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標題: 譚合成 寫的書《 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列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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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13
標題: 譚合成 寫的書《 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血的神話
－－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譚合成

目 錄

序：鮮血使人猛醒  楊繼繩
幾點說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第二章  殺風卷地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第四章  十類殺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第十章  傳經送寶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營江彙報會」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第二十二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卷五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附錄一  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附錄二  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附錄三  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殺場餘生者說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頭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棟大屋與一群人的命運
第六十七章  「告狀油子」是怎樣煉成的
卷八
第六十八章  「開大鍋飯」
第六十九章  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第七十章    大義滅親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鐵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獸之間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遺
第七十四章  一個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第七十六章  喝酒誤事
第七十七章  道縣周圍十縣市文革殺人概述
卷九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第七十九章  華國鋒的指示
第八十章   「9•23大武鬥」
第八十一章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第八十二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後記

鮮血使人猛醒
楊繼繩

我從來沒有為別人的書寫過序這一類的東西，因為，一我算不得什麼名人，二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個普通的記者。可是當譚合成的長篇歷史實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血》）擺在面前時，我決定破例為它作序，因為在《血》中我又認識了一位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國大陸進行這樣的調查、採訪，寫這樣的書要冒多大風險、承擔多大政治壓力，我深有體會。說一些常識性真話的人被視為「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打算講真話、求真理的同時就作好種種應對不測的思想準備，這不能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寫於24年前的1986年，由於工作關係，譚合成有緣接觸到發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同時也因為這場命運的遭遇而被「負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軌跡也因之發生改變。此後，作者多次赴道縣採訪相關人事，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與原稿相比，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二十餘年來，作者一直通過各種努力，試圖將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真相公諸於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帶說明一點，目前流傳於海內外的關於這場大屠殺的資料大部分源自於譚的調查與採訪，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東西還在本書之中。
這篇長達五十萬言的歷史實錄，是用實錄實證的方法寫成的，讓事實說話。譚合成雖然沒有經過系統的社會科學訓練，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關鍵人物。正因為有如此翔實的資料作為鋪墊，作者下筆倒也乾脆利索，少見頗費躊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經歷為依據，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實，引領人們重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現場，回顧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體的瘋狂中墮入野蠻狀態。
在道縣大屠殺中，有九千多無辜者死於非命，其慘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將道縣大屠殺的殺人手段歸為十類：1.槍殺；2.刀殺；3.沉水；4.炸死；5.丟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繩勒；9.火燒；10.其它。僅這些抽象的名詞便足夠叫人心驚膽戰，而其間對人類良知和精神的殺戮更在其上。由於職業的原因，我對人性的缺陷和社會的黑洞可謂所見頗多，但書中的內容依然讓我十分震撼，大量細節不忍卒讀，而這些細節又因為不經中間環節直接出自親歷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僅是揭開了一個被千方百計包裹的民族膿瘡，更是切開了一個機體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觸角直抵「偉大革命」的本質。道縣大屠殺怎麼發生的、何以會發生、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是本書始終在探求的一個主題。根子早已深埋，蛛絲馬跡隨處可見。大量史料表明，道縣文革大屠殺絕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端的偶然事件，它不會因為某個偶發事件、某個人和某一群人的作為而引發。文革中，全國出現了多起與道縣大屠殺類似或者不類似的殺人事件。僅以首都北京為例，公元1966年的「紅八月」，紅衛兵小將就打死1，772人，從時間看比道縣大屠殺還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樣驚心動魄。深入揭開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真相，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權利將責任推給後人。更不能讓後人因為我們的失憶而受到欺騙。
朱厚澤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這本喚醒人們記憶的書，可以作為試金石，它在中國的的命運將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現在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血》由於大量親歷者的口述實錄而呈現龐雜斑駁的原生態，內涵因此更加豐富。書中不但有大量被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也有大量殺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還有既非被殺者也非殺人者卻被捲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這種多角度的描述，不僅使普通讀者對道縣慘案以全方位、多側面的了解，也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
道縣大屠殺這一驚天慘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實際上，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制社會。而和毛澤東對應的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社會。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它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通過這「四個壟斷」，政權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
在這樣的極權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許更多）被定為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其家屬），通過政權機器所控制的一切輿論工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這批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一有政治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那些不是政治賤民的人們，也是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壟斷的受害者。他們只能知道政權讓他們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權讓他們相信的。他們是政治愚民。他們還處於恐懼、貧困之中。由於無知和恐懼，政權指向哪裡，他們就打向哪裡。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而背後操縱的是政治權力。譚合成的《血》中記錄了一位處遺工作組負責人與一名殺人兇手的一段對話，該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這種專制土壤培育出來的愚昧而又野蠻的奴性，聞之令人魂飛魄散。這就是極權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為止，國內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員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惡史。這樣的「文革史」也介紹了知識分子受害，卻沒有指出迫害知識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員。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識分子是被官員們「拋」出來的。有了被「拋」出來的樣板，有了政權確立的政治標準，大批知識分子隨之受害。《血》向我們揭示了文革的另一個側面，也許是更為重要、更為真實的側面：普通百姓的受害。從這個側面，我們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層面。
文革前，官僚集團主宰著中國，官僚們依照等級享受著特權。工人、農民在名義上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的權利；他們經濟上被剝奪，雖然有著最低的保障，但一貧如洗。廣大群眾對這種官僚體制極為不滿。只要有人號召，就會起來「砸爛」這個「國家機器」。毛澤東也對這個制度不滿意，他也想改變它。關於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義思想，也可能是烏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惡除他以外的官僚主義，也可能是害怕權力的失落。毛澤東希望「砸爛」這個制度，想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號召老百姓起來造官僚們的反。多年造神運動形成的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加上老百姓對官僚們的憎恨，毛澤東登高一呼，全國就出現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嘯。官僚們受到應有的或不應有的打擊，官僚體制一時土崩瓦解。沒有官僚制度，社會就出現混亂。毛澤東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麼「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來就不是有效的制度體系，不可能用來收拾亂局。國家不能長期處於無秩序的狀態。社會的需要，官僚們利益的追求，毛澤東不得不向官僚們讓步，原來的官僚體制逐漸恢復原態。一旦受過衝擊的官僚們重新回到權力寶座，原來響應號召造反的人們，就會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報復：「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都是沖著老百姓來的。而「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只不過是毛澤東和恢復舊秩序的官僚們的較量。文革中各種政治力量時有沉浮，「城頭變幻大王旗」，今天這些官僚得勢，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勢。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勢者的對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文革中流傳的這首民謠正反映了老百姓的處境。
十年文革結束，三十年改革開放。還是沿襲了文革前的官僚體制。還是官僚主宰著中國，官僚是中國的主人；還是下級對上級依附，下級對上級效忠。改革以後的官僚體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處：官僚們掌握的財富更多，他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們除了繼續享受特權以外，還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還用理想的旗幟來掩蓋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幟作掩護，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聚斂財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的「蛋糕」的確做大了，但官僚們佔有的「蛋糕」最大份額和最甜美部分，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們只能分享官僚們的剩餘。政治上，老百姓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連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靈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剝去。這就是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雖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極權制度，但與民主制度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種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不可能有社會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諧。
鮮血不會創神話，但鮮血會使人震驚，會使人猛醒。猛醒的人們推動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政治賤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開始覺悟。解放的政治賤民，覺悟了的政治愚民將會用新的努力，一定會將官僚為主體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改造為民有、民享、民治的憲政民主制度。
這就是重喚歷史記憶的真正價值。

幾　點　說　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縣及周圍數縣市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被殺者九千餘人，官方稱之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民間則叫它「亂殺風」和「殺人風」。一位被稱為道縣殺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寫給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訴材料中寫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而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則是在大量這樣「一字不實，砍頭示眾」或「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淚流滿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驚肉跳的情節，猶如天方夜潭，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樣切切實實地發生過，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乃至每說過的一句話、每唱過的一首歌都來源於真實的記載，既無臆造人物,更無虛構事件，亦無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點姓名，那多是出於非常善意的考慮。本文初稿中，由於某種需要用了曲筆的人名、地名，這次重寫時，都一律作了訂正。如果還有差遲，則是因為當事人的記憶無法那樣準確或道縣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差異造成的。總而言之一句話，所寫的一切都是木板釘釘，字字落在實處，而筆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個儘可能忠實的記錄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區成立了「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陸續抽調了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從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對1967年夏末秋初發生在道縣及其周圍10個縣市的殺人事件，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不對外公開）。沒有他們歷時兩年的辛勤工作，我的這篇歷史紀實根本無法完成。這個殺人事件實在太龐雜了！涉及的人和事實在太多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雲遮霧繞，真假混雜，要得雲開霧散，水清見底，絕非任何個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們有幸採訪了「工作組」的一些成員，這個機會應了天時、地利、人和這不可多得的契機。感謝他們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他們的工作使得我有機會站立在高坡之上，絕對不是制高點，俯瞰殺人事件的全貌，雖然隔了時空的重重迷霧，無法看得那樣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見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場景，還是被抓拍下來。根據我們事先的約定，筆者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無權公開他們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謝意。
三、我對道縣殺人事件先後曾做過多次採訪和調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採訪在道縣大屠殺發生十九年後的1986年夏秋之交，歷時一月有餘。湖南省廣播電台、電視台駐零陵地區記者站站長張明紅先生和我一起參與了採訪。在這次「世界觀和人生觀經歷了唐山大地震一樣震撼」（張明紅語）的採訪結束時，我與張先生約定，這篇紀實文字由我來執筆，我們共同對文章可能產生的一切後果負責任。1986年9月我們以《血的神話》為題急就了一篇約為10萬字的報告文學，它實際上是應國內一家有影響力的大型文學雜誌約稿而作，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能發表。此後又有多家出版單位有意出版，但……至今為止還是未能在國內與廣大讀者見面。特別值得感謝的是工人出版社原《開拓》雜誌社副總編輯岳建一先生，他為了這篇歷史紀實的發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和我們一樣，也被「負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書原本不應由我來執筆寫成。它應該是大量親歷者的回憶錄或懺悔錄，大量歷史學者、社會學者的研究文章，它應該在一個有權威性的編輯委員會審定下編撰而成。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三十年過去了，甚至四十年也過去了，這些回憶錄、懺悔錄、研究文章統統沒有出現，更無從談到集體意義的懺悔和真正意義的精神復活。很多應當對民族的未來祖國的前途負有更多責任的人在鐵的事實和血的啟示面前，堅決地閉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倖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著。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不願意回憶的人，希望時間能把所有痕迹消滅殆盡。我們該怎麼辦？
作為一個對別人災難的旁觀者，我，那樣真切地看到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樣恐怖，那樣血腥，那樣駭人聽聞，那樣喪失人性，幾乎到了我們智力難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捫心自問：如果置身於當時當地，會是殺人者還是被殺者？這確實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運讓我窺視了這一切，我就無權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說給這個世界聽之外，我別無選擇！無論如何，不能讓後代人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過飾非的、是善於遺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無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沒有靈魂和尊嚴的！
本文寫給一切關心中國命運之人士。
但願本文無欺於死者，無負於生者，無愧於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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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2
卷一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第二章  殺風卷地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第四章  十種殺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在中國的中南部有一個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個歷史悠久、物產豐富、人文薈萃的縣城－－道縣。
道縣位於瀟水中游，南嶺北麓，東接寧遠縣，南鄰江華、江永縣，西靠廣西全州、灌陽縣，北連雙牌縣，是為六縣交通樞紐。如果坐飛機向下俯瞰，你會看到一個四周青山環繞，中間水網交錯，狀如一片蔥綠樹葉的盆地。東邊是把截大嶺，東南是九嶷山系，南邊是銅山嶺，西邊是都龐嶺，其主峰韭菜嶺海拔2009.3米，為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條河流呈葉脈狀流經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條：瀟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壩河）、泠水（寧遠河）、濂溪河。整個水系分佈情況可概括為「六進一出」。一進一出是瀟水(瀟者清且深也)，發源於藍山縣野狗山南麓，經江華、江永，從道縣審章塘鄉紅星村入境，南來北去，幾乎正好將道縣分成對稱的兩半，到梅花鄉的申尾村出境，流入雙牌水庫，然後經雙牌至零陵的蘋州注入湘江。它是道縣水系的主幹流。其餘五進是濂溪河、永明河、寧遠河、泡水、洑水等支流，從東西兩側呈葉脈狀匯入瀟水。弄清楚這點非常重要，這樣你才會明白，1967年發生大屠殺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屍體沿瀟水而下，流過道縣縣城（據好事者統計，最高峰時，一個小時內有近百具屍體流過，平均每分鐘1.6具），匯入雙牌水庫。以至雙牌水庫大量的魚因吃死人肉而脹死，惡臭的屍體擁塞大壩水道，發電站半年不能發電（發電）。
既然說到雙牌水庫，不妨再多說幾句。數百具屍體一下子湧進這個中型水庫，水都變了顏色，浮著一層腥紅油膩的物質。農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氣溫最高的季節，太陽一曝晒，「焚風」一吹，水庫里惡臭熏天，幾里地外都能聞到。怎樣清理庫區的浮屍，成了一個叫人頭痛的大問題。當時的決定是安排四類分子子女來清理。這樣做有三條好處：一是打擊了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二是有利於四類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凈化了庫區環境，還雙牌水庫一個山青水秀的本來面目。
筆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區很有名氣的作家楊××，講述了他在道縣大屠殺期間的親身經歷。楊作家，雙牌縣人，家庭出生富農，當年正好17歲，初中畢業後綴學在家務農。道縣殺人風刮到雙牌后，雙牌也殺了不少人，楊××和他的家人比較幸運，沒有被殺，他被大隊安排到水庫去出義務工。說起來要做的事情其實也蠻簡單的，就是駕著划子（木船）把死屍拖上岸，挖個坑埋了。雖然臭氣熏死人，但埋別人的屍體總比自己的屍體被人埋要強多了。某天，楊××站在岸邊向水庫里一看，十幾具屍體圍成一個圈，浮在水面上，遠遠望去就像一朵開了的花。我們未來的楊作家連忙駕著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來這十幾個人是被一根鐵絲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圍成一個圈分不開，用撐船的竹篙一鉤，其中翻過來的一具女屍懷裡還抱了個尺把長的嬰兒。
屍體源源不斷流來的瀟水河是充滿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嶺山脈擠出的乳汁，滋養著兩岸萬千生靈，即使山洪暴發的日子，也從不肆虐成災。它是一條美麗的河流，江水平緩澄清，湛藍凝碧，兩岸樹木成蔭，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蕩漾之中。這條南方的河流就像它兩岸的子民一樣平實、憨厚、波瀾不驚。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魚的漁船和運送木料的散子排駛過。那些散子排上總站得有一個或粗壯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條米袋子褲，或乾脆一絲不掛，在太陽下心安理得地裸露著古銅色的皮膚、光溜溜的身子。手中攥著一根長竹篙，竹篙的一頭包著一個尖尖的帶彎鉤的鐵頭。看見岸邊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們，便叉開雙腿，腆起肚子，嘶著喉嚨打起粗野的山歌，調笑著，惹得那些堂客、妹崽們和他們對罵。可是，現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腫脹得像水牛一樣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獨單飄流，有的被索子(繩子)或鐵絲串在一起，像柳條串魚一樣。浮屍多的那幾天，河面上浮著一層暗紅的油膩。這使得瀟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的那一天起就習慣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綠色，不習慣其它的顏色，也不習慣那些航船、漁舟、散子排之外的東西，於是，它在那些亂石磷峋的小河灣，那些水淹了的柳樹林子，那些河洲的沙灘上，不斷地把這些屍體拋開，似乎是在逃避某種責任。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它什麼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撫育它的大山一樣什麼都知道卻守口如瓶。
這些沿河而下的屍體，常常是裸體的，有的僅剩下些布條絲絲縷縷的掛在身上，大多數骨骼折裂，或肢體殘缺(最常見的是沒有頭顱)。要辨認出他們是誰，非常困難，飢餓的魚群已經把他們的臉啃得亂七八糟，眼睛剩下兩個深窩，嘴巴變成可怕的大窟窿。這些嘴曾經大段大段的背誦過毛主席語錄，曾經無休無止地向革命人民請過罪，曾經能夠非常愉快的歡笑和非常悲哀的嘆息，現在已經全都無能為力了。
起初，屍體流過縣城道江鎮時，觀者如堵，人們瞠目結舌，駭然驚訝，議論紛紛。見得多了，又覺得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就像突然颳起一陣颶風，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樹。儘管謠言四起，說法各異，但這些屍體是什麼人和為什麼而死，卻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公開的秘密。人們不再去關心河裡的那些屍體了，看見了也會很快地走開去，因為天氣很熱，屍臭非常難聞，還因為……他們也隱約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殺人或被人殺了。
有些人躍躍欲試，有些人惶惶不可終日。
在這裡，道江鎮也遇到了一個與雙牌水庫有幾分相似的問題：那些屍體並不全部規規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縣，流入雙牌水庫。有些擱淺到城鎮的渡口邊、碼頭上、涵洞口，散發惡臭，既不衛生，又影響市容。地理位置緊靠河邊的解放街道居委會首當其衝。問題十分實際，不解決不行。像雙牌水庫那樣安排四類分子子女清理，在縣城裡實施起來有難度。解放街道居委會只好花錢雇了個癲子(精神病患者)來搞衛生。癲子要做的事比雙牌水庫四類分子子女的更簡單，拿一根長竹篙把擱淺在岸邊的死屍趕出去，讓它順流而下，流出道江鎮，就算完成任務。對於這個癲子，道江鎮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記憶。癲子姓名已經失考，都喊他「黑癲子」，年紀也很難分辨清楚，看上去約在30至50之間，又黑又瘦，鬍子拉碴，背上披個破棕絲斗笠，身上只穿一條藍不藍黑不黑的破短褲，一天到晚舉著一根長竹篙在河邊趕屍。據說「黑癲子」是個桃花癲，特別喜歡趕女屍。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別喜歡逗他玩，看見一具男屍謊說是女屍，喚「黑癲子」去趕。「黑癲子」屁顛屁顛跑過去，發現上當，便舉起竹篙罵罵咧咧地要撲這些小麻拐。小乃崽們一邊跑一邊笑得腰都直不起來。
由於學校停了課，家長們又都忙著搞文化大革命，這幫無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瘋野。他們跑到建有寇公樓的古城牆上，眺望繞城而過的瀟水和濂溪河，數著漂浮江面上的屍體，比試目力。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共七個。」一個孩子說。
「不對，是八個。」另一個孩子反駁道。
前面我們已經說，瀟水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河洲特別多，靠近道江鎮就有兩個著名的河洲，上為西洲，下為東洲。站在寇公樓上，兩洲皆在目內。此樓是北宋天禧年間賢相寇準貶道州司馬期間修建，是道縣著名的古迹之一。當年寇準曾手書「望太平」三字橫額懸於樓上，寄託儒家先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破四舊」將其搗毀一空。雖頹垣斷壁，但空樓尚在。
屍體從長滿桔樹的河洲那邊漂來，近了。堅持八個意見的孩子贏了，確實是八個：一具女屍的背上駝著一個孩子……
而今這些孩子都已長大，憶及當年之事，恍惚如在夢中。
說起來這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樁，我之所以特別地寫出來，是因為繼1986年的採訪之後，我又先後兩次去道縣進行補充採訪，多虧他們中很多人鼎力相助。
他們認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不僅是道縣人的恥辱，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必須把它寫出來，以自省省人。

第二章 殺風卷地
恐怖的氣氛籠罩著整個道縣城鄉。
每一批漂流過去的屍體，都在炎熱的空氣中傳播著一種撩撥人心的信息。
到處可以聽到 「階級敵人」組織 「黑殺團」，「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 「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殺一半，地富反壞吃飽飯」之類的謠言。需要鄭重其事地指出的是，這些謠言不是「小道」傳播的，而是通過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種形式的黨員大會、幹部大會、民兵大會、群眾大會上堂而皇之進行傳達的。
到處可以看見 「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之類的最高指示。
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大幅標語和「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殺人布告。
在設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綠樹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著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縱橫的田野里，在車站，在碼頭，在一切有行人過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攔關設卡、放哨站崗。佩戴紅袖章，荷槍實彈或扛著梭標鳥銃各式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行人。稍有動靜，就攥緊馬刀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份？」接著就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或應答久妥，便捆起刑訊，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縣一中學生楊悅坤，家在四馬橋區大坪嶺公社沙窩大隊，暑假回家，路過興橋公社，被民兵欄住盤查。打電話到大平嶺詢問，回話說他是「革聯」的探子，於是被押回沙窩公社與四類分子一起處死。行刑前，楊悅坤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競被挖眼割舌。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22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從長沙回到家鄉道縣祥霖鋪區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勛，1942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一直在道縣當老師，解放前曾擔任過道縣縣中的校長。筆者在道縣採訪時，縣教育局的領導這樣評價他：「蔣勛同志為人正直，勤奮工作，為道縣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對道縣的教育事業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這也是一個時候唱一個時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時候，蔣勛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夫妻雙雙清洗回鄉。
黃土壩村位於道縣南部，距縣城大約二十幾公里，背靠一片山巒，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瀟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應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一搞，山上的樹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馬尾松，還有一片一片的灌木叢。村子里的房子大都還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當的衰敗了。筆者1986年採訪時，情況稍微好了一點，但大致還是如此。
蔣勛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黃土壩，沒有房子住，租了一個遠房親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總算安下身來。蔣勛考慮自己身份不同，下來的時候，已經做好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思想準備，所以在生產隊出工時，總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後，髒話重活搶著干。下雨天，當地農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陽天，當地農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車水時，也和其他農村男人一樣，脫得赤條條的，只在腰間圍一條粗布汗巾，全身曬得象臘肉，雨水落到身上，打個滾就溜走了。他還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說話，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爭，吃一點虧不要緊，要好好表現，爭取光明的前途。正因為如此，回鄉兩年來，村裡人對他們一家人印象都蠻好。
1967年8月，蔣曉初學校放暑假回了黃土壩。這時候，道縣已經開始颳起「殺人風」，蔣勛經歷得多，見識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預感到一場大災難正在來臨。蔣曉初比較走運，在父親出問題之前考上大學離開了道縣，對農村的事情確實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愛的兒子從長沙回來了，蔣勛又高興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兒子馬上走吧，又感到說不出個特別有說服力的理由來。當晚，他把家裡養的兩隻大鴨子殺了，不管怎麼樣，一家人總要吃一餐團圓飯才是。誰知望著桌子上的三大碗鴨肉，除了蔣曉初之外，沒有一個人吃得下去。蔣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這一次你真的不該回來啊……」說著眼淚水流了下來，手中的筷子「啪」的一聲掉到地上。看到爸爸這個樣子，蔣曉初安慰父親道：「爸爸，你不要那麼心急。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要我們堅決的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村裡的人不會把我們怎樣的。就是要殺人也得有個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機關批准啊。」蔣勛苦笑了笑，沒有再多說什麼。
第二天，村裡開會，把蔣勛和他的二兒子蔣曉中，以及同大隊的十幾個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來，關在大隊部（原來的蔣家祠堂）里，準備要殺。蔣曉初聽得這個情況，連忙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試圖說服那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也被關了起來。
當晚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蔣曉中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劊子手喊了出來，用棕索五花大綁，押往九井河邊。這時蔣曉初沒有想到是押著他們去砍頭，以為是送去另外一個地方關押。也難怪，從他的全部生活經驗中，實在無法想像出，自己什麼時候犯了什麼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連中三銃，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痛苦而憤怒地喊著：「我一個赤手空拳的學生，我犯了什麼罪？我弟弟這麼小，他又有什麼罪？你們這樣無緣無故地亂殺人，貧下中農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大錯誤的呀！」可是，誰是他的同志，又有誰聽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聶××早不耐煩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蔣曉初的頭就被砍了下來，滾進九井河中，脛腔里的血噴起一丈多高，濺了聶××等人一身。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無頭屍身被踢到河裡，濺起一片腥紅的漣漪。
第二天，蔣曉初的父親蔣勛和關在大隊祠堂的其它四類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處死。這個只有1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殺了15人！蔣曉初的母親和妹妹慘遭殺人兇手輪姦，身心遭受嚴重摧殘，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紙「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家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一歸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級幹部，就是被這樣一紙電文騙回道縣，結果家門都沒有進，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橋上，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執行人（劊子手），從後面一刀，砍死到河裡邊。其在道縣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斬盡殺絕了。可憐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處了死刑。至於這種「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到底是個什麼機構，它是怎樣成立的，怎樣審案的，怎樣判決的，怎樣行使權力（殺人）的？筆者將在後文中詳細寫到，在此且擱一筆。
下面再講一段道縣壽雁區衛生院醫師熊運友被殺的經過。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道縣殺人的隨意性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熊運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農，本人成分學生，文化程度高中，道縣岑江渡鄉兩河口村人。熊運友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部隊里擔任過文化教員、指導員。熊與家鄉一個名叫吳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戀愛關係，吳秀芹當時在讀高中，由於家庭比較困難，學費基本上由熊運友供給。1962年吳秀芹高中畢業，兩人準備結婚。但當時現役軍人找對象是要政審的，熊運友所在部隊經過審查，認為吳秀芹有海外關係（吳的父親在香港），不同意他們結婚。當時年已32歲的熊運友放不下這段感情，執意要與吳秀琴結婚。組織上找他談了幾次話，工作做不通，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告訴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複員。」鑒於熊運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後作了複員處理，而未作轉業。在當時複員和轉業之間還是有很大差異的，轉業是作為國家幹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複員說白了就是哪來的回哪去。
1962年，熊運友複員回了道縣，安排在複員軍人療養院工作，1964年調壽雁衛生院工作，屬集體編製的醫師。
熊運友複員回家之後即與吳秀琴結了婚。婚後生了3個男孩，大兒熊報忠，二兒熊國忠，第三個兒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這個孩子出生僅一個多月，熊運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吳秀琴因生活無著只得改嫁，因為不便帶著一個吃奶的嬰兒嫁人，只好忍痛將小兒子送人，大兒、二兒隨繼父改姓為陳。
熊運友被殺的事還得從這個小兒子說起，因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從壽雁衛生院回了老家兩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運友從家裡步行返回壽雁衛生院。雖然當時道縣殺人已經殺起了風，但是熊運友並不擔心自己被殺，他一不是四類分子，二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派組織，三又是本地人，有什麼可擔心的呢？路經零陵道與營江的岔路口時，營江「紅聯」指揮部的民兵在此攔關設卡盤查行人，熊因為身上沒有帶任何證件，懷疑是逃跑的四類分子，被民兵抓進指揮部審問。事有湊巧，當天上午，壽雁公社武裝部長周元炳，出於對道縣文化大革命發展方向的關心，也帶著區公所和公社的幾名幹部來營江看形勢，正好壽雁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 也在這裡，陳告訴周等人：「熊運友被抓到了，據衛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這個傢伙早三天就不在衛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裡面去了。此人很壞的，可殺不可留。」陳智希估計熊運友這次回來壽雁很可能是從二中（「革聯」總部）帶了任務去的。根據這個估計，營江「紅聯」前指的主要負責人張明恥、劉原年與陳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樣處理熊運友作了研究，張明恥、陳智希等人主張一定要幹掉，最後決定將熊運友明著送回壽雁，暗地裡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幹掉。
當天下午2點多鐘，陳智希親自叫過壽雁民兵排排長唐祖回面授機宜：「你派幾個民兵將熊運友押到東嶺腳去，我們現走一腳在那裡等你們，」在那裡看情況把他幹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陳智希的指示后，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長何旺喜帶了義志昌等四個民兵將熊運友押送壽雁。唐祖回對何旺喜講：「陳部長（道縣農民講區公安助理員稱為區公安部長）他們已經走在前面了，在東嶺腳等你們，到了那裡，陳部長叫你們怎麼處理熊運友，你們就怎麼處理。」何旺喜做事細心，問道：「如果在那裡碰不到陳部長他們怎麼辦？」或許是對陳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麼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陳部長他們不在東嶺腳，你們就把熊運友押回（壽雁）區里聽候處理。」
何旺喜等人押著熊運友到了東嶺腳，怎麼也找不到陳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著熊繼續往壽雁去。路過塘福大隊時，義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裝部長周元炳、人保幹事何龍喜、信用社幹部於彩平和塘福大隊長何聲洪幾個人坐在井邊的大樹下乘涼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過去，想請示周部長怎麼處理熊運友。於彩平站起來用手背向他擺了擺手，意思叫他不要過來，繼續趕路。何旺喜迴轉身和其它幾個民兵押著熊運友繼續往壽雁去。走過大約200來米，何聲洪從後面追上來說：「周部長和何幹事說，陳部長叫你們在東嶺腳幹掉熊運友，你們怎麼不聽指揮？命令你們趕快在前面找個地方幹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這個命令之後，向前大約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個清靜的地方，何旺喜因為沒有背槍，便示意義志昌從後面開槍打死熊運友。義志昌雖然號稱是個複員退伍軍人，但從來沒有殺過人，舉起槍來戰戰兢兢，渾身發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槍沒有打中。（為這事義志昌後來被取消了背槍的資格。）熊運友聽得腦後槍響，大約已經明白了怎麼回事，撒腿拚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讓他跑脫了。」五個民兵兜屁股追。熊運友跑到前面排樓屋一個社員家裡躲了起來，還是被搜了出來。被拉出來以後，熊運友拚命掙扎又跑，捆著手居然跑得比兔子還快，幾個民兵追得氣喘吁吁，距離卻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從義志昌手中接過槍來，對準熊運友開了一槍。還打得真准，熊運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幾下，腳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細心的讀者看出一些問題了：不是說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殺對象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嗎？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似乎並不完全是那麼回事，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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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3
我要回答的是，確實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讀過一點書見過一點世面，惟其如此，他們的家人，也就是所謂「遺屬」，才比較有膽量「亂說亂動」，多年來不斷向縣、地區、省，乃至中央的有關部門進行申訴，也就是俗稱的「上訪」，要求平反昭雪和懲辦殺人兇手。正是他們的申訴材料使我在未去道縣採訪之前，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隊為單位被集體屠殺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遺屬們，敢於挺身而出鳴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絕大多數至今連哼都不敢哼一聲，更別說「亂說亂動」。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體情況，要到我們的採訪不斷深入之後，才會慢慢浮出水面。這裡面有一個抽絲剝繭，逐步加深認識，慢慢接近真相的過程，我以為這過程本身就是這場大屠殺的一種延伸。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有像農村地區那樣大開殺戒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極點。「紅聯」要血洗道江鎮的傳言不脛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人們上街行走，在攤子上購買生活必需品，在街頭看大字報，只要一陣旋風颳起，吹起幾片紙屑和沙塵，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發出「咣鐺」一聲脆響，所有的人立即一陣驚呼，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稱為 「發地皮瘋」。這樣的「地皮瘋」在道江鎮幾乎每天都要發生。人們的心弦已經崩緊到一觸即斷的程度。家庭出身有問題，特別是那些本身就是21種人 的人更是提心弔膽，不知哪一天人頭落地的噩運降臨到自己頭上。每到黃昏來臨，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經衰弱的人，通晚無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聽著屋外的動靜，一面眼巴巴地盼著黎明到來。
一位道江鎮上開飯館的小老闆告訴我們：「那時候，我雖然沒有犯一點法，也沒有參加任何一派組織，還是怕得要死，活著今天曉不得有沒有命活到明天。那個時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說的。」
喝慣了清清河水的道縣人，已無人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了，縣城裡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縣人武部側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愛吃魚，特別時興吃活魚。老縣城有個叫板子橋的地方，河水穿街而過，上面鋪滿木板，木板下一竹簍一竹簍的活魚養在河水中，等待買主選購。平素時分，一大早來買魚的人就擠得水泄不通，可是現在門可羅雀。魚價從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錢，還是無人問津。因為據說有人買了魚，在魚肚中發現了人眼、人發、人的指甲……總之，在那之後將近兩年時間，道縣很少有人敢吃魚。
不僅道縣如此，與道縣毗連的雙牌也是如此。曾在雙牌水庫工作過的楊××告訴我們：「那一年，雙牌水庫的魚長得特別肥，又多。經常在清早，水面上會浮起一些十來斤的大魚，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脹死的。沒有人去撈，更沒有人敢吃，看見了躲都躲不贏。」
道縣人愛吃豆腐，道縣的豆腐很有名氣。縣城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屍水豆腐誰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夠，還夠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製作過程用水量較少的米豆腐。即便這樣，米豆腐仍然鮮有問津之人。店家只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
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粟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歷史牢牢沉澱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軀猶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詢問著這腥風瀰漫的大地……
這就是大量目擊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現象。當年，他們還不能理解這些七零八碎的現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歷史內涵，更無從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儘管他們已經理解了這些現象所包容的巨大的歷史內涵，卻依然沒有能夠知道它的全部真象。這確實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我不是一個有神論者，但卻無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隻看不見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之間作著某種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處心積慮，妙到毫顛。它第一次讓我窺視這場大屠殺是在1967年底，那時我還是長沙市某中學的一名在校學生，為了逃避下放農村的命運(最終還是沒能逃脫)，跟著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縣的老知青)和幾位回第二故鄉「抓革命，促生產」的江永知青到與道縣毗鄰的江永縣躲風頭。路過道縣，在這裡下了車，會幾個知青朋友。在我的記憶里，當時道縣縣城只有現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壘成的城牆，牆腳青樹翠蔓，參差披拂，牆外一彎碧水。瀟水和濂溪河交匯於此，瀟水南來，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來的濂溪河相匯，而後繞過城牆的南門至東門，復東南去，其狀宛如一張彎弓。站在城牆上，可見道縣二中後面的鐵索橋和瀟水上遊方向的水南浮橋。浮橋長135米，寬4米，由40隻木船竹纜相連而成，船上架木樑，樑上橫鋪木板，再以兩條兩千多公斤的鐵鏈壓兩側。是道縣通往寧遠、藍山的重要橋樑。縣城裡，街道不多，大約就十幾條吧。街道兩旁多是青瓦木板結構的兩層樓房，樓房大多都有一個伸向街心的樓台，把一條本來不寬的街道擠成細細一線。房子雖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戶都用磚砌得只剩窄窄一條，甚至有些門也是這樣，看上去很不協調。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見的是一種用河卵石鋪嵌而成的花階路，很結實，寬約3-4米，狀如玉米棒子，所以道縣人又把它叫做「包穀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長途汽車站前有一口水塘，塘邊用樹枝搭建了一間棚子，辦了個飯店，好像叫做什麼「紅星飲食店」，我們在這裡吃的中午飯。簡陋的店堂里擺著幾張八仙桌，每張桌子配四條板凳。煙熏火燎的牆面，紅紅綠綠的貼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寶像和最新最高指示，還有「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標語，其中一條至今還記得清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我們點了幾個菜，燙了一壺米酒，坐下來用餐。其它菜都沒有絲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魚叫人難忘。價錢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量大得驚人，魚肉肥嫩鮮美，令人食指大動。看著我們狼吞虎咽吃魚喝湯的樣子，旁邊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著我們。（如果當時我們知道了這些目光的真實含意，恐怕連肚子和腸子都會嘔出來。幸虧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們以為自己身上出了什麼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沒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幾分鄙夷之意：鄉巴佬，不就吃餐飯嘛，在得如此！
酒足飯飽之後，我提出在縣城逛逛，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觀光觀光。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的來到農村和偏遠的縣城，看著什麼都覺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愛了，提不起一點興趣。最後決定，愛逛讓我一個人去逛，他們在汽車站等我。於是我就一個人繞著縣城逛起來，這裡瞧瞧，那裡看看，那神氣頗有幾分不法分子踩點的味道。當時「文化大革命」疾風暴雨的時期正在過去，「破四舊」、「大字報」等等已成明日黃花，但遺跡隨處可見。青磚壘砌成的古城牆圍住的老城區，橫直不過一公里，殘垣、牌坊、碑刻、樓台，隨處可見。位於南門城牆上的寇公樓匾額已被鑿毀，油漆剝落的大門鎖了一把銹跡斑斑的大鎖。樓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牆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瀲灧的河面和遠樹含煙的河洲。從城牆下來，繞過一座已經徹底砸爛的青石牌坊，從一孔城門洞穿過，來到河邊，再行不遠，就是我在前面說過的水南浮橋。浮橋北側碼頭，怪石嶙峋，清流擊石，卷珠激玉。橋頭的兩座青石寶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兩個殘座，但風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從水南浮橋踅回來，在縣城邊一個門洞邊的牆上，我驚訝的發現了一張布告——「貪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內容很簡單，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
查反動地主×××、×××、×××……罪大惡極，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經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長：×××
副院長：×××
×年×月×日

布告根據回憶寫成，行文可能與原件略有出入，但內容絕對一致。有一點記得特別清楚，就是每個「死刑犯」的名字都被硃筆鄭重其事的勾過。還有就是字寫得還不錯。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亂跳，腎囊猛地縮成一團，頭皮陣陣發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確認自己確實沒有看錯，也沒有錯誤領會布告的精神實質。儘管對文化大革命中層出不窮湧現出現的各種光怪陸離的新生事物早已見怪不怪，但，這張布告，這個「法院」，還是讓我感到莫名驚詫!它是哪種「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它剝奪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簡單扼要、明目張膽？我甚至懷疑，這不是真的，而是一場惡作劇，充其量不過是一紙恐嚇文字罷了。
回到汽車站見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發現告訴了他們，誰知他們一點都不驚訝。表哥說：「這有什麼奇怪的，不但這裡殺了人，我們那邊（指江永）也殺了，只不過沒有這邊惡。」道縣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臉曾經滄海的表情：「這算什麼羅，比這惡的事情多得很。我們村子就殺過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的，血肉橫飛，鄉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問起為什麼殺人，究竟怎麼殺起來的，都說不出一個子丑寅卯。他們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長沙回城鬧革命去了，殺人的時候，根本不在這邊，知道的事情都是道聽途說的。
說來說去就是幾句話：殺四類分子。殺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殺，連吃奶的毛毛子（嬰兒）也不放過。人頭滾滾，血流成河。
離開道縣到江永后，我又專門找到一名叫劉克思的知青去請教。劉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風雲人物，一直紮根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他馬列著作、毛主席的書讀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應當對道縣殺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劉克思說：「這是階級鬥爭激烈化的必然後果。」其餘云云，卻把我越說越糊塗。現在回想起來，也難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據劉克思說：「道縣文革『殺人風』的起因是道縣極少數四類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機，成立了一些類似『黑殺團』的反動組織，企圖殺害貧下中農，被發現了，貧下中反過來殺他們，結果殺得不可收拾，出現了後來的濫殺局面。」劉克思的這個說法，經不起最簡單的追問，記得當時我問他：「你是怎麼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聽我們生產隊貧下中農講的。」其餘的問題還用多問嗎？實際上，劉克思的說法倒也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它是當時道縣官方對道縣殺人事件起因說法的一個流行版本，類似的版本還有幾個，大同小異。還有一個稍微晚一點的版本，就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受廣西殺人事件影響而發生的。 有證據表明，這都是殺人者為開脫罪責而捏造出來的謊言，事實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這樣，而且完全相反。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在後面專門談到。而此刻讓筆者心頭髮涼的是，像劉克思這樣的人，書不可謂讀得不多，人不可謂不精明，為什麼竟會對這樣明顯漏洞百出的謊言不去質疑呢？

第四章 十種殺人的基本手段

那麼，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境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它的全過程和全部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還需要時間，需要機遇。
歷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政者和大大小小的歷史學家們對這場大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而已。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習慣了麻木和遺忘。
1986年7月，當筆者來到這個十九年來一直縈繞於魂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記憶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十九年，時間的流逝，難道真的能舔盡舊日的斑斑傷痕？
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麼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彙報。聽著聽著，性格比較外向的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站起又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宜於宣揚出去的。
1982年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零陵地區江華縣）探親。零陵地委負責人向他彙報「文革」中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委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麼幽默，老老實實地答道：「沒有啊，沒有聽說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殺了那麼多人，無發（法）無天！」他的堂弟堂兄就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採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以下簡稱處遺工作組）的一些人員。該工作組成立於1984年5月，6月正式進場，陸續抽調了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對道縣以及受道縣殺人風影響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殺人事件的周圍十個縣市的文革殺人問題進行清查、甄別、取證、處理、安置。所有工作都是在封閉狀態下完成的，從未對外公開。後來有人把我們這次採訪說成是一次秘密採訪，其實我們是得到了湖南省及零陵地區一些有關領導的幫助和支持，它不是秘密的，只能說是不公開的。沒有這些領導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根本無法接觸到那麼多機密材料，更無法採訪到那麼多敏感人物。我們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面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彷佛置身於狂風肆虐的大漠之上，成千上萬人的囈語和呼號震耳欲聾，人的碎片如黃沙漫天飛舞，分不清東南西北。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將在後文披露，這裡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據，對那場殺人運動作一個概述：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7個公社，占當時區、社總數的100%，468個大隊，占當時農村大隊總數的93.4%， 1590個生產隊，2778戶，占當時全縣總戶數的2.7%，被殺光的有117戶，共死亡4519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的1.17%，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的326人。被殺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分分類，四類分子1830人，占被殺總數的41.4%，四類分子子女2207人，占被殺總數的49.9%，貧下中農352人，占被殺總數的8%，其他成分31人，占被殺總數的0.7%。按職業分類，農民4208人，占被殺總數的95.2%，國家幹部17人，占被殺總數的0.38%，教員141人，占被殺總數的3.19%，醫務人員20人，占被殺總數的0.45%，工人34人，占被殺總數的0.77%。另外，被殺人中有黨員8人，團員13人。殺人後，遺屬深受其害，被查抄財產的有2423戶，3781間房屋被侵佔或拆毀，5.3萬件傢俱用品被查抄，629人被迫外逃，635人成為孤老孤殘。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零陵全地區其餘十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部分人因報復殺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聯的有14000多人。以道縣為例，現已初步查明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聯的國家幹部426人，占當時全縣幹部總數的22.6％（縣級主要領導人大多數牽涉在內），農村基層幹部2767人，占當時全縣基層幹部的66.5％，共產黨員3880人，占當時全縣黨員總數的36.9％。

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為10種：
1、        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2、        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標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4、        炸死（俗稱「坐土飛機」，還有一個更帶藝術色彩的別稱：「天女散花」）。
5、        丟岩洞（包括廢棄的礦井）。
6、        活埋（基本上是在埋廢棄的紅薯窯里，故又稱「下窯」）。
7、        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8、        繩勒（含勒死和弔死）。
9、        火燒（含熏死）。
10.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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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3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初稿寫成后，一直無法出版，1993年文聿先生所寫全景式長篇紀實《中國「左」禍》得到出版機會，在該書特約編輯岳建一先生建議下，筆者將上述數據連同一個案例，以「湖南道縣放出殺出『衛星』」為小標題夾帶出去，總算讓世人看到了道縣殺人事件的冰山一角。在這篇夾帶文字中，我把殺人手段的第10種歸納為：10、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我以為已經足夠包羅萬象，無論刀砍槍殺、火燒水溺、挖眼割舌、開膛破肚、先奸后殺，乃至將梭標捅進陰道里，將四肢釘在門板上凌遲處死等等（以上類型的典型案例，筆者都將在後文中一一講述）都能歸納於其中一類或幾類。但是在後來的補充採訪中，一位知情人給我提供了一個案例：清溪區柑子園公社一個生產隊將該隊的一名富農分子，捆起丟進一眼廢棄的石灰窯里，蓋上角灰(生石灰)，澆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過程產生的高溫將他燒死。這裡有個名字，叫做「石灰燒雞蛋」。
我對這種殺人的方式提出了質疑。我承認這種方法確實很有創意，但既不簡便，也不經濟。浪費時間，還浪費物質，不合道縣農民的習慣。道縣的土壤基本是帶酸性的紅壤，每年農業生產都需大量石灰來中和土壤里的酸性，才能得到好收成。石灰不但是重要的建築材料也是重要的農業生產物資，來之不易，怎麼會輕而易舉地用去殺人呢？可信度不高。
聽著我搖頭晃腦頭頭是道地分析，向我提供材料的周××同志，當時並沒有說什麼。我離開道縣回長沙以後，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譚記者，那件事情我已經找到證人了，就是清溪區柑子園那邊的，這個事情就發生在他們生產隊。你再來道縣的時候，我帶你去找他。」 我一時語塞，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於是，我決定將殺人的基本手段的第10條改為：10，其它。這樣就真的包羅萬象了。無論以後還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殺人手段冒出來，都在「其它」里了。
人性中所有的惡，在這場群體的大瘋狂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觸目驚心！究竟什麼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到底有什麼「你死我活」的矛盾呢？總體說來，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前嫌(少數例外)，有的甚至還是沒出五服的親戚。殺人者至今都說不清楚那些沒有墓碑、沒有墳塋、橫屍山野、葬身江流的死者的存在，對他們的生活有些什麼危脅，而他們的消滅，對他們的生活有哪些改善。而絕大部分死者，生前都是安份守己，老老實實，絕不亂說亂動，在劃定的小圈子裡，用最最辛勤的勞動勉強維持最低水準的生活。
處遺工作組的調查表明：
被殺的九千多人中，幾乎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幾乎無一人有過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於辯白，說自己無罪，問一聲「我到底犯了什麼法」就是最大的罪過。
這段時期，道縣破獲的七大「反革命組織」經查都系假案。
殺人的理由說起來很簡單，你是「四類分子」那就殺之有理，你不是「四類分子」，把你打成「四類分子」或「四類分子」一夥的，也就可以殺了。
儘管類似的屠殺或不類似的大規模死人事件，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並不少見，遠的不說，僅以道縣而言，1960-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和病死的人就有3萬4千多人，是文革殺人事件的7.5倍，但在和平時期，對自己無辜的臣民進行大規模的殘酷屠殺，道縣文革殺人前無古人!殺不是問題，怎麼殺的，為什麼要殺才是問題。
對於死者，生命作為一種蛋白質的保存形式，是不計較結束形式的。對於生者，卻不能不深思，因為生者還要生存，更因為生者也會死亡。實際上，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對生者應負的責任已經超過對死者應盡的人事。
一位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辦案點上詢問一個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兇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階級敵人。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另一個兇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要我殺你，我也會殺!」搞得這位同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句話作何感想？
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歷史背景，筆者無能一一分析探討，只想揭開厚重的歷史面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歷史厚重煙雲包裹的民族傷疤，難為當政者見容，甚至不為一些「愛國」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的民族形象。例如道縣縣委的一位負責人，他與殺人事件沒有一丁點牽連，但是他還是認為：「處理這種事情，最好的辦法就是慢慢地讓時間來淡化它。」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真正的悲哀，不在災難深重，而在靈魂閹割、人文精神斷裂。傷疤不揭開，就會窩在裡面腐爛，醞釀新的災難。如果刻意粉飾千百萬人的歷史災難，這個民族就是在為自己醞釀更大的歷史災難。那些刻意忘記過去的人必定會去重複它。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1968年初，我離開江永回到長沙，回校複課鬧革命。此後，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也在時代洪流的裹脅下，到湖南耒陽農村插隊落戶，成了一名「接受再教育」的下放知青。經過八年的「再教育」，在知青返城的高潮中，我病退回長沙，恢復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因為喜歡搞點業餘創作，最終棄工從文……到公元1986年，我從一名下放知青變成了一名靠爬格子謀生的寫手。據某些評論家說，我的報告文學寫得還有些看頭。實際當知青也好，當寫手也罷，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生活，而是生活選擇的我。就連去道縣採訪文革殺人事件也是生活選擇了我。
當時湖南省有一家在全國頗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以下簡稱該刊），該刊負責人雄心勃勃地要讓刊物更上一層樓，辦得更好，更切近生活，更有影響力。當時歷史紀實吃香，他們決定在刊物上推出一系列有震撼力的紀實作品，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便是選題之一。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們從內部消息或曰小道消息得知，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導下，零陵地區組成了一個隊伍龐大的工作組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進行調查處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做了三件大事：一、查清了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二、做好了被害者遺屬的善後安置工作；三、對犯罪和犯錯誤的責任人進行了認真的處理。通過以上三項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嚴重的歷史教訓，增強了法紀觀念，85%以上的遺屬感到滿意，絕大多數被處理者認罪認錯，幹部、群眾消除積怨，出現了安定團結、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大好局面。中央對工作組的工作也感到滿意，有一個四句話的考語：「領導重視，政策明確，步子穩妥，措施得力。」
該刊負責人說：「我們希望這篇稿子能夠在全面真實反映殺人事件全貌的同時，重點寫好在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零陵地委和地委工作組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績。希望你能拿出一篇像《唐山大地震》那樣有份量的東西來。」
我心領神會地答道：「明白，明白。一切朝前看，把傷口癒合工作寫好寫足。」
該負責人是一個很嚴謹的人，平素不苟言笑，這時突然幽了一默，引用彭德懷《萬言書》中的一句名言說道：「對，對。問題要講透，成績要講夠。」
就這樣，我來到零陵（永州）地區開始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進行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採訪。我萬萬沒能想到，這一腳踩出去，我的人生道路又將面臨重大的改變。我首先拜訪了零陵地區一些相關人士，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對於他們任何感謝的話都是多餘，在此，我只能說，他們是民族良心尚未完全泯滅的鐵證。之後，我見到了我的搭檔張明紅先生。明紅當時在湖南省廣播電台、電視台駐零陵地區記者站任站長，本地寧遠縣人氏，一個從基層走出來的新聞工作者。在明紅家我們討論並制定了一個粗略的採訪計劃，同時作了一個帶有自律性質的約法三章：一、在採訪中保持絕對的客觀公正，不講假話，不做違心的事，不帶進個人的感情傾向。二、在採訪中儘可能多聽多問，不提有導向性的問題，不發表自己的觀點，不介入其中任何具體案件。三、在採訪中兩人之間如果出現矛盾和不同認識，不爭論，也不分裂，留待採訪結束后解決。
事後看來，這個約法三章真的十分重要！開始，我們的採訪能夠順利進行，得虧了這個約法三章；後來，我們的採訪受到了巨大的阻礙，則是因為我不小心做了違背約法三章的事。
翌日清晨，我們乘車趕往道縣。此時，我有一種懸在半空的感覺，心頭空蕩蕩，眼前一抹黑，即將開始的採訪，既無具體地採訪對象，也沒有明確的接待單位或個人。張明紅開玩笑地說：「我們這次下去，就是去渾水摸魚的。」
天灰濛濛地下著小雨。
麻風細雨中，我突然感到是跋涉在一條時光倒流的路上……向那個難以言說的動亂年代流去。十九年前的記憶又在腦海里浮現，河流、城牆、門洞、浮橋、布告……我試圖回憶得更清晰些，但卻越想越模糊，越想越糊塗。比如車下的這條路，照理我應該走過兩次，卻一點印象都沒有，越看越陌生，越想越神秘。通過一段平緩的上坡路，車子開進雙牌大山，道路立即險峻起來，懸岩峭壁，急坡接著急坡，急轉彎連著急轉彎，轉得我暈頭轉向。車窗外，煙雨濛濛，霧氣蒸騰，我以為車子會一直這樣帶著我們向深山深處馳去，到那深得出不來的深山裡去。我忽然覺得自己是在做一次不知何往的冒險。然而車過司仙坳，到了打鼓坪，就開始下坡了。居然很快就爬出了紫金山的皺褶。過了虎岩壩，眼前豁然開朗，原來是一片越來越平坦，越來越開闊的土地。路邊的路標牌赫然地標著兩個斗大的黑體字：道縣。
道縣到了！這就是道縣？道縣這樣容易就到了。不免讓我感到有些意外的失望。
這時天上的雲層如幕布拉開，露出了明晃晃的太陽。明紅告訴我，這就是所謂的湘南小氣候：晴中有雨，雨中有晴。
汽車筆直朝縣城馳去。身邊是一片黃綠相間的大地，黃的是成熟了的稻穀，綠的是新插下的秧苗。它們在無限的旋轉著，伸展著，若非周遭那一圈屏風似的山巒阻擋，天知道會伸展到什麼地方去。
出了長途汽車站，原來有一口水塘和一家飲食店的地方不見了，變成了是一個集貿市場，主要是賣衣裳的。那些個體攤架上，五顏六色的服裝，被風吹動，幾乎遮斷了視線。馬路對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道縣二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是一派群眾組織——「革聯」的總部。道縣發生的三次大規模武鬥，都是圍繞它進行的。
道縣已經完全變樣了。瀟水上水泥大橋代替了原來的鋼絲橋。又寬又直的水泥馬路，商店如林，行人如織。車站飯店裡掛的是最新商品信息，食雜果品店的牆上貼著「祖傳秘方，專治陽萎不舉，舉而不堅」的小廣告；西州面貨商場拉著八折酬賓的大紅橫幅，馬路上的廣告牌，一邊畫著大美女圖像，一邊是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其時，縣廣播站正在播音，播放的是，耕牛的防暑措施和絲瓜的美容價值。
留在記憶中最深刻的「包穀路」、「古城牆」和聯舟浮橋都恭恭敬敬地退隱到背景之中，若不細心尋覓，很容易失之交臂。
沿馬路與瀟水平行前進，約二里路，過一座水泥橋，就是我們歇腳的縣委招待所。招待所的圍牆裡保留著一段解放前的照壁，壁上有一條繁體字標語：

我們為窮苦人打天下中國工農革命萬歲

這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中國工農紅軍紅六軍團長征西進，路過道縣時留下的。
一路之上，我左顧右盼，觀察縣城的格局和路上的行人，希望能發現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很快我就失望了。不禁為心頭那麼多可笑的念頭啞然失笑。這就是共和國一個普普通通的縣份，和其它縣份沒什麼質的區別。只不過因為文革殺人事件使人們（包括我）對它產生了太多的誤解和偏見，以為它是一個交通閉塞，文化落後，民風刁蠻，械鬥成風，動輒殺人的南蠻荒野。說出來真的太可笑了，我來道縣採訪之前，老婆憂心如焚，急得兩晚睡不著，再三叮囑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孩子還小，千萬不能把命丟在那裡。一位大力支持我採訪的老同志，還專門寫了一封信要我帶給他在零陵地區工作的一位老部下，要他一定保證好我的安全。這種多餘的擔憂，不但我們有，就連零陵地區一些沒到過道縣的人也有。一位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後來告訴我們，當初組織上抽調他來道縣參加處遺工作，他也十分緊張。第一次來道縣時，還隨身帶了一支手槍。來了以後，才發現純屬多餘，又礙事，又累贅，且毫無用場。應該多帶一個肚子來才對了。道縣人最講文明、最好朋友、最重感情、最要臉面，搞得好，把頭砍下來給你墊坐都行。這一點，在後來的採訪中，我們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
當天晚上，我們在燈下翻閱《道州志》及有關資料，做採訪前的準備工作，希望對道縣的歷史沿革有一個縱向的了解。據載：

……早在新石時期，即有部落於斯；舜之時，封象於有庳，即此地。……周屬楚轄。自秦滅六國，廢除王制，始郡縣天下，改楚為郡，屬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漢武帝元鼎年（公元前111年）始置營浦縣，以在營水（瀟水）之濱得名，沿至南北朝，故有六朝古郡之稱。隋時改州為郡，合營浦、謝沐（今江永縣）為永陽縣，屬零陵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縣置州，並營道、永陽，始稱道州。翌年改為南營州。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改南營州為道州。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更道州為江華郡，改永陽縣為營道縣，以營道山（今都龐嶺）定縣名，后又改稱為宏道。宋時復改道州為江華郡，又改宏道為營道縣。元置道州路，縣名仍為營道。明為道州府，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降為州，轄寧遠、江華、營道四縣。清仍稱道州，隸永州府，不轄縣。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改道州為道縣，沿用至今。

道縣是一個有兩千年歷史的文明古縣。正是這樣悠久的歷史，這塊土地孕育了宋代理家宗師周敦頤、清代書法大家何紹基等一大批歷史名人。甚至據有人考證，當代文豪魯迅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先生的祖籍也在這裡。至於各朝各代舉子、進士乃至狀元，便不待細述。我們住宿的縣委招待所小花園中，尚留「狀元石」一塊（原存一座狀元亭，現亭已毀石還在），說的就是宋代道州出了一個狀元吳必達的事。可謂人文厚積，俊才輩出。
道縣曾對「楚文化」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同時又是「百越文化」發祥地之一。
這裡留下了虞舜南巡的足跡；
這裡留下了劉秀討飯的方竹；
這裡留下了元結守郡的遺址；
這裡留下了陽城罷侏儒的佳話；
這裡留下了寇準望太平的寇公樓；
這裡留下了洪秀全驚世駭俗的詩文……
窗帘沒有拉上，月照紗窗，宛若一幅凝結的夢境。推門出去，縣城一片寧靜。漫步走出招待所大門，眼前就是那條著名的濂溪河，波光粼粼的河水靜靜流淌，帶給人以遠方的遐思。從九嶷山和銅山嶺方向吹過來的風，鼓盪在道州盆地，沁人心脾。沒有受到污染的天空，墨晶般澄靜透明，綴滿了一群又一群又大又亮的星星。這樣的夜晚，佇立於月光融融中，我彷彿聽到一個聲音在耳旁不停的絮語著，仔細一聽卻又萬籟俱寂。忽然想到一個朋友寫給我的一首詩：

有時候，聽一種聲音
是要選擇一種角度的
有時候，聽一種聲音
是要選擇一種心情的
有時候，聽一種聲音
是要選擇一種時間的

不然  就聽不見這聲音
不然  就算聽見也象沒聽見
不然  就算這聲音天天在耳邊也白搭

比如  一個孩子的腳步聲
比如  幾百個孩子的腳步聲
比如  成千上萬個孩子的腳步聲
從一座古老的木橋上
走過  走過  走過

那是  那是整個春天都在
發芽  發芽  發芽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第十章  傳經送寶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前文說過，筆者這次道縣採訪是一次天時、地利、人和差一點而不可得的機遇，其時恰逢地區處遺工作組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其中近一半在道縣）經過兩年工作，面上的任務基本完成，正進入最後的總結彙報階段。來得早了，面上的工作還在調查處理階段，各種書面材料還沒匯總起來；來得遲了，這些材料就已成為絕密文件封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錯過這個機會，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難獲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資料。
我們是打著採訪處遺工作組成績的旗號去的，而且採訪的初衷也確實如此，所以採訪開始得較為順利。也許一開始我們把困難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當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交給我們時，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這麼多珍貴的資料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交給了我們，毫無戲劇性和傳奇色彩，這，大大出乎意料。這是數以百計的人兩年的心血結晶。正是它們使得蒙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上的層層迷霧在我們眼前慢慢飄散。除了一些細節還需我們去做深入細緻的採訪外，整個事件的輪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誠摯的謝意外，我們實在沒有別的感謝方式，不過，有一點可以向他們保證，他們做的和我們做的都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整個民族。
應當說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發展，除了深刻的歷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獨特的契機和自身的原因。那麼道縣文革殺人的起因是什麼呢？讓我們尋著歷史的蛛絲馬跡，一起回到當年去親歷一番吧。這樣，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收穫。
以下內容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1984-1986年處遺工作組的材料；
二、1986道縣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
三、我們的採訪；
四、部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重要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
1967年整個中國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進入7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不斷升高，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也達到了沸點，所暴發的精神力量足夠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消化好幾個世紀。7月18日，中南海內組織了批判劉、鄧、陶夫婦大會，抄了劉少奇的家。7月19日，彭德懷受到了殘酷批鬥。7月20日，武漢發生了所謂「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兩報一刊公開提出「文攻武衛」口號，各地武鬥加劇。8月5日，劉、鄧、陶夫婦分別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判大會。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毛澤東一年前寫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並配發社論《炮打資產階級階級司令部》。8月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8月9日，林彪提出「現在革命是革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號召「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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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5
這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令，通過「紅色電波」，織成一張密網，籠罩著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籠罩著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街頭巷尾觸目儘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縣出現了兩派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份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面較高，以往遭際不平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勢力較大，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們中大多數人「根正苗紅」，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斗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有理」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這裡所說的現實當權者主要是指縣人民武裝部。縣一級人民武裝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的基礎組織，條條上（軍隊系統）歸軍分區管轄，塊塊上（武裝部所在地）受縣委領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既是軍人又是地方幹部。比如說，當時道縣武裝部部長崔保樹、政委劉世斌同時又兼任中共道縣縣委會常務委員。自從196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全國變相進入「軍管」， 道縣以人武部門為核心成立了人武幹部、革命群眾組織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結合的縣、區、社三級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簡稱抓促小組），道縣武裝部成為現實當權者。
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做「紅老保」。
兩派在縣城裡相互攻擊指責，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為了打垮對方，都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道縣的氣候素有「四時皆夏，一雨成秋」之說，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熱，一下雨就涼快。可是據一些老人回憶，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進入八月以來，天總是陰著，不見晴，也很少下雨，悶熱難擋。他們說：「老天爺也曉得要出事了！」
道縣人有創作順口溜的傳統，對於文革「殺人風」也寫了一首：

8•5會議信號彈；
8•8搶槍導火線；
下壩大隊開殺戒；
喜鵲鄭家點烈焰。

既然如此，我們就從「8•5會議」寫起。
（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召開全縣各區抓促小組負責人緊急會議。這次會議有些人說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產的動員大會；而另一些人說它是一次殺人的動員大會。
現將會議記錄摘要如下：

時間：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點：江西會館（縣委黨校）
參加人員：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志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書記熊炳恩同志作會議總結。
熊炳恩（縣抓促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
（接著熊列舉了全國、全地區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出現了新情況，階級敵人活動十分囂張，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戰爭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后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亂砍亂閥、糾紛武鬥、勞力外流、投機倒把，對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六區在這方面做得好，主動向階級敵人進攻，革命生產有起色。這說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抓階級鬥爭就不能促進生產發展……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在此，有必要將當時道縣縣委、縣政府三位主要負責人的際遇做一番簡介：
一、縣委第一書記石秀華，南下幹部，河北省玉田縣人，家庭出身貧農，時年(1967年)39歲。石為人脾氣爆燥，作風霸道，幹部群眾背後稱之為「南霸天」；加之中了階級敵人的「美人計」，娶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被宣布為打倒對象；已由「紅聯」揪出並押送道縣農村某地，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
二、縣委書記熊炳恩，本地幹部，道縣東門鄉人，家庭出身僱農，時年39歲。熊在運動初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衝擊，現作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來主持工作。
三、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本地幹部，道縣審章塘鄉人，家庭出身上中農，時年33歲。現被關押在「革聯」總部(道縣二中)交代問題，接受革命群眾批判鬥爭。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二個問題：一、此時此刻，熊炳恩在道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8•5講話的份量。
從已掌握的證據看，直接指示殺人的話，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誰也沒說，但都有一顆殺人的心，確切地說都有一顆殺四類分子的心。
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是區社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會議結束后，星夜趕回各區社，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件突發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這就是道縣文革史上被濃墨重彩反覆說道的8•8搶槍事件。過程其實很簡單，8月8日，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在零陵地區造反派組織的協助下，拿著零陵地區軍分區趙副司令員的介紹信，闖進縣武裝部，砸爛武器倉庫的大門，強行「接管」了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配件（撞針）全部取走。所搶槍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區「湘江風雷」帶走，留下了150條槍和配件（撞針）給「革聯」文攻武衛。
我們手頭有一份「紅聯」頭頭、縣生產指揮部幹部張明恥1968年8月7日寫的「揭發交代」，可從一個側面對8•8搶槍事件做一個印證：

　　　1967年8月9日上午六點，在武裝部倉庫邊我找到了劉政委，劉政委指著被砸爛的倉庫門，邊哭邊說：「昨天晚上『革聯』配合零陵『抗暴』搶劫了我們的戰備槍支彈藥。你們看了現場就清楚了，倉庫門都給他們打爛了，這就是鐵證。老右派、地主崽子都來搶我們的槍，三、四個人對付我們一個，他們是有意搞垮我們，是搞反革命政變了！」我聽了他的話，也就跟著哭了，也認為是搞反革命政變。
8月10號上午8時，我與劉振夏到武裝部找劉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見了劉，他對我們說：「現在『革聯』全副武裝進駐我們武裝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論行動都受他們的監視，他們把我們當敵人看待。文化大革命這樣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們造反，要是準的話，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見他避而不談武器的問題，我們硬纏著他到了生產辦公室他的住房裡。他招呼我們坐下后，對我們說：「道縣的階級鬥爭很尖銳、很複雜，『革聯』這樣搞，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反動本質。現在你們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裝部確實一點武器也沒有了，要是有的話，我們會支持你們的。『革聯』搶了槍，你們手無寸鐵，但是不要著急，區社民兵有的是槍，農村的槍比『革聯』的槍還多，特別是一區、六區武裝部長手裡，還留有一些子彈，你們派人去與他們商量一下。」劉又向我們透露：「『革聯」準備開個區社武裝部長會，剛才逼我簽字。我是不會簽字同意的。他們的企圖是把區社武裝部長都喊到縣裡來，好一網打盡，將來區社民兵就沒有人指揮了。我現在打電話不方便，你們給各區打個招呼，要他們不要到縣裡來上這個當。」

　   另有一份「革聯」頭頭、原道縣糧食局工會主席劉香喜寫的材料，可從另一側面對搶搶事件做一個印證。

1967年8月8日晚7時許，縣武裝部趙德才副部長帶著兩個參謀，匆忙趕到了二中「革聯」總部辦公室，對「革聯」領導小組組長朱永豐、副組長鬍賢忠、朱峰章和「紅衛兵」頭頭黃承利說冷水灘造紙廠生產科長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持零陵軍分區司令部的介紹信（此介紹信現保存於縣檔案室）來接管道縣武裝部武器庫的槍支彈藥，當晚就要全部運走。趙副部長說：「武裝部考慮到『千家洞』和『湘源錫礦』（湖南省防敵特空降重點地區）防空降任務的緊迫性，希望『革聯』領導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裝部參加武裝部和零陵『湘江風雷』和『抗暴』兩派的談判，請求他們以國事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彈藥供防敵特空降使用。」
我當時是「革聯」的普通成員，正帶著女兒在二中後院看電影，事先並不知情，航運公司的何次才在電影機旁告訴我這個情況，何建議我也去武裝部聽聽。我說：「趙部長是找『革聯』領導談問題，我去算什麼？」當晚我一直和女兒一起看電影，電影散場，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豐、胡賢忠、朱峰章他們幾人在趙副部長的邀請下，到縣武裝部參加了武裝部政委劉世斌主持的，和冷水灘「湘派」頭頭毛建生、零陵「抗暴」代表的「四方會談」。談判結果是：好槍（蘇式騎槍）全部由「湘派」冷水灘「星火支隊」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機槍和一些短武器；其餘配不上套的、打不響的150條破槍，移交「革聯」防敵特空降使用。這些槍後來由複員軍人吳××修好的。
「8•8」革聯接管槍支時，我只是「革聯」普通一兵，既沒資格參加接管武器談判，更沒有搶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為。直到8月中下旬，「紅聯」指揮民兵師要血洗二中，「革聯」危急，他們幾個讀書人束手無策，因為我是複員軍人，在部隊當過作戰參謀，略懂軍事，才在危急之中選舉我為「革聯」頭頭。
……1982年，道縣大屠殺遺族數百人赴京「喊冤告狀」，中央派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周傑同志下來調查落實。周主任問當時的縣委領導：「道縣殺人是怎麼回事？」縣委副書記熊禮衡竟回答：「是劉香喜引起的。」周主任問：「劉是什麼人？」熊答：「是打砸搶分子。」周問：「既是劉香喜殺人，為什麼全縣數萬分狀紙，上千人次上訪，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專員熊炳恩、『紅聯』頭頭鄭有志、賀霞，還有你熊禮衡 呢？」熊啞口無言。

　　8•8搶槍后，「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面「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感到壓力很大。
8月9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恥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決定「紅聯」總部由縣委大院遷到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勝利的道路。
營江公社位於道江鎮西面不到4公里處，它的前身是國營道縣農場，實際上是道縣的一個直轄公社，地位相當於一個區鎮。
此時的道縣，縣城道江鎮基本上為「革聯」所控制，出了道江鎮便是「紅聯」的天下。
8•8搶槍事件后，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地方編製，下面各區和公社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製）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縣武裝部崔部長、劉政委等人經常到營江「紅聯」總部指導工作，其作戰科長劉××、後勤科長周××坐鎮營江，現場辦公。有證據表明，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在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叢恿、策劃組織等方面都有作為，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8月11日各區武裝部長（大多數兼任各區抓促領導小組組長）和部分「紅聯」頭頭們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俱樂部召開戰備會議，研究決定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拔掉這個「土圍子」。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鄭有志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鄭有志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會上同時研究了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等多項措施，特彆強調要將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嚴，「亂說亂動」堅決鎮壓。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12點。
同一天，縣生產指揮部會議室里，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縣委書記熊炳恩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議。熊炳恩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之後，又一次強調要狠抓階級鬥爭，他除了重複5日會議總結的內容外，重點講了武裝部和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地進行著，似乎沒有誰在布置殺人。然而，殺人的火已經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第七章 祭刀
       
        據地質學家考證，道州盆地由古代海洋退落衍變而成，看來古人對此也早有認識，道縣許多地方都是以海命名，如深海、海龍、大海州、樂海等等。縣城西北部12公里的樂海邊上，有一個地方叫壽雁鎮，鎮中有一座廟叫壽佛寺，背後有一座山叫雁峰山，壽雁因之得名。 1967年，壽雁鎮遠沒有現在的規模，僅有丁字形兩條街道。青石板和泥土路面的老街，彎彎曲曲，寬約2米，長約千米，兩邊多系木板青瓦和土磚青瓦的平房。1964年，修建道（縣）全（州）公路，公路從老街北面通過，這段沙石公路兩邊修建了不少紅磚房屋，逐步形成了所謂的新街。由於地處交通要衝，壽雁鎮成了道縣最大的農村集鎮，有供銷社，有糧店，有鐵木社，有學校，還有衛生院……歷來為區、鄉政府機關駐地。
老街中心的區公所里，陳智希躺在床上，碾轉反側，難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這位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區公安助理員，從縣裡開完會回來，感到疲憊不堪。近年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工作往往力不從心，可是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卻一刻不敢鬆懈。縣領導的講話再一次崩緊了他心中階級鬥爭這根弦，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睡不著啊！他從土改參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對區里的那些四類分子，心中一本冊。他閉著眼睛，把領導的講話與區里的現實情況一一對照，象過電影一樣，把一個一個四類分子「拎」出來審查……一個格外惹他惱火的影子出現在腦海里，晃來晃去，揮之不去，這傢伙就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偽鄉長朱敏 。朱敏出身下中農，光棍一條，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來以後，仍然很不安分。據說陳部長曾多次宣稱要砸爛朱敏的狗頭，但朱敏一句話差點沒把陳部長氣得閉過氣去：「陳部長鋼刀雖利，難殺我守法之人。」陳智希敢斷定：四類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還鄉團長。
第二天上午，區幹部開會，陳智希傳達了縣抓促會議的精神，又大談了一通本區的敵情。他說：「同志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口那邊有敵人的電台活動，團結大隊地主份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有些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組織……氣焰囂張得很。 」
陳智希把捕風捉影的「罪行」一樁樁一件件安到朱敏頭上，經他繪聲繪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壽雁公社的幹部大吃一驚：朱敏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這麼多反革命活動，自己竟一點沒有察覺，太麻痹大意了。（在這個會上，陳智希還點了下蓮塘大隊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後唐也被殺。）
會後，陳智希向區長李來文建議：「朱敏不老實，要交群眾捆起來批鬥，殺殺他的氣焰。」李來文舉雙手贊成。可是，僅僅「捆綁批鬥」就可以了嗎？朱敏難道還斗得少嗎？這傢伙皮子厚不怕斗。象這樣的危險分子不除掉，後患無窮啊！
8月11日，正逢壽雁趕圩。壽雁圩是道縣通往廣西桂林、全州、灌陽的要道,趕圩的人熙來攘往、人山人海。陳智希站在路邊，看見壽雁公社半脫產幹部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花從區公所前面經過，就把她喊到屋裡……對她說：「你回去給胖子（下壩大隊支書朱家訓）說一下子，是不是把朱敏搞掉算了。」「搞」這個字眼是現代漢語中最微妙的辭彙之一，內涵十分豐富，經天緯地如「搞好階級鬥爭」，卑鄙齷齪如「搞女人」，但不論用在什麼地方，國人都能心領神會。朱清花家在下壩大隊，回到村裡，立刻找到朱家訓傳達了陳部長的指示。
朱家訓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晚召集大隊幹部和生產隊政治指導員開會研究。十來個幹部擠在大隊打米廠的機房裡，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氣氛莫名的緊張。有人說：「搞掉就搞掉，朱敏這傢伙早就該搞掉了。」有人質疑：「殺一頭豬也要批個條子，搞掉一個人，就憑一個口信妥不妥當？」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讓陳部長拿個文來。」研究到半夜也沒個結果。
搞掉朱敏的事就這樣暫時擱置起來。
8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五巨頭」（大隊支書、貧協主席、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商議組織民兵自衛隊和「雙搶」工作等事宜。會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徐善明，根據陳智希和區長李來文的指示 ，躲在房裡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意見。
何建錫說：「現在形勢越來越複雜，光是喊口號，不來點真格的，怕是越來越沒人聽了。」
徐善明深有體會地說：「關鍵是拿誰開刀的問題。區里陳部長說，下壩大隊朱敏到鬧子（圩場）上開了幾次秘密會，幾次拿刀要殺大隊幹部，是不是請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這個機會，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錫當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來開會的朱家訓一到公社，何建錫連忙迎上來問：「胖子，你們大隊的朱敏搞掉了沒有？」
「沒有。」
「回去趕快搞掉，越快越好。」
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講話中，重點點了朱敏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繫，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與會的區領導陳智希的講話更生動：「『革聯』要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幹部，你們還不行動起來，還睡著不醒？」
會後，朱家訓一行人帶著公社領導的指示精神，匆匆趕回大隊去。從區公所到下壩約四里路，是一條沙石機耕路。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
「上面已經開口了，你們說，怎麼辦？」回村路上，支書朱家訓向同來公社開會的其它四位「巨頭」討主意，或曰統一認識。
治保主任程輔說：「還有什麼好商量的，上面開了口，我們就只有執行。」
幾個人就站在一棵樹下，議了一個方案：晚上，召開兩個會，一是大、小隊幹部、黨員和貧下中農代表會，傳達公社會議精神；二是四類分子訓話會，訓話時找岔子把朱敏拖到外面山上搞掉。這樣做有兩點好處，一是可以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穩住朱敏和其他的四類分子，保證不出問題。
這是道縣大屠殺的第一刀，看得出，殺得頗費周章，反覆動員，反覆研究，究其原因很簡單：殺一頭豬還要批個條子，何況殺一個人呢？非得確認上頭開了口，才敢殺人。豈可誣道縣農民法制觀念淡薄。就連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記載：道州民「性朴而不華，最好鬥毆，一言不合，輒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聞官府至則解。」
這天晚上沒有月光，天氣特別悶熱。年紀大的人回憶，午夜後下了一場暴雨。
四類分子訓話會在大隊小學的一間教室里進行，十來個四類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著頭靠牆站著。昏暗的馬燈把濃重的陰影投到他們臉上，使一張張十分憔悴的臉更顯醜陋。朱敏沒有家小，吃了晚飯早早地來了，他隨隨便便站著，不象其它人那樣誠惶誠恐，俯首貼耳。據下壩村的老人說，朱敏這個人讀過不少古書，說話酸文假醋，如果不是頭上這頂「帽子」壓著，是個飛得起的角色。訓話會由大隊民兵營長周吉蘭和治保主任程輔主持，程照例念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象掃地一樣，掃帚不倒，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開始訓話。他首先表揚了幾名表現老實的地主富農，然後點名批評朱敏。朱敏斜眼瞄他，很不以為然。程輔厲聲喝道：「朱敏，你為什麼趕鬧子（趕圩）不請假？」朱滿不在乎地說：「趕鬧子又不是外出，請什麼假？」這時，有人喊道：「朱敏不老實，怎麼辦？」眾人一聲吼：「捆起來！」早有兩個民兵拿出事先備好的索子，把朱敏結結實實地捆了起來。這時，朱家訓帶著開幹部、黨員、貧下中農代表會的人，湧進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說：「把朱敏送到農中去勞改。」有的說：「把他押到公社去。」上來七、八個民兵把朱敏拖起就走。
19年後，參與殺害朱敏的大隊民兵營長周吉蘭回憶那晚情景說：「拖著朱敏出門的時候，他還曉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講，去就去，到哪裡不是一樣勞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門。走到半路上一個三岔路口，一邊是去公社農業中學，那時候關了許多人在那裡勞改，一邊是上山的小路，我們就把他往山上推。這下，朱敏才曉得大事不好，賴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腳，朱敏剛喊了一聲『哎喲』，大家就就拳腳打鼓一樣擂上去。朱敏哼都沒哼一聲就斷了氣。後來就被丟到水塘里。我從來沒殺過人，嚇得心都跳到口裡。回來后，好久還睡不著，心口直衝，睡著睡著聽得外面嘩嘩地下起雨來……」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積雲散去，湛藍的天空游移著幾縷薄雲，和煦的陽光注進泥路上淺淺的牛蹄窩裡，閃閃發光。下壩村的農民們照例收中稻的收中稻，插紅薯的插紅薯，昨晚的事就像沒有發生一樣。這樣的早晨，使人想起《聖經》中的一段話：「上帝說：我把生命賜予世界。魔鬼說：我用死亡懲罰它們。上帝動怒了說：我把太陽從東方舉起，又有誰能阻止它從西方落下？魔鬼無言。」詩耶？畫耶？還是永恆的哲學命題？
打死朱敏后，周吉蘭心裡不踏實，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趕到圩場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員何龍喜、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報告情況。陳智希說：「搞得好！殺了不要緊的，不但要殺他，還有一些壞傢伙也要殺。」
傳信搞掉朱敏的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華也向區婦聯主任和區長李來文作了彙報。李來文看到朱清花一臉緊張的樣子，說：「打死了還不是打死了，怕什麼！告訴胖子（朱家訓）一聲，群眾出於義憤打死的，哪個搞得清是誰動的手。」
就在打死朱敏的同一天，「紅聯」與「革聯」發生武鬥。又一說法是「紅聯」 派人到縣糧店「搬運」 糧食，「革聯」 出面阻止，雙方發生武鬥。不管哪種說法，結果是「革聯」開槍打死「紅聯」二人。「紅聯」抬屍遊行，沿途高呼口號：「誓與『革匪』血戰到底！」「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就是震憾道縣的8•13事件。
有人說，這場武鬥誘發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但我們實在想象不出這其中的必然聯繫。也許他們有他們的道理。
不過，這場武鬥在二中裡面（注意，我說的不是「革聯」裡面）引出了一個人物，該人就是當時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眾批判的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先生，他對制止道縣大屠殺的蔓延和發展，以及揭開大屠殺的真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應就此寫來，但因其間情節曲折複雜，恐怕把殺人事件來龍去脈切割得太零碎，故此先留個口子，後面辟出專門的篇章來寫。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朱敏所在的壽雁區又稱十一區，下轄壽雁、唐家、牛路口三個公社和壽雁鎮。該區在道縣大屠殺中首開殺戒，但殺人不是最多。據道縣處遺工作組調查、核實，共殺535人 （自殺97人），其中，槍打241人，刀殺155人，沉河13人，炸死7人，活埋6人，棍棒打死15人，繩子勒死1人，其它方法致死97人，滅門12戶。
三社一鎮中殺人最多的是唐家公社。該公社在公社範圍內煽動、策劃、布署殺人的主要責任人有公社副書記兼組織宣傳監察委員會鄒雲龍、副社長文福祥、公安特派員謝林通、紅聯頭頭公社會計何學能等人。最先明確指示殺人的是鄒雲龍，在整個道縣大屠殺中也屬最早之列。據唐家公社朱子復大隊基層幹部揭發，1967年8月11日，鄒副書記在公社學校操場邊的教室里，指示該大隊支書馮立平：「朱子復的四類分子這樣猖狂，回去布置幹部社員打吧，注意不要當場打死就行了，最好讓他慢慢拖死。」無獨有偶，同一天，陳智希在壽雁圩上託人帶信給下壩大隊支書朱家訓，要他「把朱敏搞掉算了」。這難道僅僅只是一種巧合嗎？不過鄒副書記的指示比起陳部長的指示，過於籠統且不簡明，執行起來有一定難度，第一，沒有具體點名，鬥爭的火力不知道向哪集中；第二，分寸難以拿捏得好，打重了難免當場打死，打輕了又達不到「讓他慢慢拖死」的目的，所以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祭刀者最終還是出現在下壩而沒有出現在朱子復。
唐家公社殺人最多，但在「殺人風」的第一個高潮中（1967年8月17—26日）只殺了19人，別人殺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這裡還冷冷清清、反應遲鈍。而8月28日以後，短短几天就殺了100多人，也就是說該公社主要殺人行動都集中在8月28日至9月1日這5天。這是為什麼呢？據查，全部與鄒雲龍、文福祥、謝林通、何學能等人有關，也與8月26日至28日在營江「紅聯」總部召開的「政法工作幹部會議」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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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6
在殺人的第一階段，鄒等人雖然多次煽動，甚至具體指示殺人，但力度還不是十分大，態度還有些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8月28日，鄒等人從營江開會回來，就像打了雞血針，立即召開全公社各大隊「五巨頭」會議，（這類會議一般都包括兩個內容，一、抓階級鬥爭，傳達敵情，煽動、部署殺人；二、部署「雙搶」和其他生產任務。即「抓革命、促生產」。為講述簡明，筆者原則上只講與殺人事件有關的內容。特此說明。以後不再專門說明。）動員、部署殺人。在這個會議上，鄒雲龍明確指示：「各大隊回去以後，要認真查一查，把調皮搗蛋的壞東西殺他兩個。」紅聯頭頭何學能在會上表揚了唐家、文家等大隊，行動快殺人多，批評了一些行動遲緩的大隊，並指示：「你們這些大隊支書，現在應該可以插手了，應該站出革命了！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你們不站出來，就是對革命的背叛。」公安特派員謝林通指示得更具體：「這些壞傢伙，真正的壞蛋，你們給我殺他兩個。有的地方地富跑了很多，上山去當土匪，你們要組織民兵搜山。在哪裡搜到就哪裡鎮壓，不要拖回來了。不要到勝利橋殺人，那裡過路人多，血一盤一盤的，太難看。你們要殺，到山上殺，在下面注意站崗放哨，不要菩薩沒雕出來，先把個卵雕出來。」
會後，全公社立即出現殺人高潮。
唐家公社殺人最多的是唐家大隊，共殺50人（其中自殺2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50人以上的大隊有4個，唐家大隊名列第4，沒能進前入三甲。 但該大隊有一殺人兇手，名叫雷康古，一口氣用馬刀砍了36顆人頭，一舉奪得全縣的殺人冠軍。處遺工作組進場后，發現這個情況有浮誇，殺了36個人是雷康古自己吹出來的，經逐一落實，只有18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據說是為了多領「手續費」。當時道縣殺人是有報酬的，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給「手續費」，一般每殺1人給手續費2～5元不等，也有記工分、發實物的，如稻穀20斤或30斤等。唐家大隊比較富裕，手續費相對高一點，每殺1人給5塊錢。據說雷康古這一天就賺了180塊錢。如果真是這樣，他拿的就是夾糧夾餉。當時唐家大隊勞動力日工值（10分工），大約在5角錢左右，如此算來雷康古在生產隊出1年工也賺不到這麼多錢。
唐家大隊被害者中，有一個23歲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賢，人比較老實，從來不說多話，做事也下手（肯賣力），殺人時，生產隊幹部說：「這個就不殺算了。」照理說幹部開了口，應該躲得過這一劫，但其妻長得不錯，勞動力也好，屬於「白天累得，夜裡×得」的那一種女人，惹得好些人眼紅。一個名叫熊天苟的貧農老光棍看中了她，堅決要求鎮壓胡祥賢。此類殺人奪妻（或奪女）案，在道縣文革大屠殺中，比比皆是，屢見不鮮，僅筆者手頭資料就有40餘起。據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說，唐家公社不算厲害的，四馬橋洪塘營公社殺人奪妻霸女僅立案追究的就有12起，女方沒有提出申訴，根據民不舉官不究的原則不予立案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唐家大隊這起殺夫奪妻案的特色在於，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準備當新郎官時，沒曾想到半路上殺出兩個程咬金，這兩個也都是貧農的光棍跟他鬥起爭，都要娶胡妻做老婆。熊天苟說：「這兩個東西比蔣介石還要壞蠻多，殺地主那刻他們躲在鵝毛山（峨嵋山），怕死不革命，這刻要分勝利果實了，跑下山想偷桃子。」爭執不下，差一點點打起來，熊天苟氣不過，乾脆一刀子把女的也殺了，免得三個人爭起來傷了階級感情。
道縣處遺工作組有同志總結了道縣大屠殺的十大特色案例，唐家大隊名列其中。
這十大案例實際上有15個個案，工作組的同志是分類歸納的，所以為十類，筆者認為還是分個案表述更清晰些。這些個案是：
一、        龍江橋萬人殺人現場會；
二、        橋頭圩萬人殺人現場會；
三、        梅花公社東風大隊吹號殺人；
四、        清溪區武裝部長親臨殺場監斬；
五、        小甲公社武裝部長用炸藥炸死11人；
六、        營江公社主任殺害過路行人；
七、        楊家公社副書記親自動手殺人；
八、        沿河塘大隊斬盡殺絕黑四類；
九、        唐家大隊一殺人兇手連砍36顆人頭；
十、        岑江渡公社占甲完全小學6名教員被殺；
十一、        祥霖鋪公社吊高樓大隊丈夫親手殺妻；
十二、        吊高樓大隊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十三、        柑子園公社掛牌（「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審案殺人；
十四、        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支部書記殺害貧農社員一家9口；
十五、        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威逼地富子女殺害親人。
上述案例，大多數我們都採訪了，只有少數沒能採訪到，筆者將在後文中結合它們所在區、社的殺人情況一一交代。實際上，道縣大屠殺的個案沒有一個不典型，也沒有一個沒特色，只要你有機會深入了解，就會有很多內在的、獨特的東西浮現出來，但深入採訪的難度太大了，基層幹部不願配合，殺人兇手只講他們願意講的，受害者遺屬對我們充滿戒心，而且明顯地表現得心有餘悸。有些被稱為「告狀油子」的遺屬，我們又不敢輕易接觸，因為太敏感了，弄得不好，會被認為是「製造新的混亂，企圖激化矛盾」。為此，我常感到有些莫名的苦惱，甚至對自己的採訪真實性都感到有些沒把握。明紅看得透徹，說：「可以了！能讓我們這樣採訪，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霸蠻要削尖了腦袋鑽出點什麼東西，只會碰壁的。4千多人，光寫名字就有一萬多字，搞得那麼過細？基本事實把握準確就可以了。」說得確實有道理，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盡人事以安天命。
筆者在壽雁採訪時，就發現一個與案例十五類似的案例，該案發生在壽雁公社壽福大隊。該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4人，一個偽連長，一個地主分子，一個地主子弟，一個貧農。這名貧農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說成四類分子也說得通。四類分子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劃地主、富農有一些財產上的硬指標，財產少了想划也難；反革命分子分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國民黨政權的骨幹人員，而現行反革命分子總得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才能夠定得上；壞分子就包羅萬象了，新華詞典對「壞分子」一詞是這樣定義的：指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人。把何明德歸於這一類可以說嚴絲合縫，他搞過投機倒把，挖過社會主義牆腳，偷過生產隊的穀子，還仗著是貧農不服從幹部的領導。按照黨的政策，四類分子的帽子又分三種，一種是扣在頭上的，坐實了的；第二種是把帽子拿在群眾手上，交群眾監督改造的；第三種是對群眾不宣布，由基層組織內部掌握的，又叫內控對象。何明德就是這第三種內控的壞分子。大隊開會討論殺人時，覺得每一類型都得抓個典型，所以把他也定了一個。何明德有兩個兒子，一個叫何昌保，一個叫何一功，殺何的頭天晚上，大隊文革主任何慶輝代表大隊支部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找何昌保、何一功談話：「明天要殺你老子了，你敢不敢父子革命，殺了你老子？不然……三個人一起殺掉。」何昌保膽子小，嚇得渾身發抖，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一副怕死不革命的樣子。倒是何一功乾脆，馬上表了態：「我革命！我革命！我一定要堅決和我老子劃清界線。」第二天殺人時，就由何一功親手將其父何明德「處決」。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8•13武鬥后，「紅聯」在縣城道江鎮已處於劣勢，但他們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還掌控著道縣的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對象發泄，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證明，四類分子就被理所當然地被推上了祭壇。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也沒有比嚴懲四類分子更輕而易舉和沒有風險的了。
一位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說：「下壩殺朱敏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面積清查，還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裡拉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東南角，與寧遠縣搭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40公里，（1967年）8月13日，當下壩大隊用群眾專政的鐵拳砸爛朱敏的「狗頭」時，楊家公社周塘營大隊的紅東廟內，也在秘密地醞釀著新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上級的「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凹凸分明。他叫蔣文經，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在成了赫赫威靈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首先帶領與會的各大隊黨員幹部誦讀了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語錄，然後開始傳達 ：「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民兵站崗放哨；第二、要採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採取斷然措施……」
參加這一片會議的有鄭家、合作、前進、周塘營等四個大隊的大隊幹部和造反派頭頭(文革主任)，共計二十餘人。
蔣司令講話后，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歷史反革命鄭元君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躲起來了。」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到他們手裡。」
周塘營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裡，焦慮萬分：「吃虧了，我們已經走在階級敵人後面了！」
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嘆：「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
蔣經文一笑，叫大家打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語重心長地說：「貧下中農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就開口了，只是我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干！」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象鍾佩英這號人，怎麼搞？」
蔣文經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麼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麼時候搞掉她！」
接著，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幹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一個與「搞掉朱敏」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蔣文經等人又到富足灣，召開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的黨、團員會。這次會上，除了他的「戰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四類分子鐘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說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難。
8月15日晚上，鄭家大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經等人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為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沒等她說完，鄭會久又是一聲喝問：「鍾佩英不老實，怎麼辦？」「捆起來，送到公社去！」眾人一聲吼。
下面的事，與「搞掉朱敏」基本類似。所不同有三個細節：第一，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18歲，一個20歲）喊「要文斗，不要武鬥」，被貧下中農狠狠「教育了一頓」，打得口吐鮮血；第二、鍾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鋤頭扁擔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起一個事先沒有考慮周到的問題：她的兩個乃崽還在，肯定要給老母親報仇的，怎麼了得？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裡安然。」於是，回頭又到鍾佩英家。鍾佩英的兩個兒子已經上床睡覺，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母親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為真的是送到公社關押，這在當時不是什麼新鮮事，被送到公社關押的人多了去，吊個「半邊豬」，搞個「猴子抱樁」、「蘇秦背劍」等 ，都是家常便飯。白天搞雙搶累了一天，明天還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鬥，就趕快洗腳睡覺了。人們把他們從床上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照章辦理了。
事畢，辛苦了半夜的人們又聚集到鍾佩英家，翻壇倒罐，尋找罪證。翻了半天，沒找到什麼東西，就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宰了，一鍋熬起，又打來幾斤金剛蔸釀的燒酒，宵起夜來。待到鍋里只剩下些湯汁的時候，驀然聽得一聲雞叫，眾人心裡一驚，想起白天還要出工，趕緊推門而出……
據鄭會久寫給處遺工作組的「揭發交代」材料說：搞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第二天早上，他早飯都沒吃，心裡不託底，不知道這件事搞沒搞拐場，上級追究下來怎麼辦？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向蔣文經彙報。蔣文經一聽，哈哈大笑，連聲說：「好得很！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後殺人也就不再在乎什麼了。
鍾佩英母子被殺害后，濫殺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自然是楊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蔣文經又在塘坪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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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7
據查在道縣大屠殺中，楊家公社所隸屬的四馬橋區共殺533人（被迫自殺52人），其中槍殺86人，刀殺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棍棒打死22人，繩子勒死57人，火燒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滅門55戶。該區下屬4個公社（楊家、四馬橋、大平嶺、橫塘營），楊家公社殺人最多，共殺190餘人，其中蔣文經親手批殺95人。這個雙沾滿無辜者鮮血的劊子手後來被提拔為下蔣公社黨委書記。
關於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了鍾佩英等人之後的殺人情況，我們想用一份處遺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來作回答。

一、基本情況
鄭逢姣，男，現年73歲，本人成份農民，漢族，住楊家鄉鄭家村，文革期間任大隊支部書記。
二、犯罪事實
1967年8月上旬，鄭逢姣因懷疑地主子弟鄭生堯 報復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隊已殺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鄭逢姣在鄭開德家主持召開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會上說：「前三批殺得很好，這次我回來，也要殺一批……」並點名要各隊報名單，后決定殺七人。當天下午，鄭逢姣指揮將鄭際東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繩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沒被殺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鄭逢姣在鄭開德家主持召開大隊支委會，並在會上說：「要大家來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殺一批……」會議當中，楊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員樊書守等三人來到會場，鄭逢姣將開會內容告知三人後，樊書守提出：「九五命令 早下了，殺人問題影響很大，不能再殺了。」鄭逢姣不聽勸阻，並說：「我們大隊四類分子這樣多，又這麼壞，不準殺也要殺。」由於部分大隊幹部支持鄭逢姣，彭心明無奈說：「我的先生……你們要搞就搞遠點，搞到寧遠界子邊去，免得影響我們公社。」
當天下午，鄭逢姣組織召開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在會上重複了在支委會的講話內容，並分任務到各隊。次日，鄭逢姣指揮民兵，將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寧遠歐沖壘山裡殺害 。

我們來到了這個被稱為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該大隊文革中先後殺了37人，是道縣殺人事件真正的爆發點。幾十百把棟破破爛爛的磚房，成一大兩小三個塊，分佈在一個山洞 里,背靠著一片平緩的紅土丘陵。山上原來儘是合抱粗的大樹，58年人民公社化辦食堂搞大兵團作戰的時候，都砍下來煉了（廢）鐵。現在只剩些低矮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較困難。現任支書鄭逢橋要殺雞置酒款待我們，被我們堅辭了。提起鍾佩英，鄭支書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女人家，那時大約四十多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貴州，和我們大隊在那裡做事的鄭元君結了婚。六五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遣送回來的。」問起鄭元君什麼成份，有何劣跡，他說：「鄭元君土改時沒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鄉里沒聽說有劣跡。只是他的堂兄鄭元贊 ，1952年為首組織一夥土匪在寧遠搞了個三•二九暴動，殺了我們一個縣委組織部長和兩名幹部。參加暴動的人基本上都鎮壓了，只有鄭元贊跑脫了，聽說跑到了台灣。這些事情，我們也是聽說的，搞不太清楚。」
「鄭元贊的事與鄭元君、鍾佩英有什麼關係嗎？是不是鄭元君參加了寧遠暴動？」
「鄭元君倒沒聽說參加了寧遠暴動。他是64年社教時揪出來的，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來的，原來在貴州一個倉庫里當保管員。65年在衡州（衡陽市）撞汽車自殺了。」
「這麼說鍾佩英本人並沒有定為『四類分子』，當時殺人時，隊上那麼多四類分子，為什麼首選她呢？」
鄭支書說：「唉，那陣子，鍾佩英有了這層社會關係，老老實實呆在屋裡，也難保沒事。她又去參加什麼『湘江風雷』，搞反革命串聯，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這麼多活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不過死也死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
「要殺她，就是因為她參加了『湘江風雷』？沒有別的原因？」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殺鍾佩英的事，不會這麼簡單。
「別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們可以問工作組的人，他們比我清白些。」
其實，我們已經問過工作組了，他們也說不清楚，事情過去那麼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乾脆：「要搞得那麼清楚幹什麼？反正宜粗不宜細，只要把她是怎麼被殺的，誰指使的，哪些人殺的，殺在什麼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話確實有道理。但這畢竟是拉開大屠殺序幕的殺人事件，難道不應當查得更細些，調查得更清楚些嗎？特別是鍾佩英被殺后，傳出一起謠言，說鍾是1952年寧遠革命暴動頭子鄭元贊的小老婆(鍾佩英是怎麼一下子變成鄭元贊的小老婆呢？)，奉命組織四類分子搞反革命組織，布置四類分子開會時，每人帶一條狗仔凳（小板凳），準備要殺害貧下中農。鍾佩英坐在中間，手搖鵝毛扇髮指示，橫搖三下如何如何，豎搖三下又如何如何……幸虧貧下中農警惕高，及時發現她的陰謀，把她鎮壓了。還說鄭元贊已從台灣秘密潛回大陸，到了冷水灘，和鍾佩英接上了頭，準備血洗道縣。這個謠言蔣文經等人多次在會議上作為敵情通報傳達，難道他們沒有責任說明消息的來源嗎？
在了解該大隊後來的幾起殺人事件時，我們得到這麼一個情況，當時，大隊在四類分子和子女中選了幾個當「耳機」，「刺探敵情」，定期彙報。「耳機」這個代名詞，撩起我極大的興趣。這類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線人」的，但都沒有「耳機」來得生動形象。我在來鄭家之前查閱相關資料時，了解到這個大隊第四批殺七個人，採用的是以毒攻毒的辦法，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勒死的，（原）支部書記鄭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殺一個分子，可保全家不殺，不知「耳機」有沒有份？
「有份。」鄭支書給了肯定的回答。
「後來這些『耳機』也殺了嗎？」我又問。
「有的殺了，也有沒殺的。」
於是我向鄭支書表示希望找個「耳機」談談。
「可能在責任田裡扮禾，蠻遠的，我去叫一下。」
鄭支書去了。我趁這個機會，在村裡四處走走，想找幾個「遺屬」了解了解當時殺人的具體情況。我們在縣裡聽得這麼一個傳聞，鄭家大隊67年8月26日第三批殺人，殺了一個快要分娩的婦女，先後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後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兒。該婦女到底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要對她施以如此酷刑？絕不會僅僅為了殺人取樂那麼簡單吧？這裡面應當還有其他的什麼原因。筆者問了鄭支書。鄭支書說，殺人的時候他不在場，不太清楚。沒有辦法，我只好另外想轍，從「遺屬」那個方面調查一下。通過別人指點，我找到這麼一戶。一間新修的一棟兩間的瓦屋，屋前一個小小的禾堂，屋裡只有兩個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豬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曬穀。其實不用指點，一看這房子，我就估計到這一戶人家的身份了。當時道縣文革被害者遺屬的安置補償政策大致是這樣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補償人民幣300元；人被殺了的，按被殺人數每人補償150元(俗稱「人頭費」)；農具、傢具等生產生活物資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價的1/4補償。300元在當時不算一個小數目，相當於筆者三個多月的工資，但要砌一棟住房就遠遠不夠了，便又採取「國家補一點，自己出一點，集體給一點」的三一點辦法來解決無房遺屬的住房問題。即使這樣也只夠砌一棟最簡單的一棟兩間的房子。於是道縣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房屋。看見這樣的房子，別問，走進去，百分之九十是遺屬。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這裡文革中殺人的情況。」我對中年女人說。
她抬頭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記不得了。」
「哦，哦，請你不要誤會，我、我只是想問一下，你們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殺了的人。」我突然變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訥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讓我終身難忘。
她低著頭只管曬她的谷，再不理我。
這時，鄭逢橋也從壠里回來了，「耳機」不在，到四馬橋趕鬧子去了，他在鬧子上擺了個修鐘錶的攤子，一個圩場弄得一、二十塊錢。
我知道他是不願意見我。可能鄭支書也不願意我見他。
明紅在一旁怪笑著看著我：「你想見『耳機』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過刻毒了。」
我一時無語。確實，細想一下，剛才的那股子興奮勁確實不厚道。他能活下來該是多麼的不容易啊！漫長的歲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種無休無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我又何苦在傷口上再撒把鹽 ？但是，對我的這種想法明紅並不認同，他說：「你放心，活得下來就不會受靈魂的拷問，受靈魂的拷問就活不下來。」唉，不知為什麼，在很多問題上，明紅總是比我看得更本質。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上述這段歷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行「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的傳言。加之在這個時間裡，有四個區 搞出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17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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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7
「殺人風」蔓延過程見下表：
區        開始殺人時間        被殺對象
壽雁        8月13日        下壩大隊偽鄉長朱敏
四馬橋        8月15日        鄭家大隊歷史反革命分子家屬鍾佩英母子
清塘        8月17日        達村一大隊右派分子唐玉
橋頭        8月17日        勝利大隊四類分子何光照、謝蘇蘇
蚣壩        8月20日        光家嶺大隊歷史反革命分子楊競成、地主分子何慶松、小土地出租者向齊家
車頭（梅花）        8月20日        理家坪大隊偽警察唐林賢
紅岩        8月21日        七星大隊四類分子胡祥
上關        8月22日        齊心大隊偽保長何光欽
清溪        8月23日        青口大隊地主分子魏永成、地富子弟何靖東
祥霖鋪        8月24日        松柳大隊3名外逃地富子弟

實事求是地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並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裡面三級組織依然存在著，大體上也在運作，特別是縣武裝部有著「人民解放軍支左」的尚方寶劍，實際上掌握著大權。如果縣裡某些人站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不會發生，發生了也不難制止，更成不了規模。遺憾地是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當時的縣級領導幹部中，暗中支持甚至慫涌殺人的大有人在。還有人根據毛澤東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把這種濫殺無辜的犯罪行徑讚揚為「好得很」的革命行動。從而殺人風迅速蔓延開來。
第十章 傳經送寶

蔣文經等人在楊家公社殺了鍾佩英母子之後，8月17日，又在四馬橋召開了全區「紅戰士」（「紅聯」）負責人會議。在這個會上，鍾佩英的身份已經發生了天地翻覆的變化，成了寧遠反革命暴動總頭子鄭元贊的小老婆、國民黨潛伏下來的女特務、楊家公社四類分子暴動的總指揮。而所謂鍾佩英指揮四類分子搞暴動，鄭家大隊貧下中農革命警惕性高，及時發現鎮壓了的故事，經蔣文經等人繪聲繪色一番演繹，聽得與會者如醉如痴，甚至還有幾分遺憾：為什麼自己公社就沒有出個鄭元贊，出個鐘佩英呢？要是有的話，那該多好啊！
會議結束以後，18日，19日，蔣文經等人受大平嶺公社和洪塘營公社邀請，專程到這兩個公社「傳經送寶」。
洪塘營公社位於道縣東南部九嶷山系的層巒疊嶂之中，現在叫洪塘營瑤族鄉，是一個以瑤族為主體，瑤、漢人民混居的地區，不過這裡的瑤民基本上已經漢化，如果他們自己不說是瑤民，你一點都看不出來。該公社在道縣37個公社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條件也比較惡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層瘠薄，素有「洪塘無水，峻岭有峰」之說，人民生活比較困難。有一首民謠流傳至今：「有女莫嫁瑤山窩，終年挨凍又挨餓；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紅薯玉米它。」指的就是這個地方。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為什麼這個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別多。文革殺人事件中，該公社殺人奪妻的案件發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點因果關係。
公社駐地洪塘營圩是道縣地勢最高的圩場，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們到洪塘營採訪時，眼前的圩場僅有橫街一條，街道房屋都很破舊，甚至還有一點點衰敗。山風掠過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種凄涼之感。
接到蔣文經等人送來的「革命真經」，（1967年）8月20日，洪塘營公社抓促領導小組組長、公社武裝部長賴興好召開了全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四巨頭」會議。賴在會上大肆渲染蔣文經等人的謠言，介紹楊家公社鄭家大隊的殺人經驗（原文是「鎮壓四類分子暴動的經驗」），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對於「調皮搗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貧下中農同意殺就可以殺，並點名指示紅花大隊殺人，「帶動全公社的對敵鬥爭」。
會後，紅花大隊率先殺3人，各大隊陸續跟進，五天之內，共殺43人。
8月26日，洪塘營公社「三結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書記盤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開全社各大隊「四巨頭」會議。盤副書記在會上點名批評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大隊，重點表揚了「行動快，殺人多」的紅花大隊，號召各大隊，外學鄭家，內學紅花。
會後，各大隊積極行動，掀起了全社的殺人高峰；當天便殺47人。有些在會上受到批評的大隊很不服氣，積極行動，迎頭趕上。如佳竹洞大隊，原來沒有殺人，支書王建喜、民兵營長蔣漢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評以後，回到大隊馬上就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貫徹公社8•26「四巨頭」會議精神，要各生產隊就在會上摸底報名單，名單拿出來以後執行不過夜，立即派民兵分頭抓人，當晚便將12個「階級敵人」鎮壓了。第二天清早即打電話向公社報喜。
接著，27日，全公社又殺86人。
賴興好、盤家端等人坐鎮公社，守在電話機旁指揮全局。
東江源大隊是盤家端的點，經他指示、批准，殺了13個人。
洪塘營公社文革「殺人風」中共殺187人（其中自殺5人），僅8月26、27兩天就殺了133人，占殺人總數的71%。
該公社殺人最多的是紅花大隊，共殺42人，佔全社殺人總數的22.5%。該大隊一個名叫李博清的殺人兇手，殺人上了癮，每次殺人都主動要求參加，不讓去還不行，該大隊先後三次殺人，李博清每次都參加了，親手殺害21人。從筆者掌握的材料看，整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親手殺人最多的應當是他。壽雁區唐家公社那個殺人冠軍雷康古有水分，貨真價實的冠軍應當歸李博清。李博清當時已經40出頭，在當時的道縣應當算是個半老頭子，那個時候人的壽命相對要短一些，50歲就喊老倌子，60歲不為夭折，70歲就是古稀之年，筆者查了一下，道縣一些出名的殺人兇手，年紀一般都在20歲左右，大的不過30出頭，40歲以上的殺人兇手，除報復殺人、謀財害命、殺人奪妻這幾種情況外，還真的少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李博清對殺人表現得如此積極呢？處遺工作開始以後，李博清因多次主動要求殺人，且手段殘忍，後果嚴重，被逮捕法辦。專案組的同志要他交代殺人動機，他的回答竟然是：「為了多賺兩個工分。」乍一聽，覺得荒誕無稽，難以置信，仔細一想，卻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殺人成了一種革命行動，不但不要負責任，而且還有錢發、有糧食分、有工分記，這樣的便宜人，願意去殺的恐怕不在少數。筆者有幸親歷過文化大革命，記得當時在學校里，每當有機會觸及牛鬼蛇神肉體的時候，廣大革命師生無不歡欣鼓舞，躍躍欲試。開始的時候，這種痛毆「階級敵人」的行為多少還有一層嚴肅的面紗，被看成是一種階級義憤和革命行動，到後來幾乎成了單調枯燥生活的一種調味劑，有些調皮搗蛋的同學把它戲稱為打便宜人。便宜人可打，亦可殺，關鍵在於便宜到什麼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殺不殺三分罪。
採訪中，筆者曾向當地有關幹部請教過這樣一問題：洪塘營公社大多數大隊殺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過二十餘人，為什麼紅花大隊表現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負責處遺的同志這樣回答：
「紅花大隊離公社很近，大約只有里吧路的樣子，狗叫的聲音都聽得到。這種地理位置，使得該大隊幹部與公社領導聯繫非常密切。『亂殺風』中，公社盤家端、賴興好等人把這裡樹成一個階級鬥爭的點來抓。他們多次到大隊現場辦公，督促殺人，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紅花大隊一直都是公社的先進大隊，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面，殺人也是一樣，只能比別的大隊殺得多，不能殺得少。當時煽動殺人，不像我們今天這樣赤裸裸地叫殺人，而是說鎮壓階級敵人的暴動，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保衛紅色政權等等，是作為政治任務下達的。所以紅花大隊的幹部積極帶頭行動。當時的大隊支書陳明鳳就親自充當殺人兇手，帶頭殺人。大隊貧協主席，叫個楊隆寬的，當時25歲，猛得很，每次殺人，都背著一桿鳥銃，沖在最前頭，並且親自殺人示範。大隊民兵營長鄒景桂當時在公社民兵自衛隊當隊長，帶著自衛隊的民兵到處支援殺人。這個人品質壞得很，不但殺人而且還乘機強姦、輪姦被害者妻女。幾個為主的幹部帶了頭，其他幹部還能不動手？大隊幹部、生產隊幹部帶了頭，群眾還能不動手？第三個原因就是，紅花大隊殺人的面放得比較寬。當時這個『亂殺風』，說是亂殺，實際上還有界線的。界線一突破，人數就要成倍的向上翻。打個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殺分子不殺子女，無論哪個大隊最多也就只殺得十幾個；如果說子女也殺，人數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說只殺男的，婦女、小孩不殺，怎麼殺也殺不到四十多個人，如果要斬草除根的話，無論哪個大隊殺四十個人都是少的。同時，還有一些人為了殺人奪妻，不留後患，把女方的家人也就殺得比較徹底。另外一方面，紅花大隊不但殺地富，而且還殺了一些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貧下中農』，說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業不給隊上交錢的，在生產隊出工偷懶耍奸的，或者不服幹部的領導，跟幹部斗著乾的，這些事情現在看來都是小問題，在當時，一上綱上線，就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挖社會主義牆角，對抗黨的領導，這都是砍腦殼的事啊！這三類人加起來，紅花大隊只殺了42個人，要講還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盡得量殺，起碼還要翻一番。當時紅花大隊殺人已經出現不斷擴大的狀態，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虧上頭剎車剎得快，紅花大隊8月21號開始殺人，到8月28號打止，只殺了7天。據說還準備再殺一批，8月29號，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打來電話不準再『亂殺人』，當天晚上，賴興好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脫產幹部開會，傳達47軍制止殺人的電話會議精神，並分頭通知各個大隊。紅花大隊隔公社近，接到電話后馬上就封刀了，以後再沒殺人。但盤家端的點東江源大隊不知道為什麼給漏掉了，沒有通知到，結果這個大隊在8月30號上午，又殺了9個人，本來只殺十幾個的，這下子變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二名。這次處遺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這麼做的，好讓東江源抓緊時間再殺一批。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證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營公社文革殺人的情況，最讓我們震驚的，或者說最具特色的不是「殺人最多」的紅花大隊，也不是「抓緊時間再殺一批」的東江源大隊，而是處於中游水平的黃家塘大隊。這個大隊殺人居然不是公社幹部指示的，而是一個名叫鄧永裕的公社電話員指示的。當時在洪塘營鄉處遺工作辦聽到這個情況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於洪塘營距縣城比較遠，交通不太方便，我們到洪塘營採訪，來得比較晚，此前已經在縣城附近的幾個區社採訪過，紅花大隊那種情況，東江源大隊那種情況，見得非常多，公社領導開會指示，大隊幹部開會貫徹，貧協和民兵組織具體執行，可以說是道縣殺人事件的一種基本模式，黃家塘大隊的這種情況還真的少見。在我們採訪中是第一次聽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社電話員，充其量就是個縣郵電系統的合同工，跟民辦教師的性質差不多，他憑什麼「指示」殺人呢？下面的大隊又憑什麼聽他的呢？
我們問處遺辦的同志：「是不是哪個公社領導指使鄧永裕傳達的指示呢？」
該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純粹是他自己的個人行為。你們這個想法我們一開始也有，經過反覆調查，確定沒有任何一個公社幹部指使過他，純粹是他自己坐在電話機旁沒事幹，吃飽了撐的，看到別的大隊都殺了，黃家塘大隊一直沒有行動，就打過一個電話去指示殺人。」
於是我們決定把原來的採訪計劃調整一下，立即去黃家塘村。
黃家塘大隊（村）位於洪塘營公社最北面，與蚣壩公社毗鄰，東邊是貓兒山，西邊是楓木山，它就在兩山夾峙的馬鞍形上。從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個公社距縣城最近的地方，實際上交通並不便利。當時整個道縣東南部只有一條簡易公路，叫道坦公路，從道江鎮到湘源錫礦的坦水坪，全長60多公里，主要是為運送湘源錫礦的礦石而修築的，當然沿線村鎮也跟著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於縣城東郊的上關村，向東南通過蚣壩圩，越過泡水到后江橋，從后江橋轉向東行，再次越過泡水到四馬橋圩，從四馬橋圩轉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況不是很好，車行起來，黃塵滾滾，顛簸得十分厲害。公路距洪塘營圩最近的地方叫東江腳，從這裡分叉出一條更加簡易的公路，通到洪塘營圩。從洪塘營圩到黃家塘有大約15里山路要走，不算險峻，卻也蜿蜒曲折。我們就是走這條路線到黃家塘村去的。實際上要直接去黃家塘村，還有一條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對平坦一些，就是不經過洪塘營圩，在四馬橋圩下車，渡過泡水，步行20餘里便可到達。我們離開黃家塘村回道江鎮走的就這條路。但去的是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這條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黃家塘村。
大約半下午時分，到了黃家塘村（大隊）。由於來得倉促，事先準備工作不充分，採訪很不順利。接待我們的大隊幹部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明顯不太歡迎，嘟嘟囔囔地說：「雙搶大忙的，好多要緊的工作都搞不贏，搞這些空事干哄門（什麼）？」好在我們早有思想準備。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有大量黨員、幹部，特別是農村黨員、幹部被捲入其中，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對於這一次的處遺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對抗的，特別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鮮血的人更是如此，他們本能地把我們看成是找麻煩的人，所以每次下去採訪，一定要事先做好鋪墊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釘子。
對黃家塘村的採訪當然也不例外，臨時起意，倉促而來，要是一帆風順，那倒奇怪了。不過，不順利並不等於一無所獲。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講了，直接講採訪結果。
事情還得從8•20公社殺人動員會說起，那天，黃家塘大隊支書祝玉亮等人在公社開過會，回到大隊，幾個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隊的幾個地富分子還沒有「調皮搗蛋」到非殺不可，決定集中管制起來，以觀後效。因為黃家塘跟公社離得比較遠，平時聯繫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檢查工作」的幹部也把它給忽略了，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隊都行動了，該大隊忙著「促生產」，忘了「抓革命」。這個情況被公社電話員鄧家裕發覺了。他雖然不是公社領導，但坐在總機旁邊插接電話，公社和各個大隊來來往往的電話，都可以監聽得到，（那個時候，電話員又叫機線員，就是類似機要員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擔任）所以對全公社殺人的情況了如指掌。
據鄧家裕說：「我因為發覺黃家塘一直沒有行動，又曉得公社要開總結評比會，害怕他們受批評，出於一片好心，打過一個電話提醒他們，沒曾想到他們把殺人的責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說是我指示的。我一個公社電話員，連個半脫產的幹部都算不上，憑什麼指示殺人？」
鄧家裕問得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是，黃家塘大隊幹部群眾的說法有一點點不同之處。當時接聽電話的（原）大隊會計祝重成說：「（1967年）8月25號中午，我在大隊部值班，公社『殺人辦』主任鄧家裕打過電話來，問我們大隊為什麼還沒有行動，批評我們拖了全公社的後腿，強行要求我們馬上行動。我接到電話以後，馬上向支書祝玉亮、大隊長祝玉省他們做了彙報。大隊上專門開了一個會，拿出了一個名單，決定殺5個地富分子。還打電話向鄧主任作了彙報。第二天早晨，鄧又打過電話來，是支書祝玉亮接的，說我們大隊跑出去的兩個地富（實際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區（蚣壩區）被抓住了，要我們派人去接。祝支書問，接回來怎麼處理？鄧主任說，在路上幹掉算了。所以這兩個人也殺掉了。後來，8月27號在公社開過會以後，因為大隊上還關著幾個地富沒有處理，我們又把電話打到公社，請示鄧主任殺不殺，鄧主任指示說，統統給我殺了。就這樣又殺了3個。」
附帶說一句，鄧家裕對「殺人辦主任」這個頭銜，堅決予以否認，他說：「什麼牌子不好叫，叫個殺人辦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沒有蠢到這個程度。」
好在這個問題無關宏旨，殺人辦主任也好，其他什麼辦主任也好，還有什麼司令啦，政委啦，院長 啦，叫什麼都可以，關鍵是黃家塘大隊貧下中農就是這麼直觀理解的。如此看來，黃家塘大隊殺人情況與其他大隊並無本質區別，說它有特殊性，僅僅特殊在別的大隊指示殺人的是「正牌貨」，而指示該大隊殺人的是個「冒牌貨」而已。
不過，有一個情況祝重成沒有說，那就是當天（8月27日）晚上，他打電話向鄧家裕請示：「有些人雖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產隊參加生產，在外面打流，走資本主義道路（搞副業），這號人殺不殺得？」鄧家裕答覆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都可以殺！」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後，第二天就帶人把本大隊在外地搞副業的中農社員祝重道抓了回來，騙他交出錢財之後，將其殺害，並順便奪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處遺工作中被定為殺人奪妻案。
大平嶺公社的殺人情況與洪塘營大同小異，相比而言殺人稍少一點。具體殺人情況，後文中有幾個案例可作參考。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據道縣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道縣1967年文革殺人事件中，在區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八個區：上關區、橋頭區、清塘區、祥霖鋪區、清溪區、蚣壩區、梅花區、壽雁區，占當時全縣總區數的72%，在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18個公社：蚣壩公社、上關公社、富塘公社、楊家公社、柑子園公社、洪塘營公社、橋頭公社、唐家公社、午田公社……占當時全縣公社總數的48.6%。有485個大隊殺了人，占當時全縣大隊總數的93.4%,其中殺30人以上的大隊有27個，殺40人以上的大隊有7個，殺50人以上的大隊有4個。
清塘區的主體部分在1967年叫月岩區，即「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鄭有志當武裝部長的那個區 ，是全縣最先召開區級殺人動員大會的地方。該區文革時下轄清塘、久佳、午田三個公社，現轄清塘、久佳、午田、營江、萬家莊5個公社。5個公社共殺269人，其中槍打189人，刀殺46人，沉河47人，炸死17人，活埋3人，棍棒打死8人，火燒死5人，其他方法致死37人，滅門5戶。
清塘區位於道縣西部，距縣城十幾公里。西部緊靠都龐嶺，中部有清塘萬畝大洞和營江大洞。著名的濂溪河發源境內，蜿蜒流經清塘、久佳、營江三個公社，在道江鎮注入瀟水。濂溪河畔的久佳鄉樓田村是北宋大儒、理學鼻祖周敦頤的故鄉。世人可不知周敦頤，而不可不知《愛蓮說》。這朵千年的蓮花，陶冶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史上，周敦頤的地位如禪家的慧能，如西方的馬丁•路德。孔子以一篇兩萬五千餘字的《論語》奠定儒家的思想基礎，老子以一篇五千餘字的《道德經》成為道家鼻祖，周敦頤僅以一篇兩百餘字的《太極圖說》和一篇不滿三千字的《通書》成為理學開山。朱熹有詩讚曰：「聞道移根玉井房，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我們對清塘區的採訪特地選擇從樓田村開始。
沿濂溪溯流西上去樓田，河水越來越清徹，景色越來越迷人，悠長的路程也因之大大縮短了距離，不知不覺就到了樓田村。這一帶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川靈秀，酷似桂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無與倫比的人間奇景。這是一塊歷史氣息濃郁的蓮花寶地。舊時「道州八景」有兩景在此：「龍山煙樹」、「豸嶺雲屏」。村后道山，層巒疊翠，猶如一座碩大無朋的筆架。村右龍山，煙樹蒼蒼，狀若游龍，綿亘數里。村左豸嶺，霧氣蒸騰，形如怪獸，氣吞河山。村前一馬平川，濂溪河宛如一條銀色玉帶，緩緩流過。當地人說，這是出宰相的風水。村后長滿茂林修竹的道山山腰上有一個大溶洞，口小而腹大，可容千人，名曰「黑岩」。山腳下，村南端，有泉四時不涸，是為聖脈泉。泉邊石壁上，依稀可辯傳為周敦頤的題刻：尋源。泉水從石竇中汩汩流出，形成一條小溪，流過村前，注入濂溪河。小溪水淺而石圓，溪上有小橋，名曰大悟橋。相傳當年濂溪先生常垂釣於此，天人感應，大徹大悟。當地村民告訴我們，前方不遠，原有一片荷塘，面積有十畝之大，每逢夏季，荷花盛開，清香遠溢，美不勝收。不過現在已成了稻田和魚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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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29
自此往西南十餘里，是逶迤磅礡的都龐嶺山脈，號稱「湖南第二峰」的韭菜嶺直插雲天，終年煙籠霧鎖。相傳漢光武帝劉秀曾流落此地，行乞時跌落筷子在山上，化為方竹。如今嶺上依然比比皆是。
西行八里，是道州八景之最「月岩步影」。傳為周敦頤讀書、靜養、悟道之處。月岩是都龐嶺下的一個大溶洞，一洞三孔，東西兩個洞門，高數十丈，宛如城闕。洞壁峭石環生，晶瑩璀璨。中間一個通天孔於洞頂之上，天光直透，東望如上弦月，西望如下弦月，中望如皓月當空。從西洞往東洞走，抬頭看頭頂的洞口，會看到一彎「新月」如鉤，再行，象鐮刀，再行象小船，逐步由缺而圓；行至洞中，便是「皓月」當空；繼續東行，回頭望「月」，則又由圓而缺，最後變成一鉤「下弦月」。穿越約一公里長的岩洞，十幾分鐘時間，便可領略自然界30天的月相變化。令人驚嘆者三。洞內至今尚存宋代以來名人文士摩崖碑刻四十餘塊。清代道士盧國綸曾以《月岩》為題，賦古風一闕：「岩以月名真奇絕，天光透入岩之缺。當頭仰見月一輪，上下兩弦隨轉折。月本在天不在岩，以天為月岩迥別。千壑奔赴響流泉，重門高爽積晴雪。飛鳥天邊幾迴翔，洞里行人爭皎潔。谷口時有好風來，山腰無數嵐煙結。人言周子太極圖，曾於此中悟真訣。假令斯岩不效靈，當年豈遂無圖說。先生理學貫三才，區區豈假一丘垤。風景殊尤信有之，等閑應唯遊人舌。若將商洛強安排，先生聞之恐不屑。」清咸豐年間，廣西私塾先生、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起義反清，兵經道縣，曾游月岩，並題詩一首云：

