大天災，一半以上農田受到程度不同災害，其中三至四億畝遭重災。而根據20多年後的《中國統計年鑒·1984》所述，1959--1961恰恰是比較風調雨順的三年，而糧食總產卻由1958年的4000億斤，依次銳減為3400億斤、2870億斤、2950億斤。這更進一步證明，經過想一步登天、老子天下第一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大折騰，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遭到了極其嚴重的大破壞，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僥倖活命的人由於食不果腹、無力從事繁重的勞動和無力抗拒少量的天災，才導致糧食產量的大幅度下降、大家更吃不飽飯，全國才也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劉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會"上拍案而起，
　　但毛澤東很快又高高舉起斯大林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刀子
　　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的慘痛教訓，該不該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進行總結，以圖復興？按說完全應該。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新黨章第三十一條明確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這就是說，到了1961年，應該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了。也許由於"八大"之後這五年是個多事之秋，黨內外積怨紛紛，召開新的代表大會不利於黨的最高領導，所以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由於會議擴大到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及許多廠礦企業的黨委負責人共約七千多人，故又稱"七千人大會"。 　　在這濟濟一堂的大會上，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並講話，初步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基本經驗教訓。人們都還清晰地記得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最後還是盛讚"三面紅旗"和高度讚揚毛主席的領導絕對正確，並說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必要的，對把彭老總等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也是舉了手的；但他畢竟還是既有黨性又有人性的人，面對國民經濟的嚴重混亂倒退和人民群眾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也不禁感到十分內疚，故在講話中強調造成這種災難性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同時認為彭德懷等同志在黨的會議上提出批評建議、反映實情，不能被認為是反黨。 　　周恩來在會上也說："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
　　很顯然，這樣的講話都是針對毛澤東主席而發的。所以，儘管1962年元旦，人民日報的頭版通欄大標題仍是"更高地舉起三面紅旗，在黨和國家集中統一領導下，奮勇前進！"但到會的大多數人在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的這種啟髮帶動下，終於能夠面對現實講真話，而衝破了所謂的"集中統一"的桎梏，紛紛指責這幾年"左"傾冒險主義對黨和國家及全國人民造成的嚴重禍害，要求為歷次運動中被打擊迫害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並有人提出給農民包產到戶和經營副業的完全自由，以迅速恢復農業生產力，切實克服大飢餓、大死亡的凄慘局面。 　　儘管林彪、柯慶施、康生等極少數"左"派人物又在會上施展了各種招數，為毛大力解圍，但面對會上的群情激憤，毛澤東在1月30日的講話中也不得不強調要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並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當眾進行了一點兒自我批評。他承認這些年"作了一些蠢事"，承認"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然而他話鋒一轉，又不無牢騷地用他的老話"勸告"那些"左"派人物說，對大家的批評"要硬著頭皮頂住"，"讓人把話說完，天塌不下來，而不讓人說話，總有一天要霸王別姬"。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關懷社會文明和人類進步，是一切心存善良的知識分子的天性。可是，正當西方發達國家迅猛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文化、向信息高速公路大踏步邁進的時候，我們的偉大領袖卻說"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越多越愚蠢"，"唯卑賤者最聰明"。在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的時候，他又說："華佗念了幾年書？李時珍念了幾年書？念三年書就可以當醫生。醫生不要留在城市裡！"正是由於這些"最高指示"，人民日報和其他一些著名報刊先後發表了《藐視資產階級技術權威》、《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文化陣地》、《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在使用中改造技術人員》等社論和文章。1971年4月15日至7月21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的會議紀要，更說"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樣，在知識分子中，除了"緊跟"而得寵飛黃騰達或甘當奴才馴服賣力者外，絕大多數都成了排在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不論在機關、學校、廠礦企業，許多有真才實學和有實踐真本領的，在人前人後都顯得邋裡邋遢灰溜溜的，連已對我國核武器試製成功作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科學家錢三強，此時都去西單菜市場排隊買菜，上身穿件破棉襖，腰間系一根草繩。 　　同樣，正該向科學文化高峰作衝刺的數以千百萬計的知識青年，在偉大領袖的"上山下鄉"的口令下，紛紛去"大有作為的廣闊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工人宣傳隊進大學領導大學，以實現"工人階級佔領一切上層建築"，並說什麼"工農兵參加學術批判是劃時代的大事"。 　　在這種沒文化教育有文化、低文化領導高文化愚昧倒退的鼓雜訊中，北京和全國許多城市都關閉了一些醫院，連世界知名的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護士也被"精簡下放"了。其中全國著名的專家教授如呼吸道疾病防治高手羅慰慈先生，也被"下放"到大西北的山溝溝里，接受公社衛生院的"三紅"衛生員領導。過去常給毛澤東、劉少奇、宋慶齡等人瞧病的著名醫學家張孝騫等人雖被留在協和，然而更遭罪：張孝騫被造反分子沒日沒夜地迫跪抽打批鬥，打碎了眼鏡片，額頭血跡斑斑，又被迫令與全國著名的內分泌專家劉士豪等人去樓道擦玻璃窗。他們都年老體弱、高度近視，突感天旋地轉、景物模糊，劉士豪沒能一把抓緊窗扇把手，從梯子上撲通一聲摔了下來，直跌得內臟出血並跌傷了腿骨，躺了很久才能勉強拄著拐杖緩步。給黨和國家幾乎所有的領導人看過病的國內外著名心血管病專家方圻（改革開放后是世界衛生組織顧問），雖然沒有遭受多少皮肉之苦，但也被迫與剛出茅廬的小夥子大姑娘們一樣"包片一對紅"地成了"住院大夫"：為病人打飯、理床、送葯、打點滴、擦地板、掃廁所、端屎端尿，送病人去X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間。
　　上海的一些文化人被組成"牛鬼蛇神隊"，去郊區工廠勞動改造。當時已年逾古稀的著名文化人傅東華也身在"勞改"之列。他們夜晚回家，全被"勒令"乘電車時不得入座，而只能伸手夠著橫拉杆一直站著；儘管夜晚乘車人少，很多座位空著，他們也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地死撐苦站著--"不知地獄里的青面獠牙們對新來的鬼有沒有這種'勒令'"，其中有人在內心裡這樣嘀咕著。
　　在對古今優秀文化的這種大圍剿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對社會和歷史作出過傑出奉獻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各界專家名士的殘酷迫害，使之遺恨無窮地走上了人生絕途。
