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標題: 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連載） [列印本頁]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4 10:23
標題: 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連載）


何方

何方：中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學者。1923年生於陝西臨潼。1938年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工作，后畢業於延安外語學院。抗戰勝利後到東北做地方工作。1950年任職外交部，先後任駐蘇聯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主任，一直在張聞天指導下從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研究，與及有關工作。1959年下放，至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1989年調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至1995年。
1990年被評為國家級政府特殊津貼領取者，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被授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


前言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我六年來學習中共黨史的一束筆記，也算門外史談。至於我為什麼在進入耄耋之年，還要放棄從事過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而改行學習黨史，其中緣故，倒要稍作交代。

1959年廬山會議后，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我由於個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過關的私心雜念，對於直接領導我工作學習十多年的張聞天進行了「揭發批判」。事後一直感到內疚，認為是個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錯誤。1979年我隨張聞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著要設法贖罪補過。此後同張聞天夫人劉英以百次計的接觸拜訪中，更加深了我對他們夫婦高尚品德的了解，也增加了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並逐漸形成了一個想法，就是在離開工作崗位后要投入對張聞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辦了離休手續，隨即完全改行，一面學習，一面也寫點有關張聞天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由於張聞天是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所以研究張聞天不能不學習黨史。而學習黨史卻又加劇了也許是老年人共有的現象：對以往的反思和懷念。特別是回想起初參加革命和延安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萬分！

我是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的。那時確實十分單純，抱著為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決心，真有點不惜犧牲一切，被國民黨扣留關押后仍逃跑出來奔赴延安。進入抗大（抗日軍政大學），也確實看見一派新氣象，開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當時大家雖然生活清貧，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學為樂，以苦為榮。平日所學和所談，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國家前途，自由討論，很少顧忌，還經常引用《共產黨宣言》上的話：「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上可鄙的。」（現譯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可是三四年後，開始了延安整風，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把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風當作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表現給基本上整掉了。我們當時也確實自覺地進行改造，力爭使自己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加之整風中又來了一場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萬馬齊喑，思想有點麻木，頭腦也更加簡單。從此就一直跟著毛主席幹革命了。但是後來的實際，卻和我們當年的理念漸行漸遠。根據自己六十餘年的觀察體會和一個長時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們那時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什麼奮鬥了幾輩子，卻總還是看不見，反而大批共產黨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更不用說工農群眾了。究竟是誰在專誰的政？尋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風。因為延安整風不僅如李維漢所說，教育了「老長征」和「三八式」整整兩代人，做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更重要的還是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它既有助於革命取得勝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也導致了建國后三十年的經濟文化落後和不斷的政治運動及其帶來的各種災難。例如胡喬木就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延安整風正是學斯大林理論，照搬蘇聯一切，並有自己的很大發展。現在我們雖然實行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卻仍然嚴格堅持延安整風定下的模式，使我們在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上只能一條腿（還不完全）走路。這恐怕絕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而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問題，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實在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其影響之大之久，恐怕要超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就是我為什麼在學習黨史中，重點從張聞天轉向延安整風的原因。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家言，但我仍以熱愛革命、熱愛黨和熱愛祖國的初衷，本著「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上可鄙的」精神表而出之，接下來就是敬候批評了。

還有幾點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包括在本書內的只是一批學習筆記，各自成篇，沒求系統，因此不完全連貫，在引語和舉例上也就難免重複。第二，本書所用資料均系公開文獻和別人研究成果。本人既不能查閱檔案，也無力跑圖書館，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藏書和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書刊，幾乎完全是一個人閉門造車，錯情必定不少。第三，本書每篇成文後曾分別送請一些老同志和老同學閱提意見。例如頭兩篇（也只是這兩篇）就曾送劉英同志審閱並得到她的認可。還有幾位老朋友對每篇都經過認真閱讀，提出寶貴意見。在此特向他們表示我內心的感謝。

                                        何方
                                        2004年12月30日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4 10:48
第一篇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所起的作用卻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還沒有完全改正過來。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誕辰，特撰此文作點辨析，以期引起討論和求得專家們的指正。

一，        問題的提起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 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黨史研究在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二十年來也得到一定研究，並獲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 的出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對弄清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問題很有幫助。但是由於以上兩個中央決議的約束和長期以來正統說法的影響，對於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問題許多研究仍然是只重複原有結論，即籠統肯定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而不提論據，不加分析，似乎這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用不著再作分析和論證了。
但是由於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顯得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敘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的助手后，緊接著筆鋒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卻並不提成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論述黨的六屆領袖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卻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張聞天既是組織上的最高領導人，也在實際工作中起到『負總責』的作用」；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標題卻是「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名義領袖與實際領袖的分離」，就不但讓兩個論斷相互打架，名義領袖之說還把張聞天置於挂名的總書記向忠發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澤東在博古之後就已是實際領袖，那就只是五屆，也談不上六屆了。還有新出版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對張聞天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作用和貢獻，作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介紹，但也無法擺脫這個矛盾。在一共四頁書里就有這樣一些前後矛盾的斷語：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緊接著談到項英會後的來電時又說，「這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更換問題卻還沒有解決。」 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於是得出結論：「從此，張聞天開始了作為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的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時期。」還補充說，「張聞天當時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要求。」  又如後面一節用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標題，講的內容卻是：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建議，以及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產生對張聞天的長期誤會等，就都顯得有點文不對題。至於隨後說的，「在危難的時候，張聞天總是樂觀地對人們說：我們的黨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我們不但能戰勝長征路上的危難，而且能夠克服今後革命路上的種種困難。」 這些話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風后才有的提法，當時大約是不可能發生的。該書既然肯定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張聞天「負總責」和「在總書記崗位上」。博古的總書記本來是完全有職有權的，遵義會議對這個崗位的許可權也沒有做出特別決定，甚至連暗示都沒有，為什麼張聞天一接手就變成了挂名的虛位？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本書還是近年來所看到的對張聞天寫得比較客觀、公正、也許更接近實際一些的。它們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遠的書就不用說了。看來，堅守長期以來的這個固定論斷，既成了陷於矛盾而無法解決的死結，大概也是難以通過的關口，就是說：都得這樣寫。
     由此可見，關於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展開討論，解決各種疑難，恢復歷史真相。其實，現在資料已相當豐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只在於要不要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對待已有的結論（包括各種決議、權威言論、以至當事人的反省和各種回憶），是採取「兩個凡是」的態度呢，還是要「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如果只能以中央決議和當事人的反省或回憶為準，那1959年廬山會議的案子永遠也翻不成，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了，黨提出的思想路線也成了一帋空文，實事求是只不過是並不兌現的口頭禪。
    實際上，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有一種說法也值得懷疑，即: 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  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地不可靠。
    既然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於理於法都顯得缺乏根據，那改為「實際上」確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實事求是的話，應該說「實際上」也並未確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來黨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現有的文獻和史料作些辨析。

二，        關於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這是無可爭議的。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徵到達哈達鋪，中央才了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能否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一方面軍）的領導呢？大概也不能這樣說。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鑒於以前博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的命令行之。作為毛澤東自稱「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也必須變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實現。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  毛澤東也只能連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周至少開會一次。  說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在個人權威還不足以保證自己主張得以實現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強調集體領導，主張多開會；一旦成為權威，才往往容易感到會多了麻煩。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只是組員之一。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  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  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  中也說，「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實際上，直到長徵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過了將近兩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時雖然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軍的完全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起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的洛川會議上。從此，毛澤東無論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主席和軍隊的最高統帥，直到四十年後去世。但還不能說洛川會義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這又是一年多以後的事了。

三，        關於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呢？下面就試舉八條論據進行討論。
    （一） 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 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朱德並列，以「朱毛」
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共產黨的領袖，知道向忠發和李立
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反倒很少。這也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重視毛澤東，使「左」傾中央對他不能為所欲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義會議沒有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有的說是出於毛澤東的謙辭。這自然是沒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毛澤東自己就常說，「我是不讓權的」，「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  何況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於六屆六中全會他已實際上成為全黨全軍領袖以後，革命又處於危機關頭，謙讓就是推卸責任。例如會後張聞天提議讓他出任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就沒有推辭。還有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先讓張聞天「過渡」一下，是為了好向國際交代。這也是實在說不過去的。遵義會議既然敢於把國際派來的顧問和國際批准並一直承認的總書記拉下馬，為什麼對民主選舉替代的人就這麼多顧慮呢？而且此說至今並無任何足可證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時的什麼人曾有此考慮。相反地，中央領導人倒是知道過去國際是支持毛澤東而不支持張聞天的。例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張聞天為書記之一，國際回電就不同意，后經博古去電解釋才予批准。  而「左」傾中央會前還計劃取消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不但不準，還力主把他選為正式委員。對於去掉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換成張聞天，中共代表團也來信說,「莫斯科很不滿意」，還一再通報國際對毛澤東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極為重視，說「國際已將毛同志作為中共和蘇區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傳和肯定了」。 其實，在這之前國際對毛澤東的宣傳就很多，而無論以前還是以後對張聞天都沒有什麼宣傳。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4 10:49
至於說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並非出於多數人的意願，「大家都擁護毛主席出來領導」，「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但是毛澤東說服了大家，「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  這種說法大約只會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碼也是延安整風以後，在遵義會議時是幾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實上，所有這些，在延安整風中專門清算歷史問題時都沒有特別涉及，可見這些說法只是出於一些人事後的認識或某種需要。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卻是當時各種具體條件決定的，帶有很大的歷史必然性。
    （二）在遵義會議后的長時期里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
按照毛澤東的定義，「為首」就是召開會議。  可是遵義會議后的幾年裡，毛澤東並沒有召開和主持過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各種大小會議。遵義會議是在大家要求下，經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由總書記博古主持召開的。說遵義會議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舉行的，只是延安整風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種抽象說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舉行的，也許還說得過去，但談不上領導，因為他既未召開和主持，也未作報告和結論。至於遵義會議後幾年的中央會議，則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的，據張培森同志統計，前後多達137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 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同志考慮，能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徵結束后）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  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於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中央會議有較嚴格的區分，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后則一律用「主持」。這是講求分寸和實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寫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   題」。  正是這一例外恰恰與事實不符。因為遵義會議后形成的慣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會議（政治局和常委）都由總書記張聞天召開和主持，如無特殊情況，毛澤東是不會違背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會議的。而且當時擔任政治局會議記錄住在張聞天隔壁的李華生、也與張聞天為鄰並列席這次會議的郭洪濤、開會時在場並作了簡單發言的張聞天夫人劉英，都一再證明和堅持認為，13日會是由張聞天主持並在他的住處舉行的。
    1938年以前，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的會議，還不像六屆六中全會後實際上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樣，「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而是認真準備，確定會議議程和報告人，最後往往還要作總結髮言，實為會議結論。因為自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發揚民主，推行集體領導，摒棄博古時期那種個人包辦和獨斷專行，所以不但開會多（同外地領導人磋商的電函也多），重要問題會議上定，而且還按所討論的問題由分工主管的人對某項議題提出報告和在討論後作結論。這樣，作為會議主持人，他的最後講話就被稱為「總結髮言」。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只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只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只是事後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晉西會議后，張聞天回到後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里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紅軍渡河回陝前，毛澤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4月28日致電張聞天，內稱：「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其關聯的問題。」  可見，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張聞天的職責，毛澤東只可提出建議而無權自行決定。
    （三）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后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繫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係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多通過中共代表團），進行請示彙報、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國黨組織，如向各路紅軍和各中央局傳達中央重要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等）。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后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1935年2月4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迴音，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  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后，就很快開會討論，作了答覆，隨後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布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提出建議、交待任務、接受彙報、保持聯繫等），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後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后，「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 （楊尚昆語。見他為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所寫的《序》），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后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毛澤東並沒有管中央和全黨的組織工作，仍然像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所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 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不在其位。這和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的情況明顯不同，更不用說1943年中央機構改組后的情況了。
    （四）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
    遵義會議后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作為新領導集體的一員，毛澤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他分工主管的軍事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于軍事問題（後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種說法，毛澤東雖然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實際上是新領導的核心，因為一切重大問題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后定下來的。如果是指某些具體軍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如指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情況卻並非如此。這隻要對《張聞天文集》和《毛澤東文集》（均包括《選集》）這個時期的文稿以及兩人同一時期的《年譜》作一對照，就可明顯看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個形勢和黨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極多，但毛澤東卻幾為空白。有兩件在戰略轉變上有重大意義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卻是張聞天代為起草和發布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國宣言》（包括十大綱領），毛澤東從前方複信給張聞天說，「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宣言請即發。」第二件是《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見。  如按胡喬木說的辦法，「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  那麼把六中全會以前和以後的毛澤東文稿一對比，也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為首和不為首的區別了。
    下面再從幾次重要會議中看這一時期張聞天在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代表正確路線一方作《反報告》和受委託起草決議，現在已得到公認。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減弱張聞天的作用，提出《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的。這一說法的缺乏根據和於理不通是很明顯的。對此，將另有專文論述。
    遵義會議后長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軍的會合與確定北上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兩軍會合后，張聞天主持召開了幾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如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等，在會上分別作政治報告或結論，並先後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和《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在兩河口會議通過第一個決議的前幾天，張聞天就發表了一篇《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  的署名文章，成為最早系統闡述北上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文獻，這就不能說決定和決議的起草是根據別人的發言和意見了（但有些史書上仍說是張聞天支持了「毛澤東的北上方針」，不知有何根據）。此後由於張國燾違背上述決議和對抗中央，張聞天又主持了反國燾路線的鬥爭。直到延安后，有關批判張國燾的報告和決議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陝北，當然是領導集體決定，但肯定有張聞天的重要貢獻。因為從現存文獻看，首先透露出這個意思的 就是張聞天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  說明他注意這個問題，早有這個意向。其他各種說法，如毛澤東看到《大公報》才知道有陝北紅軍等，可能都有，但卻於文獻無據，仍屬於傳說。
    標誌著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窯堡會議，是遵義會議后的又一極為重要的會議，準備工作是完全在張聞天主持下，而毛澤東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其實，中央到達陝北后，在吳起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就首先提出了戰略轉變問題）。當時由張聞天主持，同後方的政治局委員一起，根據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討論確定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相關的策略，然後寫信徵求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前方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很快複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對改變富農策略「基本同意」。當毛澤東回到瓦窯堡三天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召開，張聞天作政治形勢與策略問題報告，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通稱《瓦窯堡會議決議》）。  延安整風以後，一些黨史著作和回憶錄，為了突出毛澤東，往往不提會議的政治決議或者一筆帶過，而大講特講會後毛澤東的傳達報告，  自然是不確切也不妥當的。
    頗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對西安事變的處理。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這次事變，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如何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關鍵。事變第二天的12月13日，張聞天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分析形勢，討論對策。依慣例由分工管軍事和統戰的毛澤東作報告和結論。由於事出突然，一時發生意見分歧和某種感情用事也在所難免。毛澤東就在肯定事變的積極意義和強調抗日的同時，提出了兩條互有關聯的主張：  一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二是「除蔣」、「審蔣」（兩天後毛澤東領銜的紅軍將領通電中還公開提出「審蔣」）。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後來的事變發展證明，中央執行的不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已趨於一致，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確定和闡明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會上張聞天還批評了「審蔣」 的意見，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一個多月後的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也提到「審蔣」的口號不對。這期間留在後方主持大計的中央常委只有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他們密切合作，指導全局，分頭或以「洛、毛」聯名發出了大量電報。張聞天還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緊急時刻，作為「第一把手」 的張聞天又親赴西安，指導談判和研究對策。這也象徵著黨中央一時到了西安（這時西安及其附近集中著一大半政治局委員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是運籌帷幄（19日政治局會議舉行的當天就起草和發出14份電報），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針和工作中抓總的卻是張聞天。 只是由於長期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論及西安事變的書籍以及文藝作品仍然不承認他的領導作用，甚至忽視他的存在。
    其他一些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如1936年3月的晉西會議，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等，也都是張聞天作政治報告和結論，毛澤東只按分工作軍事和統戰問題的報告。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四年間，除以上列舉，黨中央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政治決議和政策指示，也多是張聞天起草的，更沒有證據說明哪些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
這一時期還有些重大的戰略決策和工作轉變，也是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實現的。例如白區工作的轉變就是在他的領導（出主意，用幹部）下進行的，見之於他同劉少奇的通訊和在白區代表會議上的報告等。改變青年運動的工作方向和組織形式，取消共青團（少共）的決定，也是張聞天做出的。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如張聞天是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創者。 據李維漢說，「中國共產黨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是黨中央到陝北以後，從組成西北工作委員會開始的。」當時張聞天主管西北工作委員會，任書記。委員會提供的關於蒙古和回民工作兩個報告的實施，「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  又如據李華生說，張聞天在抓黨內學習、指導編《黨員課本》時還在中國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事例看，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還不能說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是張聞天在履行著名副其實的總書記的職責，並不是什麼「名義的領袖」。
    （五）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后，新的領導集體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當時得到公認的，也包括毛澤東本人。下面數例就足以說明。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4 11:01
   1，如上所述，代表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打交道。1936年6月16日，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電報，通過中共代表團向國際報告中央到達陝北后黨和紅軍的全面情況。其中談到黨的領導機構說，「現在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丹（即張浩）、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還要求國際提供經濟援助。國際派回國的代表張浩，也是先向張聞天傳達和彙報，共同商討貫徹國際七大精神和籌備具有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後來張浩又以駐國際代表名義協助代表黨中央的張聞天，共同處理中央同四方面軍的關係。
    2，全國的黨組織都承認張聞天的為首地位。例如1936年9月26日，張國燾等給張浩、洛甫等的電報就說，「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 同日任弼時等的電報中也說，「你們提議以洛甫等用中央名義統一黨和軍事方針之領導，……我們認為是最適當的建議。」  至於地方黨組織如北方局的劉少奇、上海的潘漢年和馮雪峰，也都是向張聞天請示彙報的。著名的北平草嵐子監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案就是張聞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還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各地來到中央的領導幹部，多按組織關係向張聞天報到和談工作問題（一度在張住延安鳳凰山麓時，有些人還開玩笑說成是進「皇宮」）。如潘漢年、張浩等初次回來還臨時住在張的家裡。潘漢年從莫斯科回來就是由張聞天領他去見了一次毛澤東，其餘都是張了解情況、布置工作，親自談的。  但是至今還有些材料和文學作品（如許多電視劇）描寫當時某些黨的活動家回到中央只見毛澤東不見張聞天，或以見毛為主，見張陪襯。這隻能是：或者由於不了解情況，或者有意要突出毛澤東。
3，張聞天在哪裡就意味著黨中央在哪裡。長徵到達陝北后，中央兵分兩路，兩個常委毛澤東、周恩來去前方指揮打仗，兩個常委張聞天和博古到瓦窯堡安家。在此期間，只能說中央在瓦窯堡，而且不論人數多少，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紅軍東征山西，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隨軍行動」，實際上就是指張聞天隨軍行動（有人戲稱為「御駕親征」）。雖然有半數常委（周恩來和博古）留在後方，但卻只能成立中央局。晉西會議決定「中央不再隨軍行動」，於是張聞天就回到了瓦窯堡，中央局也隨之取消。  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東征紅軍西渡回陝，並建議在延長舉行政治局會議。張聞天複電同意，《毛澤東傳1893—1949》就說成是「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和「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     
4，名次排列多為張先毛后。延安整風前，名次排列順序不很嚴格，特別是早期，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紀錄甚至把非政治局委員排在了第一名，但多數場合還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後，一般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極少以毛打頭的。要是以常委聯署發電報，大都是「洛、恩、博、澤」，如1936年8月25日致駐國際代錶王明電，8月9日致張學良電，多次致朱德、張國燾電等。  由於到陝北后毛澤東已成為中央紅軍的統帥，作為黨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澤東緊密合作，所以這一時期他們兩人聯名發的電報也最多。據統計，從1935年10月長徵結束到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簽署或同別人聯署的電報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聯署的為286份，佔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兩年發的。 另據張培森編輯《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后抄送來的材料，這期間署名「洛毛」的電報有220封；署名「毛洛」的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會議以後。  1938年二人聯署電報已大為減少， 其中署「洛毛」的只有
1／3。六屆六中全會後聯署電報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領銜。 當然，這也要考慮到中國的某些傳統作法，如聯署的起草人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後面，或者非起草者審閱簽署時改了名次。洛毛或毛洛的聯署自然會有這種情況。但是第一，會議記錄總不是他們兩人出於謙讓而有意安排的，看來還是有某種慣例。至於少數脫離常規的作法，則可能是記錄者以到會先後為序。第二，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位期間的決議和文件多為他起草，大概不會把絕大多數聯署電報的起草推給毛澤東。而毛的性格也不是總喜歡位列人後。張聞天本人簽發給駐國際代表報告中央組織情況的電報，就以洛、恩、博、澤為序。1938年後的電報則多以毛打頭。這都說明署名先後那時也還是有些規矩的。從這些情況中也可看出領導地位的變動，同時證明1938年前在黨中央為首或處於領導地位的確是張聞天。從延安整風到現在，許多黨史著作，不管什麼場合，都把毛澤東放到第一位，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連寫到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時，明明組長是周恩來，也要寫成毛周王，有的乾脆說成「以毛澤東為首」 （如被定為《遵義會議文獻》的伍修權的回憶文章 ）。這就不能說是歷史主義的了。
    5，張聞天和毛澤東都遵守遵義會議的決議和維護會後形成的領導體制。張聞天是個一貫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辦事的人。他在堅持集體領導和實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別認真，可以說在中共黨史上開了一代風氣。他又十分尊重毛澤東，注意徵求和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以致王稼祥譏笑他是個「泥菩薩」， 他則以「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相回敬。但在遵義會議後幾年，特別是1937年12月會議改組書記處以前三年，他卻並沒有把毛澤東看成領導和上級，而是嚴格履行總書記（負總責）的職責，主持日常工作，召開中央會議，出主意，用幹部，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直到1938年，還為反映許多幹部的意見寫信勸毛澤東不要和江青結婚而引起毛澤東的大怒。  沒有讓毛澤東發揮全面領導作用，曾是張聞天後來在整風中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上引的《反省筆記》中就說，「我還不了解使毛澤東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如最近兩年來（按：指六中全會後）所做的那樣。」還檢討他在行使總書記職權中的一些錯誤，包括在「用幹部」上的信任羅邁讓他當中組部長、重用郭洪濤讓他先後任中組部副部長、陝北省委和山東分局的書記等。可見張聞天當時還是有實權真管事的，不像後來那樣「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抹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擔任總書記的作用，或說他只是名義上和形式上的領袖，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毛澤東的性格雖然不願聽命於人，但那時還是遵守紀律的，並無明顯僭越之舉。他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從不自行召開中央會議，也從不自行代表中央發布政策性指示或談話，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幹部，對這類問題有意見也只是向張提出。 直羅鎮戰役后的報捷電報開頭就是： 「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報。」  在向朱德、張國燾等的通報中也說， 「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 粉碎了三次  『圍剿』。」   有些前方來的電報還標題為：「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例如1935年12月5日的電報就是「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和國際駐中共代表李德」）。毛澤東要求中央開會討論什麼問題，或建議中央辦什麼事情，一般都向張聞天提出。
    這裡只談一下被長期誤傳的關於釋放劉志丹的問題，說明毛澤東還沒有越權行事和獨斷專行。因為這可能又是一些搞個人崇拜的人為了突出毛澤東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長徵到達陝北后，糾正陝北肅反錯誤、釋放劉志丹等人，是張聞天直接領導和親自處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中寫道：「我們到陝北后，我即看出……肅反是過左的，所以很快就釋放了當時被誣陷的許多同志。」但是長期以來，卻被說成是毛澤東。各種史書和回憶錄都說是毛澤東聽了彙報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還有更生動地描述為下令「刀下留人」），釋放了劉志丹等，幾乎從無人提到張聞天。《毛澤東年譜1893--1949》還說成是毛在聽彙報前就已「當即下令」。 在未作調查和未同常委商量就斷定是冤假錯案而貿然「下令」，這既不合乎毛當時的身份，也不像他在肅反問題上的一貫作法。而且這時還在派人尋找陝北紅軍，和陝北黨政軍領導機關還未取得聯繫，又向誰下令呢？如果不是根據原始記錄，而是取自有些人延安整風后的「回憶」，就有可能是以訛傳訛了。直到1985年，郭洪濤才在《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一文中提出，「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同志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負總責）、張雲逸、羅邁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一個處理肅反問題，一個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我當時深感張聞天同志開頭這兩炮放得挺好，對他十分敬佩。」  應該說郭洪濤的說法是比較可靠的。因為他是當時陝北黨的負責人，紅軍到達陝北后第一個代表陝北黨向中央常委作有關肅反情況的彙報，然後又參加五人小組，特別是還長期為陝北肅反問題受到冤枉，一直申訴了幾十年（他是反對說劉志丹等為反革命的，但卻被定為搞亂捕亂殺的領導人，並寫進了《毛選》1951年版註釋，直到「文革」后中央專為陝北錯誤肅反的責任問題開了座談會、發了文件，作了平反，新版《毛選》也作了改正 ）。後來出的《周恩來傳》上也說，「中共中央在聽取郭洪濤、聶洪鈞彙報時就覺察到有問題，決定成立一個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負責處理。他們在洛甫領導下迅速查清了問題，在當月釋放了被錯捕的劉志丹等。」  但應指出，多數史書至今仍沿襲舊說。事實上劉志丹等人是被關押在後方的瓦窯堡的，常委在下寺灣聽取彙報后即分成兩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處理此事。而是到後方的張聞天在查清後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並親自主持了為劉志丹等平反的大會，還代表中央講了話，徹底解決了問題。 毛澤東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來、彭德懷一起從前方致電張聞天、博古，建議詳細考察肅反中的問題，說「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  這都說明，毛澤東在下寺灣會議和出任西北軍委主席后，還沒有以領導自居，越過張聞天從直羅鎮前線下令放人。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4 11:04
　　其實，當時的張聞天和毛澤東，一個作為總書記，一個作為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們的關係也是合乎原則的。張聞天不居功不爭權，不獨斷專行，不擺領導架子。但他堅持獨立思考，按原則辦事，認為毛澤東錯的東西也照樣批評。除上述西安事變時在會上當面批評「審蔣」的口號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時，他還在書面發言中批評毛澤東瓦窯堡會議上關於軍事戰略問題報告（也是決議）中的一個提法，說「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任務的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把「打通蘇聯」作為戰略方針之首要任務也是不對的。 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只一次。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還是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的，而且當時對張聞天的領導也是滿意的，並一再向人談及。如到陝北后常對人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君主」（有時也說成「有道明君」或「明君」）。[ii] 因而劉英就被稱為「娘娘」。他因管軍事，又自封為「毛大帥」。於是「明君」、「娘娘」、「大帥」，就在少數領導同志和熟人的圈子裡稱呼了一陣。直到最近（2000年3月），劉英還對問及的人談到這個問題， 以說明當時同志中親密無間和生動愉快的情況。[iii]

　　（六）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

　　這裡只舉以下幾個例證。

　　一是同王明的關係問題。由於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中央領導人須由國際決定和批准，因此國際派王明回國就容易被人誤以為是要他來當領袖（事實上，許多國家黨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后被派回國的）。加之王明以欽差大臣、國際代表自居的表現，也確實迷惑了一些人。當時說，王明是斯大林派專機送回國的，行蹤很神秘，停留蘭州時不露面，連對路過此地的蔡樹藩、鍾赤兵、劉英、賀子珍一些高級幹部都保密，同為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反而成了護送人，出面安排飛延安的安全措施。[iv] 到延安后又受到熱烈歡迎，被毛澤東喻為昆崙山下來的神仙。在隨之召開的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數與會者紛紛進行檢討。連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見」，承認過去黨在實際工作中確有狹隘和不夠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書上說的那樣，毛成功地「頂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傾主張）。這時的政治局大多數，也許對王明還有點迷惑不解，雖不一定真心支持他當領袖，但沒有支持毛澤東和沒有承認他的領導地位，卻是實在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說，十二月會議上他是孤立的，會後半年還對李維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v] 會議也決定由王明起草決議。在組織上，可能是由於臨行前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為了拿下張聞天的總書記，王明才提議毛澤東出任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但與會者仍推舉王明為委員會書記。而且政治局委員對通過這一議案還依次簽名，以示鄭重，成為中共黨史上空前絕後之舉。這大概也是王明後來在武漢敢於同中央分庭抗禮的一點誘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的建議，但表決結果卻是多數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個月即回來」。不但中央內部如此，有時對外也表現出雙峰並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來去見蔣介石就是帶的毛澤東和王明兩人的親筆簽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關於「在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指示后，才迅速在中共領導人中掀起擁護毛澤東當領袖的熱潮。所以毛澤東後來在七大會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雖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澤東還是一直說，「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忙。抗日戰爭中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vi]

　　二是黨的其他領導人在延安整風前或起碼在六中全會前，都沒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言論和舉措。一些「擁護毛主席的領導」等說法，基本上都是整風以後才有的。與此有關的是，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證毛澤東，但卻經常引證馬、恩、列、斯。即以較早宣傳毛澤東的劉少奇而論，他在1939年所寫被列為「整風文獻」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沒有一處引證毛澤東，只是在1962年修訂時才有了大量引證。他在1941年寫的《論黨內鬥爭》，1943年回到延安后又作了校正，也都沒有引證毛澤東。陳雲在1939年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有三處引證毛澤東的報告《論新階段》，但卻不提毛澤東的名字，而說成六中全會的決議。[vii] 其他如周恩來、朱德等，在延安整風前發表的文章中，都沒有看到有引證毛澤東的地方。整風開始后情況才逐漸發生變化。根本變化是1943年。從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領導人都在文章中擁護和歌頌毛澤東的領導，開始把引證毛澤東變為寫文章、作報告的常規，反而很少再引證馬、恩、列、斯了。

　　三是各地黨的組織和領導並沒有注意宣傳毛澤東，毛澤東的文章和言論也沒有引起特別重視。例如長江局就集體決定不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有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事例，就是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文化發展方向上發生的分歧所持的態度。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代會上，張聞天先作報告，提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天後毛澤東也到會作了報告（後來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卻只提「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要不要「民主的」，顯然是個原則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一年多之後，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卻只引用張聞天，隻字不提《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什麼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呢？洛甫同志說……」，接著引證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釋。[viii]這恐怕不能說是偶然的。