十萬雄兵過道州，征誅得意月岩游。
雲橫石陣排車馬，氣壯山河貫鬥牛。
烽火連天燃落霞，日月縱暉照金甌。
天生好景觀不盡，餘興他年再來游。

文氣尚平，帝王之氣蹶突其間。
我站在大悟橋上，凝視樓田村這個夢一般既遙遠又真實的古老村莊，吟詠著周濂溪《太極圖說》的千古名句：「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心中感觸良多。腳下的溪水無聲無息地流淌，背後的青山如屏風環伺，突然感到彷彿多年前我就來過這裡，也是這樣站著，也是這樣想著，也是這樣一陣陣心酸痛著，也是這樣無語的溪流，也是這樣黛黑的青山。
此時的樓田村尚未從文革浩劫中完全復甦，「破四舊」的遺跡俯拾皆是，但依然美得驚人。千年古村，人文厚積，青磚黛瓦的庭院，劫後餘生的牌坊，曲徑通幽的青石板路，石階、石檻、窗欞、屋檐……處處透出宋、元、明、清四代建築風格。然而歷史也給人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在這位理學鼻祖的家鄉，他的石刻繡像早已被他的子孫打成三塊，而他提出的宇宙構成論以及他所開創的「心性義理」學說，幾乎無人知曉。
來到這裡，不為觀賞勝景，不為仰慕先賢，而為調查怎麼殺人，確實是一種耐人尋味的事情。
在樓田村我們採訪了周敦頤的二十五代孫周民基。
這位68歲（1986年）的老農民是樓田村的前任黨支部書記，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1944年日寇製造的震驚全國的「樓田慘案」的倖存者，又是1967年道縣大屠殺的殺人兇手。他向我們談了自己的經歷：
「我是一個死過一回的人。1944年古歷8月，我26歲時，日本鬼子打到了道縣，四處下鄉抓人，我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隨鄉親們躲到後山的黑岩里。初三這一天，一大早，兩個日本鬼子押著三個中國挑夫到我們村，看到家家戶戶都沒有人，就返到後山上來尋找。這時，剛好有兩個小孩去山腳井裡，去提水，被日本鬼子發現了，追著他們，找到了黑岩洞口。這時，我正好爬到洞里來，給老婆乃崽送早飯，剛要出去，就聽見洞口日本鬼子嘰哩咕嚕亂叫，也曉不得叫什麼。我們誰也不敢吭聲。鬼子兵叫了一陣，見洞里沒動靜，就慘無人道地逼著三個中國挑夫，搬來一大堆柴火，點燃往洞里燒，一邊燒一邊架起風車往洞里煽風。當時，黑岩里躲著周圍四、五個村子一千多口人，一時間濃煙滾滾直往洞里灌，嗆得人眼淚鼻涕直流，不斷咳嗽。熏得實在受不了了，我們幾個年輕的，火氣旺，嚷著要往外沖，衝出去和日本鬼子拼了。他們只有兩個人，我們這麼多人還怕搞不過他們？可是，族長周正悟帶著一些人，拿把大刀在前面堵著，他怕打死了日本人，事情鬧大了，收不得場，就命令大家把衣服、被褥拿出來堵洞口。結果，等於火上加油，堵洞的衣服、被褥被日本鬼子從洞口丟進來的柴火點燃了，火越燒越大，煙霧越來越濃，岩洞內漸漸沒有了空氣（應當是氧氣），不斷有人昏倒，站在洞口的人被燒得皮開肉綻，人油滋滋地流……那兩個日本野獸守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洞口的岩頭都被他們燒成了石灰。等到他們離開時，已經有四百多口人被燒死和熏死在岩洞里。我們村就死了87個。我的一個小兒子也嗆死了。全村死絕了17戶。那個慘象，真讓人不忍心看。三天過後，洞里還點燈不燃……
「我大難不死。解放后，我懷著強烈的階級仇、民族恨積極工作。後來入了黨，當了大隊支書。我當支書期間為群眾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不少蠢事、惡事……但從沒做過昧良心的事，只有文革那件事做得虧心!那時候，我鬼迷心竅，不辯真假，聽信了別人的謠言，以為當真地主富農組織『黑殺團』來殺我們黨員、幹部了。那次到公社開會，公社幹部講，人家把刀都架在你們脖子上了，你們還睡著不醒？要我們回去把調皮搗蛋的殺他兩個。還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回來以後，我就與民兵營長周祖明、周仕祥幾個商量，趁著別處都在殺人的機會，先下手為強，把我們村的幾個地富都搞掉算了。結果一傢伙殺了9個……其實殺起來蠻容易的，比殺只雞都好殺些，捆起來牽到村外的河邊，殺了，丟到河裡。原來準備殺到後面山上，有人說怕壞了村裡的風水，就改到現在那個地方。沒有人反抗，都老實得很。只有富農周民正說，我們在舊社會吃過剝削飯，罪該萬死！可是乃崽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能不能留下來？可是，你是曉得的，已經開過會討論了的，怎麼留得呢？只好一起都殺光了。這些年來，我的心裡一直不安然，一想起這件事心口就痛，良心上過不去。其實，那9個人都是我們周氏門宗人哩，也是周敦頤的二十五代和二十六代孫。為了這件事，現在我受了處分。我不怪別人，只怪自己。我感謝黨和政府給我的寬大。」
望著這位一手老繭如鞋底、滿臉皺紋如刀刻的老農民，站在這片誕生過一代大儒的土地上，我們不知說什麼是好！語言有時是蒼白無力的，不如不說了罷。　
唯一使人感到幸慶的是，鄭有志、周仁表等人的殺人動員大會沒有選在這裡召開，總算給濂溪先生留了一點面子。
此次採訪后，我又數次到過道縣，每次都想再訪樓田村，不是以一個採訪殺人事件記者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心無旁騖的虔誠的朝聖者去瞻仰濂溪故里，在蓮花盛開的季節，於一輪滿月之下，端坐於大悟橋上，面對川流不息的濂溪河，向濂溪先生請教天人心性的問題。
惜乎一直未能如願。
後來聽說樓田村已經開發成道縣最大的旅遊景點，觀光過的人說，修繕一新，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我卻突然感到失去了再訪樓田村的衝動。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里，擠滿了從全區趕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這次緊急會議是臨時決定召開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表專程從清塘趕到營江，把道聽途說的「敵情」，經過自己的頭腦加工創造后，向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鄭有志邀功：「鄭部長，你來營江才幾天，我們就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個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風為首的『農民黨』，已發展到四、五百人；一個是蔣家地主崽子蔣偉珠為首組織的『新民黨』，已發展到七、八百人，還有電台。這兩個反動組織是配合美蔣特務反攻大陸搞暴動的，有行動綱領，有計劃，他們的口號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先殺黨，后殺干，中農殺一半，貧下中農全殺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順口溜張嘴就來，彙報完后他又向鄭有志建議:「目前群眾的情緒很混亂，為了穩定局勢，你是不是回清塘開個會？」
　鄭有志很滿意下級對自己的尊重，謙虛地徵求周仁表的意見說：「你看開個什麼會好呢？」
　「開一個黨員幹部會吧。」
　「好！要開就快開，開得大一點，區社幹部、生產隊長都參加。」
　「我馬上趕回去做準備工作。」
　8月17日一大早，鄭有志身著軍裝，屁股後面挎著把盒子炮，坐著拖拉機，「吐吐吐吐」趕回清塘，主持大會。
　周仁表辦事得力，僅僅半天功夫就把會議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腳上沾滿泥巴的基層幹部，有的是從十幾里地外趕來的，快開會了，還有人陸陸續續進場。會場門口布了崗哨，鄭有志當過兵，上的是雙崗。會場內掛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之類的大標語。場子太小，大幾百人擠在裡面十分擁擠。道縣農民一般都習慣在腰上別著根長煙袋，稍有功夫就拿出來含在嘴裡，叭幾口辛辣的土煙葉子。這些年來，區、社兩級幹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價的齊嘴巴紙煙，但生產隊幹部大都還停留在長煙筒階段。空氣中迷漫著嗆人的煙草味和汗臭氣，天氣又熱，叫人心裡好煩燥。農村幹部開會紀律性差，一般都是上頭開大會，底下開小會，整個會場鬧轟轟的。會議一直拖到十點鐘才正式開始，周仁表指揮與會幹部把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拿在手上，面對毛主席像站好。這是當時無論大小會議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門熟路，不用多招呼，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紅寶書貼在胸前，畢恭畢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預備姿式。整個會場突然奇迹般的安靜下來。周仁表開始領頌：「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全體與會幹部一齊有節奏地揮動紅寶書，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周仁表接著又領道：「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眾人又一齊揮動紅寶書高呼：「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敬祝完畢，周仁表請鄭部長作動員報告。這些天來，鄭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較壓抑，接任前線總指揮可以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革聯」搶了槍，一天天在壯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虧，更叫他氣憤填膺，今天，總算找到了一個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顯得十分亢奮，作報告時，時而站起，時而坐下，說到激動處，拳頭擂得桌子嘭嘭響。
　現將《鄭有志8•17講話摘要》全文照錄於下：（這份歷史資料能夠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說是個奇迹。）

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目前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全國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在大好形勢中，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很複雜。道縣「革聯」為了達到反革命政變的目的，8月8日搶了武裝部的槍支，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要血洗道縣。8月13日又開槍打死了我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他們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地搞反革命政變。他們還有電台，配合帝反修。我們廣大革命幹部要提高警惕，用實際行動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我們六區，是防空重點又是防暴亂的重點，8•8搶槍以後，一小撮階級敵人乘文化大革命亂的時機進行破壞和搗亂，蠢蠢欲動！我們已經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他們的行動計劃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先殺黨，后殺干，中農殺一半，貧下中農全殺光。」他們還提出要地富當骨幹。我們區如此，別的區也不例外，八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有一天晚上，大隊支書、民兵營長、治保主任召集四類分子訓話，四類分子每人一張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們站著聽，他們偏要坐著聽。聽著聽著，只見鄭元贊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兩下，四類分子就一齊動手，拿凳子打我們幹部，幸虧支書及時叫來民兵，把四類分子拖出去殺了六、七個，才平息了這場暴亂。十一區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偽鄉長朱敏，在訓話會上，公開向幹部挑釁，說什麼「現在你們搞我，遲得三天的話，我們組織起來，就要把你們幹部全殺光」。大家聽了很氣憤，當場把他打死了。
同志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麼辦？你不殺他，他就要殺我們！如果讓他們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
今後怎麼辦？我的意見有三條：第一、從今天晚上開始，各大隊都要召集四類分子訓話，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交代黨的政策，不老實的要嚴懲。第二、現在公檢法都癱瘓了，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三、要趕快把幹部、民兵組織起來，站崗放哨，把四類分子牢牢看管起來，白天老老實實參加隊里集體生產，晚上關門在家安份守紀。子女也不準到處亂跑，特別是防止他們跑到二中去。

會議要結束時，鄭有志按照慣例徵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見：「仁表同志，你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周仁表一鳴驚人：「我來補充幾句，現在公檢法癱瘓了，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們是脫產幹部，還是戴手錶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裡發現就在哪裡幹掉。」接著又講了「人民黨」（假案）成員久佳公社農民唐玉想當區長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發他到閻老五（閻王）那裡去當區長！」
全場頓時亂成一片，與會者議論紛紛。許多話他們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有人興奮激動，有人緊張惶惑。一個個瞪大了眼睛，望著主席台上的人，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使得他們對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從。
散會後，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員蔣柏柱，帶領久佳的與會人員（約三、四十人）衝到久佳公社達一村 大隊唐玉家。當時，唐玉已經在8月14日的批鬥會上，被打斷了一條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帶講個小細節，14號批鬥唐玉時，蔣公安員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態度」，可是都是熟人，抬頭不見低頭見，燈火通明的，有點打不下手，再說讓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這傢伙鹹魚翻生又抖起來，難保不報復，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亂說亂動，也怕他的後人玩陰的，隊上的人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以吹燈為號，燈一滅就動手。黑燈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鋤頭敲斷了唐玉的一條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兒子和侄兒找來一張門板抬回了家。蔣柏柱把唐玉從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眾人撲上去，一頓亂棒將其打死，然後丟到屋門口坪子邊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許人也？為何這般惹人惱恨？他，家庭出身中農，原系小學教師，為人生性梗介，好管閑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鄉務農。蔣公安員在該大隊蹲點，「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別人敢怒不敢言，唯獨唐玉不識進退，仗著會寫兩個字，幫著受害人寫了一張狀子把蔣柏柱告了。害得蔣受了老大一頓批評，仕途也受了影響。這號人留得么？至於唐玉想當區長云云，這在當時確實是滔天大罪，但「人民黨」尚不存在，他想當區長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筆者經多方調查，獲知唐玉「企圖篡黨奪權」的最大證據是，有人揭發他在「發泄對黨的仇恨」時說過：「如果讓我當區長的話，肯定不會比他們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惡不至死。
我們在採訪中，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唐玉吶，好人呀！」既然好人呀，為什麼那麼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時候，我沒下狠手。」一位參加殺害唐玉的兇手對我們說。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還痛快些。筆者採訪的殺人個案中，很多被害者臨死前最大的願望就是「求你讓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會議結束后，久佳、清塘兩公社有五個大隊迅速行使「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權力，4天內殺了13人。
在整個殺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殺36人（其中自殺4人），清塘公社殺75人（其中自殺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隊貧農社員曾保保在「社教」中提過大隊貧協主席陳智才等人的意見，文革「殺人風」中，陳智才等人趁機報復，將曾保保殺害。當時曾保保已經懷孕6個多月，拖著大肚子被拖上殺場。被殺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錯了，我改正。求你們不要殺我，我肚子已經有了毛毛，硬是要殺我，讓我生下毛毛再殺也不遲。」陳智才說：「你想用緩兵之計，我們不得上你這個當！」一馬刀剖開曾保保的肚子，胎兒翻了出來還在蠕動，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況，下章專門另述。
筆者認為，在道縣殺人事件中無處不見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誕生在清塘區。始作俑者應該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個道縣，一共只殺了11人，其中13日殺1人（朱敏），14日沒殺人，15日殺7人（鍾佩英母子等），16日殺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馬橋區楊家公社一帶。在對這幾起殺人事件的查處中，沒有發現與「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相關的內容。而8月17日清塘會議后，「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後春筍般以各種形式出現，有公社級的，有大隊級的，甚至有些生產隊都有「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對這個創造發明的專利權始終不肯認領。他們中有人辯解：「道縣出現殺人事件和『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廣西那邊的影響，是從廣西全州那邊傳過來的。」事實果真這樣嗎？我們為此查閱了大量文革資料 。不錯，與道縣相鄰的廣西全州縣，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發生了大屠殺，也確實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和 「貧下中農肅反委員會」等組織（后兩個「委員會」道縣沒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後的事，從時間順序上看，應當是廣西受道縣影響，而不是相反才合邏輯 。
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周仁表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隊殺人，點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蔣家、獅子頭、大神山、團結等大隊殺了17人，並在蔣家大隊親自開槍殺人，給民兵作示範。仁表同志可能記心不好，很多事都記不清了，但他帶著兩名颯爽英姿的女民兵下來督促殺人的光輝事績，清塘鄉的農民兄弟至今還津津樂道。在整個道縣文革大屠殺中，殺人事件責任人中的脫產幹部絕大多數都是「君子動口不動手」，親自動手殺人的，處遺工作組有一個「三個一」的說法，即：地管幹部有一個（原冷水灘造紙廠黨委辦公室主任歐才清），政法幹部有一個（周仁表），公社書記有一個（原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黨委副書記鄧耀春）。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為什麼要把午田公社單獨提出來呢？因為涉及到一個重量級人物——道縣縣委副書記、原午田公社書記熊禮衡先生。
熊禮衡1967年道縣發生大屠殺時任午田公社書記，作為公社一級的當權派，他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一點小小不然的衝擊，但絲毫不影響他作為「革命領導幹部」在午田公社的政治舞台上發揮主導作用。筆者在午田採訪時，一位基層幹部是這樣評價「我們熊書記」的：「這個人不簡單，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那麼熊禮衡在殺人事件中是怎樣發揮他的能力、水平和魄力的呢？採訪中我們明顯感到，他早已運用他的權力和威望做了很多工作，使得他的身影在殺人事件中變得迷迷離離，難以捉摸。
午田公社在「殺人風」中共殺42人（自殺3人）。殺人期間，一共開了4次會議，第一、二、三次會議動員部署殺人，第四次會議剎車、制止殺人。動員部署有熊書記的身影，制止殺人也有他的身影。殺人主要集中在兩批，第一批8月23日左右，在清塘區三級幹部會影響下，共殺12人；第二批8月26日左右，在公社8•24「抓促」會議部署下，共殺28人。現已查明，叫得最凶的是午田公社武裝部長何孟祥，殺得最多的是午田大隊，共殺11人，也是何孟祥親自指使的。第二名是蔣家洞大隊，共殺8人。在這個大隊的殺人事件中，筆者終於看見了熊書記的身影。該大隊在公社開過「抓革命促生產」動員會後，下午回隊立即召開幹部會議，支書朱日生傳達公社領導的指示：「你們要向幸福洞學習，殺地富要出布告，把他們的罪狀貼出來。」於是研究殺人名單，初步定下了一個殺10人的大盤子。晚飯後，又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貧下中農代表會議，與會者30多人，經討論有人又提出兩個對象，最後決定殺12個。
8月26日傍晚大隊民兵分頭行動，將要殺對象控制起來，關到大隊部的庫房裡。其中有一個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民兵抓他去大隊時，他死賴著不走，只好當場幹掉。當晚，大隊民兵營長朱報生在大隊部打電話到公社找熊書記請示，由於蔣家嶺、麻元里、石壩頭等三個大隊共一條線，線況不是很好，開始沒有打通。大隊長朱用生在辦公室值班，聽得風吹電話線嗚嗚作響，說：「莫非有人破壞電線？」叫朱報生打電話到公社，看線路通不通。結果一打就通了。接電話的人正巧是熊禮衡。朱報生向熊彙報了「雙搶」進度和大隊其它一些工作情況，最後向熊禮衡請示殺人的問題，說我們已經開了會，決定了要殺的名單，又把擬殺對象的成分、表現等等都做了彙報，並把已殺朱景文的事也向熊書記彙報了。熊禮衡念了兩條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必須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接著指示：「你們決定要殺哪些人我不作主，其他我沒有意見。但是殺人的問題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分子和子弟區別開來。」
放下電話，朱報生、朱用生等人馬上召開民兵幹部會，共11人參加，傳達貫徹熊書記指示，經研究決定寬大5人（都是子弟），只殺6人,其中5個分子，另有一個地主子弟叫朱牛仁，平時較為調皮搗蛋，不聽招呼，決定殺了「給猴子看」。寬大的5個人，當晚教育釋放。
第二天（8月27日）召開全大隊群眾大會，發揚民主，要大家舉手錶態。要殺的6個人，捆起跪在台上。朱報生主持會議，宣布6人罪狀，念一個名字，問一句：「同不同意殺？同意的舉手。」所有的群眾都喊同意，一致舉了手。
走完這個程序后，民兵就把這6人牽到後背山上，用鳥銃打死。算上朱景文一共7人。最後被殺的是逃跑出去后被從外地抓回來的一名地主子弟。該子弟抓回來以後，公社已經傳達了47軍進駐部隊的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大家講不殺算了。可是朱報生、朱谷洪等人不同意，說：「如果不逃跑，可以不殺。逃跑了抓回來不殺哪還得了？土改時就是這樣的，逃跑的地富，抓回來沒有不殺的。」帶著幾個民兵半夜裡偷偷殺掉了。
午田公社新茶大隊，第一次殺人高峰時沒有殺人。第二次高峰時也沒有殺人。不是這個大隊沒有四類分子可殺，毛主席早就講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個大隊一千多口人沒有一個階級敵人，豈非咄咄怪事？也不是這個大隊的四類分子表現得特別好，用該大隊一位幹部的話說：「這表現不就是一句話的事，說你好就好，說你不好就不好。」那麼什麼原因使得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一直不開殺戒呢？原來該大隊幾名可殺對象背景太複雜，要麼家裡有人在外面當幹部，要麼家族勢力在當地很強大，說盤根錯節也行，說千絲萬縷也行，總而言之一句話，殺起來有麻紗，不像其他大隊的土地富，殺一個是一個，殺兩個是一雙，殺了就殺了，連哼都不哼一聲。新茶大隊的幹部群眾不想扯那個麻紗。下面鼓潮的不是沒有，上面批評的也不是沒有，區里、公社裡都派人下來督促過：「別的大隊都殺了，你們這個地方的四類分子就那麼好？」話都說到這個份上，新茶大隊的幾個主要領導還是咬緊牙關，「殺」字硬是不肯出口。
9月8日，午田公社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熊禮衡在會上點名批評了新茶大隊在對敵鬥爭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思想保守，認識模糊，心慈手軟。熊說：「新茶大隊朱梅這個人頑固得很，調皮搗蛋搞破壞。他當過國民黨的航空生，屋裡勢力又那麼大，留下來不殺，對國家搞建設沒什麼用處，對你們大隊的領導危害很大。你們現在不殺，以後又說難得領導。公社早就批下來了，其他大隊都殺了，如果你們大隊怕殺得，就派塘下、下汶的貧下中農去支援你們。」塘下、下汶等幾個大隊的幹部跟著起鬨，搞得新茶大隊幹部覺得很沒有面子。熊禮衡笑眯眯地問新茶大隊與會幹部：「你們同不同意殺？」新茶大隊的幹部齊聲回答：「同意！」「要不要塘下、下汶的貧下中農幫你們革命？」「不要！我們自己革命！」
散會以後，回大隊的路上，民兵營長唐桂龍對其他四巨頭說：「熊書記已經開口了，回去以後就不再通知了，吃了午飯，就去學校集合。」大家說：「好。」唐桂龍吃完飯，就到朱梅家叫他去學校有事。朱梅不知道要殺他，乖乖地跟在唐桂龍後面到了大隊小學。一進門就被早已在這裡等候的民兵捆了起來，綁到操場的籃球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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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30
唐桂龍指著朱梅，把熊禮衡說的話原原本本地重複了一遍，然後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朱梅的死刑，立即執行。幾個民兵上來，把朱梅用鳥槍打死。上午11點多鐘散會，下午3點不到就把熊書記的指示落到了實處。
最後，支部書記朱純生帶領大家喊了幾句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新茶大隊在文革大屠殺中僅殺朱梅一人。
實事求是地說，熊書記在道縣大屠殺中的表現絕對不是最惡劣的那一類，這一點從他主事的午田公社僅殺42人中可以看出，比其它公社的很多大隊殺得都要少。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確實是一個穩健派，午田公社在殺人事件中，開始殺人比較晚 ，四類分子子女殺得較少，滅門的較少，輪姦殺人、謀財害命的較少。筆者並無為熊書記辯解之意，當時比他惡的幹部實在太多了，熊禮衡做得已經足夠謹慎。筆者既然寫了他的故事就有責任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們從熊禮衡這樣有能力、有水平、講政策的公社領導幹部也捲入了「殺人風」中，能夠對這場大屠殺的本質有更深地認識。

卷三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營江彙報會」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第二十二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當時的道縣有兩個最重要的地方，一個是二中，「革聯」總部所在地，一個是營江，「紅聯」總部退守農村后的所在地，道縣幾乎所有的重要故事都或多或少與它們有關。
鄭有志在清塘主持殺人動員大會後，風風火火趕回營江，籌劃成立營江「前線指揮部」等事宜。
1967年8月18日，晚飯後，六區武裝部長鄭有志、二區武裝部長鍾昌友、四區武裝部長廖明忠，「紅聯」政委賀霞，「紅聯」司令張明恥五人，漫步來到白地頭塘邊的空田裡，研究成立「前線指揮部」的相關事宜。
其時夕陽銜山，紅霞漫天，清風徐來，稻菽飄香。正是「雙搶」大忙季節，雖然天色向晚，正在收割的稻田裡，到處可見農民們辛苦忙碌的身影。眼前景物使人不禁想起毛澤東七律《回韶山》一詩中的詩句：「喜看稻菽千層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鄭有志說：「把大家召集起來開一個小會，為的是組織民兵，加強領導，統一指揮，準備成立一個作戰指揮機構……我們是前線，這個機構的名稱就叫前線臨時作戰指揮部，大家看要不要得。」
賀霞說：「成立一個指揮部太好了！我們早就想到有一個統一的組織領導，我代表革命幹部、『紅聯』和廣大貧下中農表示堅決地擁護和支持。」
其餘人也紛紛表態擁護支持。
鄭有志說：「既然大家都一致支持，我們就來定一下指揮部的人員，議一議由哪些同志來負責。」
鍾昌友說：「指揮長老鄭擔任，政委由賀霞同志擔任算了。」
賀霞說：「指揮作戰我不懂軍事，還是你們武裝部的人擔任更合適些。」
鄭有志說：「賀霞同志最近還有重要的任務，準備上北京告狀，政委的工作老鍾還是由你擔任算了。副指揮長的擔子老廖你就挑起來，要不要得？」
廖明忠說：「明天我就要趕回區里去。區里的事情撂了一攤子，只怕走不脫。」
鍾昌友說：「怕個屌子，現在要顧全大局，階級鬥爭的大形勢這樣嚴峻，還考慮區上的那點小問題。」
鄭有志：「現在還回去幹什麼，讓『革聯』翻了天，奪了權，什麼都保不住了。」
張明恥也在一邊說：「廖部長，把擔子擔起來把。我們大家都支持你。」
廖明忠這才勉強答應了。
接著又提議賀霞任副政委，張明恥任後勤部長。
張明恥是縣物資局的幹部，當即表態：「我當後勤部長，保證供應，你們需要什麼，我們就供應什麼！」
幾個主要的領導位置安排好后，其他事項也很快就研究通過了。
鄭有志是個痛快人，辦事不拖泥帶水，立即以指揮長的身份宣布：「今晚召集『紅聯』頭頭和武裝部幹部開一個會，統一一下思想，明天就開成立大會。」
當晚8時左右，在營江良種場召開了在營江的「紅聯」負責人和武裝部幹部會議，鄭有志宣布成立「前線指揮部」與組建兩個武裝民兵連和一個獨立排的決定。並宣布「前指」為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會後一起行動聽前線指揮部的」。
第二天（8月19日）一清早，鄭有志剛起床，就接到周仁表從清塘打來的電話：「鄭部長，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廖家大隊的貧下中農已經行動起來了，昨天晚上殺了6個壞傢伙。」
鄭有志聽了連聲叫好：「好，好！仁表同志，我也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營江『前線作戰指揮部』今天就要成立了……廖家大隊的貧下中農給指揮部的成立獻了一份厚禮！」
早飯後，召開民兵大會，鍾昌友主持會議，宣布「前線指揮部」正式成立。鄭有志作「重要講話」。據處遺工作組有關調查材料披露；鄭有志等人在這次成立大會上，大肆渲染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敵情，講了四馬橋楊家公社殺人的情況，還把早上剛剛聽到的廖家大隊殺人的情況添油加醋地大講一通，並把這種嚴重的犯罪行為說成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是「檢驗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
成立大會後，鄭有志等人趕製了一面「紅聯前線指揮部」的大旗，有一丈二尺長，掛了出去。這面旗幟後來被「革聯」繳獲，與它一起被繳獲的還有一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都放在道縣二中門口展覽過。
「前線指揮部」成立的當天，縣抓促小組組長、縣人武部部長崔保樹等人專程從縣裡趕來視察。鄭有志和賀霞等人向他彙報工作時，談到了農村殺人的情況。崔部長指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道縣的問題主要出在槍杆子上，殺幾個四類分子是小事，等軍分區領導和47軍代表來了，把槍杆子收繳上來，一切都好辦了。」
同日，縣總工會副主席劉××專程到縣抓促小組辦公室，向熊炳恩彙報農村出現的殺人情況：「熊書記，現在下面到處欄關設卡，有的地方開始殺人，弄得人心惶惶，縣委怎麼不出面制止呢？」熊炳恩說：「現在機關幹部都走了，武裝部的槍被搶了，公檢法散了，我一個人講話誰聽？」
然而，此前，「紅聯」頭頭賀霞和張明恥曾請熊書記就道縣當時的形勢發表看法，熊說：「這次把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誰好誰壞貧下中農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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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31
第十五章 「8•21營江彙報會」

「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駐蹕營江公社良種場大院。該大院是一個面積相當可觀的四方院子，對著大門是一棟兩層小樓，兩邊兩排紅磚平房，中間一個足球場大小的空坪。大院和衛星般拱衛在它附近的兩個村子里，集結了近千名來自各區社的民兵，組建了二個武裝民兵連和一個直屬民兵排。他們穿著各色不同的衣服，腰上扎一根皮帶或捆一條汗巾，背著不同層次的武器，基幹民兵是步槍，普通民兵是鳥銃、馬刀、梭標等，其中最神奇的，當然是穿黃軍裝的，他們大多是複員退伍軍人，也是武裝基本民兵的骨幹。另外還有一批集中來的鐵匠、木匠，在加班加點打制馬刀、梭標。來的人想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絕對一致，就是來賺革命工分的，來這裡的民兵和工匠除了有糧食補貼外，還要在生產隊拿最高工分。
指揮部設在樓上一間簡陋的小會議室里，指揮長鄭有志、政委鍾昌友（梅花區武裝部長）、副指揮長劉厚善（上關區武裝部長）、廖明忠（橋頭區武裝部長）、副政委賀霞（縣委農村部幹事）、王先志（仙子腳區武裝部長）、參謀長黃濤（縣公安局幹部），以及後勤部長張明恥等人，雲集於此，既要對付「革聯」打派戰，又要指揮全縣農村「抓階級鬥爭」，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辛苦得很。鄭有志更是廢寢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紅了，布滿血絲。
尤其此地距「革聯」老巢二中不過四里之遙，時刻要提防「革聯飛虎隊」偷襲。8•13武鬥之後，鄭有志等人已經領教了這幫「亡命之徒」的狡詐凶頑，更不敢掉以輕心，一隻槍睡覺都放在枕頭底下。門前小橋邊、公路旁上了明、暗幾層崗哨。鄭有志等人都是當兵出身，在這點上絕對不會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時有喝問口令的聲音劃破靜夜，惹得附近的狗跟著叫起來，使人緊張得太陽穴打鼓一樣咚咚跳個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聲象遙遠的迴音似的，愈傳愈遠，漸歸寂靜，才能把一顆懸起來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里。
8月21日，零陵軍分區趙爾昌副司令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47軍6952部隊梁連長，在先武裝部崔部長和劉政委的陪同下，風塵僕僕來到營江紅聯前線指揮部。由於一些歷史原因，趙副司令員一行捨近求遠，繞道寧遠，從那裡步行而來（當時寧遠到道縣還沒有公路）。為什麼不走道縣縣城呢？自然是為了避開「革聯」。讀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軍分區領導會顧忌一個小小縣城裡的群眾組織？請不要忘記這是「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說明的是，當時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基本癱瘓了，有的還被奪了權，但人民解放軍系統還是堅如磐石，同時擔負著「支左」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軍不能炮打。但問題出就出在「支左」兩個字上，前面筆者已經講過，中央文革關於湖南問題的《8•10決定》批評湖南省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連帶著陵零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也跟著犯了錯誤。就是說從前「支左」支錯了人，現在要把屁股扭過來。可是屁股說扭就扭得過來嗎？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繫，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幾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陽曬得黑汗水流，當時見過趙副司令員一行的當地農民至今還在回憶：「嘖嘖！趙副司令員不簡單！算起來要算是道台了，那麼熱的天，那麼大的官，還走路，一身的汗，軍裝都不脫，帽徽領章整整齊齊。」
剛一落坐，趙副司令員顧不得擦一把汗，馬上把正在開全縣區武裝部長會議的與會者和「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的頭頭們（其中很多本身就區武裝部長）召來彙報情況。二、三十個人把小小的會議室擠得滿滿當當。那時節沒有空調，連電風扇都是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會議室里悶熱難當。趙副司令員身穿的確良軍裝，頭戴軍帽，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鄭有志等區武裝部長在農村隨便慣了，見狀，連忙手忙腳亂地整理風紀。
首先，由「紅聯」副政委賀霞彙報，他憤怒地控訴了「革聯」的「滔天罪行」，又談到了農村的階級鬥爭，說：「當前道縣農村的階級鬥爭很複雜……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發展了三千多個成員。她指揮四類分子打了大隊治保主任。蚣壩公社有些四類分子聚集召開秘密會，搞反革命組織『新民救國團』。六區（月岩區）地主蔣偉珠 有電台，她本人是發報員，經費是從冷水灘暗號叫『609』的特務那裡搞來的，準備到湖北省達子山搞兵工廠，企圖搞軍事暴動。楊家公社與寧遠縣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個四類分子上山為匪，要殺我們的黨員、幹部、貧下中農。新車公社有六個小孩在山上放牛被這些匪徒殺掉了。」（據處遺工作調查，全系假案。）
賀霞還沒彙報完，鍾昌友搶著插話：「我們車頭區理家坪公社就有四類分子搞暴動搶民兵的槍，西干橋後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類分子上山為匪……」
趙副司令員等軍人，原本對地方情況接觸少，不甚熟悉，聽賀霞等人的彙報，個個感到震驚，臉上現出同仇敵愾的表情。
賀霞接著彙報說：「現在貧下中農都發動起來了，組織民兵站崗放哨，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還殺了一些階級敵人。」
趙副司令員問：「殺了多少？」
賀霞說：「大概一百多個。」
趙副司令員當即指示：「你們要統計一個準確的數字給我們。」
周仁表接著彙報，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獲」的兩個「反革命組織」的反動綱領、行動計劃和反革命口號外，又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這兩個反革命組織與二中（「革聯」總部）有聯繫。他們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變，要殺貧下中農。現在，農村裡貧下中農都起來了，殺了一批階級敵人。」
這時，有人插話說：「對農村殺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賀霞站起來反駁道：「貧下中農起來殺幾個階級敵人，殺得好！……是貧下中農階級覺悟的表現，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們應當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能讓一個貧下中農被殺。」
趙副司令員說：「農村階級敵人起來暴動，要殺貧下中，貧下中農起來殺階級敵人，這就是江青同志說的『文攻武衛』。現在武裝部的槍被搶了，政法部門也管不了，四類分子要翻天，貧下中農恨四類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窮人出身，我堅決站在貧下中農一邊。」
彙報結束時，趙副司令員又指示：「你們彙報的情況和提出的意見很好！使我們了解了道縣的一些真實情況，我們帶回去向47軍彙報，使道縣的問題儘快得到解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要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對反革命組織要儘快組織力量偵破，落實好材料，堅決打擊。」
鄭有志趁機向趙副司令員索要武器。
趙副司令員答覆：「上級沒有命令，我們不能給。」
趙副司令員回到零陵后，也沒再做調查落實，立即把他在營江聽到的彙報內容，總結成一份《社情電報》，彙報給了47軍。47軍隊這份《社情電報》加了按語后，又轉發下來，之後又發到道縣各區、社。
正好筆者手頭上有一份《社情電報》的抄件，特照錄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處於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唯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動採取了行動。從7月底以來，特別是從8月22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兇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子女，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77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47軍在《社情電報》的按語中說：「中央文革轉發零陵軍分區反映道縣的四類分子活動情況，對四類分子的活動要嚴加註意，但也要勸說農民按政策辦事。」
這份據「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的電報，現已查明所述全部「敵情」無一屬實。如四類分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台灣國民黨的空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之說，當時道縣報上來的7個「反革命組織」全系假案。至於「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更是連影子都沒有的事。它將一些道聽途說，甚至是別有用心製造的謠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確認下來，又經道縣基層政權層層傳達、宣傳、印發，成了「階級敵人翻天的鐵證」，甚至成了煽動和實施殺人的依據。筆者在道縣採訪時，聽得很多殺人事件責任人在談到「殺人風」興起的原因時，都說到了這個《社情電報》，他們說：「這個《社情電報》對當時的殺人風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貧下中農看到這個電報，以為四類分子真的起來暴動了，上山當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紅皂白殺起四類分子來了。」這一點，不知《社情電報》擬制者作何感想。
營江彙報后，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區三級幹部會議上說：「我昨天向軍分區趙副司令彙報了我們六區階級鬥爭和群眾起來殺四類分子的情況，趙副司令員表揚了我，這一下，我的膽子就更大了。」
這段記錄營江彙報概況的文字是筆者，根據處遺工作組的調查材料整理的。為此筆者也採訪了不少人，態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認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件的原來面貌，說心裡話，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當年的彙報者和聽取彙報者，究竟說了些什麼，指示了些什麼，一些主要的當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選擇性遺忘症，還有一些人面對鐵證如山的揭發材料，咬緊牙關不認帳，讓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頭痛，而筆者就更是無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說，他們還「搞了很多背後的活動」，要用人血「殺出一個左派來」等等，但筆者無權將這些缺乏有力證據的揭發材料作為事實披露。
趙副司令員視察營江的主題是了解下情、制止武鬥。然而從道縣殺人事件的有關統計材料上，卻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1967年8月21日是道縣殺人事件的一個「飛躍點」！道縣處遺工作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彙報材料中，把整個殺人事件分成四個階段：

1967年8月13－20日為第一段，主要表現為零星和自發的（事實上是農村基層幹部策劃組織的――筆者）殺人。這一階段歷時8天，是殺人風的開始階段，共殺81人，占殺人總數的1.8％，全縣只有壽雁、四馬橋、清塘三個區殺了人。8月21日－25日為第二段，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縣第一次殺人高潮。多數區、社開了不同類型的殺人會，動員部署殺人。歷時5天，共殺807人，占殺人總數的17.9％，全縣10個區36個公社只有少數公社沒有殺人。8月26－30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擊殺人，補火殺人，平衡殺人，掀起了第二次殺人高潮。這一段殺人是在『不準亂殺』和『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歷時5天，共殺2454人。占殺人總數的54.5%，全縣36個公社全部殺了人。8月31－10月17日為第四段，是殺人風的制止和緩慢平息階段……歷時48天，共殺1177人，其中大量人員系被逼自殺，占殺人總數的25.8%。

與上述四個階段相對應的有四個標誌性事件：
一、8•8 搶槍事件；
二、8•21營江彙報會；
三、8•26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四、8•29 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
從上面材料不難看出，8月21日這一天非常重要，從這一天開始，道縣「殺人風」迅速席捲全縣，呈現有組織有規模的殺人態勢，不但被殺人數激增，而且這天之前殺人多少還要找上那麼一條、兩條莫須有的罪名，這天之後就進入了想怎麼殺就怎麼殺的狀態。
這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人們不得不用力地思索。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鍾昌友在營江彙報會上向趙司令和梁連長等人彙報的「地富搶槍暴動和上山為匪」等「敵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一天之前，營江「前指」成立的時候，還沒聽到他講這個情況，怎麼一天之後，就掌握了這麼大量的「敵情」呢？
（1967年）8月19日，開過營江前指成立大會後，鍾昌友抽空子匆匆趕回了車頭，身為二區抓促領導小組組長他對區里的工作放心不下，雖然營江這邊事關大局，但區里那一攤子也需要他拿個章程。我們在前面說他是梅花區武裝部長，確切地說，是車頭區的武裝部長，梅花區那個時候還不叫梅花區，叫車頭區，文革以後，1978年雙牌（原瀟水林區管理局）建縣，將原屬瀟水林區管理局的月岩林場、橋頭林場劃歸道縣，原屬道縣的理家坪公社和車頭公社的雙峰大隊劃歸雙牌縣，車頭區更名為梅花區 ，下轄梅花、車頭、富塘三個公社。
從營江倒車頭只有十幾里路，這點路程對鍾昌友這樣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幹部，家常便飯的事，但其間要過廉溪和洑水兩條河，耽擱了一點時間，趕到車頭已是半下午時分。車頭區公安特派員何田等人已在區公所已恭候多時了。何田忙不迭地將鍾昌友請進自己的房間，急切地向他詢問縣裡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勢和營江前指成立的內幕情況。鍾昌友簡明扼要地回答了何田的問題后，憂心忡忡地說：「當前形勢非常緊張，『紅聯』和『革聯』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最後解決，我們要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革聯』8•8搶搶以後，氣焰囂張得狠，各地四類分子跟著蠢蠢欲動，根據我在營江掌握的情況，四類分子有可能要搞暴動。聽鄭有志講，他們區廖家的地富搞暴動，幸虧貧下中農發覺得早，鎮壓了6個。」何田深有同感地說：「是啊，現在階級鬥爭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西干橋的山上就有10多個四類分子在活動。」鍾昌友一聽，立即緊張起來，指示道：「老何，你馬上派人去查實一下，如果情況屬實，趕快抓起來……當前一定要把民兵組織起來，把槍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要把四類分子管好，有調皮搗蛋的，反攻倒算的，群眾抓到了要殺就堅決殺掉。不能留下隱患。」何田說：「鍾部長，你放心，這些工作我們都在做。」
與何田談話以後，鍾昌友把區里下一階段的工作稍稍做了一些安排，便急匆匆地趕回營江去。營江那邊，「前指」剛剛成立，要做的事太多，離人不開，鄭有志就像個催命鬼，鍾昌友剛到車頭，就把電話追了過來，催他回營江。沒有辦法，鍾昌友只好以大局為重，把區里的工作暫時先放一放。
鍾昌友前腳剛走，梅花就出敵情了。8月20日，社灣大隊民兵設卡盤查時，發現了一個可疑人員，該人50來歲年紀，手臂上有捆綁吊打后留下的淤血痕迹，扣留突審，果不其然，此人叫唐林賢，是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隊的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雖然是中農，但在國民黨手上當過偽警察，不是個好東西。8月9日，唐林賢與侄兒媳因一點雞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在唐看來，我是長輩，侄兒媳作為晚輩應當尊敬長輩；可是侄兒媳不這樣看，她認為你是階級敵人，我是貧下中農，階級敵人理所應當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管制。兩個人的說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比較起來，還是侄兒媳的道理大些，所以大隊上一索子把唐林賢捆起來，準備對他進行批鬥，打一打階級敵人的威風。唐林賢當天晚上弄脫索子逃跑了。
記得採訪時，筆者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過當地農民：「你們認為偽警察和現在的警察有什麼區別？」回答之精妙令我至今難忘：「都是抓人的。偽警察專門抓好人，現在的警察專門抓壞人。」這個「專門抓好人」的偽警察唐林賢8月9日逃跑以後，因為手上沒有大隊的證明，四處流竄，無處落腳，靠幫人打零工維生，直到8月20日落網。社灣大隊民兵自衛隊把電話打到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公社公安特派員莫盛祚接到電話，又把電話打到理家坪大隊。理家坪大隊支書王煥良接到電話后帶著治保主任王田清、基幹民兵唐理強（唐林賢的侄兒），背著兩桿槍，趕到社灣領人。由於唐林賢當過偽警察，「受過反革命訓練」，王煥良等人對他警惕性很高，用索子五花大綁，捆得非常結實，準備帶回理家坪處理。（據王煥良說：「本來沒有打算殺唐林賢的，準備帶回大隊，請示公社看怎麼處理。」）可是路上唐林賢很不老實，盡耍花招，磨磨蹭蹭，不肯好好走路，一會子裝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說自己沒做過任何壞事，求大隊領導高抬貴手，饒過他這一回 ；一會子又說索子捆得太緊，走不動，要求松一松索子。侄兒唐理強罵他，他還敢回嘴。唐理強年輕氣盛，脾氣上來了，從王田清手中奪過步槍，（唐理強本人沒有配槍的資格）對著唐林賢就是一傢伙，「嘭」的一聲槍響，唐林賢向前一仆，在地上拱了幾拱，身子就挺直了。王煥良上前用手探了探鼻孔，已經斷了氣。這下子三個人有點慌了張。雖說當時農村裡面，開會批鬥打死個把四類分子（含子女），或者有的四類分子（含子女）想不開竄塘上吊尋短見，不是什麼新鮮事，可是像這樣光天化日之下，開槍打死還不多見。道縣那時候「殺人風」雖然已經颳起，上上下下一片喊殺之聲，但還沒有形成後來出現的那種理直氣壯、說殺就殺的態勢。人已經打死了，怎麼辦？一塊石頭打上天，總要落地。思來想去，還是王田清機靈些，他跟唐理強說：「就說你叔叔搶槍，被打死的。」大家一聽，覺得這個主意好得很，連忙跑到區里，找到何（田）部長報告，四類分子唐林賢搶他們的槍，被打死了。何田說：「階級敵人搶民兵的槍，這還了得！打死了還不是打死了。」
這就是後來在道縣廣為流傳的「二區地富搶民兵的槍搞暴動」的謠言最為接近事實真相的版本。這個謠言，在8月21日「營江彙報會」上，被鍾昌友等人作為四類分子搞暴動的例證向零陵軍分區趙副司令員和47軍梁連長做了專題彙報。
筆者曾經問過處遺工作組專案組的同志：「這樣的反革命搶槍案件在當時應當說是非常重大的案件，案發現場距區公所咫尺之遙，就是坐轎子也要不了一個小時，何田為什麼不到現場去查看一下呢？一個五花大綁的50來歲半老頭子去搶三個全副武裝民兵的槍，這裡面有多少蹊蹺，何田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公安工作的政法幹部難道會天真到一點都不察覺？」
專案組同志說：「你不能用現在的眼光看當時的事情。我們這一次處遺工作組進場后，一開始他們也說唐林賢是搶槍被打死的，我們一聽就曉得是假話。可那個時候，像這樣階級敵人搞暴動的案子，沒有，做都要做出幾個來，何田是瞌睡來了，有人送枕頭，當然靠上去就呼呼打鼾。」
一位道縣的老幹部說：「這個階級鬥爭說好抓，它也難抓，因為要無中生有。說難抓，它又好抓，因為可以無中生有。」
鍾昌友人在營江，心裡掛著區里的事，8月20日下午他從營江打電話到車頭詢問情況，何田不在家，區婦女主任張桂娥接的電話，她把唐林賢的事向鍾部長做了彙報。鍾昌友說：「他搶民兵的槍打死了還不是打死了。這是群眾運動，好得很！我們要大力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當晚，何田又打電話到營江向鍾昌友具體彙報。鍾說：「四類分子自己跳了出來，是好事，不是壞事。你趕快把材料整一整，明天我們要向趙司令員和47軍的同志作彙報。」又指示：「讓每一個大隊都查一查，還有多少這樣的壞東西，每個大隊把最壞的殺他兩個。」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唐林賢是車頭（梅花）區文革「殺人風」中第一遇難者。受唐林賢事件影響，8月21日，車頭公社社灣大隊經請示公社黨委組織監察委員楊正東批准，殺了一名叫吳志承（50歲）的地主分子。
8月22日，車頭區召開全區「文革」委員會議，區委秘書楊繼富主持，討論和貫徹縣抓促領導小組電話會議精神，會上大肆渲染所謂敵情。
第二天（8月23日）上午，又召開全區脫產幹部會議，何田主持，區委副書記兼區長吳榮高講話。吳在講話中大肆渲染各種虛假的敵情煽動殺人，他說：「理家坪的反革命分子搶槍搞暴動，被貧下中農鎮壓了，這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區的群眾真正發起來了。人民群眾起來之日，就是反動分子滅亡之時。殺四類分子的問題，表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不殺行不行？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反過來殺我們……今後，殺罪大惡極的，一律由貧下中農討論做主。」
臨到散會的時候，吳榮高又笑眯眯地站起來，意味深長地對全體與會幹部說：「同志們哪，我有一個建議，吃了飯以後，大家可以到梅花大隊去看一看。」
本來安安靜靜地會場一下子熱鬧起來，熟悉吳榮高脾氣和工作作風的區社幹部們都知道，梅花大隊肯定有好戲看了。但，究竟是什麼好戲呢？有人迫不及待地向坐在身邊的梅花公社幹部打聽起來：「好傢夥，你們公社又有什麼新動作走在我們前面了？」梅花公社的幹部帶著點小得意的微笑，跟著吳區長一起賣點小關子：「去看看嘛，一看不就曉得了。」
原來，早在區里開會動員殺人之前，梅花公社已於8月22日搶先一步召開了各大隊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四巨頭」會議，煽動部署殺人。會議由公社書記蔣益信親自主持，公社秘書廖隆國作重要講話。散會後，廖隆國將梅花大隊的幹部專門留下來，指示他們在23號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經商議決定在會上殺該隊地主分子何文成（50歲）以發動群眾，震撼敵人。廖秘書再三交待：「到時候會有人來參觀學習，你們可別搞得不像樣子，丟公社的臉哦。」
殺何文成時，先是把他丟到一眼廢石灰窯里，治保主任何賢富站在窯眼前向他交待政策：「想活命不？想活，把浮財交出來，保你不死。」 這個政策土改時就有，何文成是土改的過來人，自然懂得，連連表示願意交錢保命。讓他沒想到的是，交了180元 的買命錢，結果還是殺掉了。此次處遺工作組進場后，何家遺屬反映了這個情況。工作組找何賢富談話，他只承認拿了80元，其餘100元到哪裡去了，至今還是個迷。據何賢富說：「（拿了錢）本來確實想饒他一命，可有人來參觀，不殺一個不行，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只好殺了。」
參觀梅花大隊的殺人現場會後，車頭、理家坪的幹部馬不停蹄趕了回去，第二天就召開公社幹部大會，傳達貫徹區8•23會議精神和梅花大隊經驗，部署殺人行動。會後，短短5天時間，全區殺了170多人（不包括理家坪公社的殺人人數）。
8月25日，何田離開車頭到營江參加政法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是以「紅聯前指」的名義召開的，會期3天，26日至28日，主旨是制止濫殺，卻出人意料地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會議之後，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潮。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8月28日散會，8月29日車頭區再次召開脫產幹部會議，由何田傳達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就像營江會議一樣，這個會也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大會。區委秘書廖隆國在會上念了由47軍轉發的零陵軍分區起草的《社情電報》，何田作重要講話，在談到前一段時間的殺人問題時，他說：「貧下中農起來殺了一些調皮搗蛋、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這是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應該大力支持。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殺亂了，有些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現在不要亂殺了，特別是反動組織的頭頭，殺了，斷了線，損失太大。留下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不該殺，而是要通過他們繼續深挖，把背後的反動組織一網打盡。至於那些罪大惡極的，群眾要求一定要殺的，還是可以殺他幾個，但是不要濫殺。」
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營江政法工作會議鄭有志等人講話的一個翻版。這次會議后，車頭區也像道縣其他各區一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
下面我們且就梅花、車頭兩個公社的殺人情況做一簡述。（理家坪公社現已劃歸雙牌縣，殺人情況由雙牌縣負責查處。）
前面說過，梅花公社在區殺人動員會召開之前已經率先開了殺人動員會，並在會後樹了一個先進典型——梅花大隊。我們對這隻麻雀進行了解剖。梅花大隊在梅花公社殺人不算最多，僅殺7人（其中自殺1人）。8月23日殺何文成，地主，50歲。8月26日殺王進成，地主，50歲；王炳生，地主子弟，21歲，王進成之子。8月29日殺莫德生 ，富農，44歲；文尚易，貧農，53歲；文守福，貧農，22歲，文尚易之子。8月29日，吳男珠（女）自殺，地主，62歲。
在筆者看來，它的典型性主要表現在兩點上，一是緊跟上級領導，上面開一次會，它就殺一次人，配合十分默契；二是殺人雖不多但聲勢浩大，每次都要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鬥，由貧協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狀」，然後浩浩蕩蕩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還要押著沒有被殺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陪斬，「接受改造」。
且以8月29日該大隊最後一批殺的三個人為例說明之。這一天，區里開會貫徹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梅花大隊決定抓緊時間再殺一批，說是「再不殺，以後就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開會研究時，治保主任何國慶、文革主任何安桃和大隊幹部吳德學提了文尚易父子的名。可是文尚易是貧農，總不能只殺貧農不殺地富，於是又把富農莫德生搭上了。另一種說法是，殺富農莫德生時，把文尚易父子作為搭頭搭上了。殺莫德生好理解，階級敵人嘛，可是為什麼要殺文尚易父子呢？據查，是因為吳德學與文尚易有私仇，「社教」時文尚易批判了吳德學。吳德學想報仇不是一天兩天了，一直沒有機會，眼前得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豈能讓它錯過。他勾通大隊幹部何國慶、何安桃等人決定搞掉文尚易，但文尚易那個崽文守福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恐怕會要報復，斬草不除根，來春又復生，又決定乾脆一起搞掉算了，利利索索，安安然然。不過殺貧農畢竟不像殺地富那麼方便，搞不好恐怕惹出麻煩。為這事，何安桃利用他文革主任的身份專門請示了公社領導廖隆國。廖隆國說：「貧農又不是紅色保險箱，該殺的還是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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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32
殺文尚易父子時，吳德學、何國慶等人把他們和富農分子莫德生用索子捆在一起，用炸藥炸，也就是俗稱的「坐土飛機」。不知是炸藥放得少了，還是位置不對，「轟」的一聲炸響后，文尚易和莫德生倒是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文守福卻沒有死，只是炸脫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滾。吳德學趕上去，用手指頭把文守福的眼珠挖出來，塞進文的嘴裡。這裡頭有個說法，就是要讓文守福到了陰曹地府變成個瞎子，找不到回來報仇的路。看到文守福還不斷氣，吳德學又用馬刀將他的喉管割斷。殺了文家父子后，吳德學覺得還不解恨，他拎著帶血的馬刀，跑到文家。文尚易的老婆正在家裡哭天哭地，吳德學拿刀比著她說：「哭什麼哭？你兒子就死在這把刀上，你把刀上的血吃了，我們就算了。不然就殺了你。」硬是逼迫著文母將刀上的血跡舔干，這才罷手。
地主婆吳男珠（62歲）看到莫德生等人被炸死的慘狀，嚇得魂不附體，當天晚上，自縊身亡。
殺地富的故事太多，前面已經講過一些，後面讀者還會大量接觸到，在此再講一個斜皮渡大隊殺貧農的故事。道縣大屠殺4500多名被殺人員中有350餘名貧下中農，關於這些人被殺的情況，筆者也有責任給一個交代。
斜皮渡大隊在整個文革「殺人風」中共殺3人（其中自殺1人），用當地農民的話說就是：「殺了兩個貧農，嚇死一個地主。」
8月22日，梅花公社召開殺人動員會後，公社幾位主要幹部都下到基層督促殺人，比如公社黨委書記蔣益信親自到了赤源大隊，副書記王國祥、社主任何昌寶到了唐家山大隊等。到斜皮渡大隊指導工作的是公社團委書記李仁桃，前段時間，農村搞「社教」，他就是這個大隊的駐隊幹部。8月24日，斜皮渡大隊召開有民兵骨幹和群眾代表參加的幹部擴大會，貫徹公社8•22會議精神。李仁桃以公社領導和駐隊幹部的雙重身份主持會議。會上，他講了大隊的生產問題和全縣的階級鬥爭形勢，提出：「我們大隊有沒有調皮搗蛋的也要殺他一兩個？」基幹民兵李君生，李次生（鐵匠）站起來答道：「怎麼沒有，何仲功就是一個。」但是群眾都沒有做聲，沒有出現其它地方那種有人提名，大家就跟著喊殺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何仲功是個貧農；二是李家兄弟與何仲功有過節；三是李家兄弟毛病太多，喜歡小偷小摸，還經常亂搞男女關係，特別是李次生因盜竊罪還被勞改了半年。雖然革命性很堅決，但品質太壞，群眾不擁護。散會以後，李仁桃把大隊主要幹部留下來研究。大隊支書何如順認為：「何仲功這號人確實調皮搗蛋不好領導，殺也殺得。」但是李仁桃沒有批准：「殺貧下中農還是要慎重一點，先關到起，把問題審查清楚再說。」李君生、李次生等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立即把何仲功捆起來，關進大隊的倉庫里。當晚何仲功跑掉了。他是怎麼逃跑的，由於兩個當事人（何與他的兒子）都已遇害，現在很難搞清楚。要命的是何仲功逃跑時把兒子何如長也帶走了。這是他最不明智的地方，自己逃跑就算了，把兒子帶上算怎麼回事？可能何仲功怕自己跑了，大隊會找他兒子算帳，可就沒有想一想，帶著兒子一起逃跑，危險有多大！整個道縣到處都有民兵攔關設卡，天羅地網一般，何仲功父子跑出去沒兩天，就在東門公社被抓住了。斜皮渡大隊派人領回后，捆在大隊祠堂的柱頭上。有人問:「怎麼處理？」何如順嘆了一口氣說：「這回想不殺都做不到了。」不過還是做慎重地搞，打發李君生到公社請示李仁桃。李仁桃答覆：「打鐵趁熱，幹掉。」李君生一路小跑回了大隊，傳達道：「李書記批判我們了，叫我們打鐵趁熱，趕快把他們兩爺崽通通幹掉。」何如順說：「打鐵就打鐵。」
8月30日，殺何家父子的時候，李仁桃親自去了。因為步槍子彈非常珍貴，所以用鳥槍打。執行的民兵開槍沒有打死，李仁桃急得直跳腳，叫何如順趕快上去補槍。何如順穿一身白褂子，怕把衣服弄髒了，隔著老遠打了一鳥銃，還是沒打死，氣得李仁桃直罵他沒用。幸虧一個基幹民兵衝上來跟著補了一銃，才算解決了問題。
殺了何家父子后，9月2日，一名叫吳成媛的地主婆嚇得上吊自殺了。
梅花公社殺人最多的是東風大隊，即處遺工作組同志總結的十大特色殺人案例中那個吹號殺人的大隊。該大隊包括西田、正鵠、黃土洞三個自然村，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8人（其中自殺3人）。
8月22日，公社書記蔣益信在公社主持了殺人動員會後，23日，馬不停蹄來到東風大隊督促工作。東風大隊當即召開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名單。8月24日，第一批殺5人。8月29日，區里召開脫產幹部會議，貫徹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9月1日，該大隊抓緊時間大殺一批，這一批16人。之後又零零碎碎再殺了幾個。
該大隊有一個名叫何鐵賢的基幹民兵排長，一個人就親手殺害11人，強姦被害人妻、女多人。筆者手頭有一份控訴材料，控訴他殺害地富子弟何若盛（30歲），強姦何若盛的妻子周教玉，還企圖長期霸佔周教玉為妻。
那麼吹號殺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東風大隊的一名基層幹部說：「其實簡單得很，殺第二批時，何國生這個背時鬼吹了衝鋒號。那刻（時候）我們大隊殺得不算最惡的，樟武坊 比我們惡得多，就是不該討論殺人時，何國生提出吹號為令，號聲一響，三個村子一齊動手。他在部隊里當過號兵，生怕人家曉不得。結果這一次處遺運動中被揭發出來，搞得我們大隊一下子出了大名，全縣都曉得了。」
這時，該幹部突然問道：「反正都是殺，吹號也殺，不吹號也殺，吹不吹號有那麼重要嗎？」
我的心頭猛地一梗，千言萬語堵在喉嚨口，卻一句話說不出來。實際上要說的話很多很多，能說的話也很多很多，但在當時那個場合下，最明智的選擇還是「多聽少說，只聽不說」，否則我們的採訪難以進行下去。
9月1日，東風大隊殺了16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后，上級關於制止「亂殺人」的精神傳達到了大隊。9月2日上午，大隊召開幹部會，傳達上級制止殺人的會議精神。傍晚時分，該大隊社員何若貝從縣城搞副業（打工。那個時候人員流動是受到嚴格管制的，外出打工必須得到生產隊、大隊同意，並出具證明，打工收入要按規定數額上交生產隊，折算成工分，年終再參與分配。）回來，晚上，一個名叫何定信的中農社員和他的兒子何若英到何若貝家談白（天），鄉下人想聽聽城裡的新鮮事也是正常的，更何況當時道江鎮「紅聯」、「革聯」打得天翻地履，有消息說地富分子翻天了，搶了槍，盤踞在二中做大本營，在裡面掛起了蔣介石的像，還散發反動傳單……何定信父子怎麼說也是村裡見多識廣的人物，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來找何若貝探個究竟，也在情理之中。這個情況被何若貝的鄰居看見了，認為何若貝從「革匪」窩子里回來一定是來搞串連的，馬上報告了基幹民兵何友賢，何友賢打起飛腳跑到水庫管理所報告了大隊民兵營長何子良。何子良當即吹起緊急集合的哨子，帶著十幾個民兵把何定信和何若英抓了起來。為什麼不抓何若貝呢？據說何若貝是回生產隊交副業款的，是何定信和何若英心懷鬼胎，找他打探「革匪」的情況。可見何氏父子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只是剛開過會，殺人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隨便了，上頭說了實在是「罪大惡極」，貧下中農堅決要求要殺的，也要整材料，報上級(公社)批准。不過，這也難不倒何子良等人，他們迅速以大隊支部的名義整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條罪狀，附帶整了一個「漏網的富農分子」何喜生（中農）的材料，一同報請公社批准 。公社同意了大隊殺何定信的意見。
9月5日上午，何子良等人召開社員大會，宣讀了何定信和何喜生的罪行材料。會後，他親自帶領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五花大綁押到獅子山槽古里去執行。何定信的兒子何若英也被捆去陪斬。先殺了何喜生，要殺何定信時，何子良喊了聲：「慢點，我還有句話要問你。」原來，何子良要讓何定信死個明白，免得他到閻王爺那裡報到時，問起為什麼死的，講不清楚，惹閻王爺不高興。他走到何定信面前，問道：「我問你，你還砍不砍我屋裡的樟樹？」
原來，1950年何定信任區代表時，曾帶人將何子良的父親何上光與他兩家有爭議的生在眾人塘邊的一株樟樹強行砍了，做了禾桶。為這株樹兩家此前已爭吵多次，何上光說是他家的，何定信說是他家的，何定信仗著區代表的身份，在上面走得起，強行把樹砍了，霸為已有。於是兩家發生了糾紛，還到了鄉、區政府打官司。官司是何定信打贏了，但兩家從此結下了仇。何子良說：「那時候你嘴巴大，我們講你不過。但是那棵樹實實在在就是我屋裡的，還是我爺爺親手栽種的。」
「什麼樟樹？」因為年頭隔得太久，何定信一時沒回過味來。
「什麼樟樹？你記不得了，我還記得哩。你到閻王那裡好好想去吧。」
殺了何定信以後，何子良感到心裡還是不踏實，我殺了何定信，他的兒子會不記恨?這個何若英也不是個吃素的角色，萬一哪天得了勢，保不住又要來殺我，索性一趟水做了，心裡安安然然。當天晚上，何子良假傳聖旨，說：「公社來了電話，何若英參加了反動組織，今晚去幾個民兵把他押到公社去。」帶領三個民兵把何若英從關押的神堂屋提出來審問：「你參加了什麼反革命組織，搞了些什麼活動，老實坦白交待！」何若英說：「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沒有搞過任何活動，就是在外面搞了一點副業。」何子良說：「你同你老父親一起參加了神岩的那個反革命組織，公社來電話說有你一個。你要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若英說：「你們去調查，如果查出來我有一個，坐牢、槍斃都可以。」何子良一拍桌吼道：「你還不老實，給我捆起來。」兩個民兵上來把何若英五花大綁起來。何若英一看這個架式，知道不服軟不行，他向何子良求情道：「子良哥，我究竟犯了什麼錯，你給我提個頭，讓我好好想一想，我保證老實交待。」何子良說：「你還沒犯錯誤？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樹。」何若英說：「那是我父親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曉不得，你怎麼怪到我身上？我父親已經死了，也算是罪有應得了吧……」何子良聽得心裡煩燥，打斷何若英的話：「不要講了，話講多了是水。」一邊就喊上路。幾個人將何若英押到盤家石灰窯邊時，何子良命令民兵開槍。三個民兵覺得，不是講押到公社去嗎？怎麼就在這裡搞掉算了呢？都不肯開槍。何子良狠狠地罵了一句：「屌你老母親的，留著他不怕翻天啊！」拿過一桿鳥銃親自將何若英打死。何若英臨死前大叫：「何子良，你敢公報私仇！」何子良冷笑道：「就是公報私仇，你又咬得我個卵脫！」
然後叫手下民兵用馬刀將何若英的腦殼砍下來帶回去示眾。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車頭公社當年可以說名氣大得嚇人，它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華國鋒 的點，道縣有名的一面紅旗。1958年大躍進期間，華國鋒在車頭總結該社石下渡大隊晚稻高產經驗時，寫出了《勝利屬於高舉躍進紅旗的人們》一文，上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車頭由此名聲大振。
道縣與處界聯繫的最重要的一條公路——零道公路（冷水灘至道縣），從南而北貫穿車頭全境。筆者赴道縣採訪，細雨斜風中，最先看到的就是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
車頭公社的殺人動員大會是8月24日召開的，當時主持工作的公社副書記賀永德在會上傳達區8•23會議精神，並部署公社的殺人行動。
當天下午，賀永德親自到司空岩大隊「指導工作」。公社黨委組織監察委員楊正東、公社主任朱巧生、公社秘書盤繼通等人也先後到下面各大隊督促殺人。
比起梅花來，車頭這個老先進這一回似乎落後了一步，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們並沒有閑著，按時間算，車頭殺人比梅花還要早一步，只是沒有梅花搞得那麼有聲勢罷了。除了前面提到的8月21日社灣大隊殺了一個老地主吳志承外，22日仙田大隊又殺了一個老地主黃永讀，比梅花殺何文成還要早一天。23日，車頭大隊殺了一個老地主周家駢，跟梅花殺何文成同一天。
社灣大隊是車頭公社殺人最早和殺人最多的大隊，共殺15人（其中自殺3人）。該大隊8月21日殺了吳志承以後，23日，一名叫李斌青（59歲）的地主分子，嚇得自殺了。8月24日，公社開了殺人動員會，社灣大隊為響應公社號召，決定再殺4人：兩個地富子弟，吳光正，20歲，李勤壽，23歲；一對貧農父子，父親李昌瑞，44歲，兒子李祖文，17歲，道縣一中學生。道縣處遺工作中有四類案子是要重點清查的，一是強姦輪姦殺人（包括殺人奪妻）；二是謀財害命；三是報復殺人；四是殺害貧下中農。經處遺工作組多方查證落實，李昌瑞父子之死定性為報復殺人和殺害貧下中農。李昌瑞1962年農村「四清」運動（清糧食、清資金、清工分、清實物）中，按照四清工作隊的安排提了治保主任李榮保和大隊支書李以寬等人的意見，害得李榮保等人為「四不清」問題做了檢討和退賠。李榮保因此懷恨在心，趁文革殺人之機夥同李明寬等人，在大隊支書李以寬的支持下，將李昌瑞連帶他的兒子李祖文一起殺害。李祖文本來可以不殺的，但是他帶著個紅袖章在村裡耀武揚威，號稱「紅衛兵小將」，殺他父親不殺他，肯定要搞報復，只好斬草除根一起殺了算了。
這種報復殺人現象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敢說每個大隊都有，但每個公社都不止一兩例。僅筆者手頭掌握的就有60餘例。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溪區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的報復殺人案：該大隊社員唐從蛟（貧農）在64年農村社教運動時，揭發了大隊支書唐共求、民兵營長唐福洪、六隊生產隊唐進學等人貪污集體錢物、多吃多佔的問題，1967年文革「殺人風」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從蛟之子唐和安參加了「革聯」，是反革命，將唐家一家9口殺絕，包括不滿周歲的孫子和懷有身孕即將分娩的兒媳婦。
8月24日社灣大隊殺了李昌端等4人後，第二天又殺了一個60多歲的地主婆盤端英。當天晚上，富農李榮輝的兒子李新慶因害怕被殺，逃跑了。感到走投無路的李榮輝在兒子逃跑后，選擇了上吊自殺。26日，又有一名56歲的富農婆劉鸞英「畏罪自殺」。
以後，9月4日殺了一個19歲地富子弟，10日殺了4個地富和子女。
逃跑出去的李新慶（22歲），9月11日在外公社落網，被殺。
前面提到過石下渡大隊的名頭，在此說一說石下渡的殺人情況。這個創造過畝產萬斤水稻神話的先進大隊，這次文革殺人中倒是沒有放「衛星」，一共只殺了5個人。8月26日，大隊支書吳耀生、治保主任吳榮品等人召開大隊幹部會貫徹公社8•24會議精神，經請示賀永德同意后，殺了一個56歲的地主婆盤金姣。8月29日，區里何（田）部長等人從營江開會回來，召開了區脫產幹部會議；9月2日，公社開會貫徹區脫產幹部會議精神，說是以後不準亂殺人了，實在要殺，要整材料報上級批准以後才能殺。石下渡的幹部覺得「吃虧了，落後了」，「前段時間我們殺得太少了，總共才殺一個，跟別隊比連個零頭都不夠，無論如何還要抓緊時間再殺幾個。」於是開會決定再殺4個。公社說了要整材料報批准我們就整材料報批。整材料對這個老先進大隊駕輕就熟的事，整好了材料，吳支書親自送到公社請示賀永德，賀不在公社，又去請示盤秘書。盤繼通說：「現在殺人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上頭來了指示，要經前線指揮部批。我的意見不殺算了。」石下渡大隊的幹部聽得這個指示，覺得很難辦，殺不殺其實沒有什麼大關係，問題是人已經抓起來了，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死刑也宣布了，全大隊都曉得了這4個壞傢伙要殺，就這樣放回去，以後大隊幹部的威信還要不要？四類分子還管得到管不到？於是第二次又去請示。盤繼通勉勉強強同意了：「你們怎麼研究的就怎麼辦吧。殺得時候弄到上莫對面河邊上，不要搞到海頭廟這邊。搞得一灘一灘的血，難看，住在那裡的兩戶人家也有意見。」
當天晚上，石下渡大隊將吳德英（46歲）、吳有瑞（57歲）、吳有球（52歲）、吳永正（38歲）4人牽到富塘公社上莫大隊對門的河灘上，「天女散了花」。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道縣文革大屠殺時期，全縣37個公社，有18個在公社一級範圍策劃部署殺人，其中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大會是最富道縣特色的。
上關公社位於道縣縣城的東南方，緊貼沱江（瀟水於道江鎮的上遊方古稱沱江），與縣城接壤，現隸屬蚣壩區，文革「殺人風」時隸屬上關區（現已撤銷）。是道縣比較富裕的公社之一。民諺曰：「江永的米，江華的蜂，道縣的韭菜，寧遠的蔥。」道縣韭菜名揚遐邇，但道縣韭菜最好的要數上關韭菜。上關韭菜，高約尺半，30餘根便有一斤，白莖如玉，綠葉如翠，清香脆嫩，十分爽口，為韭菜中之上上品。同樣的品種種到別處，無論怎樣精心培育，也難以達到這樣的品質。據說是因為此地土壤富含一種人體極需的微量元素硒的緣故。當然也有其它一些解釋。說到底就是水土不同。
8月22日，上關公社第一場殺人現場會在沱江邊的寶塔腳召開。
寶塔腳距縣城東南七、八里，站在城裡，隔河相望，無論從哪個角度，都能看到一座聳立於紅土山包上的寶塔，在藍天的襯底下，遠遠望去帶點黃金的金黃色，其實是由青磚和青石砌成的。這就是道縣著名的文塔，建於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原為鎮守瀟水中的河妖，不使泛濫成災而修建，但也同時被賦於了城鎮標誌的意義。塔名系當時的道州知府曾文鶴所取，意指文脈深遠、文風昌盛。塔七層八角，高25米，東南西北四個正門各有橫額。東門正對道州古道的萬里亭，額題：「萬里之程」；南門正對九嶷山的豐村大嶺，額題：「氣蒸豐嶺」；西門正對道州群山的制高點都龐嶺的韭菜嶺，額題：「一州砥柱」；北門正對風光秀麗的宜山，額題：「秀挹宜山」。簡簡單單十六個字，將道州形勝一網打盡。塔內有石刻對聯一副：「文星常主照，地脈永鍾靈」。不言而喻此便是塔名的腳註。
寶塔山下這一片良田沃土，當地人順理成章地把它叫做寶塔腳。不過因為破四舊，改名叫齊心大隊。此刻，齊心大隊虎子坪生產隊寬闊的禾坪上，人頭攢動，梭標林立。會場外圍，有臂帶紅袖章、全副武裝的民兵守衛著。參會的除齊心大隊以外，還有建設、向陽兩個大隊的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代表，共一千餘人。禾坪一端，臨時擺了一張八仙桌和幾張木椅子，便是大會主席台。為了產生震憾效果，會議主題事先沒有向下透露。人們交頭接耳，互相打聽，許多人都弄不清今天唱的什麼戲。
道縣的氣候，一年之中8月最熱，在陽光的暴晒下，田野里一股看不見的熱浪在涌動。太陽已經開始曬人的時候，大會才開始。學習最高指示、敬祝萬壽無疆等一應程序之後，上關公社抓促小組副組長周遠濟作報告，因為沒有麥克風，會場又空曠，他每說一句話都必須扯起喉嚨拚命吼：「貧下中農同志們，四馬橋那邊的四類分子已經上山了！二中那邊搶槍政變了！八區、十區、十一區的貧下中農已經行動起來殺四類分子了！我們怎麼辦？」
會場一下子靜了下來。由於事先沒有招呼好，大家面面相覷，不敢隨便回答。
周遠濟見無人反應，繼續說：「對那些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有皮子沒骨頭的，吃刀仔仔飯的，能不能殺他一些？」
會場亂了，議論紛紛。
周遠濟進一步說：「現在，殺人不要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他略一停頓，威嚴地四下望了望，等自己的話產生效果，然後，凜然喝道：「今天，我們就拿偽保長何光欽開第一刀，給大家做個樣子。」
他的報告一完，齊心大隊團支部書記羅特良走上主席台，代表齊心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拉后拽，把五花大綁的何光欽押上了會場。羅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由公社團委書記吳登榮起草的「判決書」后，模仿電影里法官的樣子，拖聲長調宣布：「現在，我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何光欽死刑，立即執行！」
何光欽原以為是押來批鬥的，一聽死刑，嚇得癱在地上，屎尿拉了一褲子，臭得不得了。兩個民兵捏著鼻子，像拖死狗一樣，拖起他，拖到禾坪前面剛剛收完中稻的稻田裡，把他架著跪好了，一馬刀砍下去，鮮血四濺，噴到散發著新鮮氣的稻草上。據現場目擊者說，因為殺得不利索，何光欽腦殼砍脫了，身子還在拉搐。
年已33歲的周遠濟是上關公社農技站的一名培植員，原來在公社裡也就是個一般人物，文革以來，當上了公社抓促小組副組長，性情大變，一反過去油皮拖沓的習性，做什麼事都風風火火，雷厲風行，多次得到領導表揚。8月21日，上關區武裝部長劉厚善等人在營江開會後，連夜趕到齊心大隊，第二天在齊心小學召開幹部會，貫徹營江會議精神。一位姓張的區幹部代表區裡布置了三項任務：一、在齊心設立武裝基地；二、把齊心的民兵組織起來，攔關設卡，站崗放哨；三、管好管嚴四類分子。對第三項任務，劉厚善補充指示：「對一貫不老實的，調皮搗亂的，群眾管不住的地富分子，我們要先動手。」他以手為刀做了個一看就懂的手式。會上決定殺鯉魚壩的偽保長何光欽，發動群眾。當時周遠濟正在齊心抓點，劉厚善拍著他的肩頭說：「齊心這邊的工作就交給你了！」領導如此高度信任自己，周遠濟心情十分激動，會後馬上組織齊心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決定第二天開一個現場大會殺何光欽，打響第一炮。並派人通知齊心片的另外兩個大隊（建設和向陽）派代表參加學習。
開完了寶塔腳殺人現場會，周遠濟馬不停蹄，又到龍江橋（建設大隊），部署更大規模的殺人現場會。
這次，幹部有了經驗，群眾也有了經驗，現場會開得有聲有色，轟轟烈烈。
8月24日，上午。
嘡——嘡嘡——嘡——鑼聲陣陣，時緩時急。通向龍江橋變電站的幾條路上，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隊的人，從四面八方彙集而來。鑼聲越來越密，有四條舞龍燈一樣的隊伍，從東風、東方、東進、東源四個大隊曲曲折折而來。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著高帽子，掛著大牌子，邊走邊敲著手中的銅鑼和爛臉盆之類的響器。他們被繩索綁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著他們的是一些荷槍實彈的民兵。追在這些隊伍後面的有一幫趕來看熱鬧的婆婆子和帶嫩崽的婆娘。本來不要她們來的，不記工分，她們硬要跟著來。
「蔣娭毑，你老也去開會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不看到這樣威武的場合了，哪么不去呢？」
「喲，這麼說，你老還見過幾個這號大場合？周領導講了這是史無前例。」
「見過，見過，那時你還小，威是威武，還是沒有這樣威武。」
「那就快點子走，遲了，又要站背後，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虧，站在後面，連冒看清楚。喂，何家嫂子，我講得直，前次你屋裡老二沒得寸用，砍了幾刀，才把何光欽的腦殼霸蠻剁下來。」
「那又怪不得他，他們給他一把不快的刀。」
「這回把刀磨快點。」
「這一回，不用馬刀了。周領導講了，要用『洋辦法』。」
「啊吔！那還不快點走！」
等這幫婆婆媽媽趕到龍江橋石頭嶺變電站的空坪上時，這裡已經聚集三千多人。為了防止階級敵人和「革聯」進行破壞，周遠濟特意請示劉厚善部長，從清溪區白馬渡民兵指揮部借來了幾十名武裝基幹民兵，清一色的步槍，維護會場秩序。參加會議的幹部、社員分大隊，按照事先划好的石灰印子，整整齊齊地站好。幾十名四類分子（含子女）低著頭，在台上跪成一線。臨時搭起的土檯子上，掛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紅橫幅，還插了上十面紅旗。周遠濟站在台上，目視前方，神色莊嚴，胸中豪情激蕩：才一天時間，這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真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呀！
　四鄉八里趕來看熱鬧的人還在繼續增多。
開會之前，周遠濟召集各大隊主要負責人，在一邊的草地上，開了個碰頭會。周遠濟說：「這一次，建設準備先搞兩個。各大隊有沒有要殺的四類分子？有的話，就搭在裡面，一起用洋辦法搞掉算了。」各大隊的幹部簡短地交換了一下意見，相續報上名單：東進2人；東方、東風各1人；東源由於意見不統一，暫時沒報。
大會開始了。
周遠濟一開口，哄鬧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咳嗽，連小孩都不哭了，人們尖起耳朵捕捉周領導嘴巴里發出的聲音，生怕聽漏了什麼。只有風，依然徑自地刮著，搖得竹枝樹葉嘩嘩地響。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現場會。今天的大會，是我們上關公社鎮壓階級敵人的第二顆信號彈，第一顆信號彈昨天已經在齊心大隊的馬路邊打響了。今天各大隊回去后，要馬上行動起來……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徹底打下去。」
接著槍斃了各大隊報來的六名四類分子。
這時，人們才搞清楚所謂「洋」辦法，原來就是用槍斃，不免有些失望。這種辦法，土改時早就用過，把人捆起來，插上標子，跪著，用槍口頂著後腦勺，「呯」，天靈蓋開花，身體向前一仆，鮮血腦漿，紅的白的全都向前噴去，一點都濺不到行刑人身上。不像何老二那樣用刀砍，弄得一身是血。方法好是好，就是太不新鮮了。
散會後，公社脫產幹部留下來，開了個碰頭會，明確分工，到各自駐點的大隊督促殺人。在周遠濟當年的筆記本上，我們發現了1967年8月24日具體分工的名單：
　　何瑞弟（公社主任）：壩子塘、石門、董家沖、陸家四大隊；
　　熊立濟（公社副書記）：湘源、水楠兩大隊；
　　左昌賜（公社組織幹事）：東源、東風、東進、東方四個大隊；
　　楊國龍（上關區委副書記）、吳榮登（公社團委書記）、楊道明（公社書記）：齊心、向陽、建設三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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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35
這些同志在下面都幹了些什麼？我們且以熊立濟副書記在水楠大隊的表演說明之。
水楠大隊地處城郊，是道縣有名的富裕之鄉。水楠的柑桔和東瓜堪稱道縣之最。這個大隊村民相對而言，普遍比較富裕。四類分子也不少，但其中有幾家人有子弟在外工作，有的還當了不小的幹部。熊立濟在水楠召集大隊幹部研究殺人時，大隊幹部思想有顧慮。熊立濟急了，反覆做思想工作，講到激動處，從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的插在開會的八仙桌上：「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在座的，誰與階級敵人划不清界限？」
燈光下，刀柄顫顫抖抖，大隊幹部們面如白紙。於是，這個大隊用沉河的方式，殺了5名地富分子及子女。
其他大隊在區、社幹部的督促下，相繼動手，到8月30日止，短短8天時間，上關公社12個大隊共殺112人。
據處遺工作組查證，上關公社在區武裝部長劉厚善和公社黨委書記楊道明等人的部署、指揮下，在整個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了173人，殺人手段基本為槍殺、刀殺、沉河三種。其中有一名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功的複員退伍軍人杜朱忠。據查，杜朱忠就是劉厚善親自批准「搞掉算了」的，因為他膽敢和領導吵架。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我們在前面講過,上關公社文革「殺人風」時隸屬於後來撤銷了的上關區。也許有讀者朋友要問，這一點那麼重要嗎，值得如此反覆說明？確實如此。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區劃，由區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隊，層層煽動部署，層層貫徹執行的。筆者可以負責任地說，除了報復殺人、殺人奪妻、謀財害命這幾種情況外，所謂貧下中農自發起來殺地富的現象幾乎沒有。整個事件由上而下的脈絡非常清晰。1984年行政區劃調整，公社建鄉，大隊建行政村，原來的基本格局雖未動，但有些區撤銷了，有些公社（鄉）劃到了其他區，按照現在的行政區劃去追溯當年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常常會在那些隸屬關係變更了的地方出現混亂。我們剛開始採訪時不清楚行政區劃的變更情況，是按照現在的行政區劃進行採訪，結果產生了很多疑惑和誤會，比如，上關鄉（公社）和興橋鄉（公社）同屬蚣壩區，為什麼到公社煽動、部署、督促殺人的區幹部是完全不同的兩撥人呢？為什麼時間不同步而且殺人的作派也各具特色呢？後來才弄清楚，它們原來不是一個區的，是後來劃到一起的。搞清了這一點，兩個公社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立即就清晰明了了。
文革殺人事件期間隸屬上關區的除上關公社，還有富塘（現屬梅花區）、東門（現屬清溪區）、萬家莊（現屬清塘區）三個公社。上關區又稱一區，從這個序號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打開道縣地圖，位於道州盆地中央的富塘、東門、上關、萬家莊四個公社，依次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呈新月狀把道江鎮懷抱其中。如果加上北面的營江公社，那就四壁合圍了。瀟水從萬家莊、上關、東門、富塘穿流而過，灌溉著兩岸肥沃的土地。這個地理位置也決定了上關區與營江公社一樣，是「紅」「革」兩派生死搏鬥的風尖浪口。由於「革聯」的不斷滲透，該區四個公社的「階級隊伍」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分化，有少數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倒戈到了「革聯」一方，比如東門公社基幹民兵連長李成苟等人就連人帶槍進了二中，成了「革聯」下屬的「貧下中農革命造反指揮部」的頭頭，還兼任「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指揮長，一天到晚背著步槍，「帶著一幫四類分子的狗崽子在道江鎮橫衝直撞，耀武揚威，把貧下中農的肺都氣炸」。這幫傢伙的破壞性比四類分子大多了，「革聯」把他們當幌子舉在前面，以隱蔽自己的「反動本質」。因此上關區在文革殺人事件中，不僅殺地富，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殺「叛徒」。所謂「叛徒」指的是貧下中農社員和基層幹部中同情「革聯」觀點或者參加「革聯」組織的那樣一些人。眾所周知，我們東方民族對敵人尚有網開一面之時，但對叛徒無論何時何地絕對不心慈手軟。
東門公社友誼大隊有一個26歲的貧農社員何善亮，是縣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又是社教積極分子，應當說這次殺人事件中應該也是殺人積極分子，至少不會被殺，可是他卻鬼使神差地參加了「革聯」，結果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開群眾大會宣布他的罪狀有兩條，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會主義牆腳，60年時過苦日子時偷了生產隊兩蔸菜。這第二條罪狀現在看來有點可笑，別說幾蔸白菜，就是偷一擔白菜也還是批評教育範疇內的問題。可在當時就沒有這麼簡單了，60年是什麼時候？過苦日子呀！連糠餅都沒得吃，一蔸白菜可以救得一條命。那兩年道縣餓死的人有三萬多，就跟何善亮這類人挖社會主義牆腳有關！難怪開大會討論時，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群情激憤，異口同聲喊殺。大隊支書蔣世明傾聽群眾的呼聲，只好批准：「把他跟那幾個地富一起搞掉算了。」
類似案例在上關區各個公社都有，比如萬家莊公社五星大隊的幹部因懷疑一個名叫張初學的青年社員參加了「革聯」，就把他牽出去殺了。
萬家莊公社紅旗大隊（下龍洞村）的何子元是道縣審章塘小學的校長、中共黨員，也許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殺「四類分子」的「殺人風」會刮到他的頭上來。據說他也是因為參加了「革聯」被家鄉的貧下中農捉拿歸案的。筆者曾向一位原「革聯」的頭頭求證過此事，在他的記憶中，何子元好像並沒有加入過「革聯」組織，充其量是支持「革聯」觀點而已。大隊開會研究殺人時，貧協主席何征先和文革主任何生紅等人提出何子元非殺不可，不殺不行。第一次將何子元與幾名地富一起牽出去要殺時，他念毛主席語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示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說：「我是黨員，犯了什麼事有黨紀國法來處理，你們『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沒有殺黨員的資格。」紅旗大隊的一些幹部一聽，覺得有道理，就把幾個地富殺了，把他牽了回來，關押起來，聽候上級處理。這時，何子元家所在的生產隊有人提出，他雖然是黨員，但是已經叛變了革命，應當按「叛徒」處理。於是第二次又牽出去殺。何子元故伎重演，又念毛主席語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十分注意，千萬不可粗心大意。」又說：「貧下中農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幹革命工作一定要按黨的政策辦事，要殺我，你們先得把我的黨員帽子取脫了。我現在還是黨員，你們要殺我，不是殺我個人，而是殺黨員，是殺黨！」沒想到這幾句唬人的話還真管用，大隊幹部中又出現了不同意見，有的說：「管它那麼多，殺了再說。」有的說：「地富殺了就殺了，這黨員還是不能隨便殺的。就是要殺，也得要請示上級批准了。」結果又沒殺成。大隊民兵營長何苟祥把電話打到公社請示，公社黨委組織宣傳監察委員、公社「紅聯」負責人蔣志接到電話后不敢擅作主張，又打電話請示區委組織委員、區「紅聯」負責人彭禹銘。彭當即指示：「群眾要求要殺，管他黨員不黨員，殺了再說。」何苟祥得了指示，哈哈一笑：「夜貓子（黃鼠狼）只有三個救命屁，這一回看你何子元還有什麼屁可放！」就這樣，縱使何子元巧舌如簧，第三次終於把他殺掉了。
為什麼費這麼大的周折，一定要把何子元殺掉呢？處遺工作組專察組的同志向筆者作了這樣的解釋：因為何家成分較高，殺何子元之前，該大隊已經將何的妻、兒殺掉了，大隊幹部怕留下何子元將來報復，為免除後患，所以想方設計將何子元殺掉。
上關區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415人（自殺46人），其中上關公社殺173人（自殺9人），東門公社殺78人（自殺7人），富塘公社殺24人（自殺2人）。在全區範圍內煽動、策劃、部署殺人的主要責任人有區委副書記兼宣傳委員楊國龍、區委組織監察委員彭禹銘、區武裝部長劉厚善、區婦女主任魏樹英等。定為主要責任人的標準如何呢？且以其中責任最小的魏樹英為例說明之。魏主任在東門公社東升大隊親自主持召開大會，殺14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9人，貧下中農社員5人。下屬四個公社：東門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公社副書記兼組織監察委員黃長慶、公安特派員何梅山、公社武裝部長羅書文、紅聯頭頭肖家萬等；富塘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公社主任丁天志、公安特派員唐咸書、公社文革主任劉安先等；萬家莊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副書記兼公社主任張春榮、組織宣傳監察委員蔣志、公安特派員廖承沅、紅聯頭頭廖承福等；上關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公社書記楊道明、副書記兼宣傳委員熊立濟、公社主任何瑞弟、組織監察幹事左昌賜、團委書記吳榮登等；筆者在前文中濃墨重彩大肆鋪陳過的那位公社培植員周遠濟，原來他只是一個馬前卒、急先鋒式的人物。
關於上面的這個名單，筆者有三點說明：
一、這個名單的人名並不重要，關鍵是人名前面的頭銜，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筆者常有這樣一種幻覺，好像這些人都是演員，是上蒼用它那隻高深莫測的神秘之手從芸芸眾生中遴選出來演出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用以警醒和啟示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劇本其實早已內定，甲演也罷，乙演也好，基本劇情都不會有太多區別。這是時代的悲劇，黃巢殺人——在劫者難逃。筆者手頭有一份200多人的縣、區、公社三級幹部中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人員的名單，隨意抓住其中一隻手放到陽光下，都會看到殷紅的斑斑血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他們的姓名一一公之於世。筆者深知這篇紀實文字能夠在光天化日之下與讀者見面，需要足夠的時間，需要整個民族的進步，本文一開始就寫明了這個意思，它是為生者的生而寫，並非為死者的死而寫，追究個人的責任意義已經不大，喚起整個民族的覺悟，才能避免新的悲劇再次發生。因此筆者最初打算，不寫姓名，用寫明職務而隱去姓名的形式處理上述名單，但後來又考慮到不妥，因為本文不可能不接受社會和後人嚴格的質疑和求證，這些連筆者自己寫來都常常感到難以置信的內容，如果現在模糊處理了，恐怕後人會質疑所言有虛。思來想去，實在沒有辦法，白紙黑字寫下的東西，只能像呈堂證供一樣，字字寫實。
二、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這些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也就是書記的身影，大多數是副書記、委員、武裝部長、公安特派員這幾類角色。是不是大多數的一把手（書記）都對殺人持保留意見呢？或者他們的政策和策略水平硬是要高明一些呢？不是。關於這一點，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不用解釋，都明白。但是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難免感到費解。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自上而下發動的幾乎觸及每一個社會成員靈魂與肉體的群眾運動，它的形式和發展過程奇特且充滿戲劇性，有人說它是一場現代版超規模的焚書坑儒運動，毛澤東本人對此亦不持異議，並欣然賦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祖龍雖死魂尤在，孔孟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又說：「我們搞得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何止高明一萬倍」 。然而焚書坑儒也罷，破「四舊」、搞極左也罷，殺地主也罷，搞個人迷信、爭權奪利也罷，統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產，文化大革命的特產只有四個字：「造反有理」。因著這四個字，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不能不按著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前進，也不可能全按著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前進。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 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運動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單位的當權派或曰一把手（書記）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衝擊。特別是1967年的「一日奪權」以後，人民解放軍奉命介入「支左」（支持左派革命群眾），全國變相實行軍管，各單位的當權派（首當其衝的就是一把手）有的被打成「走資派」，有的「靠邊站」，也有一部分作為「革命亮相干部」站了出來。在這種大環境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除了已經「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幹部」外，其他「走資」的、「靠邊」的，不管你贊同殺人還是反對殺人，統統沒有太多表演的機會。及至後來他們獲得「解放」，重新主持工作時，道縣大屠殺這一頁歷史已然翻了過去。
三、筆者在前面已經說過，在此再次重複說明，道縣文革大屠殺期間，道縣的實際權力是掌握在以縣人武部為核心的各級抓促領導小組手上。有證據表明，煽動和部署殺人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過這條線貫徹的。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8月19日，丁天志參加了區里的「戰備會議」，回到富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公社幹部肖XX帶領民兵將東陽大隊的雙料貨（地主兼歷史反革命分子）熊貫益抓起來。
這位29歲的公社主任心頭壓著一種「臨危受命」的沉重感覺，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富塘公社黨委癱瘓得很厲害，幹部群眾思想混亂，幾個主要領導，有的「靠邊站」了，有的躺下來不工作了，千斤重擔一下子落到他的肩上。丁天志不是怕擔重擔的人，更不是沒能力挑起這副重擔，幹革命工作，他從來都是認真負責、雷厲風行。問題是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他雖然年紀不大，大大小小的運動經歷不少，反右、反「右傾」、整風整社、搞「社教」，都經歷過，哪一次不是積極分子？可以說他本人就是在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理所當然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積極參加縣裡抓「小鄧拓」和「政治扒手」的各項行動，但緊接著，《十六條》下發了，縣裡派到各單位的文革工作組撤出了，改派聯絡員到各單位指導工作，這時候，有些外地學生掛著「紅衛兵」的袖章跑到縣裡搞串聯，煽風點火。一下子亂了套，縣裡幾個中學，有人貼「大字報」，有人散傳單，有人破「四舊」，搞得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接著又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縣城裡出現了「改組道縣縣委」的標語，還有「炮轟縣委」的大字報。丁天志看在眼裡，心裡暗暗冷笑。他是參加過反右的人，明白什麼是「引蛇出洞」，怎樣讓階級敵人充分暴露。這幫傢伙離死也不遠了！他想起反右那刻，前幾天那幫「右派分子」一個個還人模狗樣的大放厥辭，給黨提意見，結果上面一篇文章（人民日報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縣委一個會議，你再看這幫傢伙，一個個哭著喊著，找領導解釋，作檢討，罵自己，醜態百出——遲了！反動本質已經充分暴露了，露出來的狐疑尾巴想縮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只幾天工夫，一個個腦袋銜到褲襠里，連小乃崽都用石頭打他們。果不其然，這一次這些「反動標語和大字報」出籠以後，縣委連著召開了兩次大會，一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一次有貧下中農代表參加的全縣四級幹部大會，部署「抓右派、促生產」和批鬥「政治扒手」。這一次是貧下中農說話了！那些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和「政治扒手」，頃刻之間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丁天志做夢也沒想到，沒過多久，這幫傢伙居然鹹魚翻生，搖身一變成了「紅衛兵小將」、「革命闖將」。這一下把人的思想徹底搞亂了。縣裡出現了尖銳對立的兩派群眾造反組織，一邊是受到縣委支持的「紅戰士」（「紅聯」的前身），一邊是「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革聯」的前身），丁天志理所當然參加了「紅戰士」。令丁天志又沒有想到的是，「革聯」這個成份嚴重不純的群眾組織竟然在縣裡得了勢。8月8日，他們搶了縣人武部的槍，第二天，縣公、檢、法機關也被砸爛了，道江鎮成了「革聯」的天下，他們背著槍在道江鎮耀武揚威，到處巡邏，到處發通令，逼得「紅聯」總部不得不退守營江。但丁天志深信，「革聯」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黨不依靠我們這些根正苗紅的人，會去依靠那些屁股上有粑粑的？他從自己成長的經驗中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要想進步，要得到黨的培養和信用，就必須在運動中好好表現。在運動中好好表現的關鍵，第一是站穩階級立場；第二是緊跟上級領導；第三是加強階級鬥爭精神。任憑風雲變幻，這三條到任何時候都錯不了。目前，富塘公社階級鬥爭的特點是：一、領導班子渙散，幹部群眾思想混亂；二、「革聯」勢力滲透嚴重，特別是緊挨道江鎮的東陽大隊，不但地富蠢蠢欲動，很多貧下中農也跟著起鬨，簡直要成了「革聯」的天下。關於這一點，區里開會時作了專門的研究，要求公社領導要站出來，採取斷然措施，把階級隊伍整理好；進一步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治；嚴防「革聯」下鄉串聯。關於「革聯」的性質問題，上級領導已經定了性：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延安和西安的關係。「革聯」已經演變為道縣牛鬼蛇神的總代表、階級敵人的總根子。要採取果斷措施斬斷「革聯」伸向農村的黑手，建立起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的道路。
把熊貫益控制起來，可以說是富塘公社貫徹區戰備會議精神的一個重要措施，有一箭雙鵰的效果：一、打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二、對東陽大隊那些與「革匪」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的人也是一個嚴正的警告。
肖XX帶領民兵去抓熊貫益時，熊正在田裡搞「雙搶」。他是老「運動員」了，每次運動都要受到不同形式的批鬥，這次文化大革命開始有一年多了，卻一直沒有被觸動，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因此更有些忐忑不安。看到公社來人抓他，心裡反倒踏實了，以往的經驗告訴他，捉到公社裡，日子可能會被留在大隊要好過些。因為在公社裡接受批鬥雖然也要觸及皮肉，但比在大隊上要輕得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次捉了去會被殺掉。而且會死得很慘。
8月21日，公社召開全社各大隊「四巨頭」（支部書記、宣協主席、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丁天志、唐咸書等人主持會議煽動殺人。
「四巨頭」會議之後，8月23日，東陽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熊貫益死刑，立即執行。為了取得震撼性效果，採取了用炸藥炸的辦法。據筆者調查，熊貫益很可能是道縣「坐土飛機」的第一人，在他之後「坐土飛機」的案例很多，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聽說有類似案例。
丁天志說：「我們把熊貫益控制起來，是貫徹區會議的精神，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事。區里開了（殺人）現場會，要求每個公社都要抓一、兩個典型，我們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貫益開刀。這是歷史的錯誤，沒有理由要求個人來承擔責任。不殺熊貫益，就要殺了馬貫益；我不批准殺，總要有人批准。何況跟別的地方比起來，富塘公社在『亂殺風』中只能算一個輕災區，殺的人比其他公社一個大隊都要少。」
儘管我們不能苟同丁天志的說法，但也不能不承認有一定的道理。道縣37個公社，大部分殺人的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間，殺得特別多的，如四、五百人，很少；殺得比較少的，如一、二十個人，也少；像富塘公社這樣只殺24人確確實實要算「輕災區」。
那麼，這個「輕災區」到底怎麼個輕法呢？
還是從東陽說起。東陽大隊8月23日率先殺了熊貫益之後，8月26日又殺了一個19歲的四類分子子女梁先蓮。據說這個姑娘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長得乖（漂亮），而且聰明伶俐，能歌善舞，縣劇團曾有意招收她，政審沒過關。當地村民說：「可惜生拐在地主屋裡，不然是個飛得起的角色。」當年道縣農村，女孩子一般十七、八歲就訂了親，20歲之前都嫁了人，梁先蓮拍滿的19歲了，還待字閨中，這姑娘成份高心氣卻不低，太褸水的她看不上眼，看得上的，人家又不敢沾她的邊。要說一個女崽能夠長得這麼乖也實在難為她了，要是放在前些年，有得這個資格（姿色），公社當領導的、城裡穿可可鞋的都會搶起要，可現在就是有這個賊心也沒這個賊膽了。人家石秀華石書記，南下幹部老革命，娶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都整得五癆七傷，其他人誰還敢觸這個霉頭？反過來，梁先蓮本人也應當人貴有自知之明，差不多找個人家嫁了算了。她這個樣子，有些成份好條件差一點的人家，也會要。老老實實生兒育女過日子，也許逃得過這一劫，至少不會自己惹來殺身之禍，還害得家裡人跟著遭殃。這人吶，一旦沒得根索子拴著，就容易身子發飄，招惹是非。那年頭，成分高的人家，躲在屋裡不出門，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都不一定保得住不出問題。她吶，一個女崽，不老老實實呆在家裡掙工分，跟著那幫人「造反有理」，要參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你一個牛鬼蛇神屋裡出來的，革什麼命？梁先蓮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當然逃不脫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有人親眼看到她拿著一個小本子鬼鬼祟祟地跑到道江鎮去抄大字報，還有人看見她偷偷摸摸鑽進二中參加了「革聯」，從二中帶著反革命任務回大隊搞「串聯」。真是活得不耐煩了，老鼠舔貓仔屁眼——找死！
對於梁先蓮的問題，上關區領導非常重視，（1967年）8月18日，劉厚善（上關區武裝部長）、羅書文（東門公社武裝部長）、萬光裕（富塘公社植培、「紅聯」頭頭）、肖家旺（東門公社植培員、「紅聯」頭頭）、何維清（公社幹部、紅聯頭頭）、左昌賜（上關公社組織幹事）等人，專門開會研究過，一致認為，梁先蓮堅持反革命立場，參加「反動組織」，「進二中接受反革命任務」，是上關區「四類分子翻天」的一個典型代表，必須對其果斷措施。會後，由萬光裕帶領民兵自衛隊將梁先蓮抓捕歸案，關到馮家小學，（當時學校已經停課，馮家小學是上關區民兵自衛隊的一個據點。）由肖家旺負責審訊。
具體怎麼審訊的，動沒動刑，動了哪些刑，由於死無對證，時間又過去了19年，現已很難說得清楚，但有一項內容確切無誤，就是逼迫梁先蓮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動」和在二中接受的「反革命任務」，並揭發「革聯」的反動內幕。我不知道梁先蓮到底是怎麼「交代」和「揭發」的，但估計她很難交代得令人滿意，因為她壓根就沒有參加過「革聯」。為此事我專門採訪過一位原「革聯」負責人，他說：」梁先蓮參加『革聯』的事情我沒什麼印象，可能性不大。因為當時我們雖然堅持黨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不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投身文化大革命，但是當時『紅聯』攻擊我們很厲害，為了避免給『紅聯』提供口實，對於農村中四類分子子女一般不接受他們參加『革聯』，主要是在貧下中農和基層幹部中發展成員。」
1967年8月25日，區里通知東陽大隊派人將反動組織成員梁先蓮領回去，交貧下中農處理。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地主階級孝子玄孫梁先蓮「堅持反革命立場，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決定判處死刑。據說殺之前，出了一點小狀況，幾個看押他的民兵覺得，看到這號女崽，哪能個不流口水？看那個頭髮，看那個奶子，看那個屁股，都關在籠子里了，還透著好大一股子騷勁，就這樣白白的殺掉，太過於可惜。幾個人一商量，反正要殺的，不搞白不搞。想想從前一起在生產隊出工的時候，跟她開一點子玩笑，偷空子摸一下她的奶子，掐一下她的屁股，你看她那個鬼樣子，就像要強姦她一樣，你不是摸不得，掐不得嗎？對不起，這一回，我們不但要摸要掐，還要搞你一個痛快，叫你到閻王老子那裡還記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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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36
8月26日，梁先蓮在慘遭輪姦之後，「坐土飛機」上了西天。
8月29日，殺地主分子何麟。
9月4日，殺梁先蓮的哥哥梁先琅（26        歲）。
9月10日，殺梁先琅的妻子周平珠（20歲）。像她的小姑子一樣殺前也被輪姦，另一種說法是輪姦后被殺人滅口。
東陽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5人，梁家佔60%，只留下一個46歲的老母親和一個3歲不到的小孫子梁月明。人殺后，梁母帶著孫子梁月明改嫁道江鎮航運公司工人蔣某某，梁月明亦隨繼祖父改姓為蔣，梁月明這個無緣得到父母管教的孩子，跟著祖母和繼祖父在道江鎮慢慢長大，他後來的故事叫人痛感命運的乖舛無常和人性的繁複幽暗，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會與讀者朋友們好好地聊聊他。
下面，我們到富塘公社五星大隊看一看。
五星大隊公社化前叫五候村，現在也叫五候村，因村邊五老山上的一座古寺——五候廟而得名。《清道光•道州志》記載：唐德宗年間（公元780-805年），名吏陽城被貶遷道州刺使，赴任途中，行至襄陽，有五位童顏鶴髮的老人前來迎接，問及何事，曰：唯願使君能為道州百姓多行好事。問及五老家住何處，曰：「道州城西北五里處。」陽城感謝五老遠道相迎，以彩帛五匹贈之。赴任后，問道州城西北五里處是否住著五位老者，旁邊的人告訴他，那裡只有一口五龍井，並無人住。陽城訝之，親自前往查訪，但見五龍井邊撂著五匹彩帛，正是自己所贈。知五位老人為仙人所化，遂立廟祭祀，稱為五候。
如此看來，五候廟應始建於唐德宗年間，至今已有千年歷史。1986年我在道縣採訪時，到過此廟。歲月的侵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該廟已破爛不堪。廟門是箇舊式牌坊，廟裡有塊斷成幾截的殘碑，上書：「五候廟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當是清代所立。我對著幾已空空的神位，雙手合十，頂禮膜拜，沒有任何求願，只是虔誠的祈禱，純粹的祈禱。
在我看來，五候廟與其說是道州百姓為五位仙人修建的神廟，不如說是為唐代名臣陽城建的一座紀念碑。唐史載：陽城（公元753-805）唐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縣）人。唐德宗年間官授諫議大夫，因彈劾權相裴延齡被貶為陝州剌史，后又遷道州刺史，以博學多才，耿介直言而名重一時。陽城遷任道州剌史后，勤政愛民，興利除弊，深得道州民眾愛戴。時，道州年年向朝廷進貢侏儒（稱為矮奴），供皇家賞玩，為「道州任土貢」。一時道州以侏儒為貴，更有為父母者，以違背人倫天理之手段，殘害親生骨肉，使之成為侏儒。陽城痛心疾首，立志革除。上書德宗：「臣按《六典》之書，任土貢，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而無矮奴……」德宗閱罷奏章，終於廢除了道州歲歲進貢侏儒的虐政。史稱陽城罷侏儒。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為此寫下一篇膾炙人口的古風——《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余。市作矮奴年進奉，號為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意，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如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為字。

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太善良了，太容易滿足了，一個人只要為他們做了一點好事，就子子孫孫記著他，感激他，歌頌他。
步出廟門，眼前大片的山、大片的水、大片的田疇，置身其間如依偎於母親的懷抱而回歸於嬰兒。在這個地方談論殺人的話題，真的有點不合時宜。
我坐在廟門的石礅上，看著門前空坪上石縫中叢生的雜草，心頭一陣恍恍惚惚……
也許是真的得到了五候的保佑，五星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僅殺4人。
（1967年）8月21日，五星大隊支部書記蔣龍祥到公社參加「四巨頭」會議，回村以後，沒有馬上貫徹公社會議精神，因為蔣支書認為，公社領導講的是「調皮搗蛋的可以殺他一兩個」，但目前看來，大隊上的幾個分子還沒有發現「調皮搗蛋到非殺不可」的程度，要說「調皮搗蛋」的，貧下中農裡頭還真有幾個，可惜上頭又沒有開這個口子。當然，這個話他是不敢說出口的，因為這是立場問題，話一出口，屁股就坐歪了，屁股一歪就站到了階級敵人那一邊，站到階級敵人那一邊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人民的敵人腦殼就危險了。但是因為有了這個活思想，行動就不免遲緩了一些。
一連好幾天沒有行動。
後來看到別的公社、別的大隊殺得熱火朝天，公社又打過兩個電話來催要（殺人）數字。再不行動就說不過去了。於是，8月25日，在大隊部召開大隊幹部會，貫徹公社8•21會議精神。會上，經研究決定殺地富分子胡榮等2人。抓人的時候，卻只抓到了胡榮，另一個傢伙不知道如何得信跑脫了。蔣龍祥非常生氣，指示民兵營長帶領民兵追捕。結果還是沒抓著。蔣龍祥說：「數字已經（向公社）報上去了，怎麼辦？再補一個上來吧，報到公社的人數不能少。」經研究決定再殺2個，一個是16歲的周德吉，另一個是25歲的胡榮權，都是地富子弟。之後又殺了一個53歲的中農社員何清明。
殺何清明的情況處遺工作組有專案調查材料。何清明被殺與大隊副支書文仕才報復殺人有關，何在「社教」運動中，根據社教工作隊的安排提過文的意見，並參加了對文等人「四不清」問題的批判，文懷恨在心，文革「殺人風」中，文仕才借口何清明參加了反動組織「革聯」，提出要殺。討論時，多數支委不同意，但文堅持要殺。此案經過處遺工作組多方查證落實，定性為報復殺人案。
再講一講李家園大隊的殺人情況。
李家園大隊是富塘公社殺人最多的大隊，共殺7人，其中自殺1人。我們在前面說過的公社文革主任劉安先就是這個大隊的貧協主席，他是以貧下中農代表的身份擔任公社文革主任的。說到殺人又得從8月21日公社召開的「四巨頭」會議說起，支書吳永茂到公社參加會議回來后，於8月25日召開支委會傳達公社會議精神，經研究，決定殺5人。次日，又召開全大隊基幹會，具體部署，當晚開始殺人。
8月26日殺4人：地主分子魏正福（男，50歲）、唐原娥（女，50歲）兩公婆，地主分子聶連傑（男，44歲）、地主分子陳仰瑞（男，51歲）。
魏正福和唐原娥是「坐土飛機」炸死的。據知情者說：「因為別的大隊殺地富，坐了『土飛機』，所以我們大隊開會研究時，支委陳幫學（已故）提出也讓他們『坐一坐土飛機』。當時大隊的人沒有什麼經驗，曉不得怎麼搞，就把魏正福兩公婆背靠背用繩子捆在一砣，中間插一包炸藥，裝上雷管，牽一根引線出來，就跟修水庫炸石頭一樣，把引信一點燃，結果炸藥放得太多了，炸得血肉滿天飛，那個場面嚇死人。」
大概是場面過於驚心動魄，接著殺聶連傑和陳仰瑞時，有人動了憐憫之心，提出殺了算了，別「坐土飛機」了。好，不坐就不坐，就用刀砍了。
第二天（8月27日）又殺兩人：富農分子文紹富（47歲）和他的老婆楊月英（45歲）。
本來大隊開會研究名單時，沒有楊月英。婦女主任李瑞娥帶著一幫女民兵把她也捆了來，已經捆來了再放就不合適了，只好一起殺掉算了。
富農分子陳發壽看到魏正福兩口子被炸的慘狀，嚇得魂不附體，不知道自己哪天被殺，一天到晚神神道道地念：「我留個全屍就好！要給我留個全屍就好！」9月1日，民兵到他家通知他到大隊參加四類分子訓話會，一敲門，陳發壽以為要殺他的來了，拿起早已準備好的脖子，上吊自殺了。
8月29日，富塘公社在李家園大隊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規模很大，有300多人參加，主旨是制止濫殺。會議的召開有兩個背景，一， 「紅聯」營江前指牽頭，於8月26日至28日，在營江召開了全縣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濫殺問題。雖然這個會議最後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大會，會後很多地方搞了平衡殺人和補火殺人，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但也有部分區社還是召開了制止濫殺的會議，富塘公社可以算是其一。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6950部隊之一部奉命進駐道縣宣傳毛澤東思想，制止武鬥，制止殺人，已於8月29日上午進入道江鎮。筆者從有關資料上看到，從8月21日到29日，富塘公社一連開了四個會議。前三個是動員部署殺人的，第四個是制止殺人。這四個會議全部是丁天志、唐咸書等人主持的。儘管筆者對這個說法還有一些疑問，但，無論怎麼說，8月29日李家園這次會議應當算是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至少是一個制止濫殺的會議。唐咸書在會上說：「今後不準再亂殺人了，誰殺誰負責。實在罪大惡極的，也要先整材料報上級批准，批准以後才能殺。」
但在會議快結束時，公社文革主任劉安先站起來說：「開會講的聽他那麼多，各大隊自己考慮，有調皮搗蛋的，殺幾個也要得。頭髮打濕了總要剃，該殺的還得殺，貧下中農同意殺，不要報公社，自己決定。」
會後，立埠等大隊又抓緊時間殺6人，其中立埠大隊殺3人。
立埠大隊在「殺人風」中屬於行動比較遲緩的大隊，最大的問題出在領導班子比較渙散上。8月21日，公社召開各大隊「四巨頭」會議，只有大隊長曹發開去參加了。回來以後，一直拖到8月27日才開會傳達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研究殺人名單時，又因為有人思想右傾，沒能達成一致，最後決定先將四類分子何告昌、何仁勝兩爺崽，還有一個中農何潤勝三人關起來，請示公社后再作處理。
沒想到去抓人的時候，3個傢伙全逃跑了。太明顯了，肯定是出了內奸，走脫了消息。這個內奸是誰呢？簡直吃了豹子膽，公社領導早就說了通風報信的按「叛徒」論處，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本來要嚴肅追查，可是一看可能當「叛徒」的嫌疑犯太多了，都是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查得不好傷了和氣，查出問題來又得殺人，也就網開一面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誰給通風報的信。）
8月29日，公社在李家園開會，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制止濫殺的會議，公社領導在會上講了立埠逃跑的三個壞東西，兩個在梅花落網，一個被清溪的民兵抓住，要大隊去領人。與會者一陣鬨笑，搞得立埠大隊的幹部感覺到很有點顏面掃地。開完會，把人領回來以後，當天晚上，支書何富勝召集大隊幹部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這3人。由於公社領導已經開口不準再亂殺人了，罪大惡極一定要殺的，要先報材料，開會時大家都不吭聲。大隊貧協主席何能昌看到這幫人一個個怕死不革命的樣子，心裡有氣，就站起來說：「我的意見只有一個字，殺！他們不逃跑還可以寬大，逃跑了抓回來的，還留得么？你們怕負得責，我來負責，以後要作檢討我去作。」既然貧協開了口，還有什麼可說的，當晚，便將3人殺害，拋屍洑水。