　　在1966年4月16日至5月14日這一月之中，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和人民日報等報刊，先後發表了高炬、何明、姚文元、林傑等人的文章，猛烈批判並詆毀鄧拓的《燕山夜話》、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猛攻與鄧拓關係密切的《前線》雜誌和《北京日報》，大罵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小黑線"，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在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的當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辱罵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是一個叛徒"。這位秉性剛正，1930年18歲入黨的老黨員，在5月17日夜晚悲憤地寫了《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訣別書》，於18日凌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黑暗歲月的第一位以死抗爭的殉道者，終年僅54歲。
　　5月23日，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殺了！他1948年8月擔任毛的秘書，解放后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由於多年的親聞目睹，他對毛澤東的獨斷專行、出爾反爾、理論脫離實際等作風實在看不慣，為此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就受到衝擊，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及當年秋天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更遭到毛澤東的猜忌與冷落，嚴厲地批評他的"包產到戶"建議與活動，還聲斥"田家英把持政研室"。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等人到中南海"勒令"他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並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便懸樑而死，終年僅44歲！
　　跟著，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長柴沫，在延安時當過毛澤東的秘書，也是因為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參加田家英率領的湖南調查組，積極反映湖南農村在三年大飢荒大死亡的實情，受到毛的冷落，"文革"一來就遭到猛批猛斗而憤然自戕。
　　接著，中宣部副部長姚溱，被中宣部造反派批鬥時，並非中宣部工作人員的康生秘書特地跑來參加批鬥，胡說姚溱是彭真派到康生身邊的"特務"。姚溱認為這是對他的極大誹謗與污辱，當晚懸樑自盡。
　　6月20日，歷史學家李平心自殺。這位1907年出生於江西南昌的學者，1946年39歲時與馬敘倫、許廣平等著名人士籌組了中國民主促進會，解放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併當選為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除史學外，對生產力性質問題的研究也頗有建樹，"文革"前夕即遭圍攻與迫害，運動開始后自殺身亡。
　　8月24日，國內外著名小說家、劇作家，解放后歷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被國家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的老舍先生，因不堪批鬥迫害，極為悲憤地投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溺而亡。
　　同日，著名文藝評論家，解放后歷任《文藝報》副主編、《新觀察》主編、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的陳笑雨--筆名馬鐵丁，因不甘屈辱於殘酷批鬥，投入盧溝橋附近的永定河段自盡。
　　9月3日，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自縊身亡。他是著名詩人聞一多、徐志摩的學生，1927年16歲時開始寫詩，1931年出版詩集，為新月派重要成員之一，解放後期相繼在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曾任考古所學術委員和《考古通訊》雜誌副總編輯，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豐並有頗多創先之作。
　　9月11日晚，著名京劇、崑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自殺身亡。她是京劇大師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文革"開始后，迭遭批鬥毆打，精神肉體均受到深巨傷害，自殺前接連寫下三封絕命書，終年47歲。
　　劉盼遂，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和語言學家。1925年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受教於著名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門下。1946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1966年70歲自殺身亡。
　　葉以群，著名文藝理論家，193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任組織部長，解放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跳樓身亡。
　　閆紅彥上將，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將領，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解放后歷任四川省委書記、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部隊第一政委，因對"文化大革命"強烈不滿，於1967年1月8日凌晨服安眠藥身亡。死前留下遺言："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終年58歲。
　　李立三，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曾領導過著名的安源工人運動和"五·卅"運動。1967年夏天，在兩個月中遭受14次殘酷批鬥毆打之後，於6月22日晚服安眠藥自殺，死前留下了"致主席"書，終年68歲。
　　陳璉，蔣介石高級幕僚陳布雷之女。1939年20歲時背棄其名門貴族之家而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后曾任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行委員。"文革"開始后，造反派誣衊她是叛徒特務，"不然她為什麼要離開那樣富貴的家庭而參加窮苦人的共產黨？"1967年11月19日，她從11層樓上跳樓自殺，終年才48歲。
　　趙慧深，著名表演藝術家，在話劇《雷雨》中成功飾演蘩漪而聞名。"文革"中，因電影劇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屢遭批鬥，又因曾在解放前的電影《馬路天使》中飾演過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與侮辱，於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殺，終年56歲。
　　羅廣斌，畢業於西南聯大，參加過反對國民黨的地下鬥爭，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倖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與楊益言合作寫了影響巨大的長篇小說《紅岩》，"文革"伊始就受到殘酷迫害，於1967年跳樓自殺，時僅43歲。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而聞名天下。"文革"一開始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肚子里還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而屢遭批鬥，於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年僅37歲，死後還被剖屍檢查那無中生有的"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 　　容國團，著名乒乓球高手。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陸，多次獲世界冠軍稱號，為祖國贏得了美譽，"文革"中卻被誣為"修正主義苗子"和"'三名三高'的尖子"受到了批鬥。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對國家體委領導人賀龍元帥和榮高棠的侮辱人格的批鬥大會後，在龍潭湖附近的一個鴨房中自縊而死，年僅31歲！
