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媒體無知但得罪不起

◎王旭明◎

　　北京人，1976年高中畢業后，到京郊農村插隊兩年；之後考上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在丰台第七中學從教7年；1991年進入《中國教育報》當記者；199


   



8年從報社總編室主任的位置出來，任職教育部辦公廳新聞處處長；2003年4月任教育部辦公廳副主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而網路上到處轉載的他的簡歷其實是教育部部長周濟的簡歷。

　　大眾關心的其實不是我，而是教育。人們通過不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心聲，不論是罵也好，恨也好，這都是暢通言路的表現，『人盡其言』對搞好我們的教育工作是非常有利。

　　干新聞發言人，想當官別干，想發財別干，想揚名，可能遺臭萬年。

　　我仍然把記者們當成朋友，即便是他們曾經傷害過我。

　　「名校生養豬媒體不必嘩然！」11月28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教育部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談及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時，信手拈來養豬的例子，話音剛落，報紙、雜誌、網路上的叫罵應聲而起：這傢伙「又放厥詞」了！

　　因為 「教育買衣論」，他被各種輿論怒斥為「富人代言人」，說他來自火星；從報刊雜誌到電視網路，他一夜成名，遭受鋪天蓋地的謾罵。

　　之後，幾乎每次，只要他說話，就會被媒體大肆報道，成為新聞語錄，被人指摘。

　　這個一出現就給人「添堵」的教育部官員，知道自己如此不得民心嗎？作為新聞發言人，他到底懂不懂如何與媒體溝通，像這樣屢屢和媒體交惡，他就不怕影響教育部新聞工作的順利開展？作為教育部新聞發言人，他懂多少教育？

　　我的家人也被無情地罵著

　　2006年，王旭明無疑是最受公眾關注的新聞發言人。在百度搜索他的名字，出來24萬網頁。但多數是謾罵！「教育買衣論」、「媒體無知論」、「中國教育成功論」……幾乎每次，只要他出現、說話，都會被媒體、公眾抓住尾巴，大肆批判。

　　記者以為，王本人肯定非常抗拒媒體，很難接近。不料，聯繫採訪相當順利；後來記者因為有事需要變動採訪時間，給他發了一條簡訊要求更改時間，他也痛快地同意了。

　　12月15日上午，王旭明穿著休閑毛衣，在他有些凌亂的辦公室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網友罵我

　　青年周末(以下簡稱「青周」)：說實話，您答應接受採訪，我挺意外，您似乎很少在媒體說自己？

　　王旭明(以下簡稱為「王」)：是呀，我原以為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誤解自然會消除。但沒想到，正確的東西你不去說，和誤解永遠是兩張皮，但說了，還是被罵。(笑聲朗朗)

　　青周：您會上網搜索自己的名字嗎？知道網民是怎麼看待您嗎？

　　王：(椅子一轉)怎麼不搜？我當然知道，網上批判我，謾罵我的，非常多;什麼王旭明這小子又在胡說了，他怎麼還在這個位置上啦……不光我，我的家人也被無情地罵著。

　　評論說我當發言人應問責人事部門

　　青周：您僅僅一笑置之嗎？

　　王：說實話，我看到這些言論，悲喜交加。

　　喜的是，作為教育的代言人被關注著，表明大眾普遍關心著你所代表的事業；人們通過不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心聲，不論是罵也好，恨也好，這都是暢通言路的表現，這隻有在一個文明、開明的社會才能有這種「人盡其言」的狀況，對搞好我們的教育工作非常有利，萬馬齊喑究可哀嘛。

　　悲的是，我們的很多工作沒有做到位，沒有說透，引起了人們的誤解，也說明當前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和老百姓對優質資源的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我自己感到了壓力大、擔子重，責任大。

　　青周：也許公眾僅僅是對您不滿意？不然，今年3月20日，海南《證券導報》也不會發時評長文，要求您辭職，這篇文章您看到了嗎？

　　王：我是在網上看到這篇文章的。其實還有更嚴重的，《瞭望周刊》上就有一篇文章提到，說像王旭明這樣的人做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應該問責教育部人事部門，在選拔任用幹部中出了什麼問題？這個觀點還更新鮮些呢。