第二十一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1967年）8月21日，萬家莊公社召開全社各大隊主要幹部會議，這個會議又叫「可靠幹部會議」，那些立場不穩的，牆頭草風吹兩邊倒的，就不叫他們參加了。會議由公社黨委組織委員蔣志主持，公安特派員廖承沅作「戰備報告」。廖在報告里說：「現在階級鬥爭的形勢十分嚴峻，武裝部的槍被搶了，公檢法不管事了，敵人有暴動，大家要注意。各大隊的公糧準備好，暫時不要送，什麼時候送，聽公社的通知。我們現在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民兵組織好，把四類分子管好，嚴防『革聯』下鄉串聯。對那些調皮搗蛋管不到的怎麼辦？就是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切由貧下中農討論決定。八區3個貧下中農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殺了三、四個地主。二區也宰了兩個……我們公社的地富這麼猖狂，怎麼辦？我們要站出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紅色政權，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絕對不能心慈手軟，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會後，五洲、八一兩個大隊聞風而動，貫徹公社會議精神，決定把「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報請廖承沅等批准后（另有一種說法是在廖永沅等人的具體指示下）五洲殺了一個（四類分子）；八一殺了二個（四類分子）。但其他大隊還在觀望。
蔣志、廖承沅和公社的其他幾位領導一研究，感到有必要召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會議，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進一步發動群眾，展開對敵鬥爭。
8月24日，公社又召開全體黨員和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會議還是由蔣志主持。會上，公社秘書鍾期啟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念了文件，蔣志作總結髮言。蔣在發言中說：「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昨天晚上，五洲幹掉了一個，八一幹掉了兩個。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現在到處都行動起來了，你們還不動？」
據當年與會的幹部說，蔣志此言一出，會場立即炸了雷，群情激奮，議論紛紛，只聽得一片嗡嗡營營的聲音。蔣志費了好大的勁，才讓大家安靜下來。
散會以後，五一大隊支書蔣芳如專門找到蔣志請示：「我們大隊小學的劉富才（小學教員）在我們大隊搞活動，在地富家裡串連，要求公社把他調走。」蔣志是個辦事非常認真的人，馬上就帶著蔣芳如找到劉富才的頂頭上司長興完小校長黃熙聖。蔣芳如對黃熙聖說：「黃校長，劉富才這個人要求你們調走算了。我們大隊分子多，管不到，劉富才在這裡起壞作用。」黃熙聖說：「蔣支書，本來大隊要求調走他，我們應該尊重大隊的意見，但現在是文化大革命，調不成。反正在你們大隊教學點教書，就屬你們大隊管，群眾意見說怎麼辦就怎麼辦，該批鬥就批鬥，該殺就殺。殺了，我們幫你們再調一個好的去。」
我們在採訪中得知，劉富才人並不多事 ，教書也認真，拐場就拐在一個壞毛病上，喜歡會讀書的乃崽。當然，會讀書也算不上什麼壞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有小道理，還有大道理，小道理得歸大道理管。一個當教師的懂不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個大道理，何堪為人師？道縣這個地方素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所以大隊教學點上讀書的不光有貧下中農子弟，也有幾戶地富人家也把子女送來讀書，偏偏其中有兩個特別會讀書，逗劉富才喜歡，有時間就借家訪的機會上他們家去坐坐，沒想到惹來殺身之禍。
對於劉富才被殺，蔣芳如是這樣解釋的：「我們大隊本來不曾要殺的，只是想要把他調走。不但沒準備要殺劉富才，其他地富也不曾要殺。後來出了一件事，一個地富逃跑被抓住了，說是要上山當土匪，搞暴動，那個時候哪個搞得清是真是假，不是想殺人，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請示公社一起搞掉算了。」
原來，（1967年）8月25日清早，五一大隊一個名叫蔣流明的地富子弟因害怕被殺逃跑了。這個蔣流明以為只要跑出了五一大隊，就萬事大吉。殊不知根據區和公社的統一布署，通往縣城的各個路口、渡口到處都有民兵設卡站崗；大隊上對所有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都派了專人暗中監視。連大隊都沒跑出去就被抓住了，不但自己被殺，還連累得劉富才等人人頭落地。
早飯後，五洲大隊派人來，下了一張聘請書，請各大隊幹部和民兵參加五洲大隊的殺人現場會。五洲大隊8月23日率先殺了一個四類分子，受到公社的表揚，準備再接再厲再殺一批。根據公社廖承沅等人的意見，要搞得氣勢大一些，要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把革命的烈火在全公社點燃起來，經研究決定學習齊心經驗，搞一個殺人現場會。
當天中午，蔣芳如帶著幾個大隊幹部去五洲大隊接頭，找到五洲大隊支書歐國興，要求五洲開完現場會後派民兵支援五一的殺人行動。因為對殺人的事五一大隊有部分人思想保守，需要借外力促進一下，「從背後猛擊一掌」。
五洲大隊派去支援五一大隊的民兵，完成任務后，回家的路上，路過公社，被蔣志和區團委書記蔣芳宣攔住，要他們報上殺人數字和被殺者的基本材料。帶隊的民兵營長把五洲殺人現場會和支援五一殺劉富才等人的情況做了彙報。蔣志連聲說：「好得很！」又指示：「五洲殺了一批，八一殺了一批，現在五一也行動起來了，形勢大好呀！你們要注意，現在各隊查各隊，不準走漏消息，走漏消息照辦。」
之後，五洲大隊、五一大隊又殺一批。其中五一大隊第一生產隊社員唐保珠（下中農）因在社教中提了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的意見，也被牽出去殺了。殺之前，幾個被提過意見的幹部站在唐保珠面前，用手指著他問：「看你狠，還是我狠？是你殺我，還是我殺你？」
五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31人，是萬家莊公社殺人最多的大隊。五一大隊相對少一點，共殺13人。
萬家莊公社共有15個大隊，全部開了殺戒。
下面我們再講兩個大隊殺人事件的概況。
一個是沿河大隊（不是沿河塘大隊）。
該大隊幾名主要幹部8月21日參加公社殺人會議回來以後，覺得本大隊的地富雖然可惡，但還都沒到要殺的程度，就沒有召開會議傳達貫徹執行。8月23日，公社會計張桂榮來到該隊，看到四處寂里清靜，對大隊幹部說：「五區那邊已經殺絕幾戶地富了，現在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就跟土改時一樣，一切權力歸貧協，貧下中農決定地富該殺就殺。全縣到處都動起來了，你們大隊還不趕快行動起來！」
第二天，8月24日，公社又召開全體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會上表揚了五洲大隊、八一大隊的貧下中農覺悟高、行動快。批評了沿河等大隊，公社領導說：「這是關係到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大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反過來殺我們，我們有些同志現在心慈手軟，到時候只怕哭都來不及了。」
散會以後，回到大隊，支書何聖志、副支書蔣流鸞等人碰了一下頭，覺得殺人的事還是要慎重一點，決定開會再研究一下。26日，大隊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殺人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認為，上面既然已經開了口，多少總得殺幾個，何況別隊都殺了，我們再不動手就落後了。認識統一之後，第二天（27日），再次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擴大會議，基幹民兵也參加，由蔣流鸞主持，具體研究殺人名單。
然而，事情只要一具體，問題就出來了。原打算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可是會上大隊文革主任何德福提出：「要殺一起殺，是分子一個不留。別個大隊殺得那麼凶，我們還怕卵子！」貧協主席何天成說：「殺了大的，小的怎麼處理？」何德福說：「先不管那麼多，大的殺了，小的以後再說。」有一個支委思想比較保守，顧慮多，提出來：「說殺就殺，是不是會犯錯誤哦。前幾年刮『五風』，一開始搞起那麼凶，後來不都犯了錯誤嗎？」何聖志說：「殺兩個地富犯個屌錯誤，最多不過作兩個檢討了不得了。將來要作檢討，我去作，不麻煩你。」
最後決定關起14個，究竟殺多少，請示公社以後再定。
28號一大早，何天成就趕到公社去請示。恰巧公社幾位主要領導都不在，只留下一個名叫李元熙的公社幹部守家。李問何：「你找公社領導有什麼事情？」何天成說：「我們大隊的地富現在已經捆起14個了，大隊上叫我到公社來請示怎麼辦？」李元熙說：「這事情不必要請示公社領導了，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討論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何天成又問：「殺了大的，小的怎麼處理呢？」李元熙答覆道：「小的也由貧下中農決定，同意殺就殺，同意不殺也可以不殺。」
何天成回來把公社這一指示一傳達，經研究決定還是全部殺了好，用何德福的話來說就是：「殺光了安安然然，心裡踏實。」
牽出去殺的時候，一個貧農老光棍看中了一個地主婆，請示大隊可不可以留下不殺。大隊支部考慮到該老光棍沒個老婆日子過得委實作難，就同意了，同時宣布：「判了死刑的地主婆同意嫁給貧下中農的，可以免死，但是要立即成親。」
最後殺了13人。
第二個是七一大隊。
公社開會動員、大隊開會研究等內容基本與沿河大隊相同，略去不講了。且講一個小故事，8月26日這一天，七一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一個名叫廖承茂的四類分子子弟的死刑，牽出去殺的時候，廖承茂的母親蔣芝英跟在後面邊哭邊罵。看著蔣娭毑老懵顛懂，不知利害，有人攔住她說：「你在這裡哭一哭就算了。再跟著哭，連自己也會殺掉去。」蔣芝英說：「殺了不是殺了，崽死了，哪個養我？一樣還是一個死。」硬是不聽勸，追著哭罵。蔣芝英都罵了些什麼呢？不知道為什麼，筆者對這一點感到特別有趣。給我們講故事的工作組同志說：「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能罵什麼東西，也就是：『我的崽犯了什麼事，你們憑什麼殺他？哪個跺腦殼的害我們，不得好死。』當時那個情況下，別的四類分子赫得雞崽仔一樣，出氣都怕聲音粗了，她還敢哭敢罵人，結果可想而知。大隊治保主任當時就說：『蔣芝英太猖狂了，還不殺掉，以後地富還管得到。』幾個民兵上來，一頓拳打腳踢，打得她也不哭了，也不罵了，像拖死狗那樣，拖到後背山上，跟她兒子一起丟到一口廢窖眼裡，活埋了。」
這件事在大隊上引起強烈反響，大隊開會研究殺二批時，婦女主任何杏花就提出：「我們自己也有崽女，有爹媽，將心比心，殺掉了，心裡會不恨？說劃清界線那都是假話，所以子女也留不得。分子殺了，子女留到好報仇？我的意見，要就不殺，要殺就殺光。」她的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認同，本來準備只再殺幾個分子，最後來了個老少不留，統統殺光，共殺17人。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沒有了不絕於耳的稚子書聲，不見了哦吟草堂的鄉儒學究。
「哞——」
一探頭，迎接我們的是一聲悠閑而宏亮的牛鳴。這……這就是被譽為「二百年來書法第一人」的清代著名大書法家何紹基當年讀書習字的「東洲草堂」嗎？現在它變成了一個大牛欄，關著東門村十幾條膘肥體健的耕牛。一股熱哄哄的牛糞發酵的氣味迎面撲來，十分熏人，我們急急地退了出來。外面的一大塊空坪上，有些不協調地長著一蓬狀如豪筆的篁竹，漂亮得叫人心跳。
史料載，「東洲草堂」曾遭兵亂毀壞，沒想到競衰敗如斯。當年天王洪秀全率義軍席捲過後，何紹基曾為草堂被毀悲憤地寫過一首七律：「鶴鳴軒本大書房，卿借東洲伴草堂。桂花雙撐滿樹月，桔園添染一林霜。百年講社成焦土，一曲瀛橋擴水光。環秀孤亭無恙在，譜軒詩境付蒼茫。」從詩中看，此處原應有書房、講壇、迴廊、孤亭、小橋、桂樹、桔園等等。（1986年）我們到此採訪時，除了桔園，其餘景物難覓蹤跡。農舍間小巷格外仄逼，牛糞混著泥漿布滿青石板和鵝卵石的路面，滑滑溜溜，路邊的陰溝里烏黑的水中冒著白汽泡，到處瀰漫著潮濕霉腐的氣味。只有村頭的門樓子、庭屋的樑柱、尖頂型山牆，還在頑強地提示當年的輝煌，只是也很頹敗了。時間流逝改變一切，吞噬一切，凡人帶到這世界上的有形之物，年深月久都會破敗，甚至化為烏有。
文化大革命期間，何紹基的故鄉已經沒有人再練毛筆字了，但字寫得很好的人還是不少，這一點可以在東門村的殺人布告和殺氣騰騰的大幅標語上看得出來。筆者講一個笑話，該大隊有一個人字寫得很不錯，寫得最好的就是「殺」字，鐵畫銀鉤，龍飛鳳舞，深得何體精髓。何紹基曾有一副著名的「座銘聯」：坐到二更合眼即睡，心無一事敲門不驚。當時有人改了兩個字：坐到二更合眼難睡，心無一事敲門就驚。
這是一塊由瀟水和右溪切割出來的肥腴之地。元結任道州刺史期間（公元763年—768年），曾寫過一篇著名的《右溪記》，記曰：「道州城兩百餘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營溪（即今瀟水）。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攲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為溪在州右，遂命之『右溪』。刻名石上，彰示來者。」而我們來此採訪之時，元結筆下的美景已無覓處，瀟水尚在，右溪則已變成一條毫無特色的小渠溝了。
此地緊靠道縣縣城，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是「革聯」和「紅聯」兩派鬥爭風口浪尖的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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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37
1967年8月17日上午，東門公社「紅聯」政委肖家旺在該公社高車大隊唐家生產隊召開會議，這個會議名字較長，叫做各大隊可靠的大隊幹部、黨員和部分脫產幹部會議。會上，肖家旺作了「戰備布署」，一共五條：一、紅、革二聯的基本情況分析；二、各大隊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三、管嚴四類分子，調皮搗亂的由貧下中農處理，同意幹掉就幹掉；四、注意叛徒的問題；五、加強領導的問題。
會議結束后，一個星期全公社沒有發生殺人情況，一直到8月23日受派性鬥爭影響殺了1人，緊接著24日晚——
靜靜的瀟水河中，出現了兩隻木船，漿聲咿呀，船頭犁破溶満月光的江面，悄無聲息地向河心東洲方向盪去。每隻船上都蹲著兩種人：一種手持梭標馬刀，一種五花大綁。船到江心，隨著一聲低沉的命令，兩隻船上持刀槍的人一起動手，將早已備好的裝満石塊的竹簍拴到被捆的人脖子上，撲通撲通，一個接一個推進河裡。瀟水捲起一個旋窩，又一個旋窩，接受一份貢獻，又一份貢獻。被沉河者並沒有被堵上嘴，卻無人呼救，無人哀號，無人掙扎，平靜得叫人難以理諭。満天星斗，亮得叫人膽戰心驚。突然，東門大隊的地主分子何積仁站了起來，喊了一句口號。當時夜很靜，聲音很凄厲，在夜空中傳得很遠，站在河岸上的人都聽得見。聲音未落，何某就被推下河中。與他同時被推下河的還有他二十歲的大兒子。這就是當年地主分子被殺時公開呼喊反動口號的著名事件，這件事，曾被作為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材，用來教育人們。何積仁為他的這句口號付出了比自己死亡更沉重的代價：幾天以後，他的妻子和12歲的小兒子在幾乎相同的地方被沉河。東門公社全家被殺絕的僅此一戶。
何積仁到底喊了什麼呢，後果這麼嚴重？我們專門向一位參加過當年沉河行動的知情者請教。他有些閃爍其詞地答道：「也沒有別的什麼，就是一句反動口號，惡毒得很。」「一句什麼反動口號呢？」「就是什麼蔣介石什麼什麼萬歲吧……」
哦，原來如此。難怪我們在村裡採訪時，有人向我們反映了何積仁生前有這麼一段「反動言論」：「蔣介石他倒好，好好一個江山弄丟了，自己跑到台灣吃肉喝酒、洗牛奶澡，搞起我們這些人給他頂缸。」
如此看來整個道縣大屠殺（含周圍10個縣市）被殺的九千多人，何積仁要算殺得最不「冤」的一個。他是我們聽到的唯一一個被殺前喊反動口號的人。
然而，我們還聽到另一種說法，說何積仁臨死前喊的是：「你們憑什麼殺人？你們這些土匪……」從邏輯推理上看這句話可信度應當比較更高一點，但是……即使如此，何積仁還是殺之不「冤」！因為在被殺人員中敢如此明目張膽攻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的還是只有他一人！
有人悄悄告訴我們：何積仁是何紹基家的後人。 其實是與否沒有太多意義，當時那個情況，就是何紹基本人活過來也照殺不誤，況乎後人!說不定和周敦頤的家鄉樓田村一樣，殺他的人中也有何紹基的後人。
關於何積仁被殺前喊反革命口號的事情，筆者在道縣一中採訪一位姓黃的老師（文革中曾是道縣「革聯」政委）時，也曾順便談起過，當時採訪黃老師是為了解「文革」武鬥的事，並無印證何積仁事件真偽的意思，交談中，話趕話順便說了出來，沒想到黃老師反應十分激烈：「簡直是天方夜談，完全是造謠，都是『紅聯』那幫人造的謠。反正造謠不犯法，這些人造起謠來，你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想都想不出來。當時他們就造謠說我們二中（『革聯』總部）是四類分子的窩子；講我們在二中裡面掛了蔣介石的像；講國民黨派了空降特務躲在二中裡面暗中指揮；講我們『革聯』遊行的時候喊蔣介石萬歲的口號；講農村中殺四類分子就是殺我們『革聯』的階級兄弟。」
「有這樣的事？」我感到一種超出常識範疇的驚愕。
「怎麼沒有這樣的事！他們的謠言還是通過正規渠道向下面傳達的。我的一個學生的家長，是下面一個大隊的支部書記，他聽到這個謠言以後將信將疑，專門跑到二中來探個究竟。在二中門口碰到了我，我聽他這麼一說，就把他帶進學校，把全校每一間房子所有的門一張張全部打開，讓他看，裡面除了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們這樣造謠就是為了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打進二中以後，好殺我們。反正當時殺反革命不犯法。幸虧他們沒能打進二中來，不然的話，我們這些人都會殺光了去，殺了以後，還會像何積仁一樣，扣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黃老師的話當然很有些「派性」味道，但其真實性筆者在道縣處遺工作組給縣委的彙報材料中找到了佐證。《關於道縣「文革」中殺人的情況和查處進度彙報》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1967年8月8日，「革聯」搶奪縣人武部槍支后，「紅聯」退駐農村，掌握民兵武裝，兩派鬥爭更為激烈。全縣普遍謠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先殺黨員，后殺幹部，貧下中農殺一半。」清塘、壽雁、梅花、橋頭等區在刑訊逼供下，搞出所謂反革命組織七起（經查證否定），楊家公社謠傳有百多名四類分子以及子女上山為匪，殺害貧下中農。於是有的地方的農村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對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採取「先下手為強」，將其殺掉。從8月13日至20日，全縣殺155人，這一段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在這期間控制整個農村的「紅聯」，大肆散布「革聯」成員有93人出身不好。「革聯」總部掛了蔣介石的像，遊行時喊蔣介石萬歲等口號，還造謠：「革聯」說農村中殺了幾個四類分子，是殺了他們的階級兄弟。「紅聯」還揚言：「農村殺了四類分子是農民運動，好得很！」「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這樣一來，更助長了農村中的殺人風，發展到區、社召開殺人會議部署動員殺人。當時支持「紅聯」的權威機構縣人武部和縣抓革命促生產小組放棄職責，不加制止，極少數領導幹部甚至同情支持，致使殺人形成高潮。

東門鄉政府座落在瀟水邊，與河心的東洲正好在一條垂線上。我們在這裡採訪了現任東門鄉黨委書記蔣××和紀檢組長馮××，他們向我們簡述了東門鄉文革殺人的概況，還特別講了該公社烏家山大隊的一個悲慘故事。
1967年9月2日，烏家山大隊有個民兵在回家的路上，看見一名單身青年婦女坐在茶山裡歇腳。面生，不像是這附近人。見有人來，該婦女顯得神色有些緊張。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驅使該民兵上前攔住盤問。婦女閉口不答話。該民兵看到她的手臂上好像有繩索捆過的痕迹，斷定不是好人，立即將她帶到大隊進行審問。開始，民兵們厲聲問她：「什麼人？」「什麼成份？」「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她睜著兩隻驚恐不安的眼睛，總是不作聲。後來，把馬刀架在她脖子上問：「再不說，就一刀宰了你！」這才戰戰競競地開了口，好像說是「廣東的」。聽口音也像是那邊的人。但由於雙方口音都很重，他們的話她好像聽不大懂，而她的話他們也聽不大懂。民兵們想，這女子莫非裝聾作啞，在大隊問不出個名堂，乾脆送到公社去。於是派了四個民兵押著她，送到公社民兵指揮部。公社民兵指揮部事情多，人手不夠，不願意再攬這檔子事，叫他們原自押回大隊去。只好又把她押回大隊來。當時，正是黃昏時分，但白天長，離斷黑還有一段時間，一行人走到大隊烏家塘邊上，四個押她的民兵看看到天色已暗，動了邪念。其中一個叫郭成仕 的提出：「這個女人連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隊也是枉然，不如就在這裡搞了她，開開洋渾。」其餘三人欣然同意：「搞就搞吧。」於是四個人就在塘基邊上，扒光這名婦女的衣服，將其輪姦了。輪姦后，其中一人對郭成仕說：「搞都搞過了，放她走算了吧。」郭成仕說：「不行！回過頭她來找麻煩怎麼辦？」幾個人一想有道理，問：「那，怎麼辦？」郭成仕說：「好辦得很，就說是四類分子，搞死算了。」於是由郭成仕帶頭用鋤頭和石塊將這名陌生的受害婦女打死，棄屍塘中。後來，又一想，怕屍體臭在塘里，鬧出意見來，又返回來移屍到附近的茶山裡，挖個坑草草埋了。土埋得很淺，連個腳都沒有完全蓋住，後來被野狗刨出來，拖起殘肢滿山跑，其情慘不忍睹。
該婦女，體型廋高，年紀約在25至30歲之間，廣東人（又一說是衡陽人）。究竟姓甚名誰，家住何處，誰也不知道，現在仍然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隻身闖入1967年8月道縣這座人間地獄更是一個謎。在今天道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名冊上，只留下如下記載：外地無名婦女，年紀約三十左右……
蔣書記和馮組長告訴我們，東門公社在文革「亂殺風」中共殺78人，其中新立大隊殺11人（自殺1人），公社「紅聯」頭頭肖家旺負有直接責任；東洲山大隊殺4人（自殺1人），原區武裝部長劉厚善、原區婦聯主任魏素英負有直接責任；下關大隊殺19人（自殺3人），劉厚善、魏素英負有直接責任；東門大隊殺11人，原公社武裝部長羅書文、原公社會計蔣英棟負有直接責任；埔口大隊殺5人；烏家山大隊殺14人，原公社公安特派員何梅山、紅聯頭頭肖家旺負有直接責任；白泥塘大隊殺4人，原公社副書記黃長慶負有直接責任；雙塘大隊殺4人（自殺1人），黃長慶負有直接責任；高車大隊殺6人（自殺1人）。本文中所說的直接責任說的是直接到該大隊煽動、督促、部署、指揮殺人和直接點名殺人,開會煽動、電話批准等等都不算。
蔣書紀和馮組長還告訴我們，東門公社中唯一沒有殺人的是北門大隊，原因是該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對於殺人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
但是，沒有殺人並不等於沒有死人。該大隊一個名叫馮飛的原國民黨起義人員，因歷史問題和海外關係，多次受到批鬥，於1967年「殺人風」中「畏罪自殺」。國民黨最後一任道縣縣長蔣賢南也是北門人，蔣偽縣長自民國38年（公元1949年）9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1949年11月6日，與道縣部分開明紳士決定通電起義；10日帖出起義布告，宣佈道縣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蔣賢南以開明紳士的身份告老還鄉。因有和平起義這一章節存在，歷次運動對他觸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難逃，多次遭到批鬥。1967年10月，蔣偽縣長自持起義有功，寫了個報告給進駐道縣支左的47軍6950部隊反應情況要求以起義人員對待，又被打為誣陷翻案，再次受到嚴厲批鬥，之後「畏罪自殺」。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蚣壩區位於道縣東部，區政府所在地蚣壩圩距縣城21公里。該區是道縣殺人的區冠軍。文革期間，該區轄蚣壩、興橋、小甲三個公社；1986年我們赴道縣採訪時，轄蚣壩、興橋、小甲、上關四個鄉。據處遺工作組介紹，蚣壩區殺人的最大特點是時間集中，手段殘忍。1976年8月23日到8月30日，除蚣壩公社的魯草坪大隊因地處深山，沒有接到通知派人來開會，故爾沒有殺人外，全區59個大隊八天時間共殺1054人，占當時全區人口的1.98%，約50人殺1人，佔全縣殺人總數四分之一強。之後又零零碎碎殺了30人，整個殺人事件中，共殺1074人，另外自殺122人，合計1196人；其中槍打145人，刀殺442人，沉河90人，炸死21人，投岩洞137人，活埋130人，棍棒打死68人，繩子勒死4人，火燒死37人，其他致死121人，滅門46戶。殺人手段門類齊全，殘酷之極，亦為全縣之冠。
蚣壩區殺人如此之多，後果如此嚴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區到公社到大隊，層層布置，層層動員：區里召開有區委副書記、區武裝部長、「紅聯」司令、各公社負責人參加的動員會；公社召開有公社書記、公社武裝部長，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的「 革命會」，大隊召開貫徹執行區、社會議精神的「研究會」……形式不同，實質一樣，即肆意誇大所謂「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製造謠言，揑造「敵情」，煽動群眾心安理得去殺人；甚至布置殺人任務，下指標。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會議是怎樣召開的。
（1967年）8月20日傍晚，蚣壩區武裝部長楊衍生從外地回來，剛進區公所大門，就見區「紅聯」政委、區團委書記葉成虎沿著走廊跑過來：「哎呀，楊部長，你回來了，可把我給急的。上午鄭(有志)指揮長打來緊急電話，要你明天務必趕到營江開會，軍分區和6952部隊的首長要來。」嚇，這可是比什麼都要緊的頭等大事，楊部長心裡自然十分明白，他雖然年紀不大但做事最講究穩重，為了給年輕幹部言傳身教做個表率，故意漫不經心地答道：「知道了。」葉成虎見楊部長答得輕慢，更急了：「鄭指揮長對我們區遲遲沒有集中民兵行動起來很不滿意，你看怎麼搞？」楊衍生說：「急什麼？鴨子煮到鍋里，你怕它飛起了。找鄭書記、何司令他們來商量一下吧!」葉成虎趕忙把革命亮相干部區委副書記鄭際田、區會計區「紅聯」司令何昌學找了來。四個人坐在區公所門邊的大樟樹下，一邊乘涼，一邊開了個簡短的碰頭會。楊衍生分析了當前階級鬥爭的種種新動向後說：「我明天要去營江開會，你們在屋裡大膽搞。儘快把民兵集中起來……不組織民兵就要吃虧，不能走在敵人後面，越快越主動。」鄭際田接著表示：「組織民兵無非就是要點錢糧，這個問題由我負責。」葉成虎年輕，說話血氣方剛：「不把民兵組織起來，要是也讓人家把槍搶了，那還有什麼搞頭！貧下中農都會罵我們有槍保不住，豈不成了飯桶膿包。」鄭際田說：「現在情況很複雜，思想很亂，有必要召開一個各公社負責人和武裝幹部會議，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楊部長，你看怎樣？」他把眼睛看著楊衍生，按照黨內職務，他在楊之上，但現在是人民解放軍支左，楊衍生是武裝部線上的人，自然也就成了區里的實際掌權人。見楊衍生點頭認可，鄭際田又問：「是不是明天就開？」楊衍生說：「鄭書記你就決定吧。」何昌學是當會計的，對會計工作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些，他建議：「考慮到集中民兵需要錢糧，明天的會議最好叫各公社的會計也參加。」「好、好!」大家一致同意了。
召開一個集中民兵、動員殺人的大會就這樣簡簡單單醞釀通過了。
第二天(8月21日)由鄭際田主持，在蚣壩公社召開了全區各公社負責人、武裝幹部、群眾組織頭頭會議。鄭際田在會上，大肆渲染和傳播了鄭家大隊的殺人經驗(就是前面講過的那些謠言)，向各公社布置了組織民兵的具體任務。區「紅聯」副司令（興橋公社會計）王盛光接著講話，他說：「現在，我們與『革聯』已經不是組織與組織的問題了，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是延安和西安的關係!現在地富很囂張，與『革匪』遙相呼應，要暴動，要進行階級報復。梅花區有個四類分子搶槍被搞掉了，鄭家也殺了四類分子，我們不能落後!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們這裡有罪大惡極的也要他殺一個、兩個，越快越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最後，葉「政委」講話，他首先帶領大家學習了幾段毛主席語錄：「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把他打倒……這也和掃地一樣，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只有土地問題的真正解決，只有在堅決的階級口號之下，把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火焰掀到最高的程度，才能發動廣大農民群眾起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參加革命戰爭，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接著說：「剛才鄭書記、王副司令講得很好，很全面，現在是貫徹執行的問題……我們蚣壩區的各項工作從來都是不落人後的，大家要當好革命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 ，回去以後要貫徹好會議精神。」
8月22日，小甲公社率先召開了一百多人的「革命會」，貫徹區會議精神，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公社武裝部長廖隆久有感已落後形勢，號召「殺人要越快越好」。當晚，洞仂口大隊傳來反饋信息，該大隊計劃殺5人，大隊黨支部已經開會研究過了，現在打電話來向公社請示。公社秘書楊慶奎接到電話，當即答覆可以。得到批准后，第二天（23日），洞仂口大隊民兵將這5名四類分子押到村口，用鳥銃、鋤頭打死，丟進一眼廢紅薯窖里。這是小甲公社有組織有計劃殺人的第一批被害者。
同一天（22日），楊衍生從營江開會回來，路過興橋公社，在這裡碰上了鄭際田、王盛光。王盛光問楊衍生：「聽說二區（車頭區）的四類分子搞暴動，讓貧下中農幹掉了？六區（月岩區）、八區（四馬橋區）的貧下中農也行動起來了，開始殺地富。」楊衍生說：「二區的事我倒是沒有聽說，不過六區、八區確實已經行動起來了。清塘廖家一個晚上就幹掉了6個壞東西。革命形勢喜人啊！」王盛光又向楊衍生彙報：「我們區金星大隊反革命分子楊貴清前不久進了二中，現在回來了，揚言要帶幾個腦殼回二中去，貧下中農要求搞掉他(查無此事)。你看怎麼辦？」楊部長答覆：「群眾要求搞掉就搞掉，但是不要開大會，開大會影響不好。」鄭際田說：「殺只雞給猴子看，可以的。」王盛光領到尚方寶劍，立即通過興橋公社武裝部，指示金星大隊的民兵將楊貴清捆起來，並於當晚召開群眾大會批鬥。批鬥后，謊稱將楊貴清押送縣公安局勞改，押到上關河邊時，民兵楊飛吉按照王盛光等人事先的指示，從背後一馬刀將楊貴清砍死，拋屍瀟水河中。
在此插敘一段興橋公社金星大隊的殺人情況。金星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9人，在整個蚣壩區只能算中游水平。楊貴清史該大隊的一個中農社員，不是什麼四類分子，據查楊貴清被殺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誣告他參加了「革聯」。楊貴清雖然是上級領導點名要殺的，但因為有些秘密處決的味道，殺了以後大隊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對金星大隊的殺人行動影響不大。
（67年）8月24日，興橋公社武裝部長楊友道和公社「紅聯」司令王盛光等人召開全社大隊幹部會，煽動殺人。會後，部分公社幹部下到大隊督促殺人，但是沒有到金星大隊，致使該大隊「猶豫觀望，行動遲緩」。8月27日，興橋公社又召開了各大隊支部書記、貧協主席、民兵營長會議，通報殺人情況。金星大隊收到了批評，支書楊盛滿、大隊長何中興等人參加會議返回大隊后，立即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認為「別隊殺得多，我隊殺得少，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決定「迎頭趕上」一次性殺23人。被殺對象大多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貧下中農。殺人的時候，　一個名叫楊修鳳的基幹民兵（20歲）一口氣殺18人，渾身被血染紅，還問：「（殺得）有（夠）不有了？還有沒有要殺的？」
之後，楊盛滿、楊輝吉等人又報復殺害貧農社員三名：楊平新（20歲）、楊平慶（18歲）、楊平暢（16歲）。
該大隊殺人的最大特色體現在最後殺的一個五保戶身上。9月3日，該大隊已經殺了28人，公社也傳達了上級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這時四隊的貧下中農卻突然發現了一個現實問題，殺了這麼多人，怎麼就忘了殺孤寡婆子何宣翠呢？她已經吃了好幾年五保，給生產隊增加了很大的負擔。這傢伙是個富農婆，早拉出去搭在一起殺掉就好了。現在怎麼辦？有人提出還是要殺，殺了好減輕生產隊的負擔。但是上面已經開口不準再亂殺人了，說是誰殺誰負責。四隊隊長一個人不敢作主，召開全體貧下中農開會討論。群眾的意見還是殺了的好，已經殺了那麼多，也不差她一個。隊長說：「既然群眾討論通過了，那就不要伸張，悄悄地拖到後面山上搞掉算了。」於是安排幾個基幹民兵去執行（這是要記工分的）。當晚，幾個民兵到了何宣翠家，把她從床上拖起來。何宣翠問：「這麼晚了，你們牽起我到哪裡去？」一個民兵幽默地答道：「看你老人家一個人過日子確實太作難了，生產隊決定送你到一個好地方享清福。到了那裡，你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幾個民兵把何宣翠拖到石山塘，用馬刀砍死，挖坑埋了。
這件事好像做得有點神不知，鬼不覺，直到這次處理工作中才被清查出來。
回過頭我們再說8月22日殺了楊貴清以後的事。當晚，王盛光搖電話給何昌學，通報搞掉楊貴清的情況，同時要「何司令」以區委和區「紅聯」的名義打電話給小甲、蚣壩兩個公社，指示每個大隊選一兩個「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搞掉。這是道縣殺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攤派殺人指標的案例。何昌學於當晚和第二天把這個指標下達給了蚣壩和小甲兩個公社，要求每個大隊把「調皮搗蛋的搞掉兩個」。緊接著，全區三個公社和幾乎所有大隊相繼召開了殺人部署會，興橋公社還專門派出公社幹部下到各大隊督促殺人。
上面怎麼說，下面就怎麼做，這是道縣農民的特點，也是中國農民的特點，更何況參與殺人等於出工，可以拿到最高工份，還可以分「浮財」。一時間，殺人成了社與社、隊與隊之間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的13個大隊已有12個殺了人，唯獨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隊遲遲不見行動。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該大隊在8月24日開會討論貫徹公社「革命會」精神時，有人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殺只豬還要批張殺子，殺人恐怕也要有個文才行，是不是等一等，等上邊來了文，再動手也不遲，反正四類分子已經圈起來了，跑不脫的，遲殺幾天也沒關係。二是把四類分子都殺光了，以後派工就作難了，好些事沒得人肯去做，還有修橋鋪路等義務工也沒有勞動力好派了。加之該大隊幾個分子平時逆來順受，喊東不敢走西，實在表現不錯，「雷公不打笑臉人」，小甲大隊的幹部群眾感到下不得手。另外，據說小甲大隊還有一批人站到「革聯」一邊，唱對台戲。這樣一來，思想就統一不起來了。公社主任楊盛芳和武裝部長廖隆久幾次三番給大隊負責人打招呼，進行教育，仍然不見成效。特別是8月27日，小甲大隊接到公社督促殺人的電話后，治保主任周文光再次召開會議，討論殺人問題。周文光說：「公社已經來過兩個電話了，說什麼也得殺他一個兩個。」可是討論來討論去，還是沒通過。個別大隊幹部甚至說：「公社要殺，就讓他們來殺，我們不殺。」公社領導氣壞了：「他老母親的，老子的眼皮子底下，不允許出現『土圍子』!」於是，楊、廖等人於8月29日召開了一個總結表彰大會，表揚了洞仂口等幾個「行動快、成果大」的大隊，重點批評了小甲大隊。廖隆久說：「別隊都殺了，你們怎麼還不動？全公社對你們都有意見。」公社秘書楊慶奎說：「定時炸彈埋在公社的邊上，這還了得！你們到底殺不殺？你們怕動得手，就把人捆好，我們派自衛隊支援你們。」第二天，乾脆派出一個排的基幹民兵，由廖隆久親自帶隊，帶著槍支、馬刀、炸藥，進駐小甲大隊，幫助他們「革命」。殺人的場面也很壯觀：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他們坐「土飛機」。
筆者不敢想象被殺者在導火索噝噝燃燒時的恐懼，也不敢妄自揣摩殺人者欣賞傑作時的心態，但我們在19年後聽該大隊的一位老人回憶當時的慘狀時，仍然周身發寒——「轟」地一聲巨響，大塊大塊的血肉落雨一樣飛了過來，有幾個炸斷了手腳、炸掉了屁股的，還沒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亂滾……廖隆久命令民兵們上去用鋤頭、馬刀一頓亂砍……人散后，一群群烏鴉飛來，哇哇叫著，爭相啄食飛濺到樹枝上和草叢中的人肉……
這種殺人方法，剛開始叫「坐土飛機」，後來因其極具震憾力的視覺效果，又得了個更富藝術性的稱謂——「天女散花」。在此需要鄭重聲明的是，這些「專用名詞」，包括此前出現過的和今後還會出現的另一些「專用名詞」，都不是筆者的創造，而是這些行為實施者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奇思妙想，天知道花費了多少灌飽了紅薯稀飯沒處發泄的精力!
小甲公社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237人，其中被逼自殺33人。
該公社殺人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火線入黨」，凡是預備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一律要上火線，刺刀見紅，「經受階級鬥爭的洗禮」。該公社精華大隊，殺人不算多，一共只殺了13個（自殺1人）。8月22日，精華大隊支部書記蔣上代、民兵營長蔣先啟等人參加公社的「革命會」回村以後，當晚就召開大隊幹部會傳達。會上決定把本大隊的地富及其子女關起來。第二天（8月23日）又召開社員大會，討論殺人名單。當晚開始殺人。先後殺了10人。
9月7日，公社開會制止殺人。散會後吃中午飯，公社黨委宣傳委員張光亮端著飯碗來到精華大隊幹部身邊說：「你們大隊怎麼搞的，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何清友是地主分子、三青團的分隊長，張芝成是特務，殺十個不如殺他一個，你們大魚不抓盡抓小魚！他們是定時炸彈，到時候要爆炸的。」聽到領導的批評，精華大隊的幹部當即就在飯桌邊開了一個臨時支委會，決定回去以後，馬上將這兩枚「定時炸彈」引爆了。張光亮等人聽了非常高興，連聲說：「這就對了，千萬不要被他們的假象迷惑了。」並要求全社10名預備黨員都要到場接受考驗。其中一個年輕的女預備黨員，膽子小，不敢殺人，就用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一點血，回來驗刀。結果被人揭發了，差一點沒入成黨，硬是把轉正期延長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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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0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如果說蚣壩區是道縣大屠殺的區「冠軍」，那麼，蚣壩公社就是「冠中冠」，共殺524人，佔全區殺人總數的一半。其實這也不難理解，蚣壩公社系區政府所在地，跟組織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覺悟高，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嚴密，漏網的少，一時跑了的，也要想方設法捉回來殺掉。
蚣壩公社最典型的殺人案發生在沿河塘大隊，該大隊一天之內幾乎把本大隊的「黑四類」斬盡殺絕！
1967年8月26日上午，沿河塘村籠罩在一片灰白的霧靄之中，往常這功夫早有勤快的莊稼漢在田裡勞作了，可是今天，收完早稻的田野，薄薄的地氣中，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一茬茬黑黜黜的禾蔸如大地的汗毛根根乍立。這時各生產隊陸續湧出幾支隊伍。隊伍由一些五花大綁的青壯漢子，和一些手持馬刀、梭標、鳥銃和鋤頭的同樣年輕力壯的漢子組成。他們在一條通向山裡的三叉路口彙集到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虔誠的求神拜佛的隊伍。
「一、二、三、四、五、六……」
大隊文革主任賀新昌站在一處高墈上，象點牲口那樣，將各生產隊捆來的人清點了一遍，21個。又點了一遍，沒錯，確實是21個。他這才放下心來，命令道：「齊了，出發吧。」
於是手持馬刀、梭鏢、鳥銃的漢子吆喝著，用馬刀拍打著，像驅趕一群即將被殺的畜牲一樣，押著這一串五花大綁的人，拐上了左邊一條曲曲折折的山路。眼前的霧嵐使他們感到，彼此都是走在一條早已註定的路上，只是不讓彼此看到罷了。
沿河塘大隊採取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的戰略，將有可能暴動的傢伙統統搞掉。
三天前（8月23日），沿河塘大隊支書周家愛、治保主任賀來昌、貧協主席賀新昌、副支書賀家茂、周瑞成等人5人到公社參加了由公社副書記劉富保、武裝部長曾慶松、文革主任莫家坤等人主持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後，回到大隊，議了一下，殺還是不殺？怎麼殺？意見有沒有統一。殺四類分子的事也就拖了兩天。到25日，看到附近大隊都在殺人，幾個人坐不住了，周支書通知大家晚上到大隊部開支部會，研究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的問題。會上，定下一個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先殺「有可能暴動的大老虎」。第二天（8月26日）一大早又召開大隊、生產隊幹部會，具體研究殺人名單，然後各生產隊分開討論，報上各隊的殺人名單，大隊會計統計了一下，一共21個。於是立即分頭行動抓人。周家愛一再囑咐大家，注意安全，不能讓這些「大老虎」跑脫了。實際上根本不用去抓，出工的鐘一敲，這些「大老虎」一個個乖乖地跑來了，說是「老虎」其實比綿羊還乖，根本不用費力，拿索子一個一個捆起來就是了。
被捆的青壯漢子，神態卑微而平和，對於屈辱的生活，他們早已習慣，這已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誰叫自己投胎時沒長眼睛，錯投了地富胎！誰都明白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們還不清楚今天將被帶到哪裡去，但等著他們的肯定不是什麼好地方。不詳的預感，使他們在別無選擇地走向絕望，心底不免生出陣陣酸楚和眷念。他們三步一回頭，望著漸漸遠去的村寨，那裡有年邁的父母，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裡是他們的家！有家，日子再苦，生命畢竟還是有意義的。如今要是這樣去了，留下來的親人們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麼過啊！？
他們也許有很多問題要問，但至死都沒有人問過一句為什麼要殺自己。
屠場選在山腰一處叫葫蘆岩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大溶洞，夏天有嗖嗖的冷氣吹出來，冬天常見縷縷白霧飄出來，黑黜黜的，不知有多深，丟個石頭半天才聽到落地聲。以往他們打柴、放牛時常從這裡經過，累了、熱了還在洞口邊歇歇腳，消消暑，但從來沒有想到過這裡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
把這些四類分子（其實大部分是子女）弄到這裡來「丟硝眼」是賀新昌的主意。
昨天，大隊開會討論殺人時，有人提出押到後背山上用鳥銃打，有人提出掛一塊石頭沉河，有人提出下窖眼，這幾種辦法各有利弊，引起了一些爭論。這時，賀新昌說：「這些辦法太損心，麻煩事多。有現成的條件為什麼不利用呢？」他說到這裡停住了，有意賣了個關子。等到大家七嘴八舌問他什麼現成的條件，他才慢條斯理地說：「我們大隊那邊的那個山上，葫蘆岩那裡有一眼很大的硝眼（岩溶性地貌的溶洞），有好幾十丈深，把這幫傢伙押到那裡，打一棒子丟進去，幾多的簡單。」大家一聽，都說：「這個歪點子可以。」
待到把人押到葫蘆岩時，霧氣已然散盡，鮮紅的日頭從兩座山峰間艱難地露出頭來。一片殷紅的東西從那裡流出。突如其來的風像一個橫蠻的產婆，扯起大塊大塊雲的毛巾，使勁地揉著山峰那憋得發紫的乳房。眾人們一時都靜穆下來，彷彿受到某種神聖的點化，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人的痛苦的誕生。
賀新昌命令民兵將「犯人」押到洞口邊，他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他的嗓子有點干，聲音也有點發緊。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的平靜，呆傻了一樣，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這些在暴力鎮壓面前早已嚇破了膽的人，在暴行和暴行的行施者面前，馴服得象一頭頭綿羊。叫一個名字，牽一個到洞口，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標、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溶洞，直到這時，才聽到一聲凄慘的喊叫。這時，一個名叫何遠有的地富子弟，向前沖了一步，跪在賀新昌面前：「賀主任，你不要殺我，我沒享過福，我跟你們一樣，受一輩子苦。我有一筆錢，準備結婚的，我都送給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後我伺候你一輩子。」
賀新昌說：「遠有，我沒得辦法救你。不是我要殺你，上面喊殺，我不殺你，自己的腦殼難保。」
葫蘆岩岩洞，顧名思義，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誰也沒下去過。據說舊社會，村裡有傷風敗俗或不孝不義的不肖子弟，就在這裡按族規下天坑。這時，熱騰騰的鮮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頭和石頭上的青苔，將洞邊的那些綠色的雜草染成紫紅。
有人被丟進洞里后，居然沒有死，在裡面拚命呼喊。賀新昌在洞口竄來竄去，急得直跳腳。不停地叫民兵往洞里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燒了扔下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打發人跑回村裡，拿來一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了丟進洞里,「轟隆」一聲沉悶的巨響過後，葫蘆岩總算恢復了往日的寂靜。
時近晌午，賀新昌象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帶著民兵凱旋迴村。
日頭已經當頭，潑下一片灼白的熾熱，讓人有那麼一點亢奮，又有那麼一點煩燥不安。大家邊走邊議論：
「年輕力壯的勞力都殺了，留著那些老的小的怎麼辦？」
到底是種田人，想問題非常實際。這話立即成為眾人的中心議題。
「未必還要養五保？那生產隊的負擔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遠：「留著小的，長大了要報仇怎麼辦？」
有人建議：「索性斬草除根，老的小的一起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
賀新昌一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里彙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一隻大虎統統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隻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電話的是蚣壩區委秘書，他有些猶豫，答覆道：「大老虎殺掉是罪有應得，殺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賀新昌見區里似乎不同意殺，也就作罷了。吃過午飯，隊里繼續有人鼓噪。二隊隊長周家秀已經把他們生產隊的5個小孩關到起，放出話來：「大隊不殺，我們自己來殺。」賀新昌無奈，又打電話向公社請示，公社書記劉富保接到電話，指示：「一個個都給我搞掉。」可賀新昌還是不託底，區里說「殺小老虎不合適」，公社說「一個個都搞掉」，到底聽誰的才是呢？他再次搖電話向區里請示，這回是區委負責人之一葉成虎接的電話。葉書記（團委）指示得非常乾脆明了：「全部殺掉。」賀新昌立即將這個指示通知給各其他大隊幹部和生產隊長，併當即開會布署行動。
日頭銜山了。夕照溶進瀟水河中，一河的水紅得像血。整個沿河塘大隊，村裡村外崗哨林立。早上殺人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家家戶戶，空氣緊張得似乎已經凝固。被殺者家屬，老老小小縮在家裡，抱頭飲泣，又不敢大聲，聲音壓得低低的生怕招來更大的災難。有的老人，見的世面多，特別是經過土改，已預感到大限臨頭，心裡反倒踏實了些，抖抖嗦嗦地從箱子底翻出幾件平時捨不得穿的、稍微像樣一點的衣服穿起，身上弄得乾乾淨淨的，準備隨時上路。有個名叫張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時安份守紀，為人小心謹慎，手腳又勤快，生產隊有事，燒茶弄水搞衛生不用領導喊，且熱心公益，常與她那個從不多言語、悶頭悶腦只曉得幹活的丈夫一道修橋補路做好事。因此，早上往大隊拉人時，沒有拉他們。此刻，夫妻兩個相對而坐，商量著如何去死。丈夫說，他這一輩子沒有吃過一隻雞，要能嘗嘗味，死了也安心些。張秀姣滿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腳快手的把家裡養的五隻用來下蛋換油鹽的雞全部殺了，開膛破肚，仔仔細細收拾乾淨，做一鼎鍋燉了。鼎鍋在火塘的撐架上朴朴作響，火苗歡快地舔著鍋底，屋裡迷漫著誘人的雞肉清香。雞燉熟了，張秀姣舀了一碗雞湯，雙手端給丈夫。丈夫雙手接了，剛湊到嘴邊，又送給妻子讓她先嘗。就在這一送一讓之間，可憐一口都沒喝到嘴裡，敲門的聲音響了……他們知道自己的時候到了，便放下湯碗，一聲不響地站起來。一個民兵揭開鼎鍋蓋看了一眼說：「還講你們老實，臨死還作垂死掙扎！」他們一言不發地出了房門。這一對一輩子老實忠厚沉默寡言的老夫妻，至死都沒有說一句話！
大隊部的禾坪上站滿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殺的人，就是殺紅了眼的人。看熱鬧的人也不少。有個形容枯槁的老頭，已病得卧床數日，剛被從床上拖起來，老眼昏花，不辯方向，總在問押他的民兵：「都這麼晚了，你們要把我牽到哪裡去？」
一個手持馬刀的民兵見他問得羅嗦，就回答他說：「你兒子判了死刑。生產隊養不起你，請你上西天享福。」
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一個民兵哄他說：「你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你去找。」
就這樣，老的用繩索捆著，小的用棍棒趕著，不會走的嬰兒用籮筐挑著，哭哭啼啼上了路。
太陽象一個巨大的車輪被猛推了一下，轟隆轟隆地滾下了山坡。高高在上的天空收盡了最後一片斑瓓……夜幕漸漸拉嚴。沒有月亮，星子卻又大又亮。秋初了，夜來有些涼意。遠處不時傳來狗的狂吠聲。幾個小孩被這裡夜的陰森景象嚇得大哭起來，被民兵厲聲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收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這一次不是丟岩洞，改「放排」了（就是沉河）。因為實踐證明丟岩洞並不省心，麻煩事多多。何況黑燈瞎火地拉起一隊人馬上山也容易出事，所以經研究還是沉河好。
與上午不同，沒有「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宣讀「罪行」，宣布「死刑」這一套過場，什麼廢話都不講，殺人者也好，被殺者也好，大家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是，賀新昌忽然感到有幾句話悶在心裡，不說出來不痛快，這些老老少少，說到底多少與自己都有點沾親帶故，雖說是「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到底沒什麼血海深仇，但這是革命的需要，是階級鬥爭，上面說了，你死我活，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反過來殺我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他乾咳了一聲說：「你們也不要怪我。是上面要我殺你們的，怪不得我們！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你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們的周年。」
說完，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一隻早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一塊大石頭，將船飛快的劃到河中間，一個一個，下餛飩一樣丟進河裡……
一陣浪花，接著一陣浪花，把這些無辜的受害者沖得無影無蹤……
月亮升起來了，岸邊的山巒反而顯得更加黯黑，象一個知道得太多的證人，被毒藥塑成了雕象。
據處遺工作組統計，沿河塘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52人，年齡最大者74歲，最小的才56天。被殺人數占當時大隊總人數的8.4%，佔全大隊四類分子及子女總數的72%。僅有幾名年輕的婦女留下來，準備給她們「換成分」。
順便說說那個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的故事。他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因為他太小，父母又不識字，更因為他來到這個世界太不是時候，又沒選到一個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極度的驚恐不安中度過他人世的56天的。這一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渾身發抖的懷中，睜著兩隻清亮的大眼睛，看著一群手持梭標、馬刀的人(論輩份他當管他們叫叔叔或者伯伯)闖進家裡，拉走了他72歲的奶奶、37歲的父親，12歲的大哥和3歲的二哥。他拚命地哇哇大哭，凄慘的啼哭聲中，一家六口轉眼之間只剩兩口。
他的母親張秀華能倖免於難當然是有原因的。
中午大隊研究殺人的時候，同村的蔣癲子提出：「是不是把秀華仔留下不殺算了。」
幾個青皮乃崽馬上取笑道：「你是不是想呷地主婆的大餑餑了？」
「想女人想瘋了，打餓肚主意。」
幸虧周支書理解人，罵那幾個卵仔說：「笑什麼？你們屌毛還沒長抻，曉得什麼。屋裡沒個女人確實作難。這樣吧，凡是同意嫁給貧下中農單身公的，可以免死。我們給她改成份。」由於周支書這個土政策出台，村裡好幾名年輕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
當天晚上，張秀華獃獃地坐在床沿，悄悄飲泣。哭累了的孩子在她的懷裡睡熟了，她把孩子緊緊摟住，這是她唯一剩下的命根子。
咚咚，有人敲門。張秀華不敢怠慢，連忙把門打開。蔣癲子笑嘻嘻地走進來，他今年37歲，祖孫三代貧農，由於好吃懶做，人又長得不體面，至今光棍一條。今天為了保住張秀華這條命，他做了好多工作，現在是享受勝利果實的時候了。他拖起張秀華就要上床。這時，他發現張秀華死死地抱著懷裡的孩子。蔣癲子心裡一驚，要和張秀華成親，留下這個毛乃崽，豈不後患無窮！蔣癲子一把從張秀華懷裡奪過孩子，打起飛腳出了門，一口氣跑到前不久沉河的白石渡，嗵的一聲丟進了河裡，「讓他和其它親人一起作個伴」 。然後一個回馬槍，殺回張秀華家。張秀華早已嚇呆了，像個木頭人一樣由他擺弄。蔣癲子37年來頭一回真正接觸女人的身體，心裡好激動。他深切的感到，女人真好，女人真有味，有女人的日子真舒服。他緊緊地摟著身下的張秀華，不斷地安慰她：「秀華仔，你不要怕，跟著我你就不是地主婆了，就沒有人敢欺負你了。秀華仔，你放心，我會一輩子對你好的。」
第二天，蔣癲子果不食言，考慮到秀華仔過來以後就是貧農了，不能委屈她，讓人家以後看不起，一定要明媒正娶。他特地請本大隊一個體面的裁縫，包上一包糖上張秀華那裡去說親。蔣癲子親手將自己的茅草屋收拾一新，在門口恭恭敬敬地貼上一副喜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
殺人當晚，沿河塘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著手分「浮財」。因為搞過土改，這方面有經驗，工作井然有序。又從被殺人家拖出幾頭肥豬，殺了，在禾塘上擺開桌子大會餐。桌上擺的，當然包括張秀姣家中那五隻煮好了而未動筷子的雞。大隊黨支部書記周家愛，喜氣洋洋地高舉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一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一起喝一杯慶功酒。」周書記先干為敬，仰脖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帶頭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在道縣看守所預審室里，我們採訪了蚣壩公社殺人問題主要責任人之一——曾慶松。
蚣壩公社由於殺人問題特別嚴重，處遺工作中，有好幾名公社幹部被送進了監獄，但採訪到他們並不容易，道縣方面，沒有人為我們提供這種方便，我們自己也不敢輕易提這方面的要求，為的是不給別人找麻煩也不給自己找麻煩，因此能不能採訪到他們真的要看緣分到不到。曾慶松跟我們有緣，我們去道縣看守所本來不是採訪他的，而是為了與他不相干的另外的一個人。
在蚣壩採訪時，有一個青年婦女風風火火找到我們：「記者同志……我們這裡殺人的事，我有冤情要向記者同志反映。」聽到這句話開場白，我們不由心頭一震，以為是被害者遺屬主動來找我們反映情況，這可是破天荒啊！仔細打量，但見她整整齊齊、端端正正、白白凈凈，雙眼睛直視著我們，絲毫沒有遺屬們眼裡慣有的那種畏畏縮縮的神情，望之不似遺屬。我們連忙招呼她坐下來，有話慢慢說。一聽下文，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一名殺人兇手的家屬，不過，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她是筆者在道縣採訪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向筆者反映情況的殺人兇手的家屬，確切地說，她是為了弟弟被判刑的事來找我們的：「記者同志，我們這裡文革那刻殺地富殺得蠻凶，都是大隊幹部主使的，我老弟就是一個基幹民兵，跟在他們後面，他們喊殺張三就殺張三，喊殺李四就殺李四……現在他們把責任都推到我老弟頭上。這一次工作組進場就住在他們家，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包庇他們，一個大隊就追究了我老弟一個人，冤里冤枉判了三年刑。那些比他惡得多的，一點事都沒有……請記者同志為我們作主，幫我們把情況反映上去。」她說的這種情況，我們在採訪中也有所聞，但我們的採訪原則（約法三章）是不允許介入任何具體案件的，被害者如此，殺人者就更是如此了。只好向她解釋：「我們下來是了解處遺工作情況的，具體案子我們不能解決，也沒有能力解決，你的情況可以向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也可以向鄉里、區里、縣裡的有關部門反映，請他們解決。」這名婦女顯然見過一點世面，她接著我們的話頭說：「已經反映過好多次了，沒有用，還是要請記者同志幫幫忙，向上頭反映一下。我們這些蠢子農民講話有什麼用，只有你們記者講話飛靈的，好多事情區里、縣裡，還有地區都告不通，你們記者一出面就告通了。我求你們一定要幫這個忙。」聽她這麼說，我們只好把話說得更白一點：「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這次處遺工作對殺人兇手一般都不大追究刑事責任，你老弟被判刑冤枉的可能性很小。至於別人比他殺得惡，比他責任大，又沒有被追究，那是別人的本事，並不說明你老弟是被冤枉的。我估計他手上少說也有五、六條人命。」聽到我們這麼說，該婦女急了，瞪圓了眼睛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你問問大隊上，哪個曉不得，我老弟是出了名的老實人，平時在家裡連只雞都不敢殺，還敢殺人？都是他們看他老實好欺負，冤枉他的！」她說得這麼肯定，我們也有點沒把握了，這麼多年的記者生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同時，心裡也隱隱約約閃出了這麼一個企望，說不定真是一件冤案呢，那可又是一個有價值的好素材啊，於是說：「既然你這麼肯定，我們可以幫你去了解一下，然後給你一個答覆。我們不和別人比，只就他自己的情況，看看到底是個什麼問題，好不好？」「好，好，謝謝記者同志，謝謝記者同志。」就這樣，我們專門來到該婦女弟弟被關押的道縣看守所，同時也想摟草打兔子，捎帶了解一些典型的殺人案例。
正好明紅的一個朋友在看守所負點小責，人熟好辦事，稍事寒暄便言歸正傳。該負責人聽了我們的講述，哈哈大笑：「笑話！我們這裡關的（文革殺人事件）殺人兇手只有寬大無邊的，沒有可能被冤枉的！來，來，我幫你們查一下……你看，這個人一個人親手殺害的就有十一條人命，還不包括他其他參與殺人的情況，這都是鐵案，不光是本人供認不諱，旁證材料也一應俱全。」我們聽了不由在心裡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又天南地北地扯了一些當年道縣大屠殺的事情，特別是蚣壩公社殺人的事，得知曾慶松也關在這裡，我們就提出：能不能採訪一下他呢？
該負責人答應得非常爽快：「這有什麼不能的，我去把他叫來就是了。」
很快我們就在預審室里見到了曾慶松。
這是一個黑胖大漢，看上去約五十上下年紀。身材在他那一輩人中要算是高大的，雖然已經充分發福，一件深色的背心緊繃繃的裹在身上，還不顯得臃腫。眼睛很大，平頭，可能是入獄以後剃的。不過我認為平頭是他最適合的髮型，顯得既樸實又精神。他自從被追究刑事責任以後，一直在道縣看守所服刑，除了大牆通向外面的那張大鐵門不能隨便出去之外，在大牆之內基本上是自由的，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在廚房裡幫廚、協助看守人員管理其他犯人之類，但即便如此，對他來說也足夠委屈了。
何審判員將他帶進預審室時，明紅立即感到此人在哪裡見過，卻一時又想不起來。
我們給他看過證件，再三聲明，只是想了解一下當年的情況，別無他意，他可以拒絕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他則表示非常願意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他的目光直視著我們，一副問心無愧的模樣。
「曾慶松，你知道你是為什麼事情被捕的嗎？」
「知道，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亂殺人的問題。」
「當時你在蚣壩公社擔任什麼職務？」
「公社武裝部長。」
「那你被捕前是幹什麼的？」
他苦笑了一下：「祥霖鋪區區長。」
哦——這一下，張明紅想起來了，去年春天，流經祥霖鋪的永明河上游山洪暴發，沖斷橋樑，衝垮房屋，造成嚴重的水災，明紅隨地委領導同志深入抗災第一線，曾見過曾慶松一面。當時他一身泥一身水地指揮抗災，表現相當感人。
又問了一些具體問題，曾慶松也沒說出什麼新鮮內容，因為對當年殺人的事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不過，他反覆說明，他在殺人事件中所採取的態度是向上級請示了的。
「什麼時候，向誰請示？」
「1967年8月21日，向縣武裝部劉政委請示的。那天下午，我和公社煮飯的大師傅張季生一起進城，找到劉政委，在他屋裡向他彙報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武器很難保住；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出現了搶槍的情況應當怎麼辦？第三個問題是農村已經出現了殺人的情況，我們應當怎麼辦？劉世斌說，縣裡的武器已經被搶了，現在道縣主要靠民兵的槍來保衛貧下中農了，你們要堅守崗位，要把武器管好。農村出現是了殺人問題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你不要管。你主要是搞好社會治安，保管好武器。第二天清早，在武裝部葡萄架下，我碰見了趙副部長，我又把向劉政委彙報的問題向他彙報了。趙副部長說：要純潔隊伍，民兵隊伍中千萬不能再出現李成萬那樣的叛徒……殺四類分子的事，你不要管，要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
當我們問他對自己所受的處理有什麼看法時，他說：「我有兩點看法。第一，我沒有具體指示和布置下面去殺哪個人；第二，有些人比我喊得更凶，為什麼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接著他有些傷感地說，「每次都是我們區社幹部最吃虧，工作要我們去做，出了問題又要我們擔責任。『五風』是抓我們，這次又是抓我們。」
「你說，你沒有布署和指示殺人，為什麼你主持工作的蚣壩公社殺人那麼多，時間那麼集中，手段那麼殘忍，層層冒煙，遍地開花？」
他沉默了很久，吶吶地說：
「這個問題我也是想過好久，一直沒想通。」
但是，處遺工作組想把一名幹部送進監獄，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手上沒有十幾條扎紮實實的命案，就是想送也送不進去。筆者在清溪區青口公社採訪時，聽得該社一名蔣姓殺人事件責任人對被害者遺屬說的一段話：「別人只有一個頭，老子有三個頭（黨員、幹部、還有爹娘給的吃飯的傢伙），殺個把兩個四類分子最多搞脫一個頭，還有兩個，保了自己，還保得了兒子半輩子，你咬得我卵脫。」據說，道縣對文革殺人事件責任人的處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個黨籍可頂三條人命，一個干籍也可頂三條人命。由此不難想見曾慶松能夠蹲進看守所，該有多麼不容易。至於他的「記不清楚」和「想不通」，也沒有什麼關係。筆者在採訪中接觸過不少少人事件責任人，「記得清楚」和「想通了」的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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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1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蚣壩公社是道縣殺人最多的，但不是最早的。該公社第一批被殺者是光家嶺大隊的楊競成、向家齊、何慶松三人，時間是1967年8月20日，在此之前全縣已經殺了80多人。
8月18日是蚣壩的圩日，光家嶺大隊民兵營長楊布兆到圩上趕鬧子，正巧被時任公社武裝部長的曾慶松和文革主任、公社組織幹事莫家坤碰見了。曾、莫二人招呼楊到公社裡面坐一坐，向他講了很多「敵情」（就是筆者在前文中反覆記錄的那些謠言），要楊回去查一查，看一看大隊上有沒有「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有的話，要「先下手為強，殺他個把兩個」。楊布兆回去以後，馬上把曾部長和莫主任的指示向大隊支書蔣友元作了彙報。當晚大隊即召開大隊幹部和民兵骨幹會，決定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對幾個「調皮搗蛋的」進行批鬥，必要時捆一索子，打打威風。據說沒有講要殺，當時「殺人風」剛起不久，殺人還是比較慎重的。可是，沒想到，第二天，一個叫楊美吉的地主分子逃跑了 。楊布兆得信后，馬上找到治保主任楊才吉商量，肯定有人走漏了消息，這還了得，階級敵人滲透到我們貧下中農的隊伍里來了，決定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將四類分子何慶松、向家齊、楊競成關起來。之後又與支書蔣友元等人研究決定乾脆搞掉算了。不過蔣支書說：「還是要請示一下公社。」
8月20日，楊布兆打電話到公社，向莫家坤請示。當時年僅25歲的莫家坤正是血氣方剛之時，連聲表揚光家嶺的貧下中農「覺悟高，行動快」！並說：「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大力支持，公社要開會表揚你們。」
光家嶺大隊當晚即將3人殺掉。
8月21日，蚣壩區召開脫產幹部參加的（殺人）吹風會，曾慶松、莫家坤，還有蚣壩公社書記鄧長春、副書記劉富保等人參加會議。散會後，公社立即召開核心會議，研究貫徹區會議精神。
8月23日，蚣壩公社召開大隊幹部會貫徹8.21區會議精神，名曰「革命會」。會議由曾慶松主持，曾慶松與莫家坤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煽動和指示殺人。重點表揚了光家嶺大隊，號召各大隊向他們學習。會後，曾、莫二人坐鎮公社，電話指揮，劉富保和公社會計、「紅聯」頭頭陳代芹等人分別下到馬江口、井塘、福祿田等大隊督促殺人。
我們且看一看這次會議以後各大隊都發生了些什麼。
（一）        福祿田大隊，殺31人，其中自殺2人。
該大隊文革主任鍾友中等人參加8•23公社「革命會」后，當晚在後江橋錳礦負責人張德生等人的指使下，殺了錳礦工人李天生、張開瑞等5人（大部分是福祿田大隊的人）。8月26日，公社幹部李建德到大隊檢查工作，福祿田大隊立即召開大隊黨員和幹部會議研究殺人名單。同日劉富保親自到該大隊「現場辦公」。8月27日，福祿田在公社領導的指示下，殺二十餘人。
該大隊一個姓鄒的地主分子與他的三個兒子一起被殺，只留下了他的老婆鄧貞鳳，因為有人看中了她，想娶她。殺鄒和他的三個兒子時，鄧貞鳳把最小的一個，才10個月大，死死抱在懷裡，苦苦哀求：「求求你們，給我留一個最小的，給我留一個最小的吧！」民兵唐某某說：「地主崽子留著做什麼？」一把從她懷中奪下，丟進大河（福祿田大隊邊上的一條河流，名字就叫大河）里。鄧貞鳳的大兒子鄒寶成當時17歲，拉去殺時，拚命地喊：「我是新社會長大的，我沒有吃過一天的剝削飯，你們不要殺我。」又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結果還是殺了。大隊支書鍾維勤說：「我們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是真感情。他喊是想矇混過關，將來好搞報復。」
（二）        井塘大隊，殺14人，其中自殺2人。
8月23日，該大隊文革主任楊庭修、民兵營長鄒莫森參加公社殺人會後，第二天召集黨員和隊干開會，研究殺人名單，並打電話請示公社主任劉富保，得到批准。
8月26日，李建德在福祿田大隊點旺「革命烈火」后，馬不停蹄來到井塘大隊主持殺人會。當晚即殺10餘人。
隨後，劉富保、陳代芹也到井塘進行「檢查督促」。
在文革大屠殺中，井塘大隊發生多起殺人輪姦案。大隊文革主任楊庭修等人殺害興橋荊山完小教員田自壁 后，一名叫鄒井仁的民兵從田妻唐毛女懷中奪下田一歲半的幼子，丟到大河。殺人後，楊庭修為首輪姦了唐毛女。還有一個叫鄒玉花的少女，當時17歲，楊庭修等人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把她的父母、弟弟4人「判了死刑」，又將她家的財物查抄一空，還要逼迫她嫁給一個30多歲的貧農老光棍。鄒女不願意，就把她捆起來批鬥，批鬥時用腳猛踢其下身，一邊踢一邊罵：「你這個臭拐（女性生殖器），不給貧下中農×，想留著等蔣介石回來×？」競將鄒女踢成重傷。1967年農曆9月初9晚，楊庭修等人闖進鄒家將鄒玉花強姦輪姦。
（三）        馬江口大隊，殺18人。
8月23日，該大隊民兵營長黃和芝、治保主任謝見鍚、文革主任謝開甫3人到公社參加了殺人吹風會後，當晚即召開大隊黨員和隊干會議，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研究殺人名單。支部書記謝貞成主持會議。會後，殺3人。
8月30日，在曾慶松的直接指示下，殺7人。
在接到公社傳達47軍制止殺人命令后的第4天，9月6日，又殺7人。9月7日挾嫌報復殺害1名在「社教」中給大隊幹部提過意見的中農。
該大隊有個地富子弟黃仕金，在馬江口完小桃花井教學點教書，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時，謝貞成提了他的名。有人說：「他是小學教員，吃國家糧的，不歸我們大隊管。」謝支書說：「現在我們貧下中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只要是馬江口的人，都歸我們統管。」會後派民兵到桃花井將黃仕金捉拿歸案，將黃與他的大兒子黃友慶一起殺了，只留了一個15歲的女兒叫黃禮花。由於黃禮花長得乖（漂亮），大隊上好些人都想她做老婆。先是治保主任逼她嫁給自己的跛子侄兒，黃禮花不肯。後來五隊隊長謝××又逼她嫁給自己的兒子，黃禮花還是不肯。謝隊長生氣了，說：「你在這個時候還不和我兒子結婚，你不會有好下場的！」大隊領導也放出話來：「只准嫁給我們大隊，不許嫁到別的大隊，否則別怪不給你出路。」可是這個烈性的姑娘心頭總有一個坎過不去：殺了我的爸爸、哥哥，還要我給你們當老婆，我做不到，要殺要剮，聽天由命吧！兩個月以後，黃禮花在親戚的幫助下，逃了出去，逃到黑龍江，在那裡做零工為生，八年之後才敢返回道縣，但仍不敢回馬江口，經人介紹嫁到了四馬橋公社周家山大隊。
該大隊還有一個名叫黃義儀的下放人員，1962年從地質隊下放回鄉，國家給了1000多元下放費，大隊里有些人眼紅這筆錢，文革「殺人風」中乘機把他殺了，抄了他的家，沒收了他的「浮財」，每個生產隊分得100多元。
（四）        桃花井大隊，殺48人。
8月23日，該大隊文革主任王昌珍等4人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
8月25日，大隊召開黨員、幹部會，傳達公社會議精神，研究殺人名單。當晚殺6人。
8月27日，第二批殺22人。
9月9日，補火殺20人。
其中王昌珍和大隊長王明珍主謀殺害的有39人。
桃花井大隊，還有後面要講的到的金雞洞大隊，殺人情況非常複雜，內容很多。據有人說，比沿河灘大隊還要血腥恐怖。可惜筆者因故錯過了採訪機會。在此只能講述一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非常著名的案例：桃花井大隊報復殺害復原軍人張明玉案。
張明玉是桃花井大隊桃花村一個土生土長的農家子弟，土改時，家庭劃了個中農成份。張明玉初中畢業以後，在家裡務了幾年農，后參軍到了部隊上，1964年複員回鄉。這傢伙在外面當了幾年兵，好像做了官回來了，變得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對生產隊的事、大隊上的事，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一根筷子吃藕，專挑眼兒。一時說搞了這麼多年的建設，家鄉越搞越窮；一時又說生產隊的幹部，還有大隊幹部，叫化子烤火――專往胯里扒。最可氣的是，他還有狼子野心，想奪生產隊的權，還想奪大隊的權。他在生產隊里哄起一班小青年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轉，他說黑就是黑，他說白就是白。如果不是大隊上壓著，差一點讓他在生產隊里「政變」成了功。把生產隊長張明愛恨得牙齒都咬脫。反正一句話，這就是個害群之馬，有他在，上頭的指示在生產隊里就難得貫通。什麼事情，只要他一打反口，就會有一班人跟著起鬨，大隊上撿到他也是很傷腦筋。張明愛等人與張明玉鬧得勢成水火，吵也吵了，鬧也鬧了，罵也罵了，只差沒有打架了。但張明玉掛著複員軍人這個牌子，生產隊也好，大隊也好，一直奈他不何。
「殺人風」刮到桃花井大隊時，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時，張明愛提出：「別個都可以不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張明玉，這傢伙破壞性太大，比地富壞得多。」大隊幹部鄧國良（現支書）、鄧滿清（原支書），還有王昌明、王明珍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一致決定將張明玉按四類分子論處。
殺張明玉那天，張明愛等人把他的手腳作一個大字狀釘在牆上，張明愛親自操刀，要與張明玉見一個真章。他要用小刀子片肉的辦法，也就是封建社會所說的凌遲，殺張明玉，以解心頭之恨。他提著馬刀，割一刀問一句：「是你狠，還是我狠？是你整死我，還是我整死你？是你殺我，還是我殺你？」張明玉這時已經完全軟了，哀叫著求饒：「明愛兄弟啊！我錯了！我再不敢了！求你饒了我吧！」張明愛說：「我饒了你，好等你來殺我？今天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有你沒我！」一刀一刀把張明玉活剮了。
（五）        加六洲大隊，殺29人，其中自殺1人。
該大隊文革主任陳禮際、民兵營長王先加參加公社8•23殺人動員會後，當晚便開會傳達。
8月25日，在駐隊幹部張××的煽動下，再次開會，具體研究殺人名單。第一批殺了7人。
兩天之後，經劉富保指示和批准，再次殺21人。
（六）        沙子河大隊，殺19人，其中自殺6人。
8月23日，半脫產幹部鄭萬秀、大隊民兵營長鬍孝成、貧協主席鄭萬兵等人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回隊后立即向在家的其它大隊幹部進行了傳達，但未召開會議貫徹執行。
8月25日，劉富保到該隊檢查工作，對大隊治保主任周良才說：「別的大隊都搞了，你們還不動手？等著階級敵人搞暴動啊？到時候吃了虧，別怪我們沒有給你們打招呼。」
8月26日，大隊召開支部會，支書潘井月提出：「我的意見，對這些傢伙還是以教育改造為主，個別調皮搗蛋的殺不殺，看他們的表現決定。」治保主任周良才表示反對：「子女可以先不殺，分子要一律殺光。」另有一個支委提出：「要就不殺，要殺就要斬草除根。」這個提議由於潘井月堅持自己的意見沒有通過。最後研究決定：殺分子，把子女集中關押起來，監督勞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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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2
第二天，召開群眾大隊，由貧協主席鄭萬兵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12名四類分子的死刑，同時宣布對其他14名地富及子女「寬大處理」，監督勞改，以觀後效。宣判后，14名「寬大對象」押到大隊臨時改為監房的小學教室關押。12名被殺者由周良才帶領民兵押到秀水園「執行死刑」。
之後雖然沒有殺人，但有6人因害怕，先後自縊身亡。還有一個名叫潘井忠的地富子弟，逃跑出去，躲在山上，民兵搜山時，放火燒山燒死了。
（七）        金雞洞大隊，殺45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該大隊支書劉厚傑、貧協主席劉佑雲、文革主任李忠亮、民兵營長劉富貴和駐隊幹部秦白皇（林業站站長）、程安宙（農業局幹部）參加了公社殺人動員會，回隊后，當晚召開支部會，會上決定殺劉厚紅、劉富賢、劉富明3人。因消息走脫，劉厚紅連夜逃跑了，只殺得劉富賢、劉富明二人。兩天以後，劉厚紅逃到橫嶺，被四馬橋區的民兵盤查時捉住，大隊派民兵去接，在路上執行了死刑。
8月26日殺第二批19人。這次殺人，駐隊幹部秦白皇、程安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支書劉厚傑找他們研究，秦說：「當然要殺啦，反正地富反壞右就要一刀切。」召開支擴大會議時，劉厚傑從身上掏出一個本本來，上面記著他與秦站長等人事先摸底的殺人名單，一共19人，劉厚傑念一個，大家討論一個，通過一個，最後全部通過。
殺完了一、二批以後，金雞洞大隊也面臨一個與沿河塘大隊同樣的問題：「大老虎」殺光了，「母老虎」還好辦，可以給她「改成份」，「小老虎」怎麼辦？誰去養他們？養大了咬人怎麼得了？
8月29日，大隊決定殺掉15名未成年的地富子女。請示公社領導時，曾慶松、莫家坤、劉富保等人認為太不人道，沒有同意。駐隊幹部秦、程二人也持保留意見。但是他們誰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而是讓金雞洞的貧下中農作了難。如果他們能出錢出米把「小老虎」都領去養了，金雞洞的貧下中農並非一定要殺，但是他們誰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金雞洞的貧下中農只好自己當家作主了。
接著，8月30日，又殺了4名小孩。
金雞洞村（大隊），還有前面講過的桃花井村（大隊）都是筆者準備重點採訪的地方，但它們在蚣壩公社屈居二、三名，我們的精力首先集中到了第一名的沿河塘大隊，沒想到後來就再沒有得到採訪金雞洞和桃花井的機會了。筆者至今深以為憾！
（八）        沿河塘大隊，殺52人。
殺人情況，前文已述。
（九）        蓮花塘大隊，殺29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支部副書記周瑞福、民兵營長朱志榮、文革主任歐長躍、治保主任黃進保4個到公社參加殺人動員會。
24日晚，大隊召開「五巨頭」預備會，初步研究了一個殺人名單，並決定第二天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決定。
8月25日，在大隊小學召開黨、干會。朱志榮主持，周瑞福講話，傳達公社的會議精神。黃進保拿出一個花名冊，點了15個人的名字，大家一致喊同意。
會後，召開群眾大會、「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等等章節與其他大隊基本相同，便不贅述。
（十）        木景洞大隊，殺8人。
8月23日，該大隊五巨頭：支書蔣聲光、貧協主席胡代連、民兵營長鄧英武等全部到公社參加殺人動員會。回隊以後，決定按公社指示辦事，殺1人。
8月27日，考慮到別的大隊殺得多，木景洞不能太落後，決定再殺7人。
（十一）黃家大隊，殺9人，其中自殺2人。
8月23日，該大隊支書楊思友、文革主任李顯龍，民兵營長蔣元和等人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
8月24日，大隊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貧協主席黃長和主持。會上，提出殺分子留子女的主張，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經討論決定殺地富分子6人。之後又殺1人。另有2人自殺。
（十二）新油榨大隊，共殺25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新油榨大隊民兵營長楊角吉、貧協主席蔣真新、治保主任蔣明喜、文革主任朱福詳、大隊長羅序芝到公社參加曾慶松主持的殺人吹風會。散會後，曾慶松專門將楊角吉留下來，叫到自己的房子里，交待任務。曾慶松要求楊角吉回去以後，趕快行動起來，起到一個積極帶頭的作用，帶動全社的對敵鬥爭。
當晚，該大隊召開黨員、幹部會議，傳達曾部長的重要指示。
第二天（8月24日）上午，召開群眾大會。下午，以生產隊為單位，分隊討論殺人名單。
25日，又召開會議，要求生產隊上報殺人名單。當晚開始殺人。先後共殺24人，被逼自殺1人。
新油榨大隊在蚣壩公社雖然殺人不是最多，但最為雷厲風行和轟轟烈烈。不但殺人，而且強姦輪姦被害者妻女。
（十三）上雲壩大隊，殺13人，其中自殺2人。
8月23日，該大隊貧協主席張肖成、文革主任蔣順田、民兵營長周崇維三人參加了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返隊后，當晚便分頭通知其他幹部開會。
第二天，莫家坤打電話到該大隊，點名指示對周容、周生勤兩人「採取革命行動」。
25日，曾慶松和莫家坤二人又專程趕到上雲洞督促殺人。
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雖然只殺了13人，但支部委員張肖炳一口氣手刃8人，至今村民談起來，仍然嘖嘖不已。
（十四）馬家嶺大隊，殺33人，其中自殺3人。
8月23日，大隊支書蔣華宗，治保主任陳仕明、民兵營長朱賢煌到公社開會後，當晚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會上要求各生產隊提出殺人名單。
25日，召開大隊幹部會，決定殺人名單。第一批殺10人。
8月30日第二批殺18人。殺人會由蔣華宗主持，蔣在會上說：「要趕快採取行動，再不殺，以後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同日，四類分子蔣儒煌，陳名旺、胡秀娥上吊自殺。
馬家嶺大隊殺人詳細情況，筆者有一份劫後餘生的地主子弟朱賢厚的口述實錄，將在後文中呈獻給讀者。
（十五）蚣壩大隊，殺35人，其中自殺6人。
8月23日，該大隊治保主朱賢停，貧協主席蔣紹芝，民兵營長蔣學寶、文革主任蔣停章、紅聯頭頭張啟念、陳萬一等6人到公社參加了殺人動員會議。散會後，當天下午召開大隊黨、干會傳達貫徹。會上決定殺3人。之後又分兩批殺26人。
蚣壩大隊殺人情況，筆者將在後面結合一個具體案例講述。
（十六）后江橋大隊，殺19人，其中自殺4人。
8月23日，后江橋大隊文革主任成庚勝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返回后，當晚便召集大隊幹部開會傳達。第二天繼續開會，研究貫徹執行。8月25日決定第一批先殺月形洞村的8名地富。回過頭，第二批，又在後江橋殺7人。
該大隊的一個典型案例是，一個不滿20天的嬰兒地富孫女鄧滿妹，被殺人兇手胡旺明拎起來，活活扔進窖眼裡。
（十七）豐村洞大隊，殺18人，其中自殺3人。
該大隊支書楊才有、民兵營長李躍德、治保主任莫明山、貧協主席彭治鸞4人參加8•23公社會議后，返回大隊，馬上進行了傳達，但並沒有決定殺人。
8月26日，曾慶松打電話給該大隊，對他們這種「前怕虎、后怕狼」的作法提出嚴厲批評，曾在電話中說：「別的大隊都行動起來了，你們怎麼搞的？你們已經拖了全社的後腿，大家對你們很有意見。」大隊幹部嚇得渾身冒汗，連聲表示馬上開會貫徹執行。曾又具體指示大隊會計彭治遠，要他把全隊四類分子的名單準備好，拿到會上一個個討論：「誰個好，誰個劣，誰個最劣，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壞東西一個都跑不脫。」
當天，大隊即召開黨員、幹部緊急會議，按照曾慶松指示的辦法，把全隊的四類分子名單拿出來過篩子篩，最後決定殺9人。
第一批殺9人之後，8月30日第二批又殺6人。另有3人自殺。
（十八）下湖洞大隊，殺3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該大隊文革主任廖尤勝、貧協主席孫玉規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回去後向支書孫玉權作了彙報。孫玉權說：「那就按公社指示的辦，把調皮搗蛋的殺個把兩個。」三人研究決定，第二天召開黨員、幹部會議貫徹執行。
該大隊行動快，且執行不走樣，整個「殺人風」中只殺兩人。自殺的是一個地主分子，膽子小，嚇得上吊了。
（十九）中湖洞大隊，殺18人，其中自殺4人。
8月23日，該大隊民兵營長楊惠學、治保主任楊增繼參加公社會議，返回大隊后，馬上到支書丁啟秋家，向他彙報。丁啟秋決定當晚開會貫徹執行。會上決定殺15人，后因消息走漏，逃脫3個，只殺得12人。以後又殺2人。另有4人自殺。
因原支書丁啟秋已故，此次處遺工作組進場調查時，大家把責任都推到了他身上。丁家人不服，曾多次上訪、申訴。
（二十）沙仂江大隊，自殺3人。
該大隊可以算做蚣壩公社唯一沒有殺人的大隊。大隊支書朱治保、民兵營長朱顯明8月23日參加公社殺人吹風會後，24日上午召開大隊幹部會進行傳達。會上有人提出：「先不著急了殺，等別的大隊殺了，我們再行動。」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多數幹部的支持，於是決定先把四類分子控制起來。一直沒有殺人。
8月27日，地主分子朱香看到別的大隊殺人，嚇得上吊自殺了。
8月29日，富農分子黃桂秀母女上吊自殺。
（二十一）長江圩大隊，殺27人，其中3自殺人。
8月23日，該大隊支書黃世智、文革主任劉寬吉、民兵營長楊元太、治保主任楊在太參加公社殺人吹風會，返回大隊后，沒有馬上傳達。
8月25日，鄧長春（公社書記）、曾慶松、莫家坤等人到該大隊檢查工作，召集大隊幹部開會。會上，莫家坤通報了一些行動快的大隊的殺人情況，督促長江圩趕快行動起來。鄧長春書記委婉地批評了該大隊幹部：「你們大隊四類分子就那麼好，一個調皮搗蛋的都沒有？」
當晚，莫家坤又從公社打來電話，了解該大隊殺人進度，督促儘快報上殺人數字。
8月26日晚，文革主任劉寬吉召集大隊黨員、生產隊長以上幹部開會，有30多人參加，民兵營長楊元太主持會議，傳達公社鄧書記和莫主任等人的指示。支書黃世智說：「上頭已經開口了，我們要堅決執行，絕對不能心慈手軟，犯這個農夫和蛇的錯誤。這一次，各生產隊都要行動起來，把調皮搗蛋的殺他幾個。」會上有人提出，要就不殺，要殺就一蔸伙一蔸伙的殺。大家覺得這個意見很好，都表示同意。
第二天，逢南洲（長江圩大隊下屬的一個自然村）首先傳來捷報，決定殺6人。
中午，長江圩村召開社員大會，決定殺楊秀成一家10口。
8月31日，公社副書記胡代花來大隊檢查工作，大隊支書黃世智在上馬石村召開「研究會」，胡代花列席會議。會上決定將蔣友書、陳治青兩家斬草除根。
（二十二）草魚塘大隊，殺7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該大隊民兵營長陳知先、治保主任楊前吉、文革主任張先志、貧協主席賀來林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返回大隊后，當晚召集生產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據該大隊幹部說，本來並沒有準備殺人的，只是決定把幾個地富先關起來再說。
正在開會時，莫家坤打來電話詢問：「你們行動沒有行動？你們要趕快行動，一定要走在階級敵人的前面。」
第二天，莫家坤又打來電話詢問行動了沒有。當天下午，民兵營長陳知先帶領大隊民兵將已經關押起來的6名地富（分子及子女）殺掉。
（二十三）光家嶺大隊，殺22人，其中1人自殺。
與前述22個大隊相比，光家嶺大隊的情況稍微特殊一點，其他22個大隊都是8月23日公社開過殺人動員會以後才開始殺人的，處遺工作組定性為「奉命殺人」，應當是實至名歸。光家嶺大隊8月20日就開始殺人了，其時公社的殺人動員會還沒召開，因此，有人把它說成是一起「自發性的殺人案」。但光家嶺大隊的幹部群眾堅決不同意這個說法。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楊布兆說：「我與他們（指被殺者）無冤無仇，為哄門（什麼）要殺他？是上頭喊起來要殺的。我到蚣壩圩上趕鬧子，曾部長（曾慶松）和莫主任（莫家坤）把我叫到房裡講：八區的四類分子上山打游擊了，要殺我們貧下中農；一區、六區的貧下中農都已經行動起來了，把調皮搗蛋的都殺了。要我回大隊以後，把四類分子管起來，調皮搗蛋的殺他個把兩個。還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回大隊以後，開了會，本來還不曾打算要殺的，後來楊美吉逃跑了，說是上山當土匪去了，逼起我們不能不殺。殺的時候我們也請示了公社的莫主任。莫主任也批准了。這個事情怪不到我們身上來，我們也是『奉命殺人』的。後來殺人，我們確實有責任，那個時候，已經是大隊跟大隊，生產隊跟生產隊比起來干，想不殺都不行了。」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我們在光家嶺採訪時，聽人講得最多的就是楊競成被殺的事。楊競成家在「殺人風」中不是被殺得最惡的，一家5口只殺了他一人，四個兒女一個沒動，也不是殺法最新鮮的，為什麼這麼出名呢？在筆者看來，不外乎這樣三點原因：一、他是整個蚣壩區第一個開刀問斬的人。二、這個人經歷有點特色。三、文化大革命以後，他的兒子楊慶雄到處告狀，道江鎮、永州市、長沙市、北京城跑了不下二百趟，狀子撒得滿世界都是。
楊競成，原名楊厚吉，1920年生人，家庭成份富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楊競成出身於一個耕讀傳家的小康之家，父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私塾先生。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政府搞了個「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徵兵活動，道縣是國民政府的模範縣，自然積極響應。楊競成報名從軍，參加了國民黨的青年軍，奔赴抗日前線，並根據自己的座佑銘「有志者事竟成」，將原名「厚吉」改為「競成」。1948年，當時在國民黨青年軍某部任上士班長的楊競成從台灣投誠歸來，領了兩塊光洋，回了道縣。1950年道縣和平解放后，楊競成子承父業投身家鄉的教育事業，在馬江口完小當了一名人民教師。1951年土改開始，被抽調到土改工作隊，到金雞洞村參加土改試點工作。接著光家嶺村的土改也跟著鋪開，楊家當時有水田二畝六分、旱地六畝，按照道縣的土改標準，最多只能劃一個中農，連上中農都有困難。身為土改工作隊員的楊競成帶頭提名將自己家劃了富農。當時看來似乎沒有多大損失，由於田少，浮財少，沒有被分掉什麼的東西（當時光家嶺貧農人家土改時按人頭每人可分二畝田，楊家按人頭平均還不到二畝田），殊不知卻埋下了無窮禍根，及到後來腸子悔青為時已晚。1957年「反右」，他雖然沒有什麼「錯誤言論」，但被揭發出有「台灣派遣回來潛伏的特務的嫌疑」，這個懷疑也有其道理，一個富農分子，已經跟蔣介石跑到台灣去了，又跑回來幹什麼？1958年6月以「反革命罪」，開除教師隊伍，並判管教三年，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1962年，楊妻與他離婚，丟下四個兒女，自謀生路去了。要說這個楊競成還真有點本事，一個中年男人，光棍一條，帶著四個孩子，半路出家，回鄉務農，一無勞力二無手藝，居然還能把個家搞得清清徹徹、窩窩熱熱。干農活他不行，卻會搞副業，也不知是怎麼學會了養鵝養鴨，靠著養道州灰鵝和麻鴨，居然把一家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了。尤其養的這種道州灰鵝，是道縣一項重要的出口產品，經濟效益相當不錯。蛇有蛇路，龜有龜路，楊競成靠養雞養鵝，不但沒有餓死，而且好像活得還不錯。
時間到了1967年8月，楊競成的大兒子楊慶雄快20歲了，成了一個壯勞力，楊競成感到可以鬆一口氣了。
某天，楊慶雄出工時，一個在大隊當基幹民兵的堂兄對他說：「慶雄，曉不曉得，上頭開會又要殺地富了，你爸爸危險哦，要他想辦法快跑。」收工回到家，楊慶雄把這個消息跟父親說了。這時候，殺地富的事在道縣已經講起了風，楊競成也有耳聞，但他畢竟見過些世面，又在土改工作隊搞過，考慮問題細緻些，說：「跑不得。我跑了，你怎麼辦？你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我跑脫了，賬都會算到你的頭上，殺不到我，會殺你。」楊慶雄說：「那我們一起跑。」「我們跑了，你弟妹怎麼辦？他們還小，走不脫。」「那怎麼辦呢？」「這樣吧，我先做出個出門不在家的樣子，躲到後面山上去。你在家裡發現情況不對，也趕快躲出來，到你外祖父的墳山上跟我會面。共產黨的搞法我清楚，先要發動群眾，一個猛虎洗臉，凶得很。過一陣子，就要納入正軌，會要好些。最後還要落實政策，區別對待的。我這麼多年來，一直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隊上的人都看到的，只要躲得過第一關，不會有大問題的。」「那，我也跟你一起躲出去。」
兩父子當天就挾了床被子，躲了出去。在外祖父的墳山上躲了兩天，看著沒什麼動靜，想著家裡還有三個孩子，放心不下，就趁著天黑偷偷溜回家來看。當天晚上一個叫楊娥吉的基幹民兵，在小井壩邊的油榨房開會回來，從塘基上過身，發現楊競成父子在自留地里鋤辣椒草，便悄悄跟蹤，看著他們鋤完草，回了屋，上去把房門從外面扣住，打起飛腳，跑到支書家報告了。大隊馬上派民兵站崗看守。楊競成成了瓮中之鱉。
楊慶雄年輕氣盛，看到這種情況，拿把豬菜刀想要衝出去。楊競成死死地拉住他，把刀奪下：「你想死啊，一家人都會殺光的！」「那怎麼辦？就這樣等死？」楊競成雖然也是又急又怕，但看來還沒有亂方寸，他說：「當然不能等死，但也不能蠻幹。先不著急，慢慢看情況想辦法。」
這時，正好快到七月半過鬼節，生產隊殺了一隻豬分肉，楊家也有一份。每次生產隊殺豬分肉總會有一點肉剩，經濟好的人家可以出錢買一點。楊競成打發兒子楊慶雄揣了一塊錢去領肉，吩咐他再多買1斤回來。楊慶雄到隊上分了兩斤肉，提出再買一斤。負責殺豬分肉的楊鳳吉回答得冰梆硬：「不賣！」楊慶雄說：「這不是有多嗎，多賣一斤有什麼要緊？」楊鳳吉說：「少羅嗦，不賣就是不賣，有多也不賣給你。」在一旁的治保主任楊才吉說：「鳳吉，就多賣一斤給他吧！」實際上，楊才吉也是心存一片厚道，想起反正是要殺的人，讓他多吃斤吧肉也不為過，皇帝老子殺人，也給一碗斷頭飯咧。自以為得計的楊競成卻會錯了意，看著兒子多提了一斤肉回來，高興得很，對兒子說：「看樣子一時半會還不會殺我們。」
當晚把肉煮了，一家人人高高興興地吃了一頓。
第二天，農曆七月十五，大隊特意地調長興洞（村）和洪家壘（村）的基幹民兵前來支援，抓楊競成。因為楊競成當過兵，性子又比較剛烈，怕他拚命，大隊在行動前專門研究了一個智取楊競成的計劃：先不說要殺，只說送到區里去勞改，然後在路上拉到土寨嶺那邊的廢礦井邊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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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3
楊家父子看到民兵前來抓人，曉得大難臨頭。楊競成爬上屋頂躲起來。楊慶雄慌不擇路，爬上屋頂，沿著水漏，翻到了隔壁二祖父家的豬欄里，一頭鑽進欄里墊的稻草堆。豬欄里關了頭百多斤的壯豬，被人驚嚇，拚命地往欄外面拱。民兵看見了，就用梭標往草堆里戳，一邊戳一邊喊：「投降吧！看見你了！」一梭標捅在楊慶雄的額頭上，血涌了出來，熱呼呼一片，糊住了眼睛。楊慶雄無師自通地高舉雙手作投降狀站了起來。沒想到這個動作竟救了他一命。一個叫楊龍吉的民兵打了他一棍子說：「拉出去，一起搞掉算了。」幸得一個在大隊貧協負責的叔公說：「不著急，敵人已經投降了，先關起來，什麼時候調皮什麼時候搞掉。」
這時候，殺豬的楊鳳吉搬了一架樓梯，從牛欄門爬到房頂上，看到楊競成躲在房頂的過水斗里，就說：「楊競成，躲不脫了，下來吧。區里來命令要送你到區里去勞改。」楊競成聽到這個話，以為真的是送區里去勞改，就乖乖地跟著楊鳳吉從房頂上爬下來。腳剛落地就聽得一聲喊：「捆起來，送到區里去。」幾個民兵一擁而上，把他捆得像個五月端陽節的棕子。一個民兵用切馬草刀的側面抽了楊競成一嘴巴：「還跑不跑？還跑不跑？」只一下楊競成的臉就腫成了個紫茄子。打得楊競成拚命求饒。接著幾個人拉起楊競成就走
因為天氣熱，剛從田裡收工回來，楊競成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條內短褲，就說：「求你們，讓我兒子給我弄條褲子來，讓我穿起。」這個要求被允許了，楊慶雄的大妹妹趕緊找來一條褲子，給父親穿起。楊慶雄看著父親被民兵押出了村子，他沒有想到這是父子間最後的訣別，而是想送到區里去勞改還好些，至少沒有生命危險了。
走出村子大約半里多路，一個三叉路口，民兵拖起楊競成往土寨嶺那邊去。楊競成一看不是去區里的路，死活不肯走，但此時已經由不得他，幾個民兵連拖帶推，把他拖到一口從前地質隊探礦留下的廢探礦井邊。這種礦井，井口大約兩米見方，深10米以上，從前生產隊有牛掉進去就死在裡頭了。楊布兆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楊競成的死刑。據當事人回憶，判決詞大約如下：「查反動富農、特務分子楊競成血債累累，罪惡滔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代表光家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院長：楊布兆，監斬：楊亮吉。」
楊競成站在礦井口，拚命分辨：「我不是特務，我的歷史問題已經向組織作了交代，組織上也沒有把我定為特務。」
楊布兆說：「少羅嗦，你不是特務，誰是特務？跪下！」
楊競成不肯跪：「我沒犯法，為什麼要跪？」
楊布兆看到他如此頑固非常生氣，掄起一根壓棉機的鋼軸，當頭一下。血從楊競成的頭上噴射出來，濺了楊布兆一身，接著身子一軟，癱在地上。楊布兆叫兩個民兵把楊競成拖起來，跪在地上，殺了一馬刀，丟進廢礦井裡。
殺人後，又返回楊家將鵝、鴨、牲豬，以及其他「浮財」統統繳獲歸公，慰勞殺人兇手。
殺楊競成后，光家嶺大隊又將石沽眼村的向齊家 （38歲，小土地出租者）和長興洞村的何慶松（48歲，地主，中醫師）殺害。
附近幾個大隊也都不約而同地把這裡選為殺場。整個道縣文革「殺人風」中，這口廢礦井先後接納了77條生命。如今這77具白骨還在裡面。
第二天，光家嶺大隊敲鑼打鼓到公社報喜，在公社大門口放了一掛萬子鞭。
這口廢礦井77具屍骨中有光家嶺大隊一個18歲的少女向新珍和她父母、弟弟4人的屍骨。他們是第二批被殺的。時間大約在1967年8月26日下午5時左右。光家嶺大隊討論殺二批時，有人提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槍杆子、筆杆子，打江山靠這兩杆子，保江山也要靠這兩杆子。』我們殺地富，不能只殺調皮搗蛋的，也要殺筆杆子，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於是決定把地主出身的小學教員向隆儒殺掉。向隆儒在蚣壩小學教書，當時學校停課鬧革命放假回到家裡，向家是所謂的「半邊戶」，就是向隆儒在外教書，吃國家糧，妻子帶著子女在家務農，吃農村糧，一戶人家一邊一半。像大多數出身不好又有一點文化的人一樣，向隆儒對於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是有所了解的，但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還是缺乏思想準備，突如其來地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一下子蒙了，語無倫次地哀求著那些押他們上殺場的人，請他們調查一下，一定是搞錯了。遭到一陣厲聲呵斥。
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殺向新珍，只是把她的父母和弟弟牽去下了廢礦井。留下她是因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負責人何××的想娶她做老婆。何××因為家裡太窮，人又長得褸水（襤褸），30多了還是光棍一條。父母弟弟被牽走以後，向新珍驚慌失措、悲痛欲絕，一個人躲在家裡失聲痛哭。被住在隔壁的鄰居聽見了，馬上向蔣友元書記做了彙報。蔣支書嘆口氣說：「本來是要留下的，她自己非要做地主階級的孝子玄孫，我們也挽救不了她。」殺人兇手們殺掉了向隆儒等人以後，又轉回到向家。這時，向新珍正伏在地上哭泣，幾個人上去，一把揪住她的頭髮說：「你老子、老母親已經判了死刑，想活命就嫁給我們貧下中農。」向新珍聽到父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發瘋地嚷道：「我要我父母親，我不要嫁人！」
幾個民兵看到她不識抬舉，用棕索把她捆起，押著往土寨嶺的那口廢礦井去。一路上不少社員圍觀，看見向新珍面色蒼白，頭髮凌亂，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親！」
到了向隆儒等人葬身的廢礦井邊，兇手們把向新珍推到井邊，何××還是心有不甘，給了她最後一次機會：「你願意做地主階級的孝子玄孫，就怨不得我們。你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只要你答應嫁給何××，就馬上放了你。」
向新珍停止了哭泣，眼睛一下子睜得圓鼓鼓的。也許在這一瞬間，她才意識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貴。當時在道縣，許多出身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就是這樣在刀口上屈從嫁人換回一條性命。向新珍這種受傳統思想影響很深的女孩子，在這個節骨眼上，要想轉過彎來，心理鬥爭該有多麼激烈啊……可是，這時對向新珍來說，時間已是昂貴的奢侈品了，不能以天計算，也不能以小時計算，甚至不能以分鐘計算，它是以秒計算的，還容不得她答應與否，那伙人中的一個早不耐煩了，一個狗崽子這樣不識抬舉，還留著做什麼？他舉起鋤頭，狠狠地朝這個剛滿18歲的姑娘頭上挖去……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這傢伙看著向新珍長得這樣乖（漂亮），讓何××這個褸水鬼撿了便宜去，心裡好過不得想，乾脆一鋤挖死，大家搞不成。因為事後，何××與該兇手大吵一架，罵他壞自己的好事。
殺人的地方，筆者去過，一塊狹長的紅壤土地，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油綠的雜樹和嫩綠的楠竹在微風中細語婆娑，尤如一幅鮮活的水彩畫。
從8月20日起到8月28日止，8天時間，光家嶺大隊先後分三批共殺22人（其中1人自殺）。8月29日，大隊磨了一天刀，準備再殺一批。據說摸底的名單竟有81人。說得筆者都有點不敢相信。如果真是這樣，道縣殺人的大隊冠軍就要被光家嶺一舉奪得了。29日晚，天下大雨，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以後才淅淅瀝瀝停住，所以30號沒有行動。到了31號，公社來了指示，不準再擅自亂殺人了，「個別調皮搗蛋、民憤極大的，貧下中農要求一定要殺，也要整材料報批，批准以後才能殺。」有了這個指示，光家嶺大隊殺人數字只好止步於22人。楊慶雄也因此撿了「一條狗命」。
「留著他到處告狀生事。」該大隊的一位幹部這樣說：「說起來他屋裡還是殺得最少的，只殺了他老子一個人，別的比他家殺得多的都沒作聲，只有他告狀告出了甜頭，成了告狀專業戶。」
說到楊慶雄告狀，確實有些無孔不入，甚至給人一種病急了亂投醫的感覺。就連筆者手上都有一份他上告的「狀子」，這份狀子不是我採訪他時，他遞給我的，而是我去道縣採訪前，一位省檔案館的朋友交給我的，他說：「這個人（楊慶雄）狀子撒得滿世界都是，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連大專院校、圖書館、檔案館都撒到了。」可謂無可奈何，用心良苦。
下面，筆者將楊慶雄的這份「狀子」略作刪節，以饗讀者，以慰故人 。


我的血淚控告

事由：我父楊競成1967年無故慘遭殺害案
我名楊慶雄，男，現年35歲，湖南省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人氏。
1967年道縣在原縣委書記熊炳恩的籌劃和指使下，從公社到大隊普遍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私設刑堂，無視黨紀國法，殘酷屠殺數千無辜民眾，僅我光家嶺被殺者就有20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頭，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藥炸死，其狀慘不忍睹……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也不放過，用籮筐擔西瓜似的挑到大河邊，連人帶筐扔進水中。更有甚者將被害人家妻女強姦輪姦，然後殺害。還有殺人奪妻、殺人謀財、殺人報復等等，不一而足。整個道縣血雨腥風，屍橫遍野。
我父楊競成，家庭出身富農，1950年參加工作，系道縣馬江口小學公辦教師。解放前他在國民黨青年軍當過上士班長，這個歷史問題多次政治運動中，都向組織作過如實交待。1957年反右運動中亦無任何錯誤言行，不意卻在1958年以歷史反革命罪定性，判處管制三年，開除公職，遣送原籍。我父楊競成回到光家嶺村后，遵紀守法，在勞動中積極改造自己，沒有任何不滿言行，全村皆知，卻在1967年道縣文革「亂殺風」中被本大隊楊才吉等人殘酷殺害，時年47歲。
現狀告殺人兇手：
楊才吉，男，現年57歲，67年任本大隊治保主任，現住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
楊布兆，男，現年50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
楊慶余，男，現年41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
楊亮吉，男，現年54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現在道縣化肥廠工作。
以上四犯於1967年古歷7月15日晚將我父楊競成捆到村外土寨嶺殺害並拋屍廢礦井中。至今屍骨未收。
另控告楊慶余強姦我妻唐××。
我父楊競成被殺后，我因害怕被殺逃離家鄉，在外做工為生。1979年4月，我與妻子唐××從湖北返回道縣為父申冤。1981年古歷3月26日晚，楊慶余趁我去縣裡上訪之機，竄進我家強姦我妻。當晚我從縣城趕回，親手抓獲。然而該犯在我村某些實權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處理。
為了給父親討回公道，我於1979年4月15日開始上訴，至今7年之久，共上訴上訪244次，僅車費一項便用去600多元，以至一貧如洗，負債纍纍，連農村的最低生活都難以維持。不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就連國家撥下來的被殺者遣屬的救濟款都成了一些人發財致富的門路。那些道縣文革「亂殺風「的主謀者和殺人兇手，有的殺人陞官，有的殺人提干，有的殺人入黨，佔據了道縣從縣到大隊的各個領導崗位，大權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屬忍氣吞聲，有冤難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黨的光輝普照大地。1984年10月30日，道縣人民法院經複查認為我父楊競成解放前僅任過偽青年軍上士班長，1950年參加教師隊伍后，對其歷史問題，基本上已作交代，1958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處管制三年屬錯判。據此，判決：撤銷（58）刑字第211號刑事判決書，予以糾正。（附：道縣人民法院（84）　復字第22號刑事判決書。）
我們全家對此感激萬分，但是乞今為止，對我們應當落實的各項政策依然沒有落實，例如1979年7月23日道縣縣委落實辦關於收回楊競成家屬子女四人城鎮人口糧食呈報表，報了7年，至今不見下落。殺人兇手不但逍遙法外，而且耀武揚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級上呈，伏乞加查而處，特迫切要求如下：
1、        將我父收回教師隊伍，恢復公職名譽，安葬撫恤。
2、        退賠沒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財產。
3、        恢復我們兄妹四人的城鎮戶口。
4、        依法嚴懲殺人主謀及兇手。
此呈
申訴人：湖南省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　　楊慶雄
1985年2月17日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道縣文革殺人期間被逼外逃人員有688人，這些人曾經被誣為上山為匪。他們到底是怎樣刀口逃生，怎樣逃亡，外界一直是個謎。筆者在道縣採訪之初，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們，特別希望從他們的嘴裡得到道縣大屠殺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照我們主觀想象，688個大活人人還在心不死，採訪這方面的情況，應當是最為簡便的事，可是大謬不然，大多數逃亡者被嚇破了膽子，不敢亂說亂動，或者不善於表達，囁囁嚅嚅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講得最多的話就是，感謝黨，感謝政府，給我們平了反，讓我們重建家園。也許我們走的路子不對，我們從鄉政府出來，走進大隊書記的家門，然後由大隊書記或處遺工作組的成員陪同「接見」這些外逃人員，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提問才好，更不用說深入採訪了，常常是談過幾句之後，雙方就感到無話可說了。也許外逃人員中不看場合敢於亂說亂動的人並非沒有，但是人們不希望他們破壞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不提供我們見面的機會。我們只好另闢蹊徑，通過私人關係，與這些人暗通款曲。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先打開缺口就在蚣壩公社，在這裡我們採訪到了三個逃亡者：一個摘帽右派，一個小學教師，一個地富子弟。下面是他們的口述實錄。