　　著名作家楊朔，抗日戰爭初期就是八路軍總部派往晉察冀戰場的記者和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國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黨組常委，寫過《荔枝蜜》等傳世範文。"文革"開始后，他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7月底，他要求上書毛主席和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嚴厲拒絕，在絕望中於當年8月3日服安眠藥自殺，年59歲。
　　以所謂"黨天下"被定為"右派"的儲安平，解放前主持《觀察》雜誌，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喪權辱國作過猛烈抨擊，解放后加入九三學社和中國民主同盟，為九三學社中央委員。1957年被定為"右派"后，"文革"中再次成為被折磨的對象，造反分子們對他任意打罵與人身侮辱無所不用其極。他不忍屈辱，於1968年8月投河自盡，年59歲。
　　著名翻譯家傅雷，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著譯等身。他在1957年3月應邀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聽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錄音，興奮地對人說："共產主義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但在緊接著的"反右派"運動中卻被打成"右派"。1968年8月30日開始，造反派上門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婦又被揪到大門口站長凳戴高帽批鬥，遭人格凌辱；9月3日，夫婦雙雙自縊而亡。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維吾爾族，有《中國史綱》等18部大著行世。1937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越南胡志明主席在廣西邊境落入國民黨軍警之手，他遵照身在重慶的周恩來的密示，通過馮玉祥與李宗仁對蔣介石的遊說，將胡志明營救出獄。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文革"中橫遭批鬥，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雙雙自殺！
　　著名電影演員上官雲珠，曾在解放前的《烏鴉與麻雀》和解放后的《早春二月》等片中飾演角色，因不堪迫害於1968年跳樓自殺，時年48歲。
　　著名作家周瘦鵑，解放前曾主編《申報·自由談》和《禮拜六》等，發表過魯迅先生的許多文章，自己也有長篇小說《新秋海棠》等，系"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跳井自殺。
　　著名作家李廣田，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語系，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后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和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昆明作家協會副主席，因遭殘酷迫害於1968年跳池自殺。
　　著名文學史家劉綬松，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大，解放後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協武漢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等書，"文革"中慘遭迫害，於1969年3月16日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
　　被毛澤東選作"文革"第一個突破口、被姚文元們連篇累牘地批判而遭到殘酷批鬥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解放前28歲時就被雲南大學聘為教授，解放后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響應毛澤東"學海瑞"的號召，陸續寫出《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作品，沒想到這卻被毛澤東認作是為彭德懷翻案而遭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終年60歲！
　　著名電影藝術家顧而已，執導過《小二黑結婚》和《天仙配》等影片，因30年代與當時藝名為藍萍的江青有過交往，了解江青那一段醜惡歷史，在"文革"中就備受迫害，於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幹校"一個工具棚的門樑上自縊身亡，年55歲！
　　著名記者和新聞學家范長江，1936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達陝北，向全國報道了西安事變真相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引起巨大反響。1938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發起並組織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團結了大批進步青年記者為國家的民主自由而鬥爭；同年發起和創辦了國際新聞社，向國內外報道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在香港與鄒韜奮等人創辦《華商報》；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佔領香港后，於1942年轉入蘇北抗日根據地，先後任蘇皖邊區新聞學校校長、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和《新華日報》社長；國共和談時，任中共南京代表團發言人；解放戰爭中任新華總社總編輯；解放后歷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國家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等職，因不堪迫害於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殺，年61歲。
　　著名記者、作家和詩人聞捷（原名趙文節），解放后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副社長、中國作協蘭州分會副主席、新華總社文教編輯、中國作協駐會作家。其詩作《吐魯番情歌》獲廣大讀者讚揚，"文革"一開始即遭批鬥，又因人際交往問題橫遭誣陷，被張春橋說成是"階級鬥爭新動向"。1971年1月13日，張春橋、姚文元分別被正式委任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聞捷不堪迫害，於當晚寫好遺書後開煤氣自殺。 　　版本目錄學家和敦煌學家王重民，曾留學法國，1948年任北平圖書館代理館長，1952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一生對圖書館學和敦煌學的研究影響巨大。在目睹引發全民族深重災難的"文革"浩劫無休無止，在極度憂痛中於1975年4月15日自縊身亡……
　　在這場浩劫中，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在極端悲憤絕望中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單是在我們新華社的總社大院內，就有十多位老記者自殺，佔總社當時新聞業務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一強。其中有駐外記者許復己夫婦、攝影部副主任陳正青夫婦、先後任國際部第一副主任和外事部主任的李炳泉：
　　許復己解放前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是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解放後任新華社九兵團分社記者，曾隨九兵團首先入朝參戰；朝戰結束后調任總社國際部編輯，不久被派駐國外。"文革"開始橫抓"叛徒特務"時，這位當年的地下工作者也被誣為"叛徒特務"而被殘酷批鬥。他不甘屈辱，夫婦雙雙吞安眠藥自殺。
　　陳正青在抗戰伊始就投身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與後來著名於世的作曲家周巍峙為同窗摯友。建國前後，他一直在新華社從事攝影報道，拍過大量珍貴歷史鏡頭。"文革"伊始，不堪凌辱，也是夫妻雙雙服安眠藥自殺。