　　四是當時在群眾心目中，毛澤東也並不突出，是被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戰初期流行的一個歌子中就唱道，「城頭上站立著兩位大將軍，威風凜凜是哪個？朱德、毛澤東。」而且那時對「領袖」的理解也與後來不同，使用很廣泛，沒有嚴格限制，凡是群眾中帶頭的人都可稱領袖。黨的領袖也並不是只指一個人，根據當時通行的稱謂，大概書記處成員都可稱領袖。給人印象特深的是，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對前來作報告的領導人的介紹，如果是毛澤東，就說，「現在，請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講話。」受到「領袖之一」稱呼的，記得還有張聞天、周恩來、王明等人。這種提法一直延續到1939年。雖然六中全會上已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發言，但在公開場合和群眾中間，還沒有見到單稱毛澤東為領袖的，更沒有聽到喊萬歲。連長期在馬列學院和政治研究室這兩個中央機關工作的鄧力群都說，在1942年以前，沒有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ix]在群眾場合人們第一次聽到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說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記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約才開完國民參政會從重慶回到延安來抗大總校作報告。當有人遞條子提問，「為什麼參政會我方七位參政員只有毛澤東同志不出席？」 王明回答說，「你們下過象棋沒有？兩邊的將帥是不能見面的，一見面不是就要將起軍來了。」 不管這一答覆是否妥當，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卻是無疑的。但這已是六中全會以後，也不是直接稱毛澤東為全黨領袖。可見，在延安整風前，起碼在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的四年間，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是沒有得到公認的。

　　 《張聞天在1938—1938（年譜）》，第61頁。

　　[ii] 《毛澤東的人際世界》（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頁。

　　[iii]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iv]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v]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vi] 以上均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vii] 《整風文獻》（訂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viii]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1994年第2版，第24頁。

　　[ix]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延安整風以後》，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4 11:05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來也談到我們黨的五任領袖，說「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這可能是個概數，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也只有八年）。總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澤東之間有個第五代，這是得到全黨和史學界公認的，還從未見到過否認「五朝領袖」說的意見。既然如此，怎麼能無視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說是緊接著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後來的許多黨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實際上」或「事實上」的副詞，說「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或者「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據和事實，似乎是由於說得久說得多，就不成問題了。而上面列舉的大量事實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說明加個副詞並不解決問題。
     有些否認存在「第五朝領袖」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經談過的，說張聞天只是名義領袖，實際領袖還是毛澤東。這是在個人崇拜影響下的說法，並非歷史的真實。事實上無論從組織領導還是從政治決策看，張聞天都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根本不能同向忠發相提並論，也不同於「文革」后鄧小平作為領導核心已經形成並在黨內外得到明確承認的條件下的總書記。二是說張聞天負總責只是從開始確立到正式確定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過渡。這是意在抹殺張聞天主持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偉大戰略轉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實，道理上也說不通。因為在「五朝領袖」換代時都沒有什麼過渡，為什麼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時要有那麼長的一個過渡？而且也不能把張聞天比之於華國鋒。因為鄧小平說，「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談不上一代，就是『兩個凡是』也是繼承毛澤東晚年的治國方略。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  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完備，都不適用於張聞天。因為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以前和以後卻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摒棄錯誤路線和制定正確路線的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當然不能說只是張聞天，但他作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總是不能否認的。三是說張聞天負總責的時間比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這更不成其為理由，因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時間更短。就是江澤民總書記，也是一接任就被稱為一代領導核心的。
      （八）原有論斷既違背黨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損於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
最後要指出，說遵義會議確立的不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不僅有悖歷史事實，還違背黨章規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有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形象。因為這等於說，黨是老早就不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名義上和實際上是兩套，會上的選舉和作出的決定都是表面文章，內幕則是個人獨斷或幾個人的密謀。也等於說毛澤東一開始就居於黨組織之上，不遵守黨的紀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權術，而張聞天則甘做「阿斗」，其他領導人也成了一群「馴服工具」。如果說，遵義會議推舉張聞天當總書記，並不是出於多數人的志願，而只是出於毛澤東的個人安排，那不等於說遵義會議時已經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會議的兩大歷史性決定：改變領導是在他幕後操縱下實現的，「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改變路線的決議又是根據他的發言起草的，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時的作法一樣了嗎？由此可見，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遵義會議及其後的黨史，影響是並不好的，只能加深個人崇拜，削弱黨內民主，損害黨的形象，看似照顧大局，實則遺患無窮。

根據以上八個方面看來，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和缺乏充分根據的。既然如此，為什麼經過延安整風會形成這樣一個眾口一詞的結論，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複雜，其實簡單，就是看能不能擺脫多年來個人崇拜的束縛，真正實事求是地對待黨史，做到去偽存真，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大家都承認，歷史應該真實（如上引王震的話）。因此，黨史中的各種疑難問題，一切不實之詞，必須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決。但是也要看到，倡導了幾十年的實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實並不容易。
（ 2000年3月完稿）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11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兩大宗派嗎？

一，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

（一）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

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集團，特別是教

條宗派。有時他也把兩個混到一起，例如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

……遵義會議后這個集團分化了。」 1 「六，黨內宗派現在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

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

派了。」 2 「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

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3 但是直到1943年12月

28日中央政治局所發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中還說，「但十二月會議

到六中全會，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似乎兩個宗派又變成一個宗派，

等等。這就是說，起碼在遵義會議前，中央蘇區和全國都還存在兩個宗派（又經常合二為

一）並進行著活動。至於兩個宗派如何界定，怎樣活動，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卻不但

當量，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原因大概是沒有的事說起來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

了之。

實際上，還在被看作教條宗派控制下的臨時中央進蘇區前，毛澤東就已受到排擠，黨

權和軍權也陸續被剝奪了（倒是臨時中央開頭撤換了項英，把代中央局書記交還給了毛澤

東）。「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 4 是1931年11月任弼時、項英主持召開

的贛南會議。他除受到未指名的嚴厲批判外，隨後還被取消了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局代

理書記的職務，改由周恩來正式擔任。（周恩來臨終都在檢討，認為這是他奪了毛澤東的

權，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錯誤。毛對此也始終不放，認為需要時就拿出來敲打，直到去世

。）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更被完全剝奪，並為後來的臨時中央直

接指揮紅軍開闢了道路。 5 與會的是後方四名委員任弼時（代書記）、項英、顧作霖、鄧發

和前方四名委員周恩來（本為書記，因去前方由副書記代）、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前

後方委員人數相等，在對毛的處理上卻意見對立（前方主張毛留前方指揮，後方要毛回后

方專做政府工作）。但後方委員的作用大，既有臨時中央的後台，周前期會議又未參加，

加上得到參謀長劉伯承的支持， 6 遂使毛從此失去軍權。可見，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並不

是臨時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創立和領導的蘇區內部。

從會議組成看，只有一個王稼祥被算作教條宗派，但正是他說「大敵當前，不可換將

」，明確支持毛。後來任弼時等後方四位委員向中央報告，除曆數毛的右傾錯誤和決定讓

他回後方，還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替毛澤東打掩護。 7 從這兩次會議的實際情況看，直接剝

奪毛澤東黨權和軍權的也不是教條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經驗宗派的人，即周恩來、任

弼時（延安整風時和以後均未作公開指明過，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把他同教條宗

派並列在一起，一再說「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洛甫、任弼時

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林彪也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

是弼時作的決定。」 8 ）。此外，可算入經驗宗派的，大概還有朱德、項英、鄧發、彭德懷

、李維漢等人。這樣看來，奪毛澤東權的主要是經驗宗派了。當然，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控

制臨時中央的教條宗派的支持也是辦不到的。

2

但這兩個風馬牛宗派是個什麼關係，又怎麼會搞到一起的呢？這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開

始時也確實難倒了大家，連毛澤東自己也說不清。還是藉助這兩個大宗派的主要成員才得

到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至今仍保持它的權威效用。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的

，「在（1941年）9月29日會議上，洛甫同志在檢討主觀主義錯誤時對狹隘經驗主義的問題

從理論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確指出：教條主義常與經驗主義結合而互相為用，教條主

義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經驗主義者常作教條主義者的俘虜。……後來毛主席在《

整頓黨的作風》中講主觀主義的兩種形態吸收了聞天同志的觀點。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

關係的思想也寫進了後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9 其次是周恩來1943年9月寫的第

四篇學習筆記所說，「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

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外衣迷惑有關。」 10 他還把宗派問題分

為三類：一類是有宗派觀念的；一類是有宗派行動的；一類是有小組織活動的。 11 這前後的

解釋，確實解決了整風碰到的一個大難題。因為那時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不沾和那些

明顯的甚至被點名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外，總沾點邊，沒有這一理論說明，連自己

都不好檢討。

但是現在仔細看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空話，並沒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黨的領導問題

並不是幾個中國人在那裡鬥法，關鍵是上面還有共產國際的嚴格約束。試想，如果沒有中

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些鐵的紀律，博古就靠那點「馬

列主義外衣」竟能把中央蘇區的朱毛周任項以及廣大幹部迷惑住，輕易地奪了權？而且在

推選博古當總書記的聯席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都在，並未見到他們提反對意見的記

載。至於周恩來關於宗派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解決經驗宗派這個難題，因為既然定了性，

承認它的存在，卻又很難捏在一起。例如周恩來、彭德懷、項英、陳毅等怎麼湊成一個宗

派。還不說人些人更不沾邊，無法拉到一個宗派中來。這樣一分類，就可各就各位，不論

主觀還是客觀、有意或是無意、動機與效果，都可找頂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認可的帽子戴

。（實際上也有難處，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宗派的「組織形態」，你只講觀念哪兒行？）

至於對教條宗派來說，雖然對後來的解釋（不一定有什麼組織，主要是觀念和路線相同等

等）有所啟示，但前面已經講過的，並不解決問題。因為從1943年到現在一直肯定教條宗

派是個小組織（如胡喬木）、小集團。而且按毛澤東的說法，兩者也很難分開。你看：「

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 12 這又是指的哪個宗派？

誰能說清楚？

但不管怎樣，臨時中央到蘇區后博古反而當上了總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單

有雙方與會的占極少數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幾個「教條宗派」的支持是辦不到的。中央的

絕大多數還是「經驗宗派」（即使不算毛澤東、劉少奇）。而且這時博古不但權大了（在

上海還只是遙控，現在則是直接指揮），而且更加剛愎，家長製作風大為抬頭。下車伊始

就掀起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還沒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出面反對和

制止的材料。這自然也不能只靠張聞天一個人的支持和寫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鄧毛

謝古」、追查其「反黨小組織系統」和綱領，就主要是羅邁組織和指揮的，這也是他多年

后仍檢討說，「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13 後來博古又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也就連周恩來、朱德臨陣的軍事指揮權大半被剝奪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

行長征。

3

（二）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鉤

張聞天到蘇區后，開頭在政治上仍堅決貫徹執行四中全會的極左路線，下車伊始就著

文竭力反右，特別是跟著博古大反江西的「羅明路線」，還打擊了一批老幹部，如反對中

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傾觀點」和福建省張鼎丞的「錯誤」等。 14 但正如前面引證胡喬木等人

的評價，他為人正直，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后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蘇區

接觸實際后，果然就發生轉變，開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與爭論。例如關於對「三條

件」（紅軍「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的了解，博古說只是針對下層

的宣傳號召，他說是既對下層也對上層，既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對十九路軍的態度

，他批評博古「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而主張「在軍事上積極配合」。此外，他還在

一些具體政策上反「左」，如反對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左」、勞動政策上的「左」、黨

內鬥爭和肅反問題中的「左」（毛澤東在打「AB團」、富田事件中錯殺的好同志以萬計，

還沒有材料證明張聞天胡亂殺過人，有材料的，反而證明是救了劉曉、傅連璋和到陝北后

的劉志丹）等等。當然，總的來說，張聞天在蘇區的整個期間執行的仍是「左」傾路線，

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實，除軍事上有明顯分歧外，也沒見到其他領導人包括

毛澤東，站出來反對大方向即總路線）。但在相互關係上兩個人就一直不和。張聞天看不

起博古，說「他當總書記，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何況他耀武揚威起來，

又要在我頭上屙尿呢！」 15 矛盾的發展，促使博古開始排擠他。五中全會後，張被派去做政

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博古、羅邁的一箭雙鵰，把他排擠出黨中央，

又把毛澤東排擠出中央政府，只當蘇維埃主席。到廣昌戰鬥后的一次討論會上，他更和博

古直接吵了起來。此後即派他去閩贛巡視（實沒必要，因項英才巡視回來），政府領導交

給羅邁，直到長征出發前他才回來。這時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李德、博古、周恩來

）決定，關於長征時政府系統幹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羅邁（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也參加三

人團一些工作）關於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16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

博古負主要責任，其次是羅邁。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 17 羅

邁的回憶卻不盡相同。 18 這裡只舉不許瞿秋白跟隨長征為例。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說，

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給三人團，博古不同意。劉英後來在訪問中講得更具

體些。她說，洛甫提出后，博古反對，羅邁說是累贅──因秋白有病，周恩來沒說話，於

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羅邁的說法則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執行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由於

深感處於無權境地，因而極為不滿，並在同毛澤東閑談中傾訴了這些不滿。 19 雖然這裡用的

主要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但卻說明了一點，就是到蘇區后他和博古既無宗派關係，更無

宗派活動。至於同王稼祥，由於沒有工作關係，王又長期養傷，平時幾無來往，只是長征

后才接近起來，同毛澤東一起形成「中央隊的三人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除非把

長征中這種結合說成宗派活動，否則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根本談不上宗派關係，即使用一

些黨史研究者發明的上述解釋，在這裡也無法自圓其說。

從以上情況看來，並沒有中央蘇區存在一個教條宗派的真憑實據，更談不上「王明小

組織」的活動了。被稱為教條宗派主要成員的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

，還有哪些人能組成這一宗派集團？何況博古這時任總書記，名正言順代表中央。他得到

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張聞天、王稼祥，而是羅邁（羅本人又一再聲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14
面的人」 20 ）、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

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

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著「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

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

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

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個大宗派

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

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

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

：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

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

規。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

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

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

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

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

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

），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范

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

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

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

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

，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

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

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

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

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

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

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

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

一個名單，」 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

5

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政治局。至於毛澤東

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 22 不少黨史著作

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

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

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后，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

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

，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

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

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

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

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

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 23 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

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

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

為例）」 24 。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

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

會主席職務后，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 25 直到1937年「十二

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 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

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裡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

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

。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

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

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后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裡只能

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

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

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

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

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

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

，「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

成黨內危機。」 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

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28 這涉

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

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

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

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

、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

6

，也是他們聯署。 29 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

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后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

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

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

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

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

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

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

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

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

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

是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

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

，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為「山地游擊戰」）。現在看來，

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

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

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

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

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裡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

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

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解。這裡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

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

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

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車場類似的評價。加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

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

長后，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

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

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

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

，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的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18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認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

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

，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

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裡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

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

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

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

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

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

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同志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后經報遠東局

轉莫斯科得到批准。 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

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

》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

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

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 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

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

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布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后一年多竟不了

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

（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這

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

：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

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

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

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

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

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

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準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

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

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

調入外交戰線后仍一直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陳雲來信，

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 33 對此，他不但堅

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

8

領域幹下去，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

，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

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

研究心得都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

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

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后，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

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

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

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

。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

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

路線的氣球，后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到多數反對而暫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

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

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

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

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

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事又

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

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

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系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

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

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

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

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

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 34 ）。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

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

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

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

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

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

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

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

9

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著中國一

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些經不起正

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

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 35 感到他真是在儘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

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

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

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也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

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那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

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

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劉少奇、總理、陳雲、

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

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

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

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里見到總理，當即

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

。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著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

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

）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

，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

他，寒暄后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分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

，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

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

是劉英還裡面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

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

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

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鍊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

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

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后，寫到對他

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

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

。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

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

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

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

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20
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迦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

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

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

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

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

瀨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

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

，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獃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

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裡講了他的許多壞話。日內瓦會議期

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對過去工作講

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

，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

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

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

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 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

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

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

，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

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裡糊塗受了個警告處

分。瑞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

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

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他過去居住和學

習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

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斡

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

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

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

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大綱草案

。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高

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

開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參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館。 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

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

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

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

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

11

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后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

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

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

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

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

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

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

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

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沒給任何人看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

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著自己而不

原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

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

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

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

和至死都在擁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為「缺少寬容的美德」。 40 黃克誠

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信朱老總寬厚坦誠」 41 ）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

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

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

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

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

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

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

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

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裡只

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

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占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

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

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

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

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

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時期曾任晉

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

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

作，周對他們夫婦二人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我也算得

12

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

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后）人家不

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

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

。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

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彭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

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

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

到她。 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

后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

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

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

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

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

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后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

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

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

在很長時間裡（按：從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

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 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

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

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

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

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裡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

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

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

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

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

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21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13

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

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

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定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

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迹盡量

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

、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

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

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

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

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

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

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

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

們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

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 44 可是事實

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

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

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

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

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經過「中國化」后

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

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

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

，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 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

國后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著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

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 46 胡喬木就說過，「毛

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

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

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斗

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年，到90年代才

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后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

。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

14

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后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

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

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

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后，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

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

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后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

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

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

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36800美元。 48 經過改革

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

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

后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后、

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

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 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

。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

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后「左

」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

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

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著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后一次

「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

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

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

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相信潘是內奸；搶

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

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

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

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占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

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

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了不可能。」 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

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著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

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

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

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 51 而且只唯上

，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和不順著自己

15

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

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

了，后被葉劍英帶著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

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

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

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

」，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

結果」。 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

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裡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

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

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

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

命加以逮捕或殺害」。 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

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

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

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

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

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

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

」，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

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

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

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

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

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下。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

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

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迴避、縮小以至抹

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

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

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

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

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

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23
，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第315- 316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220-227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2，403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

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4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 635頁

。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

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

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

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17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

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

49 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

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

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

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

」。 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

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后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

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

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

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

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

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后，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

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的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

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矇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

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

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憾，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

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 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

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

著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

連胡喬木也承認的。 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

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

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

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

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18

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

口如瓶，所以這裡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

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

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格，重複著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

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

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裡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

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 4 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

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臬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

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

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

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

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

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

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 5 毛澤東在另

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

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 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

和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

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計都顯得

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

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

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占統治地位

，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

。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

禁區。「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

」，有關文獻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

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即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著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

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

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

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

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布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

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

律。」 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

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6:27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19

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

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

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

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

。「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

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

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

、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

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

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

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

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

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裡要討論的

是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

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后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

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

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行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為「全黨整風」、「全黨範圍

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 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

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

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

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著

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

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

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

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

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 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

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種

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

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

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

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后，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

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

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

20

這裡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

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

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

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

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

醒的。」 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內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

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

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 12 （引者按，這裡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

「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

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

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

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

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著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

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

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

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

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接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 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

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

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

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

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醖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

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

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

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

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

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

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

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的妥協

。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

21

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

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

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

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

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

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

期還應以抗日為主。 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

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

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下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

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居間調

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

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

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

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 15 接著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后

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

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

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

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

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 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

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

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

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

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 17 在「十二月會議」上

，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

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

「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 18 第

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

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 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

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

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著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

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

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裡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

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

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布的據說是經

過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8:41

華盛頓人 發表於 2017-1-24 11:05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 ...

延安整風，實際上是有目標的，一個是張聞天，重點是教條主義。一個是周恩來，重點是經驗主義。他們檢討的時間最長，次數也最多。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8:51

華盛頓人 發表於 2017-1-24 11:05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 ...

