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澤東因這事 一定要跟蘇聯算領土賬

　　



　　臨近1964年7月，中蘇邊界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但此後急轉直下。一個重要原因是，蘇方拒絕同意中方關於承認19世紀沙皇俄國與中國簽署的所有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此時，陷入困境的毛澤東採用了一種外交策略：主動使局勢尖銳化，使當事一方失去鎮靜，迫使其緊張起來，然後，再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結果引起蘇方強烈反彈，雙方關係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檔案中，一份題為《毛主席關於蘇聯划別國領土太多的談話》揭開了這段塵封的歷史

　　1964年上半年，從東交民巷40號中蘇邊界談判會場，不時傳出一些緩和的信號。朱瑞真感覺到，在過去幾年趨於緊張的中蘇邊界問題，或將迎來一個美好的結局。

　　朱瑞真時任中央辦公廳翻譯組俄語翻譯。到了六七月份，談判的氣氛正在變得越來越輕鬆。7月1日，中方代表團副團長、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向蘇方提出建議，先到北戴河療養地休息一兩周，邊界問題回頭再議。

　　雙方沉浸在輕鬆的氣氛里，這時，毛澤東發表了一個講話，使得這場談判的調子急轉直下。談話發表時，中蘇代表團的很多成員還盡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溫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開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檔案。毛澤東的這份講話，正在解密之列。　　

　　

　　談判「觸礁」

　　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有關蘇聯佔領其他國家領土的問題。這份編號為「外發（64）午760號」的檔案顯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時，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島群島被蘇聯佔領，日方要求歸還，想知道毛主席對此問題的看法。毛澤東發表了一席講話，被很多人稱為「要跟蘇聯算領土賬」。

　　檔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發給各駐外使館、代辦處的一份外交通報。在檔案中，「主席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划。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

　　這話傳到蘇方代表團耳朵里，已經是3天之後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報紙對毛澤東的講話在顯著的位置刊登，隨後迅速在全世界傳開。　　

　　

　　澤里亞諾夫上將感覺不可思議。作為蘇方代表團團長，5月初，他曾專門飛返莫斯科，向赫魯曉夫闡述蘇方代表團的意見，並獲得首肯。這個意見是：必須在根據條約劃定邊界和解決邊界全線問題上迎合中國。

　　這已經是蘇方作出的很大讓步。根據沈志華主編的《中蘇關係史綱》的記述，會談剛剛開始時，蘇方並不認為這是一場解決邊界全線問題的談判，只是就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經過去多年，地形難免有些變化」，需要進行磋商。於是，在2月25日會談開始時，中蘇雙方的對外宣傳口徑就出現了戲劇性的差異：中方宣布：關於「邊界問題」的談判開始了。蘇方則宣布：關於「某些地段」的磋商開始了。

　　蘇方一開始也不認可中方提出的以條約線作為劃界唯一基礎的提法。他們提出了一個「三條線」論，除了條約線外，還有實際控制線和歷史形成線。對蘇方來說，這兩條線都大大越過了條約線。

　　來北京之前，赫魯曉夫對澤里亞諾夫耳提面命，讓其避免陷入意識形態論戰的泥潭。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兩個問題上作出一些讓步。

　　在此之前，中蘇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混戰了三四年，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在兩黨的相互攻訐中漸行漸遠。

　　蘇方的這一態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積極回應。於是，這場談判開始走出意識形態論戰的溝壑，很快就東段邊界的絕大部分走向達成了一致。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雙方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600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

　　雙方代表團都沉浸在一種就要水到渠成的輕鬆氣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足以導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條約問題。　　

　　

　　赫魯曉夫確實蹦了起來。9月15日，赫魯曉夫也藉助會見日本代表團的機會，對此事作出了回應。他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赫魯曉夫聲稱：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同時配髮長篇編輯部文章。文章說：毛澤東與日本議員的會談，暴露了中國領導人迄今為止仍然在低聲談論的那個目的，在謀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佔據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圖背後，隱藏著擴張主義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試圖重新劃分世界地圖的做法，」都將會導致「最危險的後果」。

　　莫斯科的強硬姿態反過來又刺激了毛澤東。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他在此後多次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當年9到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對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重要地段進行戰役勘察時，特別勘察了當年蘇軍實施遠東戰役時的進攻路線。與此同時，中國對中蘇西段邊界的防衛工作也有所加強。

　　對毛澤東的這一講話，還有另外一種解讀。李丹慧認為，毛澤東可能對邊界談判後來轉入降低政治鬥爭調門、解決具體問題的方針不滿，認為在原則問題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有再度與蘇聯修正主義進行調和的傾向。由此採用這種方式，在刺激赫魯曉夫的同時，也觸動一下中央領導層中有這種妥協情緒的人。　　

　　

　　在當年幾次與外賓的談話中，毛都流露出對國內修正主義的焦慮。據邸延生所著《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一書記載，4月10日，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田裡見一行時說：「中央各部，每個部都不是太平的。每個部都可以一分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就有十幾個人是修正主義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時，也提到對修正主義的擔心：「我擔心，我死以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有人據此分析，當蘇方不承認這些條約為不平等條約后，毛澤東認為可暫不與蘇聯達成協議，維持中蘇邊界一定程度的緊張度，從而調動國內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醞釀中的那場反對修正主義的運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