　　李炳泉於抗戰中期即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后奉命打入傅作義的報紙《平民日報》任采編主任。他的一位兄長是傅作義部隊的高級軍官，故李炳泉與傅作義的來往密切。1948年冬北平被解放軍鐵桶般圍困時，李炳泉的兄長勸說傅作義"要深識大局，儘快與解放軍談判和平起義，定能成功"。傅作義再三追問這"成功"有何把握時，這位兄長才透露自己的弟弟李炳泉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希望傅將軍和平起義的意圖就是李炳泉奉地下黨之命，請他這位做哥哥的轉告傅將軍的。傅作義聽罷大為感嘆："沒想到踏破我們家門檻的炳泉先生竟是共產黨！"當李炳泉以中共黨員身份與傅作義面談，傅作義再次發出上述感嘆時，李炳泉笑著說："您的女兒傅冬也是我們黨的一位忠實可靠的同志哩！"傅作義一聽更為感嘆與震驚。隨後，李炳泉帶著傅作義的一位貼心代表，出了北平城與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聯繫談判事宜，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解放后，他就進新華社任國際部副主任，后又改任外事部主任。"文革"開始，新華社的造反派硬說他是"叛徒特務"，"與國民黨軍隊有著不可告人的干係"。他多方說明解釋也無濟於事反而遭到更加兇殘的迫害，遂在宿舍樓地下室的鍋爐房裡悄悄服安眠藥自殺，兩天後才被人發現。
　　悲憤絕望而自戕者如此之多，而被迫害或抑鬱難釋致死者就更多了！其中重要人物或知名人士有(其後括弧內年月日為死亡日期)：中共一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1966年8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1966年)，天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1966年)，文學評論家、《革命家庭》作者陶然(1966年)，小說家孔厥(1966年)，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同年12月16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1966年)，參加過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歷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和黨組書記的南漢宸(1967年1月)，原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賈拓夫(1967年)，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鄒大鵬(1967年)，農業部部長廖魯言(1967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67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胡錫奎(1967年)，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劉錫五(1967年)，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1967年)，全國人大常委、魯迅夫人許廣平(1968年3月3日)，新聞界著名人士、原《文匯報》社長金仲華(1968年4月3日)，對江青30年代的醜聞知根知底的電影藝術家、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革命戲劇家、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義勇軍進行曲》(後來成為新中國國歌)的詞作者田漢(1968年12月10日)，原24軍政治部主任、小說家、后被誣為"胡風分子"的彭柏山(1968年)，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1969年)，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交通部長、"右派分子"章伯鈞(1969年5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1969年6月9日)，國家主席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陶鑄(1969年11月30日)，海軍參謀長、張學良之弟張學思(1970年)，著名作家趙樹理(1970年)，文學評論家邵荃麟(1971年)，文學評論家侯金鏡(1971年)，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1972年)，教育部部長何偉(1973年)，監察部部長錢瑛(1973年)，彭德懷元帥(1974年11月29日)，著名作曲家馬可(1976年7月27日)，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郭小川(1976年10月18日)，著名作曲家、《解放軍進行曲》的作曲者鄭律成(1976年12月7日)，以及德高年劭、我們大家都敬愛的朱總司令(1976年7月6日)、 張聞天同志(1976年7月1日)和周小舟同志(1966年)，等等，等等。至於浩劫中落難的人數更多得驚人而難以統計，其中單是因"劉少奇案"受株連被判刑的就多達兩萬八千餘人！

　　與此同步，讚頌毛澤東的歌曲日新月異：《毛主席著作閃金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萬歲毛主席》，《太陽就是毛澤東》，《偉大的毛主席，我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見到了毛主席最幸福》，《值勤戰士心向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天天讀》，《工農兵永遠愛讀'老三篇'》，《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好》等等，歌聲響徹神州大地。
　　響徹神州大地的還有為毛澤東的詩詞和語錄譜寫的各種歌曲。語錄歌中有：《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什麼人是革命派，什麼人是反革命派，什麼人是口頭革命派》，《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分清敵友》，《造反有理》，《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等等。
　　為了適應中國的這種登峰造極的造神運動，在他們自己國家也習慣於造神的阿爾巴尼亞藝術團來華訪問演出，也把毛澤東1961年11月初《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開頭的一段話，譜成了《語錄歌》，並用剛剛學會的那幾句漢語領唱、齊唱、輪唱、大唱特唱--"'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你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們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和你們都不是那種口蜜腹劍的假朋友，不是那種兩面派。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戰鬥的友誼，經歷過急風暴雨的考驗……"
　　甚至於，毛澤東每說一句什麼話，比如"要鬥私批修"、"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革命委員會好"，等等，都被當作"最高最新指示"，首都機關、學校、廠礦企業都要帶頭結隊上大街慶祝遊行，哪怕是吃罷晚飯後才聽到的，也要敲鑼打鼓高呼口號地上街走一番，說是"貫徹宣傳最高最新指示不過夜"。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把外國友人送給他的幾個芒果，轉送給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北京也舉行了"熱烈慶祝毛主席贈給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珍貴禮物大會"，"熱情讚揚和堅決支持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大學宣傳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革命行動"；北京與外地無數支群眾隊伍抬著芒果大模型來回大遊行，並高聲呼喊"感謝毛主席深情關懷工農群眾"、"恭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