  其次，長征一開始，張聞天就同毛澤東接近起來，一路行軍又走在一起，不但經常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而且如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所說，還「在政治局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周恩來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也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  可見，毛澤東的意見，會前已多次討論和交換過，張聞天也早已了解，無須只等這次會議上的發言。而且根據張聞天的習慣和他們之間的一貫作法，張聞天根據「經過共同討論」寫出的「反報告」提綱，必定給毛王看過，他們有什麼意見也一定會提出，並且作了反覆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後才能成為代表三個人的「聯合發言」。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張聞天作了「反報告」（也是他們的「聯合發言」）之後的發言，既不會同張相互重複，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後作些補充，或對某些問題加以強調、發揮和提高。根據這樣一個發言是無法起草出會議決議的，而且會議也不會作出根據一個人的發言起草決議的「決定」。如果現在通行的這種說法屬實，而毛澤東的發言又確像一些人描寫的那樣全面系統，甚至說成「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報告》基本重複；或者毛在事前醞釀中沒有把大部分意見和盤托出而要留作自己發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這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因此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還應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後審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的同時，還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布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據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證，這個《決議大綱》可能就是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那個提綱，經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為傳達和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中央書記處文件，和《決議》的內容只是詳簡之分，而不是另起爐灶。  何況反報告提綱是在會上得到「完全同意」的，從法理和情理講，起草決議都只能以它為藍本，再吸收會上毛王周等人發言中的一些意見。而對於起草者張聞天來說，這樣做不但是順理成章和執行會上的決定，而且也比較容易完成任務。因為從遵義會議結束到決議的寫成和通過，緊打滿算只有二十天左右。這期間，紅軍一直處於行軍作戰的流動狀態，張聞天除必須隨軍行動外，還得經常（幾乎每天）參加和後來主持中央的會議、為書記處起草和簽發一些重要的文件電報，而《決議》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對有關資料和文件（如國際指示和一些人過去的文章或發言等）。環境動亂和時間緊迫，更要求起草決議盡量省事。而以自己的報告提綱為基礎和框架進行加工，自然比較得心應手一些。根據會上一個發言起草，就要另起爐灶、有更多磋商，在內容和結構沒有根本不同又沒硬性規定的情況下，大概是不會有人找這個麻煩的。
    另外，張聞天終其一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堅持獨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喬木自己在《回憶張聞天同志》一文中就說，「綜觀張聞天同志一生，我覺得，敢於獨立思想，敢於獨立地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理論見解，這是他的品質高尚之處。」  張聞天幾十年的經歷表明，他所寫的文章和發表的意見，總要出於自己認為成熟的考慮（被迫的交代和檢討、反省除外），即使貫徹上面指示或吸取別人意見，也要自己融會貫通，決不生吞活剝。例如他無論在東北做地方工作還是進入外交戰線，在向下面傳達中央會議時，都是要綜合會議精神並結合所在地區或單位的實際進行傳達，如同布置工作一樣，從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幾個領導人的講話記錄。這也是我跟隨他工作十多年的親身體會。為此，下面曾提過不少意見，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領導同志特別是毛主席具體說了些什麼，要求很強烈，他這才接受大家意見，大約從1958年起開始宣讀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但往往還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種傳達方式，也是1959年被批判的一項內容，作為反對毛主席的證明）。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時尚且如此，何況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才被大家推舉為政治局常委，地位還在原有常委張聞天自己和周恩來之後。要張聞天不依大家同意的報告提綱而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決議，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張聞天受委託起草決議，主要還是由於他本身的條件，即不僅因為他當時在中央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認的思想理論水平，更重要的還是他作的「反報告」和提出的提綱為會議定下了基調，得到會議「完全同意」，可以作為起草決議的基礎，也表明他已和「左」傾中央及其路線宣告決裂，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據研究張聞天的專家張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證，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轉變、能夠站出來作「反報告」和受委託起草決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自身的思想基礎。張聞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們的思想觀點有差別，進入蘇區參加實際工作后又逐漸覺悟，越來越多地批評一些極左政策。特別是福建事變和廣昌戰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直接進行鬥爭了。進蘇區兩年，一直處於戰爭環境，整天接觸和談論的都是軍隊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委員，要經常參加軍事問題的討論。形勢也在迫使他對軍事問題進行學習、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說張聞天完全不懂軍事。長征前寫的一些文章就是證明。如《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等，都直接談到軍事問題，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幾種表現，提出了若干正確思想觀點。《遵義會議決議》不但反映了這些觀點，還採用了很多表達這些觀點的用語。這也證明，張聞天起草決議是以他的「反報告」提綱為基礎的。
    再說，會議「決定」讓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起草決議，也和他們兩個人的身份太不相稱。即使按好久以後才形成的作法，根據領導意圖（更不用說一個人的意見或發言了）起草會議決議，那也是秘書（或寫作班子）的事，總不致讓才推舉出來擔任第一把手的張聞天起秘書的作用。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至今還沒見到毛澤東、張聞天等直接當事人的說法。如果決議確系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那麼基於決議在黨史和毛澤東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國后編《毛選》時大概是會收進去的，毛澤東也不一定會反對。收入《毛選》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別人起草的，例如《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就有其他人參與起草的部分，其中第一章第二節即由張聞天執筆，  而且文章的主要內容早已在延安一些學校講授，還油印過講義，至於作為附錄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更不用說了。另外，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寫的。 （這種情況其他人也有。例如張聞天1945年11月起草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即著名的「陳高洛電報」，當陳雲在世時的1983年就已收入《陳雲文選》，  而張聞天親手起草的原稿檔案尚在。）張聞天是從不講他個人的功勞和貢獻的，在延安整風期間還竭力把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因此決議如果確系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按理他是會在《反省筆記》或其他談到遵義會議的發言中作點說明的，但事實上卻隻字未提。周恩來、陳雲，也都沒講過決議的起草問題，如果會議真有根據毛髮言起草的「決定」，他們理應是會提到的。胡喬木雖然是黨史方面的主要權威，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和編纂的開拓者」，  在黨史問題上往往是「一言九鼎」，但終究不是遵義會議的參加者。而且一大半為後人整理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在談到決議的起草問題時也是只下結論，並不提供任何出處和根據。所有這些都不能不令人存疑。
    撥亂反正和批判「兩個凡是」以後，不是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嗎？這當然也適用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總不能說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等人的貢獻。那為什麼在初步總結第二次國內戰爭經驗的時候，已經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的張聞天就不能有點貢獻，起草決議竟沒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根據毛澤東發言」？在這裡，歷史和邏輯不是又分家了？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認為，關於《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說法，大概是以訛傳訛。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既非事實又悖邏輯的問題呢？看來，最初提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權威；而人們後來的附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8:55
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同一時期寫的「九篇文章」，用的標題也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還沒提王明路線。  胡喬木還說，「從遵義會議以來，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的路線怎麼樣。毛主席寫的《農村調查》的《跋》（1941年4月19日）講到，那時執行的許多政策現在看來是錯誤的，當時也是錯誤的。這是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即使單從胡喬木的正面解釋看，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問題，也並不是什麼策略考慮，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而是連毛澤東也沒有認識到。那些事後諸葛亮的說法顯然是缺乏根據的。
而且，這也是遵義會議后的許多事實所證明了的。例如直到1936年秋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不但沒有提出政治路線問題，而且還把軍事上的錯誤歸之於右傾，說，「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裡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  （書中上一節說的「1931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則是以前各種版本所沒有而為1951年出版《毛選》時加上的）。其實，第一個比較含糊並且只限於白區工作提出四中全會以後有路線錯誤的樣子，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這就是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上引起的一場爭論。劉少奇在報告中批判長期存在的「左」的惡劣傳統，認為四中全會以後，黨在實際工作中還部分地保存著立三路線（他隨後也解釋說，「我覺得我們的錯誤……好像是路線的樣子」）。  這就立即遭到多數與會者的不滿和批評，政治局不得不開會討論白區工作路線問題。不但時任總書記和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認為，四中全會後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劉少奇的提法「忽視黨的歷史發展」，「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毛澤東，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也批評劉少奇「擴大化」，是「非辯證法的發展觀」，說黨「只有幾個極短時期犯過總路線的錯誤，在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大革命末期與立三時期） 」，其他時期只是在若干問題上犯過原則性的錯誤。這就是說，王明博古時期也不是路線錯誤了。最後，劉少奇不得不進行檢討，承認自己認識有片面性，把問題擴大化了，「至於黨的路線的正確，我是不否認的」。  
如果說，這個時期仍然需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還有策略的考慮，那麼在黨史上被說成是批判王明的六屆六中全會總可以少一點顧忌了吧，但事實是提法仍然相反。六中全會通過的毛澤東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的提法是，「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其「特點是在戰爭中的錯誤」。就是說，這次錯誤只限於反五次「圍剿」中的軍事方面。接著還直截了當地表明，「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的嚴重的原則錯誤。」
其實，也不僅六中全會，而且如上所述，以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好久，認識仍比較模糊，還一再發生變化。這從上引胡喬木的敘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實際上是，直到1945年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把路線錯誤的性質最後確定下來。建國后，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經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後來更進一步演變成王明路線，一般不再提博古的名字了。
由此可見，對於王明路線的提出，無論對全黨還是對毛澤東本人來說，都有個過程，是隨著情況的變化和政治的需要，經過不斷變化才逐漸明確起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看得清、提得准。這首先是由於毛澤東在學習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並逐漸掌握了路線問題在黨內鬥爭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用路線錯誤置政敵於「死地」，令其「徹底繳械」。所以延安整風一開始就提路線問題（上層），而且越來越強調。但也不是一開始就拿著帽子亂戴，總還有個了解情況和演變的過程。這也合乎當年毛澤東特彆強調的，一切結論只能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後。對四中全會後黨的歷史的調查研究，只是1940年下半年收集和編輯《六大以來》才正式開展起來。在這之前，特別是內戰時期，長期處於殘酷的戰爭環境，居無定所，又缺乏資料，也沒有時間和條件來全面研究黨的歷史和政治路線。而且從主觀上講，當時整天想的都是打仗，所以毛澤東對軍事問題了解得透，思想比較成熟，對政治路線還了解不多，研究不夠，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形成獨特的系統的看法。另一方面，當時的地位和處境，也使毛澤東不大容易了解中央的整個路線問題。所以胡喬木說，「一編《六大以來》，就發現了過去存在的許多問題。過去沒有時間，沒有機會研究四中全會的決議有什麼問題。在30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發表這些文件的時候，毛主席對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觸。」  這就是說，毛澤東對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也是在延安整風中才加以研究和逐步認識的，並不像一些人事後所猜想的那樣，把毛澤東說成`「先知先覺」。例如研究黨史很有見地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上面也說，在遵義會議上，「依據他（毛澤東）當時的認識水平，肯定知道『左』傾領導人犯了政治路線錯誤」。這種猜測就太不實事求是了。其實，如果再深一層看，就不應忽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整風過程中路線鬥爭的變化。一開始清算的「左」傾錯誤被稱為「博古路線」，還不是「王明路線」，時間也是從博古臨時中央上台的「九一八」前後算起，說王明出頭的四中全會，根本方面還是「正確的」。但由於王明不但不檢討，反而倒打一耙，批評抗戰時期黨的路線了，加上康生、劉少奇、周恩來等對四中全會特別是王明所寫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揭發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才在整風後期冠上了王明的名字（但還只限於上層），時間也從四中全會算起了。
    遵義會議上沒有提出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還因為那時政治上的分歧不像軍事上的分歧那樣明顯。軍事上，李德、博古的單純防禦路線和瞎指揮成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因素，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特別是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一對比，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就清楚地顯示出來了。所以不但代表正確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思想的毛澤東，一開始就處於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原來犯「左」傾錯誤的張聞天、王稼祥，也早在長征前就已認識到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並起來進行鬥爭了。當時黨內鬥爭也主要表現在軍事方面，對毛澤東的打擊和排擠，首先就是剝奪他的軍事指揮權。至於在政治領域，兩條路線的分界並不十分清晰，不像軍事路線那樣涇渭分明。例如毛澤東雖然曾被批為執行「富農路線」，但整個說來他在富農問題上還是「左」了。對臨時中央提出的「左」的土地政策，沒有見到他的抗拒和抵制，反而在1933年6月1日由他和項英署名發布的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中，實際上就包含有「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內容。  特別在肅反問題上，還在四中全會前，毛澤東直接領導的一方面軍和江西蘇區就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嚴重擴大化（其實多是無中生有，連擴大化都談不上，因為實際上紅軍和根據地中並沒有什麼「AB團」），反而是此後產生的「左」傾中央派人去糾偏(特別是後來進入蘇區的周恩來)。據《肖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中說，「僅1930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里，在不到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內，就打了4400個AB團，」「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了AB團」。  (1930年12月20 日毛澤東寫的《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也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四萬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分子。) 還有因錯誤肅反使矛盾激化的富田事變，也發生在四中全會前，同樣是毛澤東親自領導處理的。  這些就都不能歸罪於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了。至於搞過火的階級鬥爭，以鬥爭推動工作，用強迫命令以至肅反的手段進行擴紅等，在中央蘇區甚至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前後都是很盛行的，有些甚至是毛澤東指示那樣做的。
即使從現存文獻看，也很難理出當時一條同第三期「左」傾路線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和比較系統完整的正確路線來。甚至在以清算「左」傾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中，也是著重以後來的認識揭發和批判「左」傾中央的錯誤，而很少舉出當時在政治路線上與之相對抗的文獻。所以正確路線和錯誤只能豎比（前後），無法橫比（同時）。這就是胡喬木說的編輯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8:59
聶榮臻、伍修權、李卓然等都還健在（只有劉伯承已喪失思維），聽過會後傳達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還有大量檔案和各種資料。按理，這次調查研究應取得重大突破和收穫，弄清一些重要情況，解決幾個重大問題。可惜結果並非如此，實在令人感到失望。
     由於先就有了不可更動的結論（如肯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又帶著只准證實其是的檔案資料（即陳雲的所謂《傳達提綱》），而沒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按照「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的原則，所以不但沒能弄清和解決一些重要情況和問題（如會議是怎樣把會後才分工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確立為全黨全軍領袖的等等），反而還把一些問題弄得更亂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據《調查報告》和幾個人幾十年後的個人回憶，在正副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重要發言」，而且「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如果這屬實，那張聞天的「反報告」以及為會議「完全同意」的「提綱」就都沒有了。陳雲對《調查報告》的《答覆》上說，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就更是自相矛盾，因為他的所謂《傳達提綱》上說的遵義會議「最後作出」的四條決定中竟有三條提到常委，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被選為常委」。再說，黨的最高領導人（無論稱負總責、書記還是總書記）的更換，恐怕不會只是個常委分工問題。對於當時有無書記處，在1943年3月16日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報告中央機構調整方案時已說得很清楚：「在中央蘇區時，書記處在政治局之上，實際上等於政治局常委，不合適。」  另外，《調查報告》還斷言「當時中央並無總書記職稱，洛甫和博古也未用總書記名義」，那張聞天多次讓出總書記又怎麼解釋？陳雲和康生在遵義會議后三年半的六中全會上提議選毛澤東為總書記又有何根據？類似問題還有許多，不再一一列舉。
    不過，這裡又牽出來了兩個不小的問題。
一是陳雲的《傳達提綱 》手稿形成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內容的詮釋，都還值得作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獻》的考證所注，是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那為什麼沒有保存在中國？聽傳達的人自應不少，怎麼一直沒人憶及？使陳雲的「傳達」除自己認定外，得不到其他旁證。行軍途中寫的手稿經過什麼途徑（陳雲在長征途中奉派化裝去上海，既無必要，更無可能帶在身上）帶到莫斯科成為共產國際的檔案（中辦於1956年接收來，直到1982年才得到確認 ）？而且原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無「傳達提綱」字樣，為什麼又不公布（或沒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這是否是陳雲去莫斯科在那裡向國際寫的彙報提綱？（這個問題早已有人提出並作過論證，但陳雲堅持他在蘇聯沒寫過這個東西，肯定是他長征途中所寫。  於是，在「只惟上」的潛規下，這方面的研究論證只好作罷。）若果真如此，由於時間已過去大半年（陳雲是1935年8月同陳潭秋、楊之華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無多少旁證資料可供查考，單憑記憶能寫得如此詳盡已屬大不易，在某些問題上出現遺漏、不確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對此問題，個人既無材料，也無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論列。但希望有關機構和專家能夠堅持「不惟上，只惟實」的原則繼續深入考查，提出實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說明。不回答上面以及有關的許多問題，這個材料恐怕是很難稱為《傳達提綱》、現在史學界也很難以此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做出定論的。
二是個人的回憶能否作為歷史「文獻」看待。對此擬另文論述。這裡只以《遵義會議文獻》中採用的幾篇四五十年以後回憶中的問題為例提點疑問。根據現在的分析估計，一些回憶錄的有關提法是當時不大可能發生的。如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並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伍修權）；「我和王稼祥……堅決主張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聶榮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周恩來），等等。另外，有些說法已證明不合乎事實，如：關於正副報告后的發言順序，先是毛澤東，接著是王稼祥，再接著是張聞天和朱德明確表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伍修權）；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政治局，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等被增選（註：顯然不是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陳雲）；等等。
這裡並無意討論這本《文獻》的內容或對它作評價，只是想說明，遵義會議的研究並未因此畫上句號，甚至可以說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沒弄清。這裡專就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職務對《文獻》的說法作點辨析。
要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職務，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次會議前後中央有沒有書記處。否則，博古和張聞天不但不能稱為總書記，而且說他們是書記都不可以。
1982年12月28日陳雲寫的《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幾個問題的答覆》  中，有不少說法是不確切甚至互相矛盾的。這可能是由於不但事過五十年，而且陳雲年事已高，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後黨史界關於遵義會議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這次《調查報告》和《答覆》以及陳雲1935年那份現在才定名為《傳達提綱》的文件奉為圭臬。這本身就違背陳雲提倡的「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精神。
例如《答覆》中說，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這同歷史事實就大有出入。幾乎一切有關的黨史資料和論著都提到，自五大以後，中央就一直設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我沒有去查）。五大后的常委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八七會議選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六大后的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向忠發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 （說會後不久又補上王明，  並無根據），還決定改常委會主席為總書記，仍由向忠發擔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都一直稱向忠發至死的職務為主席，大概不是事實，而是為了圓「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之說。但卻既未提供證據，也解釋不了常委們鑒於盧福坦覬覦總書記，故決定臨時中央暫不設總書記的事件。而對此，王明、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有正式說明）。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后的聯席會議上，博古被推舉為總書記。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並選出書記處，博古繼續任總書記（書記處稱作常委時，博古只稱書記）。這都是報經共產國際批准過的。
對《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以及《文獻》其他內容，還可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        遵義會議后不到八年就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是專門清算十年內戰
時期黨的領導，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的。當時主要當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強，又時隔不久，記憶猶新，留下了大量書面材料，怎麼可能連有無書記處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        如上列舉，起碼從五大算起就一直設有常委，怎麼到六屆五中全
會竟無緣無故地給取消了？既然沒有常委，毛澤東又怎麼會「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是會後一個多月寫的《傳達提綱》（即使寫於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還是事隔四十八年後寫的《答覆》可靠？
     第三，既然沒有書記處或常委會，怎麼能長期以書記處的名義號令全黨並和頂頭上司的共產國際聯繫？六屆五中全會後不到一年做出的《遵義會議決議》又怎麼會多處提到並不存在的書記處？有案可查的常委會及其擴大會的召開和做出的決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1937年「十二月會議」改組書記處和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書記又從何說起？一個走向成熟的黨，連領導核心的名稱還「不那麼固定，不那麼嚴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這可能嗎？
     第四，「為了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是黨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檔案（如各種會議記錄）重要呢？還是個人多年後的回憶重要？而《遵義會議文獻》的編排順序，是看資料的準確程度和參考價值，還是看後來的官職大小？難道會議主持人秦邦憲會後不到十年提供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9:01
的材料，還不如被「擴大」進來參加會的聶榮臻四五十年後的回憶重要？無論什麼時間和場合，毛澤東都名列第一，這種規矩是怎麼立下來的，合乎歷史主義嗎？
     第五，《文獻》選材的標準又是什麼？是為了「把黨史資料立準確」，還是只為證實陳雲的《傳達提綱》和《答覆》以及1984年9月《調查報告》的結論？在張聞天任總書記問題上，為什麼一概不用許多不同於陳雲的說法，如中央關於「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鄧小平對張聞天的《悼詞》、《彭德懷自述》等？對挑選的人又為什麼有斷章取義，只摘一方面的說法而不用或刪去另方面的說法？如為什麼對周恩來多次談到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話不用（包括「文革」期間說的「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 ），偏要用「聽毛主席的話」這類屬於「文革」時的語言？為什麼伍修權兩次提到的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的話被刪去，  卻選用大可懷疑的《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和根本不可能提「王明那一套」的談論？根據這樣鮮明的傾向性選材能「準確」嗎？
     類似的問題還可再提許多，要在說明1984年的《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並沒有解決遵義會議的一些主要問題，對「歷史情況」的敘述也並不「準確」。它們本身和被《文獻》採用的某些材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而不能「以此為準」和「到此為止」。
    （二）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史實確鑿無庸置疑
     在討論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任職問題前，還得先弄清向忠發和博古是否當過總書記。
     由於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治局主席改為總書記」，向忠發也就從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主席變成了總書記，  因而才發生了向忠發被捕叛變后不要再設總書記的問題。這是所有當事人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一再說過的。  所以胡繩主編和黨史研究室所著黨史中關於向忠發被捕前為主席的說法，  顯然
與史實不符。有的書更是自相矛盾，如2000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書叫做《延安整風實錄》第5頁上說，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雖仍由向忠發擔任」，但第10頁卻說，「1931年6月，黨的總書記被捕。」很明顯，兩者只能有一個是對的，而沒有根據的說法又只能是第一個。
     再看博古。根據上述，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不設總書記，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發言中所說，「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注意，沒有像現在黨史書上沒有根據地說王明「指定」），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蘇區后，兩個中央局合併的會上要推舉一位中央領導人，竟然只稱為負總責，就有點於理不通了。特別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了書記處，卻仍然設一個負總責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實際上，在中央蘇區大家都一直稱呼博古為總書記，這是延安整風期間也無人否認過的。至今一些老同志還是這樣說。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列席過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的劉英，最近就多次談到。當時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事後不到九年書寫下來的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了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寫的《反省筆記》中是這樣說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蘇區）曾召集了一個會議，到會的有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陳雲、洛甫、劉少奇）及中央蘇區原有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博古做了簡短傳達，……於是多數即推舉他為總書記。對總書記一職，博古不但未推辭，而且很高興。」（此說如非事實，當事人的毛、劉、任、陳雲等怎麼能不糾正，反而會認為「寫得很好」？）「我當時想，我們原來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時，曾經申明中央無總書記，一到中央蘇區，他卻弄起總書記來了。這當然使我不滿意。」此外，他談到博古當總書記的地方還有數處，茲不一一列舉。張聞天的這份《反省筆記》，整風中曾得到大家稱讚。劉英說，「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們窯洞里來，說，『 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  總之，總書記從來沒人加以否認，怎麼事過四十年後這總書記就一下和一律變成「負總責」了？難道那時對博古不是稱總書記同志，而是稱負總責同志？這能叫上口嗎？
     在大體弄清向忠發死前和博古進蘇區后的任職后，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及其稱謂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這方面文獻資料又極多，為節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舉數件。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是有黨的正式文件可征的。遠的不說，只說平反后的就有： 1979年8月27日鄧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詞中說，「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   主持這次追悼會的就是陳雲，並且由於他的堅持，會期推遲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答應讓主持會或致悼詞都行，悼詞也事先送他審閱過。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 《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多次談話中提到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任職，一再說過他是總書記。例如毛澤東，正面的說法是張當總書記講民主，能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封他一個「明君」的雅號，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說法有如李銳所述，「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李銳評
曰：「這當然是對的。」卻值得考慮）
     其他領導同志提到張聞天是總書記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權兩次提到總書記的話：「會後解除了博古同志的總書記職務…… 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偉大的長征》）；「爾後他又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領導工作」（《追求真理   鍥而不捨一一懷念張聞天同志》）。  楊尚昆：「大家習慣稱他總書記」； 「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 。彭德懷：「會議結束后，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 改變了軍委領導; ……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 （張聞天） 擔任……」  黃克誠：「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傳達的……但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志」。  其他就不再引證了。
     不但黨內，就是知情的黨外甚至外國人，也都知道張聞天是總書記。例如那位在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黨的總書記。」  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中，寫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張聞天的談話，一開頭就說，「洛甫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不過也應承認，無論是在國內外還是在蘇區和紅軍中，朱德、毛澤東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連羅瑞卿在中央蘇區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長時還不知道王明。  可見，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線后才出名的；博古、張聞天出任過總書記一事能夠被長期埋沒和不被承認，也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
     至於張聞天本人，平時閉口不談過去歷史，但在整風中的多次發言和書面材料中，卻一再提到總書記。在《反省筆記》中除上引談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談到書記處和自己的職務。如談到六屆五中全會時說，「政治局與書記處名單，曾經得到過國際的批准。」 關於書記處名單，「國際回電，曾經不贊成洛甫、陳雲參加，而建議補上張國燾、王明（似乎還有康生？）。但後來博古又去電解釋了一下，說是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陳雲補上了。」談到遵義會議，說，「我不但未受處罰，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後邊又講到，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並檢討六中全會時「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確曾向毛澤東同志提過，當時他不主張提這個問題。」「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證，就已可看出，張聞天確實當過總書記。不然他一再讓的是什麼「位」呢？他始終說的是讓出總書記，沒有說讓的是「負總責」。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在自我批評和頌揚毛澤東的問題上頗多過頭之處（但多為空洞的上綱上線的話）外，而對黨史事實的敘述，在延安整風中就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例如關於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的合法與否就是據它確定的。毛澤東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這是對幾個重大歷史問題所定的基調）中就說，「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9:06
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准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
     還應說明的是，張聞天《反省筆記》中敘述的一些史實之所以可靠，不只因為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讚揚和引證，還因為他的敘述不像一些人那樣只憑多年後的記憶和根據新觀點的聯想寫《回憶錄》之類，而是擁有充分的原始材料為根據。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整風時還保存有進入中央蘇區的全部日記、工作筆記等資料。此外又據胡喬木說，「他曾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時期的耳聞目睹，寫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其中記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從這裡得知的。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齣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認為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時的喪失「是一個極可痛惜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可見，張聞天在這時和在這種基礎上寫出的《反省筆記》史料，大概總比陳雲等人四十多年後的一些「回憶」和論證要更可靠得多。
     對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情況最了解現在仍健在的要算張聞天夫人劉英。她雖已96歲，但仍頭腦清楚，記憶力極強（她說是由於受過收發報密碼訓練和多年做組織幹部工作的緣故）。她不但在中央蘇區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長，同中央領導多有接觸，而且遵義會議後接替了鄧小平中央隊秘書長的職務，專為政治局和書記處（常委）服務，如照顧中央領導行軍中的生活、安排開會、擔任記錄、進行聯絡等。中央到達陝北后又和張聞天結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幾乎每次都在他們家開，她多在場。派出或回來的負責幹部向中央請示彙報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澤東的關係又特別好，至今保持著對毛主席的親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1937年11月去蘇聯，在這以前三年的中央內部情況，她是了解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說，在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后則是唯一的一位了。為了了解張聞天這個時期以及後來的情況，從1999年起我已拜訪了她數十次。對於博古特別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講了許多生動細節以資證明，這裡無須複述了。她在張聞天平反后寫的懷念文章，還是講「聞天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遵循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制度」。  但1982年以後，由於陳雲提出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她為了尊重陳雲、並在有關領導同志竭力勸說下，此後寫的回憶錄中才把總書記改為負總責，只加一句「習慣上稱為總書記」的話。但在多次談話中，她仍堅持張聞天那幾年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掌握全局；毛主席則主要管軍事，自封「大帥」，稱張聞天為「明君」。她還幾次談到，1937年11月去蘇聯治病，共產國際和蘇方都是以總書記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別墅。王稼祥領她去見季米特洛夫時就介紹說，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單獨密告她，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實行集體領導，洛甫還是書記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會議等。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時，中央的會議已不在他們家而改到毛主席處去開了。
     綜上所述，張聞天當過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證材料可資證明的，而「負總責」之說似乎只有陳雲1982年證實的所謂《傳達提綱》和一篇書面《答覆》了。（因為《文獻》摘錄周恩來「文革」期中的一次講話，只是提到「撤消博古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沒說什麼「聲明」；還說「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也都沒提到「負總責」。）
     據個人學習這段黨史的心得，張聞天出任總書記的情況可能有如下述。
     六屆四中全會確有改「主席」為「總書記」的決定。這是否有降低向忠發挂名的含義（中國更重視「主席」。毛澤東就不願當「總書記」），沒有研究，不敢妄斷。向忠發叛變后，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王明已無法繼續留在上海，決定分別去江西和蘇聯，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並同周、王等研究，為避免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糾纏，決定先不設總書記，但指定博古負責，「多管一點事」，並舉薦博古、洛甫、陳雲、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經共產國際批准。批准電報是博古在大多數委員參加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宣布的。再后又成立了包括盧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陳雲組成的常委。1933年臨時中央根據國際指示遷往中央蘇區，如上所述，在雙方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八人的聯席會上，大家推舉博古為總書記。一年後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自然「率由舊章」，博古繼續擔任總書記。同時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毛澤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會上還選出書記處。以上均經共產國際批准。所以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劉少奇等雖對四、五兩次中央全會和臨時中央極其不滿，但還是不能不承認其合法。
     至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問題，除本人和其他當事人的敘述外，楊尚昆晚年談得更具體可信。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  說是由於毛澤東謙虛，讓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據當時情況，這是不大可能的，也與毛的性格不合。他說過：「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  可見，一位黨的總書記（就算負總責吧），不是政治局會議推舉（當時常開會，照毛澤東的說法，「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議」），而由常委分工決定（實際上只是兩個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張聞天的總書記實際任職只到1937年底，多說也是1938年六中全會。在王明、陳雲、康生回國后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按照共產國際可能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根據有關資料，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更重視毛澤東，一直在宣傳毛澤東，卻從未宣傳過博古、洛甫、甚至王明 ），改組書記處，增補上述三人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仍由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張聞天不爭權和不願多出頭的品德，他並不計較，還按王明等人的意見，於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決定政治局常委會議改為書記處會議，但張聞天早已決心移交工作，所以只是「形式上噹噹主席」，以後乾脆連這個召集和主持會議的工作也交給了任弼時，自己離開中央去進行農村調查了。
（三）為什麼要將總書記改成「負總責」
     由此可見，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前後情況和線條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在黨史上卻一直被攪得異常混亂，最後竟被完全否認，變成了以前並未聽說過的負總責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於要使黨史跟著政治走，為當前現實服務。因此形勢變了，黨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著改。張聞天的總書記只是一個例子。
     從遵義會議到1938年六中全會，中國革命尚未形成權威的領袖，因此客觀上需要一個作風民主，善於集中大家意見，堅持集體領導，不獨斷專行，能把大家團結起來的為首的人（即核心）。張聞天多方面的條件都適合此任。而且事實證明他也確實幹得不錯，因此獲得「明君」之稱。總書記是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既擁有實權又具象徵意義。所以在同張國燾作鬥爭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寧可讓出全軍的最高領導，也不同意張聞天讓出這個可以代表中央號令全黨、召集和主持中央會議的總書記。在這三年中，中央多數領導同志擁護以張聞天為首，人們也都稱他為總書記。「十二月會議」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使總書記稱號已失去實際意義，且張聞天排名也失去首位，排在毛澤東、王明之後，所以從此大家只稱他洛甫同志（這時除毛主席、朱總司令外，其他中央領導多以同志稱之），他在群眾場合被介紹時還是使用「我們黨的領袖之一」的名義。整風期間，上下界限分得極嚴，中央情況下面幹部很少了解，只知張聞天和周恩來檢討最深刻，過頭之處很多，當時就令人無法理解。但整風中並無人否認過他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陳雲也沒提出他的「負總責」之說，卻是事實。
     整風後期和七大后，張聞天實際上已被排出中央領導核心，只能做一點調研以及後來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5 09:12
的小範圍地方工作和「授權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於過去的地位、名義和貢獻，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沒和封殺。例如被喻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只是通篇歌頌毛澤東，對於所謂「第五朝領袖」、在實現從內戰向抗戰的戰略轉變中掌舵的張聞天隻字未提，甚至把張聞天的某些重大貢獻也輕輕歸於毛澤東名下（如上述的瓦窯堡會議和處理西安事變）。延安整風后，知道張聞天的人已經很少，更沒幾個人知道他當過總書記。1959年廬山會議，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員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對他進行大規模的錯誤批判時，無論上下，還都說他當過總書記，也沒聽說過「負總責」這個詞）。此後，他就完全在備受無情打擊和殘酷折磨中銷聲匿跡了。
     在張聞天被迫害致死後，沒想到很快就否極泰來，粉碎了「四人幫」，中央提出撥亂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而1959年廬山會議之完全錯誤及其嚴重惡果，幾乎是人人皆知無須多查的。於是張聞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正式宣布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而且在這之前的中央在「六十一人案」的批文中也說，「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 總之，在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這一時期，張聞天在黨史中的總書記地位也得到了恢復，報刊上還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對此加以論證。 連1980年出版的《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現代史）《張聞天》條中也說，「1935年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八十年代初開始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並且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為了維護這兩者的歷史地位，陳雲提出加寫建國前「歷史的回顧」。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樣一來，「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說幹得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取得了勝利，「以長補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維護毛澤東，說到底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陳雲同志講，一定要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  在這種號召下，一些老同志寫建國前如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等的回憶錄，以及理論界和史學界有關的研究，就空前繁榮起來（回憶建國后的卻很少）。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陳雲的所謂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他也寫出對有關調查的《答覆》。從此就出現：張聞天的總書記變成了負總責，《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毛澤東會上的發言「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等。雖然沒看到有關總書記變成負總責的正式文件，但遵照黨史研究中的「人治」、「只惟上」的不成文規定和「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紀律，史學界照例聞風而動，迅速跟了上來。連一些學者才發表文章論證張聞天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再寫文章時已是論證負總責了。一些史書和領導同志的回憶錄，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後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並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審查和出版機關給改了，否則也許出不來。
     現在書報上稱張聞天為一代總書記的雖多了起來，但卻顯得不夠理直氣壯，還要一再提「負總責「以表白。例如那本書，名叫《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內容卻一再說是「負總責」，只是「實際上相當於擔任黨的總書記」。不過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歷史的真相總會逐漸顯露出來。在紀念張聞天誕辰100周年以後，大概就會有更多的人稱他為一代總書記了。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擔任什麼職務，這是客觀存在，終究掩蓋不了，更抹殺不了。但為什麼會時隱時現和變來變去，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從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教訓？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這裡只舉一個小例子，看一看說的和做的是怎樣對不上號。
    日前有位朋友來信談到黨史研究說，「雖然都在講要實事求是，但實踐起來卻真難，談所謂『過於敏感』的問題，總是心有餘悸。」其實，許多違背事實的論斷和作法反而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口號下進行的。張聞天從總書記變為負總責，恐怕就是不「惟實」、只「惟上」的結果。而且為了圓此一說，在正式黨史上竟然否認向忠發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還製造了其他不少矛盾。 甚至在拍一部張聞天文獻片上也體現出「權大於史」、和黨史中「人治」的例子。張聞天百年誕辰，中央批准拍攝他的文獻片。製成后，經中央黨史研究室、重大題材審查小組、劉英本人等有關各方審查通過。不期在放映的頭一天，審查小組副組長張振東卻強令剪下郭洪濤談西安事變后政治局第一次擴大會上意見還不一致的幾句話，否則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談話畫面，再不然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了問題。攝製組無奈，只好刪掉幾句話。結果放出來，不但畫面上郭洪濤語言不連，而且改變了史學界早已達成共識的事實，變成了政治局在事變后的第一次會上就已認識一致，決定和平解決和派周恩來去西安等等，使好幾次會議和會下的磋商在一次會上完成了。這不是又一次說明，有權就可以改寫歷史，黨史比胡適說的「小姑娘」更可以隨便打扮了嗎？
                                                    （2000年8月完稿）
                   1
下應接第三篇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14
　　

第三篇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以及兩人的差異與比較

　　一，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

　　為了進一步了解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有必要先簡單談一下張聞天同毛澤東關係的發展變化。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階段，每段又可細分成兩個時期，這就是：張聞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進入中央蘇區后，是他犯「左」傾錯誤和毛澤東受壓的三年多；長征開始到延安整風的六年，是兩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較好的時期，只是頭三年中央領導以張聞天為首，后三年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整風后是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做點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約各為一半的三十年。

　　（一）紅軍長征前的張毛關係

　　張聞天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后，但兩人的相知卻要早得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他們就都已參加了中國少年學會。[1] 1920年《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同時發表了兩人的入會消息，此後他們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又時有披露。因此，作為會友，他們不但互相知道，還會讀到對方有關的材料。不過由於毛澤東只是「少年中國」的一員，沒有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和有什麼出色表現，所以毛澤東本人和官方黨史編纂學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國」的關係，而喜歡大講毛創辦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當然，在張毛關係上，真正有點影響還是1931年張聞天回國參加中央工作后（先任宣傳部長列席常委會，從臨時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間，兩人並不相識，也無成見， 但卻發生了一些相互有關的事情，主要就是張聞天由於執行「左」傾路線，曾參與對毛澤東的批評和壓制。例如張多次批評中央蘇區領導的「右傾」、「狹隘經驗論」，這當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澤東。（不過也有批評得並不錯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會上批評過去中央蘇區「以AB團的問題，而形成黨內恐怖」，「肅反工作是成為最大的罪惡」。[1] 這也都直接與毛澤東有關。）同年10月6日的常委會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評毛的「保守、退卻」和「分散工作的觀點」，還提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1] 不過由於沒有成見，所以張聞天另一方面的意見又起了有利於毛澤東的作用，如反對向忠發兼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澤東出任此職。[1] 直到進入中央蘇區，張聞天才同毛澤東見面並一起工作。 而他下車伊始又參與了博古提出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寫文章、作報告，一時表現得異常積極。不過後來他在整風中反省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寫的文章中也可看出。」[1] 反「羅明路線」特別是反「鄧、毛、謝、古」，他也主要是上綱上線寫文章，照他在《反省筆記》中所說，追查「江西小組織系統」、「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是羅邁。雖然如此，這次積極參加，終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並在毛澤東心中記下一筆帳，幾乎講了一輩子。

　　不過平心而論，張聞天除參與反「羅明路線」外，總的看來，在蘇區近兩年，他同毛的關係還算不錯，接觸也較多，並促成了他們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關係的靠攏。張聞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後來乾脆被調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毛仍為蘇維埃主席），不但工作關係密切，還比鄰而居，來往頻繁，不時見面。張聞天接觸實際后，政策思想逐漸擺脫「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趨於激化，其中受毛澤東的影響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軍事問題上。對於兩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他就對人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呵。」（指開調查會等。）對兩人在蘇區的關係，包括張對毛生病的關心、支持共產國際不同意讓毛到蘇聯養病等，時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曾有較詳細的回憶。如說，他們「通過相互接觸，達到相互了解，逐漸走向接近。可以說，張聞天同志後來在遵義會議的轉變，也是與他這一段時間受到毛澤東同志的影響有關的」。[1]

　　可是有些黨史著作卻喜歡強調張聞天來到瑞金以後，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

　　毛澤東毫不了解。[1] 其實這是對張聞天《反省筆記》中幾句話的誤解，屬於望文生義。因為就全文的精神看，張聞天檢討的對毛不了解也沒想了解，是指自己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和應當成為黨的領袖人物。被誤解的原話是：「同他（指毛）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報上發表過。但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又如另一地方談到自己「從來沒有想搶著當總書記」，然而對博古當總書記，「他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至於爬在別的同志，如毛澤東同志等的頭上『配不配』，我當然沒有想）。」這裡又特意提到毛，可見上面談的「了解」、「本領」等，都是指毛澤東的路線和領導，並不是真的相處一年半竟「毫不了解」。當然，正如張聞天檢討長征出發前他能和毛澤東合作的原因之一時說的，「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理，也是事實。」[1] 因此可以說，張對毛確無成見，進入蘇區后也沒有反對過毛（他認為反對「羅明路線」不是反毛），但卻並不十分尊重，甚至有點看不大起，認為他理論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從毛澤東這方面來說，在張聞天到來前，任弼時、項英等已通過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剝奪了他的黨權和軍權，早已使他處於半靠邊站狀態。這時直接壓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張聞天則無直接的重大衝突，因此關係「還平常」。並且隨著張聞天思想的轉變，兩人相互了解的進一步加深，還使得後來發展到坦誠相見，相互傾訴對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團」的不滿，並準備同他們進行鬥爭。沒有這個基礎，遵義會議是開不成的，當然也談不上此後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澤東同張聞天的關係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所說，「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1] 只有那些受個人崇拜影響較深和不了解領導人之間關係的黨史工作者才會說「毛澤東是不記個人恩怨的」。[1] 所以他在蘇區對張聞天的態度還有影響深遠的以下幾點。第一，張聞天是批評和壓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經參與批評過他，特別是反「鄧毛謝古」。這是他長期耿耿於懷，有適當機會總要算帳的。第二，對於張聞天這種初出茅廬，不憑工作成績和實際經驗，只靠從莫斯科帶回「幾麻袋教條」，就躍居高位，發號施令，他從心底里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對張聞天被大家看作理論家，三天兩頭寫文章，動輒引證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對他形成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即使在同張聞天合作中也難免時有顯露，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造成張聞天後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張毛關係