　　20年後大家也許會理解我現在的處境

　　擔任新聞發言人之前，熱愛文藝和寫作的王旭明有過幾個重要的人生經歷：當過7年普通中學教師，從班主任一直做到代理副校長。在《中國教育報》當過7年記者。因為工作努力出色，被破格晉級為主任記者，並提拔為總編室主任。因為這些經歷，他被教育部看中，調入教育部新聞處擔任了5年處長。
新聞發言人是高危行業

　　青周：您是怎樣被選拔任用到這個位置上來的？

　　王：我並不是主動要求擔任新聞發言人的。你也知道，中國人是內斂的民族，行政部門多年奉行的是不說為佳。提拔官員，不說也會提拔；說好了可能提拔也可能不提拔，說不


   



好了，肯定不提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幹嘛去找這個麻煩？

　　再說，官員間也有個場，在場內活動都沒關係；但在場限上活動，隨時可能被推出去。新聞發言人就是一個時刻在場限上活動的高危行業，在鋼絲上跳舞。

　　我也從來不認為，只有我才是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唯一人選。我並不是什麼名校畢業生，也沒有高學歷，就是個大學文憑。可能是我既當過老師，又當過記者，又有新聞處的工作經驗，這三段經歷把我推上了新聞發言人的位置，所以，我一向認為人生中最寶貴的不是學歷，是經歷。

　　我們國家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還遠沒到完善和成熟的地步。我還經常開玩笑，領帶我需要比別人多準備幾條，衣服我也要比別人多洗好多次，我的手機要求24小時必須開通，但這些怎麼保證，並沒有具體制度。

　　所以，我說，干新聞發言人，想當官別干，想發財別干，想揚名，可能遺臭萬年。我覺得我自己就是個做鋪墊的人物，呵呵。20年後回頭來看，大家也許就會理解我現在的處境。

　　發言人有好心態最重要

　　青周：您是不是個合格的新聞發言人呢？合格的新聞發言人該具備哪些素質呢？

　　王：合不合格，並不能由我自己說了算。我本人也多次參加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培訓，初級班、高級班都參加了，也到十多個國家考察，還與聯合國秘書長的新聞發言人面對面交流，這些對我的震撼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我想，新聞發言人最起碼要政治素質過硬，要懂政策，要表達清楚吧，不要僅僅當傳聲筒，最好要當麥克風，還是那種外國進口的優質話筒，能夠美化你說的話。

　　青周：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是美化？

　　王：我這只是個比方，新聞發言人要把有價值的新聞發布給媒體，就要懂得媒體所需，盡量使自己想被媒體傳達的東西被媒體選中，這樣就要求新聞發言人能夠在自己消化了這些新聞素材之後，能夠個性化處理它們，讓其更容易被媒體選中傳播。

　　我一向認為，對於新聞發言人要重視培養，重視選拔。不過，我認為，新聞發言人最重要的是心理素質要好，心態要好，抗干擾，抗打擊能力要強，尤其是在新聞發言人制度並不健全的現階段。

　　截至目前，我在新聞發布會上並沒有出現新聞發布錯了，觀點錯誤，表達有誤等情況，如果出現，我也隨時準備道歉。

部長沒有批評過我

　　青周：您今年在各種媒體上多次受指責，教育部不認為您工作中存在失誤嗎？

　　王：我每次主持召開新聞發布會，教育部的網站、中國教育電視台都有文字和影像的直播實錄。很多媒體報道我的講話，我可以說，一半以上的記者並沒有看過我的實錄，只是


   



擇出一段話，甚至只是轉載一句話，根本不管講這些話的具體語境。我的天哪，一些話，離開了這些語境，意思會完全不同的。

　　而我們的部長周濟，每次我的實錄，他都從頭看到尾，給我指出哪些地方該停頓，該變換語氣，任何一個小細節都不放過。應該說，有熱情的指導，善意的指正，善意的提醒，但是沒有批評。

　　說句你們媒體不愛聽的話，但這是事實，我尤其要感謝的是教育部黨組對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沒有領導們的理解和支持，我想我也不會堅持到現在。

　　媒體是種強大的力量，得罪不起

　　年初兩會期間，媒體瘋狂轉載王旭明回答人大代表質詢「上學貴」的話被定義為「教育買衣論」，旋即引起了網友強烈反感，北大清華只能讓富人階層消費成了網友們抨擊的熱點之一。