許振中，摘帽右派，退休老師，男，63歲（1986年）。
那個時候，只要任何一個大隊幹部甚至貧下中農開句口，誰誰要搞掉，那他的腦殼準保不住。
我原來在道江鎮東陽小學教書，1957年，幫助黨整風，領導上動員我給領導提意見，我講了幾句真話，其實也沒說什麼，你想，既然是提意見，總不能全部都講歌功頌德的話吧，實際上我也講了好多歌功頌德的話，附帶著講了幾句提意見的話，就被劃成右派，開除公職，遣送回家。67年那場動亂中，我也在「搞掉」之列的，幸虧命大，跑得快，才保全了這條性命，總算得了今天這個好結果。要是像村裡那幾個地富在家死捱，這會骨頭都打得鼓了。
我所在的蚣壩大隊第四生產隊，是1967年8月24日晚上開刀的。事情來得很突然，在這之前，看不出有什麼跡象。
那天白天，我割了一天禾，腰酸背疼，我體質弱，原來是當教員的，干農活本來就比不過人家，可是又不能比人家少干，比人家幹得少了那也是個不得了的事情。要是哪個說你不好好勞動，抗拒改造，就要挨批鬥。只能拚老命拚命干，一天下來累得骨頭架子都散了，倒在床上就睡著了。我有個80歲的老母親，耳朵背，平時打雷都聽不見。當天晚上，民兵來喊門時，我睡得死豬一樣，我母親耳背，都沒聽見，所以就沒開門。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擂了一陣門，見沒動靜，以為我們不在家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平常一樣，早早地趕到田裡，我從遣送回農村起，一直就堅持出工比別人早一點，收工比別人遲一點。我剛割了一行禾，貧農李發順挨到我身邊，一邊割禾一邊擠了一下我的肩膀說：「喂，老庚 ，曉不得你留心沒有，今天割禾，有哪些人沒有來。」經他這麼一說，我才注意到平時出工總是來得最早的幾個「分子」，其實大多數都是些子女，不見了。李發順又悄悄地說：「昨夜晚搞了一夜……你要及早打主意哦！」說完，他就走到一邊，幹活去了，再不理我。
這時候，我心裡打鼓一樣，不知道怎麼好。
中午回家，我母親也已經聽到了殺人的風聲，她對我說：「桂興（我的小名），一個人死要死個明白，像昨晚上，把人象抓籠雞樣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就埋在窯眼裡，太不抵了！你還是快跑吧，不要讓我這個80多歲的人倒過來給你送終。」我聽了這話，眼淚水往肚子里倒流。對於老母親，我內心是有愧的，我們家本來是響噹噹的下中農，家裡不是很有錢，為了送我讀書，不知吃了多少虧，怪就怪我嘴巴上缺個把門的，自己領來一頂「帽子」戴起，自己遭罪不說，還連累得老母親成了「四類分子」家屬，跟著做人不起。我老母親聽到說昨天晚上，大隊上把二十幾個「分子」，其實大部分都是子女，抓去了，押到村子後背的鑽子嶺上，往一眼廢窯里一推，用稻草點了一把火，熏一陣子，再把黃土一蓋，就埋掉了。她老人家很為我擔心，催我趕快逃命。我從打成右派也有將近十年了，經過反右，又見過「五風」那個場合，知道厲害，心裡想，這一次恐怕是真的要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四類分子」了。雖然我被遣送回鄉以後，一直老老實實改造思想，表現得也很好，但是我知道那沒用，被殺了的那二十幾個人，哪個表現不好？一個個老實得阿彌陀佛。他們大部分是子女，我還是個地地道道的「分子」，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我曉得殺人也一批一批的，就象當年反右一樣，右派分子也是一批一批宣布的。看來只有逃跑這條路可走了，逃出去，被抓了，由政府判了死刑，也比在屋裡被活埋了強。我就安慰母親說：「放心吧，生死有命，我既然逃過了昨晚那一關，幸許能有條活路。」心裡已經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樣同社員一起出工，不露聲色地割禾、扮禾，一邊尋找逃跑的機會。一直沒有機會。快收工時，我趁別人不注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到我的一個侄兒許家興身邊，說：「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沒有力，你先走一步，等會在路上來接我。」他說：「好。」收工的時候，我故意擔著一擔濕穀子捱在後面，捱到天漸漸黑了。我侄兒送完一擔谷，打倒回來接我。他接過我的擔子，我問他：「隊里有什麼動靜沒有？」他說：「沒什麼動靜。」我裝做身體不舒服的樣子，叫他先一步，自己到溝里洗了手腳，四顧無人，就不顧一切，轉身鑽進一座茶樹山，拚命地向深山裡跑。
我在山裡躲了一夜，第二天盲無目的趕路，慌慌張張心裡沒個主張，只曉得要跑得越遠越好，翻過豐村大嶺，來到小甲壩山沖里。連續兩天沒命的奔跑，我又累又餓，只在路上挖了幾個生紅薯吃了。餓得實在不行了，想冒險到山外去找點東西吃，剛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的一個本家兄弟許振思，他也是逃出來的。他問我：「到哪裡去？」我說：「下山弄點吃的。」他說：「去不得！山下到處是崗哨，對來路不明的人盤得很緊，不要去自投羅網。」他逃出來時，身上帶了點過鬼節（陰曆七月半）打的粑粑，就分了一點給我吃。說也奇怪，人吃了東西，又多有一個人在，心裡就安了許多。我們商量了一陣子，決定一同躲到江華他妹妹家裡去。有了個方向目標，我們行動起來，就不像剛開始那樣，象個無頭蒼蠅到處亂竄。我們晝伏夜行，過了大河（瀟水的一條支流），繞過大坪嶺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到江華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見了我們，一個民兵朝我們開了一槍（鳥銃），我們扭頭就跑，結果被衝散了。
衝散以後，我獨自一人繼續逃命，在山上亂走了一陣，又在筍沖園的荒山野嶺上睡了一晚。我摟著一把縱樹毛睡在一棵大樹下，那滋味，不親身經歷是怎麼想也想象不出來的。雖然是剛剛立秋，但晚上山裡已經很冷了，寒冷、飢餓、乾渴、潮濕、孤獨、蚊叮蟲咬……還要時時提防毒蛇野獸的襲擊和民兵搜捕。我因為太累了，居然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睡了一陣子，又在惡夢中驚醒，醒來以後嚇得半死，一看沒什麼事，又趕緊繼續逃命。由於和許振思衝散了，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妹妹家是去不成了。我像夢遊一樣，慌不擇路地在荊棘和灌木叢中穿行，渾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憊不堪，荊棘劃破了我的皮膚，留下一條條血痕，幸虧穿的是家織的土布衣服，厚，還不致於將衣服掛得稀爛。我都不知道我的身體所服從的是否是我自己的意志，我象一隻被鞭子抽打的野狗，受本能的驅使，拚命地企圖穿過那些無法穿越的深山密林。有時我碰到了野豬和豹子留下的腳印，我非但不害怕，反而產生了一種與其他動物接觸的親切感。只有一個感覺像烙鐵一樣烙著我的心，我總覺得，有人在追捕我，我看不見他們，卻深信不疑他們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附近，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我面前，拿著馬刀，舉著鳥銃，向我開槍。我甚至根本沒想過，我犯了什麼罪，他們憑什麼追捕我，相反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逃犯，他們追捕我是天經地義的事。一種尖利的、無孔不入的聲音總是在耳邊響著，聽不清到底是什麼聲音，只覺得渾身發抖。我覺得我已經瀕臨絕境了。一個逃命的人，只有變成一隻野獸才能自衛。他必須完全拋棄文明所賦予的一切東西，必須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才有避開危險的可能，才有在深山野嶺中生存下來的可能。
在山裡竄了兩天，我逃到了江華縣的竹營寨。這時，這裡還沒有殺人，也沒有民兵巡邏盤查,我一摸口袋裡還有幾塊錢和一點糧票，這是準備逃跑時帶在身上的，就在街上剃了頭，吃了東西。但是那時候，出門在外，都要大隊、公社開證明，沒有證明寸步難行。在這深山瑤寨，舉目無親，吃沒有吃的，睡只能露宿荒野，我一下子灰心了，心想，長此下去也不是個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餓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家門口去，做個鬼都離屋裡近些。俗話講：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滿天飛。我就返身又黑心回豐村大嶺。我扯起一根長棒子，背起一把管草，裝做上山打柴的樣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到地主子弟朱賢厚幾兄弟，他們也是逃出來的。一看就曉得，又沒背銃又沒背刀，慌慌張張，狼狽不堪，一眼就認出來了，絕對不是民兵。於是便與他們結伴同行。他們幾兄弟看到我年紀大一點，又是讀過書的人，都向我討主意。可憐的天啦，我哪裡有一點主意！連逃跑都曉不得往哪裡逃好，只是覺得幾個人在一起心裡安些。
下午兩點鐘的樣子，我們在生產隊出工時，隊上也沒有哪個有鐘有表，都是靠看天估計時間，大河大隊十幾個民兵牽著狗，扛著鳥銃，背著馬刀，帶著號，又來搜山。發現了我們，就追。我躲到柴草里，躲過了。朱賢厚幾兄弟逼得走投無路，就跪在地上，向他們求情：「我們都是安分守紀的本份人，跟你們一樣都是受苦的，沒有享過一天福，也沒有吃過一天剝削飯，我們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何苦硬要抓我們呢？求你們放了我們，我們會一輩子記你們的恩情。」搜山民兵說：「你們投降吧，我們是奉上級的命令，執行任務。我們不殺你們，只把你們送回去。」朱賢厚幾個人見告饒求情不頂用，把心一橫，站起來了，手握著纖擔說：「反正我們是要死的人了，你們硬要抓我們，就拼了算了。」他們幾個兄弟也跟著喊：「拼了算了！」一句話把那些民兵嚇住了，就放了他們，一路吹著號，下了山。
　朱賢厚幾兄弟脫身後，拚命地向深山裡跑。我因看到他們有反抗行為，害怕招來更多的民兵搜山，不敢去追他們，就朝另一個方向，趕緊逃跑。就這樣，我們又衝散了。朱賢厚幾兄弟後來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自己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叢中，晚上藏到石灰窯里，餓了吃生紅薯，渴了喝山泉水，足足在山裡熬了半個月。到了9月13號，我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就咬著牙，偷偷摸摸跑下山，找到蚣壩公社金雞洞大隊下河洲村我表哥家裡。悄悄地敲開門，我表哥一看嚇得一跳，想不到我還活著。開始表哥害怕，不敢留我，表嫂心好，說：「好不容易死裡逃生了，總不能在我們家推出去送死。」經表嫂勸說，表哥勉強同意我留下來。白天躲在表嫂房裡，晚上到表哥的雜屋過夜。躲了幾天，我看著表哥人都瘦了一圈，怕太連累他們了，就要走。表哥說：「不是我不留你，出了事，只怕我們都會被一起殺光。」離開表哥家，我又躲到興橋公社許家大隊我叔叔許修德家。那時候殺人風已經沒有那麼凶了，再加上我屋裡的幾個親戚都是貧下中農，所以還躲得下。只是有時間我叔叔氣不順的時候罵我：「你好好地端著公家的鐵飯碗，不知好歹，還要提意見，找死！要是我能端你那個鐵飯碗，要我天天嗑頭都做得。你呀，生在福中不知福，都是自找的。」我呢，只要叔叔不趕我出去，除了拚命地跟著罵自己，還有什麼多話可說。可是沒想到農曆八月二十（陽曆9月23日），我叔叔家娶媳婦，我被我們大隊一個前來吃酒的人看見了，回去報告了。我們蚣壩大隊前來捉人，說我上山當了土匪。幸虧叔叔這邊生產隊有人給信，我躲在閣樓上的柴堆里才得逃脫。叔叔這裡也住不成了，我只好又逃出去，逃了幾個地方，到10月初，殺人風開始平息，我在縣城工作的妻子得了信來接我，我這才歷盡千辛萬苦被妻子接回縣城。這個時候，47軍6950部隊已經進了道縣，道江鎮這裡絕對不允許隨便抓人、殺人，我這才算保下了一條命來。
我後來了解到，我逃跑以後，大隊上竟有人說我是上山當土匪了，還派人搜捕過我。還有好多像我這樣被追殺得東躲西藏，流落荒山，無處安生的人也被一些人說成是上山當土匪，聚眾頑抗，並總結成材料上報，廣為傳播。真是天理何在？天良何在？曠古奇冤，欲哭無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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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4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許振思，小學教師，男，55歲（1986年）。
提起殺人的事，我就還像在做夢一樣，沒有醒來。
我是1950年3月參加工作的，一直在當小學老師。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回家。其實我在教育戰線工作，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別認真，做人特別小心，真的是一點毛病也找不出。可是還是被開除了。回家以後，我任何地方沒有去過，一直老老實實地參加農業生產。那時候，我心裡已經沒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盡自己的能力把屋裡生活搞得稍微象樣一點，把幾個乃崽撫養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這個家，就心平氣和了。我妻子蔣蘭桂，溫柔賢惠，跟著我吃苦受罪，總沒有怨言；我的五個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歲，最小的兩歲，一個個長得聰明伶俐，逗人喜愛。別人都說我們是地主分子破窯出好貨。其實我們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麼破窯，而是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我是做夢都沒想到，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1967年刮殺人風時，一家人殺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我一個人逃脫了性命。
記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吃過午飯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裡睡午覺，休息一會，因為鄰大隊有殺人的消息已經傳來，心裡總象有事一樣，不安。雖然自認為表現得還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來的，這本身就是大罪過；由於讀過幾句書，頭腦複雜一些，曉得殺起來會不分青紅皂白，就特別多留了一個心眼。這時候突然聽得一陣子打點的鐘聲，噹噹噹噹響個不停。打一下，我心裡就顫一下。這鐘聲響得不是時候！我趕快爬起來，向外一看，油榨房那邊許多民兵背著鳥銃、梭標、馬刀趕過來了。早兩天，我們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經布置了專人看守，負責看守我的是一個名叫黃大貴的貧農，也許是我命不該死，這時黃大貴鬧肚子疼回了家，我這裡沒人看守。我看到風聲不對，覺得還是要跑。我趕緊將一雙草鞋放到床邊，把蚊帳放下來，做出一個我還在睡午覺的假象，只穿一條短褲，抓起一條汗帕，一頂斗笠，跟妻子打了個招呼，就要上路。我妻子對我說：「只要救出你自己來，別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兒子家文送我：「快給你老子拿幾個粑粑，拿條褲子。這一去，還曉不得能不能再見面。」我也哽咽地對她說：「你們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裡，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說：「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我大兒子家文背著背簍追著我，從後門溜出去，上了村子後面的豐村大嶺。家文跟著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著我危險，就對他說：「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帶好弟弟妹妹。」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會殺大人，沒想到會殺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險，沒想到他們更危險！更沒想到會一家一家斬盡殺絕！我後悔呀！腸子都悔青！這些年來我一想到這個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著我，興許還能留條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來他也跑脫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
（說到這裡，許振思嚎啕大哭起來，那種嘶啞的捶胸頓足的哭聲，叫我們心驚膽顫。可是，我們除了陪著他默默落淚外，一句話都不敢說。說什麼呢？他不願意回憶的往事是我們勾起他去回憶，他不願意說的話是我們挑起他去說。道縣殺人的事，不僅當局者有人希望遺忘，很多被害者遺屬也希望遺忘，不遺忘，他們活不下去！許久，許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靜下來，但那個胸膛深處喘出來的粗氣，怎麼聽，怎麼叫人心碎。）
我接過家文遞過來的粑粑，這是七月半過鬼節打的粑粑，沿著一條上山的小路跑進山裡。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後來我聽說，到我家裡來抓人時，我12歲的兒子家武，躲進豬廬里，身上用稻草蓋了，可是因為害怕，嚇得渾身發抖，被發現了，抓了去。我妻子蔣蘭桂和5個崽女被李耀得等幾名兇手用繩子捆起，牽到村子後面的爛泥塘，那裡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兩米見方，是當年探礦隊下來探礦，留下的廢井槽，一梭標一個戳了下去。我們大隊那一次一共丟了16個人下井。他們把人推進去后，又把稻草點燃，丟下去燒，裡面的人還沒有死，燒得一片慘叫。聽說，我有個兒子當時沒被燒死，幾天後，還有人聽到他在探井坑裡哭……
我在嶺上遇到了我們大隊一個右派分子許振中（略）。
……我在嶺上與振中哥被衝散后，逢山過山，逢水過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華縣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當時他們那裡還沒有聽到殺人的風聲。我妹妹問我做什麼來了，我不敢說實話，講路過來看看。因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見得好，我害怕連累他們，有話不敢說，有淚不敢流。一看他屋裡的情況，我曉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問了一下消息，就告辭了。我妹妹追出來，見我神色不對，就追問我：「到底出什麼事了？」我忍不住，哭著對她說：「你不曉得，我們那裡殺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殺。你嫂子和幾個侄兒現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來見個面，以後恐怕就見不到了。」我妹妹一聽，哭了起來。我說：「你不要哭，自己還要多保重。我在這裡對你們有妨礙，走得越快越好。」她不當家，身上沒有錢，叫我等她一下，又轉身回家從妹夫手裡拿了一塊二毛錢給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遠。
離開妹妹家以後，去哪裡呢？我左思右想，無路可走。因為從1959年開除回來以後，好多年沒有出過遠門，對外面的情況一點都曉不得。思來想去，只有回道縣，因為那時候我曉不得這口風到底是從哪裡刮來的，曉是曉得從上面來的，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敢隨便殺人。要是敢的話，我們不早就殺掉了，還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點我心裡清楚，執行政策，下面總是比上面左一點，搞得惡一點。不如乾脆到縣裡，找公安局投案自首，當時我估計我這個樣子最多就是勞動改造，還不致於殺頭，硬是要殺頭，也就死在那裡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著務江水庫一直往回走。沿途崗哨很多，見了行人都要盤查，沒有路條就抓起來。我通過仔細觀察，發現崗哨雖然嚴密，但大多都設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嶺上很少有崗哨，我就翻山越嶺，專走小路，見人就躲，見崗哨就彎路，一路上是說不完的驚險……但更堅定了我的想法，躲在農村裡肯定只有死路一條，要想活命，只有到縣裡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幾天，走到離縣城只有幾里路的地方。崗哨更密了，查問得也更緊了。到處抓人。對空著兩手的人特別注意。我一看，這一關不好過，心裡直發怵。可是退還回去也不得了，危險性也大得很，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擔紅辣椒到縣城去賣，我急中生智，連忙跑過去，說：「伯伯，這麼大一擔辣椒，上城裡去賣呀？我來幫你挑一截。」老人說：「那怎麼要得呢。」我說：「那有什麼要不得呢，學習雷鋒嘛。」不等他答應，就把擔子接了過去，把稱桿讓老人拿著，裝作一起進城賣菜的，因為老人就是當地人，站崗的民兵認得，終於闖過了最後一關，進了道江鎮。
進了道江鎮以後，我跑到縣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沒有錢住旅社，只好在城裡亂轉。當時，道江鎮的氣氛也很緊張，但是不殺人。有個「革聯」總部設在二中，二中的大門閉得緊緊的，不準人進去。二中對面的空坪，就是現在的汽車站那裡，搭了一個廠棚，鋪了一些稻草，裡面住滿了逃出來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幾個人。我也在裡面住下來。二中裡面的「革聯」害怕我們影響他們，也不理我們。這時候，47軍6950部隊已經進駐了道縣。我們每天到武裝部排隊領兩餐飯吃，後來，人員越來越多，部隊負擔不起，就動員我們回去，說已經下了通知，不準殺人了。可是我們都嚇破了膽子，誰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裝部門口等飯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車路通了。道縣集中了19部汽車，運送因公路阻斷而滯留在縣城的旅客去零陵。為了保護旅客的安全，每部車上派了兩名解放軍護送。前面一個，後面一個。我們這些亂七八糟的人也跟著混上了車。其實，當時我們那個樣子，渾身髒兮兮、臭哄哄的，別人一看就曉得是什麼人，那個時候對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社會是非常歧視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雖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縣滯留了這麼多天，對農村殺人的事還是有所耳聞目睹，對我們非常可憐，都不趕我們下車。
車子從道江鎮出發，經過十里橋時，被「紅聯」武裝民兵攔住了。命令我們全體下車，要逐個檢查。我一聽，差點嚇暈過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來，這一下又自投羅網了，再一看其他幾個人，一個個嚇得面無地色。幸虧護車的解放軍堅持不答應，他們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堵住車門，說：「凡是車上的人，我們在道縣已經檢查過了，一切問題由我們負責，請你們放行。」民兵們見解放軍同志態度堅決，交涉了一陣子，最後開了卡子放行。等車開出十里橋，我一顆懸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里。
我跟著車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氣氛雖然也很緊張，但比起道縣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們又找到地區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們，把我們趕了出去。我看到在這裡沒有人肯收容我們，只好自己找活路，說句丟人的話，讀過幾句書的人，討飯張不開口，找事做連門都進不去，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碰到一些做手藝的人，看到我這個樣子，就收留了我。我就跟他們走了湖北，在那裡學砌匠，燒磚瓦，打零工，什麼能糊口就幹什麼……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給口飯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懶，總算還能活下去。一直到69年，聽得道縣恢復了平靜，才回了老家。這時候，我才曉得一家人早殺光了，房子也被人佔了，東西也分光了……可是那個時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脫牙齒往肚子里吞。
三中全會以後，我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工作，現在，在學校里搞總務工作。總算有個善終。只是一想起那些冤死的親人，就整夜整夜淚流不幹!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朱賢厚，農民，地富子弟，41歲（1986年）。
我從大隊（蚣壩公社馬家嶺大隊）跑出來大概是1967年的古歷7月18（8月23日），那天早上，我在田裡割禾，我老母親擔了一擔糠到蚣壩圩上去賣。很快的，她糠也沒有賣，就從圩場上趕回來了，神色慌慌張張地告訴我：「了不得啦，蚣壩圩上殺地富了。」我一聽，心就提起來了，我那個時候才25歲，應當說不是分子，是子女，可是當時那個情況，只要你們家劃了地主，那就是全家老少不論男女都是地主，3歲小乃崽都是地主，何況我已經20多了。我問母親：「我們怎麼辦？」我母親說：「你在屋裡呆不得了，趕快跑。」我說：「我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一直都老老實實的，為什麼要跑呢？」我母親罵我：「你這個乃崽蠢得死，那個殺起人來還管得那麼多，一聲喊就殺掉了。現在跑還留得一條命到，跑遲了想跑都跑不脫了。」其實我當時心裡也很緊張，也想跑，但是放心不下老母親，我老母親當時70歲了，我是滿崽，幾個哥哥都成了家單獨過，我那時候沒娶親就跟著老母親一起過。我就問：「我跑了，你怎麼辦？」我老母親說：「你不用管我，我還動得，餓不死的。你自己保命要緊。」當時我就下決心要跑了，可是沒有一分錢，怎麼辦？再一看屋裡，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我老母親就指著（豬）欄里兩頭半大子的豬仔，要我擔到鬧子上去賣掉。這豬仔剛買回來不久，準備養大了換錢的，我說：「這麼點大的豬仔就賣掉，太可惜了。」我母親生氣了，說：「說你蠢，硬是蠢得死。趕快賣掉，留下來都是人家的。」我趕快把豬仔捉了，一擔挑到蚣壩圩去賣。我們這個地方離蚣壩圩很近，只隔著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木橋，過了橋就是蚣壩圩。我當時雖然曉不得「殺人風」已經刮過來了，但是那嚇死人的氣氛，就是瞎子聾子都感覺得到。我到了圩上以後，心裡急著拿豬仔換錢，就出了個低價錢，把兩隻二十多斤的豬仔賣了，得了34塊錢。匆匆忙忙趕回來，想給老母親留幾塊錢，她死活不要，全塞在我手上。我老母親說：「我在屋裡沒得用錢的地方，你在外面多得一分錢就多有一分用處。你這一走，千萬不要隨便回來，一定要等到風平浪靜了才回哦，記住了！」可憐我老母親聰明一世的人，只曉得我危險，就不曉得她自己也危險！可能也曉得危險，只不過七老八十的人死也死得了，不想拖累兒女。
大約上午10點來鐘的樣子，大隊上喊開會，我感到大事不妙，就悄悄地從後龍山上溜出去，鑽進了後面的豐村大嶺。
我逃走以後，大隊開始殺人，前後分兩批，一共殺了30多個 。具體怎麼殺的，其他屋裡的人，我不太清楚，我們家裡的人一共殺了9口，我的一個堂侄朱良瑞家裡殺了4口。我母親陳美娥，當時70歲，被大隊上的殺人兇手拖到蚣壩橋上，就是你們從蚣壩圩上過來時，走過的那座木橋，丟到河裡淹死的。我大哥朱賢德，53歲，下到窖里。大嫂陳小女，也是53歲，下到窖里。我小哥朱賢光，50歲，他是個中農，曉不得為什麼，也下到窖里去了。我三哥朱賢俊，48歲，下到窖里。下到窖里活埋的大概就這麼幾個，其他幾個都是沉河的。我的兩個侄子，一個叫朱友龍，6歲，一個叫朱志龍，3歲，丟到蚣壩河裡淹死的。死得最慘的是我四嫂潘俊媛，40歲，丟到河裡沒淹死，躲在河邊的鬼柳樹下面。你們從蚣壩河邊過，可以看得到那些鬼柳樹，一蓬一蓬長在岸邊上，好多樹根子伸到水裡頭，葉子蓋在水面上，我四嫂，站在水裡頭，手抓著鬼柳樹的根，身子躲在樹枝子底下，從外面看她不見。躲了一天一夜，頭天丟到河裡，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沒有人發現。但是那個地方岸邊是條路，來來往往的人蠻多，我四嫂一個女人家，膽子特別小，一有人路過就嚇的渾身發抖，搞得那個樹葉子一陣一陣抖動，結果被人發現了，報告到大隊上。大隊上派了幾個民兵過去，命令她上岸，她躲在水裡頭，渾身發抖，不敢上來。生產隊政治教導員蔣儒田拿起梭標就捅。據在場的人講，一梭標捅下去，一股血把那一片水都染紅了。我四嫂臨死前叫都沒叫一聲，身子往水裡一沉就在沒有看見出來了。這個蔣儒田平時最為好吃懶做的一個人，這一次殺人時，他積極得很，一個人就殺了十幾個人 。
我的六哥朱賢忠，當時37歲，土改的時候並沒有給他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是64年「社教」的時候，給他戴上的。他在外面做過篾匠，人比較靈活，大隊上剛開始殺人的時候，他也跑了出去。他不像我們，死蠢，只曉得往山上跑，他想跑出道縣，到廣西那邊去。他從前在那邊搞過副業。在審章塘公社葫蘆岩渡口過渡時，碰上了我們的一個堂侄朱良瑞。幸虧遇到了朱良瑞，不然的話我六哥怎麼死的，我們都不知道。朱良瑞屋裡也是地主出身，是我們大隊第5生產隊的。8月24日那天，他被捆起來關在生產隊的倉庫里，我們農村的房子，屋檐和牆壁之間都有一點縫隙，當天晚上，他就從這個縫隙中鑽出去，逃跑了。朱良瑞也有篾匠手藝，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到廣西那邊做手藝謀生，就結了個伴。過了河以後，跑到朱良瑞一個姑姑家住了一個晚上，那時候，朱良瑞姑姑家那邊還沒有開始殺人。農村裡大家都困難得很，親戚家住得一天，住不得兩天，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從紅岩（仙子腳）那邊往廣西走，結果在紅岩（仙子腳）公社被攔關設卡盤查的民兵截住了。問他們是做什麼的，說是篾匠，到廣西那邊去搞副業。但是一沒有證明，那個時候出外搞副業都要大隊，有時間還要公社打證明，不然的話就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二又沒帶工具，引起了懷疑。我六哥會說話，說工具、證明都放在廣西那邊了，這次回來是給隊上交副業款的。說得那些民兵將信將疑，就把他們帶到公社加工廠，丟給兩人一人一把篾刀，要他們破一根竹子看看。這個事情難他們不倒，本來就是飯碗里的事情。一看確實是手藝人，就把他們放了，叫他們回大隊打證明。
我六哥和朱良瑞在紅岩脫離危險以後，不敢繼續往廣西走了，更不敢回大隊，只好轉過頭沿著大路，從壽雁那邊往縣裡走。
他們走了以後，紅岩公社的民兵想想還是不放心，又把電話打到蚣壩這邊來問，我們大隊上的人答覆說是逃跑的壞人，要抓。回過頭又來追他們。那個時候，打一個電話非常不方便，來來回回好幾次，才打得通，很費時間，所以電話打通以後，他們已經走遠了，沒有追得到。但是我六哥的命不好，他們往縣城裡走的時候，縣裡頭「紅聯」和「革聯」正在搞武鬥，「紅聯」吃了大虧，在各個通往縣城的路口設卡盤查，抓逃跑的四類分子（子女）和「革聯」探子。我六哥和朱良瑞哪裡曉得這些，糊裡糊塗走到了鬼門關裡頭。他們走到縣城西門外時，又累又餓，那個地方有個西關橋，正在濂水（濂溪河）和沱江匯合的地方，橋邊上有家飲食店，賣麵條和米粉，我六哥和朱良瑞就進去吃碗面，歇一下氣。我六哥坐的地方背對著飲食店大門，朱良瑞坐在桌子對面，正好面沖大門，他看見一些背著槍的民兵過來了，盤查行人，連忙給我六哥使了個眼色，但是我六哥正在低頭喝麵湯，沒有看見。朱良瑞起身走進灶屋，灶屋有個小門對著河邊頭，他從小門溜出去，沿著河邊跑脫了。我六哥沒跑脫被戒嚴的民兵抓住了。打電話給大隊，要大隊到縣裡領人。古歷8月初一（9月2日），支書蔣華宇親自帶了幾個民兵去領人，回來的路上，走到水南浮橋上，蔣華宇講：「反正押回去也是要殺的，不如就在這裡送他上西天算了。」就在橋中間，把我六哥推到了河裡。
朱良瑞沒死，現在還活著。他從那個飲食店跑脫以後，躲在縣林業局的松油窖里，在哪裡躲了7天，後來縣裡到處發通告不準亂殺人了，他就跟著一些外地人到零陵去做篾匠，好像過了一、兩年才回村子的。不過，他屋裡的人殺得有蠻好，他的祖父朱友志，當時76歲，父親朱賢士，當時58歲，三叔朱賢哲，當時35歲，都沉了河。他的弟弟朱良珊，當時只有18歲，捉去沉河的時候跑脫了，跑到興橋公社的夏柳村，他有個姑姑嫁到那裡，可是路不太熟，三更半夜，黑燈瞎火的一下找不到地方，就在一個南瓜棚裡面躲了起啦。天亮的時候，被夏柳的民兵抓住了。大隊上得了信，派治保主任蔣學珍帶人去領回來，走到半路上，蔣學珍在後面一馬刀把他的腦殼砍了下來。聽他們講，當時大隊上決定了，凡是外逃的，在哪裡抓到就在哪裡處決，一個不留。
現在講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九死一生啊！跑出去以後，當天晚上在山上碰到我堂叔的兒子朱良謀，跟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從寶塔腳那邊蓮花村逃出來的地富子弟何登雲。第二天晚上又碰到了朱賢賜和朱賢奎兩個堂兄，都是我們大隊的，也是地富子女。談起村子里殺人的事一個個嚇得雙腿打跪。因為都沒有地方可去，就結伴在一起逃命。後來又碰到了許老師，他是蚣壩大隊的人，是個右派，下放下來勞動改造的。我們幾個都是些蠢子農民，一輩子沒有出過遠門，沒見過世面，許老師比我們年紀大些，又是在外面當過幹部的人，我們都想跟著他，心裡好有個主意…...可是後來被民兵搜山給衝散了。
第五天，這個記得最清楚了，碰到了蔣三明，他是一個富農子弟，也是我們一個大隊的。我們幾個就躲在金雞洞的劉家嶺上。你們曉不得，那個山上的日子難過得很，蚊子叮還是小事，一到晚上陰冷陰冷，冷死人，我們又沒有鋪蓋，又沒有吃的，如果不是為了活命，一天都呆不下去。我們幾個躲在山上，又不曉得山下是個什麼情況，也不敢下山，開始身上還帶了一點乾糧，到後來只能靠野果子和到山邊的地里摳點紅薯來渡命。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灰窖里。就這樣在山上躲了大概有半個多月。後來天下雨，沒處躲，這時候，幸虧找到了一個燒炭人留下來的小窩棚，人家燒完碳走了，空的，沒人住，我們就在這裡落腳下來。白天分頭出去找吃的，晚上就回到這裡來過夜。
蔣三明比我們嬌氣些，他實在是受不了這個苦，想著就是死也要回一趟家，就悄悄下了山，回去了。我們大隊主要人家都是姓蔣和姓朱的，其他雜姓的有一些，人數都很少。蔣姓是最大的姓，人也多，在大隊上勢力也大，相互之間也團結，所以這一次殺人中，我們朱姓的殺得最多，蔣姓的殺得少。蔣三明悄悄溜回家以後，家裡人就勸他到大隊「投案自首，立功贖罪」。蔣三明這個東西壞得很，都是一起的患難兄弟，你自己要自首就自首，不能害我們啊！
那天晚上，應該是古歷8月26（陽曆9月28日），天下大雨。我的心裡頭感覺很不安然，心裡慌慌的。蔣三明下了山沒有回來，我們幾個都蠻為他擔心，怕他出什麼事。當時沒想到他會告密。我堂兄朱賢賜講，這個地方（小窩棚）住久了怕不安全，要換個地方就好。可是那個山上要找這麼個地方已經很不容易了，換個地方，換到那裡去呢？再一想，天下著雨，又這麼黑，哪個又會上山呢？所以想等天亮以後，雨停了，再找新地方，找著地方就馬上離開這裡。半夜的時候，我們都睡著了，做夢都沒有想到大隊支書蔣華宗、民兵營長朱賢煌他們帶著幾十個民兵，拿著鳥銃、馬刀、梭標，冒著大雨，悄悄地摸上來了。因為怕暴露了目標，他們沒有帶狗，只帶著兩把電火（手電筒）。也是命不該絕，我的堂兄朱賢奎起來解手發現了，喊了一聲：「民兵來了，快跑!」撒腳就跑。我們幾個雖然睡著了，但都睡不踏實，聽得聲響，馬上驚醒了，爬起來就往棚子外跑。只聽見外面一片喊「繳槍不殺」的聲音，接著就是鳥銃打得「嗵嗵」響。當時我也顧不得那麼多，衝出棚子就往旁邊一條小路上跑。只聽見得腦後「轟」的一聲，一個東西重重打在腦殼上，打得我仆到在地上。我仆到在地上以後就拚命地鑽進了身邊的刺篷（有刺的灌木叢）里，拚命地往裡面爬。從後面追上來的民兵，用梭標順著聲響，對著刺篷拚命地戳，一梭標戳在我手上，幸虧沒戳到要命的地方，當時我也曉不得自己受了傷，也曉不得痛，只覺得手一熱，有什麼東西流出來了。我拚命地往刺篷的深處爬，總算逃脫了。那天晚上，朱賢賜被鳥銃打瞎了雙眼，躺在地上不能動，何登雲跑得慢被砍了9刀，雖然沒死，也動不了啦。因為我們幾個逃跑了，搜山的民兵也蠻緊張，當天晚上，很快就吹號集合，下了山。第二天天亮以後又上山，把朱賢賜、何登雲，像抬野豬一樣，手腳捆在一起，我們這裡叫「四馬攥蹄」，把兩隻鳥銃捆起來穿著手腳中間，抬下了山。我們這裡從前上山打獵，打到了野豬都是這樣抬下山的。因為那個時候已經不準亂殺人了，朱賢賜抬下山以後沒殺，由他屋裡的人領回去了，81年餓死的。何登雲也由他們大隊來人領回去了，死沒死，我不太清楚。這些情況我們當時在山上一點都不知道，後來才聽人說的。
當時我也受了重傷，一鳥銃打到左邊的腦殼上，到現在鐵子還嵌在骨頭上，沒取出來。這裡挨了一梭標。
（朱賢厚取下帽子，讓筆者用手去摸，又伸出左手讓筆者看手上的傷疤。頭皮上已經看不出傷疤，但頭皮下，清晰地摸到了頭骨上凸起的七八個小顆粒。手上梭標戳傷留下的疤痕雖然歷經19年歲月依然可辨。）
天亮以後，我在我們從前躲過的一眼石灰窖里碰見了朱良謀，後來又碰到了朱賢奎，他們兩個命大，都沒受傷。當時我們覺得這樣窩在一起太危險了，決定分頭逃命。我四嫂的娘家在沙子河那邊的樅山嶺村，是個貧農，我想到那裡去看看情況。朱賢奎無處可去，想和我一起去，我同意了。我們就趁著夜晚到了樅山嶺。四嫂的哥哥和嫂子看到我們這個樣子嚇了一跳，四嫂的哥哥不敢收留我們，四嫂的嫂子心好，說：「這麼晚了，你讓他們到哪裡去？就讓他們住一晚，明天再走。」安排我們在她家的柴屋裡住下了，搞了一條帕子讓我把腦袋包起，又給我們煮了一鍋飯和一大缽芋頭，我們已經好久沒吃一餐飯了，做死的吃，脹得人都喘不過氣來。因為吃得太猛，當晚我睡在柴房裡，肚子痛得要命，我一隻手捂著肚子使勁揉，嘴裡不停地哼，又不敢大聲，只能一邊揉一邊喘粗氣，整整揉了一個晚上。
天亮以後，嫂子過來跟我們講：區里、公社裡都來了文，不準再亂殺人了。有個47軍到了縣裡制止亂殺人，你們不如到縣裡去躲一下。就這樣我們到了道江鎮，去找47軍反映情況，但是人家管不了這麼多事。不過還好，他們叫來衛生員幫我看了傷口，上了葯。那時候，道江鎮上像我們這種情況的人蠻多，汽車站那裡搭了一個廠棚，住了蠻多人，但我們去遲了，人都滿了，擠不進去。我就在縣二機械廠旁邊的河邊上，找到一個南瓜棚子，在那裡住下了。每天就是在道江鎮上討吃，有時間到縣武裝部去排隊領飯。幸虧身上有兩個錢，又找到鎮上的衛生院去治傷。不然的話，傷口發炎，爛都會爛死去。就這樣過了1個月零3天。縣裡動員我們這些人回去，說是保證不會再亂殺人了。他們有些有手藝的、有門道的，都不願意回去，有些人跟著別人到外面做工去了。我一沒有門路，二沒有手藝，心裡又惦著家裡還有70歲的老母親，就同意了回生產隊。回到家裡才曉得，一家人殺得光光，家裡的東西分得光光。可是那個時候哭都不敢哭，一個人在家裡偷偷流眼淚都怕被人看見。唯一暗暗慶幸的是我活下來了，總算給我們家留了一條根，這個時候我就特別想我的老母親，不是她喊我躲出去，只怕我也跟著幾個老兄一樣，殺掉了屍骨都沒人收。
但有時間我又常常犯蠢想，搞不清是他們死去了好些，還是我留了條命活下來好些？他們死了比我少受了好多活罪，我活下來比他們又多受了好多折磨。生活困難那都不講，反正從小苦慣了，主要是身體難受，自從腦袋被槍（鳥銃）打了以後，就落下一個病根，經常炸炸地痛，有時間痛得整晚睡不著覺，好不容易睡著了，又做惡夢，夢見我的老母親一身是血站在我面前……驚醒以後，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汗濕。十幾年來，難得睡一個好覺，總是做那些嚇死人的夢。
哎！人活下來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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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5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蚣壩圩位於道縣東南部的泡水（蚣壩河）之濱，距縣城約20公里，有一條砂石公路通到那裡。圩場本身並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普通了，就像大多數湘南地區的農村集市一樣，一條里把長的主街，兩邊起了幾百棟房屋，還有幾塊空坪，用於牲豬、耕牛，以及其他一些大宗農副產品的交易。平時冷冷清清，一到趕圩的日子，四鄉八里的農民擔著擔子，推著車子前來趕圩，一傢伙把個圩場擠得滿滿當當，還真有點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味道。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蚣壩圩前橫跨泡水的那座木橋。木橋長約50米，寬約1米，全部木質結構，河中松木打樁置柱，上串橫樑，樑上蓋有杉樹圓木，相互連結，構成橋面，很有特色。該橋始建於何年何月，筆者無從考證，當時也無心考證，從風雨侵蝕的程度看，估計應有百年歷史了。每次從橋上過，看著腳下泡水從容流淌，聽著腳步踏在橋面發出鞏鞏的聲音，我總會感到血在血管里流動得如此湍急。朱賢厚就是手指這座木橋告訴筆者，他70歲的老母親在這座橋上被活活地扔進河裡。
這座木橋所在地的蚣壩公社蚣壩大隊有三個女孩子，當時都只有17歲，是叔伯姐妹，名字分別叫：塗月華、塗梅珠、塗秋蕾。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場災難，對於她們和她們的家人，就像走在馬路的人行道上被後面開來的汽車追上來壓死一樣突如其來。當時正是「雙搶」大忙季節，她們一天到晚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揮汗如雨，累得兩頭不見天，每天除了幹活、吃飯、睡覺，第二天再幹活、吃飯、睡覺之外，什麼都不想，也沒功夫想。北京發生了什麼事，長沙發生了什麼事，道縣發生了什麼事，她們通通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不幹活就沒有飯吃，幹活不賣力就會受批判。
（67年）8月24日那一天晚上，大隊突然召開群眾大會，捆打批鬥了十幾個人，活埋了3個「調皮搗蛋，罪大惡極」的傢伙：一個50多歲的地主分子，一個17歲的富農子弟，還有一個就是塗梅珠的母親、43歲的「地主婆」黃仁鳳。黃仁鳳當時懷有7、8個月身孕，挺著個大肚子，仗著娘家是貧農，竟敢頂嘴，被打得皮開肉綻。據說前一天（8月23日）下午大隊開會討論殺人名單時，定了3個人，其中並沒有黃仁鳳，而是她的丈夫塗宏昌，但塗宏昌「畏罪潛逃」了，只好將黃仁鳳拉來頂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筆者一直沒有能夠弄清它的來龍去脈。24日這天殺人的時候，還有幾個人也一起下到了窖里，後來又用繩子拽上來「寬大處理」了。是不是應當這樣理解，蚣壩大隊實行的是「殺一儆百」的戰略方針，並沒有準備大開殺戒，而是像上級指示的那樣，把「調皮搗蛋的殺他一、兩個」給猴子看。可是為什麼第二天突然又召開群眾大會，一傢伙殺了22個，其中包括昨天已經「寬大處理」了的，這中間有何玄機？筆者就這個問題請教過處遺工作組的同志，他們回答說：「當事人中有好幾個已經死了，其他人都把責任往他們身上推，說是他們決定的。說他們說殺3個人太少，革命不徹底，還要多殺幾個才行。死人又不會說話，我們也沒有辦法。」
第二天，8月25日正逢蚣壩圩日，圩場上人流如織。蚣壩大隊支書李自桂、大隊長周時珪、貧協主席蔣紹黃、治保主任朱賢儒、民兵營長蔣學金（已故）、大隊「紅聯」頭頭蔣啟念（已故）等人趕著這個人多的時候在蚣壩圩場上，以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召開宣判大會，把全大隊的四類分子及子女不論老少通通地捆了來，當即宣布了塗宏光等22人的死刑，並立即拖到圩場邊上的兩口廢紅薯窖邊執行。其中有個叫周德有的中農，因為與周時珪等人有私人意見，周時珪等人乘著這個機會，把他和他的老婆、兒子也搭在地富一起順便消滅了。因為這一次「下窖」的人較多，為了不出問題，沒有採取前一天那個活埋的辦法，下窖之前都先殺一刀，然後丟進窖里，再填土掩埋。大隊領導宣布：「看誰的刀快，殺得多的有獎！」
把這22個人下窖以後，剩下來四十多個婦女和兒童像牲口一樣被關進了公社供銷社的倉庫里。血腥的恐怖已達到了極點，人們的神經早已麻木，就連小孩子也不會哭了，已經完全喪失了失去父母親人的痛苦。他們就那麼木然地蹲在地上，目光無神地一片沉默，靜靜等候著「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一聲令下，把他們也送上屠場。
8月27日中午，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剩下的這四十來個「階級敵人」斬草除根。
一行人被拖出來押送刑場。
沒有人哭，也沒有人叫，其中一個小男孩因為被捆得太緊，痛得一邊走一邊跳，把褲子都跳脫了，也不做聲。
這時，區里一位領導 路過這裡，看到人堆里那麼多小孩、女孩，就問什麼事。押送的民兵說，都是「地主崽子」，拉去「斬草除根」。該領導說：「大老虎殺掉那是罪有應得，小孩子就不要殺了嘛。一定要殺，必須等中央的指示精神下來后才能處理。」
沒想到，就這麼輕輕巧巧一句話，竟然救下了幾十個小孩和女人，其中就有塗氏三姐妹。真是阿彌陀佛，功德無量!
幾個大隊幹部一商量，覺得還是上級領導有水平，站得高，看得遠，小老虎留著繼續改造，蛆婆子拱得磨子翻？刀把子抓在自己手上，階級敵人什麼時候翻天，就什麼時候專政也不遲。再說還有那麼多女人，殺了太可惜，大隊上還有好多階級兄弟沒有老婆，就是生產隊幹部里還有幾個單身公，正缺女人哩。於是她們又被押送回大隊。父母親人被殺，房子被沒收，財產被分，不過還是給出路，留下一棟房子給塗氏三姐妹帶著幾個更小的妹妹們居住。這時，大隊黨支部已經開始考慮給她們「改成份」的事了，大隊貧協主席下達命令，指名道姓要她們嫁給本大隊的三個單身公，其中一個是傻子，另外兩個褸水得沒法提。在大隊貧協看來，這無論如何都是給她們最好的出路，既解決了今後的生活問題，又改了成分，獲得了新生。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卻大大出人意料，竟沒有一個願意嫁。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殺了你們！」
她們異口同聲回答：「殺了也不嫁！」
也許是在鬼門關上走過一圈的人，對生和死的問題想得比較清楚了，或者說對死的恐懼已不那麼強烈了，三姐妹想：爸爸媽媽死得，為什麼我們就死不得？
看到幾個地主崽子堅持反動立場拒絕改造思想，大隊貧協十分惱火，早知如此，上次就不該放了她們，有心搞掉算了呢，上面又下了通知，不準再亂殺人了。再說殺了她們，三個階級兄弟沒有老婆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就把她們捆起來，一頓暴打，戴上高帽子批判鬥爭，沒想到三個傢伙還是不肯就範。
硬的不行，來軟的，又派人來做她們的思想工作：「女人家生下來就是別家的人，哪個女人不嫁人呢？嫁過去，吃飯的問題也解決了，成份也變成了貧農了，該有多好！」
可是三姐妹認死理：既然那麼好，你自己的女兒為什麼不嫁他呢？當然不敢說出口來，只敢在心裡想。
後來，三姐妹中塗月華、塗秋蕾冒著被殺的危險逃走了，留下塗梅珠帶著三個年幼的妹妹沒處逃，只好留下來拿命頂。
可是沒想到，你嫌別人打牌賭錢、好吃懶做、智力有問題，人家還怕政治上受你牽連，壞了三代貧農的根，指定塗梅珠嫁的那個男人的哥哥從部隊上寫信回來，嫌她成份太差，怕影響了他在部隊上的前途，堅決反對，事情這才作罷。
然而，在農村，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要養活自己和三個年幼的妹妹，其中艱難可想而知。後來，東門公社水南大隊一個家庭出身貧農的青年，因為家窮娶不起老婆，願意娶她為妻，並答應幫她一起養大三個妹妹，塗梅珠這才嫁了過去。她的丈夫原是大隊團支部書記，為此受了處分，撤了團支記的職。
我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心裡充滿了對三姐妹的深深敬意。這三位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女孩子，在死亡和尊嚴面前，勇敢地選擇了後者，（尊嚴是一種昂貴的奢侈品！）無論如何是沉沉暗夜裡的一線光亮，她足以讓我們在回首那段瘋狂而血腥的日子時不至於愧然失語，也讓我們有勇氣作為人繼續好好地生存下去。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多年以後，在對道縣大屠殺進行補充採訪時，筆者再次見到三姐妹之一的塗梅珠。這時的她已是半百老嫗，歲月如刀，把所有的苦難和艱辛都刻在了她的臉上。使人聊以自慰的是，隨著生存環境逐漸改變，她已走出了家破人亡的濃重陰影，逐漸地恢復著做人的尊嚴。她仍然在起早貪黑的忙碌著，為的是活得好一點，稍微再好一點點。
我和她談了一上午的白（不是採訪，因為她不在我這次採訪計劃中。誠如某些人所預料那樣，隨著時間流逝，人的壽命有限，個人的苦難無可奈何地退居到了二線，但，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民族苦難和全社會對道縣殺人事件的反思卻更加凸現出來了，一些從前對殺人事件三緘其口的人物也感覺到不能把知道的東西帶到骨灰盒裡去，應當說出來給全社會聽，給子孫後代聽。都是些離天遠離地近的人，心懷一片悲憫，就是不為自己作想，也當為子孫後代作想。我這次是來採訪他們的。）回賓館整理談話記錄時，我卻再一次陷入沉思。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採訪，特別是1986年的那次採訪，由於採訪渠道的限制，還有時間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思想觀念的局限，使得採訪中只注重殺人事件和殺人過程，而忽略了對人（被殺者和殺人者）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的觀照和探討，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比前者更本質。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將塗梅珠家的「被革命家史」記錄在案，供當政者和相關者研究。
塗家原本不是蚣壩大隊人，老家在蚣壩鄉（公社）上雲壩村（大隊）。
塗梅珠說：「我們家家破人亡的根子要怪我公公（爺爺），要是他好吃懶做，遊手好閒，我們家土改時，肯定是貧農。文革中不講殺別人，肯定不會被別人殺……」
那麼，塗梅珠的爺爺是一個什麼人呢？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手藝不錯的石匠師傅。塗石匠出生在上雲壩村一戶普通的農民家庭，父母留給他的東西主要只有兩樣：一個比較機靈的腦殼，一副比較健壯的身體。當然還讓他學了一門手藝，不過這不是主要的，塗石匠不學石匠，可以學木匠、砌匠，就是作田也是個田秀才。那一年，道江鎮修碼頭，塗石匠走狗屎運，包下了碼頭的石匠活，賺了一筆錢。正好第二年，道縣遭旱災，地價濺，塗石匠乘人之危，買了一些地，奠定了他小地主的基礎。
這個塗石匠平生有幾個可恨之處：第一、見了有錢的、有權的人，點頭哈腰，腦袋恨不得撳到褲檔里。第二、見了窮人，特別是那些打牌賭錢、好吃懶做的人，就眼睛翻白。第三，吝嗇，從來一分錢都捨不得花，有了九角錢還要想辦法跟人家再借一角，湊成一元整錢存起來，留著買地。第四、心狠，一天三餐只准崽女吃稀飯，兒子出去幫人家做事，他還要追到門口喊：不準死脹，脹大了肚皮，回家沒得吃。塗梅珠的父親外號叫「疤子」，就是小時候抬煮稀飯的鼎鍋，人小鼎鍋大，不小心弄倒了鼎鍋，讓稀飯燙傷了，留下一腿傷疤。
一個床上不睡兩號人，塗石匠的老婆也跟塗石匠一個德行，一天到晚除了苦巴苦做之外，就是盤算著怎樣發家致富。各種毛病比塗石匠只多沒少。村裡要是有人在他家園子里偷了一個瓜，在他家的茶山上砍了一棵樹，她要罵得半個村子的人都曉得。
因為羨慕人家家裡有斷文識字的人，塗石匠經過長期考察，決定送二兒子塗宏昇去讀書（回頭去看，這也許是塗石匠一生中所做的唯一正確的決定，儘管因為讀了幾句書給塗宏昇帶來了無窮的磨難，但也因之躲過了文革被殺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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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6
道縣是1951年開始土改的。土改前夕，塗石匠的家庭情況大致如下：五十畝地，一棟大瓦房，一座柴火山，五個兒子（第四子解放前外出謀生，不知下落）、四個兒媳婦，加上孫子、孫女，一家二十多口人，子女全部參加勞動，同時也請了長工。
塗石匠在土改中作為惡霸地主鎮壓了。
據塗梅珠說：「我公公（爺爺）就是不會做人，他對家裡人惡，對別人並不壞。我爸爸媽媽還活著的時候，聽他們講，從前家裡人長年吃稀飯，但請的長工師傅都吃乾飯。人家屋裡的人，你不讓他吃飽，他不給你下手做事；自己屋裡的人，就是不給飯吃，喝涼水也得發狠做。我公公家當時有50畝地，從數字上看確實夠得劃上地主的標準，可是當時我們家有二十幾口人，平均每個人只有兩畝多地，只相當一個中農的標準。土改以後，我們鄉貧農人家按人頭都分了兩畝地，和我們家土改前的情況差不了許多……你說我公公家的財產是剝削來的，不合理，你沒收就是了，不要殺人嘛；你硬要殺人，舊社會吃了剝削飯的人殺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後人嘛。我自己從生下來到現在都是靠雙手勞動生活，從來只有多做少得的，沒有少做多得的，為什麼還要把我做剝削階級搞？那個時候，一個三歲的小孩子都敢罵你，都講你是壞人。壞人總要做了壞事才是壞人，我，我父母，還有一起殺掉了的伯伯、叔叔、嬸嬸們一輩子都沒做過一件壞事……就是舊社會比別人家多兩個錢，那也是那個社會允許的呀！」
土改以後，塗氏兄弟分了家，各顧各地過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在都是從小做慣了的，在地里刨口飯吃還是刨得到，至少不用一天三餐都喝稀飯了。1954年，塗家兄弟將上雲壩的房產賣掉，遷到蚣壩圩靠做小生意為生。當時蚣壩圩非常蕭條，僅有一條200多米長的土石路，100多棟木板房、水磚房和茅草屋。因為塗家兄弟精明能幹，很快就在蚣壩圩上紮下了根。也許他們認為離開了老家，不再務農就永遠甩脫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沒想到這頂帽子就像長在腦殼上一樣，任憑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哪裡帶到哪裡。1958年農村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販，做手工業的木匠、鐵匠，通通收了進來，塗家兄弟成了衛星人民公社蚣壩大隊的社員，後來又改為蚣壩人民公社蚣壩大隊。老大塗宏光、老三塗宏昌在蚣壩圩上有鋪面，留在公社供銷社工作，性質就跟民辦教師差不多。小日子應當說過得不錯，在當地農村可以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水平。只是苦了塗老太婆，要吃輪供，還要挨崽女媳婦的罵。崽女媳婦在外面受了氣，回到家裡就拿她當出氣筒，罵她吃曉不得吃，穿曉不得穿，買田置地害後人。老太婆也自知理虧，縮成一團不敢做聲。後來三年苦日子的時候，崽女自己都沒得飯吃，哪裡還顧得上她，塗老太婆得了水腫病，吃糠團、石榴葉，腸梗塞憋死了。
塗家老二塗宏昇的命運比起三個兄弟要坎坷得多。1953年，因為在國民黨部隊里當過下級軍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關在衡陽勞改。1962年刑滿釋放回家。僅憑這一點，他的處境比三個兄弟就要慘了蠻多。他雖然心靈手巧，但體質較弱，加之從小讀書，後來又勞改，勞動力不是很好，農業活有些吃不消。幸虧當年塗石匠作主給他娶了個五大三粗的老婆，雖然長相有些不盡人意，干起活來比一個男人還強。那個時候，想跟塗家攀親戚的人不少，塗石匠選兒媳婦的標準只有一條：不看長相好不好，只看幹活行不行。要當塗家的兒媳婦，必須會篩米、會釀酒、會淹酸咸，特別還要提得起幾十斤重的潲鼎鍋。干這些活塗宏昇的老婆秦繼娥那絕對是一把好手。只有到這個時候，塗宏昇才真正認識到這個老婆的好處，沒有她這個家早就完了，沒有她自己恐怕連稀飯都喝不上。
干農活塗宏昇是半路出家，不象他的兄弟是奶叉子，所以做起事來總是手腳不那麼利索。1963年的某一天，塗宏昇在田裡犁田，吆喝牛的時候，鞭子向後一甩，打在一個貧農社員的額頭上。塗宏明連忙停下犁賠禮道歉。由於打得不重，且是無心之過，對方也沒有怎麼責怪他。本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晚上記工分時，治保主任將塗宏明叫上了台，剛上去，七、八個人圍上來掄起扁擔就打，塗宏昇被打得口吐鮮血當場昏死過去。塗家幾兄弟在下面看著，嚇得要死，都低著頭，不敢做聲。等到散會以後，才敢去看，一看人快不行了，連忙找了一塊門板抬回家。第二天又偷偷地抬到蚣壩圩上看醫生。醫生一看就問：「什麼事情打成這樣？」查過傷情以後，醫生說：「傷得太重了，農村醫院治不好，要到城裡去治才行。我這裡給你先開點葯，回家先吃著，要想法子馬上到城裡醫院去治，不然的話，不死也是個廢人。」就這樣又抬回家裡。養了一段時間后，塗宏昇對秦繼娥說：「我這樣不死不活的，終究熬不過去，我還是想到城裡去治病……如果治好了病，我就回來，如果治不好，死在外頭，你也不要管我了。」秦繼娥一聽就哭起來，可是也沒有其它辦法可想，只好同意了。就打發兒子跟他爸爸一起去，路上也好有個照應。塗老二收拾了一個小工具箱（他有修理鐘錶、收音機、鋼筆的手藝），帶著9歲的兒子悄悄地離開了家……
幾年以後，文化大革命暴發了，道縣颳起了殺人風……
塗梅珠說：「殺人的時候，正在搞雙槍，我們每天在隊上出工，連個信都曉不得。那一天，大隊上來人叫我爸爸媽媽去開會，我們都曉不得是什麼事。當時我父親不在家，我母親已經懷孕7、8個月，挺著個很大的肚子跟著去了。我帶著兩個妹妹在家裡等他們回來。一直等到很晚還不見人，我不放心，就跑到二嬸家裡去問情況。一進門，看見我二嬸一個大字樣躺在床上，渾身是汗，胳膊腫得多粗（塗梅珠用兩隻手比劃了個菜碗大小的手勢），儘是血印子，我驚問出了什麼事了。他們連忙搖手，叫我莫做聲，一做聲一屋人都會殺光去。我這才知道，我母親被下到窖眼裡活埋了。本來還沒有埋我母親，我母親娘家是貧農，因為我母親跟他們鬧，所以被埋了。這一次，一共埋了3個，除了我母親外，還有一個地主分子，一個富農子弟，這個人和我一樣大，當時也是17歲，讀小學的時候我們同過學。他們說他調皮搗亂，不服從改造。當時捆我二嬸，新籮索捆斷了兩根，手都捆斷了，他們還說她學了剪刀法。我叔叔塗德被一鋤頭打斷了腿。他們兩個本來也下到窖眼裡去了，後來問他們認不認罪，他們講認罪；問他們老不老實，他們講老實；就用索子又吊出來，作為寬大處理。我這時候也曉不得傷心，只曉得害怕，趕快回到家裡，叫我小妹妹給舅舅家報個信，因為我舅舅家是貧農，請他們過來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舅舅過來了，也不敢進我們的家門，約在後麵茶山上見面。舅舅也沒有辦法，只是交代我好好守住屋，小心一點，自己不要出了問題。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們父親的消息，後來才知道他是聽了消息，連夜逃跑了。聽到隊上的人講，我父親逃跑以後，在洪塘營那邊的瑤山上，被巡邏的民兵發現了，活活地亂刀砍死，拋屍荒野。至今我們都不知道具體死在哪個地方。
「第二天，頭天沒殺的人又被捉了去，殺了。其中就有我叔叔、嬸嬸，還有大伯。當時把我們大隊的，還有其他幾個大隊的地富分子和子女，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捉了去，捆得死去活來，關到公社供銷社的倉庫里，老老小小几十個人……最後決定全部都要下到窖眼裡去。那時候我整個人都是木的，也曉不得傷心，也曉不得害怕，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曉得他們喊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也是命大，拖出去殺的時候，正好碰到區里一個幹部路過，看見了說了一句：『大老虎殺了罪有應得，殺小孩子不符合黨的政策吧。』結果臨時又把我們三十多個小孩子和女崽留了下來，稍大一點的男人們還是下到窖里去了，和殺我母親他們一樣的方法。一共有二三十個人。現在我母親的屍骨和他們的屍骨都還在那些廢窖裡面。我母親的屍骨正在蚣壩農業銀行的櫃檯下面，他們的屍骨就在蚣壩鄉政府圍牆外面不遠的地方……
「我們家父親母親，叔叔伯伯家的男人們都殺光了。只剩下二伯伯和一個堂弟因63年那件事，跑出去治病，才留下命來，現在在新疆工作。82年，我二伯拿著平反通知書回了一趟道縣，大隊上還要抓他，嚇得他跑回了新疆，再也不敢回來。
「父、母被殺之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又來搞『第二次土改』，把我家的房屋、牲畜、農具、糧食、衣被抄沒一空。只給我們幾家人留下房子一棟，把堂姐、堂妹和我們姐妹趕到一起住。當時我17歲，大妹妹11歲，二妹妹8歲，小妹妹4歲。可憐我們四姐妹過的日子，真是饑寒交迫，豬狗不如。那一年9月份，治保主任朱賢儒、李德兵幾個人為首的所謂『法院領導』來給我『指婚』，指名道姓要我嫁給同組一個蠢子（傻子）當老婆。我堅決不同意，結果被當場一頓毒打，後來又大會斗，小會批，經常遊街示眾，受盡侮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在家裡獨自流淚時都無法安寧，經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堵在門口對我進行調戲、侮辱。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幾次想到尋短見，可是一看到年幼的妹妹，尤其是剛剛4歲的小妹妹美珠，我又不能死。我死了，她們怎麼活呢？後來，聽說縣城裡有部隊叫47軍能救我們，我想反正大不了都是一死，留在屋裡遲早也會餓死，不如拼著一死到縣裡去找條活路。我就在一天夜裡帶著三個妹妹逃了出去，向縣城方向逃跑。妹妹們年紀小，我一個人拖大帶小，實在走不動了，就在路邊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睡著了。天亮的時候，一個老婆婆把我們叫醒，她就是這家屋裡的主人。她問我們從哪裡來的，到哪裡去。我看著老人家慈眉善目的就像我媽媽一樣，就哭著把我們家的悲慘遭遇對她講了。老人家說：『你這事情，47軍也解決不了。縣城裡好多逃出來的地富（子女）都在那裡要飯，你一個女崽，還帶著3個小女崽，怎麼活得了。我給你指條路，看你走不走。』她就給我介紹了他們村一個叫何維順的青年，要我嫁給他。又把我帶到何維順家去看人，我一看，何家雖然很窮，還有一個70多歲癱瘓在床上的老父親，但人蠻老實，也抻抻吐吐（長相還可以的意思）。不是這種情況，他也不會娶我為妻，而且何維順，就是我現在的丈夫，答應幫我養大三個妹妹。當時我已是走投無路，為了年幼的妹妹，也為自己求一個安定，就答應了。我的丈夫原來是水南大隊的團支部書記，因為跟我結婚，說是喪失了階級立場，把個團支書也給撤掉了。
「1968年的5月，我在丈夫陪同下，麻起膽子回了一次蚣壩娘家，只有短短大半年功夫，我家的房屋竟然變成了豬圈，四壁全無，豬屎滿地，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唐化通把我家房子的板壁拆走了，又把房子做了他家的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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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7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採訪了蚣壩公社以後有沒有必要再去興橋公社採訪呢？當時我們有些猶豫。
興橋公社殺人並不在少數，有264人之多（其中自殺17人），全縣排名第三。特別是該公社洲背大隊文革殺人風中有一個地主分子點火自焚，影響很大。根據處遺工作組有關資料披露：1967年8月25日，蚣壩區興橋公社洲背大隊決定殺害本大隊地主分子何明昆父子4人，民兵來抓人的時候，何的大兒子何社安，當時35歲，帶著14歲的弟弟何解成僥倖逃脫，何明昆和他卧病在床的二兒子何安東被堵在家裡。何明昆用一根杠子把門頂住，抓把刀坐在屋裡。當時外面喊聲震天。何明昆自知無法逃脫，遂放火點燃了自家的房子，水（土）磚木板結構的房屋頃刻大火沖頂，何明昆自己的兩間房子，還有隔壁何平珍 家的一間半房子，以及牛欄、豬圈等全部燒光。何明昆父子在大火中燒成兩段焦炭。此事原作自殺處理，后經複查定為被殺。自殺與被殺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自殺沒有殺人責任人，被殺有殺人責任人。
實際上要採訪的內容還很多，關鍵的問題是時間不夠，我們在蚣壩採訪花的時間多了一點，還有好幾個重要的區、社急著要去。而且越採訪心裡越虛，根據我們的經驗，這種事件一般都是包得鐵桶一樣，讓我們這樣大大方方地採訪，心裡反而覺得不踏實。我與張明紅商量了一下，他說：「處遺工作宜粗不宜細，我們也要宜粗不宜細，首先抓緊時間把八個區全部跑一遍。以後有時間，再殺他一個回馬槍。」於是我們決定儘快結束在蚣壩的採訪，馬上轉到祥霖鋪去，據說那邊的情況比蚣壩這邊還要驚心動魄。
那天下午，我們早早地在蚣壩鄉馬家嶺村結束採訪以後，準備趕到蚣壩圩坐班車返回縣城。我們離開馬家嶺，沿一條簡易的砂石公路去蚣壩，路過一片茶山時，聽得路邊茶樹林中一陣簌簌的響聲，彷佛有一條趕山狗在裡面穿行，我們心裡一驚，正扭頭觀看時，一個人從茶山裡的小路上竄了出來，氣喘吁吁地攔住了我們，把我們嚇了一跳。該人五短身材，蓬頭垢面，年紀二十上下。
「記者同志，記者同志，我有一個情況要向你們彙報。」他急切地說著，樣子好像很緊張。
這時候我猛然想起，剛才在馬家嶺找村幹部了解情況時，禾堂邊有一個正在做木工活的年輕人，好像就是他。當時他正專心致志做著手上的事，頭都沒抬，莫非在尖起耳朵聽我們談話?
年輕人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看得出追我們追得蠻急：「記者同志，你們是不是下來調查的？能不能到我們大隊去調查一下？」看到他說話很急，我們說：「不要急，有什麼事慢慢說。你是哪個村子的？叫什麼名字？」「我是興橋公社許家大隊的。我們大隊也殺了蠻多人。大隊上的人不準說，說你們這些地主崽子這一次表現好就算了，表現不好，下一次上頭又喊殺，要殺你們個做種的都沒有。把我們那裡的人（遺屬）嚇得都不敢說話。」說完這句話，他轉身又跑進茶山裡，跑得那麼突然，就像他來得那麼突然一樣，沒等我們反映過來，已經消失在茶山之中。
我們站在那裡，良久無言。可以肯定這就是一個遇害者遺屬，我們在道縣採訪期間，採訪遺屬的機會並不多，像這樣自己找上門來的這是頭一次，這個年輕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況下，追過來向我們反映情況，該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氣啊！想到這裡，對他不留姓名匆匆離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張明紅說：「小譚，農村中『左』的影響還是很深，想要肅清『左』傾思想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還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在採訪中一定要注意，千萬不能給受害者遺屬留下不必要的麻煩。」
我說：「這個我明白，我會注意的。但是我覺得無論怎麼說，許家大隊我們還是要去一趟的。」
「那是當然。沖著這個告狀的遺屬我們也應該去。」
聽到我們說要去許家大隊採訪，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感到有些奇怪：「你們要採訪可以去夏柳（殺36人，其中自殺1人），去麥子塘（殺36人，其中自殺4人），去洲背（殺31人，其中自殺2人），那裡殺人比較多，情況比較典型。 許家那邊比較簡單，也就是個中游水平（殺10人，其中自殺1人）。」
但是——許家那邊說簡單也簡單，說不簡單還真不簡單。筆者在前面說過，道縣文革殺人的個案，只要有機會深入採訪，就會有許多深層次有特色的東西浮出水面，許家大隊也不例外。
許家大隊文革殺人的來龍去脈還得從公社召開殺人動員會談起。（1967年）8月24日，興橋公社召開全社大隊以上幹部會議，公社武裝部長楊友道、「紅聯」司令王盛光主持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大肆傳播「敵情」。王盛光在講話中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要求「每個大隊把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壞傢伙幹掉兩個。」許家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到公社參加會議之後，回到村裡，第二天（25日）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經過討論，決定打個折扣，「幹掉一個」。幹掉的對象叫胡成潔，上中農，解放前當過偽保長，民憤很大。
8月26日，大隊召開群眾大會，先沒有驚動胡成潔，只是喊他和其他的四類分子都要參加會議，接受批判。開會時，大隊支書蔣紹友首先把從公社會議聽來的「敵情」傳達了一遍，然後說：「我們大隊也有這麼一個壞傢伙，搞了很多破壞活動，不老實改造，跟外面的『黑殺團』遙相呼應，企圖翻天……他以為自己隱藏得很好，乾的那些壞事別人不知道，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一切反革命活動都在我們掌握中。現在給他最後一個機會，站起來，老老實實交代自己的罪行，爭取坦白從寬。」
此言一出，會場里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都把頭撳得更低了，都把眼睛看著地下。
蔣支書說：「他現在還不老實，還在負隅頑抗，企圖矇混過關，大家說怎麼辦？」
與會群眾一聲齊吼：「揪出來！」
話沒落音，早就站在胡成潔後面的兩個基幹民兵一把扭住他的手臂，反到後面，把他揪了出來。
會場上馬上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
「打到胡成潔！」
「階級敵人要翻天，我們堅決鎮壓！」
……
把胡成潔揪到台前以後，馬上又有人拿過索子來把他五花大綁捆了起來。
大隊貧協主席胡成明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胡成潔的「罪行」和死刑。治保主任黃永恩、民兵營長許家龍帶領幾個基幹民兵把胡成潔拖出去用馬刀砍了。
殺了胡成潔之後，一個名叫楊玉如的地主婆嚇得魂不附體，竄塘自殺，喝了一肚子水沒死成，被家人撈起來，救了回去。
8月27日，公社又召開各大隊貧協主席、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通報殺人情況。會上，許家等大隊因思想保守、殺人太少受到批評。
8月30日上午，興橋公社黨委組織委員鄧宏春來到團結大隊（豹岩村、蓬塘屋村），召開團結片（包括許家、團結、葉子山等三個大隊）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擴大會議，各大隊黨員、紅聯頭頭全部參加，有40餘人。鄧宏春在會上說：「現在道縣的階級鬥爭形勢十分嚴峻，階級敵人蠢蠢欲動，他們要搞政變，搞暴動，要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殺一半。我們怎麼辦？我們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決定要殺誰，貧下中農說了算。團結大隊、許家大隊、葉子山大隊該殺的四類分子還要再殺一批，不殺不平民憤，不殺就不得了。要摸清底子，凡是在社會上搗亂的、擾亂社會治安的、調皮搗蛋的，該鎮壓的立即鎮壓。」
據處遺工作組有關材料披露，團結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0人，其中自殺2人。67年8月30日，公社組委鄧宏春到團結大隊召開會議，督促殺人，這次殺了9人。在策劃組織了團結大隊的殺人行動后 ，鄧宏春又親自來到許家大隊，研究「補火」問題。鄧委員說：「許家大隊對階級敵人的鎮壓行動太過於心慈手軟了......好比煮了一鍋夾生飯，吃不得，要狠狠地補上一灶火。」經研究決定再殺8人，名單如下：地主分子許振舒，男，56歲；許振舒的兒子許家鑾，男，37歲；地主分子許振柏，男，54歲；許振柏的兒子許家益，男，21歲；地主分子許振書，男，54歲；地富子女許家昆，男，33歲；許家倫，男，31歲；上中農許家能，男，50歲。許家能雖然不是四類分子，但這個人嘴巴子多得很，喜歡講怪話，對社會主義不滿，因此決定也同階級敵人一起鎮壓了算了，反正一個富裕中農離階級敵人也就是一步之遙。
當天晚上開會宣布死刑的時候，許家益拚命地喊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我不做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要做貧下中農的接班人！」大隊支書蔣紹友聽了，對其他幾個主要的幹部說：「家益這個乃崽平時表現得還是蠻老實的，這一次他要走革命的道路，我看還是給他個出路，留下來也好教育其他地富。」其他幾個幹部說：「蔣支書講了給出路，就給出路吧。」於是就叫民兵把許家益牽了過來，跪在地上。蔣支書問他：「家益，你不做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要做貧下中農的接班人，那我問你，貧下中農這一次殺得對不對？」「殺得對，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把你老子老兄他們殺了你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他們是罪有應得！」「判你的死刑，你也沒意見？」「也沒有意見，但是我要求跟他們分開殺，我就是死了也要跟他們劃清界線。」「好！」蔣支書高興地說：「有你這個態度，我們可以考慮對你寬大處理。但是這個事情我一個人做不了主，還得廣大貧下中農說了算。」許家益聽得這個話，轉過身子對著站在一旁的貧協主席胡成明拚命磕頭，留著眼淚說：「成明叔，你老這一次能夠給我一條出路，我這一輩子報答你的大恩大德。」胡成明說：「家益啊，給你一條出路不難，但是你要保證老老實實改造，地富裡面有什麼情況你要馬上彙報。」許家益連聲保證：「我老實改造，我一定彙報。」於是當場就把他的索子解脫了，宣布寬大處理。
這時候，又有人提出來，楊玉如這個地主婆抗拒改造、畏罪自殺怎麼辦？又決定把楊如玉捆起來，陪斬。楊玉如當時躲在家裡，把門閂得緊緊的，民兵跑去敲門的時候，她以為是要來殺她了，一索子弔死在樑上。
7個人被殺對象，當天晚上由治保主任黃永恩和民兵營長許家龍帶領民兵押到鴨子塘那邊，黃永恩一個人一口氣砍了6個人，剩下1個，黃永恩說：「不能只有我一個人革命，你們都不革命。」眾人聞言，一起上來把最後一個亂刀砍死。
殺人之後，大隊成立「浮財清理小組」，將被害人家財物查抄一空。
接下來，大隊團支部書記許立元和他的父親許成仁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大隊還隱藏了一個日本保長，我們不能只殺地富，不殺漢奸。」
原來本大隊有一個叫做許立陞的人，這個人土改時划的中農，土改后參加工作，現在興橋公社夏柳小學當老師。說起他當日本保長這段歷史問題，如果不是許立元、許成仁兩父子提起來，大隊上的人幾乎都不記得了。1944年9月，日本鬼子打到道縣，在縣裡成立了「維持會」，縣「維持會」要求下面各村每村推舉一個保長出來，當時年僅18歲的許立陞因為讀過幾句書，斷文識字，被族人推舉出來應了這個差。到當年年底，日本鬼子退走，許立陞這個挂名的日本保長當了不過兩個月，不但日本鬼子的面沒見過，連縣裡漢奸的面都沒見過。但不管怎麼說這還是嚴重的政治污點。按照鄉親們回憶許立陞在當日本保長期間沒幹過什麼壞事，是族裡人推出來應付上頭的。可是那年年底許成仁被白崇禧部隊抓了兵，懷疑是許立陞背後搞的名堂，一直耿耿於懷，就想趁著這個機會報仇雪恨。
許立陞做夢都沒想到這段經歷會給他惹來殺身之禍。他以為家庭出身中農，又是人民教師，吃國家糧的，不歸農村管，各次政治運動都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就是村裡的人殺光了也莫想殺到他頭上來。所以當許成仁等人帶著民兵來抓他的時候，他憤怒地抗議：「我是中農出身，人民教師，你們憑什麼抓我？」許成仁一句話就把他打蔫了：「你這個日本保長，你這個漢奸！還不老實，老子一槍（鳥銃）斃了你。」
由於許成仁、許立元等人堅持要殺許立陞，大隊上的其他幹部也都同意了。9月21日，許成仁親自把許立陞牽去「執行死刑」。這時候許立陞大概也知道了一點事情的來由，他哀求許成仁道：「成仁叔，（二人年級相仿，但輩分相差一輩）你我無冤無仇，你老放我一條生路，我一輩子都會記得你的大恩大德。」許成仁冷笑一聲：「無冤無仇？你解放前抓了我的兵，這個仇我記了一輩子。」許立陞還想解釋：「成仁叔，那個事情怪不得我……」許成仁打斷他的話怒斥道：「不怪你怪哪個？少啰嗦，今天放了你，好讓你明天來殺我？」說完端起鳥銃對著許立陞開了一銃。許立陞中彈倒地以後沒有死，許成仁又拿過一把馬刀來，把許立陞的手指砍掉放血。許立陞痛得在地上打滾，拚命哀求道：「求你給我一個痛快，求你……」許成仁說：「你想死得快也可以，我問你，認不認罪？服不服法？」許立陞把眼睛死死地閉上，直到斷氣，再沒說一句話。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清溪區位於道縣東部，地跨瀟水、泠水（寧遠河）兩岸。著名的把截大嶺從寧遠入境，向南延伸，形成道州盆地的東部邊緣。瀟水經東門、清溪、青口三個公社流入雙牌縣的紫金山，1961年雙牌水庫築壩蓄水以後，這段河道和三個公社的部分地區成為雙牌水庫庫區。發源於寧遠縣九凝山的泠水，在水市、大陽洞穿過把截大嶺流入道縣，經柑子園公社，沿把截大嶺西麓北行，到達油湘公社，在這裡匯納兩條發源於寧遠的小河，拐頭向西，於青口公社的武家灘注入瀟水（雙牌水庫）。該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個殺人「重災區」，共殺617人（被迫自殺51人），其中槍打74人，刀殺93人，沉河180人，炸死14人，投岩洞19人，活埋108人，棍棒打死51人；滅門24戶。
要摸索清溪區文革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得從該區武裝部長蔣友元說起。蔣部長是個直筒子、爆脾氣，不像鍾昌友那樣天生是塊當政委的料，生性是個喜歡打衝鋒、打硬仗的角色。正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他手下的清溪民兵自衛團在道縣民兵師中也是大腿上綁銅鑼——走到哪響到哪。（67年）8月15日，蔣友元接到「紅聯」總部通知，到營江參加武裝幹部會議。會議在營江小農場的塘邊召開，融融月光下，大家一邊乘涼，一邊吃西瓜，一邊開會。鄭有志在會上介紹了「革聯」8•8搶槍的過程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然後出了個題目叫大家討論：「革聯」是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革聯」搶槍是否是反革命政變？與會者對「革聯」的反革命性質和滔天罪行表示了極大的階級義憤。經討論，會議決定：一、每個公社抽調20名民兵集中到營江進行文攻武衛；二、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勝利」的道路；三、每個區都要把民兵組織起來，設卡站崗，清溪區負責水路，四馬橋區負責湘源錫礦方向的道路，車頭區負責零道公路，壽雁區負責通往廣西方向的道路，嚴防「革聯」下鄉串連，嚴防階級敵人暴動。同時研究了拔掉二中（「革聯」總部）這個土圍子的初步方案。在談到加強對四類分子管制的問題時，鄭有志說：「四類分子調皮搗蛋的可以幹掉幾個。」
會議開了大約一個小時，有人來報，說二中「飛虎隊」要來偷襲。為防萬一，鄭有志連忙招呼大家散會。
8月17日上午，蔣友元在營江給清溪區秘書左昌雲掛了個電話，傳達營江會議精神。電話中特彆強調，四馬橋有地富殺貧下中農，要清溪一定要提高警惕，千萬不能讓敵人先下了手。左昌雲接到電話后不敢怠慢，立即向下面各公社秘書作了傳達。
第二天，蔣友元回到清溪，找到區公安特派員聶告春商量加強對四類分子管制等事宜。兩人議了一下，決定20號開一個全區幹部大會，由蔣友元傳達上級精神。
20日開會之前，鄭有志從營江來過電話，說軍分區趙司令和47軍梁連長要來營江，叫蔣友元趕快趕來彙報敵情。事關重大，蔣友元只好把清溪開會的事交給聶告春和左昌雲等人，自己帶著一隊民兵火速趕去營江。
21日，向趙副司令員和梁連長等彙報敵情，就是筆者前面寫過的「營江彙報會」。
「營江彙報會」結束后，下午3點多鐘，鄭有志招呼蔣友元等人，在白地頭大隊部開了一個各區武裝部長聯席會議。這是一個小範圍的核心會，與會者只有8人：鄭有志、鍾昌友、廖明忠、劉厚善、劉富希、蔣友元、楊衍生、彭仲球（營江公社武裝部長）。會上通過一項重要決議：做好革命的兩手準備，如果47軍不採取措施取締「革聯」，我們就組織力量消滅它。每個區挑選60名比較好的退伍軍人，8月23日晚到一區鄭家大隊集結待命，由劉厚善負總責，其任務是守住去寧遠、（湘源）錫礦的公路，水陸兩路卡死二中（「革聯」）的進出，統一行動，兩面夾攻，消滅「革匪」。另外，發動全縣民兵和群眾不送公糧，也不進城賣小菜，看「革匪」能頑抗多久。民兵組織起來以後，吃飯的問題從公糧中解決，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聯席會議開到下午6點多鐘散會，路上，鄭有志詢問各區殺四類分子的情況。劉厚善（一區）、蔣友元（九區）、楊衍生（十區）都說自己的區里沒有聽到有殺四類分子的情況。劉富希（八區）說：「楊家殺了7、8個，怎麼辦？」鍾昌友（二區）說：「梅花打死了一個。」廖明忠（四區）說：「橋頭斗死了一個。」鄭有志：「我們區廖家一個晚上就搞掉6個。武漢、長沙武鬥打死那麼多，死了還不是死了。崔（保樹）部長說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解決『革聯』的問題，『革聯』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都好辦。」
22日上午，蔣友元從營江回到清溪，剛進區公所，就在房間門口遇上了左昌雲，左笑咪咪地迎上來說：「蔣部長，你回來了。」蔣友元說：「回來了，回來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營江的民兵已經組織起來了，還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有兩個調皮搗蛋的壞東西，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幹掉了。我們區如果有調皮搗蛋的也要幹掉一兩個，剎剎歪風。」左昌元說：「蔣部長，我也要向你彙報一個好消息，我們區各項工作都已經全面展開了，尤其是青口公社走在最前面，他們已經開過了『五巨頭』會，搞得轟轟烈烈。」原來，8月15日，青口公社武裝部長李敬學跟蔣友元到營江參加武裝幹部會後，回到公社沒有按照慣例等區里開會以後再跟著開會，而是搶先一步，在8月17日召開了全社大隊支書、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文革主任會議（俗稱「五巨頭」會議）貫徹營江8•15會議精神，渲染「敵情」，煽動殺人。（區里20日開過會後，該公社又於21日再次召開會議部署殺人。）
聽了左昌雲的彙報，蔣友元連聲說好，又說道：「我在營江那邊還有一些要緊的事要辦，這邊就交給你們了。」
左昌雲連聲說：「蔣部長，你放心，你放心。」
當天下午，左昌雲就向清溪、青口、柑子園、油湘、白芒鋪等五個公社全部打了一通電話，傳達蔣部長關於「調皮搗蛋的幹掉一兩個」的重要指示，並通知各公社主要負責人23號來區里參加脫產幹部會議。
從來做事雷厲風行的蔣友元也於當天把集中民兵的事情辦妥了，並於23日晚帶到平塘，封鎖零道公路，準備攻打二中。但由於蚣壩區民兵未來，破壞了統一步調，攻打二中的事情暫時擱了下來。
這一天（23日）清溪區里召開了第二次殺人動員會。當天下午，青口公社青口大隊將本大隊一名地主分子魏永成和一名地富子弟何靖東（據說參加了革聯）牽出去沉了河。當天晚上，白芒鋪公社白芒鋪大隊在公社武裝部長余芳元的指示下殺了3人；野竹福大隊也將一名四類分子周健沉了河。
其他幾個公社動作稍慢一點。
油湘公社8月25日召開民兵誓師大會，公社公安特派員李本躍主持，公社秘書何潤龍傳達區8•23會議精神，煽動部署殺人。
當天晚上，痛感已經落後於形勢的李本躍親自到油湘大隊找到大隊支書王茂彬面授機宜，當晚即召開大隊幹部緊急會議，研究殺人名單。第二天殺了6人。
8月27日，公社主任陳四桂到同心大隊煽動部署殺人，效果比較明顯，一傢伙殺了16個。
清溪公社的殺人動員會也是在8月25日召開的，主持會議的是公社武裝部長李賢才，傳達區8•23會議精神的是公社秘書廖明彪。此二人在本次處遺工作開展前相繼病故，很多事情因為死無對證變得很難說得清楚。
相對而言，白芒鋪公社的情況要清晰明了一些。白芒鋪公社也是8月25日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動員殺人的。
下午，公社紅聯頭頭、公社幹部何明玉以特派員的身份下到灣田大隊督促殺人，共殺12人。
當晚，公社婦女主任何茂菊到新鋪大隊煽動督促殺人，共殺34人，其中最小的只有28天。
當天，紅聯頭頭、公社會計左昌琪下到竹山大隊煽動殺人，因大隊幹部意見不統一，沒殺成。28日，左再次來到該大隊，結果殺2人。
8月26日晚，公社婦女副主任吳代貞下到繞塘大隊煽動督促殺人，共殺17人。
8月28日，公社武裝部長余芳元再次召開大隊幹部會，統計殺人數字（根據余部長的統計，白芒鋪公社8月23-28日共殺72人），表揚先進，督促後進。會後，8月29日又形成一次殺人高峰，殺30餘人。
柑子園公社的殺人情況，將在下文中結合「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成立的過程專門講述。
關於清溪區層層開會、層層策劃部署殺人的具體過程不再贅述。不贅述的原因有二：其一、這些會議，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我們前面寫過的清塘區、蚣壩區大同小異，幾句話反反覆復，說來說去，沒什麼新鮮東西。其二、與清塘、蚣壩等區一樣，現在揭發出的各個責任人在會上的發言、講話、指示都明顯地有作過某種修正的痕迹，特別是某些關鍵性字眼，無一例外地使用其他中性字眼替代了。不過這也容易理解，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天性，殺人有功的時候，恨不得說都是自己親手殺的，沒有自己，人就殺不成，他們怕死不革命，老子刀山敢上，火海敢闖；臨到要追究責任的時候，就變成了我從來沒有指示過殺人，開始殺人時我信都曉不得，後來下面殺得血湖血海我才曉得。人們只能從會議之後出現的嚴重後果去反推他們在這些會議上究竟說了些什麼，幹了些什麼!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區武裝部長臨上殺人第一線的僅有蔣友元一人，其他人基本都是君子遠庖廚，不去這種地方。對於這一點，蔣友元感到憋屈得慌，他說：「我就是一根腸子到屁眼，筆直的一個人。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破事，我是老虎不吃人，形象惡。不像有些人躲在後面盡出歪點子，把我頂在前面當槍使。」
那麼這桿槍到底是怎麼使的呢？
前面已經說過，8月23日，蔣友元按照8•15營江會議的決定把清溪民兵自衛團的60名骨幹帶到了指定的集結地，準備打二中，沒打成。這時，一區武裝部長劉厚善來找他借槍，因為一區決定24號在龍江橋開一個萬人殺人現場會，會上準備槍斃1個壞東西（后臨時增加至6個），害怕「革聯」搞破壞，特請求清溪民兵自衛團派武裝民兵支援。蔣友元說：「派人派槍沒有問題，但是沒子彈。」蔣友元手上槍倒是有幾十條，但子彈奇缺，特別金貴，他有點捨不得。劉厚善說：「子彈我來想辦法。到時候，你的人馬一定要到堂，千萬誤不得事。」蔣友元是個實在人，應承的事，就是駟馬一鞭，次日清早就帶著十幾條槍到了龍江橋，索索利利把事辦了，也不待劉厚善說聲多謝，又帶著民兵回了白馬渡 民兵指揮部。
第二天（25日）下午3點多鐘，清溪民兵自衛團設卡站崗時，看到河對面東門公社高車大隊牽著一隊地富去沉河。被沉河的人中，一個叫梁先雨的地富子弟仗著水性好，突然跳河泅水逃跑。高車的民兵沿河一路喊一路追。清溪民兵自衛團的民兵在河這邊看到了，也跟著追。一個名叫李先財的民兵排長端起步槍，瞄著水裡的「逃犯」，「砰砰」兩槍，可惜沒打到。蔣友元的鼻子都氣歪了，大罵李先財：「你浪費我兩發子彈，要賠！還說是什麼複員軍人、神槍手，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犯法。」罵得李先財面無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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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8
說到梁先雨，筆者不禁有點為他惋惜，本來他有可能創造死裡逃生的奇迹，但運氣實在差了一點，碰到了清溪民兵自衛團的民兵。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沉河的一般做法都是將「人犯」雙手捆在背後，再吊一塊大石頭，或者掛一個裝滿卵石的小竹簍子在脖子上，然後丟進河裡。據說梁先雨吊的是一塊石頭，不像竹簍子那樣容易系得牢實，跳到河裡以後，七弄八弄，不知道怎麼弄的，竟然把捆在身上的大石頭弄脫了，石頭一脫，「通」的一聲，腦殼衝出了水面。 隨著民兵們的一聲驚呼，已經順流游出了幾丈遠。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跳河逃跑的舉動，被河對岸的清溪民兵看見了，李先財砰砰兩槍沒有打中。狡猾的梁先雨把頭向水裡一沉，做出一個好像被打中了的樣子，潛在水底向下游游去，再次露出頭來，又是十幾丈開外。雖然還在步槍射程之內，卻已遠遠超出了鳥銃的殺傷範圍。鳥銃打不著，步槍又怕浪費子彈，民兵和幹部們只好高聲吆喝著沿河岸追趕。梁先雨雙手被捆，行動受到極大限制，眼看就要被追上，強烈的求生慾望，竟然使得他猛地掙脫了捆手的繩索，人好像一下就飄了起來，遊動的度明顯加快。沿河遊了大約兩里來地，前面出現了一條廢棄的攔河壩，兩排殘缺不齊的木樁有些還露在水面上，水流過去激起一線水花，遠遠望去一道白森森的水線橫在河中。梁先雨如果能趕在民兵之前游過攔水壩，或許尚有一線生機。但人在水裡游畢竟不如岸上跑得快。沿瀟水兩岸追趕的民兵先後都在梁先雨之前短到了壩上。梁先雨看到前面攔河壩上有民兵短著，轉身向河西遊，河西的民兵端著鳥銃、揮著馬刀短過來；他又轉身向河東遊，河東的民兵端著鳥銃、揮著馬刀短過來。這時候，岸上的民兵已經完全不著急了，輕鬆地在河岸上跑來跑去，看著獵物在河裡作徒勞的垂死掙扎。幾個來回下來，梁先雨精疲力竭，徹底絕望。他放棄了最後的掙扎，手也不劃了，腳也不踹了，讓水流推著他慢慢地靠近攔河壩壩基，當身體觸到了傾斜的壩體，他抬起頭，看著壩上端著鳥銃的民兵，拚命地向前爬了兩下，猛然從水裡站起來，雙臂下垂，閉上眼睛張大了嘴巴拚命喘氣。十幾支上了鐵碼子的鳥銃一齊轟響，一團團灰色的煙霧在壩上騰起。梁先雨身子向後一仰，直挺挺地倒在水中，一圈又一圈殷紅的血液在湍急的流水中漾開，旋即吞沒在白色的水花中……
就在同一天，白馬渡大隊開會研究，決定殺5名壞東西（3名地富、2名貧農），大隊支書黃名佑（黨的「十大」代表）打發治保主任朱榮恩到白馬渡民兵指揮部請示蔣友元。蔣友元說：「群眾講殺就殺。」得到批准后，白馬渡大隊當晚就行動抓人，有2個傢伙得了信逃跑了，只抓得3人，於27日沉了河。為表示對「貧下中農革命行動」的大力支持，蔣友元親臨殺場監斬。
同日，（8月27日），蔣友元帶領清溪民兵自衛團的40多個民兵到油湘公社執行任務，在油湘大隊幹部葉友成家吃晚飯時，葉友虎向蔣部長請示殺人問題，蔣答覆道：「一兩個四類分子殺了還不是殺了。」
第二天，油湘公社在供銷社樓上召開各大隊幹部會，李本躍主持，蔣友元作報告。蔣在報告中著重講了兩個問題：一是「革聯」的問題。他說：「革聯這個組織嚴重不純，9個頭頭有7個出身不好，扛槍的人70%是四類分子（子女）。8月8號，他們搶了武裝部的槍，搞反革命政變，一旦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貧下中農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就跟國民黨一樣，下來搶錢搶糧，殺豬，無惡不作。」二是殺地富的問題。他說：「貧下中農起來殺了幾個地富，這是革命的行動。我們說『好得很』，『革匪』說『糟得很』，說明他們跟地富是一個鼻子出氣的……對於四類分子老老實實的可以不殺，調皮搗蛋的可以殺兩個。」併發了摸底表，要求各大隊上報殺人名單。
會議后，油湘公社再次出現殺人高峰。下面要講的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就是這次會議的一個直接結果。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道縣文革殺人期間任中共道縣縣委組織部長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衝擊，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作為「犯過錯誤的當權派」掛了起來。「革聯」8•8搶槍之後，「紅聯」總部從縣委大院退守營江，一批受「紅聯」控制（或曰保護）的領導幹部隨之疏散到道縣各地農村。王安生就是這些幹部中的一員，他到了清溪區青口公社團結大隊。團結大隊是王安生搞「社教」時蹲點的地方，他跟這裡的幹部群眾很熟，這裡的幹部群眾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時期，能到這樣的地方暫避風浪，確實是一件讓人心情愉快的事情。雖然王安生這一次來青口，遠遠不如前一次那麼風光，但團結大隊的幹部群眾還是認他這個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頗為流行的民謠說得好：雞是雞來鳳是鳳，鳳凰落毛不如雞；有朝一日毛長起，雞還是雞來鳳還是鳳！王部長就是這樣一隻脫毛的鳳凰。
（1967年）8月中旬，王安生來到團結大隊，先在大隊貧協主席蔣先富家住了三天，后被青口公社副書記周書接到廟頭三隊老貧農何文擾家住，和周書兩人同住一間房子。王安生來大隊時，大隊尚未出現殺人問題。以後大隊先後兩次殺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擾家。
8月21日，青口公社武裝部長李敬學在公社召開各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會議，貫徹上級領導的精神，說是又要殺地富了。團結大隊派去參加會議的民兵營長何昌錕、貧協主席蔣先富、治保主任鄭三喜回來后，向支書何家生做了彙報，當晚即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決定殺地富分子何靖東、魏永成二人。
8月23日上午，殺何、魏時，王安生和周書都在這個大隊 。梅花公社社長何昌金是青口廟頭人，正好回家休息，當時，瀟水漲水，何昌金到河邊看洪水，看見王部長和周副書記也在這裡，連忙接到家裡。泡上茶，點上煙，擺上紅瓜子，剛坐下來不久，就見民兵營長何昌錕等人趕來報告：「王部長，今天我們大隊要殺兩個壞分子。」王安生點頭笑笑，說了一句他平時最愛說的口頭禪：「那好！那好！」何昌錕等人風風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們喝杯茶再走，何昌錕搖搖手說：「等一下來喝。」茶水還沒涼，何昌錕等人又來報告：「兩個壞東西已經幹掉了。」王安生又是點頭一笑，又說了一句：「那好！那好！」
9月4日，團結大隊在大隊小學校的大廳屋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和黨團員參加的幹部會。周書和王部長列席會議。周書首先領讀了毛主席關於對敵鬥爭方面的幾條語錄。據與會者回憶大概是這麼幾條，一條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條是「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一條是「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著要民兵自衛團成員、大隊貧協主席蔣先富介紹外邊階級鬥爭的經驗。聽了蔣先富的介紹，與會的幹部和黨、團員一致認為：我們大隊太保守了，必須迎頭趕上。特別是幾個團員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著要殺（階級敵人）。治保主任鄭三喜、大隊長魏在華就殺地富反壞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殺就全部殺光的意見。王安生坐在門邊，笑眯眯地抽著香煙，看到貧下中農被充分地發動起來，他的心裡非常歡喜。具體定殺人名單的時候，怕泄密，又把會議縮小範圍轉移到四隊後面的廣山裡去開。廣山裡會議上定下了殺19個人的大盤子。
9月5日， 19個對象無一漏網，被乾淨徹底消滅。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灘去，路上碰見了鄭三喜。鄭三喜看到王安生高興得很，問：「王部長，你看我們幹得怎麼樣？」王安生說：「你們的會開得很好！幹得不錯！這問題是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王安生從王家灘回到廟頭以後，房東何文擾在王的住房邊碰見王安生。何文擾問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殺？」因為昨天殺人的時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殺掉了，老貧農人老心慈，覺得殺地富天經地義，殺子女是不是有些過火了，想請教一下王部長。王安生回答說：「子女能不殺當然最好不殺，問題是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敵人，我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們的。」
另外據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隊（該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7人）的基層幹部揭發，文革殺人期間，他們曾就殺人問題請示過王（安生）部長。當時正是大屠殺開始的時候，該大隊和附近幾個大隊均未開始殺人，宜山坪大隊支書唐芳明問王安生：「王部長，有的地方在開始殺地富了，我們大隊也想殺幾個可不可以？」王安生說：「哈，你看不到呀？群眾要求殺就殺吧。不過你們的動作要快，再遲可能就不行了……」該村第二天就殺了4個。此事1968年47軍6950部隊和道縣革命委員會舉辦的「揭蓋子學習班」上，經檢舉揭發併當面對質，王安生本人當場低頭認罪。
但是這次處遺工作開始以後，王安生對以上問題全部否認。道縣處遺工作組根據上級指示，組成「王安生同志問題專案調查組」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認定了一些問題，也有一些問題因當事人死亡而難以認定。如此看來，筆者的這段記錄似乎有悖於本文寫作的基本原則：所寫內容，必須是旁證者眾口一詞，當事者供認不諱的。王安生死不認賬，怎麼能寫上呢？但筆者手上有一份1968年「揭蓋子學習班」留下的檢舉材料，白紙黑字記錄著，在這個學習班上，王安生與其他當事人當面對質並低頭認罪的情況，這——能不能認為是王安生已經供認不諱了呢？至於以後的翻案說詞有多大的真實性，盡可見仁見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道縣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湧現出來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數以百計，但大多沒有具體的組織形式，基本上是所謂「貧協」的一個代名詞，正式成立組織掛牌辦公並開庭審案的僅清溪區柑子園公社一家。
1967年8月23日。柑子園公社小會議室。公社武裝部長敬慎修、公社「紅
聯」政委胡代維、公社貧協副主席梁域等人，臨時召開了一個緊急碰頭會，研究區委秘書、區「紅聯」政委左昌雲的電話精神。早晨邊子，左政委從區里打過電話來：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現在營江公社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調皮搗亂的四類分子已經殺了兩個，你們那邊情況怎樣？」公社秘書接到電話后連忙向在公社主持工作的敬慎修等人作了彙報。敬慎修立即指示秘書通知有關人員火速到會議室開會。
會議氣氛十分熱烈，與會者都感到非常振奮。公社貧協副主席梁域(公社小學民辦教師)說：「我們柑子園的工作一貫不落人後，這次也不能例外，我們也要馬上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全體與會者一致表示同意，並推舉梁域任院長。
這一下，倒令梁域感到很不好意思，說：「我能力差，怕擔不起這樣的重擔。我看還是請敬部長兼任比較合適。」
敬慎修說：「梁主席你就不要謙虛了，你是秀才，年紀比我大，水平比我高。我工作多，還是你當更合適些。」
最後決定舉手錶決。
表決結果梁域當選。
梁域當選院長后，馬上找來木牌、油漆等物做招牌。他是小教出身，寫得一手漂亮的美術字。寫完「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九個字，正要落筆「最」字時，梁域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停住筆請示一旁的敬部長、胡「政委」等人：「這個『最高』兩字是不是改一改？如果寫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幾個字，就表示我們在奪中央的權，中央的權是奪不得的，搞不好要犯大錯誤。」「那，你看怎麼改好呢？」敬慎修問。梁域略一思考說：「是不是改成『高級』？」「好，就改高級!」敬部長一錘定音。
中午時分，在一陣三眼銃和鞭炮的轟鳴聲中，「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的招牌掛上了公社大院的門口。新鮮而工整的油漆字在熾熱的日頭下顯得格外醒目。
好多人跑來觀看，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當即就有紅衛大隊治保主任唐再紅等人向公社武裝部長敬慎修和梁院長報告該大隊陳世碧等人逃跑上山搞暴動的情況。 敬、梁當即帶領公社自衛營民兵三十餘人，趕到紅衛兵大隊「剿匪」。發現陳世碧等人正在田裡搞「雙搶」，一身水一身泥，黑汗水流。梁院長站在田坎上，招招手，把他們喊上來。民兵們一涌而上，把6個正在出工的「土匪」擒住，捆個結實。由於是捆「土匪」必須要捆緊些，痛得陳世碧等人拚命叫喚。梁域命令，押回公社，聽侯處理。陳世碧等人痛得渾身冒汗，身子拘成一團，走路不動。民兵們便在後面，用槍口頂著，催他們快走。陳等人不知死期已近，拚命地喊著：「小心點子，小心點子，千萬別走了火！」
翌日，「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首次開庭，梁域主審，對陳世碧等人進行審訊，並佐之以繩索棍棒。由於唐再紅等人反映的情況太過離譜，陳世碧等人拚命喊冤。梁院長決定先關起來再說。
同日，公社幹部會上，胡代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營江有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我們這裡有沒有呢？營江搞掉了兩個，我們這裡也要不要搞掉兩個呢？」
25日，公社召開各大隊主幹會議，作出了「個別四類分子調皮搗蛋，可以搞掉兩個」的決定。
當天傍晚，敬慎修召集梁域等人在公社門口的馬路上，邊散步邊議工作，研究如何處理紅衛大隊抓來的那幾個人，決定寬嚴相濟：殺四人，寬大二人。
正好有個寧遠地方的癲子(精神病人)，叫劉洪福，瘋瘋癲癲竄到了這裡，被站崗的民兵抓住盤查，見他「裝瘋賣傻」，答非所問，認定是「革聯」派來的探子，送來公社處理。敬慎修親自審問后，下令自衛營民兵將他與陳明勛等四人一起執行。行刑時，陳明勛四人嚇得屎尿拉了一褲子，劉洪福覺得好玩得很，高興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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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49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成立后，先後共開庭審判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5人「寬大」處理。這在當時還算文明的，因為畢竟還有那麼個「程序」，「人犯」還可以申辯(有沒有作用兩說)。後來，因「手續簡化」，「權力」下放到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社這裡就只剩下個空架子，有名無實了。
但敬部長和梁院長閑不住，時時刻刻關注著下面的殺人進度。8月27日，敬慎修了解到艷旗大隊在他與梁域兩次指示幹掉廖上修、鄧足娥等人的情況下，一直拖著不執行，非常惱火，他氣呼呼地給艷福大隊支部書記搖電話：
「萬支書吧，我是敬慎修。你們那裡怎麼搞的，到現在還不動手？岩口已經殺了兩個，你們那裡情況那麼複雜……不能掉以輕心啊!」聽到萬支書還在電話里囁囁嚅嚅，敬慎修說：「怎麼這麼右傾啊？你要好好考慮考慮，不要再拖了!趕快商量一下，該殺就殺。」
當晚，該大隊殺了7人。
同日下午，敬慎修在公社門口碰見紅旗大隊的民兵營長，指示他：「你回去傳達一下，岩口已經殺壞人了，你們大隊有壞傢伙的話，明天開個貧下中農會，發動群眾殺他幾個。」
第二天，該大隊殺了6人。
於是殺得遍地開花，而且花樣翻新、殘忍之極。例如，該公社善祥大隊第二批殺人時，把地富子弟范成先，17歲，弟弟范解光，14歲，妹妹范榮雲，15歲，三兄妹活活下到廢窖里，然後點燃一捆稻草丟到窖里慢慢地熏。滾滾濃煙嗆得范家三兄妹在窖里鬼哭狼嚎，窖上的殺人兇手興奮得手舞足蹈。等到窖里聽不到動靜，估計熏得差不多了，又搬來幾塊大石頭，一陣猛砸，這才揚長而去。
……
緊接著，8月29日，柑子園公社召集各大隊書記、貧協主席、民兵營長等幹部開會。本來說是召開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開著開著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這一天，47軍6950部隊奉命進駐道縣，制止武鬥，制止殺人，會上，公社副書記裴××傳達了47軍制止殺人的電話。可是緊接著胡代維的講話，卻表揚了那些行動快、殺人多的大隊，點名批評了那些未殺人的大隊。挨了批評的大隊很不服氣，殺人誰不會呀？會後，東風、勝利等大隊回去就殺了15人。
會議當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權，把衛星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留下來碰頭。梁域說：「叫你們留下沒別的事，主要就是研究搞掉朱用進的事。這個傢伙『社教』時被劃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撤了副大隊長的職，黨員也免登了，他一直不服，到處告狀，翻案，很囂張!還揚言要殺我和敬部長。為保衛『社教』成果，『公社貧下中農高級法院』決定今晚行動，幹掉他。」
前來碰頭的幾個大隊幹部說，光搞掉他一個人不行，非得要搞，就連他的兒子朱時佑、朱時春，兄弟朱用章一起搞掉才行，不然後患無窮。梁域表示同意。研究具體行動方案時，大隊幹部提出，朱用進幹部當得久，虎死不倒威，在大隊有一定勢力，要搞掉他家父子恐怕還要公社出面才好。梁域說：「你們放心，只要你們好好監視起來，莫叫跑脫了，其他問題公社解決。」
梁域為什麼非要幹掉朱用進父子呢？
據梁域等人說，是因為朱用進戴上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以後，不但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反而十分囂張，多次揚言要殺人，廣大貧下中農對他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一致要求對他採取革命行動。
據道縣處遺工作組多方調查，認為——
梁域提出殺朱用進父子的主要原因是：1963年梁域販賣毛線、茶油被寧遠縣水市工商所沒收，梁回大隊要朱用進開出證明，朱未給證明，產生隔閡。梁域「社教」時任大隊貧協主席，整過朱用進家裡划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材料，並組織批鬥朱用進數次。朱用進一直不服，多次上告。「文革」殺人中，梁域多次向敬慎修彙報朱用進的問題，藉機報復。
關於要殺朱用進父子四人的原因還有一個說法：朱用進有一個弟弟叫朱用通，當時在東北工學院讀書，暑假回家，被懷疑是「革聯」派來的探子，派民兵去抓捕，被他躲在屋檐下面逃脫了。懷疑是朱用進透的消息，所以決定要搞掉他。
不論哪種原因，要殺朱用進父子，梁院長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當晚，趁著月光好，敬慎修、梁域親自帶領公社自衛營民兵，在衛星大隊幹部民兵配合下，將朱用進等四人抓到公社衛生院後面的茶山裡。朱用進對自己也可能被殺毫無思想準備，直到被拖進茶樹林，才曉得大事不好，雙腿一軟，撲通跪了下來，磕頭如搗蒜地求饒：「梁域兄弟，不，不，梁院長，我們也是貧下中農，舊社會一樣受過苦……」
梁域用鼻吼笑了一下：「呸，你以為是你還是貧農、黨員、幹部？你是新生的四類分子！」
「我們犯了什麼罪要砍腦殼，你也得說個明白呀。」
  梁域厲聲喝斥道：「毛主席教導我們：『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一方，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反革命一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已經蛻化變質，成了我們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
之後用馬刀將4人殺死。
附帶提供幾個數據，柑子園公社在敬慎修、胡代維、梁域等人的策劃部署下，從1967年8月25日起到9月10日止，共殺128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89人，中農17人，貧農22人。最先向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告狀的紅衛大隊就殺了4個貧農2個中農。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道縣的漢子沒有幫老婆做家務的傳統，生產隊出工，一般要到太陽下山才收工，回到家裡，女人家鋤頭一放，就忙著把圍裙一圍，雙手在圍裙上擦幾擦，算是洗了手，然後便搶火一樣地忙碌起來，將雞、鴨餵了食，收進塒里；又將豬潲熱了，倒進糟里餵豬；如果有毛倈崽(嬰兒)哭得厲害，就從碗櫃里抓出一根「酸咸」（泡菜）塞給他（她）去吮，待到雞、鴨、豬都安頓好了，才能安頓人。飯菜上桌，一般都是掌燈時分了。男人們呢，收工以後，馬上到自留地里打點菜蔬，忙過自留地里的活，就坐在廳屋的門洞里，拿起一根尺把長的煙袋抽著旱煙等著飯熟。藍幽幽的煙霧從嘴巴里、鼻孔里逸出，一天的疲勞好像都隨著辛辣的煙霧從肺葉里吐了出去。但是絕對不會幫著老婆動一下手，不是不想幫，怕人笑話，「男人不摸鍋邊鏟」，在這裡幫老婆做家務就是怕老婆的鐵證，怕老婆就是無能的鐵證。哪怕只是幫著挑一擔水，也會有人開玩笑地說：「哎呀呀，把個婆娘當個皇帝娘娘供起來，怕么是晚上好睏些吧？」
但何芳乾例外，他在大隊當支書，當家理事，說一不二，回到家裡，挑水、燒火、帶乃崽，什麼都做。把同村的女人們羨慕得眼睛都滴血，都說何芳乾的老婆命好，前世做了好事，這世才修得這麼個好丈夫。
（67年）8月28日，何芳乾從公社參加大隊幹部會議回來，見天色尚早，在自留地里打整了一會，又把水缸挑滿，這才含著煙筒，坐在廳屋裡抽起來，看著西邊山上的紅日頭一寸一寸地落下去。
早幾天（8月25日）公社召開民兵誓師大會，根據公社的統一部署，大隊殺了兩個「調皮搗蛋」的壞東西。今天上午，李部長（公社公安特派員李躍本）又在公社供銷社的樓上召集各大隊主要負責幹部開會，會上，何秘書（公社秘書何潤龍）傳達了縣裡領導的指示（實際上是「紅聯」前指的一個代電），通報了全縣的殺人情況，區里蔣部長做了「重要講話」，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全縣階級鬥爭的形勢如此嚴重真的有點出乎他的意料，油湘公社這一次在全縣大落後了，不但公社落後了，自己的躍進大隊在公社裡面也落在了後面。特別是公社抓促領導小組組長李部長在講話中委婉地批評了自己大隊拖了全公社的後腿，給他震動很大。何芳乾雖然身體不是太好，整天病怏怏的，但工作從不落後，領導一指責，驚出一身汗，回大隊的路上就與其他幾個同去開會的大隊領導商量好了，這一次一定要大幹一場，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
這時候，老婆收工回來了。何芳乾忙吩咐：「快點搞夜飯，今晚上有個重要的會要開。」
老婆見他很興奮的樣子，問：「什麼會？」
「公家的事，你們女人家少管。」
老婆馬上閉上了嘴，忙著刷鍋做飯。她知道，老公在外工作，老婆要支持，公家的事，能不問就不問，能不管就不管，免得有人說她吹枕頭風，影響黨的威信。
吃過夜飯，草草地洗個澡，何芳乾匆匆趕去開會。農村幹部開會，時間觀念不強，說好八點到，不到個九點，人難得來齊，可是這回，等他走到開會地點——第五生產隊的禾堂時，只見坪子上，早就漚好了一堆熏蚊子的煙火，黑壓壓一片人頭，參加開會的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幾乎到齊了。何芳乾趕緊入座，交待負責站崗的民兵提高警惕。一清人數，洲子上村的都到了，五里洞村的因為路遠些，還有幾個沒到。何芳乾朝五里洞方向看去，黑黜黜的曠野里，幾點火光正向這邊移來，心知是那幾個沒到的人來了，便放心地接過別人敬過來的煙袋，嗞嗞地叭起來。
「何書記，開會吧。只有幾個沒來了，邊開邊等吧。」有人催道。
「不急，再等一下子，今天的會議重要，一個人都不能缺席。」
一會功夫，便聽得站崗的民兵一聲喊：「哪個？口令？」
「哎哎，是我哩。革命！」
開會的人到齊了。搞完「敬祝」，學過「語錄」，何芳乾開始傳達公社會議精神：「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今天在會上，李部長表揚我們大隊，說我們覺悟高、行動快……李部長說，我們大隊搞掉（左）永祥、（左）昌允這兩個罪大惡極的傢伙，狠狠打擊了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但是我們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現在，好多大隊已經走到我們前面去了。我們自從25號搞掉兩個以後，到現在還是一塘死水，沒有行動。李部長說我們是一個先進大隊，不能落在別人後面，要我們回來查一查，調皮搗亂的還可以搞他幾個。現在，把大家召集起來開會，主要就研究下面三個問題：第一、我們大隊還有沒有調皮搗亂的傢伙，要不要再搞掉幾個？第二、要搞的話，搞哪幾個？第三、怎麼個搞法……」
　第一個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怎麼可能沒有調皮搗亂的四類分子呢？四類分子都老實了，共產主義早就建成了，還要抓階級鬥爭幹什麼？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當然還是我們先殺他們，免得將來吃了虧，後悔都來不及。
討論第二個問題時，一名貧下中農代表提出：「殺了勞力，老的、小的哪個養？小的養大了好給他們報仇？要就不殺，要殺就一蔸蔸殺。」
何芳乾表示同意：「那就一蔸蔸殺。」
當即要各生產隊報上名單，何芳乾親自負責登記匯總。此事關係重大，交給別人，他不放心。
會議卻一下子靜了場，都垂著頭，叭著手裡的煙袋，黑暗中，猩紅的煙頭象河邊草叢的熒火蟲一閃一閃。每一閃，都把一張憨厚樸實、心情複雜的臉疊印在夜幕上。唉唉！人和人在一塊天下生活，在一口大鍋里撈飯吃，哪能沒個磕著碰著的時候，哪能沒有矛盾呢？可是，無緣無故要殺人家一蔸子，想起來還是有些肝顫。何況這個大隊，以何、左兩姓為主，洲子上的多數姓何，五里洞的多數姓左，姓左的心裡又多有一層不平，上次殺的都是我們姓左的人，未必調皮搗蛋的都姓左，沒有姓何的？
　　何芳乾見大家不開口，只得又起帶著作用，報了自己生產隊的名單。這一來，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到五里洞那邊了，好了，我們這邊出了人了，你們那邊革不革命？
就這樣，你報一戶，我報一戶，比著來，最後把全大隊的四類分子及子女全部作為要殺的對象報了名，一統計共61人。
何芳乾一看名單，犯了愁：「這麼多人，搞到哪裡去呢？」
副大隊長左昌貴建議：「石頭山水庫尾巴有三眼窖，搞到那裡算了。」
何芳乾說：「曉不得窖壞了沒有，還是請你馬上帶兩個人去查看一下，好不好?」
大隊看水員一邊答道：「我前兩天從那裡過身，看了的，沒壞。」
何芳乾說：「沒壞就好，明天上午就到那裡去開宣判會。」
接著研究具體事宜，安排大隊會計明天領頭喊口號，安排大隊副支書負責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
何芳乾再三交代：「今天晚上都要搞好，不然，明天上午就沒有把戲耍了。」
最後決定，雞叫頭遍開始行動，抓人時打鐘為號，五里洞村和洲子上村的民兵斢換行動，並宣布：「今晚決定的事，任何人不得通風報信，違者同罪！」
第二天清早，隨著第一遍雞叫的聲音，行動開始。鐺鐺鐺鐺……掛在大隊部前面用一塊廢鐵板做成的鐘敲響了。接著，五里洞那邊也跟著響起來。
好！一切順利！
坐鎮大隊部負總責的何芳乾連忙給公社搖了個電話：「喂，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長。不在，你是……哦，鄭主任啊。我是躍進的何芳乾，向你彙報一個事情，昨天晚上，我們大隊召開了黨、團員和幹部會議，決定用掃把掃，殺60多個。」接電話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鄭來喜「咿」了一聲：「好傢夥，這麼多呀！你們採取什麼措施？」「我們準備了三口地窖，準備全部下到窖里去。」鄭來喜聽罷，有些擔心地招呼何芳乾：「何支書，可要注意安全呀！」何芳乾說：「鄭主任，我做事你就放心吧。」又囑咐鄭主任，把他們大隊的行動儘快報告李部長。
這時，全大隊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來，一個個捆好了。副支書左隆交也沒誤事，一大早就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背到了殺場，用兩根棍子叉著立在三眼窖邊。
上午9點多鐘，何芳乾帶隊押著61.5名（其中一名孕婦，腹中胎兒算半個），被殺對象，浩浩蕩蕩向石頭山水庫走去。後面還跟著一群人數可觀的看熱鬧的隊伍。天氣熱，捆得緊，有兩個地富分子年歲太大，走不動，要人拖，大大影響了隊伍前進的速度。押到何家河邊時，幾個民兵拖得不耐煩了，就請示何支書，用鳥銃將那兩個老的打死，丟進河裡。這一招立桿見影，整個隊伍前進的速度馬上大大加快，那些恐懼萬分的人們，朝著死亡的路上迅跑。
到了石頭山水庫的尾端，因陋就簡地開了個群眾大會。大隊貧協主席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5人的死刑。然後，驗明正身，用馬刀一陣砍殺，不論死活，推下三口窖眼裡。又將稻草淋上煤油點燃，投入窖里，熏燒，最後蓋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經「處決」的2人，躍進大隊大躍進，共殺63.5人。何芳乾可能沒有想到（當時也沒有作總結評比），他的躍進大隊後來居上放出了一顆「衛星」，一舉成為全縣殺人最多的大隊。
至於那些被殺的人們當時都說了些什麼，現已無從考證。一個被送上殺場的人心裡該會有多少事在翻騰呀！可惜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每一個被殺的人都是清白無辜的，不但是清白無辜的，而且是老老實實，絕對不亂說亂動的，所以也就沒有作過任何抵抗的準備。如果進行抵抗的話，那才是真正唯一的罪行。
而殺人者何以如此殘暴呢？刀劈孕婦連眼皮都不眨一眨！莫非人類的靈魂深入真有殘暴基因存在？它有時用於仇恨的報復，有時用於填充某種百無聊賴的空隙，但它一旦在「正義」和「革命」的名義下出現，更會變得百倍瘋狂和理直氣壯。當時最為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看著窖眼上那被腳踩實了的新土，做事細緻的何芳乾還是不放心，他和副支書左隆交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邊抽煙邊商量：裡面埋的人太多，薄薄一層土蓋得住嗎？萬一有人沒死拱出來，怎麼得了！於是決定做牢靠的搞，派民兵在這裡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來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庫里不安分的魚撲哧躍出水面，發出很大的響聲，嚇得守夜人心口怦怦直跳。有個讀過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麼觸動了，很動情地哼起歌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
事後，何芳乾非常興奮，逢人便吹：「老子當時殺得渾身是血，成了個血人。」
這個「血人」後來被提升為公社書記。
如今那三口窖埋著59.5具屍骨的地方早已為綠草覆蓋，歲歲年年草榮草枯，全無一點血腥的痕迹。再沒人談起那裡，也再沒人敢去那裡，那裡成了一塊鬼地。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頁瞬間的歷史，但卻是我們這個民族古老而恆久的悲哀。
須知，有些東西是很難腐爛的，埋下了就和埋藏它的土地一樣地久天長了。

卷五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第四十七章  夜夜噩夢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道縣愈演越烈的殺人事件，在道縣以及全省，以至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這種反響是「一分為二」的，除了我們以後將要講到的，它在附近十個縣市引起的大屠殺外，也有強烈的反對之聲。殺人的情況（真假混雜）通過民間、軍方、政府三條渠道傳到省會長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籌備小組、47軍支左部隊和一些群眾組織的關注……人們在慎重地考慮制止殺人事件發展的措施。在這先後，湖南省革籌、47軍支左曾多次打電話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詢問殺人事件真相。
然而，道縣殺人風還在那片青山綠水中強勁地刮著，而且越刮越烈。它們就象瘟疫一樣，刮到哪裡那裡就殺人。殺人的成分已經越來越擴大，不止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各種有「歷史問題」的人都有被殺的可能，沒有任何問題而與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難保安全，甚至觀點不同也成為殺人和被殺的充分理由……人們對開會的消息已經恐懼萬分，因為，只要某地開會，要不了幾天瀟水河裡就會有幾具屍體浮起。道縣殺人風正在向周圍縣市迅猛擴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從農村殺向城市，從道縣殺遍湖南，殺向全國。就連湖南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都掛出了「斬盡殺絕黑七類」的大標語。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攝於各方壓力，於（1967年）8月26-28日，在營江召開了一個為期三天的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濫殺問題。
然而這個名為制止濫殺的會議卻出人意料地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會後，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從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時間，全縣共殺2454人，佔全部殺人總數的54.5％。原先有些行動遲緩沒有殺人的公社也行動起來了，全縣37個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殺了人。
道縣處遺工作組的一位負責同志談到這個現象時，說了這樣一段話：「營江前線指揮部在營江公社召開的各區公安特派員和區武裝部長會議（營江政法幹部會）的指導思想是『不準濫殺』和『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重點還是落在一個『殺』字上。會上大講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大講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把那些用老虎凳、辣椒水和烙鐵『逼供信』搞出來的所謂反革命組織大肆渲染。指揮長鄭有志、『紅聯』司令張明恥、政委賀霞都講了話。講了所謂的當前形勢，『革聯』的問題，以及對農村殺人問題的看法。有些同志把這種濫殺無辜的罪行說成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大加讚揚。還上升到理論高度，說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要求大家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高思想認識。鄭有志在會上說：『這一下我們道縣出大名了，連中央都曉得我們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組對零陵軍分區上報47軍的《社情電報》的批複）。中央雖然沒有表揚我們，也沒有批評我們，這說明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中央還是支持的。』當然也講了殺人要整材料報批，要將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區別對待等等，但都是官樣文章。在當時的農村裡，四類分子是四類分子，四類分子子女也是四類分子，連四類分子的孫子都是四類分子，殺起來哪有個青紅皂白。8月28號，鄭有志在會議小結中說：『前段殺得有些亂，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要勸說群眾不要再隨便殺人了，殺多了就會殺亂了，殺出宗派來，誤殺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惡極的，群眾有要求的，還是要殺他一、兩個。』8月29日中午，鄭有志又召開全縣電話會議，雖然也講了『不準濫殺』的問題，但在講話中，仍然是大講全縣所謂的階級鬥爭的嚴重情況，說『四類分子』要搞暴動，要殺黨殺干殺貧下中農；說貧下中農起來先下手為強，結果把四類分子殺了；說『亂殺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又說了前段殺人殺亂了，有的地方把四類分子子女也殺了，把小偷小摸的也殺了，把脫產幹部也殺了；還有的地方提出要殺『四清』下台幹部，要殺搞副業不給集體交款的人等等。鄭有志說，不能亂殺，對罪大惡極的，要整材料上報，批了之後才能殺。應當說鄭有志等人的講話對於殺人風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當然講這個話的人不止他一個，他是個代表人物。還有一個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更本質的原因，就是左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亂了。講個笑話給你聽，那個時候，天不下雨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山洪暴發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水庫漏水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腦膜炎流行怎麼辦？ 批鬥階級敵人。糧食減產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總之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靈也靈，不靈也靈……這些事情現在看起來都是個笑話，但在當時神聖得可以掉腦袋。階級鬥爭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使人們得出這麼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那麼殺四類分子就是天經地義的，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殺不殺是立場問題，怎麼殺是感情問題。『立場』不能錯，『感情』一定要寧左勿右，『左』一點有好處，『右』一點自己吃虧。再有一點就是派性作怪，當時『紅聯』和『革聯』斗得你死我活，『紅聯』把對『革聯』的仇恨發泄到四類分子身上，至於四類分子與『革聯』究竟有什麼關係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比如當時就有人造謠說：『革聯說農村殺四類分子就是殺了他們的階級兄弟。』營江政法工作會議還沒結束，各區社就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潮。祥霖鋪區26、27、28突擊大殺三天，殺了500多人。四馬橋區四馬橋、楊家、洪塘營、大平嶺等公社給大隊打電話指示殺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緊時間搞他幾個，免得將來要整材料。』清塘區有的大隊原來殺得少，有的沒有殺，區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說：『別的地方都殺了，你們這裡的四類分子就那麼好？』仙子腳區，那個時候叫紅岩區，該區沙田公社原來只有個別大隊殺了人，營江會議后，公社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會上說：『要殺就趕快，不然就沒有機會了。』結果幾乎每個大隊都殺了人。壽雁區在會前只殺了40多人，會後幾天就殺了400多人。營江公社原來只殺了9人，會後幾天就殺了40多人。清溪區柑子園公社在貫徹營江會議精神的當天晚上就殺了39人。特別是該區油湘公社躍進大隊原來只殺2人，28號在公社聽了營江政法會議精神傳達后，29號一天就殺了61人，成了全縣的殺人冠軍。」
筆者在處遺工作組寫給縣委和地委的彙報材料中看到下面這段文字，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的組織者和與會者，本身就是道縣文革「殺人風」的點火者、煽動者和部署者，他們去制止殺人無異抱薪救火。