　　自從長征出發前張聞天把對博古和最高「三人團」不滿完全向毛澤東坦白起，他們的關係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這時相互間不但有了較深的了解（否則不會談及如此重要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有了黨內鬥爭的共同目標（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路線和專斷作風）。這就更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並終於形成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所謂「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的話說，就是「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1]     長征后，兩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見的相同。這可從兩方面來說。從大的方面或長遠講，兩人都是獻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澤東在整風時說的，在反對蔣介石等問題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從當時情況或近期目標說，他們需要攜手進行共同鬥爭，以改變李德、博古的指揮和領導，從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革命。這是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其他一切問題（如毛的個人恩怨和雙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暫時拋開或加以擱置，而必須集中力量抓這一當務之急。主客觀條件還使他們在這一革命形勢和戰略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15
　　大轉變時期必須成為主要的一對合作者。

　　毛澤東無疑是正確軍事路線的代表和反對「左」傾中央的靈魂，但卻不便和很難直接出面領導這場鬥爭。這是因為：第一，他雖經共產國際干預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但卻不是常委（或稱書記），而且實際上還處於無權地位；第二，從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被剝奪黨權軍權后，他同軍隊的指揮關係和直接聯繫中斷兩三年，號召力已大為削弱，何況老蘇區的軍政幹部還調換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黃克誠所說，毛在肅反問題上傷害人太多和組織路線上的偏聽偏信等 ，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1] 第四，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幾年來批評他「右傾」、「狹隘經驗論」等，也有損於他的威信。因此，毛澤東知道，要反「左」就必須首先依靠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並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張聞天。雖然他對張聞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也為了共同事業，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因為「張聞天在中央、在相當一部分人中間是頗有影響的人物，不只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還有他個人的為人和修養」。「只要能說服和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通過張聞天再影響、說服別人就容易多了。」[1] 師哲的回憶錄不確切的地方頗多，但這段描述卻比較接近實際，證之以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1] 可見，毛的接近和依靠張，是當時的客觀需要，是具體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黨史著作和個人回憶錄，把毛澤東描述成眾望所歸，說「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大半是多年以後的認識，也是延安整風為黨史學定下的統一口徑，有些領導同志這樣寫《回憶錄》則是為了突出自己。其實，會後的許多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威信當時並未達到眾望所歸的程度，而是逐漸樹立起來的，其中就有張聞天的幫助。如在會理會議上，作為新上任的總書記和會議主持人，他支持毛澤東、批評林彪等人，其作用是無人能代替的。

　　從張聞天這方面來說，在廣昌戰役后已同博古決裂，再經過反五次「圍剿」失敗和倉皇長征，他對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更完全失去信心。由於性格比較孤僻和不善交際，他同蘇區領導人的來往、交談都不多，對最高「三人團」和羅邁更為不滿，所以有意見就比較自然地對向無成見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澤東「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於是一拍即合。加之長征后兩人都處於半靠邊狀態，所以就經常交談和議論起來。張聞天雖進蘇區近兩年，還參加軍委，經常討論打仗，但終究是個文人，除戰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認識外，對打仗的具體問題並不熟悉。因此這方面就聽信毛澤東講的，對毛也更加佩服。由於長征途中爭論越來越尖銳，張聞天更進而萌發改變領導的念頭，並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開了對博古、李德的鬥爭。他的這種變化，主要是出於思想覺悟，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風時說的，並不是想爭當總書記。事實上，遵義會議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他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他還是再三推辭，拖了二十來天實在推不掉才接任。[1]

　　當然，遵義會議能開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張聞天覺醒得還要早，跟人醞釀交談的也更多，但說他「投了關鍵的一票」卻是言過其實。因為第一，他是在長征前的五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在中央的地位與鄧發、凱豐等相當，其態度不可能起決定作用；第二，他因負傷，所擔任的軍委副主席和總政主任，在長征出發前就已分別由項英、李富春代替，遵義會議前他既無實職也無實權；第三，他從未進過中央領導核心，在軍隊中並無太大影響；第四，遵義會議上除博古、凱豐二人外，絕大多數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已形成共識；並不是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談不上「關鍵的一票」。由此可見，許多黨史著作一直重複毛澤東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貶低張聞天這一論斷，還是受著「兩個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傳統影響。如果一定要講「關鍵的一票」，倒應該指周恩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起的作用最大。因為他作了「反報告」，為會議定下基調，又受委託起草決議，最後還當選為總書記。但實則不然。當時是最高「三人團」專政，他雖排名博古之後，卻並無實權。加之一直處於行軍打仗狀態，軍事第一，他在軍中又沒多大影響。周恩來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團」成員，而且實際上是中央紅軍的統帥，威信高，影響大，對於改變「左」傾方針和領導，真正起著關鍵作用。試想，如果周恩來不從「三人團」中分化出來，將會是什麼情況。事實證明，他一站出來，博古、李德就沒轍了。所以，陳雲在所謂《傳達提綱》中要特別標出他，說是「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還決定他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他「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 這都可看出他當時舉足輕重的作用。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其重要特點之一是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后一開始就著重抓兩件事。一是實行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他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獨斷專行，所以在他主持下開會較多，特別是開始時。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的，「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1]  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後會已減少， 但重要問題仍要集體討論決定，絕不搞一言堂。毛澤東雖然不喜歡開會，但在成為領袖前還是要求適當多開會，[1] 使他的意見有發表機會並被採納。二是重視發揮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作用，「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 因為從長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二次回遵義后，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我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1] 隨後他又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三人軍事小組」。長征途中，先後經過沙窩會議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後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和出任紅軍縮編后的陝甘支隊政委。[1] 從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系統中的地位就完全調了個個兒，由毛為周的助手變成了周為毛的助手。還應指出的是，紅軍到達陝北后，在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1935年11月3日），又經他提議和會議通過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稱西北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最後，還是在他主持下召開的洛川會議上（1937年8月），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紅軍中的最高統帥地位。[1]

　　單從上列的軍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報》記者錢江和范偉國的下述論斷之真實可信：「翔實可靠的資料證明，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的三年多時間裡逐漸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一步步將毛澤東推向黨的領袖的崗位，並且「扶上馬，送一程。』」[1]

　　不但軍事問題，而且在整個黨對各條戰線的領導上，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作為紅軍統帥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作到了珠聯璧合的。在他們的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勝利完成長征，把陝北變成領導全國革命的聖地，特別是實現了從內戰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他們合作之密切，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從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會，單是兩人聯名 （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有檔案可查的即達286件。[1] 對他們來說，一生中兩年內與人聯署發電可能沒有比這再多的了。毛澤東雖然分工主管軍事（後來加上外交，即統戰），但有關方針政策和其他重大問題，張聞天也總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徵求和尊重他的意見。標誌著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窩堡會議（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了的。而且會後由毛澤東傳達決議精神報告（後來標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積極分子會議，也是由總書記張聞天親自主持的。      兩人在重大問題上的相互支持、緊密配合，還能做到放棄自己原來的不成熟意見，接受對方的正確建議，體現了領導集體內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風。如處理西安事變，毛澤東就很快改變了他審蔣除蔣的一時想法（後來還作了檢討），同意了張聞天「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和爭取「妥協派」的主張，也就是和平解決的方案。[1] 因為正像日本學者安藤正士所說，張聞天一開始就解決了如何對待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兩個難題，為「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定下了基調」。[1] 而在紅軍東征問題上，則是張聞天放棄了他原先主張「北上寧夏」的方案，轉而支持毛澤東東征山西的建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17
　　議。當時一些人對渡河東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對，彭德懷猶豫，林彪不久前還提出把重點放到陝南。但張聞天堅決支持東征，不計較一些人的閑話（如王稼祥說他沒主見，是跟毛澤東跑的「泥菩薩」），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紅軍中去」，並代表常委宣布：「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後方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局，顯示了總書記親自出征的決心。[1]

　　直到1938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張聞天尊重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領導，但其他重大問題也徵求毛的意見。毛澤東除分工所管外，對其他問題如有意見總是向張聞天提出或建議開會討論解決，而不越俎代庖和隨意插手黨務、組織、宣傳等其他部門的具體事務。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歷史事實。但是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學，為了突出毛澤東，總要把事情說成是：雖然從組織上講張聞天是總書記（1982年起還按陳雲一個人的意見改成負總責），但出主意的還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決定的。有的甚而說，張聞天「作風民主，對毛很尊重，處處以『配角』自居」，保證了毛澤東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其實這些既無事實根據，道理上也講不通，只是人云亦云。這主要還是由於這些黨史學家嚴守延安整風定下的框架，只顧重複已有結論，而不顧歷史事實。其實，張聞天本人在延安整風時那種強大壓力下寫的《反省筆記》，也只是說能開好遵義會議他「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1] 其他更多說的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一條戰線上。即以我們上面列舉的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窯堡會議這兩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而論，張聞天顯然起了政治領導作用，絕對不能視為「配角」。至於遵義會議並未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我在第一篇筆記中就已作過論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也必須指出，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主持日常黨務工作的書記同正在形成中的全黨全軍領袖之間的合作。從此，在毛張關係上才可說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著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這大概是與會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正像許多後人和同代人的評價，[1] 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中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三年多名副其實的總書記，在歷史賦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楊尚昆就說，「自從他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1] 現在，這一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並得到上（共產國際）下（黨內幹部）認同的領袖已被「扶上馬」。面對這一新的形勢，他不戀棧、不消沉、激流勇退、甘當配角，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領導（這一變化也反映在聯署電報上。1938年毛張聯名發報已大為減少，且署名順序毛在前的為多，不像以前絕大多數為「洛、毛」。六中全會後，他們的聯署電報已基本上沒有了[1] ）。除做好按分工擔負的份內工作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還在兩個問題上對毛澤東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澤東對王明及其他反對意見進行鬥爭。「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雖已排名首位，但處境卻有點孤立。這是因為：一來王明有點鬧獨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漢，不願延安使用中央名義；二來領導上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未取得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總是同毛澤東站在一起，根據不同對象和不同問題，有時用領導人聯署形式如毛、洛、胡（劉少奇）等，有時用書記處名義，發出指示或答覆問題，保證了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毛澤東方針的貫徹執行。與此同時，他還一再提出要把總書記職位讓給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來。他在《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1] 既然張聞天這時還保留著總書記（起碼是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那麼毛澤東要和武漢的王明進行鬥爭，沒有張的同意或簽署，怎麼可以用書記處名義或代表中央意見呢？可見在毛澤東成為實際上黨的領袖后，張聞天的支持仍然是極其重要的。

　　二是在理論問題上張聞天也對毛澤東有不少幫助。延安時期是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期，也是毛澤東本人理論創作的鼎盛時期。在這方面，他得到張聞天一些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也就是說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做出過不小貢獻。中央到陝北后，張聞天長期主管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他重視理論，組織學習，對毛澤東鑽研理論從正反兩方面都起了推動作用，包括書籍供應、研究空氣、無形壓力等。直接貢獻那就更多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問題都可找到他的蹤跡，一些名詞也是他在黨內首先使用而為毛澤東所沿用的，如「黨八股」、「文化人」等。這裡只舉兩個理論上的例子，以見一斑。一是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論述。張聞天留學蘇聯回國不久即參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所起作用，有如參加論戰的一位積極分子薛暮橋所說，「張聞天同志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勝利的奠基人。」[1] 此後，他先後在江西共大和陝北紅大，親自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內容包括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時已編成講義，連同他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合稱《中國問題》，成為一門必修課。後來《毛選》所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容與之大同小異，而且其中有的章節張聞天還分工參與起草。[1] 又如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實際上是第一次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全面系統總結。而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的持久戰問題，他從1935年11月起草《瓦窩堡會議決議》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他關於抗日戰爭戰略是持久戰的論述更引起熱烈討論，會上毛澤東也作了精闢的概括。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逐漸形成全黨共識，「由毛澤東充實、發展並構建為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於1938年寫出了《論持久戰》。[1]

　　舉這幾個例子（實際上要比這多得多）只是要說明，在張聞天和毛澤東合作的過程中是一種互助的關係，而且很難說誰對誰幫助更大些。過去那種毛澤東是教育者和張聞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說法（包括張的檢討和毛的認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

　　但是，最後必須指出，在兩人合作得很好的這幾年中，相互間也還存在有隔閡，雖然不佔主導地位，但對日後卻有重大影響，所以先要簡單一提。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他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對師哲說，「在長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1] 同張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於言表。隨著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來。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了解蘇聯一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歷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著來的人（像康生之類），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總之，由於雙方存在諸如此類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誠相見。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這種合作關係到1941年就結束了。而且隨著上層整風的開始，張聞天也就永遠退出了中央領導。

　　（三）延安整風后的張毛關係

　　從1941年到1945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檢討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著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有關這期間的情況，後面將有一章專門談到，這裡暫付闕如。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1] 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闢東北工作，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決定和自己深入實際，就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18
　　[1] 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歷史，先是變成一種間接的（即中間隔了幾層）領導和被領導關係，1959年後，連這種關係也告中斷，完全被毛澤東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張聞天一起到東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大意如下的一段話：在我看來，張聞天的革命生涯中有兩段時間顯得最為輝煌。首先是他擔任總書記那幾年，主持中央工作，為實現中國革命的戰略轉變、開展抗日統一戰線新局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其次就是在東北先後擔任合江和遼東省委書記期間。這兩個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較全面，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容易發揮他的聰明才智。[1]

　　在東北工作期間，除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外，張聞天和毛澤東一直沒有見過面，大概也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因為那時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揮解放戰爭上，而張卻是完全從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對毛澤東有報告和建議一般也要經過東北局。但張聞天的大體情況和重要意見，毛澤東還是有所了解的。例如關於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盈利分紅問題張同劉少奇的爭論，後來他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的意見。[1] 應該說，張聞天在東北的四年地方工作還確實顯示出了他的理論水平和領導才能，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后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頂住了。還有些重大的理論與政策問題意見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吸收採納，如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構成等。當然也有些好的意見沒能引起應有的注意，如解放后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對發展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農業合作化不能操之過急等。對這后一點，薄一波曾嘆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視」而造成農村工作的損失。[1] 當然，這些都與張毛關係無直接聯繫，只是說明延安整風后兩人地位的根本變化和張雖仍持積極入世態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當張聞天興緻盎然和得心應手地從事地方工作之際，1950年他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先是劉少奇等提議由章漢夫出任此職，並請示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毛同周恩來商議后複電改派張聞天。[1] 這一調動除表明當時對外交工作還不熟悉和對聯合國工作的重視外，從張毛關係的角度看，也從工作性質、國際慣例、實際情況看，更不排除有「貶官」、「外放」之意，而不是過去人們說的表現了毛對張的器重。這樣考慮的根據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駐外使節只是執行政府指示、承辦些國內委託的事務性工作、參加日常交際活動、反映情況等，且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1] 第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社會主義國家常對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國工作，含有「外放」、「貶謫」之意，如蘇聯1933年派反布哈林鬥爭中被撤去教育部長職務的盧那恰爾斯基任駐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的莫洛托夫任駐蒙古大使，1953年維辛斯基由外交部長降為副部長、任駐聯合國代表；中國黨建國後派定為「教條宗派」並因對整風有點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落選的王稼祥為首任駐蘇大使（毛澤東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狀，一次還當面指王十年內戰時整他[1]）等；第四，張聞天從未做過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時就從事外交（外國和國民黨）工作的重要領導幹部並不少，如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第五，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1] 第七，1952年蘇共十九大，中國黨派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然而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其政治歧視太過明顯，即不論黨內地位，也不合乎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慣例，當時一些外國人就覺得奇怪。

　　改行不成，張聞天就決心搞一輩子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樂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后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只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據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員，因系長期流亡蘇聯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亞駐蘇大使，不久即死於任所）。在大使任內，他同毛澤東既無直接工作關係，也無直接個人聯繫。與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經常積極通過外交部向毛澤東並中央反映情況和提建議，但很少聽到有什麼迴音。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這又開創了共產黨執政國家一個政治局委員當副部長的也許是空前絕後的特例。1956年，時隔十一年（七大黨章規定為三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作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作個發言。[1] 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了。[1] 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天在這方面多出頭（從1955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同毛澤東的關係，一般說來也還是正常的。毛澤東絕不會重用張，張自己也明白，並已安心於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做到了盡心盡責，而且建樹不少。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議報送毛、周；對外交業務和內部建設更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憂國憂民、一直注視和考慮全局問題，有時也向毛寫信報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對毛澤東定下的方針路線以及各項政策與作法，他都貫徹執行，照章辦事。他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幫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親筆寫，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澤東的語錄。（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會上的發言《關於美國經濟危機》，在《紅旗》創刊號發表時，最後引毛澤東的話作結束，就是陳伯達給加上的。）平時看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由於歷史關係，夫人劉英過去同毛較熟，過一段時間總是建議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麼忙，又沒什麼事，打攪人家幹什麼」為詞推託。據我幾次目睹，他見到毛除談正事外（或沒正事，如參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劉英在旁可以搭上話。總之，使人感覺到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存在著無形的隔閡。     在毛澤東方面，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延安整風后就更不在話下了。對張聞天喜歡發議論、提意見，他並不以為然。有些他認為正確的意見而加以採納，也只是視為「從群從中來」，並不認張的帳，如關於新中國的經濟構成。張的一些報告，他至多是批給大家看。如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時，對張報上來的在外交部務虛會上的總結髮言《關於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曾批示：「印發各同志，很可以一看。」[1] 也就如此而已。實際上，建國后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歷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后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此後，隨著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了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著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張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26日寫信向毛澤東彙報，本想在肯定和讚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后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只剩下讚揚。毛看后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5月8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著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20
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  轉錄這麼多，不但是為了說明毛喜歡報喜不報憂，也為了活靈活現地顯示出毛的「帝王」氣魄，對張聞天這個「臣下」已毫無平等可言，同時還暴露他對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騙（所以康生「值得信賴」）。因為不久后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而且真正脫離群眾、「不大懂實際」的也不是張聞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評者自己。否則中國的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不會遭到那樣嚴重的破懷，不會有三年困難和餓死三四千萬人。從發展軌跡看，進城后兩人的思想就漸行漸遠，距離越來越大，個人關係也日益變得貌合神離。張對毛是敬而遠之，毛對張是厭惡、歧視、以至侮辱。特別是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並終於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而其結局又說明，延安整風立下的以毛劃線已發展成鐵的紀律，個人完全凌駕於一切黨規國法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再經歷二十多年的苦難（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沒什麼奇怪了。
     張聞天一直忠於馬克思主義。廬山會議后他雖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年9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馬列理論和中國的實際問題，寫出了大量筆記和文稿，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但由於當時的處境，他不得不採取一些特別的做法，即送請毛澤東審閱指正的文稿，都是較虛的理論問題和反修、頌毛的學習筆記，另外一些確有見解、雖盡量含蓄但仍顧慮有犯忌內容的材料，就沒有上報。例如《張聞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廬山會議后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關於集市貿易問題給毛並中央的報告、一篇談純理論的《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外，其餘二十八篇都沒有報送過毛。其實，就是報送毛的許多讀書筆記和報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據說連那篇談集市貿易的報告都沒看，還是從康生咀里聽到的。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康生進讒言說，張聞天現在和孫冶方又在搞利別爾曼 一套。毛說，好啊，讓他們去上街（指鬧事）。那篇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也就成了張聞天的翻案活動和一項新的重大「罪行」。
張聞天雖然對廬山會議以來的批判內心並未服氣，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承認的：1962年1月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使我覺得我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的一些觀點是沒有多大錯誤的，會上的反右鬥爭是過火的。  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共給毛澤東寫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  內容主要是順著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送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彙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廬山會議后對他的認罪信，毛有「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的批示，並曾送給他看過，此後他再沒得到過任何回信。據《張聞天年譜》記載，僅1960到1962年，張給毛就寫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給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傳閱和存檔。另兩封有些內容。一封是參加八屆九中全會後致函毛，表示擁護毛的講話，並懇切申明「裡通外國」是「實屬莫須有的事情」，但仍決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調研工作，「無負於一個共產黨員所應盡的責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過批道：「已電話告張聞天同志，信已收到，看過，同意他對問題所取態度。」  另一封是參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后給毛的信，表示擁護劉少奇的報告和毛的講話，並附送《關於蘇共危機的感想》一文。毛於2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說，「張聞天同志來信一件，意見一件，請考慮印發常委、書記處各同志，再加陳伯達、康生、定一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此信也從側面說明，毛對「七千人大會」和劉少奇報告不盡如意。1962年後，毛對張的來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對來信中的兩封批示傳閱存檔。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諸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和一些有意為毛澤東開脫的說法（如胡喬木所說，在「文革」中毛對彭德懷、劉少奇、賀龍、陶鑄等人在什麼地方、受什麼虐待等情況都不知道  ）相反，毛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早己打倒的張聞天，一直都極為關注。
     「文革」中批鬥和游斗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是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關注著，無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4月12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  1968年5月17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1969年10月20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  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復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月18日毛答覆：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  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准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生前聯繫也就自然中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張毛二人談不上有什麼私交和個人友誼，也沒有多少學術交流和學問磋商，連聊天的共同語言都不多，他們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結合。那麼從政治著眼，也就是過去強調的提到路線   的高度看，張毛關係的這三大階段大概可歸納如下：第一階段，即長征前，基本上是張聞天錯誤和毛澤東正確。說基本上，是因為張也有正確的地方，如反對文藝界的關門主義和在蘇區同博古的鬥爭等；毛也有錯誤的地方，如肅反中錯殺幾千幹部戰士和逼出「富田事變」又錯誤處理等。這個時期雖然還不能說毛有一條完整的正確路線，但當時是軍事第一，而毛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戰略戰術等根本問題上還是正確的。第二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這期間，雖然中間夾了個延安整風，雙方地位有極大變化，但政治路線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確。第三階段是建國后的二十多年。在這個長時期里，毛澤東也有一些建樹，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線是錯誤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張聞天基本上是跟著毛澤東走的，但在許多問題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歷史證明，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因此總的看來，可以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基本上是錯的，張聞天基本上是對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動上還得執行毛澤東的）。這三個階段，還可用張聞天自己檢討的話說，就是：遵義會議前，「當時我在中央工作， 我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  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還有點分庭抗禮的味道」， 整風后開始信服，只是對審干有過意見；  「對主席過去革命時期的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是相信的（革命勝利也已證明），但對這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辦法，是否行，有懷疑。」  
     最後就相互態度來說，則可分為這樣三個階段：遵義會議前，張對毛是輕視與忽視；毛對張是內心看不起，表面還得應付。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前，張對毛是尊重與崇敬；毛對張是表面尊重，實際上仍看不起。從整風起直到「文革」，張對毛是既有個人崇拜，又有不滿和意見，而且天平逐漸后傾；毛對張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壓制，人格不尊重，從批評的諷刺挖苦到借口打倒，使張聞天過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張聞天來說，他始終忠於毛澤東，如同在廬山和接著的第三次全國外事會議作檢討時所說，他的動機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儘早認識與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絕無意要反對毛主席，更談不到打倒了。他說，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就是誰想打也打不倒。這確是他至死未變的想法和態度，因而對他後來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論，遵義會議后，張聞天確實對毛澤東只有合作、擁戴，而沒有一絲一毫對不起的地方。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22
　　關於張毛關係就寫到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張毛的關係悠久而曲折，一本書也說不完，所以只能掛一漏萬地做點簡單回顧；第二，我是有意識地在這些敘述中盡量排除主觀的猜測和設想，甚至連我同張聞天十多年的接觸與談話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說主觀的估計和判斷了。對雙方關係力求做到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

　　

二，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差異和比較

　　談過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就容易聯想到他們的差異和比較。但這個題目更大，單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論問題，都是須有專門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無研究，現在又來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個人的了解作點簡單敘述。需要說明的是，這樣做，正像有的黨史專家所說，「把張聞天和毛澤東放在一起比較，並不是要抬誰貶誰」。[1] 在我，只是想從各人思想、素質等方面的差異來了解他們關係發展的前因後果，以及這些差異對延安整風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並不同意「因為歷史早為他們各自做出最為公正的結論」[1] 之說。實際上，即使比較公正的結論，現在還沒有做出，看來今後一個相當時期也很難做出。這正是要對他們兩人做點比較的原因之一。而這個比較之所以著重講差異，並不是由於相同點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為太多太廣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礎、相當時期的並肩戰鬥、勤奮好學、知識淵博、有文學天賦（如另走條路，毛可成為多產的大詩人，張可成為著名的作家）等等。這些，人們都較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異的對比，則可以從不同側面看出各人的素質、特性、優點缺點、發展變化等。只是對此未能找到什麼參考材料和立論依據，只好按自己的了解與判斷，不分輕重和不講邏輯地作點舉一反三的說明。

　　（一）領導才能

　　歷史證明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有高超的領導才能。如上所述，張聞天在做總書記時期就已表現出他善於總結經驗、堅持集體領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變。後來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卻又失掉機會，無以展才。在工作上，機遇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方面軍（三個方面軍會合時人數不到四方面軍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帥。二、四方面軍只各出了一個元帥，不能說與此絲毫無關。因為無論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給你機會，不讓你「錐處囊中」，再大的本領也是無法和無處現露出來的。而張聞天在延安整風后的處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實證明，在重視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跟上時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問題等方面，張聞天要遠勝過毛澤東。這也是建國后兩人思想以至關係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但總的說來，論領導能力，毛澤東終究要比他高出許多。當他還埋頭於文學和只注重書本的時候，毛澤東就已領導過工農兵學運動，有了廣泛的社會經歷和深厚的生活基礎，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參與了黨的締造，擔任過國共兩黨的重要領導職務，能夠做到多謀善斷，隨機應變，運籌帷幄，干群用命。他還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精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軍隊、地方、黨內外都有廣泛影響。張聞天則沒有指揮過軍隊，在干群中影響小得多，更不用說在全國了。就是在做人處事上，毛澤東也早已深沉老練，張聞天卻始終帶有書生氣。例如徐向前說到西路軍失敗后他回到延安時的情況：「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張聞天見我則不同，責備了一番，我沒吭氣。」[1] 這可能寫的有些過分，但還是可以多少說明毛張在待人上的差異。又如劉英說，張聞天任總書記時，一次關嚮應有事找他。他正在寫東西，請關坐下等一會兒。關等了約半小時，看他連頭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劉英告訴他后，他抬頭一看，關已去遠。所以劉英說，他真是個書獃子。此外，張聞天還顯得有點只講原則，不夠靈活，批評人不大講情面，雖然並不整人，但卻得罪人不少。黨的八大選舉，他得的票數竟在劉曉之下，外交部黨組會上就曾議論過。最後應說明的是，建國后毛澤東更進一步登上神壇，張聞天則從不斷下滑直到長期淪為階下囚，兩人的領導才能已無法可比了。

　　（二）  政策思想

　　毛澤東有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張聞天卻沒有一套顯示於世的完全屬於他自己的體系。在民主革命階段，張聞天確有不少光輝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屬於對毛澤東思想的部分貢獻，被納入毛澤東思想的範圍，何況在1935年以前還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當然，「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1] 它的核心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想出來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1] 在他提出「上山」和「槍杆子里出政權」的同時甚至更早，一些黨的領導人和地方幹部也都提出過類似的主張。例如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在「八七會議」前就已到各地督促執行武裝暴動計劃，主張上山「當大王」。[1] 「八七會議」后，各地的起義、暴動更是遍地開花，而大多數根據地也是在瞿秋白領導時期創建的。但是能夠堅持實踐和總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和政策，並取得最後勝利的還是毛澤東。這也是他成為新中國主要締造者和一代偉人的原因所在。在這方面，張聞天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只是建國后，毛澤東在思想政策上頻頻失誤，犯了一系列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人們說的，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時間很長）錯誤區別開來。張聞天建國后並無機會提出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澤東卻有原則的分歧。這裡只舉數例以作說明。張聞天主張解放后黨的工作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要搞一個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並在取得政權后即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張聞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設，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毛澤東則致力於反帝和搞世界革命，並爭著當頭。張聞天一貫強調民主，對集體領導身體力行，反對突出個人（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和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一貫強調高度集中，實行獨斷專行，以對自己的態度劃線，大搞個人崇拜。張聞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倡獨立思考和兼容並蓄，總是盡其所能幫助和保護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範圍，必須經常敲打，摧殘了大批專家學者和優秀人才，推行文化專制和「輿論一律」，嚴格限制言論自由。張聞天反對經濟建設中搞群眾運動，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對歷次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毛澤東熱中於搞群眾運動，用鬥爭和運動推動各項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舉只是開個頭，有些問題下面還將進一步展開討論。其中許多問題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歷史做出結論又是，「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並不是毛澤東說的「是一場階級鬥爭」，[1] 更準確些，應說成兩條路線的鬥爭。至於誰對誰錯，大約不會再有什麼爭論了。