　　他解釋這番話，其實是記者把和他閑聊的內容擇出來，進行了突出處理，並且沒有考慮到當時的語境。

　　記者把我閑聊的話當新聞

　　青周：面對罵聲，您就憑藉這樣良好的心態不予理睬，我自巋然不動嗎？

　　王：新聞發言人並不是講自己的話，是代替部門發言。也是代替部門去面對媒體和公眾的。

　　當然不能對公眾意見不聞不問，是要科學理性地去看謾罵，要學會從謾罵中捕捉到一種情緒，搜集到對我們工作有借鑒意義的東西，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但即便是我心態那樣好，在年初備受非議那一段，我還是一度動搖了。我曾經想過，不再把記者當成朋友，處處防著他們，也不想再見到他們。

　　青周：網上90%對您的謾罵都來自您在兩會期間所說的「教育買衣論」，您為什麼那樣說？

　　王：我當時就是私下裡和三位記者聊天。談了兩個小時，他們從中提出那樣一段話，話的表述基本也沒有什麼問題，應該說，他們還是很有新聞敏感性的。其實我當時的原話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孩子從小學上到大學花的錢很少,因為國家都給包了,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既然是消費,就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智力、實力來選擇。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現在很多人不考慮自己實力如何,都想讓孩子往好學校里擠,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學貴」觀念重要來由之一。

　　只不過，那是我在這種輕鬆的語境下，打的一個比方，讓他們理解在保證教育是公益事業的同時，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消費作為補充的必要性。我至今認為，這也是我們當前國情下，需要轉變的觀念。

　　我絕對不是在什麼兩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答人大代表的質詢，這種表述是完全錯誤的，我沒有得到任何授權去回答人大代表的質詢，我怎麼會去說呢？

　　之後，這番話也經過很多人的演繹，變成了「有錢就上清華北大，窮人沒錢就不用上學」，我會說這樣的話，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嗎？

　　媒體是種強大的力量，得罪不起，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弱勢地位。無論我怎麼說，聲音還是有限，怎麼解釋還是被罵。

我仍把記者當朋友

　　青周：這是不是後來您對媒體不那麼待見的原因？

　　王：恰恰相反，我經過這件事後，雖然一度對記者存有戒心，但也是記者，讓我徹底放下了這件事。




   



　　有次央視記者柴靜打電話給我，說她對於一些政策的事情不清楚，想問問我。我就在電話中把政策和我們通常的處理辦法給她講了十多分鐘。她掛斷電話后，我突然一個激靈，她不會就是在採訪我吧？她是不是已經錄音了，那午間新聞是不是馬上就會播出？但那並不是我正式接受採訪的說法呀，裡面還涉及到部里一些內部情況不能隨便說的呀。我一想，糟了，趕緊回撥她的電話，內部情況，求你了，不要播出去。但她那時候正在採訪，電話一直未通，我就一直撥。

　　有15分鐘，那是我內心情緒交錯在一起的痛苦的15分鐘。電話通了，我連珠炮地說了一番話。柴靜回答，旭明，你怎麼能這樣看我的新聞素養呢，我說是問情況就是問情況，如果是採訪，肯定會對你說的。

　　過去我覺得自己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現在，我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自己想想，在小人和君子之間，我還是選擇做君子吧。

　　但，事實上，真正讓我放下的還是三個採訪過我的記者中的一位。他後來寫了一篇反映安徽四個少年屈打成招被錯捕的報道。這件事他採得非常到位，錯捕對小孩造成的深刻傷害，各方面的反思，寫得很具體翔實，讓我看了忍不住掉眼淚。就憑這篇報道，他是個有良知的人，他對我們教育工作是關心的，和這篇優秀的報道比起來，我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我於是忍不住，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讓他轉告我對這個記者的敬意。

　　我仍然把記者當成朋友，即便是他們曾經傷害過我。

◎王旭明經典觀點◎

　　◎中國教育成功論：2005年12月22日，在新華網回答網友提問時，認為使95%以上的人接受了義務教育，使20%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中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是成功的。

　　◎教育買衣論：2006年3月6日，新華社報道，他公然聲稱，(上學)就好比逛市場買東


   



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媒體無知論：2006年9月25日，王旭明在新聞發布會上聲稱國家已建立了一套資助學生的完整體系，而很多輿論仍在呼籲窮孩子怎麼窮，往淺的說是無知，深的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名校生養豬論：2006年11月28日，中央電視台報道，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聲稱名校生養豬媒體不必嘩然。