「紅聯」少數頭頭（包括支持他們的一些幹部），一方面與「革聯」打派仗、搞武鬥，一方面插手農村的「亂殺風」，進行了一系列活動。
一是造了大量殺人輿論。
二是對殺人作了動員、部署和督促。各區社開會動員、部署和督促殺人，都是「紅聯」頭頭和站在「紅聯」一邊的幹部搞的，「紅聯」總部和「前指」負責人也都參加了這些活動。
鄭有志多次在一些全縣範圍的會議上動員部署殺人，又兩次在清塘區召開全區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鼓動殺人，還在營江公社召開營江公社基幹民兵會議，布置殺人，到橋頭、紅岩、壽雁等地督促殺人，煽動說：「罪大惡極的就是要殺他一兩個。」「只要群眾起來了，先下手為強。」批准清塘、久佳、營江等公社的幾個大隊殺了5人。
賀霞多次在一些全縣範圍的會議上鼓動殺人，說：「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這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要求大家學習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認識和對待殺人的問題。8月26日給祥霖鋪區的苑禮甫打電話說：「把該殺的四類分子都殺掉。」
張明恥在一些全縣性的會議上，對亂殺人問題給予了肯定，要求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認識和對待殺人問題，為各區社提供炸藥，支持殺人，並電話布置祥霖鋪等區抓捕站在「革聯」一邊的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說：「在哪裡抓到就在哪裡槍斃。」批准壽雁區的何壽植殺1人，指揮營江良種場民兵殺了技術幹部周德俊。
劉厚善8月21日從營江給本區打電話說：「六區、十一區、八區都殺人了，我們那裡有四類分子暴動，要幹掉他，免得貧下中農吃虧。」在萬家莊公社八一大隊、上關公社齊心大隊等地召開大隊幹部會督促動員殺人，說：「最高法院就是貧下中農，要殺就殺。」「四類分子要管好，跳皮搗蛋的，經貧下中農討論，就可以幹掉他。」8月30日指使人將富農分子林彩和殺死在松樹林里，點名將齊心大隊的李如標殺掉。在齊心大隊的龍江橋借槍給一個大隊殺了6人。
鍾昌友8月19日從營江給本區（車頭區）公安員何田打電話，布置殺人，說：「每個大隊把最壞的殺他兩個。」8月20日，聽車頭公社婦女主任電話彙報殺了一個四類分子，說：「這是群眾運動，好得很。」8月29日，又給本區打電話布置：「各大隊把四類分子集中關起來，情況不對，就全部幹掉。」
8月26日至28日，「紅聯」召開的全縣武裝政法幹部會，名義上制止殺人，實際上起到了進一步動員殺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紅聯」派出人員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謂敵情和貧下中農反暴動的情況，並布置祥霖鋪等區搜集並整理這方面的材料，為統一向上彙報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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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0

三是組織民兵控制全縣農村。「八•八」搶槍以後，「紅聯」即布置區社組織民兵統一活動，阻止「革聯」下鄉，控制四類分子的活動。全縣所有區社都集中了民兵，成立了「指揮部」、「民兵營」、「自衛隊」一類組織，脫離生產，站崗放哨，攔關設卡，堵截搜查來往行人車輛，全縣民兵上下左右之間都有聯繫，整個農村被「紅聯」嚴密地控制著。
四是「紅聯」統一解決了民兵的用錢用糧問題，為區社提供了炸藥。「紅聯」總部統一向下布置，民兵費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糧。有的區社對這種作法提出疑問，「紅聯」頭頭說：「現在考慮的不是幾個錢、兩斤糧的問題，『革聯』要搞反革命政變了，吃了再說。」有的地方則是由區社統一部署，向生產隊攤派糧錢。「紅聯」總部從縣物資局搞了兩千多斤炸藥，發到了各區社，絕大部分用來殺人。9月初，「紅聯」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軍裝，買了一雙解放鞋、一個軍用水壺和一個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縣貧代會組織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紅聯」召開了兩次全縣貧代常委會和一次全委會，通過他們抓了全縣貧代會組織的建立健全工作，組織貧下中農參與「亂殺風」活動。不少區、社、隊都建立了貧代會組織，開展了活動，很多地方的殺人宣判活動，都是由貧代會組織的頭頭主持的。縣貧代會的不少常委，都是「亂殺風」的積極分子，如祥霖鋪區蔣良珍，在區社參加了不少組織、指揮殺人活動，在本大隊批准殺了5人。
六是組織專人對所謂反革命組織成員進行了審訊。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區社將所謂反革命組織的成員送到營江，由黃濤組織何榮昇（公安局股長）等人統一進行審訊，並專門成立了「紅色前線政治指揮部」，前後被審訊的有二十多人，從九月一號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經過審訊的人，放回后絕大多數都被殺掉了。在此期間，「前指」曾作出決定，遇到緊急情況，則將被審訊的人統統殺掉（未成事實）。
七是有人上下聯絡。8月中旬「紅聯」撤到農村后，仍有3人留在縣城與上下左右進行聯絡。他們是唐銘植、劉昌林、王恩昌。唐以「紅總」（道縣紅衛兵總部）出面，劉、王以貧代會出面，經常與各區社通電話，了解動態，要殺人數字，通報全縣各地發生的重要情況，傳達「紅總」和「前指」的意見，答覆區、社提出的問題。祥霖鋪區提出要出殺人布告和組織力量突擊殺人，王恩昌都在電話里做了肯定的答覆。唐銘植還經常與熊炳恩聯繫向他彙報情況。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8月25日報到，26-28日正式開會。開會地點，原定在營江公社，后因擔心「革聯」破壞，改在營江小農場。
開會不久，祥霖鋪區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留守區里主持工作的副區長苑禮甫搖了個電話：「苑區長嗎？我是蔣光德。請你趕快把幾個公社的公安員都通知來營江開會，要快。對，對，馬上趕來。」苑禮甫向蔣光德問起營江會議的情況，蔣光德說：「正在討論這個（指濫殺）問題，以後罪大惡極的，貧下中農要求迫切的，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要注意階級路線……看情況，馬上就要剎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麼隨便了。」接著，蔣光德通報了一下其他幾個區殺人情況，蚣壩殺了200多，月岩殺了100多，四馬橋殺了100多……說：「別的區殺得多，我們區進度慢……形勢要求我們抓緊一點，抓平衡一點。」
苑禮甫接到電話，雙眉緊皺到一起。與清塘、蚣壩、四馬橋等幾個「先進區」相比，祥霖鋪區的工作是有些落後於形勢。作為區里最年輕的領導幹部同時又是區「紅聯」的顧問，苑禮甫8月中旬到了營江「紅聯前指」考察革命形勢，回區以後，8月17日出面召開全區脫產幹部會，策劃按照營江「前指」模式成立區里的民兵指揮部。8月21日，在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召集全區幹部、民兵骨幹約300餘人開會，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揮部。8月23日，苑禮甫、黃尚森等人在水龍農業中學召開全區幹部、大隊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部署下一階段抓促工作。當天晚上，新車公社八家大隊在新車圩浮橋 口欄關設卡盤查行人，抓住了3個形跡可疑人員，說是外出搞副業，身上有沒有帶公社和大隊的證明，抓住送來上渡指揮部。第二天，經過突審，發現是3個從本區審章塘公社松柳大隊逃跑出來的四類分子（子弟）。當晚，經區委組織幹事、上渡民兵指揮部指揮長黃尚榮等人批准將3人打死。但這個事情搞得沒有一點聲勢，簡直是偷偷摸摸的，一點都不光明正大。苑禮甫和區里其他幾個領導很不滿意。幸虧黃尚森腦子靈，以「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寫了布告，張貼到祥霖鋪圩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轟動了，這才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苑禮甫自己也親自出馬，在上渡大隊召開群眾大會，殺了上渡大隊的4個壞傢伙，總算把全區的工作轟轟烈烈地推動起來……
可是，工作剛剛有了一點起色，就要剎車了。苑社甫非常婉惜。怎麼辦？難道眼睜睜地看著辛辛苦苦開創的大好局面付諸東流？苑社甫心裡反覆分析著、思考著……蔣光德的電話無疑給了他一個訊號，再不殺，機會就不多了。這位年輕的區委秘書兼副區長是道縣重點培養的幹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幹勁、有水平得到縣委領導的高度肯定。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必須有所表現。
一直站在身邊的黃尚森被他嚴肅的表情嚇住了，悄聲問道：「苑區長，蔣部長在電話講了什麼事？」
也許就在這一瞬間，苑禮甫作出了決定，他一拍黃尚森的肩頭，說：「馬上通知指揮部的脫產幹部和在指揮部的排以上民兵幹部，今天晚上在曬穀坪開一個緊急會議。」
當晚，曬穀坪上點燃了兩盞噝噝作響的大汽燈。開會的人陸續到齊之前，苑社甫又把黃尚森、祥霖鋪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審章塘公社組織委員蔣賢柘、下蔣公社團委書記楊守元、新車公社培植員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裝部長張花榮等幾位骨幹幹部叫出會場，開了一個預備會。苑禮甫傳達了蔣光德的電話內容后說：「……光德同志叫我們採取措施，抓緊一點，抓平衡一點，指揮部的意見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隊督促一下……看你們的意見如何？」
大家一致認為苑區長這個意見很好。
於是，派民兵下大隊督促殺人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接著幾個人回到會場，宣布正式開會。會上苑禮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揮部決定，以公社為單位，每個大隊派兩個基幹民兵去打突擊。具體派誰去由各公社自己決定。……過去殺一個壞傢伙要寫好多材料，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准死刑……以後，等各公社特派員從營江開會回來，又會要批了，我們現在要抓緊時間來一個大掃除。」
會後，苑禮甫又單獨把上渡民兵指揮部的民兵營長楊秀志留下，面授機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揮部全體民兵緊急集合，召開誓師大會。楊秀志首先傳達了指揮部的決定：「昨天晚上開了個幹部會，苑區長部署了，今天要給每個大隊派兩個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動，三天之內把該殺的四類分子殺掉。今天大家回去后，要嶄勁搞一把……苑區長又指示了，要我們回去以後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革匪來搶人。」
接著大會主持人黃尚森講話，鑒於一些歷史經驗，他反覆強調：「回去只准殺四類分子，不準殺貧下中農，不要殺亂了。」
最後，苑禮甫作總結髮言：
「……同志們這一次回去執行新的任務，既艱巨又光榮，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夠圓滿地完成任務。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在這裡等待同志們勝利的消息。」
他的講話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了一頭豬，打牙祭（會餐），指揮部又特意趕製了一幅大橫幅：

熱烈歡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線執行光榮任務！

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苑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126名（63個大隊，每個大隊派2人）的民兵送行。望著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年輕的苑副區長心中激蕩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詠起毛主席詞詩中的名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三天後（8月30日），126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指揮部，彙報戰果：三天共殺569人！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關於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樣督促殺人的，我們想用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的口述實錄作一個回答。因著偶然的機會，我們採訪到了他。我們不想把他稱為殺人兇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瑣，身材瘦小，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著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生生地望著我們。你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的人會殺人，甚至能殺人，更不用說還曾威風凜凜地掌管生殺大權！他那絕非偽裝的樸實憨厚，你會以為是那種只會被人殺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殺人時是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的貧協主席。當時，剛剛被牛斗傷了腿，傷在大腿那裡，在家休養。走路一顛一顛，痛得跐牙咧嘴，可還是忙上忙下的給我們端茶遞煙。臉上的表情很緊張。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那時候，亂得很，各地起了輿論，四處颳風，一天好幾個消息傳到村子里來。有人說，清塘公社有個生產隊，三十來戶人家有二十戶地富，二十戶地富先動起手來，把十戶貧下中農都殺光了。有人說，全縣好多村子都殺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奪了槍，要血洗道縣。風聲越刮越緊。陽曆8月26日，我們公社開始殺人，15個大隊有13個殺了人。我們沒殺。天天有來鼓潮的，某大隊殺了幾個，某大隊又殺了幾個，我們怎麼還不動手？那個時候講究的是依靠貧下中農，我是貧協主席，就喊攏幾個大隊幹部議了議。我問他們：「別個大隊都殺了，我們還沒動，你們說怎麼辦？」大家心裡都沒底，誰也不做聲。支書周永斌看到支委沒來齊，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齊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開會時，我出了個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來，關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請示，上面喊殺就殺，上面不開口就放。」
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書和周家的周發亭、唐家的唐紹功，他們兩個，一個是大隊長，一個是民兵營長，一同去公社請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幹部黃仁義，三個人問他：「黃同志，殺人的事公社有什麼指示。」黃仁義說：「外面打爛了十面戰鼓，你們還以為是雞啄簟盤！趕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動手殺。區里派了突擊隊下來督戰，你們落到後面去了！」
這天中午，我正睏午覺，唐紹功闖進來，把我從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區里民兵司令部來人了，罵我們是怕死鬼，你看怎麼搞法？」我說：「既然來人了，還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來再說。」我一邊穿好衣服，一邊要他通知貧下中農開會，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個時辰，唐家倉庫后坪上，貧下中農來齊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個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關到倉庫里。我看到富農子女唐壽娥手上抱了個兩、三個月的毛乃崽（嬰兒），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齊后，由支部副書記唐紹光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舉手通過。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個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維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向著周家的人。唐紹志第一個提了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舉了手。周家的人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沒有一個人做聲。你要殺我隊里的人，我就要殺你隊里的人，比著干，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個場合，就曉得了，要麼一個殺不成，要麼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12個全部殺。
接著開宣判大會。區里民兵司令部派來督戰的民兵隊長是我表哥，我請他講話。他呢，因為走了一上午路趕到我們大隊，我們又沒有招呼得好，沒安排他吃飯，心裡有氣，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講，要我講。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紅寶書來，那時候沒得紅寶書辦事不成的，先讀了幾段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下面的我現在記不全了，我不識字，但那時候，那厚的語錄本還是背得幾百條。我接著講：「今天的會主要是殺地富，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見是同意殺！」我不會講話，講了幾句，沒得詞了，說了聲「完了」，就站到一邊去了。
接著就是宣布死刑名單……開完會，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紹功研究，人殺到哪裡去呢？我們兩個扯了一氣，開始打算殺在岑江河對門山上，一想那裡是趕鬧子必經的路，怕人；殺到河裡，又怕把水搞髒了；上面大隊殺人，把人丟下河裡，屍體流下來，爛在我們這邊的壩子上，臭氣熏天，我們還跟他們提過意見。扯來扯去，定在周家對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決定唐紹功安排船過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兩個押一個，不能讓跑脫了。
周家對面山上那塊地方原是個老墳場……茅荒草深，學大寨開了幾塊梯田，種了些油茶樹，稀稀拉拉，長得還沒有茅草高。駕船過了河以後，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和別個大隊搞過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制了一點。拿梭標、木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些看熱鬧的也自動站在了後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功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起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個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可是，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口令。
我的手也發起抖了，鳥銃上的鵝公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旁退下，二排接著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標、棍棒一陣戳、一陣打，接著一窩蜂的人又用石頭砸了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了，渾身稀軟的，累得要命，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亂跳。那個心情，就像做了強人（土匪）一樣。剛躺了一會，聽得門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沒有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支書）、周發亭（大隊長）和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過河去補火。唐紹木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最前面，邊走邊唱：

叫你殺，你不殺，
叫你奪（戳），你不奪（戳），
千斤重擔我擔承……

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家屋場的毛田拐在土裡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那邊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工錢。」那個時候，五塊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公，去過朝鮮，是復原軍人，膽子大，家裡又窮，聽得這個話，二話不說，扛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沒斷氣的，在那裡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帕，拿回家去。我們這裡有個講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長壽。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過河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1986年還存放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里。）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個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在山上沒有管，當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後來，我就出去工作了，在東昇機械廠當炊事員。這一次清查一開始，剛剛學習了文件，我就主動找到廠黨委坦白交待了。
廠黨委派專人送我回大隊，參加了20多天的學習班。因為我不在，大隊上的人把責任全都推到我一個人身上。那不行，要實事求是！我找到他們，當著工作組的面，一項一項講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們的，一五一十都講清楚。還有什麼不認賬的！誰不認賬都不行。說記不得了，都是假話，這種事情，哪么會記不得呢？我記得一清二楚，有時間、有地點、有證人，哪個敢不認賬？後來，工作組的同志還對我表示了感謝，協助他們把我們大隊的問題，來龍去脈都搞清楚了。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祥霖鋪區位於道縣南部，轄祥霖鋪、審章塘、下蔣、新車、岑江渡五個公社，區政府駐地祥霖鋪圩距縣城20公里。該區南面銅山嶺、黑頭山、貓兒山、馬鞍山橫亘數十里，地勢南高北低。東部緊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從桐溪尾入境，流經新車、岑江渡二個公社，在兩河口與沱水匯合，形成一大片廣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產茶油、稻米、煙葉而著稱。
祥霖鋪區是道縣文革人事件中的區亞軍，共殺916人（被迫自殺52人）。其中，槍打495人，刀殺152人，沉河88人，炸死28人，投岩洞9人，棍棒打死88人，繩子勒死4人，其他致死52人；滅門57戶。
筆者特別提供一份祥霖鋪區文革殺人進度統計表，這些單凋枯燥的數字，也許能給我們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時間（1967年）        人數（人）        備註
8月24日        8        區上渡民兵指揮部率先殺人。新車公社召開會議煽動殺人。
8月25日        24        審章塘公社召開會議煽動殺人。岑江渡公社召開會議煽動殺人。
8月26日        105       
8月27日        242        區上渡民兵指揮部派民兵下隊突擊「補火」 殺人
8月28日        218       
8月29日        109        「突擊」補火殺人結束。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制止殺人。
8月30日        40       
8月31日        55       
9月1日        35        區召開會議傳達47軍制止殺人的通告。
9月2日        13       
9月3日        15       
9月4日        2       
9月5日        23       
9月6日        4       
9月12日        1       
（註：本表統計時間較早，殺人數字與最後落實人數略有出入）

從上面這張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鋪區殺戒開得晚，8月24日才開始殺人，十個區它是倒數第一名。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開始，8月21日到8月25日形成第一次殺人高潮，祥霖鋪區只趕了個尾巴。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筆者請教過好幾位道縣朋友，一位重量級的人物這樣回答筆者：「我縣由於地處湖南邊陲，文化大革命亂得比較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縣委執行了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了工作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運動納入縣委的軌道里來。這個情況大概全國都差不多。也好理解。當時作為縣裡的領導並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所以只能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比照反右鬥爭的經驗來搞。結果一下子翻過來，受到很大的衝擊，縣區兩級黨委系統處於半癱瘓狀態。公社一級稍好一點，也受到不小的衝擊。這個時候，中央來了一個指示，人民解放軍介入支左。縣人武部作為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序列就在縣裡支左，從這個時候開始，縣裡的大權實際上掌握在他們手裡了。人武部這些人，原先在同級黨委里位置比較低，一般就是一個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們無論做什麼事總要把原來黨委里的某些人拉出來坐在前面，我不是說殺人的問題黨委這邊的幹部就沒有責任，我是說不管表面上看起來怎麼樣，實權在人武部手裡，這些人缺乏地方工作經驗，簡單粗暴，膽子大得嚇人。1968年，47軍支左部隊和縣革命委員會搞了一個『揭蓋子學習班』，針對1967年發生的『亂殺風』進行查處，這個學習班我參加了，我可以負責任地講，到現在為止（1986年）所有的查處，無論是力度還是深度都沒有超過這次『學習班』。當時我們揭出很多問題，可以說鐵證如山。縣裡的問題，我現在不敢亂講，但每個區殺人問題的主要責任人幾乎都是武裝部線上的人，這個話走到哪裡我都敢講。紅岩區殺人殺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紅岩區武裝部長）說：『讓他們先殺，我們看一看再說。』就這麼簡單，一句話的事。祥霖鋪區殺人殺得遲，就是因為陳國保（祥霖鋪區武裝部長）是個病殼子，當時在家養病，他的工作由下蔣公社武裝部長暫時代理，一個公社武裝部長要在一個區裡布置殺人顯然名不正言不順，哪個會聽他的呢？這就需要區里有人站出來。最後苑禮甫站了出來，但是走遲了一步。祥霖鋪開始殺人的時候，全縣已經殺起了風，到8月25號，整個祥霖鋪還只殺了三十幾個人，所以26號蔣光德從營江打回電話以後，苑禮甫要『補火』突擊殺人三天。結果一下子殺了500多人，全區60%的人都是這三天殺的。苑禮甫這個人你們可能不了解，從材料上看，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殺人魔王，實際上文質彬彬，也很正直，還有鄭友志也一樣，從材料上看好像殺人不眨眼，其實蠻忠厚老實的。如果殺人可以不償命而且還是『革命行動』，人太容易變成殺人犯了。」
祥霖鋪區殺人雖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現出一種不甘落後，奮起直追的態勢，各個公社緊急行動，連軸轉，殺人數字直線上升，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審章塘公社。
審章塘公社是祥霖鋪區殺人最早也是殺人最多的公社。筆者在本文開始時講的那個殺害蔣勛父子、強姦蔣勛妻女的黃土壩大隊就隸屬這個公社。該公社也是全縣的（公社級）殺人亞軍，共殺285人，其中被逼自殺14人。最先殺的3個人是該公社松柳大隊的三個地富子弟。前面已經講過，這三個人因為聽得「又要殺地富」的風聲，害怕被殺嚇得跑出去，想到廣西那邊去避風頭，（1967年）8月23日在永明河新車渡浮橋過河的時候，被八家大隊的民兵抓住，送來上渡民指。當時苑禮甫等人正在水龍農業中學召開全區脫產幹部、大隊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煽動部署殺人，這三個背時鬼正好是送上門來的典型材料。第二天（24日）經過審問，沒審出什麼名堂，當然也審不出什麼名堂，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名堂。黃尚森和審章塘公社黨委組織委員蔣賢柘、公社秘書楊景榮、公社武裝部長楊家旺等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借這三個「壞東西」腦袋發動群眾。按照當時道縣殺人的慣例，區和公社這兩級單位一般都不親自動手殺人，即便是點名要殺的對象，也是交給大隊，交貧下中農「處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電話給松柳（大隊），要他們來人領回去殺。黃尚森說：「都什麼時候了，還搞煩瑣哲學。簡單處理，由（上渡）指揮部解決問題。」當晚將3人打死，第二天（25日）正逢圩日，黃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鋪圩場上張貼殺人布告，轟動效應可想而知。
同一天，蔣賢柘、楊景榮、楊家旺、以及公社紅聯頭頭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隊召開全公社大隊幹部、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部署殺人。會後，蔣、楊、楊、周等親自下到各大隊督促殺人，形成了審章塘公社第一次殺人高潮。第二次殺人高潮雖然是由苑禮甫派上渡民兵指揮民兵下來「突擊補火」引發的，但蔣、楊、楊、周等人堅決執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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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1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審章塘公社殺人前三名的大隊是：前進大隊，殺39人，其中自殺1人；紅日（送洲）大隊，殺33人；紅岩（葫蘆岩），殺30人，其中自殺7人。三個大隊中，紅岩大隊相對而言更有特色一些。
紅岩大隊，也就是葫蘆岩村，是沱水邊上一個依山旁水的村落。村子東邊的沱水（瀟水的上游）上有一個渡口叫葫蘆岩渡，這個渡口很有名，凡道縣人很少有不知道的，渡口只有一條渡船擺渡，大約可載十八、九人，通往江永、江華的古道從這裡通過，行人不少，渡船在碧水清波中來來往往倒也難得清閑。村后的山上，石多樹少，但總體說來山清水秀，淳樸，自然，簡約，又充滿靈秀之氣。
（1967年）8月25日，紅岩大隊黨支部書記周甫愛等人從洞民大隊參加公社召開的會議回來以後，第二天即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骨幹開會，貫徹洞民會議精神。
周甫愛把公社開會的那套程序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大隊會上，他招呼大家對著牆壁上貼著毛主席像的忠字台站好，拿出紅寶書先搞敬祝。敬祝完畢后，周甫愛說：「大家先不忙著坐下，讓我們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示，大家把紅寶書翻到第×頁，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一、二、三——起」與會者隨著他的口令齊聲讀道：「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掃，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個程序叫做請示。請示完畢后，會議進入正題。
周甫愛說：「……前一段我們大隊抓革命、促生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和別的先進大隊比，我們還是落後了。現在道縣的階級鬥爭十分複雜，階級敵人的活動十分囂張……別隊早就行動起來殺地富了，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行動。今天把大家找得來就是要商量一下，我們怎麼辦？調皮搗蛋的要不要也殺他兩個？」
「要殺！調皮搗蛋的不殺他兩個，以後我們大隊幹部還有威信？」
「上面已經開口要殺了，那就殺吧。」
周甫愛看到大家認識已經統一了，又說：「那好，我們就議一議殺哪幾個。」
他這一開口，下面反倒冷了場。因為問題具體了，點名點姓把人提出來，多少還是有些為難。夠得上砍腦殼條件的，政府早就砍了，剩下的這些人，不說老實阿彌陀佛一個，但也很難想出什麼非殺不可的理由。這種現象，筆者在採訪中多次聽到，第一次研究殺人的時候，很多大隊殺人的名單總是很難提出，總是要上頭（公社）來人督促，或者大隊上有人堅持。殺了第一批以後，事情就好辦多了。
周甫愛見大家不吭聲，就說：「你們不提，我來提。殺一個（周）甫文，再殺一個（邱）聲鳳，大家討論一下。」
此言一出，整個會場驟然安靜下來了，原先還有些人在交頭接耳，這一下都把身子坐直了。怎麼會這麼緊張呢？蹊蹺就在周支書提名的這兩個人身上。周甫文好說，富農（其實是子女），殺就殺了；但是邱聲鳳是個下中農，關鍵是他還是周甫愛母親陳滿女的老相好，這在村子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周甫愛對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覺得太傷面子，按說他是一隊之主，大隊上的事他說了算，要對邱聲鳳採取點措施，也不是什麼難事，但他又是個孝子，有些怕母親，不敢惹母親生氣，所以就變成豆腐跌到灰裡面，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退一步說，邱聲鳳這個人殺了也沒什麼大關係，但陳滿女性子烈得很，殺了她的老相好，會跟你破命的。這個誰受得了？
周甫愛看到眾人不做聲，心裡好惱火，但話已說出了口，怎麼收回來？吐出的口水難道還要自己去舔掉？他把眼睛看著眾人說：「怎麼都啞巴了？怕死不革命啊？」
但是——大家還是不開口。
周甫愛脾氣上來了，一拍桌子說：「今天不回去了，誰都不準走。（周）甫玉（民兵營長，周甫愛的叔伯兄弟）帶幾個人把邱聲鳳、周甫文抓起來。我就不信革命就有這麼難！」
還是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周甫玉立即帶領幾個與會的民兵骨幹將邱、周二人抓起來，又按照周書記的意見，拖出去「處決」了，這才散了會。
由於這一折騰，會議的最後一個程序——喊口號給忘記了。
第二天（8月27日）一大早周甫愛又通知開會，研究殺人問題。昨天剛剛開會除了兩個心頭恨，怎麼今天一覺睡醒來又想起還要再殺呢？
葫蘆岩村的一些村民給了筆者這樣一種說法，殺了邱聲鳳以後，陳滿女哭了一個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愛再三給母親解釋，不是自己要殺的，是上頭指示的。但是陳滿女不信，上頭只喊要殺地富，哪個說了要殺貧下中農？你地富不殺，殺貧下中農，分明是成心。也許是這句話讓周甫愛意識到自己昨天的做法有點過了，放著那麼多地富沒開刀，急急忙忙把邱聲鳳殺了，上頭問起來，怎麼交代？想來想去，還得趕緊再殺一批，如果殺的大部分是階級敵人，只有少數蛻化變質的貧下中農，天上說到地下都不怕。
所以，一早起來，他就通知大隊幹部、民兵骨幹開會。會上，周甫愛拿出了一個殺人的大名單，這一次可都是貨真價實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但是，出乎周甫愛的意料，群眾居然不同意。很多人對他昨天的做法有意見，認為他私心太重，做事不公，太霸道，太不把人看在眼裡了。幾個昨天死活不開口的大隊幹部這一次開口了：「上頭說調皮搗蛋的可以殺一兩個，我們已經殺了兩個，下一步怎麼搞，還是要聽上面的指示再定。」弦外之音不就是說周支書是在擅自做主嘛。周甫愛聽著心裡窩火，又不好發作，人家的話說得不軟不硬，在情在理，又把個上級領導端出來，叫你很難反駁。有心動用支部書記的權威強行通過，可是這樣的事可一而不可二，昨天已經做了一次，今天連著再做第二次有點說不過去。周甫愛在大隊的威信高是高，但還沒有高到說一不二的程度。再說，這些人殺不殺對自己又有多大的好處？反正只要自己有這個態度擺在這裡就可以了。於是他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說不著急殺，那就不殺算了。」
看起來這些人好像殺不成器了。
但是——當天中午，大隊派到上渡民兵指揮部的兩個基幹民兵帶著區里的指示趕了回來，說要「補火」，大殺三天，該殺地富都要殺光，還說再不動手就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了。上級的指示來得太好了，太及時了!你們不是說要等上面的指示再定嗎？好，現在上面的指示來了，看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周甫愛馬上通知下午繼續開會，討論殺人問題。這一下再沒有人敢唱反調了。個別對殺人問題有保留意見的大隊幹部也把腦殼做個烏龜縮了起來。誰都明白，再唱反調，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扣過來可不是好耍的。殺，還是不殺，已經不成問題。討論的焦點圍繞著怎麼殺展開。
周甫愛說：「根據蚣壩那邊的經驗，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種刑法。金就是背刀砍，木就是用棍子打死，水就是沉河，火就是用鳥銃打、炸藥炸，土就是活埋、下窖眼、丟天坑。大家討論一下用哪一種方法好。」
治保主任邱聲洋說：「我看哪種辦法簡單就用哪種，就是不要搞得太損心了。」
「對，對，簡單好。」馬上就有人附和，「前幾天沿河灘大隊在葫蘆岩下天坑，丟下去沒有死，又用火來熏，又用炸藥炸，搞得太損心。」
邱聲洋說：「乾脆用水刑算了，往河裡一丟就完事，了了撇撇，連船都是現成的。」
「要得，要得，就用水刑。」
「同意！」
「同意！」
這個辦法得到眾人一致擁護。
接下來就是安排誰誰負責抓人，誰誰捆人，誰誰負責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狀，誰誰負責行刑，誰誰負責站崗，以及殺人的報酬、行動的時間等等。
最後，周甫愛招呼大隊會計帶領與會者喊口號，這一回，他沒有把開會的這最後一道程序給忘了。
大隊會計站起來，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稿子，帶領大家喊口號：
「無產階級大革命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大革命勝利萬歲！」眾人跟著振臂高呼。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請客吃飯！」
「不是繡花！」
「繡花！」
……
應當說工作已經做得很細緻了，寸寸節節都有專人負責，但是還是出了一點小問題，因為在殺人的問題上，一反一復，開會的時間拖得有點長，不知怎麼搞的把消息走漏了，到抓人的時候，已經有兩個地富分子「畏罪自殺」了，還有一個傢伙名單上沒有她，也稀里糊塗跟著上了吊，原定11個，最後真正抓人去沉河的只有9個。這9個對象五花大綁，押到葫蘆岩渡口，邱聲洋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當場就有幾個癱在地上，走不動路。邱聲洋、周甫玉等人帶領民兵把這些人連拖帶拉弄到渡船上，把船劃到河中央，「噗通——」，「噗通——」丟進了沱江。
「這些人臨死前沒有說些什麼嗎？」筆者問知情人。
「沒有。」知情人答道：「人都嚇癱了，還能說些什麼呢？再說，就是想喊點反動口號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有一根索子套在頸根上，只要聽得他想開口，背後的人把索子一拉，就鎖住了喉，莫想發出一點聲音來。」
緊接著，8月28日，審章塘公社為了配合上渡民兵指揮部的行動，再次召開全公社各大隊主要幹部開會，統計殺人數字，了解殺人進度，督促補火殺人。
會後，葫蘆岩大隊理所當然又得殺一批。這一次殺地主要都是四類分子子女，但年輕一點的女人家周支書沒捨得殺，特別有兩個地主婆子人長得還可以，勞動力也好，殺了太可惜了。周甫愛發下話來：「地富家的女人，漢子被鎮壓了，如果本人願意嫁給貧下中農的，可以免死。」這個決定得到絕大多數幹部群眾的擁護，都說這個主意好，既可以少死幾個人，也可以解決大隊上好些老光棍的老大難問題，一舉兩得。正是因著周支書這個土政策的出台，葫蘆岩大隊（道縣其他很多大隊也類似）很多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得以苟全性命，說起來也算是一件積陰德的事情。
十九年以後（1986年），筆者因緣附會來到道縣採訪，聽得葫蘆岩村村民反映這樣一個情況：67年「亂殺風」時，周甫愛等人把地主子弟邱聲向一家殺害，只留下邱妻劉桂翠配給他三哥周甫近為妻。現在處遺工作落實政策，政府賠了人頭費、建房費、補助費等等，因為邱聲向沒有別的直系親屬，大隊上就把錢賠給周甫近。殺了人、奪了妻、佔了財產，政府還把補助費給了他，便宜讓他一個人佔全了，群眾很不服氣。
聽得這個故事，筆者心中如打翻了調味瓶，五味雜陳，也許我比村民們想得多了一點，也許村民也想得很多只是不願說出口，我們想法當然不盡相同，但有一點絕對一致，那就是無可奈何。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筆者在前面講述（公社級）殺人冠軍蚣壩公社殺人情況時，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實錄，在這裡，講述殺人亞軍審章塘公社的殺人情況時，準備引用三名劫後餘生的弱女子的血淚控訴。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被殺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對較少，男女比例約為3.5：1，但，這並不說明男性受到的傷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傷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來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淚！多少磨難！多少屈辱啊！但是這次處遺工作中敢於站出來為自己、為死去的親人討一個公道的女性卻很少，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我能夠理解她們的選擇，同時也因為這理解而生出了一種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在親人被殺地情況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給了殺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兇手，但十九年的歲月過去，她們已經在新的家庭里生兒育女，並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們選擇沉默更多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後代，為了生命的延續，這是老天爺賦予女人偉大的天性。同時，我也向站出來為自己、為冤死的親人討個說法的女人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她們選擇控訴，為的只是四個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縣東門鄉東子山人，46歲（1986年）。
我原先是審章塘公社東風大隊鴨婆頸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亂殺人的時候在祥霖鋪衛生院當醫生。我們大隊是（1967年）8月26日開始殺人的，怎麼殺起來的我搞不清楚，只覺得來得好突然，說殺就拖出去殺掉了。只說是上頭來了指示，又要殺地主了。由於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當時我嚇得要死，後來看到沒有動我們屋裡的人，才稍微放寬了一點心，想起丈夫在區里衛生院當醫生，不歸大隊管，總不可能殺到我們屋裡來吧？可是想不到因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資，稍微有兩個活錢，日子過得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就惹起好些人眼紅。8月28日大隊上開會研究殺二批，（大隊）文革主任丁運華在會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來殺掉，支書劉進昌表態同意，安排民兵營長唐明生帶人去祥霖鋪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帶著大隊上的幾個民兵到祥霖鋪衛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隊。聽講當時他在給人看病，他們連病都不讓看完，說是害怕他毒害貧下中農。
我丈夫抓回來以後，當天沒有殺，隔了一天，到古歷7月29日，陽曆大概是8月31號，下午5點左右殺的。殺人兇手我記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馮來源兩個人。
殺我丈夫的時候，我都不曉得傷心，只曉得害怕，坐在屋裡渾身發抖。我的兩個乃崽，小的還只有3歲，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鬧，悄悄地走到我身邊，拉著我的手。我把他們一把接在懷裡，發現他們兩個也在發抖，可憐這麼小的年紀也曉得大禍臨頭了。
這時我想起柜子里還有200多塊錢，這是我和朱可能一輩子的積蓄，將來還要靠它度命的。我連忙起身，打發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從柜子里把錢找出來，想找個地方把它藏起來。一看屋裡，藏到哪裡都不放心，前幾天殺的那幾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裡翻得稀爛的。我就找了塊布在貼身的內衣上縫了個口袋，把錢裝好，又把口子縫上，感到錢貼著肉，心裡才稍微安了一點。
唐明生他們殺了人，又返回到我屋裡，進門就喊：「朱桂秀出來。」我以為他們要來殺我了，腦袋嗡的一聲，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轉筋，當時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緊，兩個乃崽還小，哪個來養他們呢？這時候又聽得唐明生說：「走，到衛生院去，把朱可能的東西搞回來。」我一聽不是來殺我的，一顆衝到口裡的心才落了回去，連忙跟著他們一起到了祥霖鋪衛生院，從我丈夫住的間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鋪蓋、衣服、洗臉盆、熱水瓶一起收拾好。他們要我一擔挑起，送到大隊部，說是沒收歸公了。接著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塊錢搜走了，又把家裡的雞、鴨、豬、穀子全部都抄走，把一個屋裡到處翻得稀爛的，還逼我把「隱藏的存摺」交出來。我賭咒發誓說：「從來沒存過一分錢，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錢，就殺了我。」他們這才作罷。
他們抄完家走了以後，我把家裡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著兩個乃崽睡了。這時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陣一陣地發痛，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怎麼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聲來驚動了隔壁鄰居，只好拚命地咬緊嘴巴。整個一天，我一個人都是木的，腦袋也是木的，身體也是木的，只想著如何順著他們來，莫惹他們生氣，把一家人的命保下來，到這時才覺得太冤枉了，我們一家人從來沒有哪一個做過一點壞事，沒犯過一點法，他們憑什麼要殺我屋裡的人，抄我屋裡的家？上頭說了要殺地富，可是我們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雖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個子弟啊！我點亮了燈，看著兩個已經睡著了的乃崽，心裡好著急的，丈夫殺掉了，錢也搜走了，屋裡的東西也抄走了，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帶了幾個民兵上門來了，二話不說，拖起我的兩個乃崽就走，我曉得是要斬草除根。我抱住我那個3歲的小兒子，求他們給我留一個。他們一把從我懷裡奪過去，說：「留一個？留到將來好報仇？」
一家四口人就這樣兩天功夫殺了三個。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什麼不顧了，扯開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後來，天慢慢得暗下來，我的嗓子也哭啞了，眼淚也哭流幹了，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屋子裡，也不曉得餓，也不曉得渴，就是那樣發獃。這時候唐明生又來了，一開始我以為他是來牽我去殺的，我坐著不理他，把個眼睛閉起來，心裡想，殺就殺吧，殺了乾淨，殺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陰洞地府里團聚，免得留著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這個世上遭罪。沒想到這個絕兜子（絕後）的一進門就把大門關起，拖起我進了裡面的屋子，就來脫我的衣服。我拚命地拉著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這樣……朱可能才死，做不得這事。」唐明生這個畜牲拿著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說：「你這個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實，叫你跟朱可能一個下場。」……最後被他發蠻力把我按到床上強姦了。
被他強姦以後，他看到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流眼淚，又嬉皮笑臉地對我說：「哭什麼哭，我這根東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來過癮些吧!以後你就跟我做愛人（情婦）算了，我保證沒人敢來欺負你。」還講了好多流痞話，我都說不出口。
這個傢伙比畜牲還不如，殺了我的丈夫，殺了我的崽，佔了我的身子，還想長期霸佔我，我心裡又恨又怕，想起鴨婆頸這個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須想辦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辦法逃出去的時候，9月9日這一天，大隊又殺了16個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殺人家屋裡的子女。那時上頭已經下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47軍也下來過人到村子里宣布不準亂殺人，但是大隊會計陳友忠堅持要殺，他說：「斬草要除根，我屋裡人手單薄，搞他們不贏，現在殺光了，心裡安然，免得以後給他們報仇。」那個時候要殺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說一個大隊幹部，就是一個貧下中農提出要殺哪個，只要你屋裡成分不好，就殺得成器。殺了你，家裡的人還不能做聲，還要表現好，不然一家人都會殺光了去。要是平時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險了。我們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這些人，一家8口殺得一個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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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1
張三妹，女，審章塘公社光輝（皂角壩）大隊人，48歲（1986年）。
我叫張三妹，家住審章塘公社皂角壩村（大隊）9組（生產隊）。67年亂殺風中，我丈夫扈裕發被扈千花等人殺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姦汙。
我們大隊是怎麼殺起來的？殺人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要問那些殺人的人。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每天只怕被殺，一天到晚提心弔膽，除了老老實實出工做事，哪裡敢打聽這些事情。我只曉得我們大隊是（農曆）7月13日開始殺人的，第一次殺了一個，是個地主子弟。開了群眾大會宣布的。（農曆）7月半過鬼節的那一天，又殺了一批，好像是3個還是5個，記不太清楚了。又過了兩天，上頭來人督戰，說還要殺一批。這一批殺得多，有十幾個。我丈夫扈裕發就是這一批被殺的。說是殺地富，其實子女也殺，有些不那麼聽話的貧下中農也殺。我們家雖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個時候不管那麼多，都是一樣對待的。殺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個我是記死了。
殺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們通知我晚上到大隊禮堂開會。我問他：開什麼會？他說，不要問那麼多，去了你就曉得了。後來我才曉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會，是他和扈德立（大隊貧協主席）定下的詭計，要在路上強姦我。但是當時我並不曉得，心裡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時候，開不得會，開一次會就要殺一次人。
當天晚上，收了工以後，我趕快把夜飯做好，吃了飯，把兩個乃崽安頓好，急急忙忙往大隊禮堂去，我曉得遲到了不得了。這時候天已經麻麻黑了，從我屋裡到大隊禮堂要過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邊上時，被扈千花和扈德立兩個人短住了。扈德立上來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剛開始我還沒想到他要做什麼，後來他把我壓到地下，脫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臉都氣紅了，我們雖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層皮，他們這樣做叫我以後怎麼見人？我就拚死地反抗，最後被我掙脫了。慌慌張張，我就拚命地往屋裡跑。沒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後追。我剛進屋，他就追了進來，裝模作樣地說：「我不曉得扈德立會幹出這種事情來，太叫人氣憤了。」然後就賴在我家裡不走。
看到他那個樣子，我曉得他心裡又在打歪主意，心裡好氣的，但又不敢趕他出去，那個時候他在大隊造反派（「紅聯」）當頭頭，在大隊上威風得很。我就一聲不吭，陪他干坐著。
他看到我不作聲，就講：「你曉不曉得，不是我給講情的話，你，還有這兩個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還不感謝我？」
「感謝，感謝。」我沒得辦法，只得昧著良心這樣講。
他就講：「感謝的話，不要盡口裡的，要拿出點實際行動來。」
我講：「你看這屋裡有什麼好東西，你就拿去吧。」
他講：「東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講：「要人也做得，但是現在不行，過幾天好不好？」當時我只想著趕快把他哄出去。
他講：「答應了，還等什麼呢？」
上來就動手動腳。殺了我的丈夫，又要佔我的身子，太過於欺負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講：「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發一樣的下場。」聽得這個話，我一下就軟了。我並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兩個乃崽沒人養，會要餓死去。最後沒有辦法被他強姦了。
幾天以後，就是（農曆）8月初5的晚上，這個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裡的門抽開，又強姦了我。我們農村那個門，不像你們城裡的門，上下是個門竇子，從下面拿東西一撬就抽開了。以後，為了防止他再來，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把門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門頂住。就是這樣還是沒有防得他住。（農曆）8月28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裡，第三次強姦我。
後來大隊上安排我們這些殺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趕緊嫁了，這才擺脫了他的糾纏。

（張三妹這個老實巴交、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搞不太清楚的情況筆者在此略作補充。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光輝（皂角壩）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3人。1967年8月24日，大隊支書朱榮躍受其他社、隊殺人的影響，召開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問題，會後殺1人。8月25日朱榮躍、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隊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回來以後，立即召開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幹部會貫徹會議精神，第二批殺5人。8月27日，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揮部民兵下隊督促「補火」殺人，光輝大隊第三批殺11人。8月28日，公社開會統計殺人進度，之後該大隊又殺4人。其中貧農社員楊光俊因在「社教」運動中提過朱榮躍的意見，罵過朱榮躍「不得好死」，被朱親手殺害，殺的時候，朱問楊：「看你不得好死，還是我不得好死？」）

楊庚娥，女，江永縣界牌鄉黃家田村人，37歲（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縣審章塘公社張家村，現在娘家已經沒有人了，我的父親楊開錫，死的時候41歲，母親邱代秀，死的時候38歲，哥哥楊景芳，死的時候21歲，弟弟楊發新，死的時候12歲，還有一個小弟弟楊正新，死的時候9歲，他們都是1967年道縣「亂殺風」中，被同村的殺人兇手蔣得得殘酷殺害的。還有一個最可惡的幫凶就是我原來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楊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結婚的，剛開始夫妻感情蠻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與本村的蔣得得勾搭成奸，兩人就產生了矛盾。那個時候我們家成分高，在隊里受欺壓，我爸爸人特別老實，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聲。只有我母親咽不下這口氣，經常跟朱金姣慪氣，有時間在屋裡講一下她的空話，但都不敢在外面講。沒想到，就這樣，蔣得得還是起了殺夫奪妻的心。
1967年8月，殺人風刮到了我們村子，8月25日，蔣得得為首帶著大隊上的一幫人抄了我們的家，把牲豬、雞鴨、穀子……凡數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抄起走了。當時大隊上已經開始殺人了，我們家因為人特別老實沒有被殺。隔了一天，8月27號區里來人督戰，說是要「補火」，蔣得得趁著這個機會，把我母親邱代秀和我哥哥楊景芳，拖出去殺了。跟蔣得得一同去的殺人兇手還有張光順。
當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裡抄家剩下的東西搬到了蔣得得家。
我們屋裡的人看了，心裡氣得要死。我父親要我們千萬莫做聲，臉上也不要做出樣子來，他講：「人已經殺了就算了，東西也不要緊，保住自己的命要緊。你哥哥已經死了，朱金姣遲早是蔣家的人，隨她去吧。」
我們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淚只能往肚子里流，由著朱金姣在屋裡為所欲為，耀武揚威，聲都不敢做。蔣得得晚上過來，大搖大擺和朱金姣兩個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們都裝作沒有看見。但是，沒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惡夢喊媽媽，被朱金姣聽見了，她對蔣得得說：「年紀雖小，大了一定會報仇的，還是要斬草除根才行。」
8月30號，蔣得得帶人把我的兩個弟弟楊發新、楊正新抓去殺害了。
9月3號，蔣得得和朱金姣舉行了婚禮。
我父親趕快打發我到親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這時候，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可是蔣得得又在9月10號這一天，在白石塘用鋤頭將我父親楊開錫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殺光。現在他講他是奉命殺人，這個問題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殺人，而是勾搭成奸、殺人奪妻、斬草除根、謀財害命！我強烈請求政府讓蔣得得抵命，我們要求也不高，我們5條命，只要他1條命來抵。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幾經周折，終於辦好了採訪苑禮甫和鄭有志的手續。我們坐在零陵地區三監獄的接待室里，眼睛盯著窗外的高牆和牆上的電網，腦子裡充滿著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材料和叫人肝腸寸斷的血淚控訴，我們不敢據此去想象他們的尊容，在道縣這一段時間的採訪經驗告訴我們，用沉澱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個瘋狂時代的事物，十有八、九者錯。
深深的走廊里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人來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彷彿一個巨大的不可思議的陰影正在逼近。
首先會見的是鄭有志，他在獄警小林的監護下，接受我們的採訪。
鄭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前線總指揮長」的餘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個粗人，也不善辭令，所說情況，與我們看到的材料基本無異。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此人比較實在，沒有任何根據，只是憑多年的記者生涯，閱人多矣的直覺罷了。
他說：「我50年當兵，58年轉業回道縣，任郵電局指導員。原來準備提拔我當郵局局長，後來領導看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襲重點月岩區擔任武裝部長。區內有個千家峒，是防敵特空降的重點區域……我在那裡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得到縣、地區和省里的表揚。65年和67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67年8月1日，縣裡還獎勵一台大拖拉機給我們區。你們肯定看過我的檔案了。從那上面，可以看出，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我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不是沒有個人考慮，反正要求自己鬥私批修。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每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能放得下心？67年8月8日，縣裡少數派槍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持『紅聯』的嘛……
「8月16日，我在營江，周仁表來說我們區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都發展了上千人，行動計劃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貧下中農全殺光，中農殺一半』等等。我一聽感到問題嚴重了，就同意回去開個幹部會。在會上我傳播了這些敵情，後來聽說都是假的，可當時不知道呀，沒想到後來殺了那麼多人。真的，我當時一點都沒想到！我憑良心講，當時我對殺人是不主張的。8月19日，區秘書曾慶宣打電話來，報告我一個好消息，說清塘廖家一下子幹掉了6個四類分子。我聽了心裡暗暗感到吃驚，說這樣殺要不得，要他趕快制止。這個事，你們可以找曾慶宣調查。第二天，當時縣武裝部部長崔保樹來營江，我向他彙報，說我們區殺了6個人怎麼辦？他說：『現在不是殺人的問題，主要是槍杆子的問題，槍杆子解決了，一切都好辦了。農村裡的事暫且不要去管它。』21號，軍分區趙副司令員、魯參謀、47軍梁代表來營江，我又向他們彙報了殺人的問題。趙副司令問全縣殺了多少？賀霞告訴他，大約殺了一百多。趙副司令說：究竟殺了多少人，統個數字報上來。我又提出：『這麼殺都行的？』趙副司令說：『江青同志講了的，這就叫文攻武衛。殺了還不是殺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衛貧下中農的問題。』
「你問這些情況確不確實，我這個人是從來不亂講的，有實講實，沒講的不會說講了，講了的也不會說沒講。23號，我與賀霞又商量派人去請熊炳恩出面開會制止殺人。24號，賀霞告訴我熊炳恩說他沒有辦法，槍也搶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還沒有保障，怎麼開會？其實，當時究竟殺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到道江鎮居民，三個五個一夥，到方向好大隊的水井打水，就問他們為什麼到這裡來擔井水，他們說河裡浮滿了死屍，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曉得問題嚴重了。後來，我們商量開個會制止，原定區、社來個領導，『紅聯』來個負責人，25號報到，26號開會，開三天。賀霞與黃濤他們一商量，改成開政法幹部會。
「到29號，會上，有人提出罪大惡極的，貧下中農堅決要殺的怎麼辦？我打電話請示武裝部政委劉世斌，劉政委答覆說：『我也沒得辦法……』
「判我的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我現在想起來都心驚膽戰。但是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我當時所講的話，都不過是把他們講的重複一遍而已。再說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面制止。都說要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四類分子可以殺一、兩個……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麼負得起那麼大的責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關了，現在又說我是故意殺人罪，又要坐牢……我認為道縣殺人的事，我有責任，但絕對不是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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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3
接下來的是苑禮甫。他為無辜被殺的569條人命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然而結果卻使我們失望。他與鄭有志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好像很恭順的樣子，但說出來的話句句蘊含玄機。他是1961年從衡陽師專畢業后，從學校調干，作為後備幹部培養的政治學徒。1967年時任道縣祥霖鋪區區委秘書兼副區長，1984年由道縣紀委副書記調任東安縣鄉鎮企業局任局長。入獄后在教師隊教書。
究竟是什麼東西讓這個文質彬彬白面書生似的人物變成了一個殺人魔王呢？
他說：「我因1967年8月道縣殺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脫產幹部中的冠軍。捕后，思想很複雜的，從大局看，想得通，這麼大的事件需要有人來負責；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們是馬列主義的黨，講究的是實事求是，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道縣殺四類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組成的。不是哪一個人一聲喊就能殺起來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後，黨的路線越來越左，農村階級鬥爭觀念越來越強，農民對階級敵人越來越恨，這是思想根源。62年道縣的戰備教育影響很深，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那陣子，道縣先後開了三次會，當時的縣委書記石秀華對區、社書記講話時就說過，凡是有風吹草動，就要把四類分子通通殺光，要蔣介石走上大陸找不到一個帶路的。當時空飄的反動傳單也很多，對群眾的階級教育抓得很緊，唱歌也唱的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群眾對階級敵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縣出現大亂，8•8搶槍，各級領導，還有公檢法都癱瘓了。第三個原因就是，少數階級敵人破壞，這裡有反革命組織，那裡有反革命組織，這裡地富反攻倒算，那裡地富造謠破壞，你現在講都是假案，可當時哪個曉得？全縣7起大案，破案4起，抓了人，殺了人(全部冤家錯案)。在寧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響下，以為真的階級敵人要變天了。全縣亂得很，群眾怕得很，從開始殺人到結束，也沒看到上頭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只講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還有一點，當時47軍發了個《社情電報》，下面又錯誤理解，講階級鬥爭嚴重，講貧下農自衛，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說到我自己，我是一個很普通的農村幹部，我不可能超越時代，肯定在這個殺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現。但是，判決書與事實出入太大，顛倒是非。責任沒有分清，用法不當。蔣光德打電話來，要我補火，要我抓緊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會上傳達了他的指示，卻判了13年，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蔣光德說是向我彙報工作，這完全不合事實，我作為一個副區長，當時還是掛起來的領導幹部，哪有那樣大的權力？ 你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我想你也會有所了解的，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少說幾句有什麼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麼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當時的情況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執行。我當時還打電話向縣裡請示了，縣裡叫我莫管。再說，我並沒有布置怎樣殺人，殺多少，相反我還宣布了堅決不準亂殺，誰亂殺誰負責任。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結束了對鄭、苑二人的採訪后，從那扇沉重的大鐵門裡走出來，走上繁華似錦的街市。不知為什麼，我的心裡氣鼓鼓的。特別是對苑禮甫印象壞極了。講了那麼多歷史背景、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更談不上所謂的良心懺悔。569條人命，13年徒刑，他還有膽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對張明紅說：「你信不信，把鄭有志換到苑禮甫那個位置上，他絕對想不出『大掃除』這號損招。」
張明紅一笑道：「那是當然！鄭有志這種人，上頭喊殺，他絕不手軟，上頭喊停，他馬上收手。不像苑禮甫，還要有所發揮，有所發展，有所創造。」
「中國的事情壞就壞在這號人身上！讀了幾句書，背得幾句語錄，就以為真理在手，正義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實屁都不懂，淺薄得很。你說他屁都不懂，官場學、登籠術，他又無師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紅頂子，他還講得冠冤堂皇。什麼敵情啦，什麼大案啦，什麼反動組織啦，什麼反動綱領啦，全是他們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什麼階級鬥爭新動向啦，什麼群眾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啦，全是他們這號人煽動的。幾十年來，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被作為垃圾拋棄，糟粕改頭換面蠱惑人心，這號人物正好風雲際會、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沒飯吃，做工的人沒衣穿，他們還不罷手，大話、假話、套話，一套一套，真話一句沒有……」
「好了，好了。」張明紅見我說得義憤填膺，打斷我的話說：「『牢騷太盛防腸斷。』你這樣容易激動，遲早要出問題的。」
沒想到，明紅一語成讖，不久之後，果然因我呈一時口舌之快，致使我們的採訪工作被迫中斷。

筆者的一位朋友針對苑禮甫，還有蔣文經、梁域這類人寫過一篇專論，特錄出與讀者，也與苑、蔣、梁等人共析。

中國鄉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論苑禮甫現象

舉世震驚的道縣大屠殺，實是由來自有。竊以為其根植於我國傳統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兩千年前，痞子文化即進入中國文化的源頭。楚漢相爭，農村痞子劉邦勝，舊貴族項羽敗，對整個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氣質打下災難性烙印。其後歷朝歷代，上至宮庭鬥爭，下至黑道傾軋，無不滲透了痞子化的實質性影響。中國向來缺乏真正意義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華文化中起到某種類宗教的代償作用，經由統治者欽定御用而產生蛻變的旨在調節社會的儒家學說，近代以來，在其他強勢思潮的衝擊下則又禮崩樂壞、日漸式微，實難遏制不擇手段、沒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於農民起義、農民革命，這種社會的劇烈痙攣，亦不過是痞子化地延續著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其破壞性遠勝於建設性。改朝換代，戰亂頻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戰亂，都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都致使人們流離失所，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會土壤。降及近代，整個農村社會在清乾隆中葉即已開始了「鄉紳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的過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筆下《阿Q正傳》中的「未庄」，其實正是這種劣根效應的文學縮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態大破壞和三年大饑饉，由「一大二公」而「一窮二白」。如此屢經折騰、飽受貧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國農村，遇上特定的社會大氣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為禍暴烈，亦自是勢所必然。
河清難俟，否（痞）極泰不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如此，與痞子化鑿枘相應的「貧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廣闊天地」。二十世紀初，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當此「天時、地利、人和」皆備之際，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便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 毛成功地將中國農民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武裝奪取了政權。繼而，便有了橫行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極左政治，有了餓殍千萬的三年大饑饉，有了王光美自作聰明的「桃園經驗」，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權力歸貧協」，有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此順勢而發，滅絕人性地製造驚天血案的道縣「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應運而生！此曠古未聞之大屠殺，殺人理論上、力量上皆處於絕對強勢狀態，抵制殺人的則是處於弱勢狀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禮甫者流，就是與農業中國痞子文化血緣最近、最可靠的學生和基本隊伍。這些人能力有大小，個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價值觀絕對一致，他們的所有言行，不論以何種面目出現，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從娘胎裡帶來的封建主義 烙印。他們骨子裡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什麼假話都敢說，什麼惡事都敢做。切勿小覷了這幫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農村秀才幹部的巨大能量，一個強大的系統如果充溢著這種人其危害性更會百倍放大，道縣大屠殺就是他們一手策動並組織實施的，光是農村中那些目不識丁的阿Q們絕對掀不起這樣的滔天惡浪。這些人對中華文化的糟粕無師自通，又無道德信仰約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請賞，並期以撓到癢處，而平步青雲。此種例子，屢見不鮮。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們最常見的社會現象。這些人的思想行為亦具雙重性，一方面表現為農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奴性異化的盲目發泄和盲目追尋出路。而趨炎附勢的習性，又使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謬。這些人淺薄浮躁而又嗅覺靈敏，不學無術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隻言片語，雜以封建主義糟粕，奉為金科玉律，以謀私利，以售其奸。他們深悉「寧左勿右」個中妙處，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此類人推波助瀾，興風作浪，給國家、給民族帶來無窮的災難！道縣大屠殺不過是其中小小一例。一個再偉大的國家，一個歷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經不起這些人經年累月的啃噬。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在道縣採訪的過程中，我們特別關注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和殺人最少的區、社，企圖從中找出一些所謂規律性的東西。這樣做有兩點原因：一是採訪本身的需要。應當說我們這次採訪是帶有某種任務的，那就是尋找光明面，不能把道縣殺人事件寫成漆黑一團。二是我們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縣採訪的過程中，支撐我們精神世界的所有支柱，都在傾斜、崩裂、坍塌，彷彿經歷了一場心靈的唐山大地震。對別人，對自己，甚至對人類本身，至少是對中國人本身都產生了一種涼透心底的絕望感！許多個夜晚，筆者在一些極其荒誕的夢中驚醒，醒來后，卻又想不起夢中的內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覺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們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來支撐自己不至於徹底崩潰。
那麼，除了魯草坪大隊因地處深山，沒有接到開會通知，沒有來開會，從而沒有收到殺人指令而沒有殺人外（我們稱之為魯草坪現象），其他那一些殺人較少或沒有殺人的區、社、大隊又因所而何呢？
我們來到仙子腳區進行採訪。
仙子腳區位於道縣西部都龐嶺山麓，區政府所在地仙子腳鎮距縣城32公里。這裡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勢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嶺就聳立在該區的西南端。西部都龐嶺，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兩大山系分界線上，有道縣最為險要的關隘——永安關。永安關雄踞仙子腳公社下壩洞大隊的梯子嶺上，海拔304米，距縣城96公里。梯子嶺下是廣西境界。關口居高臨下，峻峭險拔，昔為兵家必爭之地。近關處有石竇，泉水潺潺，清可見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發源於該區橋頭公社崩塘大隊。洑水的源頭是一條地下河，河水從崩塘鄉的一個岩口迸出，水質清澈，長流不斷。據當地人說，這下面的地下河是從廣西全州白嶺山中入口的，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從這裡流出來。據說有人在這裡看到過從廣西那邊撒入水中的穀殼。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發源地下行不遠的上壩村附近，是道縣著名的上壩水庫，山青水秀，風光瀲灧。該水庫文革刮「殺人風」時尚未修築，1971年底開始攔河築壩，1980年4月大壩主體竣工，1983年6月大壩閘門因質量問題，變形斷裂，致使洪水成災，給水庫下游的橋頭、會潭、仙子腳三個公社造成巨大損失。1986年我們到此採訪時，水庫的搶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水成災的痕迹還依稀可辨。
仙子腳因著一個美麗的傳說得名。相傳舜帝南巡時，在草鞋嶺丟失了一隻鞋履，赤著一隻腳走到這裡。在這裡一隻腳站著，換了一雙新草鞋。在舜帝換鞋的石灰岩坡上，留下了一個碩大的仙人腳印。舜帝的兩個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尋夫，在這裡發現舜帝的腳印，非常高興，於是將「五穀豐登」和「人丁興旺」兩句美好的祝願留給了這塊土地。從此，這塊女英、娥皇祝福過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歲歲，盛開鮮紅的杜鵑花。
「這塊土地，這塊土地，春雷打過，野火燒過，杜鵑花層層開過……」隨身攜帶的半導體收音機播放著專門為歌頌「紅太陽升起的地方」而寫的歌曲，可歌詞的內容竟與眼前的景物如此驚人地不謀而合。在仙子腳區採訪時，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專門帶我們來此尋跡瞻仰。我們按照當地人的傳說，五體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跡里，想吸取一點帝子留下的仙氣。
仙子腳區是道縣殺人最少的區。全區有八個大隊未開殺戒。說殺人最少，其實殺得也不善！全區共殺152人（被逼自殺32人）。其中，搶殺103人，刀殺4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12人，其它致死32人。 為唯一沒有滅門的區。筆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殺人數佔全區總人口的3.6‰，如果以當時全國7億人口計算，按這個比例殺遍全國，至少要殺250萬人以上。當然不能跟蚣壩區相提並論，按蚣壩區的比例殺遍全國，要殺3500萬人！
該區開始殺人的時間並不晚，應當說是屬於較早開始殺人的區之一，第一個被殺者是紅岩公社七星大隊的四類分子胡祥，被殺時間為1967年8月21日。因當時「殺人風」剛起，該大隊支書心裡不託底，殺人前，曾三次請示區秘書胡光學。（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胡是該區主殺派的一個重要人物，該區的很多殺人事件都與他有關。）胡光學第一次答覆：「你們自己決定。」第二次答覆：「我跟你們講了，這件事由你們自己決定，現在是貧下中農說了算。」第三次答覆：「你們決定要殺，那就整好材料，開會宣布再殺。」並借了區武裝部長王先志的手槍給七星大隊去執行死刑。
七星大隊殺胡祥在仙子腳區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其他各區情況中我們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發，萬紫千春滿園」。仙子腳區的殺人情況又會怎樣發展呢？
（1967年）8月24日，該區「抓促小組」負責人區公安特派員蔣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馬列和毛主席的書，沒有查到一處寫著可以隨便殺人」 ，他帶著這個「活思想」敲開了區武裝部長、區「抓促小組」的另一負責人王先志的房門，與他交換意見。王先志表態說：「那就讓他們先殺吧，我們看一看再說。」
8月25日，區里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殺人問題，由於蔣、王二人的態度，會上出現了意見不統一的局面。會後，胡光學打電話給紅聯頭頭唐銘植、劉昌林等人彙報會議情況，說：「他們說不殺，我們要殺還不是殺。」但是權力核心不動，下面縱使要殺也只有這樣凶。
後來營江「前指」兩次打來電話，督促殺人，該區都沒有往下貫徹。蔣正田的「右傾思想」使得鄭有志等人非常義憤：「這個東西離階級敵人只有三寸遠了！」為了挽救他，幫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過來，鄭有志請示上級同意后，繳了蔣正田的槍。
遺憾的是我們未能直接採訪到蔣、王二人。他們不願意就這個事情接受任何人採訪，因為當時他們根本就沒有做什麼，只是憑良心說了兩句話而已。他們希望平靜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寧。
當時擔任仙子腳公社黨委書記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他說：
「我們區（五區）的殺人，主要是在附近區社殺人風的影響下發生的，當然少數區社幹部也有責任，但大部分人對這樣亂殺人還是有看法的。8月下旬，我們公社下石塘、七家灣、老福地等大隊陸續發生了濫殺四類分子的現象。得到這一消息后，我馬上與公社武裝部長周桂章商量，決定召開一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制止殺人。我們先後開了六次會，47軍(不準隨便殺人的)通告下達后，我們公社幹部又分頭下到各個大隊，宣傳貫徹。殺人風殺到我們這裡的時候，已經有些變了味，是人都殺。當時我下到的點是老福地大隊，我隱隱聽得一點風聲，這個大隊的貧協和造反派策劃著要搞掉原大隊長睦道義（「四清」下台幹部）。他們在稅務所開了討論會，決定晚上十二點正動手。當時，農村裡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點多鐘，其中一個造反派頭頭把電話打到公社郵電所，問幾點鐘了。值班的話務員問他，這麼晚了，問時間幹什麼？那人笑了一下，說十二點殺壯豬哩。話務員多了個心眼，把情況告訴了我。我聽了話務員的報告，雖然搞不清楚是要殺哪個，但知道是要殺人，連忙叫了武裝部長周桂章、公安派員鄭啟炳 ，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搶在十二點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隊。一了解情況，要殺睦道義。我們連忙制止了。又把睦道義帶到公社保護起來，直到5天後風浪平息了，才放他回去。」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人最少的是仙子腳區會潭公社，僅殺17人。我們為此專門到會潭採訪，此行的目的不是採訪殺人，而是試圖採訪抵制殺人的事例。一個公社殺17人，放在別的地方，也許不是一個太小的數目，可是在道縣，36個公社殺4500多人，平均每公社125人，能夠把殺人數字控制在這樣的小兩位數上確實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殺人風」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們很快就失望了，會潭公社殺人較少的原因簡單得叫我們感到絕望：僅僅因為公社沒有召開殺人動員會。而與它同屬一區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遠更靠深山老林，卻殺人比較多，就是因為公社召開了殺人動員會。
結果，原本打算採訪抵制殺人，卻出人意料地變成了採訪殺人情況。
一位在仙子腳區搞專案的工作組同志告訴筆者：「會潭鄉的殺人事件雖然公社沒有召開殺人動員會，並且明顯地有受其他區、社『殺人風』影響的跡象，但貧下中農自發起來殺地富的現象可以說基本沒有。所有殺人個案都有社、隊幹部插手的證據。其中問題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員熊景峰，他親自寫條子批准下面大隊殺4人。」
他向我們講了該公社的三個殺人案例。
一、會潭大隊有個四類分子子弟叫熊義楓，是橋頭小學的教員，「殺人風」中，被會潭大隊民兵彭家奇等人從學校抓回大隊，逼他出錢贖命。為活命，熊義楓交出現金150元和存摺170元。幾個兇手把錢分了，又把人殺了。這個案子就是請示過熊景峰的，熊景峰說：「趕快殺了。」
二、石梘大隊要求每個村子（生產隊）殺一個，結果為了湊數，同時也順便減輕集體的負擔，熊家灣村將一個五保戶殺了。
三、大地夫大隊大隊會計何月拱、民兵營長唐廣元等人，在公社已經傳達了47軍制止山人的通告后，仍堅持將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兒子唐廣友殺害。唐修春有個女兒叫唐廣惠在壽雁鎮雁鄉中心小學教書。何月拱又糾集多人到學校，要把唐廣惠揪回大隊「交貧下中農處理」。由於學校領導不同意，並派人到區公所請來領導制止，唐廣惠這才躲過一劫。人帶不動，何月拱提出，我們這些人辛辛苦苦從會潭趕過來，中午飯都沒有吃，怎麼辦？唐廣惠只好拿出僅有的30元 ，為他們辦了中午飯。吃完飯，何月拱等還不走人，還要跟唐廣惠要路費。唐廣惠沒有辦法，向其他老師借了35元錢交給何月拱。不過，她還算是幸運的，沒有像熊義楓那樣交了錢丟了命。
接著我們馬不停蹄來到沙田公社採訪，想對比一下，開了動員會與沒開動員到底有些什麼不同。
1967年8月21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員蔣日崗等人召開了一個公社幹部和各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抓促」會議，會上，蔣日崗等人大講特講所謂「當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所謂的「敵情」，當然也講生產問題，但重點講殺人問題。蔣日崗說：「樹欲靜而風不止，想要四類分子不亂說不亂動是不可能的，同志們不能太天真了！……關、斗、殺都得用上，該關的關，該斗的斗，該殺的殺。」又說：「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們（貧下中農）就是人民。」這次會議之後，該公社陸續殺了26人。當時，公社幹部傅關愛、王許夫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殺人不行。蔣日崗說他們是叛徒，指示民兵把這他們吊起來，捆了7個小時。第二天又專門開會,「幫助他們受教育」，並勒令二人「低頭認罪」。幸虧傅、王二人「根正苗紅」，不然危乎險哉，加之檢討寫得「深刻」，總算把命保住了。
8月29日，蔣日崗從營江參加政法工作會議回來以後，又召開了一個全公社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蔣在會上說：「我這次回來就是要抓幾條大魚的，小魚崽崽我不感興趣。」又說：「你們要殺就快一點，不然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會後，一些大隊又匆匆忙忙殺了一批，有些原來沒有殺人的大隊，這次也殺了。
沙田公社殺人的一個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隊殺貧農社員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隊長何禮道的意見，文革「亂殺風」時，何禮道借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積修（中農）解放前在國民黨手中當過「偽教員」，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時，提出要殺。殺何積修的時候，何禮道順便把何正民一起牽出來殺了，遇害時25歲。殺人之後，何禮道帶著幾個殺人兇手，拿著馬刀和索（繩）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著何正民的妻子陽修元說：「我們這幾個民兵，你跟哪個好，你自己選，不跟就殺了你。」幾個人將陽修元輪姦后，又威逼她嫁給老光棍何好菊。陽修元不願意，又被何正榨霸佔了20多天。直到47軍宣傳不準殺人，來到村子里，陽修元才得以脫身跑回娘家。
筆者在沙田公社採訪時，還發現了一個案例，這個個案在專案組同志的眼裡可能不算什麼，因為它既沒有殺人、又沒有強姦，而筆者卻頑固地認為它的典型意義絲毫不遜於那些殺人奪妻案、殺人謀財案。此案發生在小偉大隊。8月29日，該大隊的幹部在公社開完殺人動員后，回到村裡貫徹公社會議精神，召開大隊黨員、幹部會議研究殺人名單。由於在公社開會時，公社領導說了「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同時也說了「不要濫殺」，這個調子定在這裡，不好大開殺戒。「調皮搗蛋可以殺一、兩個」這個不消說，問題是一貫「老老實實的」怎麼辦？該大隊有一個富農子弟叫何漢存，平時表現還算可以，那麼就叫他出錢保命吧。但話不能說得這麼直白，於是生產隊幹部就對何漢存說：「你是屬於那種可殺可不殺的，但是我們還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麼表現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動交出浮財、地契，結果都沒有殺，有的還給定了個開明地主。」何漢存一聽，連忙回家拿出僅有的90元現金交到生產隊。隊上的人一看很生氣，這麼一點點錢就想保命？對他說：「你呀，不要想矇混過關，真心愿意重新做人，就要脫掉褲子割尾巴！」何漢存一聽連忙跪下來：「我脫褲子，我脫褲子！」馬上跑回家，把家裡的一頭毛豬、2床棉被，20斤豬油、9隻雞、4床被單、8件衣服、床鋪、洗臉架、銀首飾約3斤，一間房子統統地交了公，總算免了一死。但何漢存的妻子又驚又嚇，憂慮成疾，不久后病死。剩下一個16歲的女兒，何漢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萬一又要殺的時候，好給她留條生路。
令小偉大隊的幹部、群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處遺工作組進村以後，何漢存第一個跳出來了，「變天帳」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想當年那些東西都是他自動要求交公的，隊上不願意收，他急得直哭。這會子，又說是逼他交錢保命。誰逼他了？大隊幹部氣得要死：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該把這小子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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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4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在仙子腳區，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該區所屬四個公社（仙子腳、沙田、會潭、橋頭）中，橋頭公社不但殺人多，超過其他三個公社的總和，作派也與其他三社大相徑庭，不但殺得早、殺得有模有樣，而且還像上關公社一樣召開了萬人殺人現場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一致呢？
處遺工作組專案組的同志向我們解釋道：「現在的仙子腳區包括了文革『殺人風』時的一個半區，當時的仙子腳叫五區，包括三個公社：仙子腳、沙田、會潭。橋頭公社隸屬四區，當時叫橋頭區。後來橋頭區撤消，橋頭公社和橋頭林場劃到現在的仙子腳區，橋頭區的另外兩個公社，樂福堂和楊柳塘劃到了壽雁區。 我們說的全縣唯一沒有在區一級範圍召開殺人動員會的，是當時那個仙子腳區，也就是五區，也叫紅岩區。橋頭區，也就是四區，不但區里開了殺人動員會，各個公社都開了會煽動、策劃殺人。這裡面主要責任人有（原）橋頭區武裝部長廖明忠、（原）區公安助理員黃來順、（原）區委秘書魏永登、（原）區農機站培植員柏福然，（原）橋頭公社公安助理員楊盛卿等人。」
「你講的這個廖明忠是不是在營江『紅聯前指』總部擔任前線指揮部副指揮長的那個廖部長？」我問。
「對，就是他。他是橋頭區策劃、煽動殺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並且親自批准殺害了兩名貧農社員。黃來順比他厲害，不但在全區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而且親自批准殺12人，橋頭公社召開萬人殺人現場會就是黃來順和楊盛卿策劃的。橋頭公社在公社範圍內為主策劃、部署殺人的是楊盛卿，他親自開口點名殺4人，批准殺20人。還有那個柏福然，他是一個「紅聯」的頭頭，是策劃樂福堂公社殺人的主要責任人，他在該公社親自點名批准殺9人。橋頭公社殺人最多的也是殺人最早的是勝利大隊，共殺57人，位列三甲，冠軍是油湘公社的躍進大隊，季軍是蚣壩公社的沿河塘大隊，亞軍就是勝利大隊。勝利大隊殺人的主要責任人第一個就是楊遜卿，是他最先開口指示殺人的，其餘的就是該大隊的書記何進兵、會計何臣安、民兵營長何來球、治保主任熊福保等人。被殺的人中有一名孕婦，一名在校學生。一個叫熊福昌的貧農，因與熊福保有私仇，也被他牽出去與四類分子（及子女）一起殺掉了。勝利大隊殺人還有一個重要特色是私設公堂，毒刑拷打被殺對象，用了老虎凳、火燒等刑法，搞得險火得很。所以這個大隊不僅人殺得多，致傷致殘的也不少。
「該大隊最先殺的兩個四類分子，一個叫何光照，一個叫謝蘇蘇，這兩個人是開鬥爭會打死的。8月17號上午，楊遜卿路過勝利大隊，區貧協委員、大隊會計何臣安向他彙報大隊的『敵情』，楊遜卿說：『你們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現在六區、十一區、八區貧下中農都行動起來了，鎮壓階級敵人的破壞。你們還不行動起來，等著地富搞暴動？』何臣安立即將楊部長的指示向支書何進兵等人匯了報。當晚，勝利大隊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地主分子何光照、謝蘇蘇。何光照被當場打死，謝蘇蘇打得七竅流血，用門板抬回去的，第二天也死了。家人不敢伸張，用一床篾席裹了，偷偷埋了。
「19號，大隊召開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聯席會議，點名要把何靜青幹掉。散會後，大隊治保主任何勝強到楊遜卿的住處請示。楊遜卿看到他顧慮重重的樣子，很生氣，說：『你們大隊幹部膽子太小，作不得卵用。』何勝強受到批評以後，連忙回去，對何世兵、何臣安、熊福保等人說：『楊部長的批評我們了，怎麼辦？』大隊馬上召開鬥爭大會，民兵把何靜青押進會場，何臣安帶領大家喊口號，用事先準備好的洗衣棒一陣猛打，何靜青滿頭滿臉是血，暈死過去。民兵營長朱來球（後來當了書記）伸手在何的鼻子上試了試，還有氣，又補了一鳥銃。
「第二天，楊遜卿專門到勝利大隊，找到何臣安說：『何善妙怎麼還不鬥？你們聽不聽講（話），這種人還不鬥，斗誰？……這種人不要說斗，打死都是應該的。』當晚，勝利大隊又召開群眾大會，批鬥何善妙，不過沒有在會上把何善妙打死，是會後拉出去殺掉的。殺了何善妙后，何臣安專門趕到公社，向楊遜卿彙報。楊遜卿說：『好得很，這是貧下中的革命行動……你們為什麼不用槍打？何部長（橋頭公社武裝部長何福章）從壽雁回來，看到的那邊都是用槍打的。』從這以後，勝利大隊殺人，基本都是用槍和鳥銃。
「在這之前，橋頭公社，還有整個橋頭區殺人都不是很多的，接著搞了一個萬人殺人現場會，把全區的『殺人風』推向了高潮。8月21號晚上，橋頭區公安助理員黃來順從營江開會回來，打電話給楊遜卿要他到區里彙報敵情，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區公所和橋頭公社得很近，楊遜卿接了電話，馬上就到區公所向黃來順彙報。聽了楊遜卿的彙報，黃來順說有必要搞一個大動作，充分地發動群眾。研究后決定，乘著趕圩人多的時候，開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大會，給大家看看。黃來順說：『以前的那種鬥爭方式已經不跟上形勢發展的要求了，這一次一定要動點真格的。』楊遜卿說：『黃部長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辦事什麼時候塌過場？』
「第二天上午，橋頭公社召開各大隊負責人開預備會，研究開現場會的時間、要殺的對象、殺人地點等等，區里也來人參加了。黃來順指示說：『你們不要只抓小魚不抓大魚，像蔣豪（軍統特務）、何國瑞（偽團長）、熊艇（偽軍官）這些人危險性最大，一旦階級敵人搞暴動，他們是會指揮戰爭的。』開會之前，楊遜卿把何世兵、何臣安等人喊到一邊打招呼：『今天開會要從你們大隊殺幾個人。』何世兵等人說：『殺就殺吧！』首先點了蔣豪的名，但是年紀太大了，走不動。有人提議用豬籠子抬起來。楊遜卿說：『太麻煩了，換一個吧。』最後換了一個調皮搗蛋的地富子弟叫何廣賢。大家一致同意了。又向黃來順作了彙報。黃來順說：『要殺就殺吧。』
「8月23日，萬人殺人現場會在橋頭圩召開，勝利、大江洲、石排樓、上壩等大隊都組織社員來參加，樂福堂、楊柳塘兩個公社也派代表來取經。整個橋頭圩擠得水泄不通。現場會由公社團委書記蔣子榮主持，楊遜卿講話。在宣布了何廣賢反攻倒算等罪狀后，楊遜卿說：『現在各大隊反攻倒算的，反動組織的，我們要注意他們的動向，揭露他們的陰謀。會後，各大隊都要行動起來，像這樣的（指何廣賢）統統幹掉！』然後公社民兵將何廣賢拖出去槍斃了。現場會以後，區、社兩級幹部紛紛下到各大隊檢查督促，殺人事件在橋頭區，不光是橋頭公社，還有樂福堂公社、楊柳塘公社，很快形成高峰。」
接著，該同志又給我們講了一個橋頭萬人殺人現場會後，楊遜卿到大江洲大隊督促殺人的故事。這個僅殺兩人的故事帶給我們的心靈震撼竟比轟轟烈烈的橋頭萬人殺人會強烈百倍。
故事的開頭是這樣的，8月23日橋頭殺人現場會後，區、社兩級幹部紛紛下到各大隊檢查督促（殺人）工作，8月24日，楊遜卿帶著公社婦女主任魯××下到大江洲大隊。 他發現大江洲大隊開了現場會以後，居然沒有很大的反響，非常生氣，嚴肅地批評了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思想保守、行動遲緩，並立即召集大隊幹部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骨幹會議，研究殺人問題。會後，殺了兩人。
兩個什麼人呢？秦秀容，女，75歲；何國新，男，5歲。
那麼多四類分子及子女尚未開刀，怎麼就優先殺這一老一小兩個「階級敵人」呢？原來大隊開會時候，有人提出地主分子秦秀容家土改時還藏有蠻多光洋沒交出來，還有存摺。秦秀容的漢子（丈夫）在外面當過官，家裡都是讀書人，哪會沒得錢？據在她家做過長工的老人揭發，舊社會，她家裡光洋用升子量，餐魚頓肉，連我們做長工的都跟著吃好的，臘肉切得巴掌大一塊，油水重得粘嘴巴。還說秦秀容跟孫子何國新傳授變天賬，指著那些土改時分掉的田和房子說，這裡原來是我們家的田，那裡原來是我們家的屋等等。現在秦秀容家已經沒得什麼人了，有個小兒子在外縣教小學，已經和她劃清了界線，斷絕了母子關係，好幾年沒有來往，只剩下這一老一小，老的老，小的小，要是哪一天，老的腳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曉得會落到哪個手裡。耍不好，那些光洋就是留給蔣介石反攻大陸用的。
於是決定先拿這祖孫兩個開刀。
誰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釘子斷：光洋一塊都沒有，土改時都交出來了。說到錢，家裡只有祖孫兩個相依為命，又沒有勞動力，吃飯都成問題，哪裡還有錢存？
楊特派員不高興了，老的死頑固，就威嚇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索子（捆起來）；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說著還拔出腰間的手槍，比著小孩，嘴裡「叭叭」了兩下。
5歲的何國新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式，嚇得跪在奶奶膝下，哭得凄惶：「媽媽（奶奶----道縣方言將袓母稱為媽媽），你把光洋交出來吧，交出來，他們就不會殺我們了。」
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靜得叫人憤慨。都說人越老越怕死，這個秦老太太硬是看到棺材不落淚。你自己自尋死路也就罷了，為什麼眼睜睜的看著5歲的小孫子也要陪著自己死？
何國新見奶奶沒反應，又轉過身求那些拿著梭標、馬刀、鳥銃的人們：「叔叔、伯伯，你們莫殺我，我聽話，我會做事，我給你們放牛……」
他抱住這個人的腿，這個人輕輕一腳把他踢開。他跪在那個人面前，那個人把個臉背過去……
「交出光洋和存摺就不殺你們。」楊公安再次交代政策。
「去，跟你媽媽（奶奶）說去，只要她把光洋和存摺交出來，保證不殺你！」大隊上的人見他說得可憐，再次指條生路給他。
何國新又迴轉身抱著奶奶的腿，拚命地哭嚎，拚命地哀求，哭得嗓子都啞了：「媽媽，媽媽，你把光洋交出來啰，他們說了，交出來就不殺我們！光洋是什麼呵，藏起來有什麼用？媽媽，我怕死，我想活……」
可是，秦秀容居然還是無動於衷，還是寧死不交（也許根本就沒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撫摸著孫子的頭，說：「好細崽，不要以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誰來養活你？履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如跟媽媽（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個伴。」
遂一起被活埋。
回到縣委招待所以後，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滿眼滿腦都是秦秀容和何國新撲朔迷離的身影……一點黏黏糊糊的液體最終還是不聽話地從眼角溢了出來，沁濕了我的雙鬢。說來也怪，它一流出來，緊繃繃地心頭頓時就鬆了許多。我悄悄地爬起來，到公共衛生間打了盆涼水，洗了把臉，然後又回到房間里，打開燈，在記錄本上寫下了一首小詩：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點
再深一點點吧
別讓野狗把我刨了出來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點
再深一點點吧
像一顆種子那樣
深深地種下

我會慢慢發芽
慢慢長大
在淅淅瀝瀝的春雨中
開出一朵流淚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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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4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聽了專案組同志關於仙子腳區殺人概括的介紹后，我問：「聽說上壩大隊殺了一個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來之前，我們在縣裡查閱材料時，得知道縣殺人事件最後一個遇害者是橋頭公社上壩大隊的中農何余祥，但究竟為何被殺，怎樣被殺的，材料中沒有詳細記載。我們到橋頭公社重點要採訪的除了萬人殺人現場會之外，就是這件事情。這封刀一殺不弄清楚，我們對道縣殺人事件的採訪就無法畫上一個句號。
專案組的同志聽我這麼一問，笑了：「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事。何余祥是『亂殺風』中最後被殺的一個人。他們叫『封刀』。殺了這個人以後，『殺人風』就算徹底停息了，以後再沒有殺人。實際上這是一樁典型的謀財害命、殺人強姦案。何余祥是（1967年）10月17號被殺的，這個時候，道縣的『亂殺風』已經基本平息。47軍6950部隊是8月29日進的道縣，到9月下旬整個道縣基本上就不怎麼殺人了。殺害何余祥的兩個主謀，一個是大隊長易長進，一個是民兵營長唐貴庭。唐貴庭這個人當過國民黨的兵，惡習很多，他與何余祥過去為一些小事結過仇，想乘這個亂殺人的機會搞報復。正好大隊長易長進想要侵佔何家的房子。兩個人一商量：再不動手就沒得機會了。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在馬鞍橋的涼亭屋用鳥銃將他打死了。殺了何余祥以後，易長進不但霸佔了他房子，還強姦了他的老婆……在這之前，這兩個人還多次參與該大隊的殺人活動。特別是唐貴庭，他在8月29日，參與殺害了地主分子唐廣廈，當晚又夥同另外兩名殺人兇手易長正與劉大鈞把唐15歲的女兒輪姦了。」
聽了專案組同志的介紹，我們提出想去上壩村採訪一下當事人。專案組同志說：「這兩個已經逮捕法辦了，具體關在哪裡，我不太清楚，你們回縣裡一問就知道了。你們要去上壩村採訪，那裡離這邊有蠻遠，路也不好走。你們看這樣好不好，今天在區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們想辦法弄輛車，送你們到上壩水庫，從那裡到上壩村很近。」
專案組同志的這個建議其實很不錯，當時我們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時間還早，所以還是堅持馬上動身去上壩村。專案組同志看到我們這個態度，就想辦法幫我們借了兩部自行車，告訴我們騎單車兩個小時可以趕到。他本來也想陪我們一起去的，由於只借到兩部車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們的下懷，這段時間我們的採訪，多數由專案組同志引領陪同，一方面給我們的採訪增添了極大的便利性，同時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從某種意義上說，缺乏自由度的採訪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像兩隻翅膀開始長硬了的小鳥，躍躍欲試地試圖體驗單飛的滋味。
        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沙石簡易公路，我們騎車去上壩村。騎單車對我不是什麼難事，我家離上班的地方很遠，每天都要騎四、五十分鐘的車上下班，一口氣騎下來，根本不覺得累，速度還蠻快。可是這回才深刻得體會到沙石簡易公路和柏油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騎出去沒多遠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張明紅，比我好不到哪裡去，想起當年當知青時，擔一百多斤的擔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糧站送公糧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嘆，人變「修」太容易了。騎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兩個大腿根也被車凳磨紅了。山路卻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們只好採取上坡推車步行，下坡騎行的辦法繼續趕路。這一招還真管用，馬上輕鬆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這樣走走騎騎、騎騎走走，花了大概有三個小時總算到了上壩村。進村一打聽，不巧得很，支書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們頓時傻了眼，接頭的人不在，找別人，又不當家理事，作不了主。一個我們在很多地方採訪遇到的情況，在這裡同樣也遇到了：被害者遺族對我們有戒心，盡量地迴避我們；基層幹部對殺人情況或者記不清楚、或者說不清楚；殺人責任人要麼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要麼乾脆躲著不跟我們見面。說來說去，對殺人情況了解得最清楚地還是專案組的同志。我們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得的就是這麼個結論。張明紅感嘆道：「看來，哪條路子上來的人，就只能走哪條路子。『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陣。」
        這時天色已然向晚。山區的夜晚來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絳紅的霞光降臨到都龐嶺上，觀察它瞬息萬變的色調確實是一個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巒如此雄渾、淳樸，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風，純凈得你找不到一絲一毫罪孽的痕迹。從群山中吹來的涼爽的夏季風，鼓進衣服里，渾身的汗馬上收盡，但兩條大腿卻痛得更厲害了。沒有辦法，還得趕回去，至少得趕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來。」我對明紅說。
「怎麼樣，走不動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張明紅看著我，嘴角含著一絲詭異的笑紋，「還是看我老張的，這附近有個橋頭林場，我們到那裡去想辦法。」
張明紅不愧是「地頭蛇」，橋頭林場的領導看到記者站張站長來了，熱情得不得了，馬上殺雞置酒款待我們。我們也真的餓了，顧不上講太多的客氣就大吃起來。大塊雞、大塊肉倒是很對我的口味，但是那個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為什麼那麼打頭，當時我並沒有多喝，儘管場里的幾個幹部輪著勸酒，我還是把著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勁很快就直竄頭頂。這酒肯定有問題，有可能是那種劣質的假酒，奇怪的是他們喝起來都沒有我這麼強的反映。也許是他們喝慣了。也許是我太嬌貴了。酒足飯飽，月上中天，幾位場長留我們在場里過夜，我們堅持要回區里去。場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車送我們回仙子腳鎮。
上車的時候，我的頭腦還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車在盤山公路上三晃兩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鉛似的沉甸甸的，有些發脹，還有些發痛，但還是強撐著不讓自己睡著了。這時候，車子突然停下來了，車燈的光柱里照著了一隻野兔子。他們幾個人跳下車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車上感到膀胱脹，有小便的要求，也跟著下了車。其實夜半三更整個公路上就是我們一輛車，下了車扯脫褲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見一樣，想躲到路邊一塊黢黑的陰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個陰影里走去……這時候，突然一隻手從背後將我拉住：「小譚，你幹什麼？」是張明紅的聲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試圖掙脫他的手，他卻把我拉得更緊了，連小便都不讓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車，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腳區的旅館里醒來時，已是第二天中午。張明紅哈哈大笑著走進來：「來，來，我們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閻王的鼻子，差一點我們今天就要給你開追悼會了。」看著我茫然驚訝地眼神，張明紅告訴我，昨晚他們幾個人下車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來還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見了，這時候，他一回頭，看見我正向懸崖邊走，連忙大聲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聽見，急得他跑著追過來，就在我走到懸崖邊上還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橋頭林場的司機講，那塊懸崖下面有十幾丈深，一腳踩下去，肯定沒命了。」我聽了驚得倒抽一口冷氣，好久嘴都合不上來了。
因為這個情況，我們把再去上壩採訪的計劃放棄了，匆匆地趕回了縣裡。當時想，來日方長，機會有的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很多事情一旦錯過就永遠錯過。
不過，在仙子腳區採訪中我還有一個在其他區社沒有的收穫，那就是在一位專案組同志的記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詩。

七律
處遺工作有感
步主席《長征》韻而作

處遺不怕工作難，
廢寢忘餐只等閑。
樁樁血案無法紀，
滾滾人頭似泥丸。
瀟水當年浮屍滿，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會指航向，
撥亂反正盡開顏。

我把這首詩抄錄下來，不是因為它寫得多好，多深刻，嚴格地說，作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處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感情傾向！同時也折射著處遺工作的難度。這樣的詩（或文）出現在殺人最少而問題揭露得相對較深的仙子腳區難道僅僅是因為偶然性的因素嗎？道縣處遺工作組中，喜歡舞文弄墨的筆杆子不少，為什麼他們就沒有這種「處遺有感」呢？也許是我沒有發現。但是，我們發現了，每一個處遺工作組具體工作人員對待道縣殺人事件的認識和態度，決定了他所負責的那個地方或那些專案問題揭露的廣度與深度。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有些地方，處遺工作組的人員與殺人責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乾脆就住在殺人責任人家裡，這些地方殺人問題就根本揭不開，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塗。
道縣縣委在「文革」非法殺人事件處理遺留問題工作情況的總結材料上說：「通過處遺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遺屬的善後安置工作；第三，對犯罪和犯錯誤的責任人進行了認真的處理。通過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嚴重的歷史教訓，增強了法紀觀念，絕大多數遺屬感到滿意，絕大多數被處理者認罪認錯。」筆者認為這個結論缺乏事實依據，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的情況是，整個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基本查清，但嚴重的歷史教訓並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數被害遺屬感到有冤難申，大多數殺人事件責任人不認錯，更無從談到認罪。我這樣寫，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對不起廣大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特別是那些給予我們採訪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們一定對我失望極了，認為我就是一條養不親的「白眼狼」！
我們深知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非常不容易，兩年多來，付出了極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艱難，之細緻前所未有。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很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之謎被掩蓋在重重迷霧之中。
處遺工作組的一位同志曾經告訴我們：「我們剛剛下到道縣時，道江鎮到處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飯館裡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飯。一端起飯碗，就有好多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乞丐圍在一邊，眼睛巴巴地盯著你手中的飯碗，有的甚至乾脆就跪在一邊，等著，也不說話。那個樣子叫人哪裡還吃得飯下。只好放下碗走人。這些乞丐一窩蜂湧上去，連盤子都舔得好像洗過一樣。這些人大多數都是道縣殺人事件遺留下來的孤老孤殘，和有家難歸的遺屬。他們想做工，沒得人要；要干點別的，早已下破了膽子，就只有一條路可走：自古討來不犯法。」
當時在道縣「殺人無罪論」（殺四類分子沒有錯），「殺人有理論」，「殺人有功論」、「殺人保權論」（殺四類分子就是保衛紅色政權）大有市場。傳統的常識遭到顛覆，一些非驢非馬的東西進入了人們的常識範疇，特別是它侵入的不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腦，還有大量的讀書識理的大腦。意識一旦成為常識，就會變得有理講不清了。工作組一進場，立即包圍在一片反對聲中。有人說：「幾個四類分子，殺了十幾年了，還翻起來搞什麼名堂，真的是吃了飽飯沒事幹！」有的說：「好多工作都沒做好，還來做這號沒屁眼的事。」有的說：「毛主席死了，還鄉團來了！」有的說：「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盡幫著地富說話？」有的不吃飯不睡覺，拚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來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農藥、上吊以示抗議……
一個公社書記則說得更具體：「你們下來幫我們抓生產，搞計劃生育，我們殺雞殺鴨打酒給你們吃。搞這個事，不得人心，飯都請你們沒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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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5
為了幫助群眾搞清是非，提高認識，加強法制觀念，工作組的隊員口都講干、腿都跑細。特別是為了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是逐村逐人，一個一個地落實，真正做到了「來要到頭，去要到尾」。 為此，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401個專案組，進行重點清查。工作量之大亦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膽大包天，竟敢輕輕巧巧進行否定。但是親愛的朋友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時代有它內在的苦難，身處其中的人誰也無能逃脫，但是希望可以認識，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對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才能拯救我們自己，除了勇敢地大聲地說出事件的真像，我們別無選擇。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行文至此，我已經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向讀者作了一個雖然粗略還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歷史原貌，但可以保證是百分之百客觀公正。還有一個情況一直沒有講述，那就是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的情況，本來打算在寫仙子腳區文革殺人事件時，重點講述的，結果講來講去還是講成了殺人的情況。在道縣，殺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沒有（或抵制）殺人的情況卻寥若晨星。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極大的精力，依然收穫甚微。物以稀為貴，雖然採訪的東西不多，但仍然覺得有必要記錄在案。
一、壽雁區牛路口公社黨委書記唐仁漢文革一開始就「靠邊站」（文革術語，意指停止行使職權）了，不過公社幹部開會還是喊他參加。在一次公社幹部會議上，他聽到公社武裝部長提議：「現在別的地方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這裡是不是也搞兩個（四類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來明確表態：「剛才劉部長的講法是錯誤的，要作廢。」由於他極力反對，其他公社幹部也不好意思再講殺人的事，使得這一次部署殺人未能實現。該公社23個大隊中有兩個大隊的大隊幹部與唐仁義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這兩個大隊沒有殺人。

二、原道縣農業局局長秦庭良當時作為「走資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設大隊搞「雙搶」。開始殺人後，與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幹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個人堅持在這裡改造思想。當時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和民兵營長兩次召開會議，討論殺人問題，已經確定了名單，準備第二天動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後，冒著「站在階級敵人一邊」的危險，跑去找這兩名基層幹部進言：「殺人的事無論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毛主席教導我們，人頭不是韭菜，隨便割不得。現在這些情況，遲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們要殺，叫他們自己來殺，我們萬萬亂來不得！」支書和民兵營長一聽，覺得講得有理，就改變主意，把人放了。結果這個大隊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殺人。

三、油湘公社黃金大隊的大隊幹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參加公社召開的全縣殺人情況通報會後，當晚召開全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經過討論，提出要殺26個人，名單也定了。因為大隊支書蔣仁俊一直坐在一邊抽煙，不發言，貧協主席說，還是要黨的一元化領導，請蔣支書表個態。蔣仁俊說：「你們一定要殺，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這個態。殺人要我開口，我是絕對不開的。」看到蔣仁俊這個態度，支委里也有幾個人出來說話了，蔣支書不表態那就算了。蔣仁俊說，既然算了就散會。殺人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還是傳了出去，上了名單的26個人中，有3個膽子小的嚇得自殺了，還有幾個膽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員打電話到大隊，民兵營長陳玉賢接的電話，說該大隊逃跑的一個地富子弟鄧見生被抓住了，要大隊來領人。大隊的幾個「巨頭」，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等，開了一個碰頭會，商量怎麼搞。有人提出這號人不殺不行。不然，別的四類分子都跟他學樣，那還了得！但蔣仁俊還是不表態。陳玉賢提出是不是請示一下公社。蔣仁俊說，那就請示吧。電話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接的電話，鄭來喜猶豫了半天，說：「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準殺人了。」既然上頭是這個態度，於是大隊決定先把人接回來再說。
治保主任鄧江清和民兵營長陳玉賢帶著兩個民兵到公社領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員李本躍。李本躍問：「怎麼搞的，你們大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鄧江清說：「主要是蔣仁俊這個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書，他不開口，我們有什麼辦法。」李本躍說：「他的意見，只能代表他個人呢……黨的領導還要聽取群眾的意見。像鄧見生這樣的人，我看就可以殺。」
返回的路上，鄧江清說：「上頭講了鄧見生要殺，牽回去只怕又殺不成。」陳玉賢講：「上頭講了要殺，還管他那麼多，殺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鄧見生殺了。

四、在「紅聯」前線指揮部所在地營江公社，有一個叫正崗頭的村莊，當時叫和平大隊，全大隊有9戶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餘人，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一個被殺，成了名符其實的和平大隊。這又是為何呢？
我們採訪了該大隊文革時任黨支書的蔣良忠老人。我們來到正崗頭時，他正在蓋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贏，聽說「省里來的領導同志」（當時我們被介紹為省里來的幹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殺人的事，放下手裡的活計，接待了我們。這是一個典型的道縣老農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經明顯的佝僂了，打著一雙赤腳，一看就知道是個做慣了事的人，當幹部的經歷雖然看得出來，但已經不十分明顯了。質樸的臉不善表情，見了我們，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歡迎。我們有些奇怪，在當時那種黑雲壓城的形勢下，他何以能頂住那股殺人風？他用與他的臉一樣質樸的語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風咧！喊起要殺的，上頭一喊，下頭就充積極，放肆殺。那些年刮『五風』也是這樣颳起來的，餓死多少人！我到營江開了會回來以後，他們問我，我們大隊怎麼搞？我想，殺一頭豬還要批張條子，殺一個人哪有那麼簡單。土改時殺人簡單也沒有簡單成這個樣子，還有個土改法，上頭還要發個文。自古以來，殺人總得要見官，要批准，還要有人監斬，犯到哪一條辦到哪一條，怎麼能在我們這裡亂了規矩呢？那些謠起要殺人的，都是充積極，想陞官，我不想陞官，也沒得官運，我懶殺得。既然上頭都癱瘓了，我們也跟著癱瘓算了。貧農代表蔣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見，他跟我講，別的大隊要殺，讓他們殺，我們不充這個積極，我們不殺！
「後來，殺人風越刮越凶，別的大隊越殺越厲害，我們大隊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蔣福保父子捆了起來，召集幹部在禾坪里開會研究怎麼搞，逼著我表態。蔣福保父子兩個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經把幾件好一點的衣裳都換上了，準備去死。別的大隊地富表現怎樣，我不知道，可蔣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現怎麼樣，大家未必看不見？除了蔣福保解放前吃過剝削飯以外，其它惡事從來都沒做過，土改處理一回了，未必這回還要處理？我橫直不表態。後來他們逼急了，我就說天氣涼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來。他們幾個見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還是把人給放了。」
我們由衷敬佩地說：「蔣支書，你老真正是覺悟高、水平高！」
蔣良忠老人把個頭搖得象個撥浪鼓：「你講我覺悟高、水平高，縣裡盤副縣長，就是現在在縣裡當人大主任的，到這裡來把我罵得該死，說我是膽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們一時竟愣住了，盤副縣長內心傾向我們很明白，也不難理解，但如此明目張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頓了一下，只好說：「歷史自有公論！」
離開正崗頭村，我們在山迴路轉處，停車回望。這是一個由兩個自然村組成的村落，一條很清的小溪，把它們串聯在一起。在我們眼皮下面，有一座廟，廟裡養了一匹很可愛的小馬，棕色的。而我們背後的這片山林，長滿了低低的馬尾松。這種松林，徐霞客當年遊歷道州時，在《楚中日記》中便有記述：「大道旁邊分植喬松，如南嶽道中，而此更綿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種特見之，他所無也。」惜乎弘祖先生筆下松圖，如今道縣已難尋覓，不知何年才得再見。說風景幽美、人文厚積，它遠不如樓田村；論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它遠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縣著名的柑桔之鄉，該地有一株柑桔樹高約兩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掛果千斤以上）；倒是與楊家鄉的鄭家村有幾分相似的地方，只不過那裡殺得血湖血海而這裡沒有殺人。
我們把正崗頭村在文革殺人事件的表現稱為正崗頭現象。和魯草坪現象一樣，它們給我們所提供的啟迪一點也不比那些殺人冠軍大隊少！或許正是它們從另一個方向，給我們指明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對這類沒有殺人或殺人較少的大隊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普遍現象，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個條件：一、該大隊黨的基層組織比較渙散；二、該大隊的各項工作一貫比較落後；三、該大隊的地理位置比較遠離行政中心；四、該大隊沒有公社幹部下來指導工作；五、該大隊主要幹部之後的日子都不太好過。例如蔣仁俊就被撤了大隊大隊支書的職。發現這一點，或曰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不僅是一個心理上的，而且是一個生理上的沉重打擊，我像大病一場，整個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捫在尚未完全爛透的良心上，對蒼天起誓：我來道縣採訪的初衷，確確實實是想寫一篇既揭露問題又歌功頌德的紀實文學，但是我做不到，實在沒有辦法做到，請原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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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6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附錄一：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附錄二：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附錄三：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道縣大屠殺呈波浪型態勢，一浪高過一浪向前發展，很快就殺出道縣，影響到周圍縣市也跟著殺人，大有殺遍湖南，殺向全國之勢。
（1967年）8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駐紮在湖南廣西交界處麥嶺的一支部隊，代號6950，接到軍部從長沙市黃土嶺（47軍軍部所在地）發過來的緊急電報，詢問道縣是否發生亂殺人現象。
6950部隊是一支炮兵部隊，一個團的建制，實際上不足一個團，只有10個連的兵力。他們駐紮在麥嶺，是因為此地曾多次發現台灣國民黨當局空投過來的反動傳單，中央軍委把它作為一支戰備預備隊放在這裡，「準備反空降的鬥爭」。根據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最高指示，部隊在這片人煙稀少的丘陵地區開墾了數千畝荒地種花生。團部大門口一幅大標語寫的就是：「一邊防空降，一邊搞生產」。因為國民黨敵特空降的跡象一直沒有出現過，所以部隊目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搞生產，說得具體一點就是種花生，對於地方上的情況不甚了解。
8月26日，軍部又追發一份緊急電報：「據悉道縣確有亂殺人現象，希你團火速派人調查制止。」
接到電報后，團領導立即召開黨委會進行研究，鑒於事情緊急，而情況不明，決定派團副參謀劉兆豐帶領3名政工幹部先赴道縣調查情況，再作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次日清晨，四位軍人乘坐一輛深綠色的軍用吉普急赴道縣。大約兩個多小時以後，到了道縣，吉普車一直開到縣武裝部，劉兆豐等人下了吉普，徑直去找武裝部領導。武裝部領導接待了他們。但對於殺人的情況，說不清楚，只是證實道縣農村確實發生了殺人事件，至於具體的殺人原因，被殺人數，是否還在繼續殺人等問題，武裝部一概搞不清楚。
從武裝部出來，四位軍人走上街進行調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幾乎看不到行人，只有滿牆的紅紅綠綠的大字報、大標語，顯示著「紅聯」和「革聯」正在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從一個大字報棚上面對面的兩張大字報，可以感覺出當時整個道縣的火藥味來。
一張是「革聯」的大字報，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這樣寫道：

道縣這場大屠殺，是以「紅戰士」為首的「紅聯」，在黨內走資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劃已久的。他們從上到下，以行政的壓力，結集全縣的民兵進行武鬥訓練，集中所有的民間鐵匠大制殺人武器。他們公開盜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偽造黨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種會議，欺騙群眾，堵塞水陸交通，遍設關卡，攔路搜查，私設牢房，以高工分、發錢、發糧等手段，誘騙農民進城武鬥，圍攻革命造反派。在農村製造白色恐怖，殺人如麻！貨真價實的保皇派紅聯反動頭頭公然喊出「槍杆子里出政權！」「刀槍出左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口號。他們孤注一擲地把賭注押在這場大屠殺上，向黨中央施加壓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壓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懾服於他們的屠刀之下……為了搞武鬥，為了消滅革命造反派，他們不顧一切，不擇一切手段，在廣大農村設立關卡，拆毀橋樑，挖斷公路，封鎖碼頭渡口，抽走生產隊的主要勞動力，集中於區、公社，為搞武鬥脫產集中訓練……大批的公積糧被吃光，大批的國家財產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優待武鬥人員，大殺雞鴨，大吃大喝，加重生產隊的負擔，生產隊剩下的是一些老弱病殘……紅聯欠下的筆筆血債是清算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徹底清算！