　　（三）  理論與實際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張聞天始終熱中於鑽研理論，「在黨內是以理論家聞名的」；[1] 毛澤東更重視實踐，被稱為「實幹家」，[1] 相對說來對鑽研馬列興趣不濃，也沒下過功夫。二是兩人的發展軌跡有點背道而馳：張聞天從開始的教條主義逐漸變為能夠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得出較正確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毛澤東，在進入建設時期，卻變得「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1] 平心而論，單就馬列理論的水平而言，張聞天要比毛澤東高得多，讀的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列寧稱為馬克思主義 「百科全書」的 《資本論》，據我所知，張聞天就至少精讀過四五遍。[1] 而「毛大概沒有讀過《資本論》」，對政治經濟學「沒有下過大功夫」，「喜歡讀古書， ……曾經認為 『馬克思可用的東西不多了』， 說經典著作讀起來沒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24
味道」。  至於說到「馬列主義中國化」，張聞天提的不比毛澤東晚。同樣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的組織工作報告（提綱）中就提到，「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個說來，即使以現在的認識來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會上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提綱）並沒大錯，既非整風中有人說的主觀主義的典型，也不是黨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綱，所以被諷為「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水平決不在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之下。在任總書記時期，他開拓和執行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在解放戰爭期間做地方工作，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就更深了一層。但是歷史地看，張聞天對中國實際的了解和認識的深度確比毛澤東要差些。這是因為照我的理解，所謂「中國實際」，應包括現實中國和傳統中國兩個方面。這就是從過去到現在，當然還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毛澤東由於太熟悉傳統，因而多少受其束縛，對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和面向現代化就重視不夠。這大約是他晚年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裡舉個易為人們忽視的例子。號稱以農民運動起家和最了解農民的毛澤東，進城后卻用斯大林的辦法剝奪農民搞工業化，實行城鄉二元結構，把農民變成二等公民 （梁漱溟因說「農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用戶口制妨礙城市化和消滅城鄉差別，致使至今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這總不能說合乎中國實際和時代潮流。要說是理論聯繫實際，那理論也是斯大林的，並非馬克思主義。至於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窮過渡，製造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發動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掀起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三年困難，沒有根據地強調和人為地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最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都越來越嚴重地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但卻能夠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當然都與中國的傳統有關，即幾千年的皇權和專制主義影響，再加上延安整風造成的一套體制、規則和不斷加溫的造神運動（個人崇拜），也使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毛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學活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張聞天無法望其項背的。所以張常說主席對中國歷史熟，會用權術。1962年9月17日張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被迫檢討交代時就再次承認，「說了主席的壞話，如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廬山會議曾使許多人感到痛心：中共中央的全會（還有所擴大），聚集了當代中國的偉人和精英，可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堅持實事求是、說句真話！連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等也痛斥自己、擁護《決議》。估計多數人是心口不一，是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領袖威信」而這樣做的，但也不能忽略黨內長期威懾所起的作用。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見傳統影響之大，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封建思想意識在作怪。傳統在「實際」中的地位並不限於此。毛澤東思想之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這「實際」中重要一部分就屬於傳統。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更多的就不是來源於馬列主義，而主要是中國歷史中農民起義、佔山為王等經驗的繼承和發展。經過廬山會議，張聞天也更悟出了學中國歷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懷不約而同地讀起了《資治通鑒》。總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個一生而言，把張聞天目為「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實的。把毛澤東稱為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代表，也只適用於民主革命中的一個時期，建國后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教條主義（自己的和照搬蘇聯的，還有對馬列的片面和機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資產階級法權等），則要比張聞天嚴重得多。
（四）國際與外交   
專門提出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張聞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這個問題比較重要，過去還沒討論過；由於工作關係  這一時期的情況我也有些了解。但這方面問題涉及面太廣，我還計劃寫一本有關新中國頭十年外交中若干問題的書，所以這裡不擬詳細討論，只擇以下幾點為例做些簡單說明。
1，關於和戰問題。張聞天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趨勢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新的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戰爭與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兩」，「不僅要爭取持久和平，而且要爭取永久和平」。促進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有利於我國經濟建設。他也從不把戰爭與革命聯繫在一起，而是強調和平競賽，「因此，和平共處原則就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方針」。  毛澤東同樣主張爭取世界和平，但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常強調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問題只在於「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而且「現在是帝國主義怕我們的時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準備打上十年吧」，人類「可能損失一半」，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完了仗再建設」。他後來提出的口號也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保衛祖國，準備打仗」，甚至乾脆主張「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觀察和估量國際形勢，也是認為緊張更不利於帝國主義，因此還要主動製造點緊張，使他們不得安寧。  
2，對世界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看法。張聞天認為，二戰後世界出現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當時期內都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形勢，資本主義還有較強的生命力。民族獨立運動一般是資產階級領導，建立的也是民族主義國家，但都具有歷史進步性。  1955年還明確提出，戰後形勢已改變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的論斷。他一再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對民族主義國家，「要向它們證明，我們並不想挖它們的牆角」。「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腫臉充胖子」。毛澤東則趨向於推進世界革命，要充當世界反帝的頭（「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1958年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正，  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個陣營中可能採取中間立場的問題，仍堅持這些國家要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向社會主義過渡，把當權的資產階級列為「帝、修、反」中的「反」，號召和支援（按情況給予政治、經濟以至軍事援助）各國人民起來推翻它們。進而得出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成為一些國家所謂「毛派」游擊隊的理論基礎。
3，在對外關係上，張聞天主張面向世界，爭取早日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曾專門寫報告建議同英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發展商貿關係，推進文化交流，引進外國的資金特別是技術。他在建國前所寫東北經濟構成的報告中即提出六種經濟，內包括「秋林經濟」（當時蘇聯在哈爾濱辦了個秋林公司。張以此名詞代表利用外資）一項，  后被毛澤東、劉少奇修改時刪去，剩下五種。毛澤東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實際上執行的是閉關自守政策。 先提出 「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 后發展為「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  認為同美英等西方國家遲點建交好，美國越搞經濟封鎖對我越有利，也不急於參加聯合國（五十年代還曾提出，要參加得滿足先決條件：撤銷宣布中朝為侵略者的決議，通過美國為侵略者的決議，修改聯合國憲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蘇加諾籌組「新興力量國家」的聯合國）。 所以鄧小平在談及對外開放時曾說，「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4，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提倡勤儉辦外交，但張的要求更高，處處強調節儉，並且身體力行。毛卻喜歡講點排場，特別是總想出頭，以大國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張曾先後建議對國家慶典和外交禮賓應根據樸素大方原則和國際慣例進行改革或重新規定。如一年兩次（五一和十一）檢閱遊行、國際和外交事件動輒百萬人上街（慶賀、聲援、夾道歡迎等）應予精簡。外援要量力而行，適當減少。對外關係中的禮賓工作也須改革和簡化，反對鋪張浪費、弄虛作假、講排場、擺闊氣。但必須照顧國際法、遵守國際慣例，不能為所欲為。他的意見，有些被採納了如五一慶典等，但禮賓改革卻遭到反對，沒能行得通。因為毛澤東實際上還是喜歡規模聲勢大些，特別是以個人好惡任意行事。如對伏羅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過分盛大（夾道歡迎等），對赫魯曉夫則很不禮貌，一次在赫剛到北京下榻處，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著泳衣接見。對一些國家或政黨，高興時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不高興時不惜斷絕關係（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願受約束，認為可以「無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27
　　法無天」，藐視國際慣例，實行以我劃線。例如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蘇（「修」）關係好、不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就一律歸到「帝修反」一邊。結果只是孤立了自己。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別是蘇「修」，對外援助也不斷加碼。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國家外，對一些當時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許多的國家如馬爾他、敘利亞（還是主動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達到頂峰的1973年竟占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後的1993年降為0.36%）。但張聞天在外交禮賓和節儉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對交際活動如接見外賓、送往迎來等有些厭煩，不願多交際，更少同外國人交朋友，原因除個人性格外，也可能是為了珍惜時間和避（裡通外國）嫌。二是過分節儉，影響外交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駐蘇使館工作四年，張聞天沒有一次派人或組織去外地參觀訪問，大家幾乎都沒有離開過使館。一次幾個人去列寧格勒訪問，旅程食宿還是自費，實在顯得有點寒磣。

　　下面特別提出兩個黨內生活問題討論，是因為它們比較重要，而兩人在這上面的差異也顯得突出，表現為各執一端，至死不改。

　　（五）民主和集中

　　張聞天強調民主，不但理論上提倡，而且身體力行。這也許與他五四運動後接受西方文化較多、而中國傳統觀念較弱有關。毛澤東更強調集中。 延安整風為他的集中領導奠定了基礎，建國后更逐漸發展到個人專斷、 凌駕於黨之上、破壞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1] 而且這也是由來者漸，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時，張毛兩人在同一會上講中國新文化的方向，張先提為「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毛澤東后提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去掉「民主的」一項，就已顯示了原則的區別。從兩人對民主的論述中更可看出這種差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民主是手段。[1] 他在談到民主時，幾乎不提選舉權和罷免權，多是強調發揚民主以提高下級和群眾的積極性，因此總是講，要讓大家說話，領導者要硬著頭皮聽，頂多是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以在延安同黃炎培的著名談話而言，也是籠統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監督政府，而沒有強調群眾當家作主，可以起來罷免和改換政府領導人員。張聞天沒見到講過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話，但從他一再提「為自由民主奮鬥」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還是目的。講到民主時，他從蘇區起就一直強調選舉權與召回（罷免）權，在東北做地方工作時更是付諸實踐，有時做得還有些超出黨章的規定。如在開闢新區和進行土改時，對發展黨一時採取過「自報公議黨批准」的作法（因那裡沒黨員，想入黨的找不到介紹人，於是就用經群眾公議認可后報黨組織批准並幫其找介紹人的辦法）。對於實行集體領導，張聞天更是終生不逾，稍為重要一點的問題都要在相關的會議上解決，而避免個人拍板。因此他的領導就顯得會議特多。他也能做到從諫如流。毛澤東批評他遵義會議後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1] 他當即接受毛的建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三人軍事小組。但他還是堅持重要問題會議解決，因而還是會多。當總書記，中央的會多；當省委書記，省委的會多；當大使，館務會多；主持外交部常務，部領導每天開碰頭會；[1] 直到被打倒后無權再召開任何會議。相反，整風后毛澤東是逐漸取消集體領導，黨章有關各種會期的規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隨意拖延不按時召開，就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也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時間隨便定，出席的人也沒定規，致使身為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在七大過了七八年後還有一次問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員？」（因林伯渠給蘇聯《真理報》寫了文章，對方要問身份）。我說，「你們不是常在一起開會，怎麼還不知道？」他說，「政治局不大開會。」既如此，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或駐外大使，他又怎樣能發揮政治局委員的作用呢？至於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數服從多數，延安整風后，特別是建國后，已逐漸演變成大家服從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會主義過渡、農業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數從不同意轉向跟著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進」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

　　（六）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

　　這兩者雖有聯繫，但並不是一回事。而且群眾運動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運動中還套多少不一的小運動。以前的情況不很清楚，從延安時期起就已經常大搞群眾運動。我趕上參加的就有生產運動、學習運動、整風運動、搶救運動等等。建國后更是運動不斷。張聞天對建國后的群眾運動，態度大致分兩種。他明確反對用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因為他精通經濟學，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曾是後來受批判的重點之一。對於政治運動，他未敢明確反對，但多持消極態度。運動來了，他不能不應付，照例作動員和總結報告。但在運動中我看他的重點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為例。他先是在東南亞視察使館工作遲遲不歸，直到周恩來一再電催才回來，這時已劃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對「積極分子」的熱情幹勁和對他的壓力，但他還是強調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單位提出要划的對象后，他總是說「再研究研究」，甚至找點借口保護著名知識分子。如著名學者老黨員陳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過去時，就提個理由說，鑑於陳過去的歷史和貢獻，就把他看作「黨內的民主人士」吧，劃成嚴重右傾也可以了。結果，外交部前後只劃了三十多人，不到全體幹部的百分之一（連駐外使館約四千人）。而有的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划的卻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後處理，他也盡量設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調去研究所或搞翻譯，而不是送往邊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外事會議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護右派。毛澤東則完全相反。他幾乎可稱為製造群眾運動的專家，延安整風后就更加熱中於群眾運動了。其實過去的許多群眾運動並非群眾自願或自發地起來參加，而是運動群眾，如延安的搶救運動、建國后的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這方面情況人們盡知，無須多談。

　　再看被列為毛澤東思想基本特徵之一的群眾路線問題。這是毛澤東的創造，表面上看，張毛兩人的說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細考究起來，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根源就在對民主的理解上。張聞天做遼東省委書記時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幹部大會上作群眾路線的報告，要我記錄整理以便發表。[1] 他的觀點主要為：「人民群眾是主人」。他說，人民是新社會的主人，是最高統治者，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選舉出來為自己服務的，服務不好，可以隨時撤換。他認為這種民主制度現在有些地方還沒做到，是因為一方面某些領導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務員的關係顛倒了過來，一方面群眾也把黨政領導當成官老爺，順著來，不敢得罪他們。張聞天不僅堅持這種民主思想和作風，而且在可能的條件下也照此實踐，如在東北做地方工作的一個時期。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只是一種好的領導方法。他提出為人民服務和依靠人民，聽取群眾意見，一再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特別是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質上，所有這些都並不意味著真的要人民當家作主，而是為了使領導不要脫離群眾。所以在毛澤東的言論和實踐中，不但從不強調群眾的選舉權和罷免權，也不重視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也是為什麼群眾路線講了幾十年，中國不但見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來越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許多事情不讓群眾知道，甚至不準議論。至於「從群眾來，到群眾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領導（統治者）和被領導分開來的。甚至可以說，連封建專制時代少數開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會一些時期的「採風」制度等。總之，張聞天的群眾路線是「由民作主」，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是「為民做主」，兩者有質的區別。

　　（七）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馬列主義建黨學說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毛澤東提倡的三大作風之一。可就在這個問題上，張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極端。如上所述，張聞天對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幹部，對小幹部和群眾則不然）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批評顯得非常嚴厲，不大講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劉英近來還多次談到這點，說他是書獃子，容易得罪人。但他無整人之心，也決不會抓住幹部的辮子不放。對自我批評，他也主動做，但不像周恩來那樣經常和鄭重。只有在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29
　　強大的壓力下，他才是來者不拒，無限上綱，包括不少違心之論。事後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務似的。延安整風時的口頭和書面檢討就是這樣。廬山會議和「文革」中也是這樣。對此下面還要專門討論，此處不贅。毛澤東則相反，批評往往因人而異和看機行事。對一些人，有意見平時也不說，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不但算總帳，還常有許多偏激過頭之處。對另一些人則不時敲打，大小問題（不一定錯）概不放過。對有些人又是不批則已，一批就要打倒。對多數人，平時很少批評，更多安撫。而且批評還有遠近親疏之別。被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對江青及「四人幫」的批評就祥和得多，還顯得頗為親昵。如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 而且與此同時還著重表揚了江青等人，說他們反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問題要講明。」[1] 對他的許多老戰友，如功勛卓著、誓死保衛他的彭德懷和對他「扶上馬、送一程」的張聞天，就只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諷刺挖苦、無限上綱，更不會有那麼多親昵的「呢」和表揚什麼功。至於對自己，正如本人所說，「我是不作自我批評的。」他還對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的」，「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1] 例如在延安整風中，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寫反省筆記，「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1] 實際情況是，別人必須寫，因為這是「鐵的紀律」，他卻並沒寫。至於延安整風以後，被官方黨史學家和個人崇拜者交口稱道和竭力誇張的自我批評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發動搶救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後向被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說，「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1] 一次是在「人禍」造成三年困難、餓死三四千萬人和大量群眾罹患浮腫之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說的，原話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1] 這哪裡像自我批評！對於造成那樣嚴重後果的問題這樣輕描淡寫，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風時強調的一定要列出具體事實和造成的後果，分析錯誤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們批評有些人的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因為他講話中間任何帽子（如主觀主義、唯意志論、不實事求是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都沒有。像這樣的自我批評，任何領導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做到，換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無法通過和過不了關的。所以廖蓋隆認為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他丟掉了自我批評的武器，犯了錯不但不承認，而且聽不得人家的批評意見」。[1] 田家英也說, 毛「聽不得批評」。[1] 這都說明，毛不作自我批評又聽不得批評的一貫作風和表現是盡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風，是要求別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與「山大王」            

　　用這兩個稱號毫無貶義。一則他們都曾自稱過。二則一些崇敬他們的人也這樣講。例如馮雪峰1934年在中央蘇區說，「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聽后不禁開懷大笑。」[1] 關於「文化人」，張聞天自己就說，「我同沈澤民書生氣、文化人氣較濃厚。」[1] 而且，「從現有資料看，在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張聞天。後來，毛澤東採用了張聞天的提法。」[1] 1940年10月10日張聞天起草下發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1] 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寫作自由、幫助和團結他們等。繼承和發揚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優良傳統，如熱愛祖國、忠於信仰、憂國憂民、獨立思考、喜歡探索、與時俱進、站在時代發展前列、以天下為己任、對敵鬥爭勇敢頑強，等等，張聞天都是當之無愧的。他入黨后不久即斷然和他極其喜愛並已有相當成就的文藝決裂。茅盾談到張寫長篇小說之早時曾「自嘆不如」。還說，「假如聞天同志不是後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鬥爭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佔一席之地，充分發揮出他在文學上的才華。」[1] 然而張聞天，不論是為革命出生入死，還是運籌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無怨無悔，總是心懷黨國，仍然儘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見，希望採納。其責任心之強，真是少見。我看他確實做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否則也許不會在廬山栽得那麼慘，被打倒后還提開放市場等建議。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的情況下，他沒有寫有關自己的片言隻語，而是偷偷寫了大量總結國家建設經驗的文稿。胡喬木就對劉英說，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張聞天也有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鯁直和某種清高，見不得阿諛奉承和溜須拍馬。當然，他也因清高而吃虧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別人「順著」自己的毛澤東。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個字中就有一個「高」字，不變動他的外交工作也說是由於他驕傲。其實，人們看來他並不驕傲，完全是一個見人還略帶靦腆的謙謙君子。這是許多熟人在紀念和回憶他的文章中都寫到過的。但是，一般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缺點和短處，有些他也並沒有克服掉，最明顯的是軟弱性。這首先表現為在黨內鬥爭中不夠堅強，往往會在壓力下作無原則和無限上綱的反省和檢討，給自己戴大帽子、作違心之論。當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決不承認「裡通外國」和「推翻毛主席」。對別人的揭發交代則堅持實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過頭檢討，實有難言之隱。他的軟弱性還表現在說話謹小慎微、與人很少來往。他本來不長於交際，再加上過去運動的教訓，就盡量減少同人來往，甚至過去的熟人也逐漸變成了「生人」，如黨的許多領導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漢等當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后都很少見面，見了也是多聽少說。他同一些領導人如聶榮臻、王震等散步或遊覽，給我的印象大多是別人滔滔不絕，他卻很少插話。從相互來往看，我一直覺得他同人只有工作關係，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談。這種除工作外，多閉戶讀書，少交際聊天，在他可說已習以為常。所以延安整風以後，他不但不大和同級以上幹部交往，更怕見毛澤東、劉少奇，也就是他後來檢討說的是由於怕毛主席批評。毛澤東批評他的五個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辮子搞無限上綱的批鬥，也許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對敵鬥爭和堅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實了。還有一點，就是建國后，他對毛澤東、黨中央一些重要方針和許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見，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這是在他身邊工作的人能夠察覺得出來的。後來大概是憂國憂民的情操和堅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才有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爆發。毛澤東卻大不一樣。他雖然也出身知識分子，學問很深，見識極廣，但卻很少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習氣。這除天賦外，也與他的經歷有關。他從小紮根中國社會，種過地，求過學，當過兵，教過書，參加政治活動，領導工農運動。他不像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書生入黨，而是入黨前就已經歷大量社會活動，所以學馬列雖少，卻善於聯繫實際。再加上他們家族有從軍打仗的傳統，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從小就尚武好鬥，敢於進擊冒險。傳統哲學對他影響最大的又是「內聖外王」，即梁漱溟說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輕時就說過，「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1921年1月28日他給彭璜的信中還承認自己「論理喜極端，論人喜苛評」，「略有傲氣」。頭一年的6月7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也說，「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1] 上面這些，特別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識，可說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八七會議」后謝絕瞿秋白勸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當「山大王」，即屬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不足千人的隊伍退到瀏陽文家市，進行了一場涉及中國命運的辯論。師長余灑度等仍主張休整后再進攻長沙。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打長沙必敗，主張退到山區去。他說，哪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何況我們當「山大王」已和過去根本不同，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黨的政策，將來必會取得勝利。他說服了大家，隊伍沿著羅霄山脈南撤。[1] 這一星星之火，象徵著毛澤東開始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的「紅色山大王」路線勝利了，而毛澤東本人在長期的游擊戰和同農民相處中也確實養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風。他在革命的武裝鬥爭中，還進一步發揚了尚武好鬥、進擊冒險的精神，認定目標就堅韌不拔，奮鬥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陝北堅持以寡敵眾的戰爭，有不少人勸他離開，他硬是不聽，還為此和任弼時大吵了一頓，最後以撤掉任的支隊司令了事。至於在中央蘇區和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30
長征中冒的風險那就更多了，都證明了他的大無畏精神。再就是決心大，有氣魄，能進能退，能屈能伸，既堅持革命原則，又能靈活運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來潮與退潮，在戰爭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真不失為大丈夫。很明顯，革命如只守條條框框，不講靈活，毫無權變，那只有死路一條。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條主義者失敗，毛澤東最後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不大好的東西被繼承了下來。如「無法無天」，不受約束。這方面的例證太多，無須列舉。這裡只要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歸之為「造反有理」，  實在是過分簡單化，在革命期間也許還有一定意義，但在取得政權后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別是在需要法制的情況下，號召「無法無天」，使黨章、憲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廢紙，只能引起天下大亂，嚴重損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澤東說的七八年來一次，那中國就可能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強，罔顧他人，事例也是舉不勝舉。毛總是以個人為中心。對於反對他的人，不是當場發脾氣訓斥，就是長期記怨，尋機報復。所以領導幹部都有點怕他。即以生活習慣而言，他也很少顧及別人，想起什麼就叫人幹什麼。例如他在戰爭中養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在延安和全國解放後生活已安定，但他並未想改，還是要許多人跟著他轉。如作為中央第二把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不但是跟著他夜間辦公，而且有許多次是吃了安眠藥后還得隨叫隨到。 為了不至於因吃安眠藥容易從床上掉下來，曾長期打地鋪睡覺。
     （九）性格、愛好和作風
     用這麼大個標題，其實只擬著重寫三個問題。因為有些內容前面已經講過了，有些也許不值得多寫。
    1，談起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的性格，差別實在太大。張聞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時外就一直是和書本打交道，養成一種較為典型的書生氣，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極為相似。他說話算數，從不否認。對過去的功過一概不提（甚至包括過去運動中的過火批判和過頭檢討，他事後既不再多講，也不乘機翻案），既不吹噓「出五關」，也不掩飾「走麥城」，更不像一些人為自己歷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習慣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動都按原則、守規矩，開會、上班從不遲到。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那樣溫文爾雅、溫良謙恭，看不出有什麼威嚴。我跟他工作十餘年，從沒見過他和人吵架或發脾氣。例如一次使館翻譯記錯了南斯拉夫國慶節，害得他跑進人家使館就趕快回頭，一路沒說話，只是回到使館臨下車時說了一句「你要很好檢討！」又如一次我幫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話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說了一句「我自己來改」。他從不罵人，從不說一句髒話。作起報告或講話來，總是文質彬彬，擺事實講道理，只宜宣傳，不善鼓動。有些黨史著作上說他在「左」傾時期，對意見不同者如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如果說的是寫文章有時用語兇狠，倒有其事；如果說進行實際鬥爭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於說他在中央蘇區肅反中錯殺了多少好同志，更屬於張冠李戴。相反，他不僅反對肅反中的極左，還盡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連璋。
     毛澤東則有鮮明的個性，嬉笑怒罵，一般不加掩飾。但出於策略考慮，他也可長期埋在心頭，時機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鄧小平說，毛在建國后就有去掉劉少奇之意，連一「少小離家老大回」  的比喻都不放過，但還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談話看對象，同有的人可以談得很雅緻，但在氣頭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說來，他的性格還是比較粗曠豪放的。但對人也用權術，說話不時出爾反爾，經常改變以前說法（修改發表過的文章或重寫沒發表過的文章也許稱得上空前）。如以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極為恭敬，還去訴苦告洋狀，後來卻說成一直同他們進行鬥爭（黨史學和某些人的回憶還添油加醋）。斯大林逝世時，我正隨張聞天回國，得知他那幾天情緒極為沉痛，長時獨自坐在沙發上，見人也不說話。他還親自寫了篇《最偉大的友誼》，感情之深，溢於言表，但他後來竟說此系「違心之作」。說過的，事後加以否認；沒說或沒做的，事後又說得有鼻子有眼。這類例子在實際中甚多。此外，或許是由於過去的經歷和從小養成的性格，他容易發脾氣、喜歡講粗話。對於後者，我就曾在1939年的群眾大會上聽到過，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給赫魯曉夫的信中看到過。
2，這裡談兩人的愛好，主要指讀書。因為張聞天幾乎沒什麼嗜好，不吸煙、不喝酒，連戲曲也沒多大興趣，主要的愛好可能就是看書和研究問題。參加革命前喜歡讀文學書和研究文藝問題，寫作和翻譯的東西也真不少。中國的古典小說也看，但主要看外國的和新文學，其次兼及一些社會問題。參加革命后即集中閱讀馬列理論，並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獵有關人文社會科學以至科學技術等某些專業書籍。例如在駐蘇大使任內，就幾乎每個禮拜日約我上書店，購買一批有關蘇聯情況或國際、外交問題的書。他的工資，除一些捐贈外，恐怕有相當部分是用於買書。他買書不是擺樣子，而是真看，作筆記，寫心得，更有不少批註。但他似乎不大喜歡讀中國古籍。我幫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詩詞，他必定刪掉。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傳達毛主席的講話，裡頭引用李清照《聲聲慢》開頭一句，他竟說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戚戚，為大家所笑。
和張聞天一樣，毛澤東也酷愛讀書，只是兩人所好不同。毛對中國古籍百讀不厭，但對通行於世界的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理論一類書卻讀的不多，對外國文學更沒多大興趣，很少讀什麼世界名著，據說只讀了《毀滅》、《簡•愛》兩本外國小說，《紅與黑》還是只看電影沒看原著。但他對中國古籍讀得多，記憶力又好，許多古文、詩詞，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  他在講話中經常以古喻今，可以長篇引證原文，順手拈來，毫不費力，但從未見他引證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話。有人統計，《毛澤東選集》中引用中國古籍比馬列（又以斯大林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愛好古籍，還經常挑選一些古文叫印發給中央領導或某個會議參加者看，如《後漢書》的《張魯傳》、枚乘的《七發》等。有時還要考問一些領導人，《資治通鑒》看了幾遍？直到臨死前還要人給他念庾信的《枯樹賦》、賈誼的《鵩鳥賦》，以及岳飛、張元幹等人的詞。  在讀書上的這種「厚古薄今」，恐怕對他有不小的影響，多少會妨礙他在考慮問題和制定政策上的現代觀念和世界眼光。建國后喪失一次大發展的良好時機，導致中國的落後，不能說與此無關。
3，關於生活作風特別是節儉問題。張聞天真可謂「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模範地實踐了他在《論青年的修養》一文中對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風嚴謹、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強調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且主張用法制規範幹部待遇，堅決反對特權和特殊化。他非常討厭那些用公款請客送禮（那時還沒聽到行賄受賄的事），拍馬溜須，巴結領導，拉關係，謀私利的人。他的儉樸、廉潔，在黨內歷來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慣有的領導幹部住闊綽寬大的住宅，更反對一些人保有幾處「公館」。他的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從以下例證中即可見一斑。在使館，夫婦只佔兩間房子，還兼辦公室用。進北京時有幾處院子讓他挑，他都嫌大，最後住進了一座臨街的小樓，連個放書的房間都沒有，他又愛買書，只好在走廊上擺了一排書架，人走過要側身而行。他回國后看到給他換的新沙發、地毯，也堅決退掉。後來外交部幾位副部長提出搬到東交民巷一個原外國駐華使館大院，正樓讓他住，其餘的樓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堅決不搬，別人也只好作罷。直到1959年他被罷官，大家才搬了進去。我在別處曾說過，他對三個親生子女要求之嚴，在高級幹部中可能屬於空前絕後。大女兒始終是普通農婦。二女兒原在外交部當打字員，他回國不久中央提出精簡編製，他就動員女兒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後當了工人。他送獨生子去新疆建設兵團勞動，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時也沒回到身邊。他從不以權謀私，在他那裡更無「後門」可走。他生活樸素，吃穿簡單，衣服好像總是那幾套。生活上以清貧為樂，連發表文章也不要稿費，不是交了黨費，就是分給了起草人和抄寫者。直到生命的最後，還將補發的工資悉數交了黨費。但現在看來，他的節儉有些地方也顯得過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駐外人員工資，致使最近還有反右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著文不點名地批評他。另外，他對子女親屬要求也太嚴，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1:33
　　使一些晚輩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響。[1]

　　毛澤東提倡艱苦奮鬥，號召勤儉建國和勤儉辦一切事業。他能吃苦耐勞，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表現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節，更隨著革命取得勝利和個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風也有很大變化。這裡只提以下三點作一簡單說明。一是造成越來越嚴格的等級和特權制。這既是繼承中國的封建帝王傳統，又是從蘇聯搬來的社會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期，任弼時任中央秘書長和彭真代中組部長后就已逐漸制度化，經過整風大批絕對平均主義就更屬合法，建國后已發展到超過了蘇聯。有時也聽到他的口頭批評如對警衛制度，但實際並未制止，執行者總是得到好處而不會吃虧。不但等級制森嚴，他也常自比秦始皇。無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時，在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前輩的照片前駐足良久，並深有感慨地說，「當年他們是弟兄，可後來卻成了君臣。」[1] 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頭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據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后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對此，辯護者總歸之為地方上「抬轎子」。但上面為什麼不制止？毛還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劉庄和汪庄、上海的西郊、武漢的東湖等。事實證明，「抬轎子」還真有用。而且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回韶山時，還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毛只於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 三是關於稿費的處理。蘇聯十月革命后，列寧曾規定除工資外，「黨的高級幹部嚴禁有包括稿費在內的其他任何收入」。後來雖有改變，但為數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為主要收入。[1] 可是毛澤東建國後頭十多年僅稿費收入就已成「百萬富翁」、當年中國的首富，並單獨立項，只能由他本人決定和批准支出。臨終前江青要去三萬元還曾使他落淚，這是當時全黨傳達過的。這裡值得考慮的是，第一，毛著有許多系別人起草和修改，有許多是黨的文件，多為集體創作，例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多數講話還是胡喬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歸他支配似不盡合理。第二，毛著印數多、稿酬高，且多系黨組織買來發給大家。例如我們夫婦二人，前後已領到不同版本《毛選》七八套，還不算各種單行本和《語錄》。所以毛澤東的稿費實際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澤東費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衛等）已是他工資的萬千倍，稿費只是用於買書、生活補貼和資助親友（如每年給章士釗兩千元）等，另為修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補償五萬元，實際上用處有限，因而稿費的積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書文）就特別快。像這樣的稿費只能完全由個人支配是否合適、算不算按勞分配，確是個問題。[1] 提出以上三點，並不是要批評毛澤東的生活作風，主要是想說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唱點反調。因為他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的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 另如毛去世后全國普遍放映了一個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卧室、書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顯得甚為豪華，從住房到游泳池長長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紅地毯。但是很快這部記錄片不放映了。等故居開放讓大家參觀時，已作了全面的重新布置，一切都顯得非常樸素，紅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掛了件帶補丁的睡衣，書案上放了本不像翻過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影片兩相對照，弄虛作假的現象甚為突出。質言之，毛澤東進城后就逐漸違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講的兩個「務必」。關於「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替他作了結論。至於「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上面提到的幾點，也許可以作為討論的參考。但應該說，這兩個「務必」張聞天是完全做到了。