　　與這些響徹大地的歌聲和不分日夜的遊行相適應，人人爭相佩帶毛主席像章和"為人民服務"等語錄章，家家戶戶張貼毛主席像；成套的"毛主席萬歲"郵票廣為發行；《毛主席是心中的紅太陽》畫冊大量出版。甚至去商店購物或去郵局辦事等等，都要先向櫃檯裡面的售貨員或服務人員說一句"為人民服務"或"要鬥私批修"或其他任何一句語錄，對方也立即回應一句語錄--就像基督徒、伊斯蘭教徒或佛教徒們見面時，要說一聲"主啊"、"真主啊"或"阿彌陀佛"一樣--然後才能說購何物或辦何事。如果去書店買一張毛澤東肖像，都不能說"買"而必須說"請"。如果一時心不在焉說漏了嘴，就可能惹來一個現場批鬥會，說是"對偉大領袖不恭"，必須對著肖像"請罪"再三才能脫身。書店裡如有更厲害的"三忠於"、"四無限"、"四不忘"的人，則會在你脫身之前對你拳腳交加，然後還要打電話給你所在單位，對你狠批狠斗。在批鬥中如有積極撈取政治油水的人"揭發"你平時有過"消極不忠"言行，則可能給你扣上"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可怕罪名，那就會像"林副統帥"所說的那樣："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
　　不僅如此，爭戴毛澤東像章也能爭出"反革命"：單位來了一批像章，大小不一，輕重有異，而人人都想得到又大又重的，只好讓大夥"抓鬮"碰運氣。有人抓到了最大最重最好的，別人恭喜他"真是好運氣"，可他很謙遜，隨口說了句俗話："我這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這可就悲從喜來了！本人當年在山西勞改隊中的一位難友的姐姐--太原一所中學的女教員，就為這句普普通通的口頭語，立即被打成"別人不能重複那句惡毒語言"的"現行反革命"！
　　當時就有智者悄悄對人說：我們的民族太可悲了！優良傳統與劣根性並存：既有人仁愛誠信、與人為善，也有人詭計多端、歹毒兇殘，更多的人則奴性十足、愚昧至極--似乎一旦沒有了皇帝就會天崩地裂！這個"瞎貓碰死耗子"式的"現行反革命"，與"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殺頭大罪有何區別？！
　　可不是么？在新中國創建之初，有些農民分得土地過上了好日子，出於對毛主席的真誠崇拜與敬仰，把過去春節對貼在家裡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改為"毛主席在此，平安無事"。一進入"文革"，不論農村與城鎮，除了少數人仍保持這真誠而愚昧至極的崇拜與敬仰之外，更多的人則出於提心弔膽的恐懼，而不得不在"三忠於"、"四無限"、"四不忘"和"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的聲浪中隨波逐流。至於騰飛於這種聲浪之上去搶奪黃馬褂的人，則另當別論。
　　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們為取得毛澤東的更大歡心進而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極力把這登峰造極的造神運動推向全世界。《'五·一六'通知》后僅一個月，陳伯達控制的人民日報社就鼓吹《毛澤東思想照耀著全世界》；1967年1月11日，該報又登出通欄大標題：《讓毛澤東思想紅遍全世界》；同年5月23日，北京隆重集會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同年10月4日，報道毛澤東接見來自五大洲的各國朋友，稱毛澤東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1968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37周年，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在1962年9月18日給來訪的日本工人朋友們的"重要題詞"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該報為此特發社論，標題為《各國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中國派出的使節、專家，首要任務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為實現這種"雄圖大略"，還把大量的毛澤東著作推向全世界。1967年6月7日新華社報道說，已出版了各種外文版的《毛主席語錄》；同年11月24日又報道："文革"一年，我國已出版25種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萬冊，發行到全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1968年6月5日又報道：《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軍事文選》和《毛主席語錄》又有14種外文版出版發行……
　　為了造神，對民族優秀文化與國家精英人才瘋狂剿殺
　　在這狂熱崇拜和竭力歌頌聲中，凡被認為無助於"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有礙於造神運動的文化人與作品，多被列為"牛鬼蛇神"與"毒草"而統統打倒。其中先後遭難的有：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哲學家楊獻珍及其"合二為一"論，罪名是"用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來對抗毛主席的階級鬥爭論"；著名作家趙樹理及文學評論家邵荃麟等人及其"中間人物"論，罪名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對抗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華中局宣傳部長、后擔任北大教授的馮定及其哲學著作《平凡的真理》，罪名是"對抗毛澤東思想的唯心主義大雜燴"；著名作家、《義勇軍進行曲》(後來成為中國國歌)的詞作者田漢被罵成"戲劇界的祖師爺和反黨分子"，劇本《謝瑤環》是"大毒草"，另一劇本《關漢卿》是"反黨反革命"，"戲劇理論為封資修服務"；著名作家夏衍及其作品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犯下了"反黨罪行"，其《上海屋檐下》是"反共賣國劇本"；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及其歷史觀"應當受到嚴厲批判"；著名作曲家賀綠汀及其作品和音樂理論，均"反黨反社會主義"；著名文藝理論家周揚是"反革命兩面派"、"文藝黑線總頭目"，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陽翰笙是"周揚死黨"，"必須剝開他的畫皮"；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四條漢子""反對黨的領導，鼓吹'創作自由'的反革命口號"；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理論是"修正主義謬論"，是"社會主義建設與經濟學領域中的階級鬥爭"；著名作家秦牧、沙汀、王願堅等人都"販賣資產階級貨色"；著名畫家黃胄則是"驢販子"；原文化部副部長、部黨組書記齊燕銘是"封資修代表人物"；南京大學校長和校黨委第一書記匡亞明更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著名工農作家陳登科的長篇小說《風雷》成了"中國赫魯曉夫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碑"；著名記者、作家杜鵬程的長篇《保衛延安》是"利用小說反黨的活標本"；周而復的小說《上海的早晨》是"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描寫陶鑄青年時代在廈門搞地下活動的《小城春秋》，也被說成是"美化盲動主義路線的破爛"；甚至在1936年就已作古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也被拿出來批判，要從他的"尊法反儒到尊孔讀經的思想演變，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
　　至於"文革"前的優秀影片與戲劇，幾乎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內：影片《林家鋪子》是"美化資產階級"，《不夜城》是"歪曲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改造"，《兵臨城下》"違反毛澤東軍事思想"，《抓壯丁》"同階級鬥爭唱反調"，《舞台姐妹》是"三十年代電影的借屍還魂"，《紅日》"效忠於階級敵人"，《逆風千里》"為反革命復辟分子鳴鑼開道"，《桃花扇》"是號召反革命復辟的宣言書"，《兩家人》是"大毒草"，《球迷》是"射向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支毒箭，反黨文藝黑藤結出的一顆毒瓜"，《怒潮》"為彭德懷翻案"，《革命家庭》"宣揚革命盲動主義和革命悲觀主義"，《黑山阻擊戰》"詆毀人民戰爭"；《五更寒》是"反動影片"，連《戰上海》和《東進序曲》也成了"詆毀人民戰爭的反動影片"……甚至於，對解放前的《麗人行》、《萬家燈火》等影片也進行了批判，傳統京劇《四郎探母》也成了"中國赫魯曉夫的叛徒哲學"，《三娘教子》是"教子讀經的黑標本"……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人民日報接連重新發表了毛澤東1944年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1951年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1954年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問題》、"文革"前不久的《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更進一步地掀起了對古今各種文化名人和作品的批判高潮。