它對面「紅聯」張貼的一張大字報則針鋒相對地寫道：

全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
全縣廣大革命工農兵同志們：
道江鎮告急！富塘公社告急！營江公社告急！都龐山在怒吼，瀟江水在咆哮！道江、營江、富塘籠罩著一片陰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來，革聯依仗著非法搶奪縣武裝部的槍支為反動資本，到處橫行霸道，胡作非為，在道江鎮大肆進行打、砸、搶、抓、殺，接二連三地鎮壓我紅色造反派和廣大貧下中農，造成全縣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進行了新的陰謀策動，逐步往富塘、營江等農村圩鎮圍剿貧下中農和紅色造反派，企圖用抓人、殺人來征服人心，瓦解我紅色造反派，達到他們在道縣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革聯是一個大雜燴湊合的反動組織，這個組織原來是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等組織組成的，由於在壞分子的操縱下，一部分貧下中農出身的紅衛兵革命小將，看到革聯的大方向不對頭，退出了這個組織……從現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來名革聯的成員來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佔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幹部佔百分之六，貪污分子佔百分之十四，勞改釋放犯佔百分之四，五類分子佔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貧下中農、革命職工等僅佔百分之四十……由於革聯壞頭頭，抗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造成城鄉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眾不能安心生產，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鄉隔絕，逼使全縣形成死水一潭。農民群眾要買要賣的東西，不能及時買回賣出，商業部門要調進調出的東西，不能按計劃及時調撥，已將近兩個月未從外地進貨，物資庫存薄弱，如食鹽、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區已經脫銷，有的地區正在告急。供銷系統的供銷任務，原計劃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供應任務可增長百分之十五，由於革聯造成交通運輸堵塞，城鄉關係斷絕，購銷計劃反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聯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整個道縣籠罩在極度的恐怖氛圍之中，居民的家門全都緊閉著。四位軍人好不容易敲開一戶居民的房門，通過了解，得知道縣早就開始殺人了，現在已經殺得血湖血海，至少殺了好幾千人了，而且還在繼續殺人，瀟水裡面像炸麻花一樣浮滿了死屍……
四位軍人趕快又來到瀟水邊上，走上二中後面的鋼絲橋，立即看到，河面上一具又一具屍體隨波逐流向橋下漂來，劉兆豐抬起手腕，看了看錶，時針正指下午5點35分，然後開始計算漂過鋼絲橋下的屍體數，一具、二具、三具、四具、五具……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五十具。他抬起手腕再次看錶，正好6點整。短短25分鐘時間裡，漂過鋼絲橋下的屍體竟有50具之多，平均每分鐘兩具。劉兆豐在心裡作了一個簡短的計算，如果按這個速度，1小時120具，1天就有2880具，看來居民所言不虛。
他們正要離開時，一群農民模樣的人哭哭啼啼地趕過來了。這些衣裳襤褸、蓬頭垢面的人太多是道縣農村中逃出來的地富子弟，他們有的擠在二中對面汽車站的棚子里，有的躲在縣招待所旁邊的一家旅社的樓上，其中一個人，頭上被打了一鳥銃死裡逃生的。他們聽到解放軍派人來調查道縣殺人的事，都趕過來了，走近后第一句就是：「解放軍同志，求求你們把我們抓起來關進牢里吧。」
劉兆豐叫他們不要亂說，有什麼情況慢慢反映。其中一個看來有些文化的年輕人說：「道縣農村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指示下，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們名義上是殺四類分子，實際上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一氣，四類分子子女也殺，和他們觀點不同的人也殺，連吃奶的毛乃崽都不放過，許多家庭都被殺絕了。聽說縣城裡很快也要殺人了，說是要把整個道縣出身有問題的人都殺光……我們這些都是死裡逃生跑出來的。我們雖然出身不好，但是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願意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願意跟反動家庭劃清界線，走革命的道路，請求解放軍同志給我們一條生路……」
聽他這麼一說，其他的人也跟著說起來了：「我們願意坐牢，願意改造……」
聽著這群四類分子子弟的哭訴，四名奉命前來調查的軍人，心重如鉛。憑直覺他們感到這些地富子弟說的不是假話，但是當時黨的基本路線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所有的事情都必須用階級鬥爭這個模子來套。所以對這群與「階級敵人」靠得最近的人所說的話，四位軍人不能不在心裡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他們不敢輕信這些人的哭訴，懷著焦慮不安的心情通過各種渠道多方調查。一個又一個善良正直的道縣人，向他講訴了一樁又一樁血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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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7
「革聯」也不失時機地派人送來了他們搜集的「紅老保」在農村煽動、實施殺人的材料和證據。
耳聞目睹的一切，使四位軍人深刻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當晚，在住宿的縣工會內，四人幾乎通宵未眠，趕寫調查材料。
考慮到殺人的行動與「紅聯」和「革聯」之間的派性鬥爭有關，第二天上午，他們又分別去拜訪兩派的主要負責人，並通過他們召開「全縣緊急電話會議」，劉兆豐副參謀長代表6950部隊在電話會議上強調：「無論任何人，沒有經過政法部門的批准隨意殺人，都是違法的，必須立即停止！」但他的這個講話遭到了「紅聯」方面一些人的抵制。
當天下午，四位軍人將調查結果電告麥嶺團部，要求團部迅速派人前來道縣制止殺人，越快越好！
團部領導接到劉兆豐等人的急電，立即向軍部做了彙報，同時召開團黨委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通過劉兆豐等人的調查，對於道縣「亂殺風」的規模和嚴重程度，6950部隊的領導已經有所了解。但是部隊種下的幾千畝花生也正在收穫季節，在當時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絕對不可能扔下不管。為了保證搶收花生和制止殺人兩不誤，團部領導討論后提出一個方案；留兩個營在麥嶺收花生，派一個營赴道縣制止殺人。這個方案得到了軍部批准，並命令他們做好接替道縣武裝部介入「支左」的準備。接到命令后，團部從一營抽出兩個連，從二、三營抽出幾十名比較強的政工幹部加強領導，急赴道縣制止殺人。命令連夜傳達到各營連。
8月29日清晨，6950部隊首批赴道官兵登上了北去的卡車。麥嶺距道縣大約100公里，距離不是很遠，但路不好走，部隊官兵在卡車上顛簸了三個多小時才到道縣。卡車停在道縣城郊的小江口，官兵們下車，拍打掉滿身的塵土，整理好軍容風紀，排成四路縱隊，紅旗先導，跑步進城。
縣城道江鎮的居民，聞訊紛紛湧出家門，夾道歡迎。一位居民是這樣講述當年解放軍進城的情況的：「解放軍進城的時候，大概是上午10點鐘左右，聽得這個消息大家高興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發地湧上街頭，歡迎解放軍。（當時）有人說，47軍進了道縣，21種人安心了，我們這些不是21種的人也安心了，那個樣子殺下去，天知道會殺成個什麼結果！我聽到消息來到街上的時候，兩邊已經站滿了人，很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因為事先沒有得到消息，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橫幅，也沒有標語旗幟，也曉不得喊什麼口號好，看到解放軍過來，就是拍手，拚命地拍手。」
然而，6950部隊進駐道縣 以後，全力以赴解決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卻不是殺人問題，而是「紅」、「革」兩派的一場大武鬥——8•30武鬥。
根據處遺工作調查落實的材料，這場大武鬥應該是由「紅聯」方面挑起的。拔掉二中（「革聯」總部）這個土圍子是「紅聯前指」成立時的既定的方針，為此「紅聯」方面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當然「革聯」方面也沒閑著，他么也迅速地改組了領導班子，將有複員軍人和基幹民兵背景的人推上了領導班子的第一線，並組成了以複員軍人和基幹民兵為主體的武工隊。「革聯」頭頭劉香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推選為革聯的總負責人，然而這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的上台對「紅聯」而言簡直就是一個致命噩耗。雙方都在為這場遲早都要到來的大武鬥，緊鑼密鼓地做著「戰備工作」。只是武鬥具體發生的時間，還沒有決定。6950部隊的進駐，把時間鎖定在了8月30日。人數和武裝力量都占絕對優勢的「紅聯」在獲知6950部隊將接替縣武裝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決定一舉拿下二中，造成全縣一片「紅」的既成事實，逼6950部隊表態。
大約是因為輸得有些過於丟臉，「紅聯」方面的知情人大多不願意多談這次武鬥，我們只好以「革聯」的敘述作為藍本對這場大武鬥做一個簡介。據「革聯」文攻武衛指揮部指揮長李成苟回憶：「武鬥的前一天，就是8月29號，我們得到消息，『紅聯』在（道江鎮）五星居委會的城隍廟和幾個居民點裡關了200多個無辜群眾，準備要殺，其中有縣政協的委員何××，楊×、李××等人，他們都是現在道縣有名的人，劉香喜命令我派人去『勒令』放人，告訴我『紅聯』要挑起大規模武鬥，要我派出巡邏隊加強對道江鎮的防禦工作。我就叫熊××帶人去城隍廟『勒令』放人，當時把人都解救出來了，但是沒想到『紅聯』小頭目、民兵營長聶元保，第二天早上，又把周尚德等9人再次秘密抓捕了，牽到道江鎮南門口河下邊殺害了，把屍體拋進了瀟水。被害者蔣××、汪××家有4個未成年的孩子，被聶元保等人在城隍廟裡，扣在扮禾的大方桶裡面，上面壓上一塊大石頭，活活的悶死了。
「當天晚上（29日），我們派出的巡邏隊在縣城裡和『紅聯』派到縣裡來的先頭部隊發生衝突，被他們打傷了好幾個，抓走了10個人。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得到了消息，『紅聯』準備，要血洗二中，還帶了幾千條索子，準備捆人。當時我們『革聯』的幾個頭頭嚇壞了，找到劉湘喜問怎麼辦。這幾個人都是老師出身，耍筆杆子行，遇到這個情況，一個個怕得要命。劉香喜叫他們不要害怕，做好戰鬥的準備。我記得劉香喜當時講，退縮只有死路一條，要想活命，只有死戰一條路可走。劉香喜又把我們幾個人專門叫過去，要我們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擔負起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革聯』總部的重擔。要我們一切行動聽指揮，團結戰鬥，一定能打敗『紅聯』的猖狂進攻。」
8月30日凌晨，「紅聯」集結在營江等地的民兵隊伍陸續進入縣城，三個尖刀連清一色由複員軍人組成，其中有些人還上過朝鮮前線，真槍實彈地和美國鬼子打過仗，這些人配備有輕、重機槍、步槍，還拉了一輛板車，裝著炸藥包和成箱的手榴彈。相對而言，二中裡面的「革聯」，只有300人不到，100多條槍，處於絕對的劣勢。「紅聯」頭頭張明恥打過電話來，點名找「革聯」頭頭劉香喜，向他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革聯」的人放下武器，繳械投降，可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劉香喜接到電話后說：「好得很！我已經把所有的槍都擦好了，就等著你們來繳哩。」
這個時候，6950部隊的劉兆豐副參謀長帶著幾名幹部戰士來到二中門口，手舉「紅寶書」，高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劉香喜命令放他們進來，劉兆豐等人進入二中以後，勸說「革聯」放下武器，停止武鬥，由解放軍接管二中的保衛工作。劉香喜說：「放下武器可以，首先，『紅聯』的人必須撤回營江去。」劉兆豐說：「好，你們先等1個小時，我們去做『紅聯』的工作。」不到1個小時，劉兆豐又返回來了，說：「一小時不夠，時間要延長。」就在劉兆豐再次離開二中去做「紅聯」方面的工作時，激烈的槍聲像放鞭炮一樣響了起來……
原來，在劉兆豐等人反覆勸說「紅」、「革」兩派放下武器，停止武鬥的過程中，兩派的頭頭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完全不一樣。「紅聯」的三個尖刀連已經悄悄得接近了二中，只等總攻的號令一響，就打進二中去。讓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革聯」的武鬥人員並沒有龜縮在二中內，負隅頑抗，而是派出了一支強悍的小分隊，由李成苟帶隊，帶著『革聯』最精良的武器，兩挺機槍，七、八支半自動步槍和充足的彈藥，利用穿城而過的河道 ，乘一隻竹篷船，悄悄地插到了他們的身後，把「紅聯」的先頭部隊和後面的大隊人馬切成了兩截。
據李成苟說：「劉香喜要我們悄悄的爬到郵電局的樓上，把機槍架在上面，把『紅聯』的先頭部隊放進來，關門打狗。他說佔領了這個制高點，勝利就到手一半，他要我們不管『紅聯』的大隊人馬，集中火力打先頭部隊，打掉了先頭部隊，我們就勝利了。我爬到了郵電局的樓上一看，『紅聯』的先頭部隊正好被我們堵在一條長巷子里，一梭子掃過去，曉不得要打死好多人，我一想都是階級兄弟，就交代其他幾個人，不要打人，對天上開槍。我們的槍一響，關在裡面的那三個尖刀連亂成一團，後面的大部隊扔下手裡的梭鏢、馬刀、鳥銃，倒柴一樣地向後面跑，有些人把鞋子都跑脫了……」
這場武鬥的結果是，雙方激戰一個多小時，「革聯」死2人，「紅聯」方面死2人，傷7人，被俘360餘人，被繳槍支160多條，梭鏢、馬刀、棍棒、鳥銃丟棄無數，像一座小山一樣堆在二中的操坪上。6950部隊三營二連副指導員郭學高在制止武鬥中被流彈擊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職。
當天上午，「紅聯」召開了有400多人參加的追悼會，沉痛追悼死難「烈士」。清塘區武裝部長鄭有志、「紅聯」頭頭賀霞、張明恥等人在會上聲稱：「四類分子膽敢翻天，就斬草除根！」追悼會後，因擔心「革聯」乘勝追擊，「紅聯前指」由營江倉促遷往清塘。
處遺工作組將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8月13日—20日，歷時8天，共殺81人，為殺人風開始階段；第二階段8月21日—25日，歷時5天，殺807人，為殺人風的第一次高潮；第三階段8月26日—30日，歷時5天，殺2454人，為殺人風的第二次高潮；第四階段8月31日—10月17日，歷時48天，共殺1177人，為殺人風的制止和平息階段。四個階段對應四個標誌性事件，8•8搶槍，營江彙報會，營江政法工作會議，6950部隊進駐道縣。
一位道縣當時的主要領導幹部這樣總結這段歷史：
「6950部隊進駐道縣以後，的確不負重望，立即發布命令，將省革籌和47軍所發的制止殺人的四條公告在城鎮和廣大農村廣泛張貼；並開動廣播機器，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貫徹；同時組織兩大派群眾組織坐下來面對面地協商談判，旗幟鮮明地反對武鬥，制止殺人，並派部隊人員深入殺人的重點鄉、鎮、村去面對面地做工作，使形勢很快得到了穩定。雖有個別不法分子仍然頂風作案，但全縣大局很快穩定，『殺人風』逐漸平息。隨後又著手幫助群眾恢復生產，解決宗派械鬥；著手成立新生的革命政權——縣革命委員會，使癱瘓數年的領導班子，逐漸得以恢復開始行使職權，形勢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轉化。這是6950部隊的歷史功績，也是道縣人民的幸福。」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6950部隊進駐道縣后，立即著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紅」「革」兩派的武鬥；二、制止農村中的殺人現象；三、調查研究，查詢亂殺風的真像。
9月5日，由部隊出面，召集縣人武部領導、「紅」「革」兩派頭頭，開了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會上，部隊同志再三表示：「紅聯與革聯都是群眾組織，彼此的關係是『延安和延安』的關係，而不是『延安與西安』的關係，兩派應當團結。」
會後，發了通知，開了電話會議，出動了宣傳車，派出了宣傳隊，「宣講黨的政策，嚴厲制止殺人。」同時，由部隊官兵組成巡邏隊在道江鎮巡邏，穩定人心安定局面。
但由於兩派的鬥爭已不可調合，說白了就是「紅聯」想把「革聯」打成「四類分子、牛鬼蛇神的總代表」，「革聯」想把「紅聯」定為「反革命大屠殺和鎮壓革命人民」的罪魁禍首，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特別是「革聯」，此時仗著有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的支持，以「革命左派」自居，堅決不同意和稀泥。加之殺人事件已成燎原，想要撲滅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此時（9月上旬），6950部隊留在麥嶺收花生的二營和三營已經完成了生產任務，收的花生榨出了近30萬斤花生油，送交廣州軍區。剛剛忙完，就接到軍部命令：全體出動，赴道縣及相鄰幾縣制止亂殺風。
因為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相對動亂時期，為防止意外，團部命令將槍支彈藥埋入地下，大炮隱藏起來，留少數人員看管，其他人員隨團部赴道縣。還有四門122毫米榴彈炮，因體積較大不便隱藏，也隨部隊帶到了道縣。並將團部駐紮在道縣，以道縣為中心，派出人員分赴道縣及周圍正在殺人的縣市開展工作。
由於情況混亂，真相不明，謠言滿天，派性鬥爭干擾特別大，甚至還有某某組織準備搶奪解放軍的武器等等傳聞傳來，團部首長想到一個絕招：命令部隊把四門熘彈炮拖到道縣城南小江口的荒山上，並向全縣發出通知，解放軍準備試炮，歡迎廣大革命群眾前來參觀。試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試炮開始，只見一條火光從炮口噴出，隨著一聲轟響，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現出一道濃煙。接著每炮發了兩彈，打鼓坪上騰起八道煙柱。參觀者發出一片歡呼聲，有熟悉地形的人估計，這一炮射出去，少說也有10公里。當時人們把這次試炮叫：炮打階級敵人。
試炮后，道江鎮很快流出一個傳言：「哪一派再搞武鬥，解放軍就用大炮轟他們的總部。」
也許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紅聯」原準備成立一個500多人的民兵師，於9月8日晚宣布不再成立，並讓集中在營江的民兵返回各區社。
9月9日，6950部隊召集有關人員在縣人委召開緊急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6950部隊、縣人武部、「紅聯」、「革聯」四方面的負責人。6950部隊趙永久副團長主持會議。會議主題是：堅決制止武鬥，制止亂抓亂殺，執行中央「9•5命令」（《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共同維護好道縣的社會秩序。
會上，「紅聯」與「革聯」達成五點協議。據知情人回憶，協議內容為：一、雙方槍支彈藥就地封存，聽命上交；二、雙方不準喊對抗性口號；三、雙方不準搞對抗性遊行；四、雙方不準搞對抗性集會；五、誰先衝擊對方，所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誰負責。這就是道縣文革史上著名的「9•9協議」。會議在一種十分微妙的氣氛中開始，也在一種十分微妙的氣氛中結束。不過，兩派頭頭都在協議上籤了字。
6950部隊進駐道縣以後，對制止殺人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殺人風」並未停熄，有少數地方甚至加快了殺人速度，類似於祥霖鋪區那樣要「抓緊時間再殺一批。」
據6950部隊團部組織股長吳榮華（現任陝西某部隊農場政委）回憶：「我們到道縣后，馬上組成多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馬不停蹄地開展工作，宣傳黨的政策、國家法令，制止亂抓亂殺行為。工作中阻力很大，特別是在農村中，經常遭到一些不分身份的人，手持馬刀、梭鏢、鳥銃等兇器對我們進行圍攻、威逼、謾罵。罵我們是『劉少奇的部隊』，是『為地富反壞右效勞的』，要跟我們『血戰到底』！有一次，我們在蚣壩宣傳時，受到圍攻長達4個多小時，經反覆說理、辯論，才解除了圍攻。還有一次在縣林業局附近，當時我們宣傳隊正在對群眾進行宣傳，看見一伙人背著鳥銃、大刀，捆著兩個中年男人，說是要押到祥霖鋪區去。我們上前進行制止，遭到他們的攻擊和謾罵，說他們是祥霖鋪『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派來的，我們無權干涉。被捆的其中一個就是縣黨校附近的居民。經我們反覆宣傳毛澤東思想，極力阻止，他們才被迫將二人鬆綁釋放。」
據一營副營長劉福安（現福建省糧食系統退休幹部）回憶：「一天下午，我們得到下面的消息，說清塘區的一個地方要殺人，團政委孫潤清派我帶二連的一些同志趕去制止。到了那裡時，天已經快黑了，人也已經殺了，屍體擺在一口井邊。幾個手持切西瓜用的長刀和鳥銃的人堵在村前，不准我們進去。經我們再三宣傳，才讓我們進了村。當晚，我們沒吃晚飯又沒有地方住，就進了一個小賣部里。小賣部的人看見我們，馬上把能吃的東西全部收起來，不賣給我們。我們拿出錢，問他為什麼給錢不賣東西。他說：『不是不賣給你們，是不敢。大隊上講了，誰給了就抄誰的家，還會掉腦袋。』儘管這樣，我們還是不畏艱難，採取各種措施，從屠刀下救出了很多受害者，阻止了一起又一起的殺人行動。比如也是在清塘區，我們聽到一個村子關了好多人，準備要殺，趕快趕了去。結果走錯了路，被一條河隔住了，要過橋就得再轉一截很長的路。幹部、戰士心裡著急，乾脆就涉水過河，趕到村子里，人正好押去要殺，被我們發現制止了……」
據參謀長劉兆豐（現北京某軍事院校幹部）回憶：「當時的工作非常難做，情況很複雜，殺人的事每天都有發生。有個姓何的人，他的父親當過偽保長，當時他躲在縣城裡面。他們大隊派了三個人到縣裡抓他，抓到以後，他拚命喊救命。有人跑來向我們報告。我帶了幾個戰士趕快跑去將人攔下。我問那三個抓人的為什麼要殺他？他們說，他是反革命。我問，有什麼證據。他們支支吾吾，說不出來。說了半天就是他父親當過偽保長，他自己不好好在生產隊勞動，在外面打流。我就嚇唬他們說，我認為你們是反革命，可不可以殺呢？三個人嚇得跪在地上哭，說我們不是反革命，是貧下中農，我們家還有老父親、老母親，殺了我們，哪個來負擔……我說，你們家有老父老母，人家就沒有？老實說，你們這樣殺人要不得，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他們說，不關我們的事，是大隊上派我們來的。我說，大隊上派你們來也不對。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處理人的權力，只能教育以後，把他們釋放了。」
我們在採訪期間，聽到的關於6950部隊制止殺人的故事很多，但道聽途說的東西，原則上不能入文。我們且摘錄一段比較原始的資料說明之。這份紙張已經發黃的油印資料是1967年10月17日，道縣下放壽雁區大塘湖農場的一位女知青寫的，標題是《血淚的控訴》。

……九月九日早晨，我場殺人派頭頭杜××召開了一個「貧下中農會議」，提出殺李加太和曾波濤。因為這兩人平時表現較好，大多數人不同意殺，杜××兇相畢露，威脅貧下中農。早餐后，杜××叫××打電話叫東方紅農場何××、周××等六個兇手來我場殺人。將曾波濤、莫方義、何嬋娟等人捆綁、吊在樑上，用鐵棒（約三尺長、鋤頭把粗）毒打，曾波濤脊骨被打斷，莫方義手腳打成重傷，已有六、七個月身孕的何嬋娟也被打得遍體鱗傷。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還嫌不足，又將我和楊忠華、於牛順、吳迪、義許成等五人捆綁，亦用棒打，並逼問我們是否加入了青年近衛軍。在場的幾個貧下中農目不忍睹，說了句「參加反動組織也要事實和證據」的公道話，也遭到棒擊。嚇得在場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們把我們飽打一頓之後，將我們五人押至壽雁黃土嶺山上。首先，兇手用鳥槍打了曾波濤一槍，又用馬刀連砍兩刀，血花飛濺，這位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號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慘死在劊子手的屠刀下。接著，義許成又被劊子手們用鳥槍殺了。在暴刑面前，我們只有等死。這時劊子手使出更殘暴的法西斯手段，叫我們知青周繼然親手殺害其他的知青，兇手威脅說：「你不殺他們，就將你殺掉！」他怎麼能忍心殺自己的親兄弟姐妹啊！幸好，就在這時，有人來屠殺場叫去了劊子手們到公社開緊急會議，人民的子弟兵聞訊趕來了，他們發出命令：嚴禁亂殺人。我們從「閻王」手裡脫身了，倖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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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7
從這張曲線圖上，可以看出6950部隊8月29日進駐道縣后，殺人事件立即呈現下降態勢，並開始緩慢平熄。從某種意義上說，6950部隊進駐道縣本身就是制止道縣大屠殺的最重大舉措。
一位因反對殺人而付出沉重代價的道縣當地幹部對我們說：「為什麼47軍進駐之前，道縣殺人風愈演愈烈，進駐以後很快就平息了呢？難道47軍個個都是三頭六臂，我們縣裡的幹部都是草包飯桶？難道進駐之前，群眾的法紀觀念薄弱，進駐后馬上就加強了？難道進駐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幫』給搞亂了，進駐以後馬上就撥亂反正了？難道進駐之前，公檢法癱瘓了，進駐后馬上就康復了？難道進駐之前，階級鬥爭形式非常嚴重，進駐后馬上就安定團結了？這其實原因簡單得很，道縣殺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軍一進駐，縣裡這幫人，還有區社這幫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們一收手，殺人風自然就平息了。」
這話聽上去雖然帶有很濃的「派性」色彩，但細想一下，確有發人深省的地方。
筆者手頭有兩份47軍和湖南省革籌發給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的加急電報，從中或可窺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緩慢平息階段的過程。
九月十五日電報：

據零陵分區武裝部、零陵駐軍和群眾組織報告，該專區部分縣的農村中，出現了一股濫殺人的歪風。半月下旬從道縣的八區、十區開始，九月初已蔓延到江永、江華、寧遠、零陵、新田等六縣。據初步了解，目前已殺兩千餘人。道縣最嚴重，殺了近千人。被殺者絕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個別的貧下中農和造反派。由於軍分區、武裝部、政法機關均已癱瘓，當地駐軍又少，所以對濫殺現象制止不力。目前除道縣、寧遠已基本停止外，其餘各縣還在蔓延。由於大量殺人，當地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大批上山或外逃，未跑的惶恐不安，有的要求到公安局坐牢。貧下中農也是人心惶惶，害怕四類分子進行階級報復。
出現這股歪風的真正原因，目前正在調查，現從各地報告的情況來看，主要如下兩點：（略）
上述濫殺現象的發生，我們認為是極嚴重的政治事件，並採取了如下措施：
一、由零陵軍分區、武裝部召開了全縣性的電話會議、廣播會議、區社武裝部長會議，立即制止濫殺現象。
二、已責成零陵軍分區政委朱奎親自負責，組織全區駐軍、武裝部及造訪派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農村，一面宣傳毛主席的有關教導、中央「六•六」通令、以及黨的有關政策，一面調查事實真相。
三、準備以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的名義，發表一個關於執行中央「六•六」通令，嚴禁打、砸、搶、抓、殺的通告，教育廣大農民群眾，並要求各地駐軍和造反派一起，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制止打、砸、搶、抓、殺的歪風。

九月二十二日電報：

零陵專區道縣濫殺人的詳細情況和我們的措施前已上報。現據我部駐道縣部隊報告，該縣濫殺人現象仍未完全停止，十八日還有殺人的。經與各區、社武裝部長、公安特派員核實，全縣已殺3871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數「四清」下台幹部、外流人員、偽職員、小偷小摸及「革聯」家屬，還有個別貧下中農，農村幹部的造反派。全家被殺的已知八區有16戶，十一區鄭家大隊7戶。此外，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自殺現象也在發生，據八個區一個公社統計已自殺269人，外逃658人，根據以上情況，我們正在進一步採取措施制止。

1967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就道縣文革殺人事件聯合發出緊急通告。

……最近道縣、江華、江永、寧遠、藍山、零陵等縣的一些地方不斷發生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發出以下通告：
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堅決制止任何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事件發生。
二、目前道縣、江華、江永、寧遠、藍山、零陵等縣農村成立的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其主謀者，要嚴加追查，依法懲辦。
三、對各縣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必須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在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收繳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組織中的武器亦應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離開本單位的群眾、幹部一律保證返回原單位參加鬥批改，不準以任何借口對其進行圍攻、毆鬥甚至殺害。對於沿途所設關卡，要立即撤銷，並嚴禁攔路搜身，保證行人安全和郵電、交通運輸暢通。
（此通告可在各公社、大隊、生產隊張貼）

通告發出當天，湘南各縣連夜翻印張貼。6950部隊組成若干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赴道縣及周圍發生殺人事件的縣，深入區社，乃至大隊宣傳通告內容，制止殺人。
10月1日清晨，道縣上空晴朗無霧，隨著一陣嗡嗡的轟鳴聲，一架蘇制伊二型飛機從東北方向的一片雲層中穿出，猛地降低了高度，在道縣上空低空盤旋。正在田裡勞作的農民們，不知道出什麼事了，開始還以為是敵特飛機搞空降了，都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計，抬起頭來，眯著警惕而又惶惑的眼睛追視陽光下閃閃耀眼的飛機。機身上的紅星和字碼都看得清楚。是自己的飛機。但，它來幹什麼呢？為什麼飛得這麼低？突然飛機尾巴上噴出一片白色的東西，雪片一樣漫天飛舞。原來是飛機撒傳單。  
「飛機，飛機。」
一群小孩在飛機下追逐著，歡叫著，伸手去捕捉那些在空中飄舞的傳單。
這是湖南省革籌和47軍支左部隊為配合6950部隊開展工作，經請示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后，派飛機散發制止殺人的傳單。據知情人回憶傳單內容主要有三條（有說五條）：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準亂殺人）；二是「七•一三通知」（不準農民進城參與武鬥）；三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傳單上以醒目的大字印著：「制止殺人！」「殺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群眾斗群眾！」
第二天，飛機又撒傳單一次。
數以萬計的傳單，覆蓋整個道縣以及周邊一些縣的城鎮、村莊、田野，有的甚至沒有解散，成捆成捆落在地上。這些傳單滿地都是，人們都懶得彎腰去撿。成捆成捆的傳單，被當地農民撿了去卷喇叭筒煙。可是現在想要再找一張卻不可得。道縣人民政府曾以5000元獎金（相當於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10個月的工資）懸賞徵集，一直無果。
一位家在縣城附近的農民十分懊惱地告訴我們，當年他撿了好幾大摞，曉不得有用，都卷了「喇叭筒」，要是留下來，一張5000元，那幾摞至少也賣得幾十百吧萬元。我們也為他惋惜，如果他留下了那些卷「喇叭筒」的紙，幾十百吧萬當然不可能，5000元卻是一定的，關鍵是留下了一個珍貴的歷史資料。
進入十月，道縣一片寧靜。由於四周群山的屏障，道縣的秋天來得很晚，金秋的十月尚未退去濃綠的夏裝，換上色彩斑斕的秋裝。但風變得溫柔了，水變得平緩了。文革殺人事件已經漸歸平息，似乎不會再有什麼發生了。突然，（1967年）10月17日，橋頭公社上壩大隊傳來一聲槍響，大隊民兵營長唐桂庭在馬鞍橋涼亭屋，用鳥銃將中農社員何余祥打死。彷佛天意一般，下壩祭刀，上壩封刀，隨著打死何余祥鳥銃的濃重硝煙，在這湘桂交界的山沖里緩慢散盡，歷史的巨手終於為這次震驚中外的文革殺人事件沉重地打下了一個血色的句號。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粉碎四人幫以後，道縣大屠殺被害者遺屬數千人次到長沙（湖南省）、北京（中央）上訪上告，數以萬計的控訴書、告狀信雪片似的飛向地區、省、中央三級政府部門。控訴書和告狀信中，遺屬們眾口一詞地把熊炳恩稱為道縣大屠殺的總指揮、總後台、「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總院長，要求對他進行懲辦。在這些控訴材料中，指控的還有原縣委組織部長王安生、原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原六區武裝部部長鄭有志、紅聯頭頭張明恥、賀霞等人。
處遺工作組對此十分重視，成立了專案組，進行調查，查清了一些事實，但對熊炳恩直接「指示殺人」始終沒有找到強有力的證據，或者說熊炳恩始終沒有直接作「殺人的指示」。時任零陵地委書記的鄧有志同志還專門親自找熊炳恩在文革中的對立面原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談話：「黃義大同志，你對道縣文革殺人的事情比較了解，我要聽你一句實實在在的話，熊炳恩到底指示殺人了沒有？」黃義大回答道：「我與熊炳恩共事多年，他那麼個謹小慎微的人，一直是出格的話不說，過份的事不做，他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作為縣委主要負責人，沒有制止殺人，反而支持殺人，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策劃和指示殺人。當時，他站出來工作，主要是分管生產，大權實際上還不在他手上。」
但是，問題接踵而至，道縣大屠殺如此整齊劃一，步調一致，迅速鋪開，沒有一個統一的策劃布置可能嗎？
通過中間人溝通，我們採訪了「革聯」總指揮、道縣武鬥的「罪魁禍首」、原道縣糧食局工會主席劉香喜先生。對他進行採訪，無疑有極大的敏感性和風險性，但為了對歷史負責，也就別無選擇。採訪之前，我已了解到，劉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後坐了七年牢，差一點判了死刑，后又長期監督勞動改造。我們擔心他畏畏縮縮，不敢講話，及至見面馬上發現所有的擔心純粹多餘，這絕對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而是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一條漢子。他個子不高，精精瘦瘦，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雙眼睛和嘴邊的法令紋，眼睛又明又亮，特別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竟看得筆者有些發悚；嘴邊的法令紋（俗稱騰蛇）又深又長，麻衣相書云：「騰蛇入口，餓死他鄉。」劉某的騰蛇有驚無險地緊貼著嘴角而過，伸向下骸。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極其精明強幹、固執而又自負的人。我不由在心裡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採訪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千萬不要被他牽著鼻子走。劉香喜是道縣本地人，1931年生人，家庭出身貧農，小學文化程度。1951年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宣化通信學院第一期。在部隊歷任文書、無線電班長、軍官學校學員，無線電排長，軍、師、團、司令部通訊參謀等職。因軍訓中，腰部負傷致殘，於1966年2月轉業下地方，回到道縣工作。回來不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坐牢的時間太久了一點，他的語言和思維方式都還停留在文革初期那個年代，他自稱是毛主義革命造反派戰士，而將文革中的對立面 「紅聯」稱為「反革命殺人派」，將熊炳恩稱為「道縣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劉家住在縣糧食局裡，一套老式的宿舍房，陳設老舊，看得出主人的生存狀態有相當程度的窘迫。比較有特色的是，客廳里掛滿了條幅，都是劉本人的墨寶，內容也都是他本人的詩。劉從牢里放出來以後，就開始練字，據他自己說，為的是修身養性療傷，他在牢里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傷，雙臂幾乎殘廢。看得出習的是顏體，雖然功力尚嫩拙，卻也方方正正，墨墨黑黑。其中一幅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七律  「文革」浩劫

白色恐怖「八•一三」，
拯救百姓保城關；
縣中被困難防守，
「革聯」智退殺人狂。

槍林彈雨「八•三○」，
「紅聯」血洗道州城；
英勇抗擊一小時，
生俘賊兵三個連。

反動暴亂「九•二三」，
衝進縣中要搶槍；
破壞中央「九•五」令；
賊心不死更猖狂！

這三首打油詩說的是道縣文化大革命史中，「紅聯」和「革聯」的三次大武鬥。劉香喜便是因此被定為「打、砸、搶分子」的。其間充滿了戲劇性，但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此便不橫生枝節。
我們採訪到劉香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聽一聽他，確切的說是想聽一聽，「紅聯」的對立面「革聯」對道縣大屠殺的說法。
看得出來，劉香喜對於我們的採訪充滿了高度的戒意，也難怪，他兇險多舛的人生經歷早已教育他，在這個世界上，人是第一個不可以輕信的東西。
我們的採訪，嚴格地說是對話，圍繞他在文革中的遭際小心翼翼地展開。這其中必然要遇到道縣文革殺人的問題。以他的精明不會不明白我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雖然彼此缺乏信任感，但有一點我很自信，我們想要的，正是他特別願意提供的。果不其然，當我提到文革殺人的問題時，劉香喜深沉地一笑說道：「你們算是找對了人，我就是道縣大屠殺的一個『活化石』，你們想要什麼，我都可以提供。」
他拿出一份自己寫的對道縣文革大屠殺的揭發材料給我們看，但不準帶走，要我們當場閱讀，也允許適當地做一些抄錄。這份控訴材料的最後一段赫然寫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實，甘願砍頭示眾！」我們仔細地看過了這份材料，憑心而論，拋開觀點不言，所述基本事實與處遺工作組的查證材料出入不是很大，但處遺工作組的材料要更全面一些，更客觀一些，當然也更權威一些。
劉香喜說：「道縣文革大屠殺以後，『紅聯』殺人幫由於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倒行逆施，很快就土崩瓦解，廣大受蒙蔽的幹部群眾紛紛反戈一擊，站到了『革聯』這一邊，只有鄭有志等少數頑固派，跑到月岩林場，負隅頑抗。1968年初，道縣成立了47軍6950部隊、革命領導幹部和我們『革聯』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6950部隊的孫政委兼任革委會主任，第一副主任是縣委黃義大書記，我被任命為革委會常委，負責財貿口的工作。革委會成立以後，不到一個月，1968年的3月，在6950支左部隊和縣革委的主持下，我們在縣三糧庫，就是原來的縣委黨校，舉辦了一個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參加的人有各單位的領導，『革聯』還有『紅聯』的代表，還有與殺人問題有牽連的人員，一共250多人。這個學習班開了有21天，對大屠殺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揭發交代和對質。當時我們派人深入各個區社，反反覆復，几上幾下，調查取證，工作做得非常紮實。我們搞了一份調查材料，還有一個花名冊，都是鐵證如山的。我記得，這些材料，我們當時列印了幾十份，地區、省里、中央都寄得有。底稿保存在張福山手裡，他也是『革聯』的一個頭頭，東北人，現在已經調回東北去了。本來道縣的文化大革命形勢已經一片大好，大屠殺的內幕也已經水清見底，當時我找到黃義大書記，建議他趕快把材料整好，報到省革委去，把那些罪大惡極的傢伙殺幾個，關一批。可是黃義大這個人太過於心慈手軟，說什麼『不要著急，留到運動後期處理。』『材料擺在這裡，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結果留著這些傢伙來搞反革命復辟……
「那個時候，林彪反黨集團為了反革命政變的需要，要把湖南作為他們的戰略基地，當時湖南省軍區政委卜占亞就是林彪的一個黑幹將，他們為了牢牢地控制住湖南這個戰略基地，把47軍排擠出了湖南。1967年7月份，在道縣支左的6950部隊，突然悄悄連夜撤走，連個招呼都沒跟我們打，就撤走了。6950部隊一走，縣裡武裝部的那班人又掌握了大權，就跟還鄉團回來了一樣，一下子天又翻過來了，『紅聯』那幫殺人狂又再次掌權。這些傢伙對我們怕得要死，恨得要死，想方設計，捏造罪名，把我，還有黃義大書記，還有我們『革聯』的其他幾個頭頭，統統抓起來關進牢里，捆綁鬥打，進行殘酷的迫害。張福山也被關進了牢里，他被抓以後，保管的那份材料和花名冊也不知了下落。
「因為我反對他們胡亂殺人，揭露他們的反革命真面目，和他們進行堅決地鬥爭，被他們看成眼中釘，骨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先後兩次被他們抓入牢房，整整關了四年。當時只喊要判我的死刑，聽說向上報了好幾次材料，都沒被批准。我劉香喜忠於黨忠於毛主席，一身正氣，光明磊落，想靠捏造的罪名把我置於死地，也沒有那麼容易。從牢里出來的時候，兩條胳膊幾乎已經殘廢，我沒有別的辦法想，只好每天不停地用手搓，另外一個就是練字，天天鍛煉，用這個辦法來治療。無論如何，我不能讓自己的胳膊廢了。他們想我死，我偏偏要好好地活，活一天就跟他們鬥爭一天，我不相信這世界就沒有天理了。這幫殺人狂的主子林彪說過一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這話我也信，總有一天他們也會像他們的主子一樣得到報應的。」
當我們問及：「據你所知，道縣大屠殺，縣一級的策劃部署者是誰？」
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熊炳恩！」
「證據呢？」
「當然有證據。第一、他的8.5講話和8.11電話會議指示，就是道縣殺人的總動員令。」
「但是——他在講話中，沒有明確指示要殺人呀？」我質疑道。
「你一個當記者的，怎麼對中國的事情這麼不了解？哪個當領導的作指示，會把話講得那麼明白？要靠下面理解執行。哪一次不是領導發話，下面層層加碼？」
「當時講這種話的人，不止他一個人呀！就是當時被打倒的石秀華書記都說過，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們要殺得他一個帶路的都沒有。」
「那要分時間、地點、對象，熊炳恩是什麼時候對什麼人講的？區武裝部長、公安幹部，這些人是幹什麼吃的？」
「那好，請說第二條吧。」
「第二、他的老婆何德娥就是東門公社馮家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譽院長』，殺人的時候積極得很。」
「他老婆的事不能算到他頭上吧？」
「怎麼不能算到他頭上？如果他不主張殺人，他老婆會那麼積極？這就跟貪污受賄一樣，老婆出面比自己出面好。熊炳恩那點小九九我還不清楚。」
「請說第三條。」
「第三條最重要，殺人期間，他的秘書王××，多次給下面打電話，了解殺人進度，督促殺人。」
「但是，王××不會同意你的這個說法。當時正是雙搶時節，熊炳恩分管生產，他的秘書打電話給各區社了解生產進度，順便關心一下殺人的情況，這和指示督促殺人不能划等號吧？」
看得出劉香喜有些急了：「你怎麼連這點都不明白？有些話只要把個別字眼變一下，意思就都變了。那些人都是他的人，當然會幫著他說話。熊炳恩當時是一縣之主，一縣之主支持殺人就是指示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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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0:58
「話雖然這麼說。但是必須要有證據才行。再說了，事情已經過去快20年了，要查清楚談何容易。」
「談何容易？讓我來查試試看，一個月之內，保證查得一清二楚，那些組織策劃殺人的，一個也跑不脫！乖乖地都得給我交代出來。」
我看了劉香喜一眼，突然一笑：「難怪他們要判你的死刑。」
劉香喜說：「他們要判我的死刑，我不怪他們。如果我上了台，也要判他們的死刑。我不像黃義大他們心慈手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把黨紀國法拿出來一條條套，套上哪一條就辦到哪一條，沒客氣講！為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早就作好了跟他們血戰到底的準備。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後，他們又把我關了三年，無罪釋放那一天，我衝到縣委，抓住縣專案辦主任楊××這個老反革命分子，要把他扔到南門河裡喂王八。」
臨告辭時，劉香喜突然說：「再給你們提供一條線索，你們可以找賀霞採訪一下，這傢伙是個黑秀才、理論家，他手裡有證據。」
「你是怎麼知道的？」
「上次（1985年）在××賓館辦學習班，處遺工作組廖部長、郭校長、陳書記等三位領導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他囂張得很，說手裡有原始記錄，現在不得交，什麼時候抓他什麼時候交。結果，到現在不敢抓他。為什麼？就是怕他手裡的那個東西。你們可以找他要這個東西。」
「他連處遺工作組都不肯交，還肯交給我們？」
劉香喜一笑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劉香喜說的這些，我們在處遺工作組的材料上都看到過，憑這些要把熊炳恩定成道縣殺人事件的總指揮，證據顯然不足。反映熊炳支持殺人的證據非常多，但反映他直接指示殺人的證據很少。老實說，從內心深處，我們也曾隱秘的希望熊就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頭號人物。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了，罪魁禍首也找到了，來龍去脈也查清了，可以向社會向人民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了。當時，熊炳恩已經調離道縣，在零陵地區任副專員。我們希望能夠採訪他，聽聽他本人的說法，但他拒絕了。我想，他大概以為我們是把他作為道縣文革大屠殺的總後台來採訪的，如果真是這樣想，那就真的想岔了，我們不會，至少不會允許自己帶著任何框框條條區採訪任何一個人，不論是處遺工作組的成員、被害者遺屬，還是殺人兇手和殺人事件責任人。我們只是認為，如果他願意開口說話的話，一定會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更本質。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筆者第一次來道縣採訪時，採訪賀霞以及「紅聯」的其他幾位頭頭已在計劃之中，不過由於對採訪他們比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等人還要困難，所以安排在最後。但後來我們的採訪工作出了問題，因故中斷，採訪賀霞等人的事也隨之擱淺。與賀霞見面在筆者第一次道縣採訪20年、道縣殺人事件40年後才得以實現。此時，賀霞已是76歲高齡，而筆者也齒牙鬆動了。
賀霞的晚年過得恬淡而閑適，從××局局長的職位上退休后，一直在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生活軌跡簡明扼要，每天清早起來到菜市場買菜，接著到周敦頤廣場鍛煉身體，然後看看報，看看電視，關心關心國家大事。除此之外，談論和關心最多的就是養生之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往事，從不與人談起，就連地委、縣委的一些領導，有興趣問他，他都婉言謝絕。
2007年底，筆者第四次到道縣，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通過賀霞親近的人，終於做通了他的工作。不過，不是接受採訪也不提供任何資料，是「像朋友一樣談談共同關心過的事情」。筆者覺得賀霞的這個提法很好，因為這時，採訪賀霞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見他只是筆者心中多年的一個夙願。只是想聽一聽經過四十年的社會變革和觀察思考，他對當年殺人事件的看法有些什麼變化。「革聯」把他稱為「筆杆子」、「理論家」、「黑秀才」、「狗頭軍師」，想必有其不同凡響之處。我不知道賀霞同意與我見面基於何種考慮，而我想見他就是這麼簡單。
朋友把我帶到賀家樓下。
這是位於廉溪河畔愛蓮路的一座兩層小樓，寬敞而潔凈。賀霞本人住二樓，一樓辦了個小小的電腦學校。賀霞親自下樓，打開厚重的防盜門，非常客氣地把我們迎進二樓客廳。
這位身高不足1米6的矮個子老頭，面相慈祥平和，俗話說：看人一雙眼。那雙眼睛，雖然略有渾濁，卻還保留著幾分當過局長的那份自信，從中依稀可以窺見當年的精明強幹。說話不急不徐，條理清楚且富於邏輯性。對於文革殺人的事，他的記憶驚人清晰，人名地名，時間地點，絲毫不爽。
雙方分賓主坐下，寒暄之後，朋友起身告辭了。
由於雙方都有思想準備，不該問的我不問，不該說的他不說，氣氛十分融洽。
賀霞首先談了他眼中的殺人事件過程，雖然視角不同，但基本輪廓與我所了解的出入不大。不待我提問，他便主動談起了自己在殺人事件中的表現：「我知道，外面對我謠傳大得很，很多遺族寫的告狀信把我和鄭有志、苑禮甫他們一樣，說成是『亂人風』的罪魁禍首。我可以負責任的說，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沒有指示過殺人，相反，還在很多場合發言，要求注意黨的政策界線，不能亂殺。這一點在任何時間都經得起調查！你可能不了解，但是領導和同志們都了解，我賀霞為人做事，幾十年來，無論做什麼工作都是一個穩健派。84年，處遺工作開始后，立了我的專案，組織上找我談話，我當時就表了態，如果查出我在任何地方指示殺人，就槍斃我。結果，他們反覆調查，最後地委廖部長他們找我談話時說：賀霞啊賀霞，沒想到你還真的穩，這一次要是查到了你指示過殺人，『二進宮』你靠得住。 我這個人，不像張明恥、鄭有志他們，一個個猛子鬼。不合黨的政策的事，從來不幹。8.13武鬥，當天晚上，張明恥、鄭有志他們，把炸藥堆到二中的圍牆上，要炸平二中。我硬是急得哭，要知道，那會死好多人吶！真正的壞人有幾個，都是階級兄弟。我再三勸阻，不聽，我又跑到武裝部，請他們出面制止，總算沒有釀成大禍。這一點，你們可以去調查。」
「既然如此，為什麼各方面對你反映那麼大呢？」
「那都是因為謠傳。打個比方說，都說我是『紅聯』的政委，連有些官方文件上都這樣寫，實際上，我從來沒有當過『紅聯』的政委。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只是縣委農村工作部的一個一般幹部，文革開始時，我還在下面點上搞『社教』，等我回到縣裡，文化大革命已經搞得轟轟烈烈。我呢，根據縣委的指示，參加了縣委會的『紅戰士』造反兵團，在這個造反兵團的五兵團當了個政委。要講在『紅聯』當政委，就是這麼個政委。『紅聯』總部撤到營江以後，成立了前線指揮部，給我掛了個副政委的頭銜，實際上管事的都是鄭有志、鍾昌友他們。武裝部劉政委、崔部長他們到營江來，只找他們，從來沒有找過我，關起門來談什麼都不讓我們知道。我之所以在道縣這麼出名，就是道縣『一月奪權』以後，縣裡成立了一個三結合（支左部隊、革命的群眾組織、革命領導幹部）的道縣生產指揮領導小組，發了一個文，組長是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我作為群眾組織的代表，被任命為第一副組長，熊炳恩是第二副組長，名字排在我後面，這一下全縣都曉得有個賀霞了。這個革命領導小組根本就沒有辦過一天公，成立不到一個星期就撤銷了。我這個第一副組長也就當了不到一個星期。」
「據我所知，『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的幾個主要負責人，都是各區的武裝部長，他們和『紅聯』是什麼關係？」我問。
「應當說他們都是『紅聯』的成員。他們是根據縣武裝部的指示，集體加入『紅聯』的……他們加入『紅聯』以後，『紅聯』的領導權自然就由他們接手了。營江前線指揮部成立后，『紅聯』總部就由『前指』取代了。」
「哦——是這樣的。那麼，賀局長，你是道縣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在你看來，道縣出現殺人風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原因有6條。關於這6條，我和處遺工作組，還有地委、縣委的領導都談過。第一條就是『革聯』8.8搶槍，在全縣引起很大的震動。」賀霞不假思索地答道。看得出對於這個問題他已經思考得很久很久了。
「文革中，搶槍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地出現過，為什麼別的縣也搶了槍，卻沒有出現殺人風呢？」我插斷他的話問道。
「你不要急嘛，聽我慢慢講。8.8搶槍后，武裝部發出了錯誤信號。當時，縣武裝部把8.8搶槍事件，定性為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政變，是四類分子翻天。搶槍的當天，他們就對下面做了傳達。毛主席教導我們：『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縣武裝部的槍被階級敵人搶了，這使得廣大貧下中農十分緊張，以為真的是四類分子翻天了。8月9日，我本人在得到這個消息后，就馬上跑到縣武裝部打聽消息。在劉世斌政委房裡見了他，當時他十分難過，都哭了，跟我講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這次搶槍事件是階級敵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變，要我們組織起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人民，保衛紅色政權。還有這麼個細節，我們正說的時候，『革聯』的人又來了，因為他們搶去的槍，很多都沒有撞針，打不響，又跑來武裝部要撞針。劉政委把帳子放下來，讓我躲到床上，不要露面，自己去應付。那時候，條件十分簡陋，劉世斌的卧室外面就是武裝部的辦公室，很大的一間房子，擺了很多桌子，大家擠在一起辦公。我躲在床上，聽他們在外邊談判。等革聯的人走了，我才走的。」
「撞針給了『革聯』的人嗎？」我明知故問地問。
「給了。是『革聯』的人從武裝部的天花板上搜去的。」
「他們怎麼知道撞針藏在天花板上呢？」
「還不是武裝部內部出了叛徒嘛。」
「哦，那第二個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是貧下中農和基層幹部對47軍和零陵軍分區的《社情電報》理解有誤。當時47軍和零陵軍分區發了個《社情電報》，電報里把道縣四類分子的反革命活動說得很囂張，說四類分子殺貧下中農、搞破壞、組織反革命組織等等。電報里只講四類分子不宜濫殺，沒有說不準殺。傳達以後，下面就出現了這麼一個說法，『四類分子中調皮搗蛋的可以殺個吧兩個』。」
本來我想順著賀霞的話問他零陵軍分區的電報是根據什麼寫的，又怕這樣追問下去和諧的談話氛圍會被徹底破壞。再說這裡頭的來龍去脈我在20年前就調查得清清楚楚，現在不如賀霞願意怎麼說，我就怎麼聽。
賀霞接著說：「第三個原因是當時全縣的階級鬥爭形勢十分緊張，階級敵人活動猖獗。縣裡連續破獲多起反革命組織，同時，還有國民黨特務在暗中活動。」
「不過，我聽說那全部都是假案。」
「假案？擴大化是有可能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假案！那些反動傳單，我親眼見過，醜化毛主席、醜化共產黨，那個語言都是十分惡毒的。現在縣公安局檔案里還有存檔。」
「那麼，第四條呢？」
「第四條就是左傾思潮的影響。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被絕對化。真理向前一步成了繆誤。第五條是，公檢法組織被砸爛了，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第六條就是謠言滿天飛，說階級敵人組織了『黑殺團』要暴動，要殺貧下中農，要殺共產黨員，部分幹部群眾沒有很好地執行黨的政策，沒有調查研究，採取了極端措施，結果殺得不可收拾。」
「唉——」聽了賀霞講的6條原因，我在心裡啞然失笑，希望聽到一個人懺悔的聲音是多麼幼稚可笑。人的思想要改變，太難了！同樣，一個民族要進步，也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很多事情當事者本人是永遠轉不過彎子的。懺悔之於中華民族，猶如民主、科學，都是亟需認真學習並且努力踐行的。懺悔是人類精神不朽進化中最具救贖、新生、責任、良知、尊嚴意義的思想精粹；一個缺乏懺悔意識的民族必將文過飾非、重複錯誤、人格分裂、道德淪喪、精神崩毀、人權踐踏、野蠻愚昧；一個勇於懺悔、善於懺悔的民族，無論多麼災難深重、危機四伏，必將能夠精神重塑、文化復興、政治進步、道德高尚、公平正義、尊嚴高貴。同樣，我也深深地知道，懺悔意識的建立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於是，我決定將問題更具體化一些，就問：「賀局長，你認為熊炳恩對道縣殺人風應當負什麼責任？他現在已經死了，我們不是為了追究責任，而是進行一下反思。」這個問題20年前我就想問他。
「他沒有什麼很大的責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果說有什麼責任，就是他態度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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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3
「一個縣的主要負責人，對發生在自己轄地的事件態度曖昧，應不應當對事件的後果負責？」
「你這個話，如果放在現在，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是文化大革命，情況特殊。記者同志，你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應當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這麼說來，可不可以認為熊炳恩是同情支持殺人呢？」
「嗯——」賀霞沉吟良久，說：「這樣說也可以。當時那個情況下，每個人的態度都是他們所處的位置所決定的。當時持這種態度的縣委領導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說絕大多數都和他差不多。這場『亂殺風』有他的偶然性，也有他的必然性，這一點從這麼多黨員和幹部捲入其中就可以看出來，還可以從道縣這邊一殺，周圍的縣市跟著也殺起來，看出來。難道說是地委有人作了指示？這是一場歷史的悲劇，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必然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是哪個人喊殺就可以殺起來，喊不殺就可以不殺的。」
賀霞的話使我想起1986年第一次來道縣採訪時，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說過的一段話，這位半文盲的貧協主席說：「我殺人，沒有私心雜念，就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政權。不像有些人，乘機謀私利，搞些個烏七八糟的事。為這個事坐牢，我感到光榮。」
於是我便順口問道：「那麼責任最大的人是誰呢？」
我以為他會答鄭有志。沒想到賀霞非常快、非常乾脆地答道：「是武裝部！」
「憑什麼這麼說呢？」
「記者同志，我看得出來，你對『亂殺風』的情況非常了解。你想想看，哪一個區社殺人，不是通過武裝部這條線貫徹執行的？當時道縣是他們說了算，我們這些人，說要殺也罷，說不殺也罷，實際能起多大作用？」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當年劉香喜提供的一條線索，於是拋出了最後一個問題：「聽說你手中還有些當年會議的原始記錄材料？」
這個問題問得有些不守信用，賀霞馬上警惕起來：「記者同志，不是說好了，不談這方面的事情嗎？」
我自知理虧，怕對不起牽線搭橋的人，忙笑著把話題岔開。
又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感到該說的都說了，不該說的我也不會問，他也不會說，便起身告辭了。
離開賀家，我沿愛蓮路，漫步到周敦頤廣場。這是道縣新的標誌性建築，位於瀟水西岸，有一座水泥橋通向河中的西洲公園。廣場很大，花崗岩鋪地。高二十餘米，也是花崗岩質地的周敦頤雕像聳立於廣場中央，是道縣最熱鬧的地方，清早，到處都是晨練的老人，白天，熙來攘往著為生計奔波的人群，晚上，則成了霓虹閃耀、熱歌勁舞的海洋。道縣這個地方比較怪，沒有人們常說的小縣城的那種寧靜悠然，讓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種四向發射的活力。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喧囂在涌動。廣場靠瀟水岸邊，有一線麻石雕花欄桿，我依在欄桿上，俯視腳下的瀟水靜靜流淌，自從知道它的故事以後，我每次來道縣，總要到它身邊走一走，坐一坐，看一看，如同拜訪一位老朋友，每次見到它，我都不由自主地心情激動，甚至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而它則總是一如既往地平靜，波瀾不驚，默默無言，只有在夜間，夜深人靜，你悄悄地來到它旁邊，才可能聽到它艱辛的喘息聲。
忽然想起1988年的一樁往事，那一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對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很感興趣，有意出版，但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感到有必要進一步把握，特別派了兩名編輯岳建一和黃曉中，隨我赴道縣落實。我們到道縣時，正是中午時分，便在城邊的一家小餐館用餐。這家小餐館經營野味，小岳和小黃在北京大魚大肉吃得多，吃野味的機會不是很多，我們點了一盤野山雞、一盤竹根鼠、一條鯰魚、還有臘肉、山菇等六、七個菜，燙上一壺米酒，慢慢品嘗。小岳指著盤子里的魚開玩笑地問我：「這條魚沒有吃人肉吧？」我說：「如果它吃了人肉，早就成精了。」我們一邊吃菜一邊喝酒一邊說笑。小岳和小黃把眼睛總是瞟視著路上匆匆來去的行人。我知道他們也像我初來道縣時一樣，企圖看一看這裡的人與其他地方的人有什麼不同。
路的正對面有一家供銷社，一個50來歲的老農民挑著一擔篾貨到供銷社來賣，當時農村的供銷社不但賣商品，也有收購土特產的任務。老農民賣了篾貨，得了錢，就在供銷社的櫃檯上打了一碗燒（白）酒，買了一包小花片，坐在供銷社門口的石階上喝酒曬太陽，拈一片小花片，滋一口酒。當時正值冬季，但道縣的冬天不冷，平均溫度在8、9度，老農穿一條單褲，一件破舊的寡棉襖，袒露著胸口，眯著眼睛，邊喝酒邊曬太陽。喝到高興時，哼哼地唱起了小曲。
小黃問小岳：「你說對過那老頭快樂些，還是我們快樂些？」
小岳說：「肯定他比我們快樂些！」
小黃又問我：「殺人的事，那老頭知不知道？」
我看了老頭一眼，說：「根據他的年紀，不但知道，而且親身經歷過。」
「你估計他是一個遺屬，還是一個殺人事件責任人。」
「這個難說。不過，看他那個怡然自得的樣子，遺屬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不可以去問問他呢？」
「當然可以啦。」
小黃端著酒碗，走到路對面，和老農民攀談起來。突然，他直起身來，站到路的中央，仰天長嘯：「可憐愚昧至此啊——」
把我們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等小黃過來，我問他什麼情況。他說：「我問他知不知道文革殺人的事。他說知道。我問你們村子殺了沒有。他說殺了。我又問殺得什麼人。他說都是地富壞傢伙。我問怎麼殺的。他說牽出去用刀殺的。我問這樣殺人對不對。他說殺得對……」
我把眼睛從瀟水上收回來，轉向廣場這一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突然想，如果現在再隨便找一個人，問他道縣文革殺人的事，會怎麼回答呢？我知道這個話題在道縣是很忌諱的，但架不住內心的衝動，還是想做，就像小黃當年做的那樣。
我特意找了一位年紀較輕的、戴著一副很時尚眼鏡的男青年，攔住他問：「請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這裡發生了一件大規模的殺人事件，這個事情你知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說：「曉得啊，這個事道縣人沒有不曉得的。」「殺人的情況你清不清楚？」「不清楚，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生。」「你覺得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殺人有沒有道理呢？」「沒有道理，在任何時候殺人都沒有道理。」他把眼睛看著我，反過來問我：「你是幹什麼的？問這些事情做什麼？」我說：「我是來旅遊的，聽到講這個情況，感到很好奇。」他說：「唉，都過去幾十年的事情了，那個時候的事情哪裡講得清楚，現在我們這裡的人都不講這個事了。這是給我們道縣抹黑。」
年輕人的話讓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自1986年採訪之後，我又來過道縣三次，每來一次都有一個嶄新的面貌。這座城鎮的變化真的太快了、太大了。人也是這樣的，如果把這位年輕人放到長沙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甚至放到上海、深圳這樣的沿海城市，都很難把他從人群中分辨出來。然而總有一個想法縈繞心頭，揮之難去：假如有一天，上頭有人一聲號召，要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呢？會不會，振臂一呼而天下雲合響應，再次殺得血流成河？
任何一件事物能夠堂而皇之的發生，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消亡！
一個民族走出固有的劣根性和悲劇性格需要自身的覺醒和歷史的頓悟。無從迴避，也沒有捷徑可走。
自從86年道縣採訪之後，很久不再寫詩了，採訪賀霞之後，在周敦頤廣場，我寫了一首：

枝頭的果子越來越少
卻越來越甜
心頭的果子越來越多
卻越來越澀
愛的荒原沒有季節輪迴
收穫的歌吟總是響在
地平線的那一側
我有足夠的耐心等待
等待
古蓮開花的那一刻






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全縣36個鄉鎮　
區別        涉及面        性別        成份        政治
面貌        職業        殺人手段        被
殺光戶數        被迫外出人數
        公
社
鎮
個
數        大
隊
個
數        生
產
隊
個
數        戶



數        男        女        合


計        其
中被迫自殺        四
類
分
子        四
類
分
子
子
女        貧下中農        其



它        共產黨員        共青團員        國家幹部        教員        醫務人員        工


人        農
居
民        槍


打        刀


殺        沉


河        炸


死        投

岩

洞        活


埋        棍棒打死        繩子勒死        火燒死        其

它               
梅花        3        32        90        135        138        19        157        19        86        49        22                        2        2        8        1        1        145        53        40        17        21                3        1                3        19        5        58
仙子腳        4        43        99        134        143        9        152        32        71        49        28        4        1                2        8        2                140        103        4                                1        12                        32                26
清塘        5        56        163        269        288        64        352        37        202        107        40        3        2        1        2        10        2        1        337        189        46        47        17                3        8                5        37        7        23
祥霖鋪        5        63        250        543        725        191        916        52        346        520        31        19        2        5        5        25        2        5        879        495        152        88        28        9                88        4                52        57        106
四馬橋        4        54        153        270        400        133        533        52        213        287        32        1                2        1        11        3                518        86        126        1                38        128        22        57        23        52        55        56
清溪        6        59        217        358        446        171        617        51        239        304        70        4        1        3        1        21        3        6        586        74        93        180        14        19        108        18        1        59        51        24        71
蚣壩        4        72        336        643        897        299        1196        122        531        575        75        15        2        2        4        29        2        5        1156        145        442        90        21        137        130        68        4        37        121        46        102
壽雁        4        72        250        396        443        92        535        97        281        201        46        7        1                3        6                        526        241        155        13        7                6        15        1                97        12        133
道江鎮        1        5        8        17        23        4        27        6        13        12                2                                                        27        4                16                                        1                6                12
縣直                12        24        63        64        10        74        18        12        49        6        7                3        9        7        8        19        31        38                1        10                5        2                        18        1        1
合計        36        468        1590        2828        3543        1016        4559        486        1994        2153        350        62        9        18        29        125        23        37        4345        1428        1058        453        118        203        384        234        68        127        486        207        588
說明：梅花區1967年全區人口約29000人，被殺人數占當時人口總數的5.4‰　。原隸屬該區的理家坪公社文化大革命后劃歸雙牌縣管轄，殺人數字也轉到了雙牌縣。
附錄二
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1967年8月13日－10月17日）
時　間        被殺人數        備　　　注
8月13日        1人        祭刀：殺壽雁久佳公社下壩大隊朱敏。「紅聯」、「革聯」8.13武鬥。
8月14日        0人       
8月15日        7人        拉開序幕：殺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鍾佩英母子。殺壽雁區壽雁公社平地尾大隊唐明順等。
8月16日        3人        零陵縣(文革後分為永州市和冷水灘市)開始殺人。
8月17日        15人        清塘區召開殺人動員會。清塘區開始殺人。橋頭區開始殺人。江永縣開始殺人。
8月18日        17人        「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正式成立。寧遠縣開始殺人。
8月19日        20人        蚣壩區開始殺人。
8月20日        23人        車頭（梅花）區開始殺人。
8月21日        30人        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負責人、47軍6952部隊代表視察營江。第一次殺人高峰開始出現。紅岩區開始殺人。
8月22日        87人        上關公社在寶塔腳召開殺人現場會。上關區開始殺人。
8月23日        205人        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成立。清溪區開始殺人。橋頭公社在橋頭圩召開萬人殺人現場會。瀟水林業管理局（雙牌縣）開始殺人。
8月24日        135人        上關公社在龍江橋召開萬人殺人現場會。祥霖鋪區開始殺人。
8月25日        350人        蚣壩公社沿河塘大隊斬盡殺絕黑四類。
8月26日        638人        「紅聯」在營江召開全縣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殺人，卻出人意料地掀起第二次殺人高峰。
8月27日        590人        祥霖鋪區布署民兵補火三天「大掃除」，27-29日三天共殺569人。
8月28日        501人        47軍和湖南省革籌電告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要求制止殺人
8月29日        452人        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制止武鬥、制止殺人。
油湘公社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8月30日        273人        「紅聯」、「革聯」8.30大武鬥。
8月31日        176人        江華縣開始殺人。
9月1日        155人       
9月2日        142人       
9月3日        88人       
9月4日        91人        祁陽縣開始殺人。
9月5日        156人        零陵軍分區轉發湖南省革籌、47軍關於制止殺人的電報。
9月6日        75人       
9月7日        36人       
9月8日        47人        新田縣開始殺人。
9月9日        72人        「紅聯」、「革聯」簽訂「9.9協議」。
9月10日        25人        藍山縣開始殺人。
9月11日        13人       
9月12日        12人       
9月13日        5人       
9月14日        5人       
9月15日        22人       
9月16日        9人       
9月17日        2人       
9月18日        2人       
9月19日        1人       
9月20日        3人       
9月21日        11人       
9月22日        1人       
9月23日        1人        「紅聯」、「革聯」9•23大武鬥。
9月24日        0人       
9月25日        0人       
9月26日        2人       
9月27日        0人        47軍和湖南省革籌聯合發出緊急通告，制止殺人。
9月28日        0人       
9月29日        0人       
9月30日        7人       
10月1日        0人        飛機散發落款湖南省革籌和47軍的制止殺人傳單。
10月2日        0人        又散發一次。
10月3日        0人       
10月4日　        0人       
10月5日        0人       
10月6日　        0人       
10月7日        0人       
10月8日        0人       
10月9日　        0人       
10月10日        1人       
10月11日        0人       
10月12日        0人       
10月13日        0人       
10月14日        0人       
10月15日        1人       
10月16日        0人       
10月17日　        1人        最後一個殉難者：橋頭公社上壩大隊何余詳。
合計        45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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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3
附錄三  
筆者手頭有一份道縣處遺工作組寫給零陵地委彙報材料，1986年初稿時，曾予全文引用，后經一些同志勸說拿下了。拿下的原因很多，有出版方面的要求，有保護材料提供者的考慮，有維護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需要等等，但根本原因還是它太尖銳了，太具有震憾力和顛覆性。此次修改，因寫作主旨已不為出版而是留給後人看，所以將此材料補上。補上前，為慎重起見，我把這份材料給一位同樣堪稱「道縣殺人事件活化石」的同志看了，想聽聽他的意見，該同志1968年時參加過「道縣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並受當時的縣革命委員會指派參與了整理材料的工作，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該同志看完材料后說：「真實情況比這嚴重得多，道縣殺人事件的蓋子還是沒有真正揭開。特別是這個材料裡面沒有涉及到人武部這一條線上的幹部，不涉及他們，道縣殺人事件的蓋子就不可能真正揭開。我們在1968年的時候，辦了一個『揭蓋子學習班』，揭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蓋子。賀霞、張明恥等人都寫了交代。矛頭集中指向武裝部的幾個領導和少數縣委領導身上。（縣人武部政委）劉世斌講得最多，每次開會就通報敵情，煽動殺人。（縣人武部政委）崔保樹欺上壓下，謊報軍情，向47軍和省革籌隱瞞殺人真相。還有一個副政委邱慶龍，這個人水平很差，簡單粗暴，講了很多蠢話。武裝部軍事科科長周××，後勤科長劉××，坐鎮營江『紅聯』總部，問題很大……這些人都對道縣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份材料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對被提名的這些人顯然不公平。當時（1968年）我們寫了一份《關於道縣人武部幾位領導製造道縣大屠殺的言行》的材料，列印了四十份，上報中央和省、地革委會。這份報告現在縣裡可能已經找不到了，但地區和省里肯定還有，你們找出來一看就什麼都明白了。這些人之所以沒有受到追究就是因為他們穿的是黃軍裝。我就一直想不通，穿藍中山裝的人犯錯誤要追求，穿黃軍裝的犯錯誤就不能追究。一追究就是毀我長城。我們的長城未必是土坯壘的，那麼容易毀呀？我就不相信，一個穿上黃軍裝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世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與「亂殺風」有牽連的人員較多，僅國家幹部就有215人（實際還遠不止這麼多）。這些人員中，現已基本查明情況的150人中有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95人，其中地管和地管以上幹部25人。

與亂殺風有牽聯的幹部，原則上可分三種情況：
第一，進行煽動和組織指揮、親自提名、批准、動手殺人。這類人員中，國家幹部有188人，其中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78人（地管幹部10人）。這些人中，問題較大的有：
（1）地區冷水灘造紙廠黨委辦公室主任歐才清。1967年8月27日，歐在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隊主持審問了四名即將被殺的人員，親手捆綁一人，將其中另一人砍了一馬刀，四人都殺掉了。
（2）道縣縣委副書記熊禮衡（原午田公社書記）。1967年8月29日，熊禮衡批准蔣家洞大隊殺了胡洪女等3人。
（3）道縣紀委副書記苑禮甫（原詳霖鋪區副區長）。苑當時是詳霖鋪區「紅聯」和區民兵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多次主持區社隊幹部會，動員殺人，說：「該殺的在兩三天內統統殺掉。」「可殺可不殺的，堅決要殺。」為首組織殺人突擊隊，8月27、28、29在全區大殺三天，指派了不少區社幹部到社、隊督促參與殺人。在全區主持研究殺人平衡補火問題，親自到一些大隊、生產隊進行督促。參加了祥霖鋪區公社上渡大隊的殺人現場會，在會上說：「上渡的貧下中農對四個壞蛋進行了鬥爭，判處了他們的死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我代表祥霖鋪區民兵營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批准上渡、祝福等大隊殺掉17人。在苑禮甫等人的組織指揮下，祥霖鋪區殺了915人，其中貧下中農23人，國家幹部3人，在職教員14人，工人1人，黨員1人。
（4）原祥霖鋪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現一般幹部）。李在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的殺人現場會上，親自宣判了三人的死刑。受苑禮甫等人指派，到祥霖鋪公社的久佳山、祝福、大小盤、達山頭等大隊參與研究和主持殺人活動，共殺55人，其中6人被殺后，李擔心未死，還親手補了刀。
（5）原唐家公社公安員謝林通（現蚣壩派出所幹部）。謝在唐家公社朱子復大隊參與研究和主持殺人會，殺了2人，在殺人會上講了話，到現場驗了屍。
（6）原洪塘營公社書記盤家瑞（現大坪嶺公社副主任）。盤主持召開了全社大隊幹部會，動員殺人，說：「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要爭取一兩天內完成任務。心要硬一點，手要硬起來。」指導各大隊找「消眼」和紅薯窖，說：「丟下去就是了。」號召向殺人最積極的紅花大隊學習，並親自到東江源大隊與隊幹部一起研究殺人名單，殺了13人。
（7）原楊家公社秘書蔣文經（現下蔣公社書記）。蔣1967年8月13日主持鄭家等四個大隊的大隊幹部會，號召殺人說：「毛主席早就開口了，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搞了丟到坡邊就是了，哪個知道。」點名殺鄭家大隊的鐘佩英，后鍾母子三人於8月15日被害，使鄭家大隊首先在全區、全社颳起了「亂殺風」。批准周塘營大隊殺了5人。
（8）原油湘躍公社進大隊黨支書何芳乾（現清溪食品站黨支部書記）。何1967年8月25日主持大隊幹部會，研究決定，並向公社請示，殺了2人。8月28日又主持召開大隊幹部和群眾會討論殺人，親自記名單，當場決定殺64人。何打電話向公社作了彙報后，帶領了一些人用三口紅薯窖活埋了61人。
（9）原梅花公社書記蔣益政（現縣蔬菜公司經理）。蔣主持全社大隊主要幹部會議，號召殺人，說：「理家坪群眾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把四類分子宰了，現在貧下中農真正發動起來了，各大隊要摸好底子，做到心中有數，交群眾討論決定。」並批准赤源大隊殺了5人。
（10）祥霖鋪區黨委組委黃尚森。黃與苑禮甫等人一起組織指揮了祥霖鋪區的殺人活動，多次在區社隊幹部會上號召殺人，說：「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我們講殺哪個就殺哪個。」「四類分子統統給我殺掉，個別調皮搗蛋的子弟也給我殺掉。把該殺的都統統殺掉。」向苑出主意抽調民兵到各大隊突擊殺人，並向突擊殺人民兵作了動員講話。批准審章塘公社楊柳塘等大隊殺了10人，督促白家田、塘背等大隊殺17人。參與祥霖鋪大隊幹部研究殺人名單，殺掉5人。
（11）原上關公社書記楊道明（現蚣壩區委書記）。楊到本社的東方、建設、齊心、鄭家等大隊，與隊幹部一起研究殺人問題。當東方大隊有的支委不同意殺人，開會不發言時，楊說：「共產黨員要慷慨一點，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怕什麼？」「你們現在不殺，將來又說難領導，又說工作難做，不要怪我沒有喊醒你們。」在楊的督促下，該大隊殺2人；建設大隊經楊主持研究后殺了3人；鄭家、齊心也殺3人。批准向陽大隊殺了地主子弟黃書平，還點名要殺東方大隊的貧農吳況忠。
（12）原清溪公社白馬渡大隊支書黃名佑（黨的「十大」代表，現白芒鋪公社主任）。黃多次主持大隊支部和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當一些黨員和幹部提出不能殺人的意見時，黃多次提出反對意見，最後表態：「要殺，一定要殺。」為首研究決定殺了5人。
（13）原清塘區法庭幹部周仁表（現岑江渡公社副書記）。周多次主持召開區、社、隊幹部會，動員殺人，說：「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後殺人可以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只要不和貧下中農站在一起的，不管職務多高資格多老，不管是坐單車的、戴手錶的、穿可可鞋的，都可以幹掉。」並下社隊督促殺人。點名批准廖家、蔣家、獅子頭、大神山、團結等大隊殺掉17人。在蔣家大隊親自開槍殺人，給民兵作示範。

第二，隨意表態，同情支持殺人，據初步掌握，這類人員中，國家幹部有27人，其中現任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20人（地管以上幹部11人），主要人員有：
（1）原縣委書記熊炳恩（現地區行署副專員）。1967年8月23日，熊在聽取了縣委辦公室幹事唐告龍彙報農村殺人問題后說：「敵人公開進行活動，要殺貧下中農，階級鬥爭這麼複雜，誰好誰壞，貧下中農最清楚。」熊還對縣委辦公室幹事張瑜說殺掉所謂要炸郵電局的人是辦了一件蠢事，這樣就斷了線。8月24日，縣貧協幹事王恩昌向熊彙報了農村殺人情況嚴重。熊說：「這怎麼行，個別壞的殺一兩個是可以的，你們以貧下中農的名義給下面說說，要他們講究一下策略。」有次黃禮寬從下面給熊炳恩打電話反映殺人問題，熊說：「不要緊，殺幾個四類分子不要緊。」有次鄭有志給熊打電話，反映殺人問題，熊說：「四類分子要造反，殺幾個不是不可以。」殺人高潮中，田正等一些科局長向熊反映殺人問題，要求出面制止，熊說：「我原來沒有講這麼大殺，只說殺一兩個可以。」9月16日，熊在縣委會對張明恥說：「這回貧下中農被充分發動起來了，農村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殺就殺了，管他那麼多。」10月某日晚，熊在紅岩區糧站對張明恥等人說：「四類分子搗亂，殺個把兩個可以。」
（2）原縣委副書記郁山（現東安縣委副書記）。1967年8月17日，郁在清塘區參加了鄭有志等人主持召開的全區殺人動員會。會後，郁說：「你們這會開得好，開得及時，開得主動。」8月23日，郁在清塘對周盛瑤等人說：「殺人問題，原來我縣民主革命不徹底，這也是一個民主革命的問題。」還在清塘對一些人說：「我們土改時，四類分子逃跑，也是抓著就殺了。」「道縣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次殺四類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補課。」9月21日，郁對姚岳松等人說：「對農村殺人問題不要怕，四類分子要暴動，貧下中農自己起來殺的。」9月底某日，郁在大塘大隊對一些群眾說：「毛席主講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到時全報。……我們貧下中農殺幾個四類分子有什麼要緊。」
（3）原縣委組織部長王安生（零陵地區社隊企業局局長）。1967年8月24日王在青口公社指示公社副書記要立山坪大隊幹部唐水光召開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30日，唐向王彙報說隊幹部正在研究殺人，王說：「群眾要求殺幾個就殺幾個吧。」9月初某日，王在青口公社青口大隊對一大隊幹部說：「分子可以殺，子女不能殺，這是政策。」還在清溪對一些人說：「我們那裡殺人帶勁啊，刀砍呀，活埋呀，火燒呀，特別沉河有味，到處是死人，狗都吃不完，脹蠢了，亂咬人。」
（4）原縣委副書記胡榮玉（零陵地區輕工業局副局長）。1967年9月4日，胡在青口公社團結大隊參加了公社副書記周書主持召開的大隊幹部會，周在會上動員殺人。胡邊聽邊笑。9月5日團結大隊殺了19人。9月6日胡對該隊三隊社員何元錫說：「你們昨天的會開得好，我們不殺階級敵人，階級敵人會殺我們。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有一次團結大隊幹部研究殺人，請胡參加，胡說：「你們研究就行了。」后殺12人，隊幹部請示胡屍體怎麼處理，胡說：「往河裡丟。」
（5）原縣公安局秘書股長何榮升（現縣人大專職委員）。1967年8月14日，何在壽雁公社聽公社的同志反映殺朱敏的情況后，何說：「這個人土改就要殺的了。這回殺了，給你們減少了一個麻煩。」8月16日，何在壽雁向唐家公社特派員謝林通介紹了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和平地尾大隊殺人情況，說：「你們公社何聘之殺了算了。」8月24日壽雁公社平地尾大隊唐國運到區里彙報殺人情況。何說：「這些地主仔子壞傢伙，不殺留他幹什麼。」8月26日，何對橋頭區公安特派員黃來順說：「那兩個正牌子貨（指傳說的一個軍統特務和一個偽團長）殺了沒有？那兩個老牌子貨殺了就好了。」9月1日，何對壽雁公社的何添賢說：「你們大隊搞得冷冷清清的，你們大隊幹部商量一下，是不是有四類分子要殺幹部，如果有，就殺兩個。」何添賢問要不要批，何答：「批什麼，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6）原道縣一般幹部唐銘植（現郴州地區農辦主任）。1967年8月18日晚，唐給梅花區楊繼富打電話，介紹壽雁等地殺人情況，要求對四類分子加強管制，說：「如有調皮搗蛋的，你們可以先幹掉他。」當晚，唐家公社幹部何學能電話向唐反映大劉大隊殺了一人，唐說：「你們少管閑事。」8月21日，紅岩區秘書胡光學電話向唐反映殺了一人，唐說：「別的區比你們殺得多。」8月22日，胡光學又給唐打電話，反映有的地方要殺人，唐說：「群眾起來了，殺幾個就殺幾個。你們區是殺得最少的，九區、二區殺了幾百。」

第三、挾私報復、謀財害命、殺人奪妻這類情況初步掌握有25起。

據初步掌握的情況，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90人，其中：
1.        動手殺人的5人
2.        批准或提名殺人29人
3.        參與研究殺人8人
4.        指名動員殺人15人
5.        督促殺人8人
6.        表態支持殺人25人
其中：副專員1人；縣委正、副書記2人
副縣長1人；縣委顧問1人；
區委書記2人；地局級幹部2人；
縣委部辦領導4人；縣政府部辦領導4人；
區委副書記3人；區長3人；
副區長5人；公社書記7人；
公社副書記5人；縣廠礦場負責人6人；
區委委員7人；公社主任5人；
公社副主任9人；縣公司負責人5人；
縣股級幹部8人；區直單位6人；
中央和省屬單位處級幹部2人；地屬廠礦級幹部1人。

      分類
職務        動手
殺人        批准
殺人        提名
殺人        參與
殺人        動員
布置
殺人        督促
殺人        同情
支持
殺人        報復
殺人        總計
專員                                                        1                1
省地局處                                                        4                4
縣正副書記                1                                        1                2
正副縣長                1                                                        1
部辦委        2                1                1                1                5
正科局長        1                1                                                2
副科局長                1                1                        3                5
區正副書記                2        1                1                2                6
區長                                        2                2                4
副區長                2        1        2                        1                6
股所長        1        10        2        2        3        3        2        1        24
公社正副書記        1        1        3        2        2        3                        12
正副主任        2        6        2                2                2                14
區委委員                5        2        1        1        2        1                12
一般幹部        6        10        5        13        11        5        2                52
任職不明        3        19        5        10        15        7        5        1        65
合計        16        58        23        31        38        20        27        2        215


        原地管幹部        現地管幹部
動手（殺人）        1        3
批准（殺人）        4        4
提名（殺人）        1        3
同情支持（殺人）        7        11

參與布置（殺人）                1
合計        13        25

名單如下：
同情支持（殺人）：熊炳恩、郁山、王安生、胡榮玉、李明德、祝廣榮、肖福志、張仁達
批准（殺人）：李來文、鄭際田、楊君賢
提名（殺人）：吳榮高
動手（殺人）：歐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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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4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殺場餘生者說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頭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棟大屋與一群人的命運
第六十七章 「告狀油子」是怎樣煉成的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路為什麼總是那麼幽遠，那麼綿長，彷彿無幽不至地化入那一片迷濛的青山綠水間。一個個村落果實般結在河叉的枝頭上。大自然非凡的美麗面對人類偉大的奇迹黯然失色。瀟水和它的幾條支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同時也得到了建設和保護。好在河水依然是豆青色的。我們沿著那些路去尋找當年作過殺場的地方，有公路的地方，乘車去；沒公路的地方，騎自行車去；自行車也不能騎的地方，走路去。火辣辣的太陽照得脊背流油。正是農民們累得脫皮的雙搶大忙季節，呼呼的打稻機聲總在陪伴著我們趕路。那些在責任田裡忙得兩頭不見天的男人和婦女們時不時直起腰來打量我們，對於我們這些吃吊手飯的人，他們見慣不怪，只是有些不明白，大熱的天，不在陰涼地呆著，火辣辣的毒日頭下跑來跑去搞哄門（做什麼）？
在曾經開過萬人殺人現場大會的龍江橋，我們遇到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趕著六、七隻神氣十足的灰鵝迎面走來。牧鵝小姑娘個頭很小，比最前面那隻公鵝的紫色冠子還要矮上一、兩寸。她雙手在背後，拖著一根長長的柳條，帶著三、兩片葉兒，用稚氣的小眼珠盯著我們。而灰鵝們卻昂首挺胸、不屑一顧地從我們身邊擺過去。這種灰鵝是在國際市場上很受歡迎的道州灰鵝，是道縣一種主要的外貿出口產品。
道縣至寧遠公路旁的上塘嘴，曾是用「土飛機」 送人上西天的地方。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一片低低的馬尾松小樹林，幾個穿著五顏六色統裙、打著印花洋傘的姑娘正在牧牛。
沿著清澈的洑水向上走，在曾經作過斷頭台的寡婆橋上，我們看到的是一隊男歡女笑的農民，挑著一擔擔沉甸甸的濕谷從橋上走過。
……
面對著這些青青的小河，美麗的山林，熱情好客、淳樸憨厚的農民，我們無論如何不敢相信人們對我們所敘述的一切。閉上眼睛，也許能看得到那種種的恐怖景象，聽得到那垂死掙扎的哀號，甚至那震耳欲聾的「土飛機」起飛的聲音……睜開眼睛，想象的翅膀立即被剪斷了，一發似乎都不曾發生過，一切似乎都不可能發生，我們所聽到的一切不過是一個用土紅寫成的神話。
寡婆橋。我們曾兩次來到這裡。
第一次，正逢下雨。東昇機械廠（一家廠址在道縣的三線軍工廠）的黨委書記老劉打著傘，帶我們沿一條田間小路從廠里去寡婆橋。
一時間我們恍若置身於煙雨灕江之畔。這裡的地形地貌也確實與桂林一脈相承，只是看上去更精緻些。兩岸青山，一座座如獨秀峰般拔地而起，在霏霏細雨中滋潤出很光滑的青黛色。明明是清一色的石灰岩山峰，卻這裡那裡長滿了綠油油的樹木，也不知是如何植根於石上，又從何而汲取營養，使人不能不感慨生存的艱辛和生命力的頑強。
一片墨綠色的甘蔗，在風雨中絮語。
「好漂亮的景色！不讓桂林山水。」我情不自禁贊道。
「初次來這裡的人都這麼說，這裡本來又稱小桂林。我們在這裡住得久了，也就不覺得了。」劉書記在一邊笑道。
我們沒有穿雨鞋，路邊的青草把鞋濕透了。前面的路更加泥濘。而寡婆橋已經歷歷在目。這是一座五孔石橋，兩邊橋頭，大樹成蔭。相傳是清代一位寡婦捐款修建的。這位寡婦是橋那邊唐家鄉人氏，家道殷實，而少年喪夫，孤苦伶仃守節一輩子。她哀嘆自己命運不濟，決心行善積德修來世，傾囊而出，在洑水河這段經常有人溺水的深潭上方，修建了這座石橋。後人稱之謂「寡婆橋」。
因路面積水太深，我們停了腳。
「就在這裡看看吧。」
「也好，有些景緻，遠觀比近看更別具風味。」劉書記手指寡婆橋，「文革那陣子，經常可以看到農村裡在這座橋上殺人。那時候，我們廠剛剛搬遷過來，工人們都住在附近的兩個村子里，經常就站在這裡，遠遠地看。因為搞不清情況，不敢太靠近了，也不敢多過問。橋下面是一個深潭，殺人時，橋兩頭都站了崗，不準通行。把要殺的人，押到橋中間，跪了，只看見馬刀亮晃晃地揮動……屍體就從橋上扔到河裡。殺人多的時候，潭水都染成紅色。有沒殺死的，浮起來，守在橋兩頭的民兵就沿岸追著用鳥銃打。」
我們從手頭上的資料中看到，道縣師範的一位負責人就是在這座橋上被殺害的。我們追蹤採訪來到道師，訪問了老校長尹少萼同志。他告訴我們被殺者是該校原教導主任何聘之老師。這位鬢髮蒼蒼的老知識分子，眼含著壓抑的淚水，無比傷感地向我們談起了何聘之老師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個多好的同志啊！他熱情、正直、能吃虧、肯幫助人，工作有能力，責任心強，對黨的教育事業忠心耿耿。解放前，還在讀中學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協助地下黨迎接道縣和平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解放后，開始當區幹部，後來在縣法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組織上根據他的特長，調他到道縣二中教語文。工作換來換去，他毫無怨言，可以用得著那句老話：干一行，愛一行。
「1958年，縣裡籌建師範，讓我負責，人員也由我來挑。我第一個就挑中了何聘之。他那個人辦事讓人放得心。雖然脾氣有點倔，但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說到做到，尤其可貴的是表裡如一。建校那陣子，條件艱苦，他帶領學生挖基腳，挑土方，撈河沙，累得兩隻眼睛都陷下去了。你們看，就是那面那棟教學樓，所用的木材，全部是他帶領著學生從60裡外的東江源扛回來的。他是我們學校建校的功臣，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留著他的汗水。
「學校建成后，組織上安排他當教導主任，抓教學工作，他更是認真負責，工作起來可以說是真正的廢寢忘餐。他常說，我們是培養老師的老師，稍有懈怠，就要誤人子弟。他擔任教導主任以後，仍然不離教學第一線，繼續兼任語文教學工作。他的教學態度，認真得叫人感動，到現在，我還沒有碰到第二個象他那樣認真負責的老師。他提倡為人師表，說當老師的人從人品到學問，都應該是第一流的。他對自己從來就是要求很嚴格的，按照當時情況，我們學校的一般教師都可以解決家屬農轉非（吃國家糧）的問題，但是，他總是首先考慮別人，每次都把指標讓給別的老師，自己從來不向組織提出要求。結果把這個事給耽誤了。
「他這個人多才多藝，精力很旺盛，平時除了教學工作外，還喜歡寫點東西。不過倒霉也就倒在這個舞文弄墨的毛病上。1958年下半年，他寫了一個劇本，叫做《紅旗越舉越高》，是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用現在的觀點看，這個劇本打下了很深的那個時代『左』的烙印，有的地方，還有為當時的『浮誇風』拍馬屁之嫌。這個劇本，經當時的縣委宣傳部審閱批准，學校師生排練出來，在群眾中公演了幾場。可是馬屁拍在馬蹄子上，就是這個劇本，使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師吃盡了苦頭。在那個荒唐之極的年代，有人競把劇本中反派人面的台詞，當成何聘之老師本人的反動思想來批判。59年反右傾時，他受到了批判。文革初期，又舊事重提，以『反對黨的領導，抵制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批判鬥爭，開除公職，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開除回家后，他老老實實參加農業生產，定期向大隊黨支部寫思想彙報，報告思想改造情況。就是在文革殺人時，他至死仍然相信黨的政策，相信不會亂殺人，相信自己的問題總有搞清楚的一天。就在被牽上寡婆橋砍頭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會亂殺人。他反覆向牽他的民兵說：『你們不要殺我，我是冤枉的，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你們不殺我，我到北京向黨中央反映情況，保證可以搞清我的問題。』可是，那些民兵哪裡會聽他這一套，一把按到跪起，舉刀就砍。他喊『毛主席萬歲』，『歲』字還沒喊出口，就被砍脫了腦殼，丟進洑水河裡。和他一起被殺害的，還有他18歲的大兒子何上明。」
我們問：「殺他的人中間有他的學生嗎？」
我們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深知那個時候，學生打老師，批判老師那是家常便飯。筆者的母親就被她心愛的學生，剃了陰陽頭，打得幾天起不了床。
尹少萼苦笑了笑答道：「那哪個曉得呀，反正那個時候，師也不師了，生也不生了。」
關於何聘之老師的人品學問，我們在處遺工作組一位有關同志那兒也得到了印證，該同志告訴我們，何聘之在他的學生中威信極高，以至他被打成三反分子之後，還有學生和他划不清界線，冒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為他辯護，以至自己也遭到滅頂之災。他給我們講了縣公安局幹部劉良義的故事。正好筆者手頭上有一份道縣公安系統1966年的官方文件，不須多寫一字，用它來表述劉良義的故事可能更具權威性：

關於劉良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事實
劉良義，男性，現年28歲，漢，家庭出身中農，籍貫湖南省寧遠縣逍遙公社。劉1953年在寧遠一中讀書，56年參軍，分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直屬通訊營任大型無線電收發報員，1958年退伍回鄉生產。同年8月考入道縣師範學習，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61年道師畢業后，調教育科工作，62年5月調縣公安局任偵察員。
劉良義的主要錯誤事實有：
一、        包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為壞人鳴冤叫屈；
二、        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
三、        攻擊黨的領導，污衊專政工具；
四、        攻擊黨的工資政策。
根據劉良義的錯誤事實，性質是嚴重的，特別是長期以來，勾結三反分子何聘之，為何辯護，仇視黨，仇視人民，已經墮落到資產階級代言人物，成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特請報上級黨委批准鬥爭。
道縣公、檢、法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十九年後，劉良義終於獲得平反。
當年翩翩一書生，此時皺滿面鬢如霜。
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其間的磨難和對中國人良知的閹割可想而知。
叫我們稍感疑惑不解的是，這個劉良義到底吃了何聘之什麼迷魂藥，以至如此喪失理智，作為他曾經的學生，即便不願意落井下石，也不至於做抱薪救火的蠢事嘛。
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當晚，我們在招待所閱看何聘之老師的劇本和思想彙報（各類檢查和檢討），心頭無比凄涼。人怎麼可以這樣抵毀、貶損和批判自己呢？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固有的悲劇性。他違心地、也是自覺地為大躍進之類對國民經濟起到摧毀性破壞的東西歌功頌德（《紅旗越舉越高》），雖有邀功請賞的嫌疑，但絕不缺乏對黨的事業貢獻一切的真情；他自覺地進行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各種思想彙報），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卻從來不去對這種批判、改造作進一步的思考。從他的劇本和思想彙報中可以看到，他在喪失生命之前，早已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一個悲劇，他越真誠，悲劇色彩就越濃。他的死從來就不是什麼他本身的問題，而是他無法逃避的時代悲劇。長久以來，各種改造和運動剝奪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權力，摧毀了他們的精神和人格，打斷了他們的脊樑。何聘之當然也在刼難逃。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從來沒有經歷過做人的時代，只有「做穩奴隸」的時代和「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雖然講究的是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慎獨其身，但歸根結底還是臣、草民、奴才。何老師本人實在可以樹為 「標兵模範」供人學習，當然也可以作為「階級敵人」殺一儆百，一切視「革命」需要而定。也許他曾為自己設計過上百種死法，其中必定包括以身殉職、殺身成仁、舍已救人、為國捐軀、壽終正寢……絕對沒有一種是他事實上的死法。他也許一直認為自己很有些清醒的頭腦，而直到掉腦袋的那一天他都是稀里糊塗的！這樣議論一個無辜受害者也許有些殘忍，有些鐵石心腸，但是我們實實在在是悲傷得出離了悲傷。何聘之的路過去有人走，現在有人走，將來還會有人走。我們總是在想，何聘之的死應當給我們知識分子帶來一些什麼樣的思考和教訓。
幾天以後，結合採訪其他的個案，我們第二次來到寡婆橋。
這次是個大睛天。
藍天如洗，陽光燦爛。寡婆橋卻在一片濃陰之中。一株華冠如傘的大樟樹，粗大，挺拔，如同一個飽經滄桑、憂患餘生的老人佇立橋頭，似乎有意地裸露出粗大的樹根，供過往行人坐下歇腳，談古論今。橋下深潭，清徹的河水捲起一個個不易察覺的旋渦。幾隻灰鵝，在河面上高傲地游弋，時而撲騰翅膀，時而用堅喙梳理羽毛，自得其樂。橋上，有行人走過，打赤腳的，穿皮鞋的，擔擔子的，騎單車的。有牛走過。還有一隻灰不灰、黃不黃的狗一路小跑顛過。初秋的太陽正當頂，橋頭的欄桿卻涼浸浸的。當年殺人的痕迹似乎蕩然無存，但是我們還是在青石的欄桿上找到了一些依稀可辯的刀痕。手撫刀痕，眼前的一切頓時模糊了，這實在不該是一個殺人的地方，過去，土匪搶東西都要避開這裡5里地！這一刻，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錐心之痛，禁不住淚流滿面，不是為何聘之哭，而是為自己哭。我們都是讀過幾句書的人，都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都自以為有思想、有理想、有分析能力，都自以為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可是人的思想一旦遭到某種強有力的控制，人的本體也就同時完成了「非人化」的過程。殺人者如此，被殺者亦如此。何聘之比我年長一輩，他們這一代人，還有我們這一代人，與其說是被拖進了靈魂的屠場，進行了閹割，不如說是人人爭先恐後地擠進靈魂的屠場；與其說是人人恐懼精神閹割，不如說是人人「鬥私批修」，自覺地自我閹割，並努力地去閹割別人。那些深入全民族人心的、普及千家萬戶的專制、禁錮、蒙昧、奴性、殘暴、謊言，難道我們就沒有責任嗎？哈維爾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專制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長久以來，我們曾經信奉和大力宣揚的社會理論，使得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得壞人得到了持久的堅強意志，使得他們能夠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粉飾行為，使得他們得到的不是責難和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使得他們的種種惡行籠上了正義的光環，從而使千百萬人（包括我們自己）遭逢到毀滅性的災難。我們在為別人編造思想牢籠的同時也把自己兜了進去，這太搞笑了!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對於別人，特別是別的知識分子，蒙難而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甚至竊竊私喜，甚至以為這些人的蒙難是在為自己平步青雲提供機會。每一次運動都是在清除了一批人的同時，另一批人開始獲得出賣靈魂而輝煌騰達的資格。想想我們那些醜態百出的表演，真的無地自容。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從某種意義上是靠下層人民血汗養成的，而我們又回報了他們些什麼呢？我們在製造眾多文化成果的同時，創造了極端違背人性本質的政治文化，創造了極端的專制形式，極端的專制形式用鐵腕囚禁思想，造就了全民族人格的普遍奴化(理所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本身的奴化)，全民族人格的奴化必然受到歷史的篾視和命運的懲罰。以史為鑒，中國近、現代史的所有苦難、屈辱和笑語，其終極原因皆出自於此。我們常常哀怨自己在這歷史的篾視和命運的懲罰中所際遇的種種羞辱、不公和苦難，可是下層人民所際遇的凌遲一般的苦難又何止百倍於我們!只不過他們沒有我們能說會道罷了。
寡婆橋啊寡婆橋，你記錄了我們全部的尊嚴和恥辱！
陪同我們採訪的人詫異於我的突然失態，問我哭什麼。
我抺了抺眼淚，掩飾道：「這座橋上被殺的人，有寡婆的後人嗎？」
他被我這個問題搞得有些莫名其妙：「這又怎麼搞得清呢？寡婆那麼有錢，後人中難得沒有成份高的。硬要搞清楚，可以到村裡去查一查族譜。」
「哦，哦，沒這個必要了，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確實如此，有與否又何妨呢？說不定何聘之老師本人就是寡婆的後人，說不定殺他的人也有寡婆的後人，就像我們在周敦頤故鄉樓田村看到的那樣。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與何聘之老師情況類似的還有道縣二中的李景熙老師。
李景熙，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員，1920年出生，1967年8月29日遇害，享年47歲。
李景熙老師1948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獻身教育事業，1949年在道縣二中開始教書生涯，1953年調道縣一中任教，1958年調回道縣二中，擔任高三數學把關老師。同事對他的評價是：「工作特別敬業，做人極其低調，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家長信賴的好老師。」
李景熙1965年「社教」運動中被定為「漏網地主」，1966年9月文革開始以後，被正式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道縣祥霖鋪區新車公社桐溪尾大隊勞動改造。關於這一點，筆者開始有些疑惑，為什麼「社教」定了案不馬上處理，要拖到文革開始以後才處理呢？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解釋道：「這叫『社教定案，文革處理』。這個現象在道縣很普遍，因為道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1965年8月全面展開的，當時零陵地委從各縣抽調了近5000名幹部，在道縣成立了社教總團，下設10個農村分團和1個城關分團。是作為重點樣板來搞的。準備在這裡取得經驗，在全地區全面鋪開。整個運動分兩批按五個步驟進行：第一步，發動群眾，組織階級隊伍；第二步，幫助領導自覺革命，教育幹部放下包袱；第三步，組織職工『洗手洗澡』；第四步，清政治、查階級，開展對敵鬥爭；第五步，進行全面建設。由於文化大革命來得比較突然，1966年文革開始時，社教工作剛剛進行到第四步，到1966年8月社教工作宣布結束，第五步尚未真正開始，因此大量社教中定了的案子，只能留到在文革初期進行處理。」
「我還有一點不太明白的地方，土改的時候，李景熙大概有30歲了，從年紀上看，劃地主分子沒有什麼問題，但他從小在外面讀書，後來教書，沒有參加家庭的剝削活動，沒有吃剝削飯，為什麼還是定了個漏網地主呢？」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當年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農村的事情，不能用城裡的眼光去看。李景熙老師這個情況在當時定個漏網地主，理由多得很，隨便抓一兩條就夠了。我跟你開個玩笑，你說李老師沒有參加剝削活動，我問你，他讀書的錢是從哪裡來的？還不是家裡剝削來的錢，還不是吃的剝削飯？哈哈，這些事情講不清的，深究不得，深究不得啊。反正現在全部都平反了。」
1966年9月27日，李景熙戴著漏網地主的帽子帶著妻子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老家桐溪尾大隊。
桐溪尾位於道縣、江永交界處，夾在都龐嶺和銅山嶺之間，從江永縣涼傘界發源的永明河（淹水）從這裡入境。清澈見底的永明河，兩岸雜樹叢生，風光絕美。這條河，解放前，春夏之季可通航4噸重的木船，秋冬枯水季節也可通航1到2噸重的木船，順流而下，可到道江鎮，溯流而上，可抵永明（江永）縣城，是一條重要的水上通道。解放后，大興水利，沿河修築了好幾條滾水壩，已經基本上無法通航。好在從道縣到江永修了一條公路，永明河能否通航已然無傷大雅，反而因為滾水壩的修築而憑添了一道風景。
滾水壩是湘南農村沿河村寨群眾修築的一種水利工程，因為這些河流一般都比較淺，當地農民選擇河床中比較平坦的地方，夯入兩排松樹木樁，將從兩邊山上采來的數百乃至上千斤重的大石塊，用泥橇沿山坡拖下來，壘在松木樁中，築成一道高約四、五尺的攔河堤壩，提高水頭。水枯季節，水攔在壩內，雨水充沛時，河水可以從壩頂上滾過去，不致泛濫成災，當地農民很形象地將之稱為滾水壩。滾水壩，滾水壩，就是水可以從上面滾過去的水壩。
滾水壩兩端靠河岸處一般都留有過水的缺口，缺口處安著一種古老的提水設備——筒車。筒車狀如一個巨大的車輪，木製，直徑五、六米，乃至十多米不等，輪沿有薄木板做成的葉輪片，並按一定的傾角安裝若干粗大的楠竹筒，這種楠竹筒就是所謂取水器。水從缺口中流下，衝擊葉輪片，帶動筒車轉動，楠竹筒隨著車輪轉動，將河水一筒一筒提起，隨車輪轉動過頂部，由於竹筒的傾斜度，水從筒中流出，注入岸邊水平放置的木槽，從而完成一個取水、倒水的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河水源源不斷地被提起，灌溉兩岸的農田。有史料記載，早在南宋時期這種古老的自動提水工具已在當地農村出現，迄今應有千年歷史。筆者在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中，曾讀到關於它的描述，第一次見到實物則是在去桐溪尾的路上，記得第一眼看到它，心臟就猛然收緊了，被蘊藏其間的偉大智慧和歲月積澱強烈地震撼，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匆匆趕路的腳步，好讓心沉下來慢慢體味。當時已經開始進入枯水季節，壩頂上失去了往日嘩嘩滾水的壯觀，只有少量河水緩緩漫過，沿築壩石塊的縫隙流出，泛起一片小小的水花。壩體上游的水面更是平平靜靜、波瀾不驚。眼看著滾水壩兩岸矗立的兩個筒車緩慢之極地轉動著，發出一陣陣沉重的咿咿咔咔的聲響，把一竹筒一竹筒少得可憐的水艱難地提到上面的木槽里，真的擔心它馬上就要精疲力竭地轉不動了，甚至會因不堪重負而散架。但是，很快你就會發現這種杞人憂天式的擔心有些多餘，它轉得再慢也絕對不會停止轉動，它響得再沉重也絕對不會散架，它提起的水量再少再艱難也絕對不會停息……
李景熙老師回村以後，生活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幾十年來很少干過農活，確實很難適應，幸虧思想上做好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準備，再苦再累還能扛得住。再說畢竟教了幾十年書，有些關係不錯的學生暗中多少有點關照，二來手頭多少還有幾個積蓄，三來親戚裡面還有些出身好或者在生產隊、大隊當點小幹部的人對他還算高看一眼，所以日子過得比當地農民差不到哪裡去。當然，不能跟在縣城裡當老師的時候比。人吶只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明白這個道理到哪裡都能活得下去。只是開四類分子訓話會時，要他參加，要低頭認罪，有時間還要跪一下檯子，受點體罰，一開始不習慣，臉皮撕破了，也就不覺得什麼了。
但有一條李景熙老師很長一段時間難以習慣，就是一年到頭吃紅薯。那個年頭，由於糧食不夠吃，農村的人一年之中吃小半年紅薯是很正常的現象。李景熙半路出家干農活 ，勞動力不行，生產隊照顧他，勉強評了個8分的底分，相當於一個婦女勞力，底分低，掙的工分就少，工分少，分的穀子就少，穀子少就只能更加多吃紅薯。他有個教書時留下的老胃病，一吃紅薯就反酸水，一反酸水胃就痛得不行。可是胃再痛也得要出工，不出工就沒有工分，沒有工分就沒有糧食分，沒有糧食分就連紅薯都沒得吃。這還不是最難過的，最難過的是不出工就是偷懶耍奸，偷懶耍奸就是抗拒改造，抗拒改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要開會批鬥。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誰願意跪在檯子上讓人指著鼻子罵？人吶就是這樣生得賤，在縣裡教書的時候，胃痛起來，躺在床上，捂著熱水袋還痛得冒冷汗，而這時候，只要咬緊牙關，往太陽地里一站，立刻就會好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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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5
萬幸的是，李景熙老師的胃病並沒有因為天天吃紅薯而加重，反而一天天減輕。農村裡有一句俗話說：「細糧養病，粗糧養人。」看來確實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1967年8月，屈指算來，李景熙老師遣送農村將近一年了，他已經開始適應新的生存狀態，看上去就是一個五六十歲的精精瘦瘦的農村老頭。對於組織上把他劃為「漏網地主」，他也從一開始「有些想不通」到現在已經「完全想通了」。他在寫給大隊黨支部的思想彙報中說：
「自己雖然解放前一直在外面讀書，沒有參與地主家庭的剝削活動，但是從小到大，所吃的每一口飯，所花的每一分錢，全部都是剝削的貧下中農的血汗……更何況我在出外讀書之前就已經參加了家庭的收租記賬等活動，這實際上就是徹頭徹尾地剝削活動。從前我對這一點認識不清，只承認自己是變相地吃了剝削飯，現在我才真正的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完全徹底的靠吸食貧下中農血汗養活的寄生蟲。認清這一點對我而言，無疑是很痛苦的，但想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就必須從認識自己的反動本質、承認自己的反動本質做起。我現在真正的認識到，組織上把我劃為『漏網地主』，是我剝削行為的必然結果，也是組織上對我最後的教育和挽救。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作為一個吃剝削飯長大的人，思想深處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剝削階級的烙印，必須通過長期的艱苦的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才可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決心在大隊黨支部和廣大貧下中農的監督、教育、幫助下，徹底地改造世界觀，洗心革面，爭取做一個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新人。」
然而鄉親們卻彷彿忘記了他是上面交下來監督勞動的階級敵人，甚至有些有糊塗觀念的人還認為：「李老師人品好，學問好，這號人上面遲早會收回去的。」無論是生產隊還是鄉親們個人有什麼需要舞文弄墨的事總會第一個想到他，因為這些事情李老師搞得好。
這時候，道縣颳起了「殺人風」。
（1967年）8月24日，新車公社秘書張光漢、公社武裝部長蔣良椿等人主持召開了全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五巨頭」會，煽動、部署殺人。桐溪尾大隊支部書記李成龍、民兵營長李春林、文革主任李結梅等人參加公社「五巨頭」會議以後，回到大隊立即行動，將四類分子控制起來，但沒有馬上殺。
8月26日，公社書記陳平日帶著公社秘書張光漢來到桐溪尾「檢查工作」，看到這種情況，很不滿意。陳平日說：「別的大隊都已經殺了，你們怎麼還不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等到敵人搞起暴動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聽到陳書記的批評，桐溪尾大隊馬上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進行討論，決定將「調皮搗蛋」的殺掉4個。這4個裡面沒有李景熙，因為李景熙表現得實在太老實了，一個三歲小乃崽罵他，他都陪著笑臉。能做到這一點，也算改造得可以了。
殺掉第一批4個「階級敵人」以後，上渡民兵指揮部又派民兵下來來督戰，說是區里指示還要抓緊時間補火再殺一批。大隊再次開會討論殺人的事。會上，文革主任李結梅提出：「光殺這4個不行，革命太不徹底了！這些都是鳧頭魚，浮在水面上的，要把那些躲在水下面的沉底魚撈出來，這些傢伙才是最危險的敵人。」於是決定再補10個人的火。這10個人中第一名就是「漏網地主」李景熙。
名單報到公社審批，公社書記陳平日說：「貧下中農就是火眼金睛、照妖鏡，階級敵人不管你偽裝得多好，隱藏得多深，火眼金睛一看，照妖鏡一照，就原形畢露。」
當然，以上這些情況，李景熙和他的家人作為監督勞動改造的對象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會被「判處死刑」。
李景熙老師的兒子李冬德向筆者講述了父親遇害的情況：
「1967年農曆7月，道縣颳起了『殺人風』，風是從四馬橋那邊颳起的。一開始，祥霖鋪這邊還沒有殺人，還在醞釀階段。我父親在祥霖鋪圩場上趕鬧子的時候，碰上一個在生產隊當幹部的本家叔叔，他把我父親拉到一邊跟他說：『老李，你聽到消息沒有，上頭來了新精神，又要殺地富了，你要及早打主意哦。』我父親回答說：『哪裡會有這樣的事，不要聽信謠言。黨給我們戴上帽子，是為了促使我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絕對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只要我聽黨的話，改造得好，我相信頭上這頂帽子黨遲早會給我取脫的。』話雖是這麼講的，但我父親心裡還是不踏實，到底還是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比起鄉里的那些個土地主還是多點見識，回到家裡以後，他把這個情況講給我母親聽了。我母親聽了很著急，對我父親說：『看來這殺地主的事，不像是一口風（謠傳），你戴著帽子，還是想辦法躲出去好。』我父親說：『躲到哪裡去？躲到哪裡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再說我躲出去了，你怎麼辦？孩子們怎麼辦？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還要為孩子們爭取一個比較好的前途，至少不能再去影響他們。我相信黨的政策不會這麼一刀切的，即使真的要殺地富，也會有個區別對待，總要有現實活動才會殺吧，總不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也要殺。』平時，我母親蠻信我父親的話，可是女人家的直覺有時就是比男人准。當時我母親就說了自己心裡還是感覺得很不安然。我父親說：『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安也罷不安也罷，只有聽天由命了。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出工要更加下手（賣力），說話要更加小心，千萬別讓別人抓住什麼小辮子。』可憐我父親以為不讓人抓住小辮子就能保命，做夢都沒想到會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一氣。沒過幾天，就被大隊上的民兵捆走了關在大隊部。當天晚上，殺了4個人。這是我們大隊殺的第一批。這一次沒有殺我父親。我父親他們十幾個人陪斬，殺完人以後，又牽了回來。殺的4個什麼人，我不太清楚，因為我當時不在桐溪尾，我是作為知識青年下放到其他地方，要是在家裡說不定也會殺了。聽說殺的4個都是年輕力壯的，說是分子，其實都是子女。
「殺了第一批以後，我父親他們這些沒有殺的，關在大隊部的倉庫里。農曆7月21日，上頭來人督促殺人，說是要『補火』。當晚，桐溪尾大隊在小學校的操場里召開群眾大會，宣判了我父親等10個人的『死刑』。當晚沒有殺，第二天上午9、10點鐘殺的。我父親死蠢，要殺他的事，他早一天就曉得了，是他從前的一個學生，在大隊當基幹民兵，偷偷給的信：『李老師，明天可能會要殺你了，你要想辦法趕快逃跑。』」（這位學生可以說是冒了血海般的干係，因為在大隊討論殺人時，已公布了紀律，給階級敵人通風報信的，按叛徒論處。眾所周知，中國人對待叛徒的態度，比對敵人還更嚴厲，敵人可以只殺1個，叛徒要殺1家。）我父親說：『我不跑，我沒有罪，我熱愛毛主席，我相信黨的政策。』就這樣把最後一次活命的機會給錯過。其實當時要逃跑容易得很，那個關人的地方是臨時改的，跟真正的牢房沒法比，窗戶欞子都是木頭的，一用力就可以搞得脫。要是他跑了就好了，不但他自己活了命，我們今天的日子也要好過得多。」
「是不是你父親害怕他一逃跑，會給你母親和你們帶來災難？」我問李冬德。
「哎——」李冬德長嘆一聲說：「就是這個意思啰。其實跑了就跑了，要殺我們，他不跑也會殺，不殺我們，他跑了也不殺。可那個時候，就是想不明白這一點。第二天上午，天下大雨，我父親這些被殺的人不用說，殺人兇手們穿著蓑衣斗笠都淋得一身透濕。牽到河邊要殺的時候，我父親還跟他們說，我熱愛毛主席，熱愛黨，我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說的那幫人都不耐煩了，其中有一個最沒得水平的傢伙，好像是個貧協的什麼頭頭，對我父親說：『你講笑話給鬼聽吧，你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黨會殺你？』我父親聽到這個話，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他說：『那就快點動手吧，天下這麼大的雨，你們也作難。』殺人兇手就叫我父親跪下。我父親說：『我沒有罪，我要求站著死。』一個民兵說：『胡說八道，天下哪裡有槍斃人，還讓站著的道理。』一腳踢到我父親的腿肚子上，把我父親踢得跪下了。我父親說：『我有個最後的請求，求你們搞得乾脆一些，不要讓我再受磨了。』他最後的這個要求，得到了殺人兇手的滿足。殺人兇手把鳥銃頂住他左邊的太陽穴，一鳥銃，聽在場的人後來說，我父親連哼都沒哼一聲，倒在地上就死了。
「其他的幾個人也都是用鳥銃和馬刀殺死的。殺了以後，埋都沒埋，往永明河裡一丟。當時拋屍永明河的遇害者不在少數，我們這些遺屬沒有人敢去撈屍，河裡又修了滾水壩，屍體流不下去，浮在水面上就像炸麻花一樣，臭不可聞。有些屍體被衝到滾水壩上，有些屍體掛在岸邊鬼柳樹的根上，在那裡爛成一堆白骨。」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岑江渡是一個好地方。它指的既是永明河（淹水）下游的一個重要渡口，又是渡口邊那個美麗的村鎮，還是沱江之西、永明河下游這一片豐饒富庶的土地——祥霖鋪區岑江渡鄉。渡口上有一座三孔公路橋，長約百米，南北貫通道縣的唯一一條國道從這裡跨越永明河，經祥霖鋪通向江永（縣）、江華（縣）。永明河在渡口下游成大約80°的角度匯入沱江，因著兩江交匯，江面便突然地闊大了。河道里包容著大大小小15個河洲，最大的叫洲子上，最小的叫郎巴洲。洲上古樟、鬼柳、翠竹叢生，枝繁葉茂，遮天蔽日。樹叢之中若干條小溪縱橫交錯潺潺流淌，形成了河上有洲，洲上有溪的奇景。特別是江州邊上的鬼柳樹，春來水漲，樹木浸在水中，向上瘋長，秋高水退，樹根裸露出來，密密層層，錯落遒勁，千姿百態。環洲江水，湛藍凝碧，清明如鏡，洲上樹，天上雲，空中鳥，倒影水中，隨著波光耀眼的晃動，給人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幻覺。當地老百姓把這裡叫做兩河口，是整個道州水系最寬最美的地方。筆者在道縣採訪時，曾假當地農民一葉扁舟到此一游，當扁舟悄無聲息地划入河洲青黛的濃蔭中，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下來，感覺到胸膛中那顆已經磨得起繭的心，在一種舒服之極的酸楚中慢慢地變軟，慢慢地溶化......
朋友，我要講的故事又要開始了！
這一次我採訪的是岑江渡占甲完全小學。這所小學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了6名教師，被列進道縣十大殺人特色案例。由於事情已經過去19年，被殺者早已死去，殺人者也早已不在這裡，所謂採訪，實際上就像參觀某個歷史遺跡，實地感受一番罷了。儘管來前有所思想準備，還是感到十分失望，它太普通了，可以說毫無特色，這樣的小學在道縣起碼三、四十座，無論歷史沿革還是學校規模，它都排不上隊，唯一使它大大出名的就是文革時殺了6名教員。
據道縣教育局的同志介紹，當時（1967年）道縣的小學，分三個等級，第一等叫中心小學，全縣大約有5所，這種小學一般都帶有附屬初中班；第二等叫完全小學，簡稱完小，全縣約有38所，基本上每個公社一所，這種小學1到6年級全有；第三等叫初級小學，簡稱初小，全縣約有400多所，這種小學一般只有1到4年級，條件差一些開複式班，就是一個老師幾個年級一起上課。中心小學和完全小學沒有隸屬關係，而初級小學一般按行政區劃隸屬完全小學管轄。占甲完小屬第二類。
占甲完小文革殺人的事情牽涉面很廣，當事人互相推諉，好像很難說得清誰該負主要責任。處遺工作組經過多次反覆調查，卻出現了越調查越複雜的情況。好在本文沒有追究誰該為殺人事件負多少責任的責任，只是企圖儘可能完整地將歷史的碎片拼接起來，並使之儘可能接近歷史真相。這就好辦多了。
先從第一個被殺害的周盛洪老師說起。
周盛洪老師因為家庭出身地主，文革開始時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批判鬥爭，觸及靈魂的時候也被捎帶手觸及了一下皮肉。這件事放在別人身上，當然也嚴重，但不會有他感到的這麼嚴重，他這個人太內向，遇事想不開，愛鑽牛角尖，鑽進去就出不來。照理說把他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點抬舉他了，一個師範畢業生，算得哪一號知識分子？當然話又得往回說，當時道縣大學畢業的有幾個？縣委書記石秀華初中文化，筆杆子縣長黃義大也不過是個高中畢業生。說白了後面4個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4個字，或者說後面7個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開頭的那一個字，是「無」還是「資」，這就決定了你是革命的還是被革命的。這前面的一個「資」字把周老師的膽子嚇破了。
他這個人平時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殼。這個性格又好又不好，不出事就好，一出事就糟糕。57年，縣裡把中、小學老師集中起來，請他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那樣動員他，他硬是一點意見都不提，說來說去只有10個字：共產黨偉大，社會主義好！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上，硬是沒辦法扣到他腦殼上去。這就是好。你想想，他那個家庭出身，要是嘴巴上沒有個站崗的，10個「右派」都打了。但碰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暴風驟雨，毛病就出來了。1967年8月22日，周盛洪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到了殺人的風聲，嚇得魂不附體，惶惶不可終日。其實那是殺別人，並沒有說要殺他。下午兩點多鐘，他帶著一根繩子，悄悄地溜出了學校，到了岑江渡彎塘山，準備上吊。他在一個山坎邊上，找到了一棵比較合適的樹，把繩子掛上去，腳下墊了一塊大磨碌古（圓形的石塊），正要把頸根伸進去……被山上采草菇的一個社員，常青大隊的，叫何代修，看見了。何代修看見有人上吊，一邊喊一邊跑過來，一看，認得是周老師，就問他有什麼事想不開，要尋短見。周盛洪一邊流淚一邊說：「你莫管，讓我清清靜靜的去。」何代修說：「那不行，哪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就大喊起來。這時候，山下巡邏放哨的兩個民兵何代柱和陳興任被驚動了，跑過來，聽到是這回事，也勸他不要犯糊塗。三個人左勸右勸總算勸得他回了心。何代柱和陳興任還不放心，又把他送回了學校。
何代修回到大隊以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大隊支書何代積。何代積一聽，跳起腳罵何代修糊塗，腦袋裡少根弦，階級敵人畏罪自殺，你們不但不提高警惕，還要放虎歸山。
因為常青和岑江渡隔得很近，又同屬一個公社，何代積馬上跑到占甲完小找到校長何卷姝，報告了周盛洪企圖自殺的事情。何卷姝根正苗紅，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她一聽感到事情非常嚴重，說：「周盛洪是個地主，問題很大，必須馬上把他控制起來，但是我們學校沒有這個力量，是不是請你們大隊出面，派人把他抓到公社去。」何代積說：「這個好辦。」馬上就回去派治保主任何光忠帶了幾個民兵到占甲完小把周盛洪抓了起來。接著又打通公社的電話，把人送到了公社。公社秘書莫榮星指示：「捆在公社的電桿樹上。」
因為周盛洪是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人，莫榮星馬上打電話給上渡民兵指揮部，要他們火速前來領人。上渡民兵指揮部接到電話后，派祥霖鋪公社人保員何世元帶著一個民兵，坐往返道江鎮和祥霖鋪的短途客車前來領人。這趟客車一天來回有好幾個班次，所以回去的時候也是坐的這個客車。上渡在祥霖鋪圩南面大概2公里的地方，客車轉過祥霖鋪彎時，何世元等押著周盛洪下了車，步行去上渡。這時，周盛洪不肯走了，他跪在地上哀求道：「求求你們就在這裡給我一個痛快吧!」何世元說：「周老師，你不要多心，上頭並沒有叫我殺你，叫我把你帶回上渡去。你不要讓我為難。」但是周盛洪死活也不肯再走。何世元急了，一發蠻，和同來的民兵兩個人架起周盛洪，連拖帶拽把他弄回了上渡。
第二天，經上渡民兵指揮部批准，周盛洪被押到獅子嶺執行死刑。為了滿足周盛洪昨天沒有得到滿足的要求，何世元親自用鳥槍將他打死。跟周老師一起槍斃的還有三個人，據說是審章塘公社松柳大隊三個外逃的地富子弟。
占甲完小第二個被殺的是徐治身老師，也是個地富子弟。據說徐老師被殺跟周老師自殺有一點點關係，不是直接關係，是間接關係。徐治身和周盛洪在學校里關係並不密切，就是一般的同事關係，來往很少，兩個人性格不同，年齡也相差得比較大，最主要的是兩個人出身有問題的人走得太近了，會引起別人一些不必要的懷疑。問題出在徐老師就是常青大隊的人，因為周老師自殺的事，常青大隊介入很多，周老師被殺他們也得了消息，所以（67年）8月25日常青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的時候，自然就想起了徐治身，這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別的大隊殺得，我們大隊就殺不得么？大隊支書何代積提了他的名。他說：「何校長說了，徐治身這個人思想反動得很，這種人不能留在學校里毒害我們貧下中農子弟。」另據知情人說：「別的地方殺人，怎麼搞的我不清楚，我們公社（岑江渡）殺人，都是要報到公社批的。殺徐治身是公社秘書莫榮星批准的。」
8月28日常青大隊把徐治身從學校里捆了回去，當天晚上就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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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6
占甲完小第三個被殺的是何榮梓老師。
何榮梓老師是祥霖鋪公社郎龍大隊人。他的遇害得從苑禮甫說起，和苑禮甫沒有直接關係，是和苑組織上渡民兵下隊督促殺人有關係。前面我們講過，8月27日到29日苑禮甫搞了一次「大掃除」，組織了130來名民兵下到祥霖鋪區各個大隊突擊殺人三天，全區63個大隊，每個大隊派兩個，派到郎龍大隊去的是何世誅和何發苟，二何回到大隊傳達了區里的指示，大隊馬上召開會議討論補火問題，因為頭天（8月26日）大隊已經殺了一批，一共9人，主要都是地富和地富崽子，還有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貧下中農，所以這一回討論補火名單時，文革主任何榮月提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槍杆子、筆杆子，打天下靠這兩杆子，保天下也靠這兩杆子。四類分子搞暴動、搞復辟，也是靠這兩杆子，只殺地富不行，還得殺拿筆杆子的地富，他們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於是就定下了一個包括何榮梓在內的殺人名單 ，一共20個人。
第二天，郎龍大隊文革主任何榮月、副主任何代值等人派大隊團支部書記何楊柱帶了四個基幹民辦，到占甲完小區抓何榮梓。何榮梓在房間里被短個正著。何揚柱對何榮梓說：「今天我們奉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之命，要接你回去接受批判。」何榮梓聽了，大驚失色，但還心存一絲僥倖，答道：「既然要我回去，也要與學校領導講清楚，要他們同意才行。」何揚柱說：「好，你等著。」叫幾個民兵看住何榮梓，自己去找校長何卷姝。何卷姝說：「大隊要抓，你們就抓回去。我們堅決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何揚柱回到何榮梓的房間里說：「學校領導已經同意，把他捆起來，帶回去。」第二天（8月29日）何榮梓與其他19個人一起被害。
與何榮梓同時被殺的還有占甲完小的另外一位老師何衍。何衍也是郎龍大隊人，家庭出身富農。他可以算是第四個被殺的。因為看到周盛洪、徐治身兩位老師先後被殺的情況，何衍心裡非常恐慌，他感到校長何卷姝這個女人有點陰險，想躲開她，反正學校已經停課鬧革命了，呆在學校里也沒什麼事，就請了個假，躲回了大隊，以為這樣會保險些。沒想到大隊補火殺人，要殺筆杆子，也是在劫難逃，留在學校是死，躲回大隊還是死。
第五個被殺的是蔣代益老師。確切的說，蔣代益不在占甲完小任教，而是在完小下屬的赤壩塘初小（教學點）任教。他是萬家莊公社五一大隊人，家庭出身地主。筆者在道縣採訪時發現道縣的中、小學教師中，出身地富家庭的人相當多，難怪當時一位縣級領導在總結教育界現狀時說：「十七年來（指建國的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道縣教育界基本上是被資產階級佔領的，是牛鬼蛇神當政，這種現象絕對不能讓它再繼續下去了。」據處遺工作組有關資料披露：1957年反右整風運動中，有299名中、小學教師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開除教師隊伍。1959年到1966年經濟困難時期，有217名教師「自動」離職回家。社教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有209名中、小學教師被清洗出隊伍。文革殺人事件中，有43名中、小學教師（含在職的和已處理回家的）被非法殺害，其中在職教師34人。
（1967年）8月29日這一天，蔣代益老師一大早從赤壩塘趕到占甲完小，來領工資和糧食。因為校長何卷姝不在學校，沒領到。他就到家住岑江渡的堂姐蔣桂英家去借米，因為沒米下鍋了，同時也想順便打聽打聽家裡的情況，他聽得別人說，萬家莊那邊殺人殺得蠻凶，很為家裡人擔心，又不敢回家去看，只好到堂姐這裡來問問消息。正在量米的時候，蔣桂英婆家的哥哥來了，叫蔣代益快走，說：「你們學校的何校長放出話了，看見了你就要把你捆起來，送到公社去。」蔣代益聽了，吃了一驚，連忙提起借的米趕回赤壩塘去。
走到路上，正巧遇到了何卷姝，何校長好像一點事也沒有的樣子，還望著他笑，感到問題不像講的那麼嚴重。當時蔣代益就請何校長開個證明，免得在路上出事。何卷姝說：「現在開什麼證明，你先回去再說。」
與蔣代益分開以後，何卷姝馬上趕到榮房嶺大隊，叫大隊貧協主席黃日恩派兩個民兵，把蔣代益抓到公社去。兩個民兵追到拐子嶺，把蔣代益追到了，上去二話不說，捆起來，直接押到岑江渡公社，交給公社秘書莫榮星。莫榮星又打電話給萬家莊五一大隊，通知大隊來領人。筆者所記都是明面上的事情，至於背後誰人主使，誰人策劃，怎麼說的，怎麼做的，筆者無權披露沒有定論的內容。但每個人被害的後面都有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人影，比如說關於蔣代益之死就有材料揭發與萬家莊長興完小校長黃熙聖有關，這個人的身影，我們在萬家莊五一大隊殺小學教師劉富才時見過。
萬家莊公社五一大隊非常重視，專門派了李光余等7個基幹民兵前去岑江渡領人。
李光余等人押著蔣代益，從岑江渡浮橋上過了永明河。那時，岑江渡還沒有修成現在這座水泥公路橋（公路橋是1969年修的），渡口上是一架古老的連舟浮橋和一座只有一艘平板渡船（只能載重一輛汽車）的汽車渡。過了浮橋不遠，有一座供行人歇腳的涼亭。到了涼亭，幾個民兵喊在這裡歇口氣，就在涼亭里坐下了。涼亭年久失修，已經相當衰敗，但基本架構還在，石柱青瓦砌成，路從涼亭中間穿過，兩邊是青石砌成的條凳，每邊可坐十來人。石凳被過路人的屁股磨得清潤光滑，摸上去涼沁沁的。還有兩口用青石雕鑿的水缸，從前有些積善人家，燒了茶水灌在裡面，供過路人解渴。
稍微坐了一會，一個民兵把眼睛看著亭頂好像感慨萬分地說：「黃土堆里的千年屋，陽間世上的歇涼亭啊！代益啊代益，有些事情啊怪不得我們，是上頭交代下來的，要找，你就找他們去……」
說著，幾個民兵相互看了一眼，然後站起來，牽起蔣代益往涼亭外的山上走去。走到一個小山坡上，一個民兵舉起手中的鳥銃，對著蔣代益的後腦勺開了一銃。接著幾個民兵一齊上，每個人開了一銃，幫蔣代益結束了最後的痛苦。
占甲完小被殺的教師還有一個叫馮一波的。馮一波被殺情況，筆者一直沒能弄得清楚。他是一名代課老師，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學校停了課，馮一波無課可代，回了大隊。他是理家坪公社人，據說是回大隊以後被殺的。如果真是這樣，理家坪公社文革以後劃到了雙牌縣，馮一波被殺情況應該在雙牌縣處遺工作組的材料里找得到吧?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那天，我們幾十個社員在離隊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嶺翻紅薯藤。」興橋鄉橋頭村 村民周福妹向我們訴說了周文棟一家慘遭滅門的經過——