　　（十）毛澤東成為領袖的原因

　　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多，特別是國外、港台和當年的國統區，老早就已展開。這裡不擬多談，只是想在同張聞天比較中簡單歸納一下毛澤東成為黨國領袖的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他的道路合乎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離開農民就寸步難行。中國黨先期的精英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一開始都對此認識不足或不深。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時也沒有準備紮根農村，倒是後來才由朱德、陳毅率領部分起義部隊去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只有毛澤東逐漸認識到並始終堅持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

　　第二，毛澤東也具備了當領袖的主觀條件。由於他有馬列一些基本原則的指導，就使他的領導同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領袖和當代的草莽英雄有了本質的區別。而他的領導能力和水平又超過同時代黨內其他領導人。他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中國基本國情，在長期的實踐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還熟讀中國歷史，博古通今，從中汲取了大量有關領導的方法和技術，包括張聞天說的某些「權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毛澤東成了使中國走上統一強盛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澤東是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也從未離開過軍隊和根據地。由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杆子裡面出一切東西」[1] ，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廣泛的幹部和群眾基礎。例如安排出席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來自原中央蘇區和一方面軍的幹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澤東的影響。相形之下，張聞天幾乎是光桿司令。

　　第四，毛澤東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它的領袖主要不取決於中共本身，而是取決於國際。所以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 這裡所說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談話。共產國際作此決定，不只是因為事實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還因為他的影響大，掌握了黨和軍隊的實力。正是由於毛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締造者，所以國際過去雖然對他的政策和作風有所不滿，但還是設法保護他，而且在中共領導人中對他的宣傳也最多，1938年乾脆指定以他「為首」。

　　第五，中國封建社會傳統和蘇聯模式的結合，對中國黨的建設和領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這主要指個人崇拜和領導體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風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對領袖呼萬歲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體系，起始於延安整風，大概只是中國的特色，在外國是沒有的。完全以對領袖的態度劃線和根本不按黨章辦事（如定期的會議制度），也是延安整風立下的先例，併產生了長期影響。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這樣做還因為毛澤東代表了正確路線，那麼建國后全黨跟著毛澤東的錯誤跑，就只能用個人崇拜和專制體制來解釋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終身領袖的地位。

　　張聞天應屬個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澤東成為領袖的過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風期間還有意無意地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的工作。這從他參加和修改《歷史決議》，特別是從他的《反省筆記》和各次檢討發言中，就可明顯地看出來。

下接第四篇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8:39
　　

  第四篇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

一，整風開始，張聞天首當其衝

　　毛澤東常說「不破不立」。那麼延安整風要立的和要破的是什麼呢？毛澤東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 這個「道」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整風也就是為了立毛澤東及其政策思想在全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為此就得破對他有妨礙的人和事，主要是蘇維埃後期的「左」傾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這條路線被後來黨史上定名為「王明路線」，經過長期的宣傳教育，人們自然會認為批判的第一個目標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整風的醞釀和開始階段，首當其衝的卻是張聞天。2 這是當時延安人大都心裡明白，並在下面有所議論的。

　　毛澤東的幾篇整風報告，聲討教條主義、挖苦「理論家」，人們一看，就知道主要矛頭是對著張聞天。特別是《改造我們的學習》和《反對黨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更是明顯地指張聞天而言。因為張在六中全會的報告《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提綱），3 就前後引用了四種符號分段，大家議論中一對比，很容易聯想到的就是這篇。（其實，1939年6月毛澤東的《反投降提綱》，4 所用數字元號比張還多，但因當時多數人看不到，即使聽到看到也不會聯想到，所以沒有相關議論。）

　　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張聞天，這也是張本人完全察覺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中就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和檢查。他說，在「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後來）實際上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而正是宣傳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有時「還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覺得當時王明活動的方針是：一方面組織自己的宗派勢力，……另一方面捧毛澤東同志以抬高自己，對我則暗中加以打擊。」「聯繫到毛澤東同志對我的宣教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對我沒有偏心，以便團結其他同志。」由於總是受到批評和責備，所以「我的工作情緒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盡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負責任。」「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找陳雲、康生談談，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均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5 感到有點動輒得咎，很難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終於按陳雲、康生建議，主動找毛澤東談了一次話。這次「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他約了康生、陳雲、弼時同去談，他嚴厲地批評了我一陣，說我有狹、高、空、怯、私的毛病，說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我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說我在會理會議以前政治動搖等等。我聽了雖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始時，我覺得會議的主要打擊方向是我。王明當時興高采烈，想乘機向我進攻。」6

　　這裡引張聞天的話多一些，是為了以他自己的親身感受，證明延安上層的整風，從醞釀準備起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批評矛頭一直是沖著張聞天的。而且不僅是毛澤東帶頭責備與批評，更如上引胡喬木的話，批張還成為「當時的一種潮流」，7 文章很多。如李維漢1942年3月1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一文，就直接批評「領導幹部教育的負責人」，3月24日陳雲《到什麼地方學習》一文，也批評把「幹部長期放在學校里『學習理論』」，等等。甚至為了批判還可以不顧事實，像胡喬木指出的，「說文藝座談會是為了糾正文委工作（張聞天領導）中的問題，這話不符合實際。這是後來的一種解釋，是做文章」。8 李維漢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說，「1939—1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共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9

　　就是上述毛澤東的批評，不但偏激過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同他歷來對張聞天的評價：開明，講明主，不爭權等，就顯得自相矛盾；10有些更是無中生有，如說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上煽動林彪、彭德懷反對他，以及「政治動搖等等」。對於諸如此類的批評，特別是毛澤東所談，張聞天聽后甚感委屈。但他沒有多加辯解，而是從大處著想，嚴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認了錯誤。因為從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就一直認為他在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犯過嚴重錯誤，為此在六中全會上不僅作了檢討，還鄭重提出請求處分。所以對毛澤東這類過火批評，除個別事實表示保留外，他並不進行解釋和爭論，史是「反求諸己而已矣」。但在毛澤東看來，張聞天的態度不僅表明了他個人已完全服輸「繳械」，而且也標誌著發動主要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的時機已經成熟，是很有把握的了。因而在兩個月後就召開了政治局的九月會議，發動了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鬥爭，宣告了上層整風的正式開始。而且正是張聞天在會上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和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並表示決心補課。會後不久，他就為了不干擾毛澤東整風方針的貫徹和使自己接觸實際，也為了擺脫難以政黨工作的困境（用他的話，就是「因為對毛主席的思想了解還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還做不來，做不好」11 ），遂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經中央批准同意，張聞天即於1942年1月率領由原馬列學院一批同學組成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晉西北作調查。從此，他實際上也就永遠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

　　從遵義會議起，張聞天就對毛澤東實行很好的合作。在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后同的關係上毛澤東一度處於孤立時，他也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而且六中全會前後還一再主動讓權。有如以前「扶上馬，送一程」。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對他還成見那麼深，以至於把他作為中央整風的第一個批判對象呢（而且挖苦諷刺和打擊了大半輩子）？分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是由於張聞天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

　　後來被定為「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王明、博古、張聞天。實際上，不但在九月會議前，看不出毛澤東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的意思，就是整個1942年，鬥爭矛頭也不是對著王明。12 王明自己1944年3月7日給季米特洛夫的密電，也說是「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展的重大運動」，就是指1943年才對著他。13 而且當年在延安的感受，也實在沒有覺得王明的影響比張聞天大（最近同一些老同志談起，大家都有同感，認為王明多半是後來炒出名的）。詳細情況下節還要談到。至於博古，遵義會議被趕下台後，在黨內已沒有多大威信，這時也未擔任什麼重要職務，顯然不值得對他大動干戈。而張聞天則不然，遵義會議后當了名副其實的三四年總書記，任期內實現了中國革命的重大戰略轉變，在黨內是有相當影響的。這點連毛澤東本人都極為重視。14 而且從形式講，直到這時他的總書記還未被正式和明確免掉，還被稱為「黨的領袖之一」（當時出席一些會議可作報告時介紹的稱呼。又如1939年11月14日山東省委主辦的《大眾日報》轉載張文的編者按說，「中共領袖之一洛甫同志在《新中華報》上論著……」）。連王明這時還要捧毛澤東、攻擊他，並且回國后就「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15 說明他的地位並非完全虛設。直到上層整風開始的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李維漢在發言中還「談了自己對博古、洛甫兩人的『觀感』：對博古是『敬而畏』，對洛甫是『敬而愛』。這的確說出了張聞天在黨內同志心目中的印象。」16 因此，無論從歷史講還是從現實講，反對教條主義就只能以他為主要對象了。而且從開始發動整風時毛澤東的權威也還有限。完全支持他的劉少奇1937年都曾說過，「我們還滑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划（畫）虎不成。」17 就是專門傳達共產國際立毛澤東為領袖的王稼祥，在六中全會的閉幕詞中也沒再提到毛澤東。在第一篇筆記中已經提到，毛澤東來抗大隻被介紹為「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鄧力群說他在1942年以前從未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而1943年前，領導人寫文章也幾乎沒有人引證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要立毛澤東的權威，就必須進一步破曾是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的影響。

　　第二，張聞天主管宣教工作期間沒有重視宣傳毛澤東六中全會以動了一個全黨幹部的學習運動，中央很快成立了幹部教育部，由張聞天兼任部長，規定每天兩小時學習制，自動與強制結合，要求長期堅持下去。各單位也都紛紛制訂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8:42
　　計劃（總政後來就定為半天學習），成立學習組織。中央和宣傳、干教兩部還不斷督促檢查。據不完全統計，單1940年，中央下發的有關幹部教育的指示、決定就有七件之多。組織理論學習本是張聞天所長，他興趣大，情緒高，組織領導，認真負責，還帶頭寫文章，上大課（好多機關的幹部在一起上課），很快就在延安掀起了一個學習理論的高潮。這時，機靈的王明已經提出了「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但張聞天還是提倡學馬列，而且真干，單是策劃和組織翻譯出版馬恩列斯著作，其數量之多和規模之大，就屬空前，先後有《馬恩叢書》十二種，《列寧選集》二十卷，《斯大林選集》十幾卷，18 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雖然沒有提倡學習毛澤東著作，但實際上毛澤東還是從中獲益不小。首先是包括他在內的領導人和各級幹部有可能看到比以前多得多的馬列著作（當時延安懂外文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學習的積極性普遍很高，讀書和討論之風甚盛（因缺燈油，我們往往是每天晚上討論）。平時閑聊，內容也多是學習。人們在那兩年著實讀了些書，以致有些人至今還念念不忘，認為收穫不小，為學習理論和建立革命世界觀打下了基礎。對這場學習運動，頭兩年毛澤東不僅積極參加（如參加「延安新哲學會」，請何思敬講黑格爾哲學和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等），還一再倡導和讚揚（如1938年12月13日在檢查工作的幹部晚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在幹部教育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6月10日的反投降報告等等）。但到1940年後，他就逐漸感到這種只學馬列不讀毛著的學習運動不大對勁，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於是就出現了張聞天上面所說的對他不斷地責備和批評。到1941年5月19日高幹會上的報告，更是一鳴驚人，提出必須對我們的學習來一個根本的改造，在職幹部教育和學校幹部教育，都「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不久，馬列學院改組，也基本上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和編輯工作。大概他認為照以前那樣學下去，只能繼續立「洋教條」（整風中普遍把馬恩列斯的言論稱為「教條」），被他稱為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不但立不起來，而且還會被沖淡甚至貶低。事實上，毛澤東思想的代表性重要著作，毛本人都一再提起的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並沒有被黨的其他領導人看重。連劉少奇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還說，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19 這年5月鄧小平在129師一個會上講文化方針時竟然了不提《新民主主義論》，反而大段地引證張聞天。20 而張聞天同年8月27日竟在政治局會議上當著毛澤東的面說，「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中國革命的理論，趕不上實際的發展。……現在中國同志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21 連王明在1940年已經稱毛澤東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22 而主管宣教的張聞天直到1941年還對此認識不足。很明顯，這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是張聞天本人的思想還是他主管的全黨學習運動，都是典型的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要進行全黨整風，他又怎能不首當其衝呢？這是連張聞天自己後來也覺悟到了的。例如他在整風後期就曾檢討說，「我在宣傳部工作的時候，我只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列入臨時的策略教育和時事教育內，只當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而沒有當做同馬恩列斯一樣的，甚至對蹣黨員更為重要的理論著作，使之成為每一個中共黨員必須好好研究的馬列主義讀物。」「我對於我們黨內應該有一個單一的壟斷的思想的重要性，當時是了解的很不深刻的。」23

　　第三，是要「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也改變對理論家知識分子的傳統觀念。

　　整風前，雖然張聞天自己表現謙虛謹慎，從不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但人們的心目中他在這方面的名聲卻超過毛澤東。這大概是由於他馬列讀得熟，文章寫得快，水平高，因而受到廣大幹部特別是宣教部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敬佩。例如僅據《年譜》和《文集》所載，1939年和1940年，他每年發表的署名文章都在十篇以上。即使在毛澤東確立為全黨領袖后，人們在談到理論問題時也還是毛張並提。例如徐特立在馬列學院作報告時就說過，「在我們黨內，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學通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潤之，一個是洛甫。」24 對於毛澤東和張聞天1940年1月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何思敬在6月21日新哲學會年會開幕詞中也是相提並論，說毛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中華民族再生的旗幟」，張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的任務》「是給予我們的鬥爭綱領」。25 茅盾當時讀後也將兩者並列為「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對過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對今後提供了警辟的透視與指針」，「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6 總之，在人們的心目中，毛張在理論上似乎不分伯仲。甚至一些知識界人士還認為張的理論水平高於毛澤東，稱張為「理論家」，稱毛為「實幹家」。更為嚴重的是，1940年3月周恩來從莫斯科治傷回來，傳共產國際第二把手曼努伊斯基的話，也說張聞天是中國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發火說，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27 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從馬恩列斯起，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傳統就是黨的領袖必須是理論家。列寧逝世后，聯共黨內群雄並起，首先也是爭當理論上的權威。斯大林一篇《論列寧主義基礎》即初戰告捷，也為他後來掃除一切反對派在理論上打下了基礎。雖然沒有任何根據說明張聞天一定要保個理論家的頭銜，更不用說同毛澤東去爭了。事實上，人們都承認張聞天是個不爭權、不圖名、不愛拋頭露面的人。但問題在於毛澤東既然是黨的領袖，卻不是理論家，只落個實幹家之名，這當然是絕對不行的。毛澤東以前在這方面就吃虧不小，由於馬列書讀得少，受「左」傾中央及其賭注壓制，還長期背了「狹隘經驗論」的包袱。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曾多次說，「我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28 例如，《毛澤東哲學批註集》29收集的批註讀本共十一種，抗戰初期閱讀的就佔九種。另一方面，為了在理論上有所表現，那幾年毛澤東在講話和發言中也盡量使用一些理論名詞或術語。例如1941年10月13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談到黨的二十年歷史時說，「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主義運用得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1927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遵義會議后，又恢復了按辯證法行事，即按實際辦事。」30 在所寫文章中評論劉少奇的用語也說他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31 不過在毛澤東看來，光靠多讀書是不行的，一則時間有限，緊追慢趕也不會比張聞天等人讀得多；二則讀理論書也並非個人所好，不如讀中國古籍那麼有興趣。所以他說，「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32 因為少了，在黨內沒有地位，被人瞧不起；多了呢，用處不大，反而會壞事（相當於後來說的「書讀的愈多愈蠢」），實際上自己也做不到。因此只能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出發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使馬列主義的一些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做到馬列主義中國化，並徹底改變對理論家和知識分子的傳統看法。於是，被看作理論家和知識分子代表的張聞天，自然就首當其衝了。

　　第四，張聞天是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一個重要障礙。本來，遵義會議不但糾正了「左」的軍事路線，實際上也從此改變了錯誤的政治路線，特別是張聞天主持的瓦窯堡會議已經制定出了一套徹底轉變戰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至此，路線問題應該說已經解決了。而且在這期間，包括毛澤東在內，還都沒有認識到遵義會議前的路線錯誤問題。不但《遵義會議決議》肯定四中全會以後的政治路線「無疑正確」，就是確立了毛澤東為全黨領袖的六中全會上，毛本人在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還特彆強調，「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也說，「完全同意政治局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33 但是另一方面，長期受「左」傾路線壓制和打擊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隨著形勢的變化，思想也在跟著變化，而且對當年受壓一直耿耿於懷，有機會就非出那口氣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改造黨」、「改造中央」，即確立新的指導思想和改組中央以至各級領導，就必須推倒《遵義會議決議》關於政治路線正確這一橫在前面的主要障礙，因而就要清算歷史和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而張聞天正是到這時還維護《遵義會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8:48
議》決議的主要人物。有些黨史著作把「突出兩條路線」說成是「延安整風樹立的黨內鬥爭模式」。34 這當然與實際相去甚遠。因為搞路線鬥爭本來就是從斯大林和聯共那裡搬來的，是用於黨內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只要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就意味著一批領導人必須下台，特別是一些所謂為首的，因為毛澤東認為，「為首的，改也難」。斯大林和聯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黨以至按反革命論處。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線問題而論，無論陳獨秀、瞿秋白，還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談路線「色變」，張聞天等人不願承認路線錯誤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還是認識問題）。所以直到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修改。」35 張聞天卻表示，在蘇維埃後期雖然因反對立三路線不徹底又犯了「左」的錯誤，但當時還是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的，還是為馬列主義而奮鬥的，路線上並沒有錯。36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上又有激烈爭論，致使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時，只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為路線錯誤」。37 張聞天並非是不作自我批評，頑固對抗批評的人，這次第一個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面，也是形勢使然。當時情況可能是，王明自認一貫正確，似乎第三次「左」傾與他無關，別人這時也確實沒有提到王明；博古自遵義會議下台後雖然也不同意提到路線高度，但他的意見已沒多大份量；周恩來當時並不在延安，沒參加會，而且歷來在這類問題上表態慎重；這樣，不承認路線錯誤的就首推張聞天了。所以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前，他都堅持，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儘管犯了許多「左」的錯誤，給革命帶來管理重大損失，但總還是在幹革命的，執行的是國際路線，在大方向上全黨也是一致的，並無兩條路線之分。鑒於張聞天的地位和影響，特別是他在路線問題上的這種態度，毛澤東要發動整風、清算歷史、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矛頭就不能不首先對著他了。

第五，張聞天又是犯路線錯誤者中的「薄弱環節」
在上層整風要「打碎」的「兩個宗派」中，雖然「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38 但實際上，所謂的經驗宗派的力量和影響要比自以為的教條宗派大得多，打碎「教條宗派」也比較容易得多。所以胡喬木在解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提宗派的原因時說，「其實關於教條宗派問題早就講了，整風一開始毛主席就講了。政治局檢討歷史時，教條宗派的人頭腦比較清楚，經驗宗派問題，則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當時擔負著很重要的工作，說他是經驗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說宗派就把問題說死了，……又牽涉到很多的人。」39 關於整風中整的兩個宗派，在本書的一篇筆記中要作專門討論，說明它們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似乎可有可無，人數也可多可少，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如果一直追查下去，那麼除毛澤東、劉少奇幾位領袖人物外，多數高級幹部就會「不歸楊則歸墨」，不屬這派就屬那派了。當時對兩個宗派並未全體排隊點名，但人們心目中總有點想法。被認為或被疑為經驗宗派的不但人數多，而且涉及許多領導幹部，他們又統率著千軍萬馬，如果追下去，勢必影響大局。相形之下，教條宗派則顯得勢孤力單，人數有限，上層「人頭比較清楚」的那幾個，基本上都是「光桿司令」，且早已爭相向毛澤東靠攏，還互相揭發。所以整風批判從教條宗派著手，並非因為它是「頭」，而是從黨內鬥爭策略看，這樣做既容易開展又見效快。至於他們中間先從誰批起，則除了考慮到上面講過的地位和影響等因素外，還要估計到他接受的可能和程度。如果頭一個就碰了釘子，那就不利於運動的發展。權衡結果，選定了張聞天。這是因為在教條宗派中，毛澤東與之合作的時間最長也最了解的正是張聞天。經驗證明，他在強大的壓力下首先接受批判和進行檢討的可能性最大，性格中軟弱的一面也較明顯，最適宜作為突破口。例如遵義會議后的長征途中，他因感到同毛澤東、王稼祥不好處，覺得在中央工作實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討論派一個負責同志去白區工作的會上曾要求自己去。結果被抓住，說是「政治上的動搖」。「在北盤江一個什麼地方同我鬥爭了一晚。我當時似乎承認了錯誤，說要求出動是不對的，是政治上的動搖。」40 其實，除諸如此類的事例外，發動整風前還作了一次偵察和試探，這就是1941年六七月間的那次談話。無論從事情的前後情況和批判內容看，這都是一次精心的安排，而且完全是突然襲擊。因為，如果是領導同志間進行批評和交換意見，那張聞天第一次主動求見和徵求意見為什麼不談；第二次談話為什麼要約上陳雲（時任組織部長）、康生（已完全順著毛澤東）、任弼時（張聞天曾支持將 其從中央蘇區排擠到湘鄂西），而且是那樣有準備地算總賬和無限上綱（後來還一再提起，包括958年5月8日給張聞天的回信和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多次批判），都說明這次談話的不同尋常，可看作中央整風的一次前哨接觸。結果也不出所料，張聞天不但未加抗拒，還當場作了檢討。這就增加了毛澤東很快（一兩個月後）召開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展中央整風的信心和決心（果然會上又是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報告和帶頭進行上綱上線的檢討）。41 如果不是張聞天而是換成別人，也許不會那麼順利。例如王明，長期來把他定為教條主義的頭子，實際上那卻是整風後期的事，開始時沒有也不可能從他批判起。如上所述，1943年前一直沒有把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矛頭指向王明，毛澤東要求王明的，只是檢查938年武漢時期，還說明是不屬於路線的一些右傾的原則錯誤。42 假定不是這樣，而是按黨史上後來說的「王明路線」，那麼先批評的就應該是王明了。那結果會怎樣呢？必定是開局不利，一開始就陷於僵局。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如按毛澤東頭一階段說法，蘇維埃後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其次是羅邁（李維漢），洛甫算犯第二等錯誤，那就應當以博古為批判的首先要對象了。但第一，也如前面所說，對他已不值得大動干戈；第二，毛澤東知道博古覺悟遲，以他為突破口沒有把握。（例如1943年12月28日《中央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中還說，「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43 至於羅邁，一則，論地位和影響他都站不到前邊來；二則，教條宗派他沾不上邊；三則，當時普遍認為他的態度不好，而且直到晚年也不承認他是王明宗派的人。在教條主義代表人物中，王稼祥是毛澤東印象最好的一個（曾多次強調他在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上的功勞，甚至不合事實地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胡喬木談到整風時也說，「開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讓他住到楊家嶺。」還說，「開始他是主要指導者之一（按，中央成立學習組，毛澤東為組長，他為副組長），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處於受批判的地位」。44 可見，在批「教條宗派」時不會先把王稼祥拿出來。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王稼祥也不會作過頭的上綱上線的檢討，何況他還「對整風有些看法，曾一度影響工作的積極性」，45 自然不能成為整風中檢查和認罪的榜樣，他也始終沒有承認是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這也是後來七大選舉時，張聞天順利當選中央委員並繼續留在政治局，而王稼祥不但先是落選，后經專門說服動員才當選為候補委員第二名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整風中（後來一切政治運動也都學這點），態度的「好壞」，「揭發交代」和「檢討」的是否「深刻」，是受到極大重視的。從事後看，張聞天確實表率作用。毛澤東批判教條主義先把矛頭指向他，也確實是選准了對象，可謂「知人」。

最後，還應一提的是張聞天沒有國際的支持。
整風開始時共產國際尚未解散，所以只能啟動於蘇德戰爭之後，說明毛澤東還是很注意國際態度的。因此在選擇第一名教條主義批判對象時，不能不考慮其同國際的關係。王明同國際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沒摸透。所以在國際解散前，他雖然對五明拒不檢討還進行反撲（批評黨在抗戰時期的路線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還揚言要上國際打官司）極為惱火，但1943年前卻並未將整風的矛頭指向王明。而張聞天不受國際的重視和支持卻幾乎是眾所周知的。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國際從來沒有宣傳過張聞天，五中全會還不同意他進書記處。遵義會議后，共產國際為了保持對中共的領導關係，只能承認會議推選出來代替的總書記是張聞天這一既成事實，以及中共中央報來的常委排名順序：「洛甫、恩來、博古、澤東」，46 卻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6 08:55
沒見到對張聞天有什麼肯定和讚賞的表示。相反，國際派王明等回國后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還傳達要加強集體領導、實際上取消總書記的意見；排名順序，張聞天也被排到了毛澤東、王明之後。這些，毛澤東當然完全明白，因此上層整風以張聞天開刀，對蘇聯和共產國際也是不會有什麼顧慮的。

當然，除以上各點外，在整風中張聞天首當其衝，還由於毛澤東對他一直看不慣、看不起、不滿意，兩個人的思想、作風、性格、愛好等都有很大差異。這是我們前面已經談過了的。


二，關於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各種整風檢討

在黨史學習筆記中，我曾多次提到和引證過張聞天延安整風時期的並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反省筆記》。現在該是輪到對這部《反省筆記》連帶其他檢討說些話了。因為應該如何看待這部筆記和整風中的其他檢討，還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而這又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下面提到的一些看法當然談不上研究，只是純屬個人的點滴感想。

（一）張聞天《反省筆記》的來龍去脈和寫作背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上下在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黨史研究也出現了一個稱得上空前的高潮。在此期間，成立了中共中央黨資料徵集委員會，公布了一批檔案和史料，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和爭鳴文章。這不僅有助於澄清一些事實，恢復歷史本來面目，而且還掀起了一陣學習黨史的熱潮，使人們得以大開眼界。正是在這時，迎來了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為此，就不能不查找遵義會議一個重要人物張聞天的有關言論。出自張聞天手筆的有關遵義會議的言論，大概只有他長征途中的日記、1944年寫的「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47 和1943年的《反省筆記》。由於前兩種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時已經燒掉，48 剩下可用的就只有這部《反省筆記》了。這件事也就交由1979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的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我也名列其中）去處理。當時有的領導同志，如胡喬木、鄧力群，曾提議趁此機會將《反省筆記》全文發表。但編輯組多數同志不同意這麼做，原因是上層整風中的檔案和其他領導人的檢討都未公布，單公布張的手稿顯然不妥，於是就只摘用了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一小部分。這就是後來收入《遵義會議文獻》中的《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一節。（現在看來，發表這點摘錄也是不妥當和不公平的，只是滿足《遵義會議文獻》編輯的明顯傾向，卻弄混了一些重要史實。）書中註明，「這是張聞天同志延安整風筆記的摘錄，標題為編者所加。」文後還指出，「據中央檔案館所存手稿。」此後，這份筆記人們在引用時就一律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有些人為明確起見還寫成《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其實對筆記名稱的這種改變，看來不一定合適。因為第一，既然據手稿，就應保持原貌，按理，後人是無權改變的。而且延安整風時期要寫的筆記很多，「四三決定」49 就明確規定對《整風文獻》，「各同志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用改后的標題反而容易混淆。第二，寫「反省筆記」系毛澤東的統一規定。他原先的提法和中宣部一致，說「學習整風文件一定要寫筆記，不寫筆記經驗就總結不起來。」50 而且這種寫筆記是鐵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51 但在1943年6月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又具體提出，「在黨風學習中，自我批評應更發展，應發動各人寫一次反省筆記。」52 當然，這也是鐵的紀律。可見，張聞天同年12月所寫，是執行毛澤東當年的這一規定，已不是頭一年要寫的學文件的筆記。而且事後不久的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使用其中的材料時也稱「反省筆記」，沒說是「整風筆記」。53 因此，這個標題是不可也不應隨便改動的。根據這些，我在提到和引用《反省筆記》時都一律使用原名。這是需要附帶說明的。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以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包括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除了總的精神是虛心檢查和認真反省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過關檢討和無限上綱。二是大力頌揚毛澤東，有些地方已屬明顯的個人崇拜。但這在當時已並非個別的，而是普遍的現象。因此在討論張聞天的反省和檢討前，需要首先談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他個人的處境。

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接受了毛澤東不夠實事求是也不是與人為善的過火批評。同年政治局九月會議上，他又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對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估計和批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和承擔了主要領導之一的責任，並在實際行動中注意改正，要求和獲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對他的表現曾表示滿意。54 從事後情況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感到輕鬆，以為放下了包袱，或許可算已經過了檢討的關，所以很愉快地率領農村調查團去了晉西北。一開始也確實進展順利，但很快就出了麻煩，碰了釘子。雖然他並未因此灰心，但這大概會對他了解自己的處境，以及後來的檢討，包括寫《反省筆記》，都有重要的影響，所以值得作一簡要介紹。

張聞天去晉西北，受到晉綏區黨委代理書記林楓和當地幹部的熱烈歡迎。他在《反省筆記》中檢討說，這次去既未擔負任何責任，也打算調查幾個村子就回來。但區黨委同志說，「他們也想派一些負責同志到下面去調查」，要張「幫助他們指導」，張「不好推卻，就答應了」。等「大批材料收集起來后」，他們要張負責總結。張就和大家「座談了許多次」，並對「土地問題和村政權工作提了些意見」，還在林楓去延安未回來前的「一次區黨委召集的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當時晉綏地區一起參加工作的人「對這次調查都很滿意，很興奮」。「但林楓同志一回來，他沒有看過我們一個村的材料、同我們談過一次話，就表示這一套東西完全要不得，說調查也可以是主觀主義的。」張聞天發現「事情不妙」，立即準備結束調查。最後他為滿足當地參加調查工作的同志們的要求，提議把大家召集起來作一次總結，但也被林楓拒絕，「並把這些同志都遣散了」。張聞天一行只好離開晉西北回到陝北的米脂。對這次事件，他說，「我現在反省我在晉西北工作的缺點，是我在幫助總結調查材料時，很老實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批評了我所看到的各種三風不正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晉西北是很嚴重的），沒有很好的估計到區黨委及其領導同志的威信。」55 其實，事情並非完全如此，主要還是林楓在延安摸清了張聞天是整風重要對象這一氣候。所以當時參加調查團的曾彥修等同志最近還說，他們實際上是被當做不受歡迎的人而被趕走的，臨走時當地竟無一人送行。人們可以看到，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當時張聞天還是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而林楓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只是以前的北方局秘書長兼劉少奇的秘書），到一個地區去作點農村調查，竟遭到如此對待，可見張聞天當時的處境和在一些領導同志心目中的地位。這是他自己開始時沒有完全料到的，無疑對他後來的檢討會有一定的作用。

