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臣方孝孺被「誅十族」之謎

    皇帝殺人，常常有「株連九族」之說。  

　　所謂「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兒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兒及外孫。「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兒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連九族」，已經是相當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卻遭到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十族」之誅。即在宗親九族之外加上門生故舊，牽連者不計其數！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麼罪，竟至於要遭此「十族」之誅呢？

　　「正學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學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歲的方孝孺拿著自己寫的談立身之道的文章《雜誡》來到宋濂那裡，拜宋濂為師。宋濂好多年都未見過這樣好的文章了，很高興地把方孝孺納為弟子。

　　相傳，一次太祖朱元璋設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靈芝甘露論》，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后將此事告訴了方孝孺后，自己因宴中飲酒過多，一覺睡到天明才醒。

　　準備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靈芝甘露論》的事，大驚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對宋濂說：「老師不必驚慌，我已代師寫成一篇，未知可否？請老師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滿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后，覺得此文與宋濂的文風不同，問道：「這是學士的手筆嗎？」宋濂只好如實說：「這是我門生方孝孺的手筆。」太祖聽后很高興，說：「此生良勝汝。」

　　方孝孺在宋濂門下度過了三年時光，使他終生受益匪淺。

　　洪武十五年（1382），經東閣大學士吳沉等人推薦，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來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明太祖見他舉止端莊，學問深厚，稱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與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政治主張相差甚遠。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對皇太子說：「這是一個有才華的正直之士，但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讓他歷練得更加成熟一些，將來好輔佐你。」於是厚禮相待，送他歸鄉。

　　後來，方孝孺受仇家陷構，被牽連到一場官司里，一併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馬上放了他。

　　不過，對於方孝孺而言，身懷匡世之才而無用武之地，實在是件憾事。此後十年，他隱居在家，一心著書立說，過著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統》等多部作品，還寫了大量的詩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經人再次推薦，朱元璋才讓他擔任漢中府學教授，成了個剛剛入流的九品學官。

　　蜀獻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聽說過方孝孺的人品和學識，就禮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師，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讀書之廬命名為「正學」，方孝孺因而被後人稱為「正學先生」。

　　削藩的後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時，兒子早死，皇太孫朱允炆繼承了皇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說，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確定新年號為「建文」，與祖父的「洪武」年號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為他儲備的「幹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方孝孺終於從那個擺滿了儒學經典的「正學」書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為侍講學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據《明通鑒》記載，建文帝讀書每有疑問，便立即召方孝孺講解；臨朝議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實錄》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為總裁；當時朝廷的詔書、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對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關係十分融洽。　

　　此時，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權交給了兩個書獃子：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他們急於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權還沒有得到充分鞏固之前，就開始走了一步在整個明朝歷史上最為險惡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間，為禦侮防患，曾兩次分封諸子為藩王。藩王各擁重兵，坐鎮一方。明朝初年，藩王們為強化朱氏王朝的絕對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洪武時代的結束，這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了。　

　　齊泰、黃子澄等人的初衷應該說是對的，但他們過高地估計了王朝的實力。開始的「削藩」進行得還比較順利，周、代、岷、湘、齊等藩王先後被削奪，「湘王自焚，余皆廢為庶人」。但進一步想削奪其中勢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時，大麻煩出現了。　

　　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并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　

　　遺憾的是，前方戰況不佳。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將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漸推向了絕境。朱元璋為了能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將久經沙場的元勛宿將幾乎斬殺殆盡，現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滿腹詩書的方孝孺等人，面對來勢洶洶的燕王朱棣卻都束手無策。　

　　朱棣出兵時，他最倚賴的謀士姚廣孝曾對他說：「臣有所託。」　

　　朱棣問：「何為？」　

　　姚廣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殺之。殺孝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頷首答應。　

　　人間慘劇　

　　朱棣佔領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歸附。因姚廣孝事先囑託過，朱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投入獄中。　

