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知世故而不世故

　　


　　知世故而不世故

　　

　　| 魯迅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鄭鄤，號峚陽，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啟年間進士。崇禎時溫體仁誣告他不孝杖母，被凌遲處死。]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官僚」，陳西瀅攻擊作者的話，見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報副刊》所載《致志摩》。]，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緻，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裡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才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裡。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里，一面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三昧，佛家語，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言筌，言語的跡象。《莊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唵！ [唵，梵文om的音譯，佛經咒語的發聲詞。]

魯迅的文字的確平實而深刻，褒貶時弊於淺談文字之間，既無圓滑「世故」的阿諛奉承之媚相，又無憤青之躁狂激烈之詞章。

是的，魯迅就是魯迅，不過再也不會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