　　這樣，使我們這個古老的泱泱大國，又進入了一個禁書年代。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明令民間禁藏《詩》、《書》、《禮》、《易》等經典，違令者滿門抄斬，到滿清入主中華大地后對漢族書籍中一切有礙滿清統治的內容嚴加刪削，甚至大興文字獄--就是在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也文字獄不絕如縷，那些畢竟是封建王朝"孤家寡人"的獨裁專制特色；而我們是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人民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社會，恰恰又重蹈了封建王朝的那種野蠻殘酷的文字獄等等的覆轍，全國人民能夠閱讀的古今中外文藝作品幾乎都被一掃而光。不甘於被強制愚昧的年輕人只能偷偷地、十分小心地閱讀"除四舊""除"出來的現當代各家的小說、詩歌、科普讀物，以及《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作品。一旦被查出，少年兒童還可能被"貴手高抬"，若是成年人，就會被扣以"四舊分子"乃至"教唆犯"的大帽子，後果難料。這真是強把全國人民推向廣闊無垠的文化荒漠。 　　在這文化荒漠中，人們能夠公開欣賞的，幾乎只有"文藝革命旗手江青同志""挂帥"的"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沙家浜》、《紅燈記》、《海港》，"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以及"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鋼琴協奏曲《黃河》了。這當中，前八個節目被統稱為"革命樣板戲"，因此人們私下憤憤地說："全國八億人民只看八個'樣板戲'！" 　　就這樣，1970年2月10日人民日報還發表吹捧江青的文章，其標題就是《革命樣板戲鼓舞我們奮勇前進》。同年5月，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8周年，將反覆上演過不知多少次的樣板戲又一次全部輪流公演。由於人們早就看膩了，從1957年"反右"之後又一直沒有增長過分文工資，絕大多數人再也捨不得把艱難度命的錢往水裡扔，各單位為避免招來對"旗手"不恭的大難，只得花公款買票動員大伙兒去劇場為本單位裝裝"門面"。

　　為了維護"神"的絕對權威，不惜將全黨全國推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很多人認定，1965年11月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而它的謀划，在1964年11月正式發出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的前後就開始了。
　　就在那年的11月底，毛澤東針對其本人動員各級領導幹部下放指導"四清"運動的效果不明顯，而劉少奇一指示卻有許多幹部雷厲風行的情況，在一次會上說："還是少奇挂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在那年12月15日起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關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及運動如何進行，毛澤東與劉少奇又發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斷言："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劉少奇則堅持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運動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反問："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邀請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歡聚在一起過他的71歲生日。在這樣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責劉少奇關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12月28日，針對前幾天會上同劉少奇的爭論及會前鄧小平好意為他節省時間精力，請其不必出席一般的彙報會，毛澤東怒氣沖沖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上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一個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不讓我發言，我要求要有言論自由。"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當晚，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個小型會議上又一次批評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做法。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
　　1月5日，在繼續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的觀點，並嚴厲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一系列事實充分說明，毛澤東對中央最高層一些同志的猜忌、不滿、不信任已達頂點。為消除這一觸即發的危險跡象，時任中組部長的安子文受黨內多數領導人之託，找劉少奇說："局面已經非常嚴重了，千萬不能跟主席（再）發生矛盾；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劉少奇為維護黨的團結和毛澤東的威信，接受了這個好心的勸告，在中央的一次生活會上作了檢討，一再無條件地表示退讓和服從。可是毛澤東仍然說他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決心清除之並及其"餘黨"，不惜將全國再一次推向大動亂。
　　關於這次將全黨全國推向災難深淵的十年大動亂或十年浩劫，已有許多書籍和文章問世，本文只著重說明這幾點：
　　這場浩劫，致造神運動登峰造極；
　　為了造神，對民族優秀文化和精英人才瘋狂剿殺；
　　造神結果，既毀了國家民主法制和社會道德文明，又使物質文明徘徊不前，並擴大了腐敗黑暗面，迫使億萬農民在飢餓線上掙扎。
　　這場浩劫，致造神運動登峰造極
　　自從1959年廬山會議大反彭德懷，林彪說了"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開始，他就一直高喊"緊跟、緊跟又緊跟"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當人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三面紅旗"進行批評、毛澤東也不得不暫作退讓而檢討幾句的時候，也是林彪首先跳出來為老人家解圍，說什麼"總路線"、"大躍進"等都是正確的，只是由於缺乏經驗，死了一些人，這沒有什麼了不起；並說現在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向'左'邊拉，向'右'邊偏"；"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此後，每當毛澤東和他一起出面接見國內的一些人，在毛澤東講話之後，他都要"緊跟"講兩句：第一是"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第二是"我完全擁護"。有時共同接見外賓，他也是這樣"緊跟"。如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羅馬尼亞領導人毛雷爾和齊奧塞斯庫來訪問期間，曾勸中國同蘇聯恢復友好，毛澤東表示：要和好，蘇方總該有個表示，先講話，先作自我批評，百分之九十的責任應該由他們負。林彪趕緊在一旁說："不，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九！"