快收工時，我們（生產）隊隊長周××突然猛吹一聲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點動手！」我還沒搞清白什麼事，就看見十幾個男勞力湧上去，把還在彎腰做事的周文棟和他的老婆陳蓮娥，還有兒子周輝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隊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殺他們，因為周文棟是個右派。周隊長接著命令：「快推到窖里去！」這時，周文棟曉得大禍臨頭，跪在地上哭著求情：「要殺就殺我，莫殺我老婆、兒子，他們沒犯法……」哪還管什麼用？人就跟發了瘋一樣，拖起他們一家三口塞進一口廢窖眼裡。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樹林子里的兩捆干稻草，點燃了塞進窖里。聽見裡面喊得凄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松枝堵住煙子。只一會功夫就聽不見哭喊了。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殺人時，我看不得這種場面，走開了。過去解放前，我當過別人家的丫頭，也受過好多苦，那些地富惡雖然惡，但對人也有蠻好的。人，最怕將心比心，周文棟一家人在我們這裡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怎麼就會有死罪呢？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隊長又想起周文棟還有一兒一女在家裡，就派兩個人回村裡去，把兩個乃崽也搞起來一起搞掉。派去的那兩個人平時也蠻厚道的，可那種日子人都變了！當時，周家8歲的女兒周大妹帶著弟弟在家，弟弟才兩歲，叫個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們家時，周小妹光著身子在堂屋裡的木凳子上睡著了，周大妹剛剛打了一桶井水回來，見來了人，還招呼兩位伯伯喝水。那兩個人說不喝，又哄她說：「你媽媽要你帶著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們。」周大妹信以為真，就說：「弟弟睡了，讓他在家裡，我一個人去算了。」那兩人說：「睡了沒關係，你背著去吧。」小姑娘哪裡曉得是計，背起弟弟就跟他們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發現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見杉木嶺那邊冒著滾滾黑煙，心裡害怕，不肯走了。那兩個人，一個抱起周小妹，一個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這邊人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大家心裡都明白，大的殺掉了，留下兩個小的，一個8歲，一個2歲，哪個去養？周隊長接過周小妹，一把就丟進還在煙的窖里。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哪管這麼多，用力把她往窖眼裡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過了窖眼。周××又趕過去揪住她，生生地撳進窖眼裡去。那時候窖里還有火呀，兩個毛乃崽硬是活活燜死的。這個周大妹，扎著兩根短辮，長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見了人，伯伯嬸嬸叫個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麼殺得下手哦！可憐好好的一家人，哪曉得會遭滅門大禍。造孽啊……
我們這裡有句老話：人死飯甑開。就是誰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幫忙都去吃死人飯。當天晚上，周家屋裡，燈火通明，隊上的人把他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還有大米、茶油、紅瓜子、黃豆、棉花，農具傢具、罈罈罐罐、屋裡的樓板……能吃的當場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時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周文棟何許人也？筆者從1985年6月30日道縣人民政府下發的有關周文棟一家人的《平反通知書》（編號0789）中看到，他1949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37師軍政幹部學校，畢業后留在部隊工作，后因病轉業回道縣當了一名教師。1957年因「愛提意見」被劃為右派，開除回家務農。與《平反通知書》同時下達的，還有給周文棟一家人補發的被抄財產補償費379元，房屋修理費300元，因周文棟一家已被殺光，以上款項交給了周的弟弟。指揮殺人的生產隊長周××被開除黨籍。
我們原打算就這樣不作任何評論地記錄下來讓讀者去見仁見智，因為我們知道任何評論在血的事實面前都是蒼白的、無力的、片面的；更因為我們知道，對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會有多麼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幾句題外的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關於講真話的代價。
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我們國家講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這代價究竟有多麼高昂，周文棟給了我們一個答案，首先，他因為在「幫助黨整風」中講了幾句半真不假的話，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著，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兒的性命。殺他一家的貧下中農們如果知道，周文棟在給「黨」提的幾條意見中，有一條是關於一些農村幹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錯經，虛報浮誇，加大了農民的負擔」 ，不知會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縣工作多年的幹部對我們說：「在道縣，你一老一實的工作，不講假話，就被人看不起，認為你沒本事，打事不開。領導不喜歡你，群眾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這個現象絕對不是道縣獨有的。）
那麼，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於提不同意見和講真話的人。
嗚乎，哀哉！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敢於提不同意見能夠提不同意見是成為一個自由人最起碼的先決條件，一個不允許自由人存在的社會，只能是一個舉國皆奴的社會，一個舉國皆奴的社會只能是一個野蠻、愚昧、殘暴和墮落的社會，而一個野蠻、愚昧、殘暴和墮落的社會必然道德淪喪，迷信盛行，災難不斷。
從有關的資料上我們看到，1957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5月1日公布的整風運動的指示，道縣成立了縣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首先在43個單位、31個黨支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然後發展至學校。12月，由黨內整風轉為反「右派」鬥爭。運動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進行。全縣划「右派分子」293人，其中國家機關（含鄉鎮）幹部68人，中學教員21人，小學教員202人，工商界人士2人。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1967年的大屠殺中遇難。一位道縣處遺工作組的負責人向筆者談到此事時，痛心疾首地說：「查閱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他們當年給黨提的那些意見，不但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是正確。」反右運動之後，道縣在1958年大躍進中，成為全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縣份之一。1958—1960年，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饉接踵而至，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8000人左右。當時道縣總人口約為四十萬，死於飢餓和水腫病的人佔95‰，或者說接近十分之一。
我們1986年在道縣採訪文革殺人事件時，恰巧碰上了道縣前任縣委書記回道縣檢討虛報浮誇的錯誤。我們在縣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飯，他們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飯，都是道縣難得來的「貴客」。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難道沒有某種寓言性的喻意嗎？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橋，花生殼能當船浮，高梁杆子架電線，紅薯要坐八抬轎」（道縣新民謠）的種種神話，不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幹部總結出來，併當作實實在在的工作成績四處宣揚的嗎？再想想，文革中，那種到處破獲「反革命組織」的大好形勢，和越傳越神的各種謠言，而且都是順口溜形式的，難道沒有幾分似曾相識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中國人而言講假話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心理的結構性問題。「吹牛不犯法。」「成績是總結出來的，經驗是挖掘出來的。」「不說假話，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國人（當然包括道縣人）一輩子受用不窮的人生箴言。飽嘗說假話甜頭的大有人在。飽嘗說真話苦頭的也大有人在。道縣人總結得更絕：「講真話害自己不害別人，講假話害別人不害自己。」
莫非說我們的民族有說假話、辦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們總是在講，我們是一個勤勞善良、誠實守信的民族，我們沒有講假話吧 ？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1986年我們在道縣採訪期間，對於道縣290餘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殺人事件中的人生際遇做了一些關注，當然還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種「罪名」清洗下去的知識分子，一是由於這些人的生存狀態折射著時代的巨大悲劇；二是這些人（或他們的遺屬）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我們思想的局限性，對於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這個禁區，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質地觸擊，沒有認識到這裡面折射著一個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劇。後來，雖然千方百計地做了大量補救工作，但，總是有一種事過境遷的感覺。這一點恐怕將是本文最大的遺憾了。
清溪區青口鄉唐家山村是一個緊靠雙牌水庫的村莊，文革殺人期間它隸屬車頭區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10人（1人自殺），筆者要講的這個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蔣安民，一家人4口遇害，僅留下一個女兒蔣蘭菊。
據筆者了解，蔣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與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那個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講，講出的話又不是那麼中聽。平時不讓他提意見，他還忍不住要提，57年，把他們請到縣裡，好吃好喝好招待著，請他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他還能不提嗎？就是沒意見，也得想出一條兩條，不然也顯得太不誠心了。與唐玉稍有區別的是，蔣安民打成右派，開除回鄉以後，沒有唐玉那麼「猖狂」，基本上是夾緊尾巴做人，嚇心嚇膽做事，所以沒有惹出唐玉那麼多事來。蔣安民家庭出身中農，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後，雖然矮人一頭，但鄉親們一開始對「右派」究竟是個什麼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農，基本上不拿他當「四類分子」對待。他有點文化，又在外面做過事，見過世面，鄉親們有個大事小情的還常常找他來商量商量，請他幫忙拿個主意。常言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久而久之，屁股後面的那條尾巴夾得不那麼緊了，看到生產隊和大隊上有些什麼事情，他要是覺得不公，又傷疤未好忘了痛，居然還敢提意見。搞得大隊長蔣利柱，還有民辦教員蔣五華幾個人對他惱火得很。筆者不敢斷言，蔣安民一家4口被殺，是兩蔣報復殺人。那些雞毛蒜皮的事能成為殺人的理由嗎？筆者怕講出去人家不信。要說的還是蔣安民自己的問題。
蔣安民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前妻和他離了婚。那個年頭，離婚是一種很少見的現象，不到萬不得已，很少有人選擇離婚。蔣安民的前妻也是萬般無奈，不離的話，攤上這麼個老公往後的日子怎麼過？老公成了「階級敵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個「階級敵人」，這一輩子就算交待了。那時候，他們都還年輕，人生的路還長，不能被栓死在對方身上。所以堅決地選擇離婚，對蔣安民的前妻而言確定是明智之舉。問題是苦了蔣安民，因為他們當時已有一個女兒，老婆離婚以後還要嫁人等等，不能帶著這個女兒，只能把女兒留給蔣安民。而蔣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後，總還要成個家吧，三十來歲的男人沒個老婆，那個日子怎麼過？找不到好的，可以降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麼多，總有不怕死的。但是戴著頂「帽子」又拖著個女兒，敢於上門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萬般無奈，只好把女兒交給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姑撫養，當然生活費還是由蔣安民來付，他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父親。
這個女兒就是蔣安民後來唯一活下來的女兒蔣蘭菊。蘭菊這個名字是蔣安民給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兒如空谷幽蘭般清雅，似東籬黃菊般高潔。
後來蔣安民又成了家，和後妻及兩個孩子一起過日子，對蔣蘭菊的關心也越來越少了。說句實話，就是有心，也很難顧得到。
蔣蘭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長大，確如父親所願，長得如蘭似菊，但小小的心靈中卻慢慢地滋生出許多對父親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親的苦衷，更不能原諒父親把她拋給姑姑去過自己的好日子，為什麼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為命呢？所以蔣安民到姐姐家來送錢送米，順便來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見面。有時間把蔣安民搞得很傷心。幸虧那種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較粗糙，沒功夫計較這些當不得飯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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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6
蔣安民真正難過的日子是從「社教」運動開始的。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唐家山的貧下中農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屬於「地、富、反、壞」中那個「反」字裡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還要壞，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要讓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蔣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隊「階級敵人」的頭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難理解，已經不能用矮人一頭來形容，還是農民兄弟的話說得形象，踩到泥巴夾里去了。
1967年8月，縣裡颳起了「殺人風」。
8月23日，梅花公社召開殺人動員大會。
24日，公社副書記王國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專程來到唐家山，找到在這裡蹲點的縣婦聯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這裡補充說明一下，道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1962年開始，進行過幾次。1965年8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縣成立社教總團，下設10個農村社教分團和1個城關社教分團，並從各縣抽調近5000名幹部，於當年的9月份進入道縣城鄉開展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的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唐家山是社教社教總團的一個點，負責在該大隊蹲點的是道縣婦聯副主任周玉梅。后因「文化大革命開始，社教工作自動結束，很多蹲點幹部都返回原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別認真負責，一直在點上堅守崗位。」
王、何、周三人通過氣后，周玉梅主持召開唐家山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會上，大隊長蔣利柱提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右派分子蔣安民。
8月25日，王書記與何主任再次來到唐家山要大隊的殺人名單。
8月26日，公社秘書廖隆國打電話到唐家山大隊督促殺人，並通知大隊派人到公社領取炸藥。
當晚，唐家山大隊在雙牌水庫邊的河灘上，用從公社領回的炸藥，請蔣安民等4人坐了「土飛機」。（4個人中沒有蔣安民的老婆和兒子。）
8月31日又殺5人，其中有蔣安民的老婆和兩個兒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殺。
當時16歲的蔣蘭菊因寄養在姑姑家而倖免於難。她聽到父親被殺的消息時，失聲痛哭，聲音尖利凄涼，把姑姑嚇得手足無措。姑姑在一邊拚命地勸她不要哭，小聲點，怎麼也勸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蔣蘭菊說胸口悶，姑姑連忙幫她去揉，突然，隨著「啊——」一聲尖利的嚎叫，一口鮮血從蔣蘭菊的嘴裡噴出……接著大病一場，從此停經。
後來，聽得別人說這個病結了婚以後就會好。姑媽就急急忙忙找了個人家，草草將她嫁了出去。婚後五年不生育。後來病雖然好了，前前後後一共生了4個孩子，但每個孩子都像嚴霜打過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沒有一個身體好的。
筆者要講的另一個右派家庭是清溪區柑子園公社萬家大隊萬家村的萬光志一家。說起萬光志，有人說他是道縣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為這次開展處遺工作要給他落實政策時，才發現關於他的檔案材料中，竟沒有一點打成「右派」的「錯誤言行」，當然，那些「現在很正確，將來更正確，而當時認為很錯誤的言行」就更沒有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當時縣委下發了一個打右派的指標（全國各個單位都有指標），估計萬光志那個學校的右派分子不夠指標數，把他頂數頂上去的。那為什麼不頂張三不頂李四，偏偏要頂他萬光志呢？這個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領導印象，平時表現，甚至與同事的關係，等等，都可以成為原因。
一位相關的同志說：「人都殺掉了，過去那些破事緊著糾纏有什麼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個背時鬼！」
這個背時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帶著妻子和兒子回到了老家萬家村。由於一直在外教書，老家留給他的除了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無所有。改造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後面再說，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沒有棲身之處。幸虧有個遠房的親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間給他們，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是，住房從此也成了萬家人的心頭之患。
當時，萬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還年輕力壯，只要下定決心脫胎換骨，勞動關還是好過的，只要節衣縮食、咬緊牙關，生活關也不難過。再說貧下中農過得，自己有什麼過不得的呢？加之3個兒子，也一天天長大，成了勞力和半勞力，這就解決了大問題，農村裡面只要有勞力，什麼事情都好辦。但是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談何容易。光有勞力不行，還得要木材，要磚瓦，要地基，要錢。那個年代道縣農村能夠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個中國農村也基本如此，絕大多數農民都住在解放前或者說解放初期蓋的房子里。58年大躍進，把山上的樹砍了燒木炭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大兵團作戰，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檁子劈了當柴燒， 搞得山上的樹子越來越貴。但是房子還是不能不起，因為要住。更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孩子長大了要娶媳婦。娶媳婦有一項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謂「看家」就是女方在母親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裡實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況，連個房子都沒有，這個「家」怎麼看得過呢？所以這個問題對萬光志家特別現實。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業的時候，總不能還是租住別人的房子吧?所以當時萬光志就說了一句類似鐵人王進喜的豪言壯語：「寧可脫掉一身皮，也要把房子砌起來。」
三年苦日子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事就不說它了，1962年，萬光志向大隊申請了宅基地，準備起房子了。從此，每天晚上生產隊收工以後，乘著天黑之前的一點微光，都會在宅基地上看到萬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帶著幾個兒子從後面的山上往這裡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凍，萬茶心兄弟就會到山上去扎管子、燒石灰，或者篩板子（鋸木板）。這些東西花錢也能買著，但萬家現在缺的就是錢，有的只是勞動力。生產隊10分工只能分得2角錢，靠出工的這點錢把房子蓋起來，要等到猴年馬月。我估計，萬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時候，口袋應該會有兩個積蓄，因為中國人都有個喜歡積蓄的好習慣，就是窮得沒飯吃，也得留個塊吧兩塊錢放在貼胸的衣袋裡壯膽，但這麼多年來，過勞動關，過生活關，把三個兒子拉扯大，手上留幾個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錢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緊褲袋拚命地省。萬家人採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飯，中午吃乾飯，晚上經常不吃飯。
萬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幹了好幾年，1967年，起屋的一切準備工作總算差不多了，磚、瓦買好了，樹子買好了，木材木料也買好了，水磚更是早就備齊了，只待秋收后馬上就開始動工。萬志光的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他對幾個兒子的人品（道縣話「人品」包括品性和長相兩個內容，主要是指后一個。）和勞力還是有一定的自信，現在又要修起一棟明明亮亮的大瓦房，總會有好人家的女兒願意下嫁過來吧。一想到這些他心裡就感到舒服，長久以來，他一直為自己影響了兒子們的前程而深深內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無論如何他也要把一個做父親的能盡的責任全部盡到，這樣就是死了也會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兒子們當然也高興。一家人滿懷憧憬地盼望著那個充滿希望的秋天快快來臨。
1967年8月，道縣颳起了「殺人風」，我又要寫這句話了，每次寫完我就難過，因為寫得太多了，每次寫它我就想換一種寫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詞窮。「殺人風」刮到了萬家大隊，大隊上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萬光志者流的末日也來臨了。大隊「貧高院」判處了萬光志一家人的死刑。萬家大隊殺得最狠的不是萬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萬光歷家6口殺了5口，萬光歷、王光歷的老婆王亮姣、二兒子萬選賢、小兒子萬三賢，和最小的女兒萬響玲，只有大兒子萬開賢僥倖逃脫，逃到江西永興縣的深山裡打磚、篩板子為生。萬光志一家5口殺了4口，萬光志、萬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兒子萬修心，小兒子萬國心，也是只有一個大兒子萬茶心僥倖逃脫，后在湖南茶陵農村落了戶，也就是招郎。
據說萬光志的二兒子萬修心頭上和脖子上挨了兩刀居然沒死，當天晚上被風一吹醒來了，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裡，爬上了閣樓，躲進一大堆準備蓋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萬家大隊「浮財清理小組」查抄「浮財」的時候，從那一大堆木材裡面發現了奄奄一息的萬修心，當時以為碰了鬼，嚇得魂不附體。最後把他從樓上扔下來，摔死在禾堂上。
萬修心臨死前不斷地說著的兩個字是：「我的，我的，我——的——」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她叫周群，女，51歲（1986年），道縣蚣蛽中心小學教師，縣政協委員。身材高挑，憔悴的臉上依稀可辯年輕時的丰韻，只是那雙很大的深陷的眼睛都如一潭冰封的湖水，叫人看著無緣無故地心酸。她說話的聲音有些嘶啞，甚至哭泣都是嘶啞的、無聲的。我在道縣採訪期間哭過三次，聽她講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其中一次。這個女人，上頭給予她什麼樣的力量，能讓她活了出來？這不能不說是生命的奇迹。
她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似的，不厭其煩地說著：「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貧農，按理「文革」我沒事，只因為我父親在國民黨南京交通警察局當過科長，我就成了「反革命」子女。我是中師畢業的，畢業後分到道縣山區洪塘營小學教書。在那裡，我同蔣漢鎮老師結了婚。漢鎮是從部隊轉業回鄉當老師的，他家庭成份不好，要不然也不會讓他轉業。文革開始不久，道縣搞清查階級隊伍，我倆被開除公職，回到漢鎮的老家四馬橋區大坪嶺公社（橫嶺公社）小路窩大隊土地塘生產隊務農。
土地塘生產隊在深山溝里，消息很不靈通，外面殺人的事，我們當時一點都沒聽到。
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這麼黑，比這個時候還晚一點（她抬腕看了看錶，時針指向9：30分），我已經帶著三個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連忙披衣坐起來，還沒等我去開門，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踢開了。他們衝進來。「起來，起來，開會去。」唐興浩喊著，聲色俱勵，完全不同於往常的樣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還是總沒有想到會殺人。我一邊穿好衣服，一邊對嚇哭了的大兒子林海說：「在屋裡帶好弟弟妹妹，媽媽出去就回來。」
我被他們用棕索捆起拖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這時，禾坪四周，有幾十個拿著馬刀、鳥銃的民兵把守著，打著火把，把村裡的地富和子女圈在中間，一共十四個人。我愛人蔣漢鎮也在裡面，他是前一天晚上被抓的，早晨我給他送飯時，他還偷偷地安慰我：「放心，關幾天就會放的，你在屋裡帶好小孩子。」漢鎮看見我，掙扎著想過來。貧協主席張光松喝道：「蔣漢鎮不老實，拿鐵絲來捆住！」他們真的拿來了鐵絲，幾個人按著漢鎮捆，鐵絲都捆得陷進肉里，痛得漢鎮直喊哎呦。火把下，我看見他額頭上儘是鼓釘汗，心裡痛得如同刀絞一般。這時候，張光松又喊：「都走，都走，到區里去。」我還以為真的要把我們押到區里去，萬萬沒想到會殺人的。我和漢鎮都讀過幾句書，有點文化，也有點分析能力，我們萬萬沒想到會殺人，只是估計最多是辦一個集中營，我們覺得集中營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好好歹歹要把細伢子帶大。我們這一輩子是完了, 但是細伢子他們只要聽黨的話，好好表現，應當還是會有前途的。
接著就要我們走。正準備走，又聽得唐興浩說：「慢點子，蔣漢鎮家還有三個乃崽，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我一聽，腦殼「轟」一聲大了，被捆的人中間沒有一個孩子，為什麼單要把我家的三個孩子帶來呢？好狠心的唐興浩，我們與你無冤無仇，為什麼要做得這樣絕？記得頭年我們剛回來時，漢鎮見他家困難，還主動借了100元錢給他。當時的100塊錢是很可觀的呀……唐興浩親自帶人跑到我家，把我的三個孩子連哄帶拖，弄到了禾坪上。孩子們被嚇得嗚嗚地哭，直到看見了我，方止了哭，我這三個孩子名字都與《林海雪原》這本小說有關，因為我特別愛看《林海雪原》，所以8歲的大兒子起名叫林海，6歲的女兒叫雪原，4歲的小兒子叫林松。我一想，都送到區里去也好，免得他們留在家裡，讓人不放心。
在民兵的押送下，我們上了路。路很難走，天又黑，只有走在前頭帶路的民兵，有兩支電火（手電筒），我們這裡根本看不見，只管跟著前頭的人走。因為我的手捆著，6歲的女兒雪原只好扯住我的衣角，8歲的林海背著4歲的林松，緊緊地跟在我後面，一路跌跌撞撞，也曉不得他哪裡來的那麼大的力氣，那麼小個子，背著一個人，還能跟得上隊。走著走著，孩子又哭了，我被繩子捆得很緊，手上麻木了，心裡很難受，頭上直冒冷汗，還得拚命裝做沒事的樣子，哄孩子：「莫哭，跟住媽媽，一會兒就到。」
這個路曉不得怎麼那麼難走。我的腦子裡全是木的，只曉得走啊走啊……大約走了兩、三里路，隊伍停了下來，後來才知道是他們商量搞到哪裡去，過了不久，隊伍又移動了。
走到楓木山，傳令我們都站下來。大家站好后，唐興浩跳上一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許多被捆的人，頓時就癱倒了。月亮這會出來了，慘白慘白。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標對著我們。直到這時候，我才曉得他們要殺我們。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這可怎麼得了，我們死了不要緊，我最割捨不下的是三個孩子，我們死了，誰來養活他們呢？
他們是要把我們丟硝眼，就是山上那種溶洞，又叫天坑。我們這一帶到處都有，深不見底。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一個名，民兵牽一個過去，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處決。
第三個點名的是我愛人。當唐興浩一叫蔣漢鎮時，兩個民兵就象抓雞仔一樣拖起我愛人往硝眼邊走。孩子們「爸爸、爸爸」的喊著，撲上去，被民兵凶神惡煞地推開了。漢鎮已經嚇懵了，象個木頭人一樣，一點反應也沒有。我怕孩子被殺，連忙叫他們過來。這個時候，我心裡什麼也沒有，只有孩子們的安危。
第四個是我們這裡一個著名的老中醫，叫蔣文凡，60多歲了，出身地主，但號脈治病很有名望。他死前倒很冷靜，從從容容地向民兵討口水喝。民兵說：「要死的人，還要喝水？」他說：「我臨死喝口水不過份吧？從前砍腦殼，還要給三個熱包子吃哩……」話還沒說完，就被一個民兵，那是一個長期好吃懶做的單身漢，一鐵棍打倒，拖了過去，扔到硝眼裡。
我是第八個，民兵營長押我走時，三個乃崽又「媽媽，媽媽」地叫著哭得很慘。我見孩子們哭得傷心，就硬著心腸哄他們：「乖，聽話，你們在這裡別動，等媽媽，媽媽去一會兒就回來，帶你們到外婆家去。」孩子們哪裡相信，哭得更凄慘了。我到這時還心存一絲幻想，想著他們殺大人，可能不會殺孩子。我們要是不配合，害得孩子們跟著被殺，罪過就大了。於是我順順從從地跟著他們走到天坑邊上。只覺得洞口涼嗖嗖，陰森森，寒氣逼人，什麼也看不見。
「跪下！」聽得一個命令道。兩個人按著我，我腿一軟，跪了下來。接著只聽得腦後有風聲，一根硬傢伙打在我的後勁顙上，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後來，我被救出來以後，才知道打我的東西是那種開山打炮眼的鋼桿，從此我的後勁根上落下舊傷，颳風下雨，就發損痛；平時也不能往後扭，連帶得這個手也不能抬得很高。（她艱難地抬起右手，示意了一下。）
（最後，周群的三個孩子也被慘無人道地推下了天坑。這個硝眼裡共扔了25人，其中小路窩大隊17人，此前，楓木山大隊已經在這裡處決了8人。）
不曉得過了好久，我醒了過來，渾身散了架一樣，痛得不行，剛哼一聲，聽到身邊有人叫「媽媽」，我以為是到了陰間地府了。叫我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連同另外一個4歲的女孩也一齊被扔下天坑，因為下面已經扔了好多人，摔在死人身上，沒死。後來，我聽得當時在場的人說，扔他們幾個乃崽時，情況也很凄慘。雪原看見哥哥被人扔下硝眼后，死死地揪著人家的衣服不放手，拚命地喊「叔叔、叔叔，莫扔我，我怕！」被這個人扳脫后，又爬著去抱那個人的腳哭：「伯伯、伯伯，莫扔我，我求你莫扔我……我聽話。「最後，還是把她丟下了天坑。
聽到她叫我，我的頭腦一下清醒了，連忙背過手去，叫：「雪原，雪原快給媽媽解索子。」洞里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雪原摸到我身邊，虧了她不簡單，居然幫我解開了繩子。這時我身邊的一個本家兄弟蔣漢遠也蘇醒了，他叫我：「嫂子，嫂子，快來救我。」我的手已經被捆得脫了臼，不能動，就用牙齒幫他咬開了繩子。解開繩子后，我要他趕快設法爬上去，找機會來救我們。蔣漢遠當時只有十七、八歲，身子靈活，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爬出了天坑。看著他爬出了天坑，我心裡鬆了一口氣，心想這一下可能有救了。沒曾想到，他一跑出去，就碰到大搜捕，嚇得東藏西躲，沒有辦法來救我們。
洞子里分不清白天黑夜，估計是第二天，天坑上面有人不斷地往洞里扔石塊。我們這個硝眼，裡面分了好幾層，外頭的人沒下來過，曉不得。我們跌在上面這一層，要不然蔣漢遠也跑不脫，結果這一層被石塊打得鬆動了，一齊垮了下去，跌到了底層。在這裡，我發現蔣漢鎮和我的兩個兒子都在，很湊巧，他們都沒有死。我們一家人又聚集在一起了。這個洞底層，滿是屍體，除了我們大隊的外，早幾天，楓木山大隊也丟下來不少。洞子里又黑又冷,我們一家人，坐也坐在屍體上，睡也睡在屍體上。我想就是地獄也不過如此吧！我愛人蔣漢鎮是用鐵絲捆的，解不開，我的手又不行，只好由他去。後來，他死也就是死在這上頭。
又不知過了多久，小孩子開始鬧水喝。可是在這種絕境，哪來的水？我對孩子們說：「睡吧，睡吧，睡著了就好了。」兩個大的挺懂事，靠在我身邊睡了。我把最小的林松抱在懷裡，他還是一個勁地叫：「媽媽，媽媽，我口乾！我餓！」叫得我五臟六腑都撕裂了。
天坑裡面，有時間洞壁有水珠滲出，時不時掉下來，打在臉上。幾個孩子，一蹦就起來了：「媽媽，有水！有水！！」都張開嘴，伸出舌頭來，等著洞壁上的水滴下來……伸了一陣，累得不行了，還是沒有一滴水到口，又失望地閉上了嘴。
林松一個勁的喊口喝、我沒有辦法，只好解小手，用手捧起給林松喝。他也大口大口地喝。這時候，我愛人已經癲（精神錯亂）了，他站起來，在死屍身上，高一腳低一腳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說：「我撒點高粱，我撒點高粱。」一傢伙踩在小孩子身上，小孩被他踩得直哭。我問他：「漢鎮，你在幹什麼呀？」他說：「我撒高粱呀，不種點高粱，乃崽們沒有吃的，餓得好可憐呀！你看，你看，高粱長起來了，高粱長起來了……這一下就好了！這一下就好了！」我說：「漢鎮，你清醒一點，哪來的高粱，這是在硝眼裡面！」他聽了，立即不作聲了，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就再沒有起來。
硝眼裡沒有白天黑夜，不知過了幾天，孩子們也漸漸地沒了聲響，我只是從岩洞上偶然滴落在孩子們身上冰冷的水珠，使孩子猛地驚動一下，才知道他們死沒死。林海躺在我身邊，斷斷續續地說：「媽媽，媽媽，我怎麼不死呀！要是死了就好了！」一個8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心碎啊！我只好儘力安慰他：「孩子，睡吧，睡吧。」我用手摸著孩子的臉蛋，一個個都只剩下皮包骨頭了。我的心好痛啊，恨不能把心掏出來餵了孩子們。我沒有絲毫辦法，只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個又一個地在自己身邊死去。可我自己卻總總不死！為什麼？為什麼呀？老天爺要留著我做什麼呀？
開始是林海，接著是林松，我把倆兄弟的屍體放在一起，讓他們黃泉路結伴而行。雪原也已經奄奄一息。我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坐在林海、林松他們旁邊。這時候我心裡反倒安穩了，孩子終於解脫了，免得活受罪，而我們無論怎麼還是死在了一起，比起好多人來已經夠幸運了。
8月30日，這個日子是我後來聽說的，天下了一場大雨。我在洞里聽到有水從上面流下來，連忙把雪原放在一邊，在洞里四處亂摸，摸到一個小水凼，我小心的喝了兩口，又用嘴含著水去喂雪原。起初她還能咽幾口，後來就咽不下去了，女兒也不行了。這時，我聽到一邊有人在哼，原來是漢鎮，他還沒有死？！莫非他還掛著我和孩子們，一直不肯去？我連忙搞水給他喝。水凼里的水已經捧不起來了，我脫下一件衣服，在水裡浸濕，擰水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幾下，卻咽不下去，頭一歪就死了。這回是真正的死了。我一摸他的鼻子已經完全沒有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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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7
現在，我們一家五口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幾天來的變故，我還來不及想清楚是怎麼回事。打到天坑裡以後，我的心一直在為孩子們著急，也沒想其它更多的事。我和愛人蔣漢鎮，原來都在橫嶺中心小學教書。漢鎮51年參軍，55年複員到教育戰線，我們都是工作負責的人，一直得到上面的好評。文革初期，清理教師隊伍時，漢鎮因為是地主家庭出身，因此被清理回家，我雖然出身貧農，因為受他的影響，還有父親的歷史問題，也被清理了，帶著孩子一同回了漢鎮的老家土地塘生產隊落戶。回到老家以後，日子雖然比當教師時苦多了，但我們還年輕力壯，又都捨得做，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環境，我們老老實實參加生產，安安份份過日子，貧下中農對我們印象都很好，沒想到分到點新糧還沒開始吃，這場大禍就從天而降了。在孩子們沒死之前，我還想活，現在，眼看著親人們一個個從自己身邊去了，我一個人活著有什麼意思！奇怪的是，我沒有哭，也不感到痛苦和害怕，頭腦一直很清醒，只是安安靜靜地坐著等死。我已經不想丈夫，不想孩子了，心裡老想著過去的那些事，想著在娘家當姑娘時的那些事，寫著在中師讀書時的那些事，想著我的爸爸和媽媽……
這時，我突然發現，在天坑裡上面一層的另外一個岔洞里，還有人沒有死，她叫蔣福桂，是個女仔，十七、八歲，是一個富農的女兒。曉不得為什麼，女人家總是比男人經得熬些。從前我只顧著身邊的小孩子，沒有注意她。現在我發現她可能也瘋了，老是在喊：「媽媽，快點燈，我要喝水。」我就在下面對她說：「姑娘，莫喊了，這是在硝眼裡，剛下過雨，你看著身邊里凼有沒有水。」她喊了一陣，就不聽見響動了，我又喊了她幾句，也聽不到答應，也就閉上了嘴。反正都是要死的，早一會死，遲一會死，還不是一樣。
就在我覺著自己快要去了的時候，忽然聽到洞口有人喊我的名字，開始我以為是在做夢，仔細一聽，原來是我過去的學生呂標鳳和我愛人的本家兄弟蔣漢洋。我在這一帶教過八年書，，有許多學生和家長都認識我，他們聽到我和蔣福桂說話的聲音，發現天坑裡還有人沒死，就約好了來救我們。蔣漢洋在上面喊：「嫂子，嫂子，是我，我是漢洋，我們來救你出來的，外面已經不準殺人了。」我這才答應了。他們把四根棕繩接在一起，吊下洞來，我不肯接繩子。這時候我已經萬念俱灰，一家人都死在這個洞里，我一個出去幹什麼？他們守在洞口勸我，從早上勸到中午。還特意吊了一竹筒水讓我喝。有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是我過去的學生呂標鳳說的，他說：「周老師，周老師，你不能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在裡面，就是有天大的罪，要殺頭，也要由政府來判決。」我想也是，我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活下去。就同意讓他們吊。可是，洞里太黑，抓繩子不到。他們想了好多辦法，起頭將一支手電筒吊下來，不知是洞太深，還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吊下來，電火就黑了。最後，找到一個鐵水壺，裡面放了幾塊石頭，吊在繩子上搖得叮噹響。我終於順著響聲抓住了繩子，把繩子栓在腰上。他們費了好大的勁，好不容易才把我吊上來。剛一見天日，我就被眩目的陽光照得昏死過去了。這時候，我已經在天坑裡渡過了漫長的七天七夜。老天爺留下我，就是為了讓我把這慘絕人寰的一幕告訴世人！
呂標鳳等人救我上來后，怕我死，不敢動我，就在天坑邊找個陰涼地放著，又趕回去請來醫生在洞邊給我看了病，煮了一鍋稀飯，一口一口喂我。
後來聽說，為了把洞里的蔣福桂也吊上來，他們又整整忙了一個通宵，因為那姑娘神經已經失常，不會抓繩子，一直沒能救出。
這時候，天大亮了。當呂標鳳和蔣漢洋他們商量下一步如何救蔣福桂時，我們大隊貧協主席張光松提著桿鳥銃聞風趕來了，他惡狠狠地斥責當地的鄉親：「誰叫你們把作她吊上來的？」舉起鳥銃就要衝我開槍。來救我的鄉親有幾個是楓木大隊的，他們搶下張光松的鳥銃說：「要逞威風到你們自己大隊去，莫在我們這裡逞！」「好，你們等著。」張光松趕起回去叫人去了。群眾怕他喊人來報復，也都跟著散了。為了防止他們又來殺我，一個叫蔣漢凡的地富子弟，背起我到附近的魯塘村，把我藏在一條旱溝里，上面用稻草蓋了。
張光松回去以後，立即打電話從公社民兵自衛隊請來了幾個帶槍的基幹民兵，來楓木山要人。村裡個個都說不知道我藏到哪裡去了。他們就搜查，後來，還是給他們搜了出來（據查是抓住了蔣漢凡，用槍逼著他供出了周群的藏身之地）。他們就逼著救我上來的人重新用簸箕抬著我扔回現當去（原來那個天坑裡）。群眾看不過意，鬧起來了，說：「上面已經來了指示，不準殺人了，你們憑什麼還要殺人？」張光松等人不顧群眾反對，堅持要搞掉我，就說：「好，你們不殺要得，我們來。」這時候有個外號叫「啞子」的老貧農出來說話了：「你們看她那副樣子，不殺也會死的，何必勞神費力親自動手呢？還不如先關起來，上面問起來也好說唦。」他們認為「啞子」的話也有點道理，就叫人把我抬回了土地塘村，和另外抓回來的兩個地富子弟蔣漢凡、蔣漢元一起關在生產隊的倉庫里。
我已經極度虛弱，一身血痂子，頭上摔了一個洞，身上生滿虱子，頭髮夾子都生了銹。他們兩個男子漢給我洗了頭，收拾了身上的血污。我原來的幾個學生又偷偷地送來被子和衣服。關了兩天。第三天，漢元因為有個哥哥在外頭工作，是個團級幹部，放了出去。倉庫里，只剩下我和漢凡。我一想，不對，就對漢凡說：「為什麼放了漢元，不放你和我呢？這裡面有問題！恐怕我們兩個還是難逃一死。」蔣漢凡急了，問我怎麼辦。我說，你趕快逃去，說不定還有生機，不能坐在這裡等死。漢凡說嫂子那我們一起逃，我來背你。我怕連累他，上回他背我就已經連累了他，就說我這樣怎麼逃得脫呢？你還年輕，以後的日子還長，你逃走以後，他們看到我這副樣子，說不定還不會殺我呢。當天晚上，蔣漢凡擰斷倉庫的窗戶欄桿，逃掉了。（原來逃跑竟是這樣的容易！——筆者感嘆。）第二天，唐興浩帶人到倉庫提人時，發現蔣漢凡不在了，就問我：「蔣漢凡呢？」我說他跑了。唐興浩說便宜這小子了，接著宣布：「周群是地主婆，從今天起，哪個給她送飯，就是反革命，就要與她一樣的下場。」
從這以後，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敢明著來看我。有些好心人家打發小孩從窗口丟幾它紅薯，或晚上用南瓜葉子包些飯糰從門縫裡塞進來，就這樣餓一餐飽一餐地維持著生命，居然捱了半個月還沒死。這其間，唐興浩來看過我兩次，冷冷地笑：「周群你不錯呀，居然還活著！」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就這麼恨我？
農曆八月中秋，月亮格外好。我望著窗外的明月，想起別人家全家高高興興過節，自己一家子家破人亡，不禁十分悲傷，我一個女人家哪裡經得起這樣的折磨？加之一身傷痛磨得我死去活來，我再也沒有勇氣活下去了，就用手指理順了頭髮，然後坐下來撕開被子搓繩子。我把被子撕成一條一條的布條子，一邊撕，一邊哭：老天爺啊老天爺，你為什麼就這樣不公道呢？
我的行動被生產隊會計蔣元欒的岳母看到了。她是四馬橋圩場上的人，到女兒家來過節，聽到我的事，感到很好奇，一個女人家丟到天坑裡七天七夜居然還沒死！就來看我。她在窗子外正好看到我在搓繩子，就對我說：「我還以為是個老婆子呢，原來是個大嫂子。你還年輕，以後還會有一家人，千萬不能尋短見啊！我去跟我女婿說說，明天想辦法把你救出去。」
聽了老人家的話，我已經死了的心又活起來，我總是想不清楚，為什麼我總是想活？其實還是死了的好！一死，又不用受苦了，又不用受累了，也不用害怕了。
第二天，蔣元欒聽到他岳母的話，趁到四馬橋趕鬧子的機會，給我娘家透了消息。因為我娘屋裡是地地道道的貧農，親戚朋友還有能力，我弟弟找到公社打了證明，經過再三交涉，終於把我要回去了。回娘家以後，我一身開始發爛，腳筋都爛得掉了出來。俗話說不死也要脫層皮，我是真正的全身脫了一次皮！我弟弟為了給我治傷，久了一身債，連衣服被子都賣掉了。
現在，我又成了家，有個孩子。落實政策后重新當上了教師。我先後三次被評為模範教師，出席縣裡的先代會，去年又被選為縣政協委員……我對道縣殺人的看法，我認為雖然不一定要一命抵一命，但對為首的一定要嚴辦，不然，以後他們還會要殺人。
（唐興浩1985年被開除黨籍，欠蔣漢鎮的100元錢，開始不承認，在處遺工作組的追問下，才託人將100元錢還給了周群。）

第六十一章 殺場餘生者說

道縣「殺人風」中，被殺對象誰的命最大呢？據說，女人家要數周群，下了天坑7天7夜居然沒死；男子漢要數肖維仁，五花大綁捆上殺場居然活生生地逃脫了。
我第一次見到肖維仁是在四馬橋的圩場上。當時我正在這邊採訪，正逢圩日，就到圩場上逛逛，想對道縣趕圩的情況有個感性的認識。熙熙攘攘趕圩的人中，我一眼就看到一個人，年約五十上下，濃眉大眼，相貌堂堂，白衣黑褲，戴一頂樣子有點像禮帽的窄邊小草帽，這種小草帽當時當地的農民還很少有人戴，憑著多年的採訪經驗，我感覺這個人不像當地農民，也不像當地的農村幹部，莫非是外地來做生意的小商販？可又明明是一副趕鬧子買東西的樣子。我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他一眼。他竟馬上發現了有人在看他，轉過臉對我點頭哈腰地一笑。這一笑讓我心頭一顫，從前我在長沙監獄做採訪，那些接受採訪的囚徒正是這種表情。這究竟是個什麼人呢？我迎上去問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不，不，我就是本地人。不過才回來沒多久。」他用一口標準的道縣普通話回答我。「哦，在外地工作多年吧？」「不，不，沒有工作，下苦力。你老來這裡趕圩啊？」我告訴他：「我是個記者，下來採訪處遺工作的。」他的眼睛一亮，說：「我就是遺屬，我可以向你反應問題嗎？」「當然可以，但是我們沒有解決問題的權力，只能起到了一個把下面的情況向上面反映的作用。」他連聲說：「這個我知道，這個我知道。」他把我帶到圩場邊的一戶人家，可能是他的親戚或熟人，找了兩張凳子，坐下來，慢慢地談起來。
這個人就是肖維仁。
肖維仁反應的問題不外乎兩點：一是被查抄財產的補償問題；二是對殺人事件責任人的處理問題。這兩個問題，在我所接觸的遺屬中，無一例外地被提到了。但是肖維仁不愧是讀過幾句書的人，提得比別人稍微有一點不同，他說：「當年我們被拆掉的房子、分掉的家產，現在由政府來補償，殺一個人賠150塊，拆一間房子給300塊，農具財產按67年市價的四分之一賠償。我覺得不合理，不應該由政府來賠償，應當由殺人兇手來賠償，也不要他們賠多的，當初拿了什麼就賠什麼，不能讓他們殺了人，奪了妻，經濟上還得好處。殺了人的，也不要求他償命，也不要求他坐牢，但是必須要認罪認錯，要公開賠禮道歉。不然的話，怎麼能分清是非、撥亂反正呢？不能像現在這樣，還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警告我們不要亂說亂動，我們什麼時候亂說亂動過？」
下面是肖維仁死裡逃生經歷的口述實錄。

我名肖維仁，四馬橋區楊家鄉旱禾田村人，1932年出生，家庭出生，家庭出身富農，本人成分學生。我是50年代零陵師專畢業的，畢業以後分到我們公社（楊家）金獅庵小學當體育老師。1962年過「苦日子」 的時候下放回來的。對外講是下放，實際上是因為我的家庭成分高的緣故把我清洗出教師隊伍。當時我對下放回農村這件事看得也不是那麼要緊；因為我的飯量大又是教體育的，當老師一個月27斤米實在是不飽，心裡想下放就不敢吧，就同意了。他們還讓我寫了個自願下放農村的申請，我也寫了。我想，我身體好，有的是氣力，還有一門祖傳的整（治）跌打損傷的醫術，幹什麼不比當個小學老師強。
回到生產隊以後，我的日子過得還可以，一來我原先那個老婆能幹，捨得做，二來我自己整得跌打損傷，找我看病的人不少，也賺得到一些嚼用。我們家幾代人都是習武的，我父親就是當地一個比較有名的拳師。我自己也是從小練拳。凡是習武的人都要會整得跌打損傷，練武不受傷是不可能的，受了傷曉不得整還練什麼武？我們屋裡就有一套整跌打損傷的祖傳秘方，一代一代相傳，遠近有名。後來割資本主義尾巴，給人整傷不准我收錢，我就不收錢，但是人家還是會送我一些雞呀、鴨呀、肉呀、油呀這些東西。所以說日子過得不是那麼差的，比好多人家可能都要好一些。
文革殺人的事情來得蠻突然，曉不得別人怎麼樣，我自己事先真的沒有一點察覺，要不然我也不會坐在家裡等死。那一天我記得蠻死火，是1967年古歷的7月14，過鬼節，天上好大的一個月亮。那天我收了工，剛剛吃了夜飯，大隊上的民兵過來通知我到大隊部去開會，我就去了。一進大隊部沒有看到有開會的樣子，只有大隊治保主任肖新覺和大隊上一班民兵在那裡，這個肖新覺他還是個造反派頭頭（「紅聯」）。一進門，肖新覺就喊：「把他捆起來。」幾個民兵拿著早就準備好的索子，一涌而上，不由分說，把我捆起來。捆得好緊啊，痛得我只喊哎喲。我連聲：「什麼事，什麼事？」肖新覺講：「什麼事？跪下！老實交代，你犯了什麼法。」人到那個時候有什麼辦？我只好跪下來說：「我實在沒犯什麼法。你看到我那裡做得不對，請你跟我提個頭……」沒想到我這個話惹得他大發脾氣，站起來，拿起一塊劈柴，那種劈柴曉不得你見過沒有，松樹的，兩尺多長，見稜見角，有四、五斤重，「你這個死不老實的狗崽子，自己犯了什麼法自己曉不得，還敢問我。」舉起劈柴，照著我的腦殼就是一下。我本能地把頭一偏，正好砸在左邊的腦門上。只覺得「轟」地一聲，腦殼一大，眼前一片金花，就昏死過去了。肖新覺他們搞點水把我澆醒過來，我只覺得腦袋痛得要炸開了，血把頭髮和半邊臉都糊住了。肖新覺又要我交代罪行，我低著頭，不敢講話，害怕一句話沒講好，又要挨打。肖新覺冷笑著說：「你這個傢伙堅持反動立場，走資本主義道路，死有餘辜！」說老實話，到這個時候，我都還沒有想到他們殺我了，還在想著怎麼樣少受點罪，把這一關熬過去。
到了晚上大約有12點鐘的樣子，他們把我，還有幾個人，都是地富子弟，不是分子，押到了羅家山水庫邊上的山腳下。後來我才知道，那裡有幾眼廢窖，他們準備把我在那裡下窖的。到了那裡，押我的民兵喊我跪下來，這時候，我的腦袋一下子大了，心都喘到嘴裡來了，我看著他的手上寒光閃閃的馬刀，結結巴巴地問：「你，你們要殺人——？」這時候只聽見我的一個堂兄弟，叫肖維義的，也是一起牽過來要殺的，在那邊喊：「不得了啦，要殺人了，快跑啊！」就看到一個人影掙脫索子，往田裡跑。當時我身邊是一個半來高的陡坎，我就往下一跳，準備跟著跑。殺我的那個民兵，看到我跑，揮起馬刀就砍。我因學過武術，聽得腦後有風聲，把頭一低，腰一彎，「嘭」地一刀，沒砍到我的腦袋上，砍在背上，把背砍傷了。後來才想起，正是這一刀救了我的命。這一刀雖然砍傷了我，也把捆我的索子砍斷了。我拍起來就往山上跑。幾個民兵跟在後面追。因為是捆著的，跑不快，又被他們追上，右腳上挨了一刀。這個時候，人一發蠻，猛地一掙，居然把身上的繩子給掙脫了。這一下，人就輕鬆了好多，心也沒有那麼慌了，我看到上面就是羅家山水庫，就往那裡跑。因為我水性好，會游泳，到了那裡，我跳下水庫，他們就追我不到了。我穿了一雙解放鞋，沒想到跑著跑著把一隻鞋子跑脫了，我連忙停下來提鞋。這個時候幾個追我的民兵又趕上來了，當時我把心一橫，從地上撿起塊大石頭，對他們講：「你們不要來，我們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你們不要逼我跟你們拚命。」他們都知道我會武功，幾個人嚇到起，不敢拚命地追了，一邊吆喝，一邊看著我往山上跑。跑到水庫邊上，我把衣褲一脫，鞋子一扔，跳進水庫里，遊了過去，到了那邊山上。
我跑脫了，我堂兄肖維義沒跑脫。他不該往田裡跑，深一腳淺一腳跑不快，加上捆他繩子沒掙脫，最後被那些殺人兇手追上，亂刀砍死的田裡。
我們那個地方跟寧遠縣搭界，水庫那邊就是寧遠的九嶷山。我從壟古沖跑到了寧遠地界。當時渾身透濕，只穿了一條短褲一件汗衫，身上還受著傷，幸虧背上和腿上的刀傷都不深，只是被刀飄了一下，可頭上的傷還是蠻重的，山裡的風一吹，又冷又痛，人一陣一陣地發昏，好像就要死在那裡的那個樣子。怎麼辦呢？莫非剛從鬼門關里撿回命來，又要死在這裡？我突然想起山裡面蓑衣沖住了一個方老伯，他家是個貧農，我從前救過他小兒子的命，現在沒有別的辦法想只有找他去救命。
我和方老伯也不沾親也不帶故，原來也不認識，幾年前，方老伯的兒子上山區采杜仲（一種中藥）從懸崖上摔下來摔成了重傷，抬到寧遠那邊的衛生院，人家說治不了，要他們趕快弄縣裡去。方老伯屋裡沒有錢，就把人抬到我這裡。我一看傷得蠻重，弄不好會死人，心裡有些害怕，也不敢收。方老伯求我，說整死了不怪我，只怪自己的命。我看這麼說，心裡也蠻同情的，再一看這個乃崽體質蠻好、蠻年輕，就把他們留在屋裡治。在我家裡治了一個多月，可以下地走路了。我看到他屋裡確實困難，乾脆一個人情做到底，沒要他什麼錢。方老伯就叫他的小兒子認我做乾爹，我說我比他大不了好多，認乾爹不合適。他說一定想認的，以後還要報答我的救命之恩。後來，他們回去以後，又在我這裡吃了半年的葯，每次來看病，都要給我帶不少的山裡的土產。我也不收他們的葯錢。這樣走得跟親戚一樣。
我趕快跑到蓑衣沖，找到方老伯家，敲門進去我那個樣子把他嚇了一跳。他跟我開玩笑說：「哎呀嗬，肖醫生你是偷哪家的女人家，讓人打成這個樣子？」我把情況一講，因為那個時候寧遠那邊還沒有殺人，方老伯死活不信。你怎麼講他都說：「有這個事呀，你莫哄我了。」他喊起他的老婆燒了熱水，幫我洗了傷口，又幫我換了套乾淨的衣褲。
第二天一大早，方老伯說要出一趟山道我們村子里去看看情況。當時我對到底為什麼事要殺我，心裡也疑疑惑惑，還有老婆帶著3個兒女在家，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也想讓他去打探個究竟。
（我笑著問他，你就怕方老伯下山去領了民兵來抓你。）
不怕。怕也沒用。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來我相信方老伯不是那號人，二來他硬是領著民兵來抓我， 也是我命里該死。我當時那個情況離開方老伯家也還是一個死。那時候我什麼也不多想，反正一條命就交給方老伯了。
到了半下午時分，方老伯回來了，一進門就搖頭：「沒想到真的殺人了！我到了你們村子，只說昨天晚上跑了一隻大老虎，派人正到處抓你哩。還說你有剪刀法，武功高得很，要抓你的民兵提高警惕，在哪裡抓到就在哪裡幹掉。聽到這個情況，我沒敢去找你老婆，怕找出事來。」我一聽急得眼淚水掉下來了，拚命地跟方老伯講：「我沒有做過任何壞事，沒有犯過任何法。」方老伯說：「這個我知道。旱禾田你是回不去了，就安安心心地在我這裡住到，好好養傷。你教過我我乃崽的一條命，我也還你一條命。」我聽得他這麼說，跪下來，給他磕了一個頭。
我在蓑衣沖住了大約有個五、六天，身上的傷開始告疤了，想起在這裡住久了也不是個事。那個時候寧遠也開始殺人了，風聲緊得嚇死人。方老伯嘴裡不說，我看得到，他其實也蠻擔心的。這時候，方老伯對我說，他有幾個熟人是個石匠，準備到廣西那邊去搞副業，問我願不願意跟到去，一來可以學一門養家糊口的手藝，二來也可以求得一個平安。如果願意的話，就講是他的親戚。我正是求之不得，馬上表態願意去。我講，想在走之前，趁著夜晚 回一趟家看看。他罵我：「你想找死啊？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你不回去，她們活得好好的，你一回去，弄得不好，自己丟了命不說，還會害得他們跟著遭殃。」哎！這個道理其實哪個都懂，就是放在自己頭上，有時間犯糊塗。我聽了方老伯的話，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方老伯人好啊！這恩情我一輩子報不完啊！他不放心，親自把我送出山。就這樣我跟著一班寧遠師傅到了廣西的富川縣。那裡有個叫香爐腳的地方，我們在哪裡做石匠。石匠這個活說難做又難做，說容易做又容易做，技術雖然有一點，主要還是靠勞動力。我在富川主要就是修渠道、修石橋，那個事情我很快就學會了，而且做得蠻好。
富川這個地方瑤民多，香爐橋就是一個瑤家寨子，這裡有一家姓盤的瑤民，就是我後來的岳父，他家有六個女兒，沒得一個崽。這個瑤家的女子，長得都蠻客氣，長相好身材也好，我岳父家幾個大女兒都嫁出了，只有一個小女兒，小時候出痘子（天花）沒有養得好，落了一臉的麻子，還沒有嫁出去，那時候村裡人都喊她盤麻妹。我在香爐橋做石匠，做了有那麼久時間，有一天，村子里一個人找到我做媒，問我在老家成沒成親，我想起已經永遠不可能回道縣了，就說家裡窮，娶不起老婆。她又問我願不願意招郎到盤麻妹家。當時我們這喜人在外面做手藝，人家都喊我們流竄犯，心裡確實想個家。盤麻妹我原來也認識，臉上雖然有麻子，但是人好，又年輕又能幹。比我要小10多歲，特別她家是貧農，我這一輩子吃虧了就吃在成分高，想起招郎到盤麻妹家，就是貧農了，這一輩子就不會受人的氣了，所以就答應了。不過我還是老老實實告訴了人家，我們家是富農。我岳父講富農不要緊，只要人老實就好。就這樣我們就到他們公社，叫做福利公社，現在叫福利鄉，辦了一個手續，招郎到了她家裡。本來想，這一輩子就安安生生在香爐橋過了，沒想到命運捉弄人，1970年農曆1月份，剛剛過完春節，農村裡搞大清查，富川縣下來好多幹部，搞「一打三反」運動 ，結果把我給查到了，說我是外逃的四類分子，抓了起來，後來又說是收容，遣送回道縣。
當時我很想不通，為什麼地富家的女人嫁給了貧農，可以改成份，就是我原來的老婆嫁給了貧農也變成了貧農，而我自己招郎到了貧農家，怎麼還升了一級，從子弟變成了分子。
送回縣裡以後，大隊上的路上，走到葫蘆岩渡口，上了渡船，肖老六講：「這個傢伙帶回去作不得用，只會給生產隊添麻煩，乾脆在這裡沉了河算了。」當時我被捆到起，心裡想這回死得成。搭幫（幸虧）那個架船的船老闆講：「搞不得喲，現在不準亂殺人了。搞起來要負責的哦。」肖老六講：「大隊上的事，關我個屁事，我給他負這個責。」就這樣沒有殺我，把我帶回了大隊。
回到大隊以後，那個日子才叫做難過喲！過去是把我做四類分子子弟對待，現在完全就是做四類分子對待。對我進行了批鬥，勒令我老老實實，勞動改造。我原先的老婆早就帶著我的三個女兒嫁給了我們大隊的貧協主席李四能，家裡的東西，值錢的早就抄光了，不值錢的都帶到李家去了。我當時真的是上無片瓦遮雨，下無寸土立身，這不是形容，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生產隊退了一間房子給我住，比個牛欄好不了多少。可以說是做的牛馬活，吃的豬狗食。特別是我原先的 那個老婆，看見我老遠就打轉身，我的三個女兒都不理我，要跟我劃清界限。有時間我遠遠地看著她們的背影，想死的心都有。你說說，人活在這個世上有什麼味道？我拼死拼活從那個殺場上逃出來做什麼？還不如讓他們一到砍了，下到窖里好。
幸虧這個時候，我老婆，就是盤麻妹，你喊她麻婆沒關係，她不生氣，從前我們隊上的都喊他麻妹，現在老了，都喊她麻婆，她從富川挺著多大的大肚子，跑到道縣來找我。本來我們大隊是不接受她的，但是她有公社的證明，又是貧農，就接受了。我這個老婆好啊！沒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本來我被遣送回道縣以後，我岳父勸她，算了，再找個人。她不肯，跟屋裡鬧翻了，跑來找我。那個男人家打光棍的日子你沒有過過，那就是個地獄。有了個女人家，那屋裡馬上就變了個樣。我勞動力還是有啊。不怕吃苦，麻妹她也是從小做慣了的，會過日子，接著又生了個妹子，我們慢慢地又把這個家搞得像點樣子了。其他那些事情就不用講了，當時那個情況，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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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8
1971年9月份，我們區修永泉河壩，就是在甫石塘那裡，像一個攔河壩，把蚣壩河攔起，解決我們楊家鄉這一帶的水利問題。我們是受益鄉，要派工，生產隊就把我派去了。因為我有石匠手藝，安排在永泉渠修石渠。當時上頭出了一件大事，這個事你們都曉得的，就是林彪叛國投敵。剛開始哪個都不曉得，我們農村大概是年底傳達的，我們是四類分子不傳達，所以不曉得，只曉得又出大事了。那個形勢緊張得不得了。比67年殺人時還要緊張。每一次，上面出一次事，農村裡就要抓一次階級鬥爭，我們就要遭一次殃。我還算有點文化的人，又經歷過那麼多事，這一點看得很明白。當時工地上、村子里謠言四起，說又要殺四類分子了，四馬橋公社麻灣大隊一個地富子女，跟我一樣也是刮「殺人風」的時候跑出去的，1971年回生產隊，被大隊民兵營長用鋤頭活活打死。 聽得這些話，嚇得我通晚通晚睡不著。這時候，我老婆從家裡跑到工地上找我，說聽得村裡的人講，又要殺我了，說上回沒殺成，這回一定要殺掉。又說大隊上派人到縣裡買鐵絲去了，說我學了剪刀法，索子捆不住，要用鐵絲捆。
（筆者可以負責地說，這些消息不十分準確。當時大隊上有沒有人喊要殺肖維仁呢？有。但那絕對不是大隊上的意思。大隊上也確實派人去買了鐵絲，但那是生產和修水利上要用的，絕對不是買來捆人的。）
反正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我當時想，不能坐在屋裡等死，必須馬上逃出去，到時候想逃都逃不出去了。我把這個想法跟老婆講了，她這個人頭腦比較簡單，說逃就逃，我們一家人一起走。我本來想要她帶著孩子會富川娘家的，她不肯，說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一想，她這一回富川，又會成了人家屋裡的人，又是生離死別，也捨不得。就說一起逃就一起逃吧。反正她們家是貧農，萬一有個什麼三長兩短，估計還不會殺她。
為了逃跑，我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叫我老婆先回隊上去，不要驚動隊上的人，悄悄地做好準備工作。然後我在工地請了一個假，說是回家取口糧。跟我老婆約好了在村子外面會面，反正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就是兩個包包，一些換洗的衣服，帶著小孩子，一起逃走了。因為害怕有人來追，我們特地繞道野雞鋪，從江華那邊走的。因為麻婆是瑤民，江華那邊是瑤山，走起來也方便些。從那邊到了廣西，我們在柳州落了腳。在這裡靠割馬草，就是馬吃的草，和撿破爛為生。後來又到了岳州（岳陽），在那裡砍蘆葦為生，還拖過板車，都是下苦力的事。只要能賺到幾個錢，把一家人養活了就好。
到了84年，聽到道縣搞平反，我就帶著一家人回來了。現在這個反是給平了，但是好多事情搞得不合理……總而言之，上面這些人還是用另外一種眼光看你，比方說我們找地區的一個領導反映情況，我幾次找打他反映殺人奪妻的問題。他聽得不耐煩了，說：「你總講殺人奪妻，殺人奪妻。那好，現在我們叫李四能把老婆還給你，你要不要？」你看看，這是什麼話？你叫我們這些人怎麼講話？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殷石海，女，四川廣安人，54歲（1986年），中學圖書管理員。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要顯得蒼老許多，頭髮已經花白了，人的精神狀態也比較差。不難想見，丈夫被殺以後，這麼多年來，她過的是什麼日子!她是四川人，說話帶著濃重的川音。她說，老楊走了這麼多年了，他倒是不想事了，我卻仍然生活在那場噩夢中,不敢出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麼動靜，心就緊張得要跳出口來，常常半夜裡驚叫著嚇醒，醒來又獨自痛哭一場。你想想看，關在籠子里，看著身邊的人，一批一批牽出去殺，那心裡是什麼滋味！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殺了；我是第三批，手腳快一點，腦殼也就掉了，跟著老楊一起去了……
說著，她又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說句實在話，在道縣採訪期間，我最需要但又最害怕做的事就是採訪遺屬，每一次採訪都是字字血聲聲淚，叫人透不過氣來,就象被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睛直視著內心的最深處。雖然說都是他人的痛苦，但其巨大的份量和深刻的現實性，叫你無法不學會永遠地感受人類共同的悲哀。
我們只能不停地安慰她，希望她能走出陰影……餘生無幾，自己千萬還要保重！

我丈夫叫楊天遜，四十年代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畢業后，他既沒有從政，也沒有跟國民黨跑到台灣去，而是回了自己的家鄉道縣——一直在道縣中學教書，當過縣立中學的教導主任。老楊這個人比較多才多藝，畫畫也很在行。文化大革命初期，到處都在寫毛主席語錄、畫毛主席像。因為他會畫畫，別人請他畫毛主席像。那個時候毛主席叫紅太陽，頭像四周要畫得金光閃閃，老楊也認認真真地畫了金光。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被革命群眾看來看去看出了問題，有人說，那不是金光，是箭頭，是反革命的毒箭要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就糟了!把他揪了出來，批判鬥爭。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樣的學校畢業的，怎麼說得清楚？老楊據理力辯，還舉出了好些例子進行對比，總算沒有把他定上惡攻罪（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只是把他作現行反革命他子論處開除公職，遣送回鄉勞動改造，這已經是很寬大的了。要是定了惡攻罪就要判刑勞改，起碼是10年。不幸中的萬幸，我和孩子們雖然受了一點影響，但沒受太多的影響，仍然留在縣城裡。現在看來，要是當時定上惡攻罪就好了，判了刑，抓到牢里，就不會送回去被殺了。
老楊的老家在道縣祥霖鋪公社達頭山大隊。祥霖鋪我以前也去過，那是一個古鎮，交通比較方便，是湖南通往兩廣的要道。老楊被遺送回農村勞動改造，我很擔心他，因為他的身體不是很好，不知道吃得消吃不消。1967年暑假，我帶著兒女去鄉下探望他，他十分高興。幾個月不見，他變了好多，老了好多，尤其是黑了好多。才四十來歲的人，就鬢髮花白、顴骨高聳，眼窩深陷，鬍子拉渣，看上去起碼五十老幾了。但是精神還好，他說，要改造思想、脫胎換骨，首先要過好勞動關。他還告訴我，他已經學會好多農活，要我們不要為他擔心，他會照顧好自己的。老楊是個細心人，雖然一個人生活，但屋裡還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特別是那個忠字台，按照道縣統一的要求，上面是貼一張毛主席的寶像，毛主席像下面是紅色臘光紙剪的一個「忠」字，兩邊貼上一幅對聯，一邊是「翻身不忘共產黨」，一邊是「幸福不忘毛主席」；忠字下面，用兩根木楔子打進牆裡，挑一塊小木板，上面擺四本《毛澤東選集》和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老楊都做得精精緻致。因為是吃過一次虧的人，就更加小心，老楊家出身地主，他怕別人從「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對聯上找出毛病來，特誠意換了一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看到這些，心裡也稍微安了一點，因為我不是農村人，不要出工，就想利用這個暑假在這裡好好照顧一下他的生活，怕他把身體搞垮了。
記得8月27日中午，他參加「雙搶」從田裡回來，喝了兩大碗稀飯，就抓緊時間躺下來休息一下。為了改造思想，老楊出工連草帽都不戴，渾身曬得像煙熏的臘肉，而且總是出工走在第一個，收工走在最後一個，有八分力干十二分的活。實際上我知道，他是拼著命硬撐著的。剛睡，村子里突然響起了哨子聲，好急。我因為從縣裡來，消息比他靈通些，就對他說：「老楊，聽說農村有的地方在亂殺人吶，你要小心點。」因為幹了一上午的活，比較累，他躺在床上有些懶洋洋地說：「哪有這樣的事，我每天都去隊上看報哩。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對象不是我們這種人。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勞動，不亂說，也不亂動，就不會有事的。」話還沒說完，外面就闖進來幾個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走了。老楊被押走了，我和小孩子都嚇呆了，不知道他犯了什麼事。小孩子嚇得直哭，我趕緊叫他們千萬不要哭，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闖進一些人來，二話不說把我們也拖走了。
我被押到離祥霖鋪公社不遠的一所小學校里，和老楊還有許多人一起被關在一間由教室臨時改成的牢房裡。裡面很熱，人又多，汗味、尿味混雜在一起，很難聞。很多人都是從田裡被捉來的，一身泥水。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槍的人開始點名。叫一個出去一個。其他人被命令低著頭跪在教室里。第一個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剛出門，就被幾個民兵按住，用繩子死命地捆起來。大約老楊忍不住說了句什麼，一個姓楊的頭頭抄起一塊磚猛擊他的胸部。老楊的肋骨被打斷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聲音好怕人，至今還在我耳朵邊繞來繞去。我抬頭去看，門口一個拿馬刀的一聲大喝：「不許看，低下頭！」我嚇得連忙低下頭，因為怕哭出聲來，用牙齒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來。
（據查，楊天遜死前說的那句話，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犯了什麼罪？」這個問題把祥霖鋪的民兵肺都氣炸了，你犯了什麼罪，你自己還不知道？還敢來問我們？於是民兵營長楊景信就砸了他一磚頭。）
老楊他們是第一批被殺的，一共拉出去十幾個人，由於有老楊這個榜樣在前面，其他的人再沒一個敢說一句話，都被拖到離學校不遠的鳥崽塘邊，用馬刀砍死了。又過了兩天，又叫出去三十來個，也是拉到鳥崽塘邊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幾個女人了，他們準備第三批殺。
那幾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度過的，老楊被殺我都不知道悲傷，只知道害怕，怕得要命，白天晚上一刻都合不上眼，任何一點小動靜都嚇得我心跳到嘴裡。我拚命地跟他們說，我只是楊天遜的家屬，我是城裡人，我甚至不是道縣人，我歷史清白，家庭成份好，請他們調查，求他們放了我。可有誰聽呢？我好悔啊，悔不該這個時候跑到這個殺人窩裡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講多了，他們凶得很，我自己也說得沒意思了，就只好閉上嘴巴等死。
殺第二批人時，正是中午，太陽狠毒，他們把三十來個人拖出去后，天突然變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女人縮在教室里悄悄地說：「聽哩，天老爺都在哭啊！」
我原先是不信命的，從那以後就變得迷信起來。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命」，我們是命中該有此一劫！
由於下雨耽擱了時間，他們殺了三十多人之後，沒來得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著我們幾個女人去埋屍。我平時膽子很小，連死人都不敢看的，但這時為了留條命，為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們一喊，我馬上就去了。天啦！在鳥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屍體時，我的腳直發軟。那場面，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那些人的眼睛都是緊閉著的，照理說無辜被殺，應該是死不瞑目，但他們不是，大概是被處死時，太殘忍了，他們都不敢看。押我們的民兵發給我們每人一根油茶樹木鉤，命令我們把屍體拖進塘邊的一個土坑裡。又在上面蓋了一層薄薄的黃土，就算了事了。
我們中間有個中年婦女，她丈夫是這一批被殺的，她一見到她丈夫的屍體，立即就癱倒了。後來聽說這個女人瘋了，整天叫她丈夫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輪到要殺我們第三批人時，解放軍6950部隊的人到鄉下制止殺人。幾個穿黃軍裝的人把看守我們的人喊走了，我們就這樣得救了。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就老了20歲不止，放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成人形。出來以後，我就停經了，吃了好多葯過了很長時間才慢慢地恢復了，但是整個人的身體卻完全垮了。
（段女士的記憶在這裡有一點誤差，據我們了解，剩下來的這些女人，當時並沒有要殺的打算，而是準備作為勝利果實分配。大隊領導已經發下話了，要那些貧下中農中沒有成家的老單身公，想找老婆的，自己打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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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9
下面筆者將祥霖鋪公社達頭山大隊文革殺人事件概況作一番粗略講述。
        達頭山村位於道縣至江永的公路旁，距祥霖鋪鎮不過數里，山青水秀，交通便利。該大隊417戶1350人，文革殺人時期，有31戶43人被殺，1人自殺。44人中，男34人，女10人；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17人，四類分子子女25人，貧農1人，教員1人（即前文提到的楊天遜）。
        話還得從苑禮甫副區長身上說起，非是筆者老拿他說事，實在是他身上事太多。前文說過，苑副區長1976年8月26日接到蔣公安助理員從營江打來的電話后，決定將集中在上渡民兵指揮部的民兵派下去，打一個突擊，補補火。26日晚，召開了幹部會，定了大盤子。27日一大早又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動員大會。會上苑副區長說：「全體民兵同志們，今天你們就要離開上渡的貧下中農，回到自己原來的大隊去，到新的戰鬥崗位上去，執行新的任務。你們回去之後，第一，要抓革命促生產搞好『雙搶』；第二，將你們那裡調皮搗亂的地富反壞右殺掉一批……越快越好，三天內完成任務，三天後到上渡會師，評功表彰。」上渡民兵指揮部指揮長黃尚森也作了重要指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們貧下中農，一切由貧下中農作決定，你們回去以後，先挑跳皮的殺幾個……注意掌握階級路線，只准殺四類分子，不準殺貧下中農。不要殺亂了。」
        上渡民兵指揮部是祥霖鋪區民兵的總指揮部和全區各大隊武裝基幹民兵的集結點，根據祥霖鋪公社武裝部的指示，當時達頭山大隊抽調了一個武裝連16個人到這裡參加訓練。這16人中，有大隊黨支部書記楊天甫、民兵營長楊景信、大隊治保主任楊延晶、文革主任楊角閱、團支部書記楊角紅等人，實際上就是達頭山大隊的權力核心。他們帶著「上級的指示」火速趕回大隊，一路之上，邊走邊議，拿出了一個先搞掉6人的初步方案。回到大隊，馬上召開黨員、生產隊以上幹部緊急會議。會議由楊角閱、楊景信主持，楊延晶傳達了上渡會議精神，並宣布在上渡摸底的殺人名單。與會的黨員、幹部非常亢奮，紛紛表示「上級的指示來得太及時了。」「早就該這麼幹了。」支部書記楊天甫說：「過去我們太右傾，太保守，這一回我們一定要搞他個後來居上。」
        會上，各生產隊搞了一下平衡，又增加4人，拿出來一個10人名單。
        會後，各生產隊黨員、幹部火速趕回去通知群眾午飯後到小學校操坪開會。群眾大會由民兵營長楊景信主持。支部書記楊天甫在會上講話說：「這一回，對於跳皮的我們不是要殺一兩個，而是要殺一批。」之後，參加會議的公社團支部書記李順運也講了話：「地富反壞要翻天，反革命組織要殺我們貧下中農，我們怎麼辦？我們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現在是我們貧下中農鬧革命的時候到了！」
        接著治保主任楊延晶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殺人名單，邊宣布，民兵邊捆人。這時候，群情激奮，群眾邊喊口號邊打人，當場打傷16人，於是第一批被殺的人自然而然從10人又擴大為16人。
        這16人當即由民兵押到鳥仔塘邊，用步槍和鳥槍打死。楊景信親手用步槍處決了「罪大惡極」的楊天遜、楊景甫。楊景信把槍口頂著楊天遜的後腦勺時說：「你犯了什麼罪，自己還曉不得？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貧下中農就要砸爛你的狗頭。」
        第二天上午，楊景信又指派基幹民兵楊景珠、楊角紅、楊延彪等人趕到祥霖鋪鐵木社，把在那裡做工的漏網地富子弟楊景浩抓回來，押到公子山執行槍決。
        29日上午，大隊再次召開黨員、幹部會議，研究殺二批。會議由楊延晶主持，公社黨委宣傳委員楊萬忠列席會議。支書楊天甫講過開場白后，李順運說：「現在其他地方地富都殺得差不多了，你們大隊落後了。再有三天不殺，就不準殺了，看你們大隊如何安排？」李順運講完，楊天甫叫各生產隊報名單，大隊會計楊角仲負責登記，一共報上25人，決定全部「判處死刑」。
        當天下午在小學校操場再次召開群眾大會。這一回，來了個角色互換。楊天甫主持會議，楊延晶宣布開會。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新鮮名堂，公社宣委楊萬忠照樣列席會議，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照樣作重要講話。楊延晶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死刑」名單后，民兵楊景珠等人就到臨時改為監房的小學校教室里把一干人犯提出，押到鳥仔塘邊，這一次為了節約子彈，用鳥槍和馬刀處決了。
        殺人的時候，狂風大作，暴雨傾盆，炸雷一個接一個在頭頂炸響，震得人頭皮發麻。李順運心裡不踏實，害怕天下大雨，民兵活幹得粗糙，冒著傾盆大雨，一個一個仔仔細細驗過屍，發現地富子女楊角境和楊田梅還沒斷氣，又親手補了刀，這才放心，一身被淋得像個落湯雞。
        9月2日下午，大隊文革副主任楊角相通知召開黨干會，商量重要問題。治保主任楊延晶主持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一個：「判處楊錫才的死刑」。那麼多人說殺就殺，一句話的事，為什麼殺楊錫才如此慎重其事，開專題會討論呢？原來楊錫才與前面所殺的那些人有一最大不同之處，就是他出身貧農。果不其然，殺楊錫才的事，一開始就有人提出異議：「四類分子殺了還不是殺了，可是楊錫才是貧農呀！」楊角相說：「貧農就殺不得？楊錫才是一坨毒，那些殺了的四類分子哪一個有他調皮？不殺了他以後我們大隊幹部還有威信？」又有人提出：「現在47軍已經進駐了，公社也來了通知，不準再殺人了，誰殺誰負責。」楊角紅說：「不殺他，我們大隊就沒人可殺了！殺了他，我負責，要坐牢我去。」
        在楊角紅、楊角相等人的堅持下，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最終通過楊錫才的死刑判決。
        為了表示「革命的堅定性」，楊角紅親自帶隊把楊錫才喊出來，一索子捆了，用鳥槍杆子猛打，一邊打一邊問老不老實，認不認罪。楊錫才曉得場合不對，跪地求饒。楊角紅冷笑道：「你現在曉得老實了？早幹什麼去了？」與另一個民兵，用鳥槍將楊錫才打死。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頭

白芒鋪公社的殺人動員會召開得晚一點，（1967年）8月25日才開，為了趕上進度，開完會，當天下午又派出一批公社幹部以「特派員」的身份，下到各大隊督促行動。派到竹山大隊的特派員是公社會計左昌琪。左昌琪是白芒鋪公社紅聯的頭頭，又是全公社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據說他可以一字不錯地背誦「老三篇」 和500多條毛主席語錄。左昌琪到了竹山以後立即召集大隊幹部和民兵骨幹開會，貫徹公社三級幹部會議精神。但思想沒有統一起來，個別大隊幹部對殺人問題存在保留意見，例如大隊支書柏富璋就認為：大隊上這些四類分子可是可恨，但是還沒有到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程度。左昌琪看到這個情況，覺得還是應當尊重大隊幹部的意見，沒有強行使用「特派員」的權威，要求大隊一定要殺。回到公社以後，他發現，派下去的幾個「特派員」，只有他一個人是空手而歸，特別是公社婦女主任何茂娥到新鋪大隊去督促行動，一傢伙就消滅了34個「階級敵人」，打了一個大勝仗，受到公社領導的重點表揚。左昌琪感到非常沒有面子。過了一天，8月28日，左特派員再次來到竹山大隊。鑒於上一次工作沒有打開局面的經驗教訓，這一次他要求召開大隊支委擴大會議，不但大隊支委參加，生產隊主要幹部、民兵骨幹、貧協委員，還有造反派頭頭（「紅聯」的基層組織）都參加，上次大隊幹部會上唱反調的幾個傢伙立馬成了絕對少數。會上，左昌琪講：「革命的貧下中農同志們，今天我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的心情參加這個大會，心情無比激動。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來跟貧下中農同志們當小學生的……前一段，我們竹山大隊抓革命，促生產，促備戰，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我們和別的大隊比，還是落後了，大大地落後了。……據我們了解，你們這裡的階級鬥爭還相當複雜，階級敵人的活動十分囂張，但有些同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被階級敵人的假象迷惑了，看不到他們的反革命本質。像柏××這樣的『殺、關、管、逃』對象 ，你們對他居然吊以輕心，以為他們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一旦讓他們復辟成功，首先要掉腦袋的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千萬不能對他們心慈手軟。不然要吃大虧，上大當的。」
他的話剛一落音，下面早已安排好的人就帶頭喊起口號來：「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階級敵人要翻天，我們堅決鎮壓！」
這時與會的幹部紛紛表態，要殺！一定要殺！不殺不行！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特別是前兩天開會時持保留意見的人叫得最凶。
其實這幾個人提保留意見，也不是覺得地富不該殺，而是覺得要殺要由政府殺。現在，「政府」三番兩次派人來，再不殺，犯一個階級立場的錯誤，就太划不來了。
大隊支書柏富璋請左特派員指示殺哪些人。
左昌琪說：「這個問題，公社不表態，由你們自己決定，我們大力支持。毛主席教導我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些壞東西哪個劣，哪個最劣，哪個次之，貧下中農看得最清楚。」
其實殺誰不殺誰，對左昌琪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竹山大隊一定要有行動。另外，據說他還有活思想，就是對何茂菊的那種搞法有看法，認為殺人不是越多越好，特別是連吃奶的毛乃崽都殺也太過分了，應對把握好黨的政策界線，把罪大惡極的殺他幾個，達到震撼階級敵人的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定名單的時候，定了一個只殺兩人的小名單。
這兩個人就是本故事主人公柏元瑛4姐弟的父母地主分子柏××和他的老婆。
要說竹山大隊對四類分子（及子女）沒有採取措施真的太冤枉他們了。25號到公社開過會，大隊就已經安排專人把四類分子（包括子女）看管起來監督勞動了。柏元瑛的父母還在田裡割禾，被幾個民兵叫上來，一索子捆起，拖出去就殺掉了。接著是抄家，農具、糧食、牲豬、雞鴨等「浮財」繳獲歸公，幾間稍微好一點的房子上了鎖打了封條，留了一間最破的房子給柏元瑛姐弟住。當時柏元瑛17歲（實際是16歲，道縣的習慣，男人講實歲，女人講虛歲），大弟柏元政12歲，二弟柏元潭8歲，小妹妹5歲。擺在他們面前的首要問題不是悲傷，而是怎麼活下去。人要活下去首先就得吃飯。柏元瑛這個姑娘膽子大得上得天，換了別人早就嚇得躲在家裡連發抖都不敢，她居然找到生產隊要求借支穀子，當時是集體所有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的勞動成果一般由生產隊統一管理，定期分配（分紅），但遇到緊急需要還是可以提前借支，結果被生產隊一通臭罵轟了回來。回到家裡，柏元瑛坐在灶屋裡看著冷火秋煙的灶台，兩眼發直。大弟弟柏元政半懂事半不懂事，看到老姐這個樣子，悄悄地走到跟前問：「不會殺我們吧？」
也許正是這一問促使柏元瑛下了最後的決心，逃，必須馬上逃出去，不能坐到屋裡等死！她把牆角上一堆抄家剩下的紅薯洗乾淨做一鍋煮熟了，招呼弟弟、妹妹飽飽地吃了一頓，把剩下的幾個紅薯放在一個籃子里裝好。天黑以後，她悄悄地溜出家門，四處看了一看，發現沒有民兵站崗，連忙溜回家裡，點亮了油燈，開始緊張地收拾行李。
正是破家值萬貫，剛剛抄過的家，看上去好像家徒四壁，真要離開的時候，才發現還有好多好多東西，桌椅板凳、煮飯的鼎鍋、煮潲的鐵鍋、做酸鹹的罈子、裝米的缸……這都是父母一滴汗水甩八瓣置辦下來的，柏姑娘心裡好捨不得啊！但是捨不得也沒有法子帶得走。柏姑娘只好把一床被蓋、幾件衣裳、一個搪瓷口杯、一個鋁盆子……還有裝著紅薯的竹籃子，裝進籮筐里，又把兩床草席子卷緊了插到籮筐里，看了一看，發覺礙事，想了一陣，又取出來，原自鋪在床板上。最後，她把父母生前留下的幾十塊錢，悄悄地從灶尾的牆縫裡摳了出來，貼身放好了，然後招呼大弟弟柏元政牽著小弟弟柏元潭，自己把小妹妹放進另外一隻籮筐里，拿過那根父親生前用過的扁擔，一旦挑起，悄悄地從後門溜了出去。
村子與後龍山中間有一片菜土，那是隊上人的自留地，各家各戶用麻古（石頭）壘起半人高的牆作為籬笆，圍住自己家的那一小塊，從這裡有一條小路可以不通過村子裡面繞到村子外面的那條大路上去。這是柏元瑛心裡盤算好了的逃跑路線。4個兄弟姐妹屏住呼吸，嚇心嚇膽地貼著石頭矮牆溜到一條小路上，繞出了村子，看到四面沒有一點動靜，這才稍稍地喘了口氣。路過村外的水塘邊時，柏元瑛撿起一塊石麻卵古（鵝卵石）扔進了塘里，表示了與這塊帶給她太多血淚、屈辱和不公的土地的決裂。按照道縣人的講法就是，表示再也不回來了，要回來，除非石頭浮出水面。然後帶著弟弟，挑著妹妹飛快地消失在濃重的夜色之中。
（柏姑娘不知道，這時奉命前來制止殺人的47軍6950部隊已經進駐道縣，剛剛召開了各公社的電話會議，制止殺人。公社根據6950部隊電話會議的精神，通知下面各個大隊，不準再亂殺人了，關押在大隊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都放回去算了。聽了公社的通知，大隊就把民兵撤了崗。不然的話，柏姑娘插翅也逃不出去，就算是逃得出大隊，也會在其他地方落網的。）
一路上，4姐弟也不講話也不曉得害怕，只曉得快走快走，離村子越遠越好。
天麻麻亮的時候，他們終於按照計劃趕到了姨媽家。姨媽已經起床了，農村人講究早起三朝當一工，白天生產隊要出工，煮飯、煮潲、打理自留地，或干點家裡的其他活計靠的就是這一早一晚的功夫。看到侄兒侄女這個樣子突然來到，姨媽心裡大約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問：「你爸爸、媽媽呢？」聽到姨媽這麼一問，柏元瑛禁不住哭了起來，弟弟妹妹看到姐姐一哭也接著哭起來。哭聲把姨媽嚇壞了，厲聲呵斥道：「哭什麼哭？趕快莫哭了，想找死啊！」4姐弟連忙收住了哭聲。接著姨媽連聲催他們：「快走，快走！我這裡呆不得，你們莫來害人！」柏元瑛吃驚地睜大了含滿淚花的眼睛，看著姨媽冷若冰霜的臉，她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平素和藹可親的姨媽嗎？因為竹山大隊殺人比較晚，別的大隊都已經殺了，這裡還沒有動手，柏元瑛的父母聽到別隊殺人的消息，對自己的命運有了估計，悄悄地交代過柏元瑛，萬一自己有個三長兩短，要柏元瑛帶著弟妹到姨媽家去躲一陣子，因為姨媽家是上中農，估計不會殺到他們那裡去，所以柏元瑛帶著弟妹冒著殺頭的風險逃過來了，沒想到姨媽連門都不讓進，柏元瑛的心一下子涼透了。她叫了一聲：「姨媽——」姨媽說：「你不要叫我姨媽，我不認得你們。」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還有什麼好說？柏元瑛只好帶著弟妹離開了。
等他們走出了村子，姨媽從後面追上來，給他們送過幾個粑粑，叫他們趕快回家。可是，這時候柏元瑛性心裡充滿了對姨媽的怨恨之氣，不知道為什麼，她恨姨媽甚至比恨那些殺自己的父母的人還要恨。這個心高氣傲的姑娘拒絕了姨媽的粑粑，頭也不回的走了。她太年輕了，生活得也太閉塞了，曉不得世事的厲害。她只想到姨媽的絕情，沒想姨媽的難處，在那個場合之下，別說姨媽家是個上中農，就是個貧下中農也不敢收留他們。上中農是中間派，拉一拉可以過來，推一推就會到了階級敵人那一邊，在當時的農村裡，階級鬥爭的風一般是不刮這種成分人家的，但是你自己必須好好表現，靠向貧下中農這邊，老老實實出工做事吃酸菜喝稀飯，不會有人無事生非找你的麻煩，倘若屁股坐歪了，上綱上線批判鬥爭不是什麼稀罕事，弄得不好以階級敵人論處，那就真正地危險了。姨媽也有崽女，姨媽也怕死呀！
柏元瑛呀柏元瑛，你實在是應當再求求姨媽可憐可憐你們，幫幫你們，哪怕是幫著指條活路也好啊。老輩人畢竟經歷得多，見得也多呀。
柏元瑛挑著妹妹，帶著弟弟扭頭一走，從此流落街頭，乞討為生。
柏元瑛已故，她的兩個弟弟柏元政、柏元潭當時年紀尚小，對這段乞討生涯記不太清了，唯一記憶深刻的是：「老姐脾氣大，臉皮薄，討飯張不開口，每次都是靠我們兩兄弟在外面討回吃的來。一個5歲的妹妹，帶在身邊，實在養不到（活），老姐沒有其他辦法好想，只好把她送人了。」
但是乞討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對柏元瑛這樣十六、七歲的姑娘尤其如此。殺人風之後，道縣出現了一次結婚高潮，大量因貧困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漢迎娶被殺人家的妻女，對於這些女人來說，這無疑是當時幾乎唯一的出路。有人發現柏元瑛這個叫花婆人又年輕長得又乖，就來給她做介紹。柏元瑛本人大約也明白，這就是她的命。她對介紹人說，嫁人可以，對方條件差一點也可以，但是第一成分不能高，她這一輩吃這個虧吃的太大了；第二要把兩個未成年的小弟弟一起帶過去。第一個條件好說，成分高的不殺就已經寬大處理了，還給他們討老婆，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個條件提出來，敢娶她的人恐怕就不會太多了。筆者在採訪中發現，很多地富人家未成年的小孩被殺，部分原因是為了斬草除根，不留後患，還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討個女人進屋，不能再帶一張嘴進來，那個日子就太作難了，何況還要帶兩張嘴進屋呢？幸虧她本人條件還可以，又不擇男方的條件，這還有一點點迴旋的餘地。終於紅岩公社神仙頭大隊有一個30來歲的貧農老光棍答應了柏元瑛的條件。柏元瑛就帶著兩個弟弟嫁了過去，姐弟三人總算有了個落腳的窩。
但是問題還是出在兩個老弟身上，柏元瑛的丈夫若不是條件太差也不會娶一個叫花婆，更不會允許她帶兩張吃飯的嘴進屋。柏元政、柏元潭雖然自己能幹活，並不是完全吃空飯，但一個12歲一個8歲，還是要人養。更要命的是生產隊不同意給他們分配口糧。生產隊的做法也沒得什麼好講的，只聽到娶個寡婦拖個油瓶子，幾曾聽到娶個大姑娘帶來兩個小舅子，要是給兩個小舅子分配了口糧，以後哪個人家娶媳婦把岳父岳母都帶來了，生產隊怎麼辦？柏元瑛的丈夫家庭生活本來就困難，這一下子就更困難了，本來一年到頭吃紅薯喝稀飯，現在喝的稀飯潑到地上狗都攆不到。本來是想因陋就簡，討個便宜老婆，可現在看來這個老婆一點都不便宜，所以千方百計地要把兩個小舅子趕出門去。而柏元瑛嫁給這個丈夫已是滿肚子委屈，若不是為了兩個老弟，以她那個脾氣，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答應，所以拼死拼活地護著兩個老弟。雙方為此產生了很大的矛盾，經常吵嘴打架。本來，柏元瑛的丈夫好不容易討到一個年輕堂客，把臉一洗，頭一梳，穿一件稍微像樣的衣服，把一個村的女人都比下去了，心裡好不得意，對柏元瑛也十分疼愛，但是這樣一來原來的那些老毛病又都犯了，吵起架來，抓著柏元瑛做死的打。
柏元政看到姐姐打得作孽，就跟姐姐說：「你留在這裡算了，我和弟弟兩個人原自出門討飯。」照說這也算是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柏元瑛留在夫家日子要好過一些，柏元政、柏元潭出去討飯，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也可以回姐姐那裡，有個退步。但是，柏元瑛一把抱住兩個老弟，嚎啕大哭起來：「我答應了父親母親的，一定要給我們柏家保住一根香火……不是為了你們，我早就跳河死了算了。」
日子在吵吵鬧鬧、哭哭啼啼中一天又一天地過去，只要不把兩個老弟趕出去，柏元瑛什麼事都能忍，只要能夠把兩個老弟養大成人，柏元瑛什麼苦都能吃。大約過了一年多兩年，老矛盾沒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柏元瑛肚子里居然一點動靜都沒有。這不僅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一個女人不能生崽，那還算什麼女人？農村裡討老婆，不是買張畫掛在牆上看的，第一要緊的是生兒育女，第二要緊的是幹活過日子。柏元瑛兩條一條都不沾，還惹得大隊上那些綠頭蠅子圍著嗅，叫夫家的人如何想得過，都罵她是個掃把星背時鬼，生來就是帶著一股潲氣。柏元瑛，還有柏元政、柏元潭的日子更加難過了，一天到晚不是挨罵就是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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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09
柏元政、柏元潭說：「我那個姐夫打起姐姐來，哪裡是打老婆，就是打階級敵人。那一天，曉不得什麼事，姐姐又惹他發了寶氣，把姐姐打得吐血，躺在床上動不得。我們兩兄弟嚇得躲了出去，要是我們留在屋裡，還會打得更厲害些。等我們回來的時候，姐姐已經死了。她一時想不通，上了吊。她就是太要強，不認命，她要我們凡事要多忍些，到頭來還是她自己忍不住了……」
（老子曰：「滿牙不存，舌頭猶在。」信夫！）
姐姐死了，姐夫家當然呆不下去了。柏元政、柏元潭再次流落街頭，乞討為生，好在有過上次討飯的經驗，兩兄弟倒沒有感到走投無路。正好當時道縣最大的水利工程上壩水庫上馬，由橋頭圩到上壩工地修了一條簡易公路，砌了幾十棟大工棚，幾千人馬雲集於此，有受益區、社派來的民工，還有外面請來的工程隊，轟轟烈烈，聲勢大得很。由於是重點工程，除了生產隊自帶錢米外，縣裡還有錢發、有糧食補貼，在這裡討口吃的比農村裡容易多了。工地上實行的是准軍事化管理，指揮部下面編成營、連、排，以連為單位開火吃飯。柏家兩兄弟討飯來到工地上時，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東西，餓得兩眼發綠。有一個連隊的伙頭師傅，人老心慈，看到兩個小叫花子餓得可憐，大發慈悲，打開蒸籠，取出兩缽子飯，又打了兩份菜給他們吃。這是柏家兄弟有生以來吃得最好、最香、最飽的一餐飯。多年以後，他們還是想不明白，這餐飯為什麼就這麼好吃，吃下去，身子馬上就暖和了，一股暖流從胃部向四肢流去，渾身上下通體通泰，無一處不舒坦。柏元政、柏元潭說：「當時那個感覺，就是馬上要我去死都做得。」從此兩顆幼小的心靈認死了上壩水庫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死也要死在這裡。吃飽了飯以後，柏家兄弟連忙幫著大師傅干起活來。伙頭師傅看到兩兄弟人很乖巧，手腳勤快，做事熨帖，心裡蠻喜歡，但是長期留他們在這裡吃飯是不可能的，他沒有這麼大的權力。收工的時候，他把這個情況跟連長講了。連長斜著眼睛望了兩個因營養不良長得又黑又瘦的孩子，問了一句：「挑得擔子起啵？」柏家兄弟連聲回答：「挑得起，挑得起。」連長丟給柏元政一副簸箕扁擔，遞給柏元潭一把鋤頭，帶他們上了工地，一看，兩個乃崽小雖小、瘦雖瘦，還真有一股子乾巴勁，柏元政挑擔子當得大半個勞力，柏元潭雖然小了一點，但幹活不惜力，打雜沒問題，就說：「那就留下來吧，飯可以管飽，沒得工分。」柏家兄弟聽得飯可以管飽，恨不得跪下來，跟連長磕頭。就這樣，柏家兄弟在上壩水庫工地上安下身來。此後多年，他們都在上壩水庫打工吃飯，一直沒有離開這裡。
1984年，道縣處遺工作開始以後，柏元政、柏元潭聽到消息，回了離別18年的老家。正所謂山不轉水轉，石頭不轉磨子轉，轉來轉去又轉回來了。離開的的姐弟4人，回來的時候光棍兩條。這一年柏元政30歲，柏元潭28歲。柏家原來的6間房屋，早已拆毀，傢具財物，抄沒一空，名副其實的上無片瓦遮天，下無寸土立足。處遺工作組的同志了解到這個情況對他們非常同情，在工作組的大力督促下，竹山大隊給他們分配了責任田和柴火山，工作組也按照政策及時地給他們發放了人頭費、建房費、財產賠償費，幫助柏家兄弟把家安下來了。對此，柏家兄弟感激涕零。
柏家兄弟對筆者說，他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趕快把家安頓好，如果搞好了的話，他們想把姐姐的墳從神仙頭移回來，埋到柏家祖墳里，無論如何不能把她一個人孤苦伶仃地丟在外面。
柏元政說：「當年姐姐把一塊石頭丟到塘里，說要等石頭浮出水面，她才回家。現在那口塘早就幹掉了，農業學大寨那會改成了田，可是姐姐卻沒命回來了。」
採訪過柏家兄弟，回縣城的路上，在汽車劇烈的顛簸中，我的心中湧出一首歌來：
石頭已經浮出水面了，
老姐呀，
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我的雙眼早已望穿。
把油亮亮的臘肉放進背簍里吧，
把甜滋滋的米酒灌滿竹筒里吧，
把香噴噴的粑粑包進荷葉里吧，
披著都龐嶺的霞光，
穿一身花花綠綠的衣裳，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石頭已經浮出水面了，
老姐啊，
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我的雙眼早已望穿。
回家的路險哩，
你的腳步千萬要踩穩啦；
回家的路長哩，
你的肚子千萬要吃飽啦；
回家的路彎哩，
你的眼睛千萬要看清啦。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道縣大坪鋪農場文革殺人事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由一塊毛主席語錄牌而引發的。1967年8月下旬，整個道縣農村已經殺得風生水起，這裡還沒有殺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曾經下放到大坪鋪農村的老知青於××告訴筆者：「我們大坪鋪墾殖場，屬地區農墾局管，64年的是很，由農墾系統劃歸縣裡的，66年改名叫大坪鋪棉花試驗站。我們當時下放到大坪鋪農村，號名是農業工人，拿工資的，跟農村裡的公社、大隊不是一個系統，他們那裡殺人管不到我們這裡。但是由於受到周圍公社殺人的影響，當時我農村也是一片喊殺之聲，但因為沒有一個具體的指示下來，所以一開始沒有行動，就像堆乾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點燃……」
這根點燃乾柴的火柴終於出現了，這一天，有革命群眾在廁所里發現有人把一塊毛主席語錄牌丟在茅坑裡，這一下整個農場炸了鍋。把語錄牌丟棄到廁所里，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起碼犯有兩項大罪，一是現行反革命罪，而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其任何一項都足以讓人掉腦袋。農場當權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立即組織專人進行追查。追查的結果懷疑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謝志尚11歲的兒子乾的。於是一個順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現了。歷史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出於他的反動本性指示他的小反革命兒子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語錄牌丟進廁所里，發泄他對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據這個推理將謝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兒子關押起來嚴刑審訊。
謝志尚解放前曾在國民黨軍隊里當過中校軍醫，1949年被俘以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是當軍醫，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中，作為志願軍的軍醫上了朝鮮戰場，1953年朝鮮停戰以後，複員退伍到湖南省衡陽市某醫院當醫生。1956年作為骨幹醫生到道縣人民醫院擔任主任藥劑師，支持落後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1964年「社教」中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鋪農場勞動改造。這樣，謝志尚全家4口（妻子，一兒，一女）到了大坪鋪，只有一個大女兒叫謝淑湘的，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症，腳有點跛，已經出嫁，留在了縣城。謝志尚的二女兒叫謝淑珍，當年（1967年）19歲，也是作為下放知青來到大坪鋪農場，人長得很漂亮，農場里有幾個老職工曾向她求婚，但這姑娘心高氣傲，都拒絕了，有些人因此懷恨在心，這也為她後來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隱患。
謝淑珍看到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場部，找到當權的造反派理論，為弟弟辯護，結果自己也被抓了起來。
場里召開革命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怎樣處理這一起反革命惡攻事件，會上有人提出，這樣的反革命家庭，這樣猖狂，如果不進行堅決地鎮壓，就是對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後決定判處雙料反革命分子謝志尚全家死刑。
處死之前，幾個早就對謝淑珍垂涎三尺的農場老職工，不失時機地對她進行了輪姦。
之後，將謝志尚、謝妻、謝淑珍，以及他11歲的兒子四人用索子捆在一起，繫上一包炸藥，塞進一口紅薯窖里，活活炸死。
這件事情激怒了全縣的下放知識青年，數百人組織起來，來到大坪鋪農場，強迫殺人兇手扒開泥土，把謝淑珍的屍骨裝進棺材里，並且披麻戴孝，抬著棺材遊行到縣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嚴懲殺人兇手。但僅此而已，之後便無下文。
謝志尚倖存下來的大女兒謝淑湘就是我們在採訪中，多次聽人講到的謝大姐。這個身患殘疾、命運多難的柔弱女子多年來，拖著一雙病殘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長沙市、北京市的有關政府部門，要為無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討還公道。他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斷地在堅硬的石基上，固執地叩響同一個 。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條：這個世界上絕對不會沒了天理！你說的道理一千條一萬條，她都聽不懂，她總是不斷地問著同一個問題：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幾千年的老規矩，怎麼到了共產黨這裡就變了？她的丈夫，一個老實巴交的瓷廠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對妻子的行為雖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夠默默無言地全力支持。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因為謝大姐不斷地上訪和告狀更加生活困難。為補貼家用，沒有工作的謝大姐在道縣二中對面的長途汽車站擺了一個租書攤以為生計。這個租書攤意外地成了一些遺屬們進城辦事或者上訪告狀碰頭的一個地方，如果一定要說是聯絡點也可以。當然也因此成了道縣公安和信訪部門嚴密監控的地方。
在這個租書攤上，謝大姐認識了一個名也在這個汽車站附近覓食的街頭少年。他就是筆者前面講過的富田公社東陽大隊的梁月明，文革「殺人風」中，梁月明一家五口殺了三口，父親梁先琅、母親周平珠、娘娘梁先蓮，剩下46歲的祖母和3歲不到的他，后，祖母改嫁道江鎮航運公司工人蔣某，梁月明隨繼祖父改姓為蔣。蔣月明在道江鎮慢慢地長大，一個失去了父母關愛和管教的孩子，一個在類似貧民窟環境下成長的幼小生命，一顆聰明而又絕望的心靈，命運將會把他帶向何方？蔣月明成了一個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強盜」，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機緣或是什麼人把他勾上了這條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就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惡，這些嚴肅的哲學命題面對複雜的生命現象真的無可奈何。人生的路，雖然自己有責任，但命運也有安排。
謝大姐對蔣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她並非不了解蔣月明的惡習，但不論別人在背後怎麼說，她始終堅信不疑這個年輕人將來一定會規正的。如果說蔣月明這一輩子也曾感受過母愛的話，那就是謝大姐給他的愛，蔣月明曾對人說過：「這個世界對我最好的只有謝大姐。」相信不是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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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0
1985年3月，道縣大屠殺受害者遺屬中有80餘人秘密串連，準備集體進京，集合地點約在縣郊的水南村。就在準備動身的前一天，被道縣治安大隊一網打盡，包括謝大姐在內的10多個為首成員被逮捕法辦。謝大姐判了兩年的勞教，實際上關了8個月。放出來以後，有人告訴她，蔣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機」，謝大姐堅決不信。
謝大姐和蔣月明時道縣遺屬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採訪的兩個人，但因著這個原因，我始終不敢靠近他們。對於謝大姐，我只是裝做一個毫不相干的行人，匆匆地走過她的租書攤，彷佛不經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對於蔣月明，也是朋友遠遠地把他指給我看，我遠遠地看著這個堪稱英俊的年輕人，突然感到，心頭一陣酸疼。
2006年，我第三次去道縣進行補充採訪，聽朋友說，謝大姐已經病故。蔣月明也如謝大姐生前所盼那樣，完全走上了正路，據說他結過三次婚，或者是與三個女人同居過，有了一份小家業，開著一輛奇瑞牌的小轎車，過上了小康的日子。

