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剛：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 (萬言書) 1 - 倍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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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談中共十八大后中國的改革走向
袁剛（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話題是改革，有學者稱是「重啟改革」。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打出「改革開放」旗號，已持續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會等方面積累的問題也日漸增多，許多矛盾已近臨界點，執政黨自身腐敗冗散等問題嚴重，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上坦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改革必須繼續，不改革沒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內定新總理李克強聲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媒體概括李總理講話的核心，若用兩個字那就是「改革」；用四個字無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個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鐵還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時代最強音，也是當代政治關鍵詞。但是，「維穩」一詞在近幾年似乎蓋過了改革，成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20多年前，鄧小平就呼籲「穩定壓倒一切！」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前提，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將無從談起。為求穩定，鄧小平說了不少狠話，也出強力幹了一些狠事，聲言「發展是硬道理！」要穩定20年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對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堅決拒斥，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任「核心」，都是謹慎地沿著鄧小平開闢的道路前進，經濟上破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20年。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許多麻煩問題都是用強力捂著拖著，民眾不滿，上訪者不絕於路，群體性抗議事件每年多達十幾萬次，到如今，「維穩」形勢已日見危艱，代價越來越高而局面益顯嚴峻。可以說問題相當嚴重。
「維穩」思維使執政黨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動作，或者說其路線圖就是先經濟，后政治，先脫貧把經濟搞上去了再說。有人甚至說經濟上去了一切都好辦，這不僅使政治體制改革遲遲無法啟動，而且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權錢交易尋租腐敗，出現既得利益特權階層陰奉陽違以「維穩」為借口，暗中阻礙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情狀。
所謂改革，就是要改變現狀，對既有權力體制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理順公平效率各種關係。改革是十分繁雜的事，改革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掌權者自己，這一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誰，卻長期模糊不清，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不能撼動，自稱黨雖也會犯錯但能自我匡正，黨政體制本身沒有問題，不允許懷疑，改革只是政策調整，是執政黨領導民眾改造社會。那裡有問題需要改革，就在那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本已很強的黨政機制，而很少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於是乎改革進程中動不動就高喊「加強黨的領導」！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說：「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強調人大立法「必須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保證黨有效治理國家」。並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現動搖，「國家可能陷入內亂深淵」。連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大」，也要「加強黨的領導」，人大立法實際上變成了黨立法。
其實，強化體制加強黨的領導早已達到極限，已是強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鬆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轉換體制機制，給民眾更多自治的空間，這或許可稱之為「開放」吧！黨的領導自中共建政以來，其實一直就強得很，毛澤東主政時已是強得不能再強，現在還要再加強，一點兒也不肯放鬆，其實就是不肯轉換體制機制，等於不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都清楚，我國經濟大發展就在於拋棄了蘇式集權計劃模式，在於放鬆了黨的領導放鬆了行政管制，在經濟領域轉換了體制機制。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設想，在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也能放鬆放鬆，更加開放一些。執政黨如果對自身問題動一動刀子，對自身體制、政治行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於改革呢？
胡、溫十年執政不可謂不勤勉，但在關鍵問題上想改改不動，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為，缺乏魄力和開創性，最後兩年推出的兩項所謂「大」的「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術刀一再揮向社會，而就是不敢對準自己，不敢在關節眼上有所突破。可謂是舉措乖張，進退失據。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黨校隆重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見地出席，政治局委員也統統到場，由習近平主持，胡錦濤發表講話。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發表講話，提出要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其基調還是加強黨的領導，以強化社會管制來「維穩」。9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擔任主任，對社會民眾的管控又進一步加強了。
10月18日，為時4天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全會沒有對自身腐敗等問題提出議題，而是空穴來風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我們知道，思想文化的繁榮靠的是百家爭鳴，應減少思想箝制，保障創作自由，我國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春秋戰國和五四時期，就是因為權力不進入該領域。而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所謂「文化體制改革」，卻是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隨后發表題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主動權」的講話，並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和宣傳文化工作新情況新特點，及時研究文化改革發展重大問題，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掌握文化改革發展領導權」；要「加強文化領域領導班子和黨組織建設」；「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設強大合力」。一切還都是老路數，「加強黨的領導」，對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沒有半點鬆綁的意思。
這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其實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維穩」之實，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意義。請問，加強黨的領導，就能繁榮文化嗎？這與其說是文化改革，不如說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當局就加強了對網路空間的監管，要推行網路實名制，關閉了一些敢提異議的網站，以加強「社會管理」，其實質乃是「維穩」防民。在我國，軍隊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維穩經費超過軍費。據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5140億元，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4806.86億元。2012年春「兩會」《關於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開支是6293億元，比國防費高出200億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預算達7017億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費，全都是用在維穩防民上。梁啟超曾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突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改革對象的確定，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是揮向別人，還是對準自己？是改別人，還是改自己？這個問題，30年來其實一直是搖擺不定，改革的手術刀大多是揮向了社會各色人等，卻很少揮向執政者自己。上述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即是典型，無論是「社會管理改革」，還是「文化體制改革」，都是只改別人不改自己，不敢對自身嚴重問題動真刀，辦法都是「加強黨的領導」老一套。人們於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變，執政黨別自以為是，解剖別人之前請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閉幕的11月15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外記者見面，我們聽到了總書記的響亮發聲：「打鐵還要自身硬」！對此各界有很多解讀，聯繫到近一個多月來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強調反腐敗，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其看作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在明確表示：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呢？
同樣的話今年廣東省領導人也多次講起，如政治局委員汪洋就坦言：「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並說：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省長朱小丹也明確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氣！」並說：「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對政府是個考驗」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這樣的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領導人說，鄧小平就說過「改革是一場革命」，後來朱鎔基總理也講改革要闖雷區。但是，真要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黨政幹部自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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