　　沒有電視台拿出哪怕15分鐘講政策

　　作為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喜歡在新聞發布會上點評一些媒體對教育工作的報道，有表揚，也有批評。他說自己是個性情中人，看到好的報道，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提到媒體對國家教育政策的宣傳，他幾次提到「儘管媒體表現出可以理解的冷漠」，以至於在9月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他指出，國家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了幾百億資助這些孩子們上大學，建立了包括「獎、減、貸、助、免」一套資助學生的完整體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輿論在呼籲窮孩子怎麼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淺的說是無知，深的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講政策也可以講不足呀

　　青周：既然您把記者當朋友，為什麼幾次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指責媒體呢？

　　王：我認為，我們的媒體在宣傳國家各種政策法規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缺失，甚至觀念都是錯誤的。只注重講個體，講個案，卻並沒有抓住事情的主要方面，及時、準確、全面、有效地傳達訊息。

　　比如某電視台，可以每天拿出半個小時，來講一個貧困學生多窮，呼籲社會愛心人士給予幫助；卻不肯拿出哪怕15分鐘講政策，講可以讓千千萬萬學生受益的政策。我不一定要你講好話，講不足也行呀，起碼讓更多的人知道有這個政策，知道怎麼自助自救。

　　私人捐助再多也是小頭

　　青周：助學本身就是政府份內的事，沒有兼顧到的，媒體幫忙提到了，這是查漏補缺啊。

　　王：媒體這樣做，的確也是出於社會公德心，也無可非議。但是，電視、報紙等公共資源，一項好政策的出台，惠及的可是千千萬萬的人，並不是那麼少數幾個人。我們國家的媒體是用國家的錢，用納稅人的錢辦起來的，就應該宣傳對多數人有益的政策，這不是媒體的選擇，而是你拿納稅人錢的必然選擇。

　　尤其是國家對困難學生的資助，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資助體系，是解決了絕大多數問題，是大頭；私人捐再多，也是小頭。

　　青周：個人也是納稅人呀，也要報道，怎麼厚此薄彼呢？

　　王：現在是大頭被薄了，小頭被反覆提及呀。我們有那麼多電視台，從國家到地方，大可以辟出一個台，不上廣告，專門傳達國家政策，放高雅音樂。但事實上沒有電視台會這樣做。

　　所以我認可，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的說法。其實，我更認為，媒體除了傳達國家政策法規，還有一個重要的職責是轉變觀念。天天講貧困學生多窮，呼籲社會資助恰恰說明我們的報道有問題。

媒體應宣揚自立自強

　　青周：扶危濟困不是中華傳統美德嗎？

　　王：對於一個成年的大學生而言，如果傳統美德變給為借，讓他更有責任感，更有學習動力，是不是更好呢？我曾經看到過有學生對助學貸款並不感冒，為什麼？他說，社會捐


   



助多好，不要還，助學貸款要還。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現在的媒體是在助長這種依賴思想而不是自立自強。

　　青周：媒體有自己的傳播規律和效果，從個案著手，更容易讓人理解。

　　王：前段時間SK-II出事，媒體不是一窩蜂地在報嗎？現在它又上櫃了，可是，直到現在，我也鬧不明白，我們到底可以用什麼政策和標準來看待這件事？事實上，授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政策、法規就是漁。有了漁，我們才能變得聰明起來。

　　我堅持認為中國教育是成功的

　　「中國教育是成功的。」王旭明堅持以高等教育21%和基礎教育95%的毛入學率作為標準，支撐他的成功論。這個觀點一出來，叫罵的唾沫都可以把他淹沒。有網友甚至憤懣地問道：「難道王旭明來自火星？改名王虛名好了，不過是貪圖一點歌功頌德的虛名，睜眼說瞎話罷了。」

　　毛入學率高說明中國教育成功

　　青周：不知道您注意到沒有，百度的「王旭明吧」里，就貼了一個去年以來大學生自殺情況統計。近來高校事故頻頻，起碼來說，高等教育算很成功嗎？

　　王：出現這種情況，我也很痛心，每每這個時候，我就忍不住想，自己能回去當老師就好了。

　　我說中國教育成功，被網友評為2005年十大謊言之一，說是典型找抽言論，(您收回嗎？)不，我現在認為，衡量一件事物的好與壞，各有標準，在不同的標準下，評價是不一樣的。而我的標準是使大多數人得到好處。我們國家已經由過去100個人中只有四五個人可以上大學到現在100個人中有20個人可以上大學了，能不說這是種進步？也許有人說，這是由大多數老百姓拿錢保證的，但縱觀全世界，有幾個國家的高等教育不是老百姓拿錢的呢？老百姓、國家、學校拿錢，三方面保證，一系列改革支撐起了100個人中有20個人上大學，這還不足以說明教育是成功的嗎？