　　其實，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來收攬人心，所以燕軍攻破南京后，朱棣屢次派人到獄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寫新皇帝即位的詔書，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又派孝孺的學生廖鏞、廖銘二人前去勸說，反被孝孺痛斥一頓。最後朱棣強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慟而極，哭聲響徹大殿。

　　朱棣親自從御榻上走下來勸他說：「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過是想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罷了。」這裡說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麼成王呢？」方孝孺問。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國賴長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謂「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長子名文奎，年方七歲，城陷后不知所終，大概是焚宮之時，燒得屍骨無存了。次子尚只兩歲，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於中都廣安宮，號為「建庶人」，前後歷五帝，共五十五年，從小沒有接觸過高牆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復辟后被釋放時，形同白痴，連豬犬都不認得。　

　　方孝孺反駁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駁得朱棣啞口無言，只好說：「這是我的家事。」　

　　接著，他叫左右拿筆墨來，堅決地說：「詔告天下，非先生來寫不可！」　

　　孝孺接過筆，寫上「燕賊篡位」幾個字后，隨即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就死！詔書絕不能寫。」　

　　朱棣勃然變色，提出警告：「你難道不怕滅九族？」　

　　「滅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惡狠狠地說，「我就滅你的十族。」　

　　於是，朱棣一面命人繼續將方孝孺關押獄中，一面搜捕其親戚家屬等人，以及他的學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當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寶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寶門，當著方孝孺的面，朱棣將「十族」一個一個地殺戮。每殺一個追問一聲方孝孺，是否回心轉意。當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牽連，就要被砍頭時，深感痛心，淚流滿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聞早在方孝孺任職漢中府的時候，就已病逝。方孝孺聽到喪訊，悲傷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難，方孝孺內心的傷痛無法言說。他的弟弟孝友卻絲毫沒有責怪他，反而在死前勸慰其兄，作詩道：　

　　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到家山。　

　　誅方孝孺十族，死者達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臨到最後殺方孝孺時，方孝孺謾罵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裂至兩耳，並割下舌頭，隨後處以凌遲之刑。　

　　死前，年僅四十六歲的方孝孺器宇軒昂，作《絕命詞》一首。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應泰這樣嘆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捨生取義，還是愚忠？　

　　有明以來，人們都認為方孝孺以一介書生，忠貞不屈，在殘酷的屠戮面前無所畏懼，坦然走向死亡，是讀書人的楷模。然而，近來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捨生取義，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寫了詔書，難道就會遺臭萬年嗎？就算方孝孺接著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節，因為他不是投靠了異族或敵國，就連服務對象的姓氏都沒有改變，就像成祖所說的這是他的「家事」。　

　　魏徵在唐太宗李世民奪取政權前，是輔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對立面；李建成被殺，李世民即位后他轉而為李世民出謀劃策，為「貞觀之治」做出重要貢獻，成為聞名後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後，李世民十分悲哀並感慨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徵一樣輔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勛。唐代以後誰笑話過魏徵？誰也沒笑話過，讚美之詞倒是不少。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獻身，值得嗎？　

　　其二，方孝孺應該怎樣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觀、有骨氣。我們讚美那些因堅持真理、維護信仰而視死如歸的錚錚鐵漢，也讚美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為國家、為民族英勇捐軀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選擇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統觀念，也仍然值得我們尊重。　

　　翻開史書，為信仰獻身之人不勝枚舉。前有魏晉時之嵇康，面對司馬集團的屠刀，談笑從容，作廣陵絕響；後有戊戌六君子之譚嗣同，獄中題壁：「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都留下了悲壯的佳話。　

　　當金川門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臨三條選擇：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為一種進退自如的選擇。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連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為何不逃呢？你逃了，對姚廣孝有過承諾的朱棣也不會窮追猛趕。時勢不利，你可以隱居深山，結草為廬，誦經課徒，兀兀窮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飢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時機好轉，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雲集，說不定還可以為苦命的「建庶人」掙得一片天下。仔細掂量，逃是一個智者在當時可能做出的最佳選擇，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卻無大智，這就鑄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劇。　