　　正是在這1964年，他首先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語錄》。在《語錄》的《再版前言》中，他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他號召軍隊和全國人民大力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一輩子"。從此全國報刊就競相刊登軍隊和地方機關集體和個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事迹和學習筆記、心得，"用毛澤東思想之'矢'，去射實際工作之'的'"。 　　"文革"序幕拉開和"文革"正式開場之後，林彪的表演更深得毛澤東的歡心。除在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和大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時不遺餘力之外，他以中央副主席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指示全軍突出政治，說毛澤東思想是最好的武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是最大的戰鬥力。他給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立刻成了風行全國的口號。有人還據此編成全民皆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既然"萬物生長靠太陽"，毛澤東思想就是這不落的太陽。那麼，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的一切好人好事，就無不"歸功於毛主席"、"歸功於毛澤東思想"。瀋陽部隊某部炮兵連戰士劉英俊為保衛人民群眾的安全勇攔驚馬而犧牲，解放軍報為此特發表社論，其標題竟這麼長：《學習最高指示，宣傳最高指示，捍衛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戰士劉英俊同志學習》。毛澤東與林彪批准授於解放軍某部六連四排以"支左愛民模範排"、給排長李文忠以"支左愛民模範"稱號，解放軍報的社論標題是《無限忠於毛主席是最大公》， 人民日報的通欄標題是《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愛民模範排'》。報道青年賀相魁撲滅山火而英勇負傷，人民日報也要牽強附會地做出這樣的標題：《赴湯蹈火為人民--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賀相魁在撲滅山火和治傷期間的英雄事迹》。
　　總之，那時每天打開報紙，幾乎都能看到如此這般的造神標題--《'海上英雄艇'輪機兵麥賢得--毛澤東思想的鋼鐵戰士》，《大慶--一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範例》，《永遠戰鬥在革命戰線上--記雙目失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戴篤伯》，《紡織女工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一心一意幹革命》，《這裡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李家莊團支部組織青年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的雜技演員》，《無限忠於毛主席的好黨員李全洲》，《生為毛主席革命路線戰鬥，死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獻身》，《心中唯有紅太陽，一切獻給毛主席--記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戰士劉學保》，《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大道上奮勇前進--記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成長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模範紅九連》，《靠毛澤東思想打開了聾啞'禁區'--記3016部隊衛生科毛澤東思想醫療隊在遼源聾啞學校治療聾啞病的事迹》……。報道我海軍航空兵擊落擊傷入侵我國領海領空的美國艦載攻擊機各一架，也要說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才取得的勝利。甚至於人民日報發表董存瑞的戰友郅順義懷念董存瑞的文章，也要標為《聽毛主席的話，不斷革命，徹底革命》；南方一些省發現了煤炭資源，也說這是"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打破了'江南無煤'的謬論，北煤南運的狀況正在迅速改變"；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些文物，也說這是"認真落實毛主席關於'古為今用'的偉大方針，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掘出大批珍貴文物"；上海市水文地質工作者在控制地面沉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說這是"運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總之，那些年不論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新華社或其他任何大小報刊，每報道任何一項工作成績和某一事業成就或召開某一會議，幾乎都要前加"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或"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類套話，不厭其煩其瑣。
　　這種誇大其詞的"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毛主席"的過分作為，顯然是與毛澤東原來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至理名言完全相悖的，也是不符合真實的歷史實踐的。沒有廣大人民與千百萬革命者捨生忘死的英勇奮鬥，只有毛澤東的雄才大略，怎能打出一個新中國來？再說，這雄才大略也是在廣大人民和千百萬革命者拋頭顱灑熱血的實踐中，才得以逐漸形成的。因此，當人們讀了1965年8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閻長林口述的回憶文字《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時，當年在彭德懷統率下跟隨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並最終打敗佔領延安的胡宗南部隊的一些老同志，就頗為不平地說：如果當時不是在胡宗南身邊當上校秘書並深得胡宗南信任的我地下黨員熊向暉及其他同志不斷及時地傳出機密情報，使毛主席他們對胡宗南各軍師的行動甚至有時吃不上飯的情況都了如指掌，哪能"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地把胡宗南趕出陝北？當然，他們當時只能私下發發牢騷，誰也不敢公開道個"不"字，以免與自己的老領導同遭厄運。 　　在這種極度神化和高壓空氣下，全國男女老少幾乎無一例外地每天都要進行宗教式的"早請示"、"晚彙報"，人人都手擺《毛主席語錄》小紅書，有節奏地齊聲山呼"衷心祝願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為了向偉大領袖表衷心，全國億萬人紛紛跳起了"忠"字舞，"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接著又有人把這"三忠於"擴展為"四無限"："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四不忘"--"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1967年11月，又出現了"大樹特樹"："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人民日報等報頭每天都刊登一條《毛主席語錄》外，《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最高指示》，以及《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老三篇"等等大量出版發行。1967年12月25日新華社報道，當年出版《毛選》八千萬部；《毛主席語錄》三億五千萬冊，《毛著選讀》四千七百萬冊，詩詞五千七百萬冊。1969年1月2日新華社報道：不到3年，《毛選》即出版1億5千萬部；后又報道說，毛主席著作與馬列著作10年中發行48億冊，比"文革"前的17年增長17倍，全國各省市革委會向貧下中農、軍烈屬和城市"革命居民"免費贈送這些革命寶書，掀起了空前廣泛的學毛著運動。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稱"做了徐霞客"。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重請陳雲出山，主持計劃經濟管理工作。不管毛澤東此刻的真實思想如何，七千人大會確實在多災多難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股溫暖的春風，黨內外有識之士也開始重新探討從根本上剷除"左"傾毒素的途徑。
　　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將七千人大會沒有涉及或尚未充分展開討論的經濟問題作了深入分析，尤其對經濟困難局面作了充分估計。他尖銳地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2月23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社論《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口號再度出現；各機關所辦的學習班又開始各抒己見，有什麼牢騷也可以發；農村中"包產到戶"和"副業自由"等逐漸出現，對"右傾分子"和"右派"的平反甄別工作也著手進行了。