　　基礎教育這一塊，從過去30%至40%的毛入學率，到現在95%。也許又有人說了，上的什麼學，一個窩棚；老師是什麼呀，連普通話都不會說。他們說的是對的，水平是低，所以我們要不斷鞏固，不斷提高；但它低，不代表沒有。這兩項數據足以表明，大多數人在改革中是受益的了。

公眾滿意度調查不能得出教育失敗

　　青周：人數多就代表成功了嗎？既然那麼多人受益，為什麼公眾的評價、滿意度那麼低？在社科院做的2005年中國教育滿意度調查表明，近八成的公眾對教育的總體情況「很不滿意」？




   



　　王：這個調查我沒看到，這個調查依據的若干指標還不清楚。但我認為決策部門借鑒這些調查結果調整、完善已經出台或者將要出台的政策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我不認為從這個調查能得出一項國家政策是否成功或者失敗。

　　青周：國家層面做過這樣的公眾滿意度調查嗎？

　　王：我沒有看到。

　　青周：那您不覺得，國家如果沒有收集老百姓對教育是否成功的民意認知，您就單方面地宣布，中國教育是成功的，顯得很不嚴謹，也沒有說服力嗎？

　　王：你的說法很尖銳，但我仍堅信我的結論，因為那是基於事實。我認為，公眾的不滿意更多地是對未來的期待。

　　青周：那您怎麼解釋，溫家寶總理在多個場合說，目前教育問題是他最心痛的問題？他的這個說法是不是和您所持的中國教育成功論有很大的差別呢？

　　王：溫總理說，教育問題是他非常關注的幾個問題之一。這充分說明，本屆政府也很重視教育工作，就在剛出台的六中全會文件中把教育投入的指標寫進去了，即4%。

　　解決就業難是綜合系統工程

　　青周：您說教育成功的，那名校生養豬也算是其中的一個實例嗎？

　　王：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已經不是精英化的教育，已經進入了大眾化階段。大眾化階段的高等教育，解決就業難的問題是要求各部委齊抓共管的一項綜合系統工程，大學生要轉變就業觀念也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大學生為什麼就不能去養豬呢？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就是人的多元化選擇。為什麼不轉變觀念，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呢？

　　採訪手記：幾個問題與王旭明商榷

　　採訪結束時，王旭明把記者從9樓送到樓底,微笑地詢問,發稿前,可否把稿子給他看看，希望在盡量不改動記者稿子的情況下為某些說法把把關，記者笑言，您是新聞發言人呀，出口成章，還擔心有何不妥嗎？王回答，不管怎樣，請記者「像愛護大熊貓般愛護我」。

　　整個採訪過程中，王旭明始終認為自己遭受非議的言論沒有什麼不妥,教育部領導從來沒有對他的工作批評過；教育部的領導和同事對他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這麼說，是媒體和公眾判斷錯了？

　　社科院2005年中國教育滿意度調查表明，近八成的公眾對教育的總體情況「很不滿意」。而王旭明堅持認為中國教育是成功的，依據是兩個和以前相比較高的毛入學率。上學人數多就說明教育成功？高考擴招，帶來經費短缺，高校學費上漲，教學質量下降等等，這些現象又說明什麼？

　　衡量教育成功的標準不應該如此單一。

　　退一步講，即使媒體和公眾的確誤解了王旭明，其中原因仍是值得思考的。作為一個有話語權的新聞發言人屢次被公眾誤解，問題出在哪裡?

　　王旭明對這些問題似乎應該仔細思考。追求個性表達；希望自己不僅僅是個傳聲筒；希望自己能夠成為記者的朋友，和代表公眾的他們形成良好溝通，這些都沒錯——但事實是，這種良好溝通達到了嗎？

　　良好的溝通需要換位思考。新聞發言人是不是也應該從公眾的立場去考慮些問題呢？這樣，公眾才會「像愛護大熊貓般」去愛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