1943年3月，張聞天奉命回到延安。這時延安的氣氛已和他離開時有很大不同。整風已不再是和風細雨，而變成暴風驟雨。特別是各機關已經掀起搶救運動，出現了一種極為緊張和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七大代表集中的和作為肅反重點的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薄一波說的重災區。56 中央機關自不例外，不但許多幹部，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妻子、秘書和醫生也被打成「特務」。而且還有一些高級幹部遭到「搶救」和懷疑，如柯慶施遭「搶救」，葉劍英等從白區回來的人受到懷疑。57 由於國民黨統治區十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周恩來的處境也一時變得相當困難。張聞天雖然對「搶救」運動有意見，但不能不受到這種緊張、恐怖氣氛的影響，連意見都沒處提，也不敢在會上提。而且這時的中央領導層的整風也更加緊鑼密鼓。毛澤東早就下定最大決心，說：「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好要搞。」58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同時在打退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后延安也取得了比較平靜的環境，上層整風的勁頭也隨之更大了。毛澤東在7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03
　　上的錯誤，有走向敵人的危險。59 8月8日他在黨校二部開學典禮大會的講話中更公開點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60 政治局整風的九月會議開始后，康生提出王明和四中全會的問題，毛澤東就大講兩個宗派，並號召對王明、博古、洛甫「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對這次講話，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也認為，「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講話定下了基調，「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61 10月4日毛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中進一步威脅說，「我們要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準備」。62 他還「要求犯錯誤的同志寧可把問題看得嚴重些，不要光是解釋，這樣才能認識錯誤，前途才光明。」63 所有這些，就使批判、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以至多數人認為王明、博古等已屬黨外問題，周恩來等經驗宗派的人更危險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批判還是檢查，上綱上線就越來越高。而犯錯誤的人多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

　　除了這些客觀環境的巨大壓力外，張聞天的自身處境也很尷尬。在晉西北碰了釘子后，回到延安已無多少事可做。他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但已不作用，實際地位遠在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之下，更不用說並非中央委員的彭真、高崗等人了。這時的總學委（九月會議後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喬木）已在相當程度上代替了政治局（有點類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大家忙於「搶救」時，張聞天還有時間可以搞點工廠調查，從九月起就停止一切實際工作，集中進行整風學習和自我檢查了。所以他當時給自己提的要求是，「甘於寂寞」（說這是毛澤東給他的指示），不怕「門前冷落車馬稀」，「不怕孤立，不怕丟面子」；更重要的還是「徹底反省自己、揭發（坦白）自己過去的錯誤。」64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的，其上綱上線、過頭過火、不夠實事求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在所難免。這主要表現在：只有大帽子，沒有具體內容，或者帽子和敘述的內容相矛盾，還有些明明是正確的東西也當錯誤來檢討，弄得是非不分，等等。這類過頭之處很多，這裡只擇其要者按個人現在的認識舉例作點說明。

　　（二）《反省筆記》中過頭檢討舉例

　　1，關於去蘇聯留學。

　　對此恐怕應該有一個客觀和正確的估計。這不只是張聞天和一些被認為是教條主義者的問題，而且涉及更多的人，是一個帶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因為中國黨是在共產國際（實為蘇聯）幫助下建立起來並長期接受其領導的。中國黨的許多人都去蘇聯或長或短地留過學，包括除毛澤東外的多數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任弼時等其他留蘇同志。回國后也有不少人成了領導幹部和高級將領。可是張聞天在檢討卻把留學蘇聯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成了一種罪惡，什麼「去莫斯科，從此開始了我的不幸的新的生活」；幾年留學，只是「在思想上學得教條主義」，「養成了宗派主義」，「發展了個人主義」，等等。65 而且不光張個人這樣檢討，延安整風時普遍把留蘇當作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我那時遇到的一些人，提到留蘇就先檢討，好象見不得人的樣子。直到1958年錯誤地批判劉伯承的所謂教條主義時，此風猶存。其實無論是張的檢討還是當時的普遍看法，都是不合乎歷史事實因而也是不正確的，起碼顯得過分。因為除了少數叛徒和壞人外，多數留蘇同志都在那裡學到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確立和堅定了革命的人生觀，用到了中國的革命實際。即以張聞天而論，他回國后不久就能夠為我們黨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取得勝利奠定基礎，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能夠提出一套基本上正確的意見，並以此觀察和指導革命行動（如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先後提出蘇區和解放后東北的經濟構成等），66 不能不說是得益於在蘇聯的學習。至於「在黨內以理論家聞名」和「成為我黨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67 原因就更不言自明了。

　　2，關於宗派。

　　我在另一篇筆記中將詳細認證，整風中的所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這裡先不詳說。而張聞天在《反省筆記》及其它整風檢討中，不斷地承認和檢討自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但卻沒有講出任何事實足以證明它們的存在，也沒有講他是怎樣參加和進行宗派活動的，如同1959年他檢討參加了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一樣。例如「二十八個半」是怎樣產生和活動的，都有些什麼人，自己是怎樣參加的，根本就說不清，完全是一筆糊塗賬。他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一些情況，還是延安整風中聽楊尚昆說的。現在各方面的材料和許多當事人（包括楊尚昆）都已證明，「二十八個半」是一些人一時的譏諷話，實際上並沒有這個宗派，所以張聞天也就談不上是它的重要成員了。至於「教條宗派」，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也是自相矛盾。他只管上綱上線，戴大帽子，但內容卻是空的。如他說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不接近，還有矛盾。還一再說，進中山大學學習，「黨內生活很嚴肅緊張，沒有什麼宗派鬥爭」；他只「埋頭於教條的學習」，「並無任何宗派活動」等。至於怎樣成為宗派的，他說，由於「擁護米夫的教育方針，……（就）實際上做了米夫、王明宗派中的人物」，「雖則我們（他和沈澤民）還是不自覺的」。69 至於回國后不存在宗派和宗派活動，下篇筆記將有詳細論述，這裡只舉兩個他稱進行宗派活動或表現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一是說「我曾經想在馬列學院創造一種新的學風、新的黨風、新的文風，結果卻發展了教條主義、自由主義與黨八股，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歡迎，……以致造成了馬列學院畢業出去的同學，對馬列學院都有一種留戀、一種好感、一種懷念。以不正的學風、黨風、文風培養幹部、團結幹部──在實際上，這應該說是我在馬列學院的宗派主義的表現。」二是說，他在主管宣傳教育工作中對毛澤東的著作和指示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沒有「無條件地為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服務」，「還鬧點獨立性」，「這也是我在宣傳教育部門的宗派主義。」70 可見，張聞天檢討的宗派主義，也從側面證明，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教條宗派」。

　　3，關於學校教育和幹部學習。

　　過去由於戰爭環境，沒有多少時間學習。幹部又多是工農出身，缺少文化，而馬列主義書籍更是奇缺。不少中下級幹部甚至不知馬克思為何等樣人，更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很多人把共產主義看作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同時抗戰後參加革命的大批知識青年，多出於抗日熱情和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並無多少了解和認識。對所有這些人，進行一定的基礎教育，占時不多，作用很大。延安整風前就曾以此辦法先後訓練了幾萬人。主管這一工作的張聞天應該說是立了大功的，所以鄧小平說他「成績卓著」。缺點自然有，但任何工作也都難免。所以毛澤東要根本改造的六中全會後的幹部學習和學校教育而言，其實也是基本上正確的。協助張聞天主管此事的李維漢，經過四五十年的思考後也認為，「1939—1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還說，「延安幹部學校和在職幹部教育，為抗日、為解放戰爭，也為後來的建設培養了大批幹部。」71 就是當時的學校教育，如我所在的抗大（后改為軍事學院），學期只有幾個月至多不到一年，而且大家的主要情緒並不是熱中於在校學習，而是要求「畢業上前線」。留校人員多不安心，致使毛澤東要親自動員，甚至對留下工作的人員說過，大家要安心工作，「死了埋在清涼山」。但是到整風時，無論學校教育還是在職幹部學習都被說成是完全錯誤了，根本要不得，學的都是教條，在實際中不能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據我所知，延安大概沒有這樣的「教授」），「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按，列寧是十五歲就讀《資本論》等馬恩著作的。所以這句話後來在編入《毛選》時刪掉了）。72 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他也一直檢討了四五年，其實大多是無限上綱、不夠實事求是的。例如說，「六中全會決定加強全黨理論學習，……然而由於我的教條主義根源沒有剷除，所以一開始學習就轉到教條主義方面去了。」被毛澤東多次表揚的學習運動，竟被他完全否定了！還說，「有時毛澤東同志對於宣傳工作的批評還引起我的反感。這種反感，實是假馬列對真馬列的抵抗！」73 這種過頭檢討，誰也會一眼看出。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05
　　4，關於知識分子政策。

　　這更是一個值得澄清和檢討的大問題。西安事變特別是抗日戰爭以後，大批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的對外不抵抗（後為消極抗戰）和對內的專制統治，紛紛奔赴延安，經過幾個月的學習，學到了一點革命理論，初步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然後分配去抗日前線或到後方機關工作，再經過實踐中繼續學習和鍛煉后，多成為抗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和建國后各條戰線上的骨幹，以整個一代「三八式」著稱。但是正是這些人成了整風中的主要鋒芒所指，74 要他們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使其帶上小資產階級的「原罪感」，成為革命隊伍中的馴服工具。所以普遍整風一開始，就以原馬列學院改組的中央研究院為試點單位。而且一下就整出了個王實味和以他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後來更「清查」出了大批「特務」。張聞天既主管宣傳教育工作，又是馬列學院的院長，自然在劫難逃了。

　　其實，在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上，我們黨過去長時期里都是存在偏差的，即對知識分子不夠重視甚至懷有偏見。十年內戰時期不用說，就是到了抗戰後，黨的政策對知識分子還是不大信任，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層的骨幹作用，上層領導還是用經過長征的工農老幹部。奇怪的是，毛澤東和一些中央領導，雖然本人也系知識分子出身，但卻不大信任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屬於小資產階級，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和影響，因而容易動搖，靠不住。而且越往後越不信任。所經胡喬木說，反右派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敵對心理」。75 其實這種態度和心理在延安整風時就已顯露出來，只是那時稱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像建國后那樣去年「小」字歸入資產階級範疇。相形之下，張聞天倒是尊重和信任知識分子的。所以在他總書記和管宣傳教育時，例如1938年前後，知識青年真把延安當作理想的聖地，到處歡聲笑語、歌聲不斷，人們享受著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工作、學習、生活在團結緊張和生動活潑的氣氛中。到1941年後，這一切即逐漸褪色，批判和檢討日益佔據主導地位，很快又開始整風和搶救，知識分子也更倒霉了。所以張聞天就為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所稱道和眷戀，他自然也成了整風中主要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也檢討說，他的錯誤在於「過分估計外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了他們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視了他們的陰暗面如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散漫性、無紀律性等」。這些倒還沒有什麼，可是後面就越提越高了。說「沒有估計到他們在國民黨十年統治下所受的反動教育與反動訓練，而提出徹底改造他們的思想與對他們提高警惕性的必要」。說他對「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就發展起來了。1938年我寫的《論待人接物問題》即為這種態度的思想表現」。對這篇文章，康生之流的批評是錯誤的，他的檢討當然也不妥。76 至於分析現代知識分子因受國民黨十年反動教育，所以不如「五四」時代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恐怕也是站不住的。總之，張聞天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政策本來還是比較正確的，整風時對這個問題的檢討卻顯然錯誤了。

　　5，關於馬列學院的方針問題。

　　1942年5月14日，毛澤東致電作農村調查的張聞天，內稱：「關於過去馬列學院方針是否錯誤的問題，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凱豐、弼時意見待你回來時討論，我覺不必等你來，即指出是錯了，你的意見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來，或者你來一電提出意見。盼復。」毛澤東的否定意思是清楚的。張即於5月20日複電：「澤東同志：（一）來電悉。關於馬列學院過去方針請中央根據實際材料作出結論，不必等我回來。（二）根據我最近一個時期的考慮，我認為應該公開說，他是錯誤的，其錯誤即在理論與實際的脫節，即你所說的矢與的的脫離。這種脫離在馬列學院中即表現為教條主義」。77 後來，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還作了長篇大論的檢討，例如說，「我在馬列學院內，特別提倡發揚黨內民主，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想的幹部，而結果卻是放鬆了對各種各樣錯誤思想的鬥爭，以致如王實味一類的反動思想在整風開始后得以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情。」「比較長期培養出來的新知識分子，大多數均為教條主義者，而不是理論人才。」78 歷史證明，同毛澤東和張聞天的說法相反，馬列學院在三年的短時間內，招生五期，培養了八九百人，「在後來的各條戰線上都起了應有的骨幹作用」。1988年5月，馬列學院許多學生如李先念、宋平、鄧力群、馬洪、劉曉、段蘇權等幾十人寫了大量紀念和回憶文章，都用歷史事實否定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例如李先念說，它（指馬列學院）「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做了很大貢獻；它培養了一批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幹部……。」宋平說，「馬列學院的教育方針，就是注重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的訓練，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能說青年學生學習理論就一定是教條主義」。鄧力群說，「院長張聞天對毛澤東著作很重視」，「每有報告都派人去聽，每篇文章都組織認真學習」，「學校的政治方向同毛澤東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對立和抵抗」。段蘇權說，「我一生當中，真正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楚理論，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其他文章寫得更生動具體，是真正的有口皆碑。79 這些由親身經歷和通過四五十年實踐得出的感想和結論，不是證明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都是錯誤的嗎？

　　（三）關於張聞天的七大發言和參與製造個人崇拜問題

　　1，七大發言的過頭檢討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通篇是對自己的責備和對領袖的頌揚，過頭之處甚多，整個精神狀態很不健康，現在讀起來都因其不真實而使人感到有點壓抑。例如他說，「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與長期性』。」這當然是對自己缺點的過分誇張。人們知道，還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張聞天就已站在正確的方面，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不平衡性。進入蘇區后寫的一些文章中，還一再強調「長期戰爭的持久性」，如說「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80 「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面是長期的持久戰爭」，「要進行長期國內戰爭的持久戰」，81 等等。至於張聞天較早論證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說一個在白區出生入死、到蘇區艱苦奮鬥、又參加過長征的人，竟沒想到中國革命的「殘酷性」，恐怕在平時也是沒人肯信的。發言中談到「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同志發生宗派的結合」，我在另篇筆記中將論證這是無中生有，張聞天本人也說不清楚，只不過是亂戴帽子而已。

　　張聞天延安整風中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無限上綱和不實之處實在太多，無法一一提出分辨。而且這也是各次運動中比較普遍的現象，人們盡知，沒什麼奇怪。如果說奇怪的話，就是有些人卻將其中顯然不真實的敘述當史實加以引證。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通篇不提自己對革命作過什麼貢獻，似乎參加革命后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甚至有些標題都是《我在這個時期所做的罪惡》，還把有些黨內問題寫成黨外問題等。所有這些，難道可能是真實的嗎？

　　2，參與製造個人崇拜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不僅個人反省不夠實事求是，而且對毛澤東（個別地方還有劉少奇）的頌揚也有不少太過頭之處，實際上參與了個人崇拜的製造。例如在被以《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為題公布的幾段《反省筆記》中說，「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82 關於遵義會議上為什麼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我們上面已有專門筆記論證，而且《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也多處提及。一言以蔽之，就是連毛澤東在內當時都沒有認識到。直到六屆六中全會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毛還特意強調，「要指出：當時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83 如果早已認識到了，這時是完全可以不「指出」的。既然大家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08
　　都沒有認識到，張聞天根據什麼這樣稱頌毛澤東呢？什麼「原則上的讓步」，什麼「黨內鬥爭一個示範」！這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按照毛澤東一個月前才定下的基調，即：「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84 毛的這一說法，連胡喬木也是不信的，只是他提出不要深究就是了。張聞天是否真的相信，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接受過去經驗教訓，「順著來」而已。又如他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85 但卻沒有列舉毛成為領導的事實，也沒有敘述到「建立」的過程。其實這正是黨史上一樁最大的疑案，是經不起辯論的。我寫的黨史筆記第一篇，就是論證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86 他明知遵義會議只決定毛澤東參與中央領導，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而接替博古總書記職務的是他自己，也是「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87 但是他在整風運動擁護毛澤東的熱潮中還是那樣說了。本來他就有一個終其一生的特點，即從來不談個人過去的功績、貢獻、以至擔任過的職務，何況這是在整風運動中。因此把功勞讓給毛澤東，自己承擔各種過錯，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但他在講遵義會議確立的領導問題時終究還是設了幾個限詞，如「實際上」、「開始了……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等。如果按兩個《歷史決議》的寫法和一些黨史教科書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實際上」、「開始了……建立」，甚至提以毛為「領導中心的中央」都顯得多餘。例如六屆七中全會特別是黨的七大以後，提到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肯定就不能再用這些限制詞了。這也說明，對這個問題以前的有關論斷還是有問題的。除此以外，張聞天的各種檢討中對毛澤東的恭維奉承之詞也實在不少，為節省篇幅，只簡單舉幾個例子。如說毛主席和劉少奇是服從組織紀律的最好模範。其實，整風期間，違背集體領導、違反黨章黨規，特別是在「儘早召開七大」的問題上不執行中央自己的十多次決定（包括六中全會）和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其他管理機構事件就特別多。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黨內二把手的劉少奇提出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是直接違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而一貫堅持集體領導和強調發揚民主的張聞天，已深受這種不按黨章黨規辦事之累，怎麼還能說出這種話來呢？又如在七大發言中說，毛澤東是謙虛和戒驕的模範，所以「無愧為人民的領袖。領袖而驕傲就不成其為領袖了。在共產黨內一切因一時成功而驕傲的『領袖』，是已經都被歷史淘汰了的。」88 這恐怕也不是真心話了。因為張聞天從長征以來受毛澤東驕橫作風之氣不知有多少，以至於想離開中央去外面工作。而且連毛澤東自己年青時就承認「略有傲氣」，後來又很少作自我批評，怎麼稱得上謙虛的模範？如果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願望，那也是事與願違，事實是全國勝利后毛澤東更驕傲了，也更「成其為領袖」。

　　張聞天還講過不少太過分的奉承話，如談到「群眾觀點」和「群眾關係」時說，「這方面的模範，也是毛澤東同志。……他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89 張聞天講的奉承話中有些是直到七屆二中全會時連毛還不好意思贊成，如把馬恩列斯毛並列。90 而在這之前，就已由於以他的歷史地位和理論水平，特別是對「左」傾錯誤檢討特別深刻，對毛澤東一再進行全面讚揚和高度推崇，所以被指定參加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基本上是在重新構想」，他的「修改稿對後來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他加寫了一段評論毛澤東同志的有份量的話」和「一段重要的結語」。毛澤東的七次修改就是在「張稿」的基礎上進行的。91 而胡喬木事後卻批評說，這個《決議》的第一個「缺陷」就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92 一生都反對突出個人的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卻參加了「過分突出」毛澤東也就是製造個人崇拜的活動，這是什麼原因？

　　3，張聞天作過頭檢討和參與個人崇拜的原因

　　張聞天在整風中作上綱上線的過頭檢討和對毛澤東作不夠實事求是的歌頌，看來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是思想認識問題。這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確實由於認識到毛澤東在總的路線上正確，因而從內心表示崇敬。所以他的檢討和歌頌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誠的，而不是春意搞兩面派。因為從1938年六中全會後，他就真心新尊毛為領袖，常有自發的流露。1941年初寫的《自傳》時即已承認遵義會議后就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央工作。1942年在農村調查組紀念「七一」的座談會上，他「那天晚上講話的全部內容是歌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作用」。他的講話「完全出自心聲」。93 人們知道，中央領導層群起歌頌毛澤東是1943年「七一」前後，而張聞天早一年就自覺地發自內心地歌頌了。因為正像他後來說的，他對毛澤東整風后已開始信服。94 另一方面，思想認識上可能是由於受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影響（《聯共黨史》就是標本），認為維護領袖的威信和黨的團結（每次重大的黨內鬥爭，毛澤東都以有分裂危險相警告），給自己的檢討上綱上線，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是「顧全大局」。如同許多人1959年承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中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甚至「黑幫」、「三反分子」等，就都有這一因素，而不完全是軟弱的表現。其中不少是久經沙場、視死如歸的人物。張聞天也應算其中的一個。

　　第二，是強大的壓力。這點，前面已講過了。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情況，上層是緊張的清算路線和歷史，以至有些領導同志很快就變得消瘦憔悴（張聞天、劉英就多次談到，楊尚昆眼看著幾個月就變了個樣）；中下層普遍進行肅反和搶救，許多知識分子被搶救成「特務」。這樣上下交相影響，就使延安出現一種肅殺和恐怖氣氛。試想，人們連一時強加的「特務」都可以承認，還在乎戴其他帽子？因為他們大多相信黨最終總是會把問題弄清的。同時也有如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中所說，「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95 也許只有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對當時那種強大壓力感覺不到或感受不深。

　　第三，大概就是個人考慮了，上綱上線是為了過關。每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都有個過關問題，往往是因為所謂檢討不深刻和揭發交代不徹底而過不了關，很少聽說有因檢查交代過頭而受批挨整的。所以為了過關，不使矛盾轉化，能保住黨籍，不如自己主動上綱上線，還可能落一個好印象。這裡恐怕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雜念。但不管怎麼說，張聞天在整風中這樣做的結果是，「高級幹部對於他的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整風以來對過去的歷史錯誤認識深刻」。96 後來在七大選舉中他順利當選中央委員，還被留在政治局內。一切正式文件提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教條宗派」時只剩下王明、博古，而沒了他的名字。這當然與他的錯誤較輕有關。但也可以設想，如果他堅持實事求是，不承認有個「教條宗派」，不承認四中全會是「篡黨奪權」，不承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反而談起自己在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瓦窯堡會議等「過關斬將」中的作用，甚至再對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提點批語意見（如在江西無中生有地打「AB團」、西安事變后通電提出審蔣以及在黨內使用權術等），那結果可就會根本不同了。

　　（四）如何看待過頭檢討

　　過頭檢討不能當作真實史料。

　　照此看來，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有些亂戴帽子和不夠實事求是，應該說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一切決定於時間、地點、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無論是張聞天自己還是上層領導，都認為他的檢討是真誠的和實事求是的。而且不僅是他，當時上綱上線、亂戴帽子應當說是普遍現象。因此，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了一些空帽子和夾敘夾議中的過分自責等以外，對個人履歷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敘述還是基本真實的。正如胡喬木所說，「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齣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97 雖然他指的不是《反省筆記》，但《反省筆記》同樣「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可以看出張聞天人驚人的記憶力，連十幾年來有關的中外人名都如數家珍，更不用說重大事件了。所以在運動高潮期間，參加高層整風的多數人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不合法，這時張聞天寫出了他的《反省筆記》，一下子就解決了問題，毛澤東也據此作出了最後結論，98 成了六屆七中全會的一項正式決定，使黨史上這個重大問題得到澄清。99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09
　　但是，檢討、反省終究是檢討、反省，在延安整風以來的一切政治運動中，任何人能獲得通過的檢討，起碼也只能講缺點和錯誤，而不談功績與貢獻，所以對一個人來說仍然不夠全面。對於被當作批判或鬥爭重點的人就更是如此。如果把他們的檢討、反省不加分析地用作重要史料和立論根據，那隻能使歷史面目全非。例如用張聞天、彭德不廬山會議上及其後的檢討來為那段歷史定性，那就只能是製造冤假錯案。延安整風當然不可同廬山會議相提並論，但用當時的批判重點如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來為黨史立論，為某些事件定性和判明是非，這樣的歷史也一定不會真實。因為每次政治運動的規律和規矩，就是先對某個問題定個基調，然後被批判者就按這外思路進行檢討。廬山會議出現了一個「向黨猖狂進攻」的「軍事俱樂部」，於是「文化人」張聞天就檢討他是怎樣「陷入軍事俱樂部」的，黃克誠也檢討他是怎樣成為周小舟、李銳參加「軍事俱樂部」的「橋樑」。延安整風時定的基調是有個「篡黨奪權」的「教條宗派」（是為「頭」）和「經驗宗派」（是為「腳」），1938年這個合二而一的宗派又在武漢進行活動，於是周恩來等就依此基調檢討。不同的是，「軍事俱樂部」在「文革」后的撥亂反正中被徹底否定了，而「教條宗派」則依舊保留在黨史中，只是「經驗宗派」因涉及面廣，特別是牽連到周恩來等一批重要領導人，因而被含糊了起來（黨史界無人敢說無，也沒人敢說指哪些人）。由於延安整風運動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不斷地上綱上線，於是就製造了一堆「史從論出」。前幾篇黨史筆記中所談到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遵義會議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毛澤東的黨內鬥爭策略、《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會上發言起草的、毛澤東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是從內戰到抗日戰略轉變的標誌、張聞天支持毛澤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等等，就是這樣在延安整風期間一下從「論」中「出」來的。在這之前，上述這些在一切黨史檔案以至個人論述（包括回憶錄）中，似乎還都滑提到過。由於中共黨史學是在延安整風中創建的，此後又一直只准有一個官方學派，這些從「論」中出的「史」也就越來越變成歷史的真實和如山的鐵案，不容許有不同的意見了。而張聞天的一些亂戴帽子、過頭檢討和過分頌揚也就被派上了用場。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冤假錯案。

　　總之，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既有珍貴史料，又受當年歷史所定基調的支配，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提法顯然有誤，因此必須仔細分析。不是用他的這些去印證史實，而是從分析史實印證論斷的準確性，起碼是互相印證。在不公布重要檔案或只公布有利於原定基調的檔案的情況下，這點尤其重要。擴大一點講，一般是不可把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判或鬥爭的人所寫的檢討和交代材料定為可靠史料和文獻的。正因為如此，胡耀邦曾作出過兩項深得人心的有關措施。一是在以前提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之外，再加一條「不裝袋子」（不把一些黑材料、假材料，包括本人被迫所作違心的交代和檢討，裝進幹部的檔案袋。因為過去有些幹部就常因檔案中有這類材料，如把延安搶救運動中定性錯誤、以至別人亂咬和自己被迫交代的假材料裝進檔案袋，於是每逢政治運動就被揪出來折騰一番，所以從前幹部對自己的檔案袋很重視）。二是「文革」中有關幹部的揭發和交代的各種材料一律銷毀（特殊的例外）。

　　（五）附帶談一個如何看待《回憶錄》的問題

　　不但是運動中批判或鬥爭對象所寫材料，而且許多人的回憶錄也都只可作為研究黨史的參考資料，而不能看作正式歷史文獻。（現在許多黨史著作都是把這些當作權威史料引來引去。）因為正如董必武老人所說，「回憶那時的事，難於擺脫現在的思想意識，如果加上現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何況還有「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獲得印象的時間又有相當間隔」。100 列寧也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事實上，延安整風以後所寫的各種回憶錄（尤以「文革」後為盛），就都是按延安整風時所定基調寫的，再後來就是一定要和兩個《歷史決議》完全保持一致。於是有些回憶錄所寫就遠離當時的真實情況，甚至不惜削足適履。這裡僅舉兩個例子。

　　一是《遵義會議文獻》選用一篇回憶錄，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在遵義會議的召開和要毛澤東出來領導軍隊的問題上作者本人起了重要作用，整個會議期間卻根本不見作「反報告」、受委託起草決議和被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而是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判當時尚無此名稱的所謂「王明路線」。這種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的「回憶」，能作為研究和佐證遵義會議的「文獻」嗎？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因系後人編輯整理，有些地方就與楊本人生前的說法完全不同。我們只以《遵義會議回顧》這一節作一前後比較，就可看出差別之大。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在和劉英的談話（在場的有程中原和張培森）中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這篇談話由程中原整理，送請楊尚昆本人審閱修改後，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在1998年《百年潮》雜誌第6期上。但在楊1998年9月逝世后整三年的2001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卻編寫成：「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引者按，至今尚未見到這樣的「決議」，後面帶引號的話只是陳雲憑記憶寫的可能是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原件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后被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01）『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以後……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時間大約在1935年2月5日。因為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102 前後兩段，哪個為楊尚昆本人所談，不是很清楚的嗎？再加上書中所說，「它（指遵義會議）的最大功勞是在實際上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聞天同志是書生，……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103 而在楊生前自己寫的文章中卻說過，「自從他（指張聞天）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104 「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05 據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即以楊尚昆之名在他死後三年整理出的「回憶錄」，就是要使楊的意見同黨史學的正統說法保持一致，否則不會有這樣大的差異：生前的說法是，「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後來的說法卻是，「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以及「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等等。楊尚昆生前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組長，對黨史界的情況可說是相當清楚的。所以他在同劉英的那次談話中曾感慨地說，「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黨史。不少歷史上的問題沒有講清楚。」對於曲解、輕視和因「受過去宣傳的影響」而不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所起作用的現象，他提出，「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106 不料他辭世后剛過三年，由權威機關編寫的他的回憶錄，也需要「撥亂反正」了。

　　注  釋

　　1   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梁漱溟自述》，灕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

　　2   還可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123-124頁。

　　3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

　　4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

　　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6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頁。

　　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頁。

　　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1986年版，第439-440頁。

　　10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539頁。

　　11  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2  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137頁。

　　13  《‹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事件的敘述》，載《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83頁。

　　1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

　　1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16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543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817頁。

　　18  宋金壽：《糾正反教條主義中不譯不讀馬列的傾向》，《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  此信原登在1942年華中局一個內部刊物《真理》第2 期上，六十年代初劉修改此文時刪去了這句話。