　　可是，人們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不甘心於七千人大會後出現的寬鬆、民主、自由新氣象的人們，只經過短短几個月的沉默忍耐，就開始進行反擊了。據近年楊明偉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口號的由來》、曹英的《毛劉分歧與'文革'的發動》及其他有關文字的記載，在當年8月6日於北戴河開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竟和在廬山會議上一樣，撇開會議通知的目前農村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糧食問題、商業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和國家支援農業這四個議題，大講"階級、形勢、矛盾"問題，把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矛盾，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他首先提問：究竟有沒有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存不存在階級？他說：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用？ 　　接著他問：對國際國內形勢究竟怎樣看？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他認為：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搞好，有許多工作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等等。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我傾向於不那麼悲觀，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
　　最後他問：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麼矛盾？他自己解答說：一類是敵我矛盾，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是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當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餘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進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就成了無矛盾、無衝突論了。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幹風，越到上層越大。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幹。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這麼一說，會場的氣氛驟然緊張。許多人明顯地感覺到，毛澤東提的這三個問題是有感而發、有針對性的。他們不得不迅速思考，也沒有人敢於不認真地思考。以後，毛澤東又多次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講這三個問題，而且越講針對性越明顯。大家越聽越感覺到，這矛頭所向，就是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春天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是一股"黑暗風"，就是鄧子恢、陳雲等人支持的"包產到戶"的做法是一股"單幹風"，就是彭德懷等人要求黨中央重新審查自己歷史的行動是一股"翻案風"。這就使會議重點成了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原定議題成了無關緊要的配角。 　　經過北戴河會議（8月26日至9月23日）的這種"思想準備"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又正式就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講了話。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從現在起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黨的大會就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同時，他再次批判了"單幹風"、"翻案風"和"黑暗風"。9月29日，人民日報在最醒目的位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寫入了毛澤東的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基本觀點，指出"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從此，"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不但響遍全國，而且要"年年講，月月講"，還加了一個"天天講"，並且要堅決打退"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這樣，毛澤東為了維護他個人的絕對權威，輕而易舉地再一次借用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越向前發展，階級鬥爭越尖銳化"的邏輯，把全黨全國的有識之士又一次壓了下去。雖然過去，他歷次講話都是以黨為核心而未以個人為核心，比如1956年8月30日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時說過，"領導我們革命事業的核心是我們的黨"（毛選五卷295頁）；1957年5月25日，在中南海草坪上接見當天閉幕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大會工作人員時又說過："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毛選五卷430頁）但是現在，他要以他個人為核心了。這使得很多人陷入了深沉的愁思。
　　果然，1963年2月金日成來訪，毛澤東就對他說："天下大事分則必合，合則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我們同高崗、彭德懷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所以說'天下太平'沒有那麼回事……所以，要有意識地保持對立面。譬如，彭德懷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麼，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這些人總是想復辟的……
　　"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會感謝你們的。"
　　此刻，高崗、彭德懷都早被打倒了。這裡說的"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是些誰，那還不明明白白么？1967年2月，劉少奇被打倒了，毛澤東對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說：我們黨內的鬥爭，多年來沒有公開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時，就看出問題來了，因此提出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法西斯式專政的國家。他並且說："當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的時候，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戌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好像中國真有人要搞政變，要奪他的至高無上的位置。
　　1964年11月，黨中央就正式將"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生產為中心"的口號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其他工作的指導方針，而且把"以階級鬥爭為綱"居於"以生產為中心"之前，被看作"以階級鬥爭為綱"可以壓倒一切。這使黨內外的有識之士無不十分焦慮地提著心：這是圖謀清除廬山會議以後尤其七千人大會及其後所"暴露"出來的、對毛澤東的觀點持異議者的強烈信號，一場摧殘中華民族的更大的風暴必將來臨……
　　的確，那個被定名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醞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