　　方先生選擇了「死」，決心以身殉難，這仍然值得我們尊重，但我們並不贊成方先生的這種死法。　

　　方先生可以闔門不出，頂禮焚香，自剄於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長嘯，自沉於水；方先生甚至還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現於金鑾寶殿，義正詞嚴宣布自己的主張后，觸階或觸柱自殺而亡。朱棣對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準備，因而對他的這幾種自殺方式不會感到意外，也就不會引發怒火萬丈，逆鱗噴血，更不會導演出「滅三族」、「滅九族」，乃至「滅十族」的悲劇。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說不定，朱棣為了討好士人，安撫滿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對他的死來一個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給他一個旌表，給他的家屬以應有的安撫——類似的例子在改朝換代中比比皆是。這樣，方先生保持了名節，子孫也享受到了餘蔭，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即使朱棣窮凶極惡，繼續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殺將下去，那麼，後世史家更可以認識朱棣的殘暴本質，而不會拿方先生來說事了。　

　　其三，方孝孺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死法？　

　　嚴格地說，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設計的：他決心用一場轟轟烈烈的死來成就自己的名節。登殿，「披麻戴孝」，「哭聲響徹大殿」；問答，針尖對麥芒，反賓為主，步步緊逼；寫詔，大書「燕賊篡位」，然後「擲筆於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脫下禮賢下士的偽裝，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當勃然大怒的朱棣用「滅九族」進行威脅時，方孝孺竟說：「滅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擲地有聲。可嘆的是，這已經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決心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這八百七十三條無辜的生命呢？　

　　明朝錢士升在《皇明表忠記》中就指責方孝孺說：「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一個「激」字，點明了方孝孺的心機，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殺，唯恐其殺之不多；殺得越多，就越能彰顯朱棣的罪惡，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節。　

　　於是，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幕「鬧劇」開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個是要無限張揚自己權威的殺人狂，一個是想無限抬升自己名節的偏執狂。兩強相遇，小民遭殃。　

　　殺！殺！殺！只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當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親戚，朋友，門生，故舊，認得的，不認得的，昂首挺胸的，渾身顫抖的，乃至於婦幼嬰兒……牽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時候，當一具具鮮血淋漓的屍體如小山般堆積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時候，他居然無動於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個敢殺，一個能忍，視生命如草芥！　

　　怎麼來解釋這樣一個癲狂的現象呢？有人說：這是兩個瘋子，「精神變態，心理瘋狂」。而方孝孺，則「是一個受理學毒害至深、泯滅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節總算是成就了，但這個用八百七十三條血肉之軀墊抬起來的名節里，摻和了太多的血污！　

　　嗚呼，哀哉！

又如方說殺盡國人有如何呢？難不成就殺盡了。問題不在方說，而在成帝之殘，以九族脅之。讀書人最重威武不能屈。人家不怕死卻來個死了有何用，更為荒唐的是用血來造就自已的名節的指責。可見漢奸為何如此之多也。「日受千人拜，夜觀萬盞燈」方先生死得其所了。

什麼叫愚忠,什麼叫愚蠢,什麼叫自私,什麼叫白痴,什麼叫偏執,通通在他身上!
囯重還是"皇帝"重,人民重要還是"統治者家事"重要!皇家的事兒關他屁事,要看誰能令人民"安居樂業"才是正道,才是"忠"!他忠嗎?
儒家所謂"仁",姓方的臭老九就是忘記了,蔑視了,十族數百人,近千男女老幼的寶貴性命就因他的"自私"~名留千古而被無辜犧牲了,這是"仁"嗎?
中華人民到現時還是受到這些"愚忠"的,"領袖不容批評"的惡性DNA影響著,就是移民海外的莫不如是,例子是那些什麼功的學員,那些什麼鄉団組織的人事,那些入了政黨的,那些伩了不屬於炎黃的猶太宗教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