　　20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4頁。

　　21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7頁。

　　22  王明：《學習毛澤東》，1940年5月7日延安《新中華報》。

　　2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4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1991年版，第103頁。

　　25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34頁。

　　26  茅盾：《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轉引自《張聞天傳》，第527頁。

　　2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

　　28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頁。

　　2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3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2頁。

　　3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4頁。

　　32  轉引自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頁。

　　3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4，746頁。

　　3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42頁。

　　3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235頁。

　　36  高新民  張樹軍著《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1頁。

　　38  見《毛澤東傳 1893—1949》（下），第66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5頁。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11
　　4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1  以上均可參閱《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8頁；下卷，第1090頁等。

　　4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9-202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143頁。

　　4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5，203頁。

　　45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66頁。

　　4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2-333頁。

　　47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48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這兩件珍貴史料是否真的燒掉值得懷疑。我曾聽說過此事的前後情況。在跟張聞天工作的十多年中，以及張聞天逝世后和劉英的二十多年接觸中，都多次談到這批材料。抗日戰爭勝利后，張聞天和劉英是搭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延安的，因此不能帶什麼行李。他們就將生平保存下來的照片、多本日記和其他各種珍貴資料，也包括那本《中國革命紀事》，裝在一個小箱里，交中央檔案室代為保存。他們走後兩三年延安才失守，但這個小箱並未經機要交通送給他們。延安撤退前，幾乎所有檔案，包括一般幹部檔案（其中還有整風搶救時的假材料，我的檔案袋中就有）都已轉移，保存了下來。但張聞天的小資料箱卻不知去向。解放后，張聞天也曾一再查問。當時被告知，撤退時因攜帶不便，就將這個小箱以及別的東西分散掩埋，資金積累回來后掘出。但後來忘記具體掩埋地點，一時找不到，還在繼續尋找中。「文革」后，劉英本人和我們「張聞天選集編輯組」又多次追查這箱資料，主管人員斷然告知「已經燒掉」。這就再無尋找之餘地了。同樣令我感到遺憾和奇怪的，就是遵義會議的檔案也丟失得一乾二淨。

　　49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整風文獻》第一篇。

　　50  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黨建讀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頁。

　　51  《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8頁。

　　53  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2頁。

　　54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55  引語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關於晉西北調查不受歡迎的情況，還可參閱《張聞天年譜》，第687-690大米；《張聞天傳》，第549-550頁。另聽到當年參加調查的曾彥修（也是《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等幾位同志的多次談話。

　　56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4頁。

　　5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8頁。

　　58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60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02頁。

　　6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288頁。

　　62  《延安整風五十年》，第271頁。管好，毛在每次反對重要的黨內對手的鬥爭中，往往會提出黨可能分裂、甚至上山打游擊的話，如反對高饒、廬山會議、「文革」中反對劉鄧和後來批林彪等。

　　63  毛澤東1943年10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5頁。

　　6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參閱《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96-704頁。

　　65  見張聞天的1943年《反省筆記》。

　　66  見前面幾篇《黨史筆記》敘述的事實和引證。

　　67  見上引楊尚昆語和鄧小平1979年在張聞天追悼會上的《悼詞》。

　　68  見《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

　　69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0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449頁。

　　7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1-52頁。《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4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1頁。

　　76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384頁。

　　7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78頁。

　　7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9  李先念等人的引語，均見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80  張聞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張聞天文集》（一），第522頁。

　　81  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張聞天文集》（一），第533，534頁。

　　82  《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

　　8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4頁。

　　84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風會上的發言，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4頁。

　　85  《遵義會議文獻》，第79-80頁。

　　86  見本書第一篇。

　　87  楊尚昆：《回憶與懷念》，載《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頁。按這是楊尚昆親筆所寫。

　　88  《張聞天文集》（三），第254頁。

　　89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見《張聞天文集》（三），第259頁。

　　90  《張聞天文集》（三），第262頁。

　　91  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312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565-568頁。

　　9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93  馬洪等《回憶張聞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8月28日。

　　94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95  《張聞天文集》（四），第337頁。

　　9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97  《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385頁。

　　98  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2頁。

　　9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2頁。

　　100  轉引自《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101  《遵義會議文獻》收錄此件時未作說明。

　　102  見該書，第120頁。

　　103  見該書，第121頁。

　　104  《紀念張聞天同志》（1990年8月29日），原載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報》。

　　105  楊尚昆為劉英回憶錄所寫的《序》，見劉英：《我和張聞天同志命運開展工作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106  《百年潮》1998年第6期。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23
抱歉； 第六篇找不到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兩大宗派嗎？

　　一，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

　　（一）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

　　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集團，特別是教

　　條宗派。有時他也把兩個混到一起，例如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

　　……遵義會議后這個集團分化了。」 1 「六，黨內宗派現在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

　　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

　　派了。」 2 「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

　　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3 但是直到1943年12月

　　28日中央政治局所發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中還說，「但十二月會議

　　到六中全會，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似乎兩個宗派又變成一個宗派，

　　等等。這就是說，起碼在遵義會議前，中央蘇區和全國都還存在兩個宗派（又經常合二為

　　一）並進行著活動。至於兩個宗派如何界定，怎樣活動，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卻不但

　　當量，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原因大概是沒有的事說起來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

　　了之。

　　實際上，還在被看作教條宗派控制下的臨時中央進蘇區前，毛澤東就已受到排擠，黨

　　權和軍權也陸續被剝奪了（倒是臨時中央開頭撤換了項英，把代中央局書記交還給了毛澤

　　東）。「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 4 是1931年11月任弼時、項英主持召開

　　的贛南會議。他除受到未指名的嚴厲批判外，隨後還被取消了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局代

　　理書記的職務，改由周恩來正式擔任。（周恩來臨終都在檢討，認為這是他奪了毛澤東的

　　權，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錯誤。毛對此也始終不放，認為需要時就拿出來敲打，直到去世

　　。）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更被完全剝奪，並為後來的臨時中央直

　　接指揮紅軍開闢了道路。 5 與會的是後方四名委員任弼時（代書記）、項英、顧作霖、鄧發

　　和前方四名委員周恩來（本為書記，因去前方由副書記代）、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前

　　後方委員人數相等，在對毛的處理上卻意見對立（前方主張毛留前方指揮，後方要毛回后

　　方專做政府工作）。但後方委員的作用大，既有臨時中央的後台，周前期會議又未參加，

　　加上得到參謀長劉伯承的支持， 6 遂使毛從此失去軍權。可見，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並不

　　是臨時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創立和領導的蘇區內部。

　　從會議組成看，只有一個王稼祥被算作教條宗派，但正是他說「大敵當前，不可換將

　　」，明確支持毛。後來任弼時等後方四位委員向中央報告，除曆數毛的右傾錯誤和決定讓

　　他回後方，還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替毛澤東打掩護。 7 從這兩次會議的實際情況看，直接剝

　　奪毛澤東黨權和軍權的也不是教條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經驗宗派的人，即周恩來、任

　　弼時（延安整風時和以後均未作公開指明過，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把他同教條宗

　　派並列在一起，一再說「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洛甫、任弼時

　　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林彪也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

　　是弼時作的決定。」 8 ）。此外，可算入經驗宗派的，大概還有朱德、項英、鄧發、彭德懷

　　、李維漢等人。這樣看來，奪毛澤東權的主要是經驗宗派了。當然，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控

　　制臨時中央的教條宗派的支持也是辦不到的。

　　2

　　但這兩個風馬牛宗派是個什麼關係，又怎麼會搞到一起的呢？這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開

　　始時也確實難倒了大家，連毛澤東自己也說不清。還是藉助這兩個大宗派的主要成員才得

　　到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至今仍保持它的權威效用。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的

　　，「在（1941年）9月29日會議上，洛甫同志在檢討主觀主義錯誤時對狹隘經驗主義的問題

　　從理論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確指出：教條主義常與經驗主義結合而互相為用，教條主

　　義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經驗主義者常作教條主義者的俘虜。……後來毛主席在《

　　整頓黨的作風》中講主觀主義的兩種形態吸收了聞天同志的觀點。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

　　關係的思想也寫進了後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9 其次是周恩來1943年9月寫的第

　　四篇學習筆記所說，「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

　　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外衣迷惑有關。」 10 他還把宗派問題分

　　為三類：一類是有宗派觀念的；一類是有宗派行動的；一類是有小組織活動的。 11 這前後的

　　解釋，確實解決了整風碰到的一個大難題。因為那時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不沾和那些

　　明顯的甚至被點名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外，總沾點邊，沒有這一理論說明，連自己

　　都不好檢討。

　　但是現在仔細看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空話，並沒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黨的領導問題

　　並不是幾個中國人在那裡鬥法，關鍵是上面還有共產國際的嚴格約束。試想，如果沒有中

　　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些鐵的紀律，博古就靠那點「馬

　　列主義外衣」竟能把中央蘇區的朱毛周任項以及廣大幹部迷惑住，輕易地奪了權？而且在

　　推選博古當總書記的聯席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都在，並未見到他們提反對意見的記

　　載。至於周恩來關於宗派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解決經驗宗派這個難題，因為既然定了性，

　　承認它的存在，卻又很難捏在一起。例如周恩來、彭德懷、項英、陳毅等怎麼湊成一個宗

　　派。還不說人些人更不沾邊，無法拉到一個宗派中來。這樣一分類，就可各就各位，不論

　　主觀還是客觀、有意或是無意、動機與效果，都可找頂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認可的帽子戴

　　。（實際上也有難處，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宗派的「組織形態」，你只講觀念哪兒行？）

　　至於對教條宗派來說，雖然對後來的解釋（不一定有什麼組織，主要是觀念和路線相同等

　　等）有所啟示，但前面已經講過的，並不解決問題。因為從1943年到現在一直肯定教條宗

　　派是個小組織（如胡喬木）、小集團。而且按毛澤東的說法，兩者也很難分開。你看：「

　　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 12 這又是指的哪個宗派？

　　誰能說清楚？

　　但不管怎樣，臨時中央到蘇區后博古反而當上了總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單

　　有雙方與會的占極少數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幾個「教條宗派」的支持是辦不到的。中央的

　　絕大多數還是「經驗宗派」（即使不算毛澤東、劉少奇）。而且這時博古不但權大了（在

　　上海還只是遙控，現在則是直接指揮），而且更加剛愎，家長製作風大為抬頭。下車伊始

　　就掀起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還沒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出面反對和

　　制止的材料。這自然也不能只靠張聞天一個人的支持和寫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鄧毛

　　謝古」、追查其「反黨小組織系統」和綱領，就主要是羅邁組織和指揮的，這也是他多年

　　后仍檢討說，「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13 後來博古又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也就連周恩來、朱德臨陣的軍事指揮權大半被剝奪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

　　行長征。

　　3

　　（二）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鉤

　　張聞天到蘇區后，開頭在政治上仍堅決貫徹執行四中全會的極左路線，下車伊始就著

　　文竭力反右，特別是跟著博古大反江西的「羅明路線」，還打擊了一批老幹部，如反對中

　　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傾觀點」和福建省張鼎丞的「錯誤」等。 14 但正如前面引證胡喬木等人

　　的評價，他為人正直，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后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蘇區

　　接觸實際后，果然就發生轉變，開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與爭論。例如關於對「三條

　　件」（紅軍「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的了解，博古說只是針對下層

　　的宣傳號召，他說是既對下層也對上層，既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對十九路軍的態度

　　，他批評博古「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而主張「在軍事上積極配合」。此外，他還在

　　一些具體政策上反「左」，如反對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左」、勞動政策上的「左」、黨

　　內鬥爭和肅反問題中的「左」（毛澤東在打「AB團」、富田事件中錯殺的好同志以萬計，

　　還沒有材料證明張聞天胡亂殺過人，有材料的，反而證明是救了劉曉、傅連璋和到陝北后

　　的劉志丹）等等。當然，總的來說，張聞天在蘇區的整個期間執行的仍是「左」傾路線，

　　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實，除軍事上有明顯分歧外，也沒見到其他領導人包括

　　毛澤東，站出來反對大方向即總路線）。但在相互關係上兩個人就一直不和。張聞天看不

　　起博古，說「他當總書記，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何況他耀武揚威起來，

　　又要在我頭上屙尿呢！」 15 矛盾的發展，促使博古開始排擠他。五中全會後，張被派去做政

　　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博古、羅邁的一箭雙鵰，把他排擠出黨中央，

　　又把毛澤東排擠出中央政府，只當蘇維埃主席。到廣昌戰鬥后的一次討論會上，他更和博

　　古直接吵了起來。此後即派他去閩贛巡視（實沒必要，因項英才巡視回來），政府領導交

　　給羅邁，直到長征出發前他才回來。這時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李德、博古、周恩來

　　）決定，關於長征時政府系統幹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羅邁（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也參加三

　　人團一些工作）關於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16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

　　博古負主要責任，其次是羅邁。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 17 羅

　　邁的回憶卻不盡相同。 18 這裡只舉不許瞿秋白跟隨長征為例。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說，

　　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給三人團，博古不同意。劉英後來在訪問中講得更具

　　體些。她說，洛甫提出后，博古反對，羅邁說是累贅──因秋白有病，周恩來沒說話，於

　　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羅邁的說法則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執行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由於

　　深感處於無權境地，因而極為不滿，並在同毛澤東閑談中傾訴了這些不滿。 19 雖然這裡用的

　　主要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但卻說明了一點，就是到蘇區后他和博古既無宗派關係，更無

　　宗派活動。至於同王稼祥，由於沒有工作關係，王又長期養傷，平時幾無來往，只是長征

　　后才接近起來，同毛澤東一起形成「中央隊的三人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除非把

　　長征中這種結合說成宗派活動，否則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根本談不上宗派關係，即使用一

　　些黨史研究者發明的上述解釋，在這裡也無法自圓其說。

　　從以上情況看來，並沒有中央蘇區存在一個教條宗派的真憑實據，更談不上「王明小

　　組織」的活動了。被稱為教條宗派主要成員的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

　　，還有哪些人能組成這一宗派集團？何況博古這時任總書記，名正言順代表中央。他得到

　　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張聞天、王稼祥，而是羅邁（羅本人又一再聲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26
　　面的人」 20 ）、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

　　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

　　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著「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

　　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

　　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

　　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個大宗派

　　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

　　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

　　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

　　：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

　　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

　　規。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

　　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

　　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

　　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

　　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

　　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

　　），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范

　　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

　　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

　　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

　　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

　　，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

　　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

　　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

　　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

　　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

　　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

　　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

　　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

　　一個名單，」 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

　　5

　　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政治局。至於毛澤東

　　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 22 不少黨史著作

　　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

　　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

　　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后，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

　　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

　　，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

　　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

　　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

　　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

　　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

　　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 23 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

　　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

　　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

　　為例）」 24 。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

　　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

　　會主席職務后，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 25 直到1937年「十二

　　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 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

　　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裡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

　　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

　　。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

　　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

　　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后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裡只能

　　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

　　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

　　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

　　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

　　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

　　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

　　，「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

　　成黨內危機。」 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

　　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28 這涉

　　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

　　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

　　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

　　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

　　、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

　　6

　　，也是他們聯署。 29 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

　　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后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

　　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

　　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

　　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

　　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

　　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

　　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

　　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

　　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

　　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

　　是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

　　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

　　，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為「山地游擊戰」）。現在看來，

　　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

　　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

　　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

　　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

　　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裡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

　　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

　　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解。這裡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

　　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

　　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

　　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車場類似的評價。加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

　　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

　　長后，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

　　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

　　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

　　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

　　，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的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7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28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認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

　　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

　　，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

　　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裡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

　　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

　　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

　　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

　　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

　　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

　　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同志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后經報遠東局

　　轉莫斯科得到批准。 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

　　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

　　》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

　　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

　　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 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

　　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

　　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布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后一年多竟不了

　　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

　　（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這

　　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

　　：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

　　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

　　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

　　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

　　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

　　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

　　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準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

　　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

　　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

　　調入外交戰線后仍一直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陳雲來信，

　　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 33 對此，他不但堅

　　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

　　8

　　領域幹下去，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

　　，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

　　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

　　研究心得都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

　　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

　　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后，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

　　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

　　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

　　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

　　。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

　　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

　　路線的氣球，后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到多數反對而暫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

　　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

　　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

　　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

　　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

　　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事又

　　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

　　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

　　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系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

　　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

　　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

　　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

　　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

　　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 34 ）。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

　　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

　　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

　　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

　　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

　　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

　　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

　　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

　　9

　　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著中國一

　　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些經不起正

　　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

　　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 35 感到他真是在儘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

　　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

　　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

　　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也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

　　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那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

　　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

　　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劉少奇、總理、陳雲、

　　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

　　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

　　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

　　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里見到總理，當即

　　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

　　。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著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

　　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

　　）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

　　，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

　　他，寒暄后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分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

　　，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

　　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

　　是劉英還裡面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

　　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

　　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

　　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鍊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

　　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

　　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后，寫到對他

　　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

　　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

　　。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

　　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

　　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

　　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

　　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30
　　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迦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

　　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

　　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

　　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

　　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

　　瀨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

　　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

　　，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獃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

　　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裡講了他的許多壞話。日內瓦會議期

　　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對過去工作講

　　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

　　，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

　　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

　　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

　　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 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

　　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

　　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

　　，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

　　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裡糊塗受了個警告處

　　分。瑞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

　　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

　　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他過去居住和學

　　習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

　　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斡

　　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

　　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

　　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

　　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大綱草案

　　。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高

　　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

　　開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參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館。 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

　　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

　　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

　　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

　　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

　　11

　　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后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

　　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

　　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

　　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

　　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

　　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

　　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

　　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

　　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沒給任何人看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

　　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著自己而不

　　原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

　　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

　　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

　　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

　　和至死都在擁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為「缺少寬容的美德」。 40 黃克誠

　　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信朱老總寬厚坦誠」 41 ）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

　　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

　　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

　　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

　　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

　　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

　　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

　　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

　　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裡只

　　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

　　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占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

　　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

　　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

　　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

　　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

　　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時期曾任晉

　　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

　　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

　　作，周對他們夫婦二人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我也算得

　　12

　　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

　　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后）人家不

　　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

　　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

　　。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

　　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彭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

　　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

　　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

　　到她。 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

　　后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

　　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

　　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

　　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

　　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

　　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后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

　　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

　　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

　　在很長時間裡（按：從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

　　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 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

　　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

　　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

　　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

　　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裡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

　　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

　　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

　　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

　　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

　　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32
　　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

　　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

　　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定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

　　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迹盡量

　　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

　　、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

　　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

　　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

　　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

　　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

　　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

　　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

　　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

　　們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

　　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 44 可是事實

　　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

　　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

　　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

　　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

　　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經過「中國化」后

　　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

　　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

　　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

　　，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 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

　　國后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著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

　　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 46 胡喬木就說過，「毛

　　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

　　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

　　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斗

　　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年，到90年代才

　　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后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

　　。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

　　14

　　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后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

　　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

　　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

　　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后，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

　　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

　　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后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

　　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

　　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

　　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36800美元。 48 經過改革

　　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

　　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

　　后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后、

　　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

　　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 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

　　。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

　　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后「左

　　」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

　　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

　　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著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后一次

　　「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

　　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

　　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

　　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相信潘是內奸；搶

　　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

　　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

　　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

　　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占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

　　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

　　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了不可能。」 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

　　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著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

　　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

　　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

　　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 51 而且只唯上

　　，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和不順著自己

　　15

　　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

　　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

　　了，后被葉劍英帶著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

　　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

　　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

　　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

　　」，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

　　結果」。 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

　　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裡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

　　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

　　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

　　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

　　命加以逮捕或殺害」。 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

　　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

　　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

　　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

　　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

　　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

　　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

　　」，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

　　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

　　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

　　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

　　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

　　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下。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

　　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

　　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迴避、縮小以至抹

　　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

　　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

　　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

　　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

　　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

　　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34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16

　　，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第315- 316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220-227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2，403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

　　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4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 635頁

　　。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

　　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

　　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

　　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17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

　　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

　　49 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

　　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

　　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

　　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

　　」。 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

　　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后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

　　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

　　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

　　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

　　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

　　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后，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

　　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的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

　　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矇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

　　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

　　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憾，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

　　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 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

　　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

　　著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

　　連胡喬木也承認的。 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

　　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

　　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

　　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

　　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18

　　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

　　口如瓶，所以這裡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

　　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

　　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格，重複著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

　　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

　　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裡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

　　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 4 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

　　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臬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

　　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

　　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

　　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

　　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

　　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

　　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 5 毛澤東在另

　　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

　　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 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

　　和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

　　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計都顯得

　　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

　　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

　　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占統治地位

　　，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

　　。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

　　禁區。「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

　　」，有關文獻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

　　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即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著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

　　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

　　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

　　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

　　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布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

　　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

　　律。」 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

　　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27 07:36


　　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

　　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

　　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

　　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

　　。「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

　　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

　　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

　　、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

　　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

　　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

　　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

　　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

　　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裡要討論的

　　是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

　　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后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

　　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

　　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行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為「全黨整風」、「全黨範圍

　　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 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

　　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

　　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

　　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著

　　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

　　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

　　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

　　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

　　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 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

　　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種

　　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

　　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

　　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

　　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后，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

　　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

　　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

　　20

　　這裡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

　　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

　　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

　　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

　　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

　　醒的。」 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內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

　　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

　　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 12 （引者按，這裡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

　　「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

　　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

　　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

　　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

　　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著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

　　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

　　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

　　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

　　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接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 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

　　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

　　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

　　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

　　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醖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

　　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

　　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

　　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

　　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

　　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

　　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

　　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的妥協

　　。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

　　21

　　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

　　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

　　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

　　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

　　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

　　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

　　期還應以抗日為主。 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

　　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

　　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下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

　　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居間調

　　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

　　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

　　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

　　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 15 接著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后

　　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

　　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

　　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

　　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

　　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 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

　　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

　　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

　　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

　　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 17 在「十二月會議」上

　　，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

　　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

　　「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 18 第

　　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

　　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 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

　　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

　　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著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

　　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

　　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裡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

　　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

　　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布的據說是經

　　過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

                                                                                                                                                                                         p.21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30 10:44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30 10:46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1-30 10:50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7:46
接第六篇

　　面的人」 20 ）、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

　　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

　　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著「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

　　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

　　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

　　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個大宗派

　　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

　　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

　　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

　　：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

　　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

　　規。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

　　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

　　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

　　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

　　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

　　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

　　），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范

　　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

　　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

　　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

　　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

　　，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

　　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

　　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

　　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

　　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

　　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

　　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

　　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

　　一個名單，」 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

　　5

　　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政治局。至於毛澤東

　　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 22 不少黨史著作

　　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

　　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

　　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后，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

　　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

　　，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

　　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

　　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

　　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

　　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

　　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 23 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

　　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

　　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

　　為例）」 24 。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

　　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

　　會主席職務后，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 25 直到1937年「十二

　　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 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

　　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裡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

　　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

　　。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

　　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

　　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后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裡只能

　　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

　　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

　　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

　　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

　　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

　　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

　　，「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

　　成黨內危機。」 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

　　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28 這涉

　　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

　　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

　　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

　　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

　　、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

　　6

　　，也是他們聯署。 29 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

　　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后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

　　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

　　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

　　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

　　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

　　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

　　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

　　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

　　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

　　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

　　是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

　　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

　　，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為「山地游擊戰」）。現在看來，

　　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

　　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

　　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

　　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

　　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裡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

　　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

　　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解。這裡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

　　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

　　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

　　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車場類似的評價。加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

　　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

　　長后，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

　　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

　　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

　　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

　　，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的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7:49
接第六篇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認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

　　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

　　，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

　　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裡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

　　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

　　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

　　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

　　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

　　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

　　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同志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后經報遠東局

　　轉莫斯科得到批准。 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

　　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

　　》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

　　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

　　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 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

　　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

　　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布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后一年多竟不了

　　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

　　（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這

　　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

　　：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

　　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

　　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

　　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

　　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

　　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

　　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準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

　　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

　　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

　　調入外交戰線后仍一直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陳雲來信，

　　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 33 對此，他不但堅

　　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

　　8

　　領域幹下去，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

　　，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

　　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

　　研究心得都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

　　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

　　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后，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

　　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

　　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

　　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

　　。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

　　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

　　路線的氣球，后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到多數反對而暫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

　　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

　　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

　　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

　　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

　　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事又

　　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

　　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

　　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系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

　　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

　　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

　　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

　　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

　　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 34 ）。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

　　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

　　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

　　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

　　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

　　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

　　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

　　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

　　9

　　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著中國一

　　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些經不起正

　　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

　　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 35 感到他真是在儘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

　　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

　　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

　　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也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

　　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那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

　　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

　　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劉少奇、總理、陳雲、

　　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

　　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

　　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

　　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里見到總理，當即

　　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

　　。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著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

　　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

　　）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

　　，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

　　他，寒暄后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分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

　　，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

　　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

　　是劉英還裡面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

　　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

　　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

　　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鍊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

　　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

　　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后，寫到對他

　　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

　　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

　　。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

　　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

　　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

　　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

　　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7:55
接第六篇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10

　　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迦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

　　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

　　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

　　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

　　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

　　瀨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

　　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

　　，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獃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

　　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裡講了他的許多壞話。日內瓦會議期

　　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對過去工作講

　　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

　　，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

　　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

　　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

　　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 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

　　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

　　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

　　，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

　　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裡糊塗受了個警告處

　　分。瑞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

　　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

　　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他過去居住和學

　　習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

　　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斡

　　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

　　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

　　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

　　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大綱草案

　　。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高

　　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

　　開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參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館。 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

　　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

　　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

　　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

　　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

　　11

　　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后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

　　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

　　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

　　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

　　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

　　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

　　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

　　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

　　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沒給任何人看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

　　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著自己而不

　　原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

　　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

　　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

　　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

　　和至死都在擁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為「缺少寬容的美德」。 40 黃克誠

　　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信朱老總寬厚坦誠」 41 ）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

　　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

　　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

　　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

　　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

　　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

　　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

　　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

　　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裡只

　　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

　　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占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

　　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

　　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

　　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

　　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

　　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時期曾任晉

　　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

　　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

　　作，周對他們夫婦二人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我也算得

　　12

　　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

　　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后）人家不

　　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

　　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

　　。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

　　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彭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

　　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

　　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

　　到她。 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

　　后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

　　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

　　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

　　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

　　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

　　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后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

　　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

　　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

　　在很長時間裡（按：從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

　　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 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

　　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

　　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

　　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

　　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裡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

　　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

　　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

　　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

　　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

　　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7:58
接第六篇

　　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

　　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

　　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定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

　　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迹盡量

　　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

　　、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

　　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

　　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

　　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

　　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

　　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

　　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

　　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

　　們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

　　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 44 可是事實

　　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

　　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

　　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

　　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

　　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經過「中國化」后

　　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

　　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

　　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

　　，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 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

　　國后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著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

　　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 46 胡喬木就說過，「毛

　　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

　　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

　　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斗

　　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年，到90年代才

　　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后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

　　。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

　　14

　　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后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

　　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

　　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

　　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后，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

　　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

　　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后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

　　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

　　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

　　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36800美元。 48 經過改革

　　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

　　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

　　后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后、

　　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

　　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 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

　　。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

　　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后「左

　　」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

　　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

　　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著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后一次

　　「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

　　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

　　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

　　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相信潘是內奸；搶

　　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

　　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

　　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

　　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占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

　　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

　　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了不可能。」 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

　　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著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

　　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

　　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

　　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 51 而且只唯上

　　，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和不順著自己

　　15

　　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

　　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

　　了，后被葉劍英帶著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

　　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

　　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

　　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

　　」，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

　　結果」。 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

　　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裡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

　　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

　　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

　　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

　　命加以逮捕或殺害」。 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

　　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

　　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

　　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

　　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

　　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

　　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

　　」，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

　　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

　　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

　　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

　　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

　　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下。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

　　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

　　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迴避、縮小以至抹

　　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

　　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

　　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

　　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

　　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

　　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8:00
接第六篇

　　，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第315- 316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220-227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2，403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

　　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4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 635頁

　　。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

　　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

　　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

　　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17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

　　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

　　49 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

　　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

　　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

　　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

　　」。 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

　　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后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

　　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

　　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

　　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

　　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

　　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后，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

　　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的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

　　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矇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

　　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

　　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憾，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

　　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 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

　　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

　　著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

　　連胡喬木也承認的。 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

　　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

　　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

　　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

　　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18

　　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

　　口如瓶，所以這裡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

　　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

　　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格，重複著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

　　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

　　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裡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

　　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 4 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

　　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臬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

　　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

　　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

　　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

　　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

　　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

　　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 5 毛澤東在另

　　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

　　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 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

　　和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

　　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計都顯得

　　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

　　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

　　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占統治地位

　　，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

　　。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

　　禁區。「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

　　」，有關文獻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

　　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即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著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

　　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

　　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

　　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

　　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布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

　　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

　　律。」 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

　　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8:03
接第六篇

　　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

　　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

　　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

　　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

　　。「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

　　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

　　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

　　、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

　　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

　　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

　　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

　　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

　　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裡要討論的

　　是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

　　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后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

　　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

　　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行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為「全黨整風」、「全黨範圍

　　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 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

　　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

　　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

　　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著

　　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

　　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

　　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

　　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

　　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 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

　　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種

　　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

　　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

　　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

　　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后，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

　　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

　　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

　　20

　　這裡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

　　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

　　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

　　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

　　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

　　醒的。」 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內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

　　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

　　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 12 （引者按，這裡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

　　「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

　　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

　　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

　　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

　　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著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

　　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

　　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

　　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

　　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接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 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

　　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

　　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

　　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

　　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醖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

　　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

　　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

　　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

　　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

　　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

　　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

　　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的妥協

　　。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

　　21

　　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

　　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

　　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

　　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

　　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

　　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

　　期還應以抗日為主。 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

　　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

　　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下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

　　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居間調

　　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

　　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

　　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

　　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 15 接著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后

　　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

　　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

　　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

　　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

　　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 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

　　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

　　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

　　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

　　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 17 在「十二月會議」上

　　，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

　　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

　　「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 18 第

　　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

　　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 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

　　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

　　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著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

　　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

　　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裡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

　　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

　　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布的據說是經

　　過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

---

作者: 華盛頓人    時間: 2017-2-1 08:07
接第六篇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

歡迎光臨 倍可親 (https://big5.backchina.com/)

Powered by Discuz!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