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秘密人體實驗至今余脈未了

　　世界和美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始於冷戰時期的非法醫學實驗，在美國至今余脈未了，讓人痛感「不知今夕何年」。


　　近來，美國頻頻曝出違法進行人體實驗的醜聞。英國《衛報》報道，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獲得的一份秘密文件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曾下達關於人體醫學試驗的明確指示，類似試驗在「9·11」事件發生前和發生后都在秘密進行。這份創建於1987年至今仍具效力的文件明確提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擁有「批准、更改或反對通過任何關於進行人體試驗」的權力，有權確定施加在囚犯身上的實驗的「醫學限度」。

　　這是美國最新曝出的一起人體實驗醜聞。雖然美國中情局及有關方面尚未對此作出回應，但基於以往的見聞與經驗，人們更願意相信此消息的真實性。另據美國媒體披露，美國陸軍軍醫約翰·亨利·哈格曼2000年退役后，創辦了一家培訓士兵和醫護人員進行戰場創傷救治的公司，2012年至2013年，哈格曼讓參加培訓的軍隊學員服用藥品和烈酒，包括向10名學員提供氯胺酮（俗稱K粉），以評估對學員認知能力的影響，並指導學員在彼此身上做「恐怖的醫學手術」。哈格曼進行的人體實驗受到美國醫學界強烈質疑，他甚至被媒體稱為「當代門格勒」（約瑟夫·門格勒是當年納粹德國的高級軍醫，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進行過一系列駭人聽聞的醫學實驗）。

　　更大規模的一起醜聞，緣於1945年至1956年美國政府進行的一個醫學項目，1500多名研究對象在瓜地馬拉接受一項秘密實驗，目的是證明盤尼西林可以治癒或者控制性傳播疾病，很多當事人在不知情條件下被故意感染上性傳播疾病，其中包括兒童、囚犯、妓女和精神病患者。今年4月，750多人聯名起訴當年參與該項目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必治妥施貴寶藥廠，索賠金額達10億美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承認，當年那場實驗是 「可悲」和「不合情理」的，但認為被告找錯了對象，因為那場實驗是由美國聯邦政府主導實施的。

　　上述三起醜聞，在美國分別具有相應的代表性——有的人體實驗受到官方、業界一致譴責並被全面叫停，有的可能仍在秘密進行，有的則屬於時過境遷的「歷史遺留問題」，倖存的當事人及其後代正在全力追逃歷史欠賬。而後一種情況，更容易喚起人們對美國那段不光彩歷史的沉痛記憶。

　　2013 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艾倫·M·霍恩布魯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類發展學副教授朱迪斯·L·紐曼和《監獄法律新聞》 醫療報道撰稿人格雷戈里·J· 多貝爾合著出版了《違童之願：冷戰時期美國兒童醫學實驗秘史》（中文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1月出版），全面揭示了上世紀40年代到60 年代美國進行兒童醫學實驗的內幕。冷戰時期，美國以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為由，組織科學家、製藥公司與軍方合作，利用一批收容所的兒童進行醫學實驗，「從 1940年開始，孩子們的早餐喝的就是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牛奶，持續了二十年」。該書記載的兒童醫學實驗，幾乎覆蓋了今天醫學具有成熟處置技術、藥物或疫苗的常見病種，包括小兒麻痹、皮癬、各類肝炎、腮腺炎、結核病、牙病等，每個病種及其治療方法、藥物、技術、疫苗的背後，都意味著一批實驗對象的兒童，為此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

　　冷戰時期美國進行兒童醫學實驗，雖然不是大張旗鼓公然行事，但在組織者和實施者看來，實驗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義性、合法性和緊迫性。迫於冷戰的壓力，科學研究和醫學實驗的成果被寄予厚望，時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一再向民眾發出警告，「每個家庭都應該為強硬反對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而做出犧牲」。一批天真、無辜的兒童，為這個宏大而虛妄的目的做出了慘痛的犧牲，他們是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加諸普通民眾的悲劇生活的縮影。他們唯一的幸運是，幾十年後，有人把他們當年的悲慘經歷挖掘、整理出來，寫成一部振聾發聵的「冷戰時期美國兒童醫學實驗秘密報告」，從而讓歷史記住了他們的不幸，讓後人愧疚並警醒於他們的犧牲。

　　從當年的「違童之願」，到今天不斷披露的非法人體實驗醜聞，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冷戰時期美國的醫學實驗，不只是針對收容所的兒童，而是擴大到囚犯、患者、窮困老人等弱勢群體，也不只是在美國國內進行，而是延伸到了瓜地馬拉等國家。對冷戰時期美國醫學實驗的揭露和總結，只有一本《違童之願》看來是遠遠不夠的（儘管這本書的內容已經十分豐富詳盡），還需要探尋更多的事實真相，進行更加嚴肅深入的研究。

　　從冷戰時期到當今時代，世界和美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始於冷戰時期的非法醫學實驗，在美國至今余脈未了，讓人痛感「不知今夕何年」。你可以說，今天那些人體實驗已經失去了合法性，所有的組織實施過程都偷偷摸摸見不得人，而且規模和危害也相對較小，特別是，再也沒有人膽敢在兒童身上進行專門醫學實驗，然而這種程度上的變化，到底能代表多大的「進步」呢？

　　美國都「實驗」了什麼？答案正變得日漸清晰。

秘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