第六十五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道縣出了一個著名的「告狀油子」李念德，他是道縣遺屬上訪告狀的一個領頭人，一個桀驁不馴的麻煩製造者，筆者從與他有關的材料上看到：他曾經上書鄧小平痛陳道縣文革殺人的76大慘案，曾經在國務院信訪辦的大門口貼出對聯哀嘆世道的不公，曾經在湖南省委的大門口攔住時任省委書記的毛致用的轎車告狀……總而言之一句話是一個不安分守己的傢伙。
他的名字我來道縣採訪之前就已經聽到過了，從一開始我就想採訪他，但猶猶豫豫，一直沒有付諸行動。因為幫助我進入道縣採訪的朋友曾告誡過我，你可以關注李念德家人被殺的案件，但千萬不要輕易去採訪他，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物，地方上對他的監控非常嚴，弄得不好，會惹出大麻煩的。但是隨著採訪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採訪過很多同樣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以後，我們的心又開始活絡起來，總覺得不採訪他，整個採訪中國就有一個極大的缺憾。我們開始在一些場合下有意無意地詢問他的下落，委婉地提出有沒有採訪他的可能。一位對我們的採訪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的處遺工作組負責同志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這個人現在就在縣裡，但是採訪他不合適。這個非常狡猾，很會鑽政策的空子，到處告狀，怎麼安都安不下來。這一次處遺工作中，為了把他安下來，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縣委縣政府領導，還有中央派來縣裡視察工作的周主任都出了面，親自做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安下來。現在去採訪他，他這個人很可能會有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如果引起連鎖反應，再次引發遺屬集體上訴事件，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來。」
於是我們打消了採訪李念德的念頭，人不能太不講道義了。我們已經給處遺工作組的一些同志惹了不少麻煩，將來恐怕還會有更大的麻煩，千萬不能再做對人不住的事。何況李念德一家13口人被殺的調查材料，我們手上都有，不一定非見本人不可。
十多年後，我第三次赴道縣補充採訪時，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與李念德不期而遇。這時他已娶妻、生子，並且令人驚訝地從一個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自學成材成了一名律師。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忠孝節義之人。只是五十多歲的人，竟然滿頭白髮不染一絲煙色，稍微讓人有點吃驚。李念德告訴我：「腦殼上的頭髮早在二十年前就白盡了。」交談之下，令我大吃一驚地是，這麼一個有名的「告狀油子」對於他的家人被害的具體情況竟然還沒有我一個外人了解得多！比方說李念德狀告劉代修、胡成位、何秀文等人確實是金獅庵村文革殺人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但筆者可以負責任地說，該大隊支書胡××比起他們來應付的責任一點都不會少，只不過胡支書為人生性沉穩，不喜歡拋頭露面罷了。細想一下，雖然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筆者曾採訪過不少的遺屬，在我的記憶中，能夠把親人被害的情況說得清楚的人非常之少。
李念德是在大屠殺剛剛開始時逃出道縣的，那一年他21歲。1967年8月某日，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鎮，碰到初中時的一個同學周××，當時周××在道縣一中讀書，告訴他農村裡在殺四類分子了，要他提醒家裡人注意一點。回家以後，他把這消息告訴了父母，當時壽雁和本公社（楊家公社）雖然已經開始殺人了，但消息還沒有傳開，地富人家一般都不大可能知道。所以父、母將信將疑，但李念德本人屬於四類分子子女中不太老實的那一種，在公社是出了名的，心裡不免有些害怕，就跟父母提出來，想跑出去躲一躲風頭。父親不太同意，但母親同意，說：「讓他出去躲一躲也好，莫沒整到我們先整了他。」父親看到母親這樣說，覺得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念德揣著父、母給他的40塊錢，離開了金獅庵村，到了祥霖鋪。
剛到祥霖鋪，迎面就碰到了祥霖鋪公社武裝部長魏永好把他叫住了：「念德，你來圩上幹什麼？」把李念德嚇了一大跳，幸虧事先已經作了準備，還不至於太慌張，就說：「生產隊派我來圩上買豆種的。」魏永好說：「那好，我捉了兩個貓仔，等一下，你買了豆種幫我帶回去。」原來，魏永好就是金獅庵大隊的人，跟李念德一個村的，他捉了兩隻抓老鼠的小豬仔，想托李念德幫他捎回家去。李念德聽了這才舒了一口氣，連聲答道：「好，好」。等魏永好到公社去拿貓仔，看到一輛去江永的班車來了，連忙買了一張車票，跑到了江永縣桃川鎮。
當時桃川那裡有十幾人大隊辦的小磚瓦廠，燒磚燒瓦都是用柴火來燒，需要的柴火量很大，但上山砍柴時是一件蠻苦的差事，當地人一般都不大願意干，主要靠一些外地苦地方來的人在這裡搞副業，砍柴賣。李念德年青力壯，有的是勞力，又不怕吃苦，就這裡安下身來，在山上搭了一個茅草窩棚，靠給磚瓦廠砍柴為生。
李念德走了大約十天左右，金獅庵大隊開始殺人。（1967年）古歷七月十七（陽曆8月22日），正是「雙搶」大忙季節，李念德的父親李光偉、母親王滿珍和兩個妹妹從田裡收工回家，已經到了晚上8點左右，正在做晚飯時，大隊突然召開全大隊群眾緊急大會，大隊貧協主席劉代修、支部副書記胡成位等人帶著大隊的幾個民兵來到李家，叫李光偉全家參加會議，李家人飯也不敢做了，趕快熄了火，跟著到了會場。
會場設在村裡的大坪子上，就是土改時李家被分了的李家大屋的前面。一到會場，馬上就把李光偉用棕索捆了起來。再一看，李念德的兩個伯伯，四伯父李光佑（50歲）歷史反革命分子，五伯父李光修（49歲）地主分子，一個堂兄李美德（29歲，李光修之子），都已經捆在這裡了。這2個人都是地主，實際上如果嚴格按照當時共產黨的政策說事，李光偉，特別是李美德只能算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可是在當時並不管那麼多，地富的帽子好像是世襲的一樣，反正凡是戴了地富帽子的人家，說未成年的就是子女，成年了就是分子。會場上另外捆著的還有3個人，本村的下中農艾學書（51歲）和他的兩個兒子艾長古（22歲），艾四古（18歲），艾家父子的罪名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艾學書這個人解放前殺過豬、開過雜貨鋪，嘴巴子特別多，逗人恨，特別是他在社教中提了大隊好幾個幹部的意見，得罪了不少人。
因為剛剛散工不久，幾個被捆的人都還沒來得及吃晚飯，有幾個連汗衫都沒穿，打的赤膊穿了一條短褲。
這7個人是根據（楊家）公社統一部署，經大隊開會研究決定的鎮壓對象。實際上大會開會時定的是8個人，還有一個名叫鄭會倫（28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因得了消息，中午時間跑脫了。
劉代修一貧協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命令李光修等人跪下，胡成位代表金獅庵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7個「階級敵人」的死刑。
應當說李光修等人，特別是艾學書父子對要殺自己思想準備還是不足的，願本以為是開會批鬥的，聽說是「死刑」，嚇得癱在地上。因為是「雙搶」大忙季節，耽誤不起太多功夫，劉代修等人命令大隊民兵將7個「犯人」拖出去立即執行。執行地點是開會研究時早已定好的，就在離村子不遠的山上，一個地名叫做龍泉山古的大天坑邊上。大隊民兵將7個人連拖帶拽押到了龍泉山古，用馬刀和鋤頭殺死，丟下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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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0
1967年）古歷7月24日中午，劉代修在大隊會計何秀文家歇飯氣的時候，談論起這次大隊殺人的問題，革命不徹底，人是殺了，但浮財還不好分，還留下一群「小老虎」，將來恐怕要搞報復。劉代修就提出來是不是開一個支委會討論一下。何秀文說這個主意好。兩人就分頭通知其他幾個支委來何家開會，經支委研究決定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通得過的就殺，通不過的就不殺算了。」
接著就召開貧下中農會，劉代修等人在會上講：「我們大隊上次殺了一批地富，現在還剩下這麼多地富，殺不殺？」群眾一致喊殺。當即把支委會上研究的名單提了出來，群眾全部同意殺，決定當晚將李家剩下的幾個人一起斬草除根，初步定出了一個9人名單，
再說李家的幾個人，自從當家人被殺以後，一個個嚇得雞崽子一樣，不敢哭，不敢鬧，都曉得現在不是為親人傷心的時候，而且自己小心保命的時候，一個個就像殺的是別人家的人一樣，每天，一大早就去出工，很晚才收工，幹活比以前更加賣力。總之就是希望好好地表現，能把個命保下來。一連過了六、七天，見到隊上沒有什麼動靜，心裡稍微感到鬆了一點。但是女人家的直覺就是比男人家強，古歷二十四這一天，李念德的母親王滿珍很不安，感到有大禍要臨頭一樣，聽到晚上又要開群眾大會。就稍微提早一點回了家，把飯煮起，又殺了一隻雞，來不及燉，用青辣椒炒了，給兩個女兒吃，自己一口都吃不下去。李念4的兩個妹妹，夾起一塊雞肉放在嘴裡嚼了嚼，感到咽不下去，又吐了出來。大家的心裡都明白這可能就是吃的最後的晚餐。
這時開會的時間到了，母女三人放下飯碗，往大隊部的大廳屋裡去。這一次開會的地點改在了這裡。從前四類分子訓話一般也在這裡。決定要殺的9個對像：李念德的母親王滿珍（44歲），四伯母羅雲珍（49歲，江西人），四伯母的兒子李道德（18歲），三叔李光仁（42歲），三叔的三個兒子李懷德（19歲），李勝德（17歲），李明德（15歲），五伯父的兩個兒子李承德（22歲，殘疾人啞巴）、；李滿德（14歲），到場一個，抓一個，捆一個。正在開會時，公社秘書蔣文經打過電話來，說已經接到上面的通知不允許再亂殺人了。 接電話的是本村社員蔣昌進。他連忙趕到會場向劉代修等人報告了。這個電話讓劉代修等人感到很奇怪，前幾天蔣秘書還打過電話來催殺人，比進度，怎麼突然一個180。的大轉彎不讓殺了？但是人都已經捆起了，「死刑」都宣布了，還能不殺？劉代修對蔣昌進說：「你去告訴公社，就說人已經殺了。」然和立即命令民兵趕快把被殺對象牽出去處決，並說：「殺錯了我負責。」
剛剛押著李光行等幾個走到金獅庵供銷社門前的公路上，大隊小學民辦教師魏禮躍從後面跑步上來4了，一邊追一邊喊：「劉主席，胡支書，等一下，公社來指示了。」原來蔣文經又一次打來電話，命令立即停止殺人，這一次口氣比較嚴厲，說是誰殺誰負責。因為蔣昌進按照劉代修等人的指示打電話向公社彙報人已殺了的時候，說話吞吞吐吐，蔣文經何等精明之人，一聽就知道有假，追問：「人到底殺了沒有？你要講實話。」聽得公社領導追問，蔣昌進又改口講，已經牽出去了。蔣文經考慮了一下，又追過一個電話來，制止殺人。這一次電話是魏老師接聽的。魏老師本來也覺得這樣殺人有些不應該，就跑步追上來，向劉代修等人傳達公社領導的指示。劉代修說：「魏老師，這是你就別管了，不殺了他們下面的事情不好辦……我負責就負責，坐牢我去！」隨即指揮民兵加快行動，把9個被殺對象押到黃旗子河邊，用繩索勒死，在河邊的沙地上，挖了一個坑，用沙子草草掩埋了。當天晚上，半晚時候下了一場暴雨，蚣壩河發大水，將屍體全部卷進河裡，沖走了。
殺人之後，金獅庵大隊成立了以大隊會計何秀文牽頭的浮財清理小組，將被殺人家的房屋、財產查抄一空。當晚，在大隊部大廳屋擺了六桌酒席，慶祝勝利。
下面，講一下逃跑出去的鄭會倫的下落。
鄭會倫，男，1939年出生，四馬橋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人，家庭出身中農，1965年「社教」中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從衡陽清退回鄉，清退前系三中教師。剛開始我還有點鬱悶，一個中學老師什麼帽子不好戴，憑什麼扣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呢？這頂帽子雖然不是什麼好帽子，但也不是什麼人都適合戴的。後來才鬧明白，根子還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那一個鄭會倫18歲，在道縣一中讀高中。筆者前面已經說過，道縣自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家裡出了一個會讀書的乃崽，不但父母揚眉吐氣，就連村裡的人都感到臉上有光。鄭會倫就是這樣一個人，書讀得好，人品好，長相還好。據道縣一種教過他的老師說：「這個孩子不但品學兼優，而且多才多藝。還是學生會的幹部。我們幾個老師對他印象都很好。他好像還是他的那個村子，解放以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
反右鬥爭是以請人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形式開始的， 當時縣裡辦了43個點，道縣一中就是其中之一，不但發動老師給黨提意見，也動員高中部的學生參加到運動中來。這些涉世不深、意氣風發的青年學生，大多是農家子弟，對現實生活中農村的問題、農民的疾苦有切膚之痛，肯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要提，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他們提了什麼意見，都是希望「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更偉大、更光榮、更正確。但是自12月進入反對「右派」鬥爭以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認為是對黨的領導的惡毒攻擊。進高三一個年級就揪出了28個「右派學生」，鄭會倫就是其中一個。幸虧當時中央文件上明確規定在中學生中不抓右派分子，所以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沒有扣實在頭上。改叫個左傾機會主義分子。
通過批評教育，和本人的深刻認識和沉痛檢查，總算勉強過了關。考大學的時候，居然還讓他進了大學校門。當然其間或有學校和老師婉轉護翼，亦為可知。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衡陽市第三中學當老師。但是案底還是在檔案里留下來。要說定時炸彈這就是一枚真正的定時炸彈。遲早要爆的。1965年「社教」中，定時炸彈引爆了，鄭會倫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清洗回了道縣老家。據筆者掌握的材料，道縣文革「殺人風」中，這類人一般都是公社點名優先要殺的對象，鄭會倫當然能在劫難逃。
按照慣例，殺人的決定首先只有大隊的幹部和黨員知道，然後在貫徹到社員群眾中去，各大隊基本如此，金獅庵野不例外。大隊婦女主任陳某某，既是大隊幹部，又是黨員，自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她聽到要殺鄭會倫，感到於心不忍，想來想去，叫過自己的黨弟，對他說：「今天晚上要殺六崽（鄭會倫的小名）了，你去給個信，叫他快跑。」堂弟在中午收工的時候，找到一個機會，把消息告訴了鄭會倫。鄭會倫聽到消息以後，大驚失色，出工穿的半截褲子都來不及換，披上一件上衣，拿了100多塊錢，36個糧票，慌慌張張地從村後面的山上逃了出去，翻山越嶺，到了江華。但江華這邊風聲也緊，雖然還沒有開始殺人，但群眾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像鄭會倫這樣的人，從小從家門到學校門，又從學校門到工作單位門（也是個學校門），在這種環境下，生存能力比起其他人來顯然要差了很多。再加上他那個樣子，一看就和當地人格格不入，因此在江華的瑤山上根本沒法安身下來。其實他應當繼續往南跑，跑到江華縣，然後從那裡坐車到衡陽市，這樣或許還有一條生路。當然這都是事後諸葛亮，當時那個人坐在瑤山上肯定是黃昏的，曉不得山下是個什麼情況，只曉得共產黨一個雷公天下響，道縣殺人了，難道江華縣就不殺人？七一轉八一轉，在山上轉了兩天，又轉回來了，轉到了蚣壩公社的赤崗營村。鄭會倫有個姐姐嫁到這裡，姐夫家是貧農，姐夫本人是大隊民兵營長還兼著治保主任。鄭會倫可能覺得這裡比較保險，現在這找到姐姐打聽一下情況，歇下腳，然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辦。可是沒想到姐姐躲著不見面，姐夫不讓他進屋。鄭會倫一連幾天沒有睡覺，實在太累了，就在姐夫的屋檐腳下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姐夫催他快走。實際上這個時候，他就不該到這裡來的，特別是在蚣壩這個地方，來了以後再想走脫就不那麼容易了，到處都有民辦攔關設卡，鄭會倫這個樣子打眼得很，根本無需盤問，看一眼就曉得是什麼人。結果被蚣壩的民兵給抓住了，把人送到了（蚣壩）公社。打電話到金獅庵大隊要大隊派民兵來領人。支部副技術胡成位帶著幾個民兵從蚣壩把人領回來，從小路回村子，從蚣壩公社的活動口插進來，那裡有一口廢瓦窯，幾個商量了一下，決定在這裡把鄭會倫搞掉算了。走到窯口前的是很，從後面一刀將鄭殺翻在地，推下瓦窯。因為害怕沒有殺死，幾個人又搬過一塊百十斤重的大石頭，丟下去砸。據當事人說：「正好砸在鄭會倫的肚子上，肚子砸爆了，腸子、肚子（胃）都飈出來了。」
金獅庵大隊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19人，其中自殺2人，滅門兩戶：李年德的伯父李光佑和叔叔李光仁的家。被殺17人中李念德一家佔了13口，除李念德殺人之前已經外逃，只留下3個女仔：兩個妹妹 ，一個堂妹（李光修之女）。其他的男人已經都殺光了，對於唯一剩下來的李念德來說，真正的磨難才剛剛開始。
那麼，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為什麼如此遭人忌恨？為什麼要遭受如此毀滅性的打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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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1
第六十六章 一棟大屋和一群人的命運
一位著名的建築大師說過：一座建築就是一段歷史。那麼且讓我們通過金獅庵村李家大屋這棟建築的興衰史看一看居住其中的一些人的命運。
李家大屋是在李念德的爺爺李老中醫手上修建的，修建的時候大約在1941年左右，修建的原因與李老中醫的一個兒子、李念德的三伯父李光佐有關。李光佐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路軍77師203團的副團長，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奮起抵抗日寇侵略，為國捐軀。李副團長壯烈犧牲后，國民政府按照優待撫恤抗日軍人的有關條例給李家發放了撫恤金。李老中醫領導撫恤金后，決定用這筆錢一些田、砌一棟新屋，在李老中醫看來這不過是將兒孫的賣命錢原自還給兒孫。於是他在金獅庵村起了一棟全村最大的豪宅——李家大屋。千萬不要把它想象成劉文彩的收租院，李老中醫還沒到那個份上，他不過就是一個中等地主，在金獅庵無疑是第一名，但在楊家鄉就要往後排了，在四馬橋區排名還得更加靠後，在整個道縣根本排不上隊。在當時道縣，貧苦農民的住屋，一般是夯土牆、衫皮頂、矮小簡陋。一般人家是杉木土磚結構的平房，一棟三縫，中為堂屋、側廳，兩邊是廂房，其餘豬舍牛欄、廁所、灰屋建於宅邊。有錢人家則是料石下腳，土磚砌牆，上下兩棟，內有廂房、天井。多為兩層樓，杉木樓板，樓上不住人，用來放置雜物、農具，以及其他雜物。李家大院就是這樣一棟住宅。它夾雜在金獅庵村大量的低門矮戶之中，確實有一點道州灰鵝站在麻鴨群里的味道。筆者在1986年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亦有類似的感覺。但到2006年再次看到它的時候，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李家大屋的旁邊再次看到它的時候，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李家大屋的旁邊矗起了好激動水泥紅磚的小樓房，反襯得李家大院灰塌塌的衰敗不堪。原先住在裡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房子大多用來養豬養牛，剩下沒搬的人只有一個，就是曾經擔任過大隊貧協主席的劉代修。有人說這是一棟凶宅，住在裡面的人都要背時。但是劉代修不怕，他說：「我怕個卵子，天大的時都背過了，再要背時不過一個死，死掉了還好些。」
不過說它是一棟凶宅還真的像那麼回事，住在裡面的人大多沒有好下場。照說李老中醫起屋時，是請了風水先生看風水的，那個地方我也見過，背靠後龍山，面對道坦公路，應當是個風水很不錯的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呢？真的有點說不清楚。
1951年土改的時候，李家大屋大部分被分配給了村幾戶貧農，只留了幾間偏屋給李家人住。李念德的奶奶在批鬥會上被打死了，二伯父李光儒被鎮壓了，一個伯母也打死了。李老中醫因年事已高，不當家理事，又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中醫師，留下來對人民有好處，得以倖免於難。不過有了能給人看病的這個本事，走到哪裡都還有得飯吃。後來楊家公社衛生院成立，把李老中醫收了去，利用他的一技之長為人民服務。李老中醫利用看病還有兩把小刷子，把自己一個讀過高中的兒子李光偉，也就是李念德的父親，帶在身邊當學徒，也進了衛生院工作。但因為頭上戴著地主分子的帽子，儘管在衛生院當醫生，還是有監督勞動改造的性質，所以必須要夾緊尾巴做人。
1960年過苦日子，全國大饑饉，道縣因為「共產風」颳得特別厲害，受災也特別重，餓死、病死的人特別多。金獅庵村祠堂裡面，堆滿了餓死和得水腫病病死的人，都沒有人有力氣去埋。
李老中醫幾個月沒沾一點葷腥，餓得眼睛發矇，看不清東西，實際上他可能比別人還強一點，還能喝上一碗帶點米星子的糠菜稀飯，好多人只能吃樹皮糠餅，但是老爺子從小好過慣了的，喜歡喝酒吃肉，土改以後，雖然劃了地主，但有給人看病的這門本事在身，混吃混喝的機會還是蠻多的。李老中醫當時年已8旬，人老嘴饞，一天到晚就琢磨著想吃東西，越餓越琢磨，越琢磨越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俗話說老小老小。人一老就跟個小孩子差不多。快過中秋節的那一天，李老中醫突然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舊社會得過一場大病是李老中醫救活的，因他家窮，連藥費都沒有收。現在這個人在四馬橋食品站負責賣肉，這可是當年最高尚的職業，「四個輪子一把刀，紅旗飄飄大菜勺」中間的那「一把刀」。李老中醫想起這檔子事，高興得不得了，跑起去找到人家，想賒個半斤肉，回家好過節。沒想到該人不但不賒，還講了一大堆七七八八傷人的話，當著好多人的面罵他老地主臭不要臉，哪個找你看過病？哪個吃過你的葯？李老地主臉皮薄得很，又羞又愧，居然跳了蚣壩河。
好不容易苦日子過去了，李家人生命力還算頑強，居然沒有人餓死。
1964年「社教」清理階級的時候，李光偉兩夫妻從衛生院被清理回家。一家人有重新住回大屋裡的那兩間偏房裡。生存的環境無疑越來越嚴酷，但李家人好像天生就有這個本事，能夠在石頭縫裡找到生根的地方，不論環境怎樣總能活得下去。而且好像活得比別人也差不到哪裡去。
直到1967年8月的道縣大屠殺中，全家族人幾乎被殺光為止。
那幾戶土改中分了田、分了房住進李家大屋的貧農人家，命運也說不得好。三年苦日子餓死人就不說了，那個事要怪只能怪「蘇修」、「美帝」 ，只講平時的日子，比李念德家好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解放前李家人吃飽飯，他們紅薯稀飯半年糧，現在他們紅薯稀飯半年糧，李家人紅薯稀飯大半年糧。以劉代修為例，這位三代赤貧的大隊貧協主席因1967年「殺人風」中，主謀殺害李光仁、李成德等9人，於1986年2月3日被道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劉代修被判刑主要原因有兩個：一、他是在「兩次得到上級明確制止殺人的通知，仍繼續為首組織成批殺人，情節特別惡劣，後果極其嚴重。」（見道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86]刑字第10號）二、被害者遺屬、「告狀油子」李念德死盯著他不放，狀子都捅到了天上，連中央派下來檢查工作的領導都親自過問此事，想不判刑不行，判得太輕都不行。
筆者可以負責任地講，劉代修確實是「背了天大的時」，在道縣類似他這種情況的人不在少數，基本上都沒有判刑，最多就是開除個黨籍，只有劉代修是判得最重的一個。所以劉代修恨死了李念德，他捶胸頓足地說：「當初要是殺光了就好了！殺光了，現在政府用不著賠錢，我也用不著坐牢。」不過對於坐牢，他還是坦然地接受了，說：「我不像有些人，搞些烏七八糟的事情。我殺人，不謀私利，就是為了保衛毛主席。為這個事坐牢，我感到光榮。」
1994年，劉代修在衡陽某監獄種了8年小（蔬）菜之後，因表現得好，提前釋放了。回家以後，村裡（大隊）召開支委會，沒有通知他，他自己去了。支部書記跟他講：「你現在已經不是支委了，連黨員都不是了。根據黨的政策，凡是坐牢的人，從坐牢的那一天起就被開除黨籍了。」
劉代修大發雷霆，拍著桌子說：「我是為了保衛毛主席坐牢的，誰敢開除我的黨籍？不行，我要找公社（鄉）領導問一下，憑什麼開除我的黨籍？」
然後，坐著不動。
支委們看著他坐著不動，也都不說話，也不看他一眼，陪著他死坐。
坐了一會兒，劉代修突然感到非常無味，悻悻地站起來走了。
也不知道後來他到底去鄉黨委問了沒有，總之從那以後，劉代修停止的腰身突然佝僂了，講話的聲音也沒有從前那樣噪脆了。
他開始默默無言地過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生活還是跟他繼續開了一個玩笑。他的老婆跟著別人走了，兩個兒子也跟他分了家。大兒子至今沒有成家，小兒子雖然成了家，但經濟上不是那麼富裕。他們這個三代貧農之家，如今成了五代貧農。留下劉代修一個人孤苦零丁地住在李家大屋裡，日子過得很辛苦。楊家鄉政府成立了一個敬老院，救助鄉里的孤寡老人，但是劉代修因為有兩個兒，不合救助的條件。好在劉代修從小苦慣了的，不怕吃苦，同時有雙勤勞而靈巧的手，屋裡屋外的事情都難不倒他。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對李念德的仇恨卻在與日俱增，他說：「不要著急，先讓他得意。下回上頭又喊要殺，老子第一個就要殺掉他！」


第六十七章 「告狀油子」是怎樣煉成的

李念德跑到江永桃川安身的地方叫六十公，說來也巧，楊家公社有個人也在這裡做事，認得李念德，就向公社報了案，所以大隊上的人也知道他躲在了這個地方。大隊幹部開會時，有人提出我們大隊哪個都可以不殺（實際上已經殺了），第一個要殺的就是李念德，這傢伙留下來破壞性太大，決定派專人到六十公把李念德抓捕歸案。第一次派人去，六十公大隊磚瓦廠的負責人不同意。雖然這個時候江永縣受道縣殺人影響也殺了四類分子，但搞得沒有那麼凶，特別是桃川這邊離道遠，基本上沒有怎麼殺人，同時對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也有個區別對待，就向道縣剛開始殺人那樣，殺人抓人多少還得找點理由才行，光憑四類分子子弟這一條就來抓人不行。現在我們六十公磚瓦廠任務緊得很，做事的人手太少，要抓你們以後再來抓。
由於李念德做事下手，誠實，人又靈活，磚瓦廠的負責人對他印象很好，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李念德，同時把他們家出事（被殺）的情況也講了講。李念德聽了又驚又怕，要馬上逃走，又一時想不到逃到哪裡去好，另外一方面，做了這麼久的事還一分工錢沒有拿到手，就想還是先做著，等工錢拿到手再走。不過，他也作了隨時逃跑的準備，把山上的窩棚換了一個地方，又把砍柴刀換了一個三尺來的札木把，隨時常在身邊。
第二次，大隊上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又來抓人，但隔著一個縣來抓人，六十公大隊要他們到（桃川）公社去批。
大隊上派來的人從桃川公社批了條子，第三次來抓人的時候，李念德拿起隨身攜帶的砍柴刀，跳到了窯頂上。抓他的人從四面圍上來，李念德用砍柴刀指著他們說：「不要過來哦，砍傷了不要怪我。」
這些人沒想到李念德如此兇殘，一時嚇住了。李念德乘機揮動砍柴刀沖了出去，跑上後面的都龐嶺，從窩棚里拿上衣服，逃了出去。因為事先已有思想準備，所以倉促之間還不至於驚慌失措。他按照事先已經想好的路線，從都龐嶺的龍虎關，過到廣西境內，然後從那裡坐班車（長途客車）到了恭城，再從恭城坐班車到了桂林，從桂林坐火車到了北京。
李念德有一個叔叔叫李光倫，在鐵路部門工作，原來是北京永定門車站的一個小幹部，現在已經作為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在永定門車站掃廁所。
李光倫看到侄兒失魂落魄地闖進家門，大吃一驚，知道是老家出事了，但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出這麼大的事，聽到李念德講過情況，驚得嘴巴半天都合不攏來。
叔侄二人分析了一下情況，覺得道縣這個做法不合乎黨的給出路的政策，也不合乎「十六條」的規定，就由李念德出面寫了一份申訴材料，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問題。接待站的解放軍同志看到這個地主狗崽子好大的膽子，居然跑到文革接待站來告貧下中農的刁狀，臉都氣紅了。厲聲命令他：「你馬上給我滾出去。」李念德稍微走得慢一點，被該同志兩腳踢出了房門。
李念德只覺得天旋地轉、渾身發抖，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是怎麼走回叔叔家的。李光倫聽到這個情況，把頭低下來，再不做一句聲。之後，大家心照不宣地再也不談道縣殺人的事情。
在叔叔家裡住了幾天，雖然叔叔沒有趕到李念德走的意思，但李念德業看出來了，叔叔這裡是住不下去的，一個地主狗崽子，身上又沒有個證明，住在一個牛鬼蛇神家裡，周圍都是革命人民警惕的目光，查戶口的不說是一天來三次，至少三天來一次，若不是叔叔從前在單位上人緣還好，早就把李念德揪到革委會審查去了。所以當李念德提出要走，叔叔也沒有留他，默默無言地給他買了一張回湖南冷水灘的車票。看起來，腳下到處是路，只要願意做苦工，到那裡不能生活？其實不然，當時的情況戶籍制度鐵板一塊，人口流動受到嚴格的控制，一個人出門在外，沒有原籍地方基礎組織出具的證明寸步難行。
天地再大，對李念德而言，只有回道縣一條路可走。
就這樣轉了一個圈又回了道縣，這時道縣「殺人風」已經平息，但李念德還是不敢回金獅庵村，人都是這樣，病急了亂投醫，他想起一個李家叔叔在月岩林場工作，雖然平時來往不多，但現在也顧不得那麼多了，就硬著頭皮去找他。這位本家叔叔就在道縣工作，對於道縣殺人到底是怎麼回事，肯定有所耳聞目睹，對這個本家侄兒的遭遇非常同情，幫他在林場里找了一份挖杉山的臨時工。李念德總算又找到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在林場里干到第二年（1968年）的10月份，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鎮，碰到金獅庵養路班的一個熟人——老何，老何是一個歷史分革命分子，李念德連忙扯住他，向他打聽家裡的事，老何把他家裡的情況說了說，李念德這才知道屋裡還有兩個老妹沒有殺。老何又要請他吃碗面，兩個人就在二中對面的一家飲食店裡坐下，要了兩碗1角5分錢一碗的肉絲麵。面還在煮的時候，老何又說他有點事出去一趟，馬上就回來。李念德說，好好。
面端上了桌，老何還沒有回來，李念德就一邊慢慢吃面，一邊等。面還沒有吃完，門口進來一個人，不是老何，是縣公安局刑偵隊的何隊長。何隊長走到李念德面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李念德。」
「什麼地方人？」
「楊家公社金獅庵。」
「什麼成分？」
「地主。」
何隊長從屁股後面掏出一根索子來，宣布：「你被捕了。」
李念德乖乖地把手背到了後面，讓何隊長結結實實地捆了起來，然後把他送進了縣公安局的收容所。收容所的每間號子原來是按關4個人設計的，現在每個號子里最少都要關到二十來人，最多的要關到三十多個，除了一個放尿桶的地方，每個人只有一尺二寸到一尺五寸寬的地方。當時牢里的那個規矩沒有後來那樣黑暗，但老規矩還是有的，新來的犯人必須睡在馬桶邊上。好在李念德不在乎這個，睡在哪裡都可以，只要有地方睡就可以。牢飯每人每天9兩米，但坐在號子里不做事的犯人要省出2兩米給在外面做事的犯人吃。
李念德運氣好，七兩半沒吃得幾天，負責守衛收容所的武警指揮員把他提到了辦公室，問他：「你犯的什麼罪？」
李念德說：「我曉不得犯的什麼罪？」
「你是怎麼抓進來的？」
李念德把自己被抓的過程如此這般說了一通。
指導員不等他說完，就打斷了他的話說：「好了，好了，不要多說了，明天去挑水。」
原來，當時道縣基本上沒有自來水，縣裡只有少數重要機關打了水井自建提水設備，其他一般都是飲用井水和河水，收容所的生活用水全部要靠人工到下面的瀟水河裡去挑水上來。李念德因禍得福，得了這麼個好差事，不但每天多吃得幾兩米（每天1斤2兩），而且比一天到晚死捱在號子里聞臭氣要舒服到天上去了。
在收容所里挑了一個月的河水，指導員把李念德又叫到辦公室，向他宣布：「你可以回去了。」李念德說：「 我不回去，我在這裡好，因為我怕殺。」指導員說：「你既然不肯回去，我這裡也不是久住的地方，只好送你去看守所了。」
就這樣李念德開始了他之後17個月的監獄生活。其間有很多精妙絕倫的故事，都與道縣文革殺人時間事件有關，都只能理解為上蒼處心積慮的安排，筆者將在後文中講述別人的故事時，順便談到。
在看守所關押的17個月中，李念德曾經有過二次被釋放的機會，他都死賴著不肯出去。他已經完全適應了看守所的生活，感到裡面比外頭舒服得多，在裡面只要對幾個看守幹部點頭哈腰、低三下四就可以了，在其他人面前他一律趾高氣揚、耀武揚威。特別是到後來，挑水要他帶隊，到外面去挖防空洞也要他帶隊，讓他真正體會到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
公元1970年3月某日，新來的縣武裝部部長兼縣委書記陳鳳國親自到看守所找李念德，動員他回生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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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2
李念德提出三個要求：
第一不殺我；
第二給口糧；
第三不批鬥我。
陳鳳國哈哈一笑，說：「這三條我可以給你保證。不過，你回生產隊以後要好好參加生產勞動，好好改造思想，不要到外面亂跑了。」
陳書記是一個說話辦事特別認真的人，當即派了兩個民兵，把李念德送回了四馬橋區，區政府秘書顏××根據縣委陳書記的指示，專門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李念德送回來金獅庵村。
之後，李念德在金獅庵村的生活，筆者想用李念德本人在控訴材料里寫的一段話來總結：
「他們說我『攻擊新生的紅色政權』，『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四次遭受毒打，口吐鮮血，左手被打斷，腦枕骨被打裂，診斷為腦外傷後遺症，現已終身殘廢。」
1974年4月，因大隊又要組織對李念德的批鬥，李念德再次逃跑出去。在江永、江華一帶靠做工和「非法行醫」 為生。
公元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神州上下一片撥亂反正之聲。在外面又已漂泊了五年的李念德登上了北去的列車，再次來到北京，開始了他漫長而又艱辛的上方生涯。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個說法。成了道縣最著名的「告狀油子」。
1981年冬，雪滿京城，顛沛流離，饑寒交迫的李念德的國務信訪辦的大門上貼出那副驚動京城的對聯：

過一年少一年自嘆白髮滿頭仍是光棍數九寒冬臘月無棲身之地哀哉
漂半生睡街頭可憐孤影常伴上訪終身十足傻瓜痴漢無告狀之門悲乎

        1982年初，李念德被收容遣送回道縣，在蚣壩橋邊碰見了68年時一起關在看守所里的一個牢友、老右派分子徐××老師。二人見面，心情十分激動，想不到都還活著。尤其是徐老師，坐牢的時候，年近5旬，體質較弱，對各項監規較難適應，經常受到體罰，跪不任何人跪得多，打比任何人打得多，四肢麻木，幾近萎縮，牢中無醫藥，李念德可憐他，每天都幫他做按摩。談起出獄以後的經歷，不禁唏噓再三。相比起來，徐老師命運要稍好一些，隨著全國右派帽子一風吹，他摘了帽，平了反，恢復了教師待遇。兩個人坐在公路邊上足足談了兩個多小時，通過這次談話，李念德認識到了兩個問題：一、道縣「亂殺風」不是一批零散的殺人案件而是一個整體的歷史事件，「亂殺風」的問題不解決，個人的任何冤情都得不到解決，要解決個人的冤情，首先要解決整個「亂殺風」的問題。就像「右派」問題一樣，整個反右問題不解決，摘了帽子，還是「摘帽右派」。二、共產黨如果還要搞「個人階級鬥爭為綱」，「亂殺風」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共產黨如果真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亂殺風」的問題就必須解決。
到家裡以後，李念德這個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拿起來筆來，在如豆的油燈下，給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寫信，上告道縣文革「殺人風」。

尊敬的鄧副主席：
您老人家好！
我是湖南道縣楊家鄉金獅庵村第五組村民，名叫李念德，現年36歲，今特向您老人家控告1967年道縣反革命大屠殺的一些情況，便為民請願，請求黨中央依法查處。
1967年8至9月，在我縣縣委副書記***、***、**的指使和策劃下，從大隊到公社普遍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私設刑堂，無視黨紀國法，乘「文革」動亂之機，大肆屠殺無辜人民，據統計共有6000多無辜人民慘遭殺害。他們未經任何司法機關批准，只憑大隊、生產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一句話，就可置人死地。行刑時，有的被活埋，有的用炸藥包炸得血肉橫飛，有的用刀活活砍下頭顱，有的被活活絞刑而死，有的婦女被輪姦殺死，有的被殺夫奪妻，有的被丟進窖中集體放火燒死。上至80多數的老人，下至未滿月的幼兒都不放過。一時間，道縣屍橫遍野，水臭風腥，其慘不忍睹。被殺人中，有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某些偷摸盜竊之人，更有甚者，還有與他們不同觀點的黨員與國家幹部，也有家庭好一點點的貧下中農……
（以下數十個案例，略）

是年數百名遺屬集體赴北京「喊冤告狀」驚動天聽。在眾多遺屬不斷上訪申訴之下，1982年 ，全國政協將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有關申訴材料列入議事日程進行討論。處遺工作由此發軔。


卷八

第六十八章  「開大鍋飯」
第六十九章  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第七十章    大義滅親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鐵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獸之間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遺
第七十四章  一個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第七十六章  喝酒誤事
第七十七章  道縣周圍十縣市文革殺人事件概述

第六十八章 「開大鍋飯」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處遺工作組立專案調查處理的有401案，每一案都可以用「慘無人道、罪大惡極」這八個字進行評判，在這些真實案例的面前，什麼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等等，都只能證明我們想象力的淺薄。這些案子，筆者前面已經講了一些，主要是從被害者這個視角探討的，下面還將講一些，將主要從殺人者這個視角進行探討，總體說來，這些殺人者除少部分本身就是作姦犯科之徒外，大部分都是老實本份的作田人，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表現得如此瘋狂與血腥？而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在這場群體的瘋狂與血腥中究竟失落了些什麼？
筆者並非有意展示血腥、暴戾、猥瑣、愚昧、醜陋的場面，但它是道縣文革大屠殺有機的不可忽視的構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應當是我們整個民族反思的起點。

「大鍋飯」這個詞，新華字典上的解釋是，供多數人吃的普通伙食。這個應當只屬於中華民族的專有名詞，產生於1958年大躍進時期，那個時候，城鎮里，到處在搞土法上馬大鍊鋼鐵；農村中，搞大兵團作戰，辦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把千家萬戶的鍋子都收了來，砸爛了去煉鐵，人則集中在大食堂里「吃大鍋飯」，食堂開餐就叫做「開大鍋飯」。然而在1967年的道縣它又被賦予了嶄新的內容……其實不用筆者再多費口舌了，是個中國人早就聽就懂了。
下面講一個「開大鍋飯」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祥霖鋪區下蔣公社田廣洞大隊。這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從田廣洞村往東南方向，步行約二、三里路，有一片山坡叫做鬼崽嶺，鬼崽嶺有一個鬼崽井，井的上方有一片闊葉林，樹高葉茂，陰氣森森，林中有一塊空坪，一畝地大小，據說是古代社壇遺址。該處有大量人形石塊，高的1米左右，矮的10來公分，大小不等，形態各異，栩栩如生。有的散在地面，有的埋入土中。因為附近都是高山峻岭，荒無人煙，早晚光線朦朧時，一個人從這裡過，看到這些人形石塊，往往會感到陰風習習，脊背發涼。當地人把這裡叫做鬼崽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關於這些石塊的來歷，當地人給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傳說四百多年前，距此不遠的大井村出了一個高人黃九日，他不但武藝高強，而且有法術，隨身的一口寶刀，不能出鞘，扯出鞘來，附近的雞鴨腦袋都要落地。黃九日18歲那年，率領一批陰兵陰將，要把龍虎關流到廣西那邊的水堵過來，灌溉湖南這邊的田地。廣西那邊請出一位神人和他鬥法，結果黃九日敗了，死在那邊。臨死前命令手下陰兵陰將撤回湖南，行至鬼崽嶺，天已經亮了。陰兵陰將不能見光，見了光再也動彈不得，化成大大小小的人形石塊永遠呆在了這裡。
這個故事顯然不能說明石雕的真正來源，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筆者不懂得它的珍貴，沒能收藏一塊。記得帶我們採訪的鄉幹部特意找了一塊1尺來高比較好的要我帶回去，說是能避邪。因嫌太沉，辭謝了。後來聽說，1988年省考古隊考察后認為，該地是戰國時期的祭祀遺址，這些石雕像是2000年前的文物。可惜石雕像文革「破四舊」大多被搗毀，1986年我去看時，保存完整的已不多見，像當時準備送給我的那塊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被害人叫李金翠，江永縣朱家灣大隊一戶貧農家的女兒，1966年10月經人介紹與道縣下蔣公社田廣洞大隊的陳高肖結婚。陳家成份高，李金翠本來不願意，那個年頭，貧農家女兒下嫁到地主家，人前人後都要矮人一頭，除非硬是嫁不出的，才會選擇嫁到地富家。可是她出落得一朵花似的怎麼就會同意呢？原來介紹人介紹得好，說陳高肖的父親雖然解放前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但在迎接解放軍進城做過貢獻 ，功已抵過，是地主分子里的「開明人士」，不作四類分子對待。再一看小夥子，模樣強，心眼好，能吃苦耐勞，也就同意了。婚後小倆口恩恩愛愛，羨慕的說他們是天生一對，嫉妒的罵地主崽子有艷福。
8月26日，陳高肖出工回來，正在洗澡，大隊上一個外號叫「青狗」的民兵陳高友來叫他。李金翠憑女人的直覺感到心中忐忑不安，就問：「高友，叫他做什麼？」陳高友答道：「放心吧，好事！我跟高肖好得不得了，難道還會害他？」陳高肖穿好衣服急急忙忙地跟著陳高友到了大隊部。一進門，就被早已候在那裡的民兵五花大綁起來。陳高肖連聲問：「什麼事，什麼事？我犯了什麼法？」外號「番薯腦殼」的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二話不說，上來一梭標捅在陳高肖腿上，痛得陳高肖大叫：「哎呦，你要殺人呀？」陳登義也不答話，把手一揮，旁邊七、八條漢子一涌而上，亂棍齊下，象打野物一樣把他打死了。陳登義把陳高肖和另外兩個此前已經如法炮製了的地富子弟的腦袋用馬刀砍下來，插在棍子上示眾，以示革命堅決。
噩耗傳來，李金翠嚇得暈死過去。她才二十一歲，腹內還有一個四個月的胎兒，頃刻間成了寡婦。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衣物，裝好幾隻雞鴨，跌跌絆絆逃回了娘家。
可是貧農娘家也保不住她的安全。
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禧派民兵到朱家灣送來「通令」，勒令「十二小時內把地主婆李金翠押回我大隊，否則將採取革命行動」。
田廣洞人歷來強霸，素以械鬥兇猛著稱，朱家灣大隊迫於壓力，不顧李金翠娘家人的哀求，深夜十一點鐘把她押回了田廣洞。
兩地雖隔縣份，但都在縣界邊上，路並不是很遠。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
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夥計們哪，朱家灣、倒水洞一帶的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裡為什麼就不開呢？」
陳登義說得更明確：「殺都殺得，搞還搞不得嗎？」
當時田廣洞的民兵已經集中起來，實行軍事化管理。所有基幹民兵都集中在小學校的幾間教室里，統一食宿。走廊里擺了十幾隻雞籠，小操坪上用石條砌了個臨時豬欄，把被殺人家的豬呀、雞鴨呀都弄來，供他們享用。這天下午，他們又殺了一頭豬，挑來一擔米酒，三十多個人圍在一起，幺五喝六，大吃大喝。
其中一個獐頭鼠目、40多歲的傢伙一邊喝，一邊擠眉弄眼地說：「嶄勁吃，大家吃飽些呀，吃飽了，好有精神開大鍋飯呀。」他叫陳錫位，一個五毒俱全的傢伙。
眾人哈哈大笑。
等到酒肉灌滿肚腸，夜已深了，勁也嶄足了，他們把關在大廳屋的李金翠拖了出來。
所謂的大廳屋就是我們前面講的民兵集中住宿的小學校。不過村裡人還是習慣將它稱為大廳屋。大廳屋是道縣農村一種常見的建築，一般是村子里的公產，幾乎每個村子都有一個，是一種類似四合院的建築，分前廳、后廳、天井和左右過道等幾個部分。前廳進門是一個雕刻精緻的木壁，左右廂房，兩條過道直通后廳。后廳較寬敞，也分三間。房間由木柱嵌板壁分隔而成。解放前，這裡是全村人供奉祖宗吃清明酒的地方。解放后，成了全村人開會和孩子們念書的地方。學校村辦以後，田廣洞大隊的大廳屋就正式改成了小學校。現在學校停了課，就成了大隊民兵指揮部。
一個叫陳高和的民兵建議：「把她拉到村子邊上那條旱溝里去搞。」
另一個叫陳高潮的有顧慮：「豬嘴巴捆得到，人嘴巴捆不到，搞不得的。」
陳高和解下結在腰上的汗帕說：「我用這個把她的嘴巴捆到。」
又一個叫陳高仇的提出：「還是拉到村外邊那間小茅屋裡去搞好些。」
李金翠嚇得癱倒在地上，渾身發抖。
陳錫位說：「深更半夜的，不要那麼多麻煩，就在這裡搞算了。」
幾條漢子就把李金翠拖到學校裡面撘建的一個舞台下面。陳錫位提著一盞馬燈，照著這個李金翠的臉。三十多個手持馬刀、鳥銃的……（不好措詞）把她團團圍住，一雙雙淫笑著的眼睛死死盯著她豐盈的身子。
陳錫位一把撕開李金翠的衣裳說：「看這對奶子，這個屁股，正好給你們這些單身公開洋葷哦。沒試過味的先上。」
「慢點，慢點，等我來開頭炮。」二十來歲的陳高友撲上去就動手。殺陳高肖他是立了頭功的。
「要得，要得，讓『青狗』開頭炮，其他人輪流來。」
李金翠死死地護住自己的下身，拚命反抗。
陳錫位把馬刀架到她脖子上：「再動，就宰了你！」
李金翠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動了一下，她想起幾天前被砍頭的丈夫和肚子里的孩子，痛苦地一陣抽搐，閉上了眼睛，哀求道：「你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好吧？」
「青狗」迫不及待地去撕她的褲子。
李金翠說：「你莫撕我的褲，我只有一條褲子，撕爛了就沒得穿了。我自己來脫。」
等女人脫了褲子，「青狗」向那已經微微隆起的腹部猛撲上去……
李金翠又哀求道：「你輕一點，我肚子里有毛毛了。」
「青狗」嘻皮笑臉地說：「就是要重一點，一個地主崽子，壓壞了有什麼要緊的。」他一邊發泄獸慾，一邊把手伸進李金翠的衣袋裡掏走了裡面僅有的20元錢、4丈布票。
接著就是那個外號叫「番薯腦殼」的貧協主席陳登義，他對面前這個女人早就垂涎三尺，過去就曾經調戲過李金翠，被李金翠罵得狗頭淋血。哼哼，這一次看你還敢不敢罵老子！這個無賴把自己那根東西在李金翠臉上晃來晃去：「來，來，來，試下子我這個傢伙比你老公那個有味些不！」
第三個就是陳錫位，我們在前面說過，此人已經40多歲，是個五毒俱全的傢伙。他本來沒打算親自下場的，一開始就表了態：「我搞得多，先優先你們這些沒開過葷的。」一手提著一盞馬燈，一手拿著塊抺布，在一旁做些輔助工作，搞完一個，用抺布把女人的下身抺兩下，方便下一個。可是看著看著上了火，把馬燈、抺布往身邊的人手裡一交：「莫忙，莫忙，讓我來教你們幾招。」
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當第十二個「開大鍋飯」者從李金翠麻木了的身上爬起來時，雞已叫了三遍。
「快呀，快呀，不然就沒有這好機會了。」陳錫位在一邊興奮地鼓勁。
可是，幾個早扯脫褲子，急不可耐等著上場的人，一看清剛從女人身上爬起來的那個傢伙，不由倒抽一口涼氣。這傢伙有麻瘋病嫌疑！他父親就是個麻瘋病人，解放前被燒死的。道縣有個賣麻瘋的傳說，其實是迷信，說是麻瘋病人跟誰有了性關係就把麻瘋病賣給了誰。賣麻瘋人人願意，買麻瘋誰都不願意。他們又把扯脫的褲子不情願地穿了起來，口裡罵罵咧咧地說：「屌你老母親的！不搞了，不搞了，天都亮了。」
太陽出來以後，這幫人把四肢冰涼、臉皮浮腫、氣息奄奄的李金翠抬到了本隊老單身漢陳高月家，強迫她答應嫁給陳高月。陳錫位對陳高月說：「高月王八蛋，得了這個女人就是得十回麻瘋都值。」當晚，李金翠又遭到陳高月的蹂躪。
李金翠恢復神智后，尋找機會，逃回了娘家，總算撿回了一條命。腹內胎兒卻流產死去。
這些禽獸不如的傢伙究竟是些什麼人呢？粗一看清一色貼著貧下中農的標籤，個個「根正苗紅」。細查一下，不對了，問題來了！讓我們按照輪姦的順序看看都是一些什麼貨色：
一號　陳高友，外號「青狗」、「黑手」，賭徒。
二號　陳登義，外號「番薯腦殼」，原系大隊貧協主席，因貪污被免職，是殺害陳高肖等人的主要殺手。
三號　陳錫位，此人五毒俱全，57年搞封建迷信受過批判，60年任大隊黨支部副支書，又因貪污公款、強姦婦女、逼死人命判刑8個月(因為是「五風」中犯的錯誤，領導上負了主要責任）；66年又貪污公款，聚眾賭博。文革中，當了大隊造反派的頭頭，夥同他人共殺16人。
四號　陳高和，文革中，挾嫌報復殺害一名郭姓社員。
五號　陳吉光，當時較年輕，只有十五、六歲，是一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
六號　陳高仇，賭棍；58年曾故意毒死生產隊一塘魚。
七號　鄭××，二流子，溜打鬼（遊手好閒之徒）。
八號　陳××，賭徒。
九號　陳××，曾貪污公款。
十號　陳登積，外號「趕山狗」，慣偷，曾偷宰過生產隊的耕牛。
十一號　郭發清，賭徒，原道縣二中「紅聯」頭頭。
十二號　陳高輝，麻瘋病嫌疑者，曾姦汙過婦女。
當這樣一些人手上有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麼事情干不出來？筆者在道縣採訪中多次聽到當地農民說這麼一句話：「那些亂殺風中，跳得高的，殺人強姦的，除了充積極圖表現的，都是一些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人。正而八經的作田人，哪個去做這些空頭路。」錄之，願後來當政者，再思，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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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3

我們在田廣洞採訪時，有人悄悄地向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線索：這幫人曾不止一次深更半夜敲過地主女兒陳紫珠（已被殺害）的家門，要開她的「大鍋飯」。陳高仇還恬不知恥地說過：「陳紫珠這個地主婆生得好漂亮啊，我看見了就想搞。如果讓我在大路上碰到了，我就要在大路上搞她；要是討了她做老婆，我三個月不吃飯都是飽的。」至於這個「大鍋飯」到底開了沒開呢？陳紫珠已死，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但是，要查清楚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吧？幾乎是明目張膽地做下的事，怎麼會查不清楚呢？
但是，處遺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也只好「民不舉，官不究」了。
只是，太過於欺負死人！
我們在處遺工作組的相關材料中看到，田廣洞大隊的殺人行動與下蔣公社黨委組織委員朱芬祥有直接關係，朱於1967年8月25日親自來到田廣洞，召開大隊幹部會議，煽動部署指示殺人。田廣洞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2人（其中自殺5人），其主要責任人是大隊副支書陳登祿、民兵副營長陳高信、大隊支書陳東旺、民兵營長義正禧等；其中陳登祿和陳高信二人為首殺害16人，並多次參與強姦、輪姦婦女。有揭發材料稱，該大隊民辦教師賀劍華就是被陳高信一夥輪姦后自縊身亡。

道縣大屠殺中，四類分子家庭男人被殺，女人被強姦、輪姦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強姦、輪姦殺人是道縣處遺工作中明文規定要進行追究的四種案子之一，但對於在「亂殺風」中犯有強姦、輪姦罪行的人，只要不是殺人奪妻、殺人奪女，或者強姦殺人的，一般不予追究。何況還有不少被害人後來與強姦者成了夫妻，生養了兒女，當年的老賬就更不好怎麼算了；也有一些被姦婦女，因為順從了施暴者的淫威而得以保全性命，現在再追究也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殺人的事都要寬大，強姦、輪姦的事情追究起來還有個頭？不如乾脆網開十面，統統寬大。像李金翠這樣被「開大鍋飯」，最終保住了性命的應當要算比較幸運了，慘遭強姦、輪姦，又慘遭殺害，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下面筆者再講一個發生在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白露塘大隊的故事，被害者陳國珍，女19歲，家庭出身地主。
再過幾個月，等到秋收以後，陳國珍就要出嫁了。按照道縣當時的習俗，她在母親的陪同下到男方家裡看過了家，男方也來她家下了定，良辰吉日也定下了，只等收過晚稻就熱熱鬧鬧地送親迎親。男方的家境不是很好，但陳國珍不看重這些，她看中的是男方是個貧農，這一點對她太重要了，這一輩子最讓她傷心的事就是投胎時不小心走錯了路，投到了地主家裡，吃了多少虧，慪了多少氣，搞得一輩子伸不了頭。嫁了過去，自己就是貧農家的人了，再不是地主了，將來生了孩子也是貧農，這一輩子就能伸直腰杆子做人了。一想到這一點，陳姑娘就盼望日子過得快一點，再快一點……
陳國珍的父、母也很高興，含辛茹苦把女兒養大了，又把她嫁到了一個好人家屋裡，總算了結了一塊心病。當然還有好多心病沒了，但那是沒辦法的事，只能慢慢熬，慢慢了。現在陳家父母主要任務就是節衣縮食，為女兒置辦嫁妝，要儘可能地讓女兒風風光光地嫁過去，免得到了婆家以後慪氣。
他們的生活圈子很小，生活目標也很小，心心念念的就是這一輩子能夠吃飽飯，穿暖衣，把兒女養大成人，對北京、長沙、道縣，甚至公社裡發生一切都不懂，更是不敢去關心……
但是——高高在上的命運之神卻和他們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如果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們一定是前世做過極大的惡事，不然絕對不會受到後來那麼可怕的報應！幸虧從古到今，積善之家災連禍結，作奸之徒福壽雙全的事屢見不鮮。不然陳家真是死有餘辜了。
1967年8月25日，岑江渡公社副書記兼組織委員劉啟富和公社秘書莫榮星到了白露塘大隊。緊接著大隊上就召開會議，說是上頭來了指示，又要殺地富了。說殺就殺，把大隊上的幾個分子（包括子女）拖出去，一聲喊就殺掉了。陳國珍的父母也在其中。
父母被殺以後，陳國珍被本大隊基幹民兵張恩仲、張先華等人關押起來，開她的「大鍋飯」。據知情人說，當時陳國珍雙手死死地護著身子，哀求道：「求求你們了，不要這樣，我還要嫁人的……」張恩仲、張先華等人說：「你這個地主婆還想嫁人，你男人早就不要你了。」上來拉的拉手，壓的壓腿，把陳國珍的衣服剝光了……一連兩天兩夜，這班畜生在陳國珍的身上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賽看誰搞的次數多！
陳國珍之死，說起來或多或少又與苑禮甫有一點點關係。需要鄭重申明的是，苑禮甫與陳沒有任何瓜葛，也沒有指示或者批准殺陳，但是陳國珍所在的白路塘大隊屬苑副區長管轄，苑副區長考慮到祥霖鋪區殺人進度大大落後於形勢，把上渡民兵指揮部的民兵派下來「補火」大殺三天。這樣一來，白路塘大隊就必須要再殺一批了。陳國珍在劫難逃，上了「補火」名單。
8月28日，白路塘大隊「補火」殺二批時，張恩仲、張先華等人躲著陳國珍不見面。因為在輪姦陳的時候，他們說過保證不殺這樣的話。陳國珍被押去殺場時，總在問：「恩仲哥呢？他說過不殺我的。」
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頭頭說：「誰也救不了你的命！你莫想用美人計來破壞我們貧下中農隊伍。」
據說這個陳國珍就是一個妲己，九尾狐狸變的，騷風大得很，殺她的時候，好多平時革命性蠻堅決的基幹民兵都畏畏縮縮，不敢向前。一個民兵閉著眼睛捅了一梭鏢，捅進肉里還不到二寸深，副大隊長張啟勝看著這幫不爭氣的傢伙，心裡惱火得很，大吼一聲：「閃開點，看我的。」一把扯下陳國珍的褲子，把梭鏢對準陰道，用力一桶，足足捅進1尺多深……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類似陳國珍這樣的案例不是絕無僅有，例如：上關區東門公社烏家山大隊婦女黃蘭根被本大隊4個民兵輪姦后，用梭鏢捅進陰道殺害，她3歲的小兒子被殺人兇手拎著小腿甩出去活活摔死。
又如：（1967年）8月25日，道縣公安系統的一名幹部，攔住午田公社一個出身地富家庭的青年婦女，拖到茶山上強姦。姦汙之後，這個禽獸不如的傢伙居然將一根雷管塞進該婦女的陰道引爆，因為雷管的爆炸力有限，下身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婦女沒有馬上死亡，在受盡凌辱的地方，扭動哀嚎，血盡方死。事後，該幹部造謠說：「這個女人的陰囊里藏了一部微型電台，電台爆炸把她炸死的。」本案由於時過境遷，「證據」不足，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施暴者頭上，但該婦女如此而死卻是不爭的事實。揭發材料、地點、人物寫得清清楚楚，認真去查，應當不難水落石出。
寫到這裡，停下筆來，手不能書。作為一個中國的女人太可憐了！作為一個中國的男人太可悲了！我們沒有誰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都是母親從產道里誕生的，為什麼會對女性的生殖器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據說像這樣用破壞女性生殖器的方式強姦殺人的現象並非道縣的專利，全國各地都有發生。該不會是中華民族的專利吧？一想到這一點，我就不寒而慄。細思之，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三：一是從上到下對暴力的崇拜。二是長久以來對下層人民的性禁錮和性壓抑；以至造成了全民族的性心理扭曲。三是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一直將女性視為一種財產，當這種財產不能據為已有的時候，大致狹隘的民族心理促使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仇恨它、破壞它。自己得不到也不能便宜了別人。我在前面講過，道縣大屠殺中被殺者男女比例3.5:1，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貧下中農光棍需要老婆。說得更本質一些就是，這一批女人作為「革命勝利」的財產，首先考慮的是分配問題，沒有價值分配的、不能分配的、不便分配的，或自己拒絕被分配的，這才考慮殺不殺的問題。而一旦決定要殺的時候，首先要毀滅的就是她身上最有價值的那些東西。
然而，為什麼這些女人被害前竟無一人問過一句：憑什麼這樣對待我（們）？
這是我們民族更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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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3
第六十九章  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祥霖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支部書記何代余在文革「殺人風」中出了大名，確切地說是在這次處遺工作中出了大名，出名的原因不是因為吊高樓大隊殺人殺得特別多（僅殺16人），而是因為他把貧協主席給殺了。整個道縣殺貧下中農的不少，殺貧協主席的僅此一例。因此也就進了道縣文革殺人十大特色案例。
何代余土改以後一直擔任吊高樓村黨支部書記，「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何支書也沒什麼更多的毛病，有時候喜歡搞搞女人，有時候喜歡多吃多佔一點，這也不是他當支書以後才有的毛病，是萬惡的舊社會留給他的呀。看人要看大節，要看聽不聽黨的話，階級立場穩不穩，這個方面何支書絕對大節不虧。1964年，農村搞「社教」，大家都不提何支書的意見，只有貧農何代井站出來提了他的意見 ，清了他的賬，還打了他一記耳光，殺了他家的一頭豬搞退賠。老支書的心都碎了：上級領導批評我，那是幫助我、教育我、為我好！你何代井是個什麼東西，過去我沒少關照你，你恩將仇報，打我耳光，殺我的豬！
到了文革殺人的時候，何支書總結多年的工作經驗時說：「階級鬥爭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幾個四類分子，那些不聽黨的話的壞傢伙也要搞掉個把子，讓毛主席的光輝徹底照亮我們吊高樓大隊！」老支書文化不高，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好，用得活，懂得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個一個地打，「階級敵人」要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他召開支部會研究殺「四類分子」時，專門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樑，上第一線消滅四類分子。何代井不願意干殺人的活，何代余批評他階級立場不穩，與四類分子串通一氣，聲言再不端正態度就要對他實行「革命紀律」。又坐下來與何代井一起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老支書做通了老貧農的思想工作。老貧農何代井煥發了革命青春，提著明晃晃的馬刀，村裡村外趕著殺人，成了吊高樓大隊一個眾人矚目的殺人英雄。等到四類分子消滅得差不多了，上面也指示禁止濫殺時，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隊民兵營長何振樹、文革主任何代新開了一個核心會議，研究解決何代井這坨毒（如毒藥一樣的壞東西）的問題。三個人一致認為不除了何代井吊高樓大隊不得安寧！但是這傢伙比不得那幫地富，就這樣去抓他，他性子烈，只怕會拚命。老支書提出了一個智取何代井的辦法，哄他到大隊部來分花生和紅瓜子，然後如此這般將他拿下。
果然何代井不知是計，聽說有花生、紅瓜子分，早早地就擔著一擔籮筐來了大隊部。趁他坐在門廊里抽煙時，何支書一聲號令，三個人一擁而上，一頓鋤頭扁擔，打斷了何代井的手腳。何代井束手就擒。然後，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何代井打人殺人、連小孩也不放過的種種罪行。群眾義憤填膺，一致喊殺。何支書叫人牽來一頭牯牛，把何代井已經打斷了的腿用索子吊起，倒拖在牛背後，象拖犁耙那樣，拖到兩里地外的尖尖嶺處決。一路拖去，何代井背上的皮肉全部拖溶了，像個紫紅色的泥球。這條路我們去看了一下，還算是比較平坦，只有一小段碎石荊棘較多。當年不知怎樣？
最後，十幾個民兵又用鳥銃一陣亂打。
其實已經有點多餘。
現在，何代余雖然被開除了黨籍，但是公社，現在應該叫鄉黨委，根據黨的政策，一人犯法一人當，不能搞株連，任命他的兒子子承父業擔任了該村的黨支部書記。
關於吊高樓大隊殺人行動的來龍去脈，處遺工作組有一份專案人員與何代余的談話記錄，實錄如下：

與吊高樓村支部書記何代余的談話記錄
（1985年×月×日）

「亂殺風」颳起來的時候，我們大隊一開始並沒有殺人。古歷7月初十（陽曆8月25日），在大隊部值班的何代桂跑來告訴我和文革主任何代新，說（上渡民兵）指揮部何仁升打來電話，問大隊上殺四類分子的事，代桂跟他說還沒有殺。仁升說：「別的大隊都殺了，我們大隊怎麼還不殺？」我聽了以後決定開個幹部會研究一下。當天中午開的會，有10多個人參加：我、何代新、何振樹（民兵營長）、何代英（大隊會計），還有何榮理、何代桂、何昌明、蔣小小、何榮璜等人。主要就是研究殺人的事。我在會上講了，上頭已經開了口，我們要堅決執行。團支書蔣小小說：「殺就殺兩個調皮的。」我講：「殺哪兩個呢？」蔣小小講：「你看何代璜、何代奎、何昌仁這三個要不要得？」我講大家討論。結果大家都同意了。當時代璜、代奎在外面搞副業，不在家。民兵營長振樹派榮理帶人去抓。代璜在赤竹源抓到的，代奎在岑江渡抓到的。昌仁在家裡未走。最後這三個人一起用鳥銃打死的。我記得開群眾大會，是榮理吹的哨子，我在會上講了話。也沒講別的什麼東西，總是上頭怎麼講我就怎麼講。代新在會上宣布的死刑，他說：「我們大隊沒有殺人，落後了，今天我們要殺幾個調皮搗蛋的……」他講了以後問我還講不講幾句，我講：「我同意殺這三個人。」振樹就指揮民兵把三個人牽了出去，用鳥銃打的。代英打代璜，代新打代奎，昌仁是民兵一起打的，何仕吉負責補的火。這是第一批。
第二批是在後背山召開幹部會研究的，還是原來那些人參加。那是古歷7月十三（陽曆8月28日），當時接到公社電話，說區里（上渡民兵）指揮部下來人督戰了，批評我們大隊「進度最慢」。開會的時候，有的生產隊幹部有意見，認為他們隊殺了人，別的隊沒有殺，互相吵了起來，說是要殺就一起全部殺光。我看到這個情況，就開口定了6個人。後來殺了9個。6個大的是我開的口，3個小的是女的抱起去的。大的是何代全、何代勛、何建新、何時佑、何榮球、何三苟。小的是時佑的一個兒子、一個孫子，還有一個我記不太清了。當時時佑的媳婦抱著他的孫子不放手，是振樹從她手中搶走的。一起拖到河邊上去殺的。殺的時候，去了四、五十個民兵，由何振樹帶隊。
6個大的是殺了以後，丟到河裡去的，3個小的沒有殺，就那麼丟到河裡去的。
殺代井的事我確實有責任，說我報復殺人我不同意。我受組織教育這麼多年，覺悟還不會那麼低，去公報私仇。殺代井是何振樹首先提出的，我同意的。有人說振樹想殺人奪妻，這個我不清楚，組織上可以去調查。我同意殺代井是因為他在大隊上起破壞作用。他這個人如果不是個貧農，比那些地富還要壞蠻多，群眾對他意見很大。我不是為自己辯護，領導上教育我們對組織要忠誠老實，我就是忠誠老實，有什麼說什麼。組織上無論給我什麼處分我都願意接受。

吊高樓大隊還有一個殺人案例在道縣也很有名，名氣甚至大過大隊支書殺貧協主席案。它也被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列進了道縣十大特色殺人案例。一個大隊出了兩件這樣有名的案子使得吊高樓村的知名度也跟著大大提高了。記得筆者第一次去吊高樓採訪時，在縣裡問一位朋友去吊高樓怎麼走好，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哦，那個老公殺老婆的大隊哦……」
這個故事由於流傳很廣，多個人跟我講過。當時筆者曾記錄如下：
祥霖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一對年輕夫婦，男的是村上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相貌堂堂；女的是地主子女，漂亮賢淑，能歌善舞，特別還是一個初中生。初中生在當時的道縣農村要算是中級知識分子了。兩人結婚三年，平時相親相愛，夫唱婦隨。
1967年8月26日，女的聽得信，娘家被抓了很多人捆在大隊祠堂里，便急忙趕回娘家久佳大隊去看，結果被久佳的民兵一起抓了。時逢女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久佳山路過，有人風急火急地告訴他：「你堂客被久佳的民兵抓起了，你還不去救她。」男的聞訊趕了去，看見妻子五花大綁捆在大隊祠堂的柱頭上。妻子見他來，以為有救了，沒想到他卻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躲到了一邊，遠遠地站著。當久佳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頭頭問他：「你看怎樣處理？」他竟答道：「還不是和他們（指關在祠堂里的其他四類分子和子女）一樣，由你們處理算了。」
女的被久佳民兵們牽走處理，一棒子打昏過去，沒死，第二天醒了過來。久佳大隊的幹部一商量，她已經嫁給了貧農，照理就是貧農屋裡的人了，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為好，於是又把女的送了回來。照說久佳大隊都網開一面了，吊高樓大隊更應當「法」外施恩，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丈夫，這位貧農的兒子卻鐵麵包公一般，一點也不肯徇私情，堅持要殺。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崽了，不信，你用手摸摸，還在動哩！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衛生院檢查……」丈夫絲毫不為所動，一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他親自把已經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妻子捆得像個端午節的棕子，與其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殺場。殺他老婆的時候，跟他一起去的幾個人都把眼睛看著他不動手。見別人不動手，他抄起扁擔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旁邊兩個民兵，見他動了手，一個一石頭，一個一鳥銃……這個年輕美貌的少婦，就這樣死在她的丈夫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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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4
此案我原把它認作是一個大義滅親的案例，然而後來又去道縣補充採訪時，一位道縣朋友轉給我一份女方遺屬的告狀信，信中說：
「我姐姐楊金桂，1964年與祥霖鋪公社吊高樓村能仔結婚，三年不生育。熊仔怪我姐不能生育，1967年道縣刮『亂殺風』時，與其叔商量，要乘這個機會除掉我姐。他們將我姐騙到野外，其叔首先用鳥銃開槍，姐姐中彈倒地，能仔用馬刀連砍我姐數刀，認為死了，就回了家。半夜我姐姐蘇醒過來，拚命跑回娘家，被人發現，又送回到吊高樓。喪盡天良的熊仔，借口我姐姐是地主崽子，用鳥槍將我姐姐活活打死。」
看完告狀信，感慨萬千。當年的採訪工作粗糙啊！當然也不能排除當時對殺人動機一般不作深究的因素。記得一位處遺工作組專案組的同志曾對筆者說過：「一般情況下，如果不是有特別的證據，對殺人動機都不作過多的追究，要是深究起來，想不開殺戒是不可能的。」當時沒有十分在意，現在回想起來如炸雷在耳。
對於此案，我在初稿中曾發出這樣的感嘆：這就實實在在讓人想不通，也無法想通了。
看來無法想通的事情背後一定有無法想通的原因。
幸虧我原來的記錄除殺人動機外，基本事實出入不是特別大。
特補充更正並說明之。

第七十章 大義滅親的女民兵

當聽到這段往事的時候，我們陷入了沉思，迷失在人性的迷宮之中。人們常說貪婪和恐懼是人性不可逾越的兩大弱點，然而除此之外，人類還有哪些與生俱來的弱點呢？
對於這位曾經大義滅親、手刃養母的前女民兵，每當我回憶起頭髮花白、面容憔悴的她，坐在陰暗潮濕的灶屋裡，佝僂著背，費力地剁著豬草時的摸樣，心頭總有一種尖銳的疼痛感，那一聲聲菜刀剁在砧板上的聲音，聽上去分不清是「殺、殺、殺」，還是「苦、苦、苦」。
她當年正值豆寇年華，朝氣蓬勃的也是大隊的一名基幹民兵。命運使她從小失去了父母，卻又為她安排了一位好心腸的嬸娘。姑娘的父母是怎麼故去的？是土改以後生病死的？還是其他天災人禍？這一點，我們在採訪時疏忽了，這實在太不應該！前面我已經說過，因為我們觀念的局限性，沒有充分地認識到殺人者和被殺者生存狀態的重要性，後來雖然想儘力彌補，但時間和機會上有都錯過了的感覺。我們所掌握的情況是，土改時，姑娘家划的是貧農，他的伯父家划的是地主，土改后沒兩年，姑娘的父母相繼死去，嬸母收養了她，給了她母愛和一個溫暖的家，使她有了一個衣食無憂的童年。嬸母待她如親生女兒，千方百計地滿足她的要求，生怕對不起死去的兄弟和兄弟媳婦。其實嬸母的家境也難，特別是61年丈夫得水腫病死了以後就更難了。但是，道縣是一個有重視教育傳統的縣份，道縣人只要家裡揭得開鍋，都會千方百計送子女去讀書，嬸母家成份高，感覺自己的孩子讀書沒什麼用，老弟是貧農，就沒讓自己家的孩子讀書，而是節衣縮食，送她去讀書，使她能識文斷字，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也使她懂得了階級鬥爭的大道理。
姑娘在青山綠水中漸漸長大，長齊了一身鮮亮的羽毛，惹得遠近的乃崽們直咽口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甚至有可能上得成大學！一個農村姑娘能長成這個樣子確實不容易。出工時，總有那麼幾個大膽的青皮後生尋著她撩撩打打，開那種叫人生不得氣又不得不生氣的玩笑。不過姑娘們都喜歡這個，沒人打打撩撩，沒人開玩笑，那才是真的叫人傷心呢。
但是，姑娘也痛苦的發現了一個可怕的事實：外表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嬸娘原來竟是一個萬惡不赦的地主婆！自己這個實打實的貧下中農的女兒竟是喝狼奶長大的！這成了姑娘的一塊心病。
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時，有人說：「這婆娘心腸好，又幫我們養大了貧下中農的女兒，不殺算了。」於是，就決定不殺算了。
但是，待到行動時，卻見姑娘親手將嬸娘捆來了。大隊民兵營長看見了，老遠就喊：「搞錯了，不是說了不殺你嬸娘嗎？」姑娘說：「沒錯！什麼嬸娘，階級敵人！親不親，階級分。農夫可憐毒蛇，結果被蛇咬死了。」把嬸娘推進要殺的人中間，押到地窖邊上。
嬸娘到此時還心存一絲希望，回頭望著手持馬刀、面若嚴霜的侄女問道：「夯子（妹子），這些年來我究竟虧欠過你沒有，我只想聽你說句實話。」滿是淚水的老眼閃著難言的哀痛，象溺水的人抓著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侄女想起這多年的養育之恩，放她一條生路。姑娘杏眼圓睜、斷喝一聲：「說什麼虧欠不虧欠，今天老子要革命！」手起刀落，將嬸娘的腦殼象削南瓜一樣削了下來。好大的手勁啊！嬸娘頭落地，眼睛依然睜著，兩顆豆大的淚珠從死不瞑目的眼眶中迸出，濺落在窖邊的青草上……
這不是杜撰的細節，本文中沒有杜撰的細節，只有無法杜撰的細節，一位向筆者講述殺人情況的目擊者嘆息道：「造孽啊！那婆娘腦殼落了地，眼睛還不肯閉上，還在流眼淚！」
姑娘殺了嬸娘之後，又參加了後來的殺人行動，親手殺了6人。
後來，姑娘也為自己的「革命行動」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當年道縣女孩結婚都比較早，一般在18到20歲之間，姑娘那年18歲，已經定了親。解放前，這裡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男婚女嫁憑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講究的是門當戶對、命不相剋。解放后，廢除了包辦婚姻，提倡自由戀愛，但農村老一套習俗還是變相存在。首先是媒人介紹，然後是相親，男女雙方通過媒人，約好時間地點，一般在鬧子上見面，或遠遠偷看，並有家人同行參考，雙方滿意就進飲食店吃餐便飯，或者看一場電影等等。接著是看家，女孩由母親或嫂子陪同到男方看家，考察男方的房子、家產等等，如果對男方家境不滿意，女方會托媒人退還相親時的花費；如果同意了，男方會打發每人一個紅包。第三個程序就是壓樣子，即男孩在媒人陪同下，提一個籃子，籃子里裝上印花粑粑，九個雞蛋和九塊錢（當時雞蛋5分錢一個），蛋也可以用紅薯代替，籃子里還放著男孩的鞋樣子，以便女方依樣做鞋。第四是下定，男女擇吉日和表兄或堂兄挑一擔定禮到女方家，定禮有對雞、對魚、蛋、糍粑、衣服、九斤豬肉，還有禮金29元或39元不等，一般99元最為闊綽了。定親后隔一段時日，男方備彩禮和禮金連同用紅紙寫好的結婚佳期，用紅漆盒裝著送到女方，這就是「送日子」。最後才是熱熱鬧鬧的送親迎親。在以上過程中，女方反悔要退還男方一切花銷，男方反悔禮金禮物一概不退。
姑娘已經定了親，也就是下了定，可見男方已經花費不少，但是即便如此，男方父母仍然決定就是禮金不退也要退婚。老人家認死理，夫妻間的事難說沒有磕著碰著的時候，萬一哪一天半夜三更她革起命來就糟透了！有得此一舉，附近幾十里的後生，誰都不敢娶她。以至後來到了三十來歲，還是個老姑娘。這在當時的農村中，已經是嫁不出去的年齡了。再後來，外縣一個因家庭出身不好，三十大幾還沒有討到老婆的小學教員娶走了她。村裡人可憐她，把殺人的事瞞得鐵緊。她老公對此毫不知曉，若知道身邊睡著個手刃七命的女人，恐怕一刻也不敢安眠。筆者不披露她的真實姓名，是可憐她，更是可憐她丈夫。干出這種事，她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中國自古就有大義滅親之說，想當年，許多出身高門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因投身革命而與富貴家庭決裂，及至土改或鎮反，親手將生身爺娘送到殺場，以示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也是時有所聞。如此，我們也就不能對這個可憎而又可憐的鄉下女孩作過多的指責。
據說這一次處遺工作組的同志進場以後，曾把她找回來問過情況，問起她到底為什麼要殺嬸娘，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只是反覆地說：「我癲（瘋）了，完全癲（瘋）了！」
筆者有幸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對此還能具有一點理解能力。筆者的一個熟人，外號「猴子」，父親是長沙鐵道學院一名教授。雖然高級知識分子在文革前、文革中都是利用和改造對象，但猴父好就好在沒有任何歷史問題，因此文革初期，大批老師、教授，包括學院領導都受到衝擊，被觸及靈魂，觸及皮肉，他竟能安然無恙，甚至連批判他的大字報都沒有一張。問題出就出在親生兒子「猴子」身上，他把父親說給他聽的那些只有血肉至親之間才肯講和才敢悄悄講的大實話揭發了。結果猴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受盡折磨，含冤而死。「猴子」也從高知子弟變成了四類分子「狗崽子」，還要加上一條直系親屬中有「關、管、殺、逃」人員，下放農村后，招工沒份，招生政審不合格，就連在農村中安排個松泛活（比如當個民辦教師之類）也不考慮他。最後，1976年知青大返城中，總算病退回了長沙，安排在一家街道廠子當普工。同學同學看不起他，家人家人不接納他，自己自己腸子悔青，至今仍然光棍一條，靠著600多元退休工資度日子。送了爸爸一條命，毀了自己一輩子，類似這樣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誰的身邊沒有發生一件兩件的。都是癲（瘋）了！完全癲（瘋）了！
然後在這癲了的後面，是我們想得到點什麼，還是別人在利用點我們什麼？記得多年以前，我們還年輕時，我曾就這個問題問過「猴子」，「猴子」正色道：「請你不要問這些事，我求你了！」


第七十一章  鐵姑娘刀劈18人

祥霖鋪區流傳著一個「鐵姑娘突擊隊隊長」（以下簡稱鐵隊長）刀劈18人的故事。
「鐵姑娘突擊隊」是農業學大寨的產物。當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有一個鐵姑娘突擊隊，隊長就是大名鼎鼎的郭鳳蓮。我們這位刀劈18人的鐵隊長雖然沒有郭隊長那樣出名，但在祥霖鋪區也是門縫裡吹喇叭名聲在外的人物。
鐵隊長生得膀闊腰圓，個子也高，足有一米七幾，比個男人不低。村裡的後生乃崽背後都叫她「甲等豬」、「門板」。可是沒有一個敢當面叫的，因為她力氣大得驚人，拼起命來，這些後生乃崽只怕還要吃些虧的。
鐵隊長第一次出名是1964年生產隊評工分的事。當時生產隊召開社員大會，評定各人的勞動底分，男勞力一般10分，婦女一般8分以下。她被定了婦女的最高檔8分。可是她死活不幹，當場吵起來：「憑什麼你們男人定10分，我只有8分。你們做的事我哪樣不能做？我做事哪樣又比你們差？」她這一鬧，隊上的人誰也不言聲了。大家心裡都有數，論做事，她的的確確不比哪個男人差，甚至好多男人還不如她。特別是她做事下手，從來曉不得偷懶兩個字怎樣寫，割禾一口氣割半畝也不直一下腰，砍扎子打管子裝窯燒石灰，可以兩天兩夜不睡覺，比男勞力精神還好。生產隊作了難，這個男勞力比女勞力底分高是個傳統，有心給她定個男勞力的底分哩，其它婦女怎麼辦？這時候，隊上一個壯小伙說話了：「誰英雄誰好漢，比一比看一看。空口說白話沒有用，有本事拿出真功夫來看。」「好，比就比，就跟你比，隨你比什麼，比不過你，我三個手指頭煮飯給你吃！」鐵隊長指著那個小夥子說。這一下頂了真，不比不行了。
第二天，隊長和隊上幾個幹部真的把她和小夥子叫了來，指著一大堆牛欄糞說：「動手吧，挑到那邊那丘田裡去。」兩人二話不說，挑起糞箕就比開了。比了一個上午，各不相讓。小夥子說了：「壓擔子這號死卵活沒什麼技術，下午比犁田。」「犁田就犁田。」下午，兩人各挑了一條牛，一直比到天黑，累得兩條水牛牯口吐白沫，還是不分上下。這時候，鐵隊長發話了：「打起燈籠火把，接著比。」這傢伙小夥子慫了：「算了，算了，做事我不怕你，就是沒有你這一身膘，熬你不過。」照說她這10分底分應該沒問題了，可是再開會時，新的問題來了，婦女們紛紛提出要求與男人們比試，要求增加底分。事情一直鬧到了公社，公社領導說男女同工同酬是毛主席的政策，結果，不但鐵隊長定了10分，其它婦女的底分也都提高了0.5分。婦女們都感謝鐵隊長為她們爭了一口氣。後來，大隊要學習大寨，成立鐵姑娘突擊隊，鐵隊長理所當然當上了隊長，成了真正的鐵隊長。
1965年西源水庫 因為築壩時清基不徹底，蓄水后壩體出現滲水現象，要突擊搶修，鐵隊長帶著鐵姑娘突擊隊上了工地。上千口人吃住在工地上，勞動競賽熱火朝天。鐵隊長帶著鐵姑娘隊的年輕姑娘們，與小夥子們展開了你追我趕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
當時，工地上出現了挑雙擔得雙分吃雙飯的勞動模範。鐵隊長向指揮部提出她也要享受這「三雙」待遇，成了工地上第一個敢與男人爭高下的女人。指揮部大力支持鐵隊長的革命幹勁。鐵隊長挑起雙擔，健步如飛，一連挑斷了幾根扁擔，創造了超過男人的記錄，一下子成了工地上的女英雄，全公社、全區出名的標兵人物。
鐵隊長家庭出身並不是貧下中農，她父母是中農，殺人的時候，並沒有站在前面的資格，可是她是公社樹起來的標兵，又是基幹民兵排長，大隊開會研究殺人的時候，肯定要通知她來參加。會上，大隊領導說：「毛主席教導我們：『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我們大隊鐵姑娘隊是全公社的一面紅旗，今天這個任務就交給她們吧！」話一落言，鐵隊長就站起來說：「保證完成任務。」
可是到了真正殺人的時候，其他的鐵姑娘都退縮了，鐵隊長沒辦法只好一個人頂上去。被處決的「階級敵人」五花大綁在殺場上，成一字長蛇陣排好。大隊貧協主席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死刑后，就該鐵隊長上場了。鐵隊長從小干慣了活的人，懂得磨刀不誤砍柴工的道理，早把大砍刀磨得鋒利無比，照理說從前她也沒殺過人，怎麼就顯得那麼內行，那麼從容不迫，估計是砍柴砍得多，事不同理同，人腦殼總沒有木頭硬。她雙手握刀，走到一字長蛇陣的最右邊，押「犯人」的民兵退後兩步，給她讓出地來。她舉起雪亮的大砍刀，稍微比劃了一下，用力一揮，「嚓」地一聲，一顆人頭應聲落地，人倒下去了，一股鮮血從頸腔里噴出，一點都沒有濺到鐵隊長身上，幹得真利索！接著，一刀一個，兩刀一雙，一會工夫，十多個腦袋就搬了家。這時候，問題來了，刀不快了，殺卷了口，越殺越不順手，越不順手越費力，越費力人越緊張，越緊張殺起來就越不順手。要說這把刀鋼火還真是有問題，比不得日本鬼子的東洋戰刀，那個鋼火才叫一個好，要是事先考慮周到一些，多備兩把刀就好了。看起來還是經驗不足的緣故。可是總不能因為刀不快就不殺了呀！費力就費力吧，好在鐵隊長有的是力氣。殺到第十六個人時，刀被骨頭卡住了，連拔了兩下都沒拔出來，鐵隊長急了，用腳蹬住這個「階級敵人」的肩背，用力把刀往上一提，「咔」，大砍刀拔出來了，一股血直衝腦門噴來，鐵隊長躲閃不及，噴得滿頭滿身是血。兩個還沒殺的「階級敵人」早已嚇癱在地，鐵隊長一隻手抓住「人犯」的頭髮，一隻手揮動大砍刀，像砍柴一樣，把腦殼砍脫下來……當她殺完18個人以後，刀從手中滑落，全身軟了下來，癱坐在地上。這時候人們才看清鐵隊長一身都是血，頭髮都被血漿住了，臉上已經分不清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幾個大隊幹部連忙跑過去，將她扶起來，架到一邊。
後來，鐵隊長的對象在部隊里提了干，結婚以後，鐵隊長作為隨軍家屬，離開道縣，到了廣西。這一次，處遺工作開始以後，工作組專門把她從廣西接回來辦學習班。問及當時殺人的動機，鐵隊長回答說：「我覺得這就跟在生產隊出工一樣，不能出工不出力！」

第七十二章  人獸之間

再過一周，19歲的唐水蘭就要做母親了。像所有第一次要做母親的女人一樣，她既興奮也有點緊張，細心地感受著腹中胎兒的跳動，揣測著是男孩還是女孩，她特別希望是個男孩，嫁到婆家沒有吃空飯，如果頭一胎就為婆家生個男孩，以後的日子就會好過多了……孩子的搖窩做好了，尿布也一疊疊整理好了，還有小衣小襪的，都準備妥當，娘家還專門送來一擔雞和蛋。
然而，唐水蘭的命運也實在太差了一點，早幾天生下這個孩子，說不定還能在這個世上留一根獨苗苗……這時候，8月中下旬驟然而來的「殺人風」刮到了他們大隊，唐水蘭娘家成份高（地主），也就在劫難逃了。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了一個未來母親的一切，娘家興橋公社夏柳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來了「通令」，勒令唐水蘭回村接受「審判」。婆家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夏柳村與娘家人一道接受「審判」，夏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火辣辣的毒日頭曬死人，滾滾的熱浪蒸得人一身臭汗。唐水蘭挺著個大肚子走得慢，張、唐二民兵不停地催促，還是走不動，走到一座茶山邊上時，日頭已經偏西。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商量：「這麼個走法，什麼時候才走得到？」既然送回娘家去也是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里「搞掉算了」 ，（這四個字是我們採訪期間聽得最多的一個片語，應當算是專用名詞了。拖著長音，用道縣官話說出這四個字來，有一種很特別的韻味，尤其是「了」用第四聲向上飄去，聽得人心裡直發顫！）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20出頭，一身蠻牛力，他抽出隨身攜帶的一根一端磨得鋒利的鋼條，從背後猛地朝一身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可能完全沒有想到會殺自己，她曉得殺人了，但是那是殺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殺自己一個大肚子婆作什麼用呢？何況自己已經嫁過來了，嫁出的女潑出的水，已經不是地主家的人了。自己在婆家這邊，勤勤快快地做事，小心翼翼地做人，從小在娘家做慣了，粗活細活都拿得起，丈夫喜歡，公婆也不嫌，小日子雖然過得也苦，但比娘家那邊強多了……她一聲尖叫，回過頭，睜大了惶恐的雙眼，不解地望著殺她的兇手。張天沙一把扯脫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裡面猛跳，又拿著鋼條在唐水蘭的肚皮上劃了兩下，肚皮一下子翻開了，胎兒伴著血水流了出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沒抱住，人就倒了下去，兩隻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屌她老母親的，老子扯下唐水蘭的褲子，毛毛還在動，老子左右兩刀一劃，毛毛一下子就溜出來了，還是活的！嘿嘿。」

這個石洞在一片亂石雜草中，很深，斜斜地伸下去，裡面很寬，下面還有一條陰河。據說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打到道縣，當地人在這裡躲避過日本兵。
然而，這個洞真正出名還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這天這裡成了天生的殺場，成群的人被拉到這裡處決，殺了不用挖坑，不用埋，一腳踢下洞里了事。血光與哭聲相混雜，那場面就是人間地獄。早上剛剛殺過一批，下午又牽了一隊過來，其中有一個60多歲的老婦人，名叫唐長鳳，四個手持馬刀、鳥銃的民兵，押著這個五花大綁的老嫗向洞口走來。
唐長鳳守寡幾十年，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拉扯大三個兒子；三個兒子又養育了兩男兩女。按說唐長鳳總算熬出頭了，該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福了。這當然是中國傳統老人的最大心愿。然而唐長鳳老人沒這個好命。這天上午，她的三個兒子、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都被拉出去「判了死刑」，一個也沒留下。拉扯大一個人不容易哩，想不到一天就殺光光。兩個媳婦留下來暫時沒殺，聽說是早有人定下了，要給改成份。她知道自己現在也是在往黃泉路上去，但她走得安安然然，無牽無掛。兒孫們都死光了，還留下個老命做什麼呢？死了好，死了乾淨！死了一家人能在陰曹地府里團聚。唐長鳳已經悄悄地吃齋念佛好多年了，她認命。
她平靜地走在這群不停吆喝著的人中間，不哭、不嚷，一步一步走向那個天生的墳場。快到洞口時，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也許是路邊荊棘掛的，她的褲帶滑脫了，褲子掉了下來，下半身裸露出來。在此，我要講一講當時道縣（中國）婦女穿的這種褲子，不然現在的人們很難理解褲子滑脫這種現象，這種褲子就是老話講的扎頭褲，一般是青大布或土布做成，褲頭很大，穿的時候把褲頭在前面摺疊一下，然後用一根布帶子扎住，所以叫扎頭褲。唐長鳳本能的叫了一聲，彎下腰，把腿夾緊了，不讓褲子繼續往下掉，但她雙手被棕索反綁著，沒法提褲子，只好乞求那些年輕人說：「求求你們鬆開一下我的手，讓我抽起褲子。」
民兵們笑起來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還抽什麼褲子？快走快走！」
唐長鳳哭了。整個一天，甚至在聽到兒孫們被殺的噩耗時她都沒流過一滴淚，她認命！可是現在她哭了，蒼老的哭聲原來竟是這樣凄涼！她跪下來不肯向前走，哀求道：「論年紀，我和你們的娘、你們的媽媽（奶奶）一樣大，我一輩子沒做過缺德事，你們莫要讓我光著身子見先人（祖先）呀！」
一個民兵說：「你光起身子，先人見了才叫喜歡哩。」引起一陣狂笑。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還管得到你光不光身子！」年輕人把她從地上拎起來，罵著，笑著，拖著她快走。
就這樣，唐長鳳一步一步，光著下身走到洞邊，走到她生命的終點。

他叫何衡昌，捕前系樂福堂鄉石橋頭村村民，我們是在監獄里採訪他的。
這個人斗大的字識不到一籮筐，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幹凈，很讓周圍的人看不起。即使「殺人風」時，大隊也沒有安排他去行刑，說句心裡話，大隊幹部也有點看他不來。但何衡昌尖起腦殼，嚷著要去殺，誰都攔不住。你總不能不讓人家革命嘛！何衡昌的那些七七八八的問題都是小節，大事大非的問題上，人家的革命性就表現出來了嘛！我們問何衡昌，你當時尖起腦殼要去殺人，到底有什麼想法？何答道：「也沒有什麼想法，只是當時心裡直發沖，看到別人殺，自己也只想殺。」再說殺人有補助，窮得叮噹響的他又怎麼能放過這種機會!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21名四類分子（及子女）的死刑。討論行刑人選時，何衡昌跳出來，自告奮勇：「我也來一個！」待到把一干「人犯』押到山上，就地正法時，一些人感到下不得手。看著有人畏畏縮縮，何衡昌上前一步，拍著胸脯說：「你們怕，看我的！」他搶過一個民兵手裡的馬刀（當時胡是作為候補人員安排的，連刀都沒有發給他），揮起來，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口氣砍了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了口，他嘴裡不乾不淨的罵著，像用鋤頭挖土一樣，把個腦殼挖斷，弄得渾身是血，頭髮都被血漿糊住。殺完人，他又模仿古裝戲里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雙手高舉過頭，轉著圈子向周圍的人示意。贏得一片嘖嘖地讚歎聲。這時，其他13名「人犯」已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馬刀挑起一個人頭，舉起來耍，可是挑了幾下都掉了下去，沒能挑得起來。何衡昌急了，乾脆下手抓著死人腦殼上的頭髮舉起來示眾。環顧四周，何衡昌感到意猶未盡，突然想起某個被殺者的家中還有幾個小乃崽（小孩），便向在場的黨支部書記建議：「唐某某（地主分子，已殺）家還有三個毒麻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隊書記適才已被何衡昌的作為鎮住了，想不到這傢伙革命性還真堅強！不待大隊領導批准，何衡昌一馬當先，殺回村去，進了唐某某家，在地上立起一把馬刀，拎起唐某某7歲的女兒唐彩霞向刀上拋去……唐家老二嚇得渾身發抖，被他一把拎起，舉起來用力拋向空中，也摔死了；他又從站欄里抓起最後一個小孩，正要如法炮製，孩子的奶奶掂著小腳，母雞一般撲上來，死死地拽住孩子不放。何衡昌猛一發力，將老奶奶推倒在一丈開外，雙手拎著小孩的兩隻小腳，頭朝下，像打夯一樣使勁一砸，隨著一聲凄厲的慘叫，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鮮血。
這一天，何衡昌共得殺人手續費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
清查處理時，何衡昌被判了3年徒刑。按照道縣當時不成文的規定，一張黨票可抵3條人命，兩三條人命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殺人多的，還要是主動殺人的，奉命殺人不算，一般按照一條人命半年徒刑來判。何衡昌不是黨員，共殺11人，判3年應當說是從輕發落。但是何衡昌不服，他說：「這些人又不是我決定殺的，我不殺總得有人殺，為什麼他們作決定的不判刑，獨獨判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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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4
四馬橋區大平嶺公社楓木坳村有個叫賀永義的地富子弟，死的時候14歲。這孩子長得乖，又機靈，他的父母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以後，大隊上又派民兵賀××去把他也捆來一起搞掉算了。
賀××捆他去處死時，為了活命，賀永義對賀××說：「我家箱子里有錢，我帶你去拿，都給你，你不打死我好嗎？」賀××聽說有錢，當即答應不殺賀永義。到了賀永義家，賀××砸開箱子，取走了藏在裡面的錢。賀永義說：「××哥，錢已經給你了，放我走吧。」賀××說：「我不打死你，只送你去洪門坳洞邊陪別人站站就放你走。」天真的賀永義信以為真，就乖乖地跟他去了。
到了洪門坳溶洞，賀××臉色一變，從後面一掌把他推下石洞，跌在下面堆成一片的屍體上。賀永義爬起來，咬著牙，拚命往上爬，手指摳在石頭上，鮮血直流。洞壁太陡太高，爬上去又溜下來，怎麼爬也是枉然，他用流血的手指著賀××斥問：「你拿走了我家的錢，答應不殺我的，為什麼還要殺我？」賀××罵他扯白（說謊）：「……你屋裡窮成那個屌樣子，還有個屌錢！」賀永義大罵賀××是個騙子，畜牲，不得好死的王八蛋！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幾個負責人看到地主狗崽子這樣猖狂，馬上搬來干松枝，點燃，扔下洞去燒。可是松枝燃盡，賀永義竟然還是沒有死！他猛咳了一陣之後，又罵起來：「賀××，我屌你老母親，我變成鬼也要來找你……」賀××等人又用稻草拌上「六六六」粉（一種殺蟲用的農藥），點燃了丟下去。霎時，洞內毒煙滾滾。濃煙消失后，他們發現賀永義仍然活著，還在呻吟。他們非常吃驚。「見了鬼了！」一名大隊幹部說，「賀××，你小子肯定做了缺德事，趕快把錢交出來……私藏浮財是犯法的！」接著又趕緊找來雷管、炸藥，捆紮在一塊石頭上，做成一個土炸彈，扔進洞里……「轟」！隨著一聲巨響，這回終於徹底安靜了……

祥霖鋪區新車公社秀水洞大隊有一個名叫陳祖田的青年社員，家庭出身上中農，照理說在這次「殺人風」中應當不會被殺，但不知什麼原因，他過去和大隊文革主任陳祖德鬧過意見，留下了禍根，殺地富的時候，陳祖德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把他也抓了起來，要他招認參加了「某某反革命組織」。陳祖田拒不招認，就嚴刑拷打，最後受刑不過，被迫招認參加了所謂「反革命組織」。
陳祖德說：「既然招認了，還有什麼好說的，牽出去殺了。」
但這時47軍6950部隊已經進駐道縣制止殺人，上級（公社）也來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有人說：「還是送到公社看怎麼處理好一些吧？」
陳祖德說：「送到公社還不是送回來讓我們處理。他們家土改時沒有划富農已經便宜他了，這次不能再便宜他。我作主了，有什麼問題我負責。」
親自將陳祖田捆到村外的桐油坪執行「死刑」。
陳祖田被押到桐油坪，知道大事不妙，跪下來向陳祖德求饒：「祖德哥，我以前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你給我指出來，我保證改正。」陳祖德說：「現在想改正遲了！」不讓陳祖田再多說什麼，舉起鳥銃把他打翻在地。由於鳥銃的殺傷力有限，陳祖田中彈后沒死，在地上打滾，垂死掙扎，對陳祖德說：「陳祖德，你公報私仇……你不得好死，我死了……也要找你索命……」
陳祖德聽了，拿過一馬刀，把陳祖田的雙手砍斷，口佔一詩云：

別人死了直挺挺，
你死要找我索命；
砍斷汝手見閻王，
祖德我不虧待你。

殺了陳祖田后，陳祖德回到家晚上睡不著覺，總覺得事情做得還不牢靠，祖田殺了，手也砍斷了，想來索命也是沒有手的鬼，不足為懼；但是他的老父親和老兄還在，難保不來搞報復；想來想去，還是一起搞掉，心裡安然。
第二天一清早，爬起床，又帶著大隊上的一伙人去抓陳祖田的老兄和老父親。陳祖田的老兄多了個心眼，躲出去沒抓到，只抓住了他老父親。陳祖德等人把陳父也押到桐油坪，以「反革命家屬」的罪名判處陳父死刑，好讓他們父子同行。
臨殺前，陳父老淚縱橫，哀求道：「陳祖德啊……你，你打準點，莫讓我受磨……」
聽到陳父的哀求，陳祖德動了惻隱之心，他把鳥銃里裝了兩顆打野豬的鐵子，對準陳父的後腦勺，一扣扳機，隨著「轟」的一聲悶響，陳父直挺挺地側在地上，哼都沒哼就死了。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遺

賀遠能是賀家山大隊的一名回鄉知青，被殺前的一個多月，他帶著未婚妻何端珍回家看父母。賀遠能家庭成份高，但人長得英俊又聰明，在縣城讀中學時與同班同學何端珍相愛。何端珍是城郊人，家庭情況比賀遠能好，但她愛他的人品，不嫌棄他的家庭出身。當時地富家庭出身的人要找老婆非常難，一般都只能找長相醜陋一點的，身體有殘疾的，有個五字箴言：「跛駝矮丑瞎」，能找個二婚的都算燒高香了。偏偏賀遠能有這號艷福，找了個花朵一樣的大姑娘，把他愛得頂在頭上怕摔了，含在口裡怕化了。偏偏命中該有一劫，他們在村口碰上了大隊幹部周××。周××見賀遠能的未婚妻長得端莊，又穿得漂亮，心裡就來氣：我們好多下貧中農都討不到老婆，這個地主狗崽子倒騙到了這麼漂亮的女仔，明明是帶起回來刺我們的眼！不行，非要打打他的囂張氣焰。於是乎，周××便說賀遠能是「革聯」派出來的探子，叫民兵把他捆起來，關到大隊禮堂里吊起來。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說情總算放了賀遠能，但賀的雙手已被棕繩勒斷。何姑娘含淚將未婚夫接到自己家裡，治療了一個多月，才算好了。傷好以後，賀遠能於8月24日回了賀家山，正碰上濫殺風開始，嚇得他在家拿了只電筒，連夜逃走。他想趕快逃到何端珍家去，但那時整個蚣壩區已處於極度恐怖之中，條條道路都有民兵攔關設卡，通往縣城那邊的路，更是封鎖得水泄不通。賀遠能走投無路，只得爬上興橋公社的洲背嶺，躲在嶺上的草叢中。這個年輕人預感到難逃此劫，四周的夜色如死神的陰影壓迫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此時他的心裡比任何時候都想念端珍。自從與端珍相愛以後，生活和世界都變得有意義起來，再苦再難的日子都變得不再那麼難熬。他打開手電筒，借著手電筒光給心上人寫信，這本身就是危險的，因為手電筒光很可能將民兵招來，但也顧不了這麼多了，他寫道：「端珍，我也許永遠離開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寫啊寫啊，從兩人相識相戀到他對她的熾熱之情，寫到手電筒不亮了，還在寫……
第二天（8月25日）拂曉，賀遠能偷偷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再遠逃他鄉。不幸的是，還沒走出興橋公社，便讓當地民兵抓住了。他們搜出他的筆記本，只翻了兩頁，便什麼都明白了。連忙把電話打到賀家山大隊。這時候，賀遠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殺，除了一個遠嫁他鄉的姐姐，只跑脫了他一個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貧協主席賀××惱火得很，正在派民兵四下搜捕。接到電話，得知「逃跑的大老虎」在興橋那邊落網，連聲表揚興橋的民兵覺悟高，革命警惕性高。當即叫了十幾個人，操上傢伙，趕到洲背。見了賀遠能，不容分說，五花大綁，一邊捆一邊說：「捆緊點，看他還往哪裡跑！」牽著向瀟水上遊方向走。由於索子捆得太緊，沒走多遠，賀遠能熬不住了，滿臉鼓釘汗直往下滾。他哀求道：「叔侄兄弟們，你們要是肯留我一條命，就請將索子放鬆一點；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讓我再走了。」賀主席問：「你要怎麼個死法？」聽到這話，賀遠能喊著未婚妻的名字，痛哭起來。
走到向陽壩，賀遠能的哭聲吵得賀主席心煩，說：「這個小子癲了，在這裡搞掉算了。」他叫民兵將賀遠能推到兩塊大石頭中間，背轉身站好，命令三個民兵開銃。三聲銃響后，被打得一身鐵砂子的賀遠能居然沒倒下，仍在垂死掙扎。民兵中一個自稱一銃放倒過野豬的漢子不解地說：「這傢伙莫非學了法？」幾個人上去又在賀遠能身上綁上一塊石頭，把他推下瀟水。
這時，驚人的一幕發生了，這個淹淹一息的青年突然挺直了身子，一口血沫從嘴裡噴出，喉嚨里發出一聲凄厲的長嘯：「端珍啊，端珍――來世變牛變馬來報答你！」
把幾個民兵嚇了一大跳。

1967年8月30日，「紅聯」和「革聯」發生了一次大規模武鬥，人數和槍械占絕對優勢的「紅聯」出人意料地大敗而歸，雖然死人不多，但損失巨大，軍心動搖，怨聲載道。因擔心「革聯」乘勝掩殺，「紅聯前指」匆匆忙忙撤離營江，退守清塘；同時指示各區社民兵組織召開會議，穩定軍心，統一認識，進一步開展對敵鬥爭。
營江公社公社主任張清沅 作為營江公社民兵的帶隊人，也參加了8•30大武鬥，他夾在潰散的隊伍之中逃回了營江，儘管渾身上下沒傷一根毫毛，卻又怕又恨又惱，怕的是武鬥中差點丟了性命，回頭想起來還有些驚魂不定；恨的是盤踞在「二中」裡面的這幫「牛鬼蛇神」太猖狂；惱的是堂堂一個全省有名氣的道縣民兵師竟然敗得這樣窩囊。但是，怕歸怕，恨歸恨，惱歸惱，工作還是要做。9月2日上午，張主任在公社紅磚廠召開全社黨、團員和民兵基幹會議，在這個革命事業遭受暫時挫折的關鍵時候，一定要發揮黨、團員的先鋒作用和堡壘作用。
張主任正在開會，從道江鎮到營江的公路上，晃晃悠悠走來一個毫不相干的人。此人姓楊名干忠，是道縣公路局下屬養路隊某養路班的一名養路工。他因事請假，回農村的家裡去。路過營江紅磚廠，聽得裡面熱鬧得很，出於好奇，探頭探腦地在門口張望了一下。這個動作被站崗放哨的民兵發現了，懷疑是「革聯」派來的探子，一拉槍栓，大喝一聲：「站住！把手舉起來！」看著黑洞洞的槍口對準著自己，楊干忠魂不附體地把雙手高高地舉了起來。
聽到捉了「革聯」的探子，張清沅非常高興，連忙親自過堂審問。
過堂的程序和古典戲曲里演的相差不多。把「犯人」押上來，首先問：姓什麼？叫什麼？幹什麼的？家住哪裡？什麼（家庭）出身？
當聽得楊干忠報上家庭出身富農時，張清沅心裡有底了，這傢伙肯定就是「革聯」派來的探子無疑！就是不是，也是一個階級敵人！
張清沅說：「黨的政策你知道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革聯』派你來幹什麼的？老實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楊干忠雖然是個半文盲，但是「革聯的探子」這幾個字意味什麼，還是能夠懂得到。他拚命地辯解著，說自己是養路班的工人，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這一次是請了假回家有事，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等等等等。
張清沅看到楊干忠不老實，命令民兵，吊起來，嚴刑拷問，一定要他的嘴巴撬開，把「革聯」的反革命計劃挖出來。
刑訊逼供之下，楊干忠到底「招認」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大清楚了。據說當時有審訊記錄，不過現在已經早就找不到了。那些東西，哪個會保存十多二十年呢？但有一點可以斷定，張清沅要楊干忠「招認」的那些東西，楊干忠一定無法「招認」出來，因為文化大革命以來，他除了老老實實在養路隊拖沙石、養護公路之外，哪裡也沒去過，什麼也沒幹過，而且由於消息閉塞，就連「革聯」、「紅聯」到底是怎麼回事他都搞得不是那麼清楚。「革聯」到底是派自己來幹什麼的？打得痛不欲生的時候，他倒是想招，但你要他有那個本事編得圓呀！
楊干忠的家人得到他被抓的消息，急忙忙跑到養路隊請領導出面到營江救人。楊干忠所在養路班的班長彭本夏看到這個乃崽確實可憐，就到養路隊開了證明，到營江公社請求放人。
他對張清沅說：「這個乃崽雖然家庭成分高一點，但確實蠻老實的，在養路隊表現很好，放了算了吧。」
張清沅說：「要放也容易，兩個問題他要交代清楚：第一，他到二中裡面去幹什麼？第二，『革聯』派他到營江來幹什麼？」
可憐！這兩個問題，楊干忠能夠「交代」清楚，還會等到現在，早就交代了。
第一次人沒領回來，過了一天，彭本夏第二次又來營江。
這一次，張清沅總算鬆了點口，答應過兩天放人。
彭本夏非常高興，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楊干忠的家人。
緊接著又有一個消息傳過來，楊干忠逃跑了。
從此楊干忠如同人間蒸發一樣，再也沒了音信。
此案1968年「揭蓋子學習班」上查明，張清沅口裡答應放人，實際上帶領幾個民兵把楊拖到後面山上殺害了。又一說是，張清沅等人在刑訊中將楊打死後，帶領幾個民兵把屍體拖到後山上草草掩埋了。

油湘公社劉家村，有一個富農婆何雙鳳和她的跛子崽許祚松，文革「殺人風」刮來時，首先就被大隊抓了起來，但開始沒有殺，只說是關起來，勞動改造，拖了好幾天，又決定要殺。原來（67年）8月25日公社開過民兵誓師大會以後，劉家大隊，還有跟它一個片的同心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問題的時候，感覺到隊上目前還沒有非殺不可的對象，決定暫時不殺算了。消息反饋到公社，公社主任陳四桂，於8月26日趕到同心大隊，召開大隊幹部開會，統一思想，在陳主任的指示下，該大隊當天殺了16個。解決了同心的問題以後，陳四桂又馬不停蹄於8月27日來到劉家大隊解決劉家問題。陳主任了解到，該大隊行動遲緩主要是支部書記思想保守，就找到大隊治保主任周忠影和文革主任劉有應等人進行研究，決定殺何雙鳳、許祚松，教育廣大幹部群眾。開會研究的時候，有個齷齪鬼提出用炸藥炸，正好「紅聯」總部從縣物質局「接管」了一噸多炸藥發到了各公社民兵「自衛」隊，大家就同意了。
8月28日，大隊召開群眾大會，周、劉等人代表劉家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何雙鳳和許祚松的「死刑」。正在宣判時，公社打來電話，指名要周忠影接。周忠影連忙跑去接電話，是陳四桂主任打來的，詢問殺人情況，並告訴周忠影趕快行動，以後再要殺就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周忠影說：「陳主任你放心，我們已經開始行動了，現在正在宣布，馬上就請他們『坐土飛機』上西天。」
開完群眾大會，大隊民兵把何家兩母子拖到村外茶山上，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間捆了一包炸藥。也是大意了，引線沒留多長，民兵點火時，剛點燃，被富農崽子（許祚松）一口咬住了衣服。跛子崽心狠，死死咬住不鬆口。點火的民兵慌了手腳，打又打不開，扯又扯不脫，引線又在燒得嘶嘶作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幸虧旁邊一個民兵（當過兵的）機智勇敢，衝上一步朝跛子崽太陽穴上猛擊一拳，這才打得鬆開了口。兩人轉身就跑，才跑出兩、三丈遠，就聽得腦後「轟」地一聲炸響了。炸起的一隻手飛起來打在點火的民兵身上，把他嚇癱在地。救他的那個民兵也被濺了一身血塊肉渣。幸虧兩人都沒受傷，只是受到了點虛驚。
這件事，後來作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活教材，大會講小會講，主持會議的公社領導再三喊醒廣大貧下中農同志們在鎮壓階級敵人的時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狗急跳牆，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千萬不能再出類似的事故。

第七十四章 一個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原屬道縣現屬雙牌縣的理家坪公社，有一個老地主，被打死時大約60來歲。他解放前當過國民黨的縣錢糧局長，解放后，一直在家從事農業生產。土改和鎮反沒殺，要麼是有點立功贖罪的表現，要麼是留下來作為批判鬥爭的活靶子。但每次運動一來，照例都要牽出去遛遛，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老運動員」。俗話說得好：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土改讓他跑脫了，鎮反讓他跑脫了，這回他跑不脫了！群眾大會上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這個老地主居然能夠處變不驚。別的四類分子嚇得雞崽子一樣，屎尿都拉到褲子上，他竟臉不變色心不跳。大隊貧協主席兼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問他：「你知罪嗎？」
他說：「我曉不得犯了什麼法。」
「你還不老實！你說要『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留下地富當骨幹。』」
「我好像沒有說過這個話。」
「你還不老實！說，你這樣想過沒有？」
「你讓我想一想我想過沒有。」
「你還不老實！」
接著就是一陣驚天動地的口號！
「說，老實說，想過沒有？」
「我想，殺黨、殺干我或許想過；但是殺貧下中農我確實沒有想過。」
「你還不老實！你殺黨、殺干，就不殺我們貧下中農嗎？」
「你們也都是作田的，不是說，地主是靠剝削貧下中農來生活的么？把你們都殺了，我剝削誰去？」
「你，你死到臨頭了還不老實！」
「我正因為死到臨頭，才特別老實！」
老地主的囂張氣焰把人們氣瘋了，群情激憤，一涌而上，把這個鴨子爛了嘴硬的老地主和其他幾個四類分子捆在木樁上，然後黨員、團員、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每人發一根木棍，排著隊，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問一聲：「老不老實？」不待一圈下來，老地主等人的腦殼早已變成了紅色的刷把。
據說道縣土改時斗殺地主，也有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刀殺死的群眾鬥爭場面。但那時大多是為了促使群眾中的某些人消除顧慮，「經受階級鬥爭的洗禮」，發了刀棍之類給你，想不打都不行。而這一次是想打還得有資格，非黨員、非幹部、非積極分子不可。特別是人們表現出的那種無比強烈的階級仇恨，好像真的不殺掉老地主自己就活不下去一樣！面對這種不斷升級的階級仇恨，有一個始終沒法繞過的問題橫亘在我們面前：這種仇恨的基礎究竟何在？
我們在道縣採訪期間，針對每一個殺人個案，只要是地富分子，幾乎都要問一個相同的問題：被殺者解放前有什麼劣跡嗎？答覆幾乎千篇一律：沒聽說過有什麼劣跡，主要就是收過租、請過長工、吃過剝削飯。也有這樣回答的：人不是個什麼壞人，就是不該是個地主。前文中講過的那個老地主就屬於這一類。如果貼上「階級敵人」的標籤進行論證，筆者無話可說，如果就人論人，該老地主解放前非但沒有什麼劣跡，而且急公仗義、樂善好施。他全部罪惡就在於屬於他的個人財產超過了某個規定的限度。這樣一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出現了：該老地主是地主階級的一個代表人物，還是一個特例。或者把問題更純粹化一些，地主階級是由一群什麼樣的人構成？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來源是什麼？他們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中起著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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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5
按照教科書上的答案，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不勞而獲，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維生，是最反動、最落後的生產力的代表。他們品德敗壞、唯利是圖、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者流。
筆者從小就讀過《半夜雞叫》（周扒皮）、看過電影《白毛女》（黃世仁）、後來又看了樣榜戲《紅色娘子軍》（南霸天）、文化大革命中還參觀過「泥塑收租院」（劉文彩）……說句良心話，當時對「地主階級」真的是咬牙切齒，恨不能寢皮食肉。
然而隨著社會閱歷增加，隨著歷史真象不斷浮出水面，特別是隨著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採訪的逐步深入，我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經歷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審視那些我們曾經奉為「金科玉律」的東西。我不敢說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收租院」里的劉文彩全部都是憑空捏造的，（有證據表明，是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的。）至少地主階級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是這樣的人。至少在道縣找不出一個黃世仁，找不出一個周扒皮，找不出一個南霸天，也找不出一個「收租院」！
與其他所有的社會群體一樣，現實生活中（不是教科書也不是文藝作品中）的地主階級就是一群土地和財產超過某一限度的中國農民。從某種意義上，稱之為鄉紳階層更確切一些。他們中間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是遵紀守法的好人。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大致有以下三個來源：第一、祖傳家業；如東門鄉何姓大地主就是這樣。第二、在外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如秦秀容家就是這樣。第三、勤勞致富，這些人多數善於經營或有某種技藝；如塗石匠家就是這樣。中國的小農經濟社會有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一直都是重農輕商，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與現在大不相同。有錢人家講究耕讀傳家；沒錢人家有了一點錢馬上就會想到「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走，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挨凍受餓。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這些土地和財產在交易和過戶過程中，都是簽署契約，繳納賦稅，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權證，為當時社會之公認。當然也有靠不正當手段發家致富的，如欺行霸市、高利盤剝等，但這樣的人不但人數少，而且為當時的社會所不齒。那個時代儒家學說是社會的主流思想，「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有財產的人雖然受到尊重，但如果財產來路不正，是靠邪門歪道獲得的，就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被人戳脊梁骨，恥於與之為伍。同時，那個時候的人，相對而言，頭腦簡單，思想單純，有神論者佔大多數，人們信奉的是因果報應，講究的是行善積德，有一句說得最多的話就是：為人莫做虧心事，舉頭三尺有神明。在這種思想的制約和調節下，社會大多數時間是安定的、和諧的，貧富相互依存，並沒有表現出我們所說的那種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相反，財富既有承襲，也有某種有序的流動，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說的就是這種有序流動的某種表象。
實際上所謂的地主階級就是小農經濟社會中的中產階級！
當時人們的價值觀集中體現在「士農工商」四個字上，士為四民之首，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有錢人家，具體到農村就是地富人家，總是千方百計送子弟讀書，從而使得地主階級成為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如此集經濟優勢和文化優勢於一體的地主階級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當時社會的主流，特別是成為鄉村社會的中堅力量。
我們在採訪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附帶了解到，很多被殺的地富分子其本人或其家族，解放前就是當地有聲望的地方領袖人物。他們救孤濟殘、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鋪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開廟會、唱大戲等）……在當地鄉村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中扮演了一個帶頭髮起，熱心倡導，並出錢出力的角色。而且當時基本上屬於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結構，政府機構非常軟弱，特別是縣級以下，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能力，遠遠不像現在這樣一杆子插到底。這樣一來鄉村地方事務的管理權也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那些本鄉本土德高望重有公益心的鄉紳（地主）頭上。一般說來地主階級對鄉村社會的管理是通過族規、鄉規、民約來實現的，其指導思想是儒家學說孔孟之道，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中國農村是「四書」、「五經」的社會，是孔子、孟子的社會。孟子曰：有恆產者，始有恆心。是說人只有擁有一定的財產，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地主階級（鄉紳階層）也正因此擔負起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社會責任，在農村中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
總而言之，地主階級的產生，是小農經濟社會中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均勢和平衡的結果，是封建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
至於雇傭長工、收受地租，一方面可以解釋為土地投資的回報；另一方面，其不合理性應當也可以通過社會調節、社會進步，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決。二十世紀的社會實踐證明，暴風疾雨式的打土豪（殺地主），分田地的方式，並沒有達到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相反卻埋下了更大的社會不公的惡果。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社會主義是人道的公正的社會，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一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
筆者在道縣採訪看到的是，1967年大屠發生時，四類分子家庭已經普遍地處於貧困線之下遠甚，而那些被充當殺人兇手的貧下中農比他們也好不到哪裡去，同樣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出一天工賺兩、三角錢，甚至還有幾分錢的，一日三餐喝的是潑到地上狗都攆不上的稀飯，啃紅薯腦殼吃酸咸，土布衣服打疙瘩。有一些有點打牌賭錢、好吃懶做等小毛病的人，甚至不會盤算過日子的人，過的日子甚至比地富還不如。廣大貧下中農名義上是翻了身、當了家、做了主，而實際的生存狀態並沒有實質性的改善，也沒有任何當家做主的實質性內容，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只有在已經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面前才能真正表現出來，除了比這些人高人一等外，依然還是人下之人。真正生活狀態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只是他們中間的一小部人，大約不到5%，而這些人翻身、當家、做主集中體現在入了黨，做了官，當上了脫產的、半脫產的、不脫產的幹部。就是這些人中間，也有生活得十分困苦的，當時有些基層幹部連老婆都討不起，一般貧下中農討不起老婆的就更多了，因此在道縣殺人事件中出現大量殺人奪妻、殺人奪女的案件也就不足為怪。道縣大屠殺中，被殺男女比例為3.5：1，應當說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筆者在道縣的採訪是針對殺人事件的，但因被殺對象絕大部分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關於道縣土改的一些情況也不免零零星星傳到耳朵里來。可以看出道縣的土改運動也是進行得轟轟烈烈，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恐怖，拳、腳、鞋底、棍棒一齊上，打得地主分子皮開肉綻，口吐鮮血，骨斷筋傷，慘叫哀號。對於某些莫須有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馬上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分子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則立即報以拳打腳踢、抽耳光，打到低頭認罪為止……個別特別頑固的地主分子，被當場打死的情況，也有發生。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戶戶冒煙，村村見紅」。也就是說每一個村子都要消滅一個以上的地富分子。至於該地主分子到底有什麼罪惡，或者強加給他的罪名有多少真實性就根本不重要了，反正對地主分子（包括反動富農）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的既定國策早已定了，不殺張三要殺李四。殺不殺是立場問題，殺多殺少是感情問題。立場不能站錯，感情上更不能傾向階級敵人。按照規定，當時殺人的審批權在區一級，以道縣為例，當時全縣人口約35萬，九個區，每個區4萬人左右，而掌握4萬人生殺大權的區委書記、區長都是20出頭的年輕人，他們勾畫殺人名單的唯一依據就是各鄉上報的材料。如果碰上「王先志」可能會少殺幾個，如果碰上「苑禮甫」殺起來那就沒個邊了。殺人的權力雖說是在區一級，但材料要靠鄉政府來整，實際上某個鄉幹部要殺某人，甚至某個土改根子要求殺誰，幾乎沒有不批准的。殺地主的時候，根本沒有罪與非罪的標準，只有需要和不需要的問題。有些村子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連富農都找不到的，就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要「村村見紅」！
這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地主分子，其中絕大多數除了吃過「剝削飯」以外，至今說不出他們的任何具體罪惡。
道縣在土改運動中究竟殺了多少地主分子（包括反動富農），我手頭上沒很具體的資料，估計在1500人左右。這個估計是怎麼得出來的？筆者在道縣計生委查閱了道縣從1949年以來的全部人口資料，發現從1949年到現在有三個時期4個年頭人口是負增長的，其一是土改時期的1952年，其二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1961-1962年，其三是大屠殺時期的1967年。運用統計學的原理通過簡單計算可以得出：1952年道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500人左右。另據官方資料記載，在這期間同時還進行了清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兩項工作，共鎮壓階級敵人800餘人，2500減去800等於1700。再比照政策面，根據「村村見紅」的要求，道縣當時約有1400多個自然村，在1400與1700之間取一個平均數字就得出了該縣殺地主分子約為1500人左右的這個估計數字。確切的數字有待官方以後公布。
我們在道縣聽到人們講述那些土改故事時，總感覺與文革大屠殺有著某種一脈相承之處。事實上，當時就有一些非常有身份的縣級領導幹部說，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次殺四類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而下面的一些基層幹部則說得更直白，這就是「第二次土改」。當然，第一次土改與「第二次土改」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具體可以歸納為如下六個方面：第一、有一個土改法，也就是道縣老百姓常說的「上頭有一個文」。第二、殺人要整材料，要經過區一級政府批准，也就是道縣老百姓說的「要見官」。第三、各種「敵情」並非完全虛構，確有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各種反抗、顛覆活動。第四、有一個政策界線，打擊對象，孤立對象，團結對象，依靠對象分別對待。第五、基本不殺婦孺。第六、殺人也沒有那麼多花樣，一般就是周遠濟所說的「洋辦法」——槍斃。一人一刀殺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石砸死的現象雖有但不普遍。
筆者不是一個理論工作者，學識和佔有的資料，都不足以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場「土地改革」運動進行評說。凡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不能以參與者的願望和言行來作解釋，甚至不能因近距離的觀察而獲得適當的結論，必須站在歷史的高度上，遠距離大視野地進行觀察，從而確定它在歷史上的真正作用和意義。茲事體大，關係著我們民族生存道路的選擇和民族性格發展的走向，對它進行評說和反思，此非常之事須待非常之人。本人只是針對一些具體現象作一些「三擔牛屎六箢箕」的觀察與思考。跳出道縣的小圈子，站在歷史的縱軸上回望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前半部的中國，你會發現那些國人耳熟能詳的、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蔡鍔、蔡元培、胡適、魯迅以及國共兩黨的創建人孫中山、黃興、蔣介石、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等等無一不是出身鄉紳階層（地主階級），這個現象向我們昭示什麼呢？不作過深的、容易引起爭議的探討，起碼一條，它說明在接受西方先進文化、傳承中華文化精華，鄉紳階層（地主階級）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人說機構是一個放大器，它把個人的能量成百倍、成千倍、成萬倍地放大。我認為文化的力量比機構的力量更強大，它把個人的能量十萬倍、百萬倍、千萬倍地放大。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都一樣，有精華也有糟粕。西方文化的精華，在社會領域可概括為：民主、科學、法制；在人權領域可概括為：自由、平等、愽愛。而中華文化精華可概括為5個字：仁義禮智信。不難看出這5個字與前面的6個詞是最容易接軌的！它們都植根於人類共通的人性之中。那麼「仁義禮智信」由誰來傳承呢？或曰它植根於中國社會的哪個地方？在民間，在下層，特別是在鄉紳階層（地主階級）中。而它的對立面糟粕部分，如帝王術、官場經、厚黑學等等，則集中在宮庭、官府、上層社會中。
有學者著文論證，小農經濟、田園牧歌式的中國農村社會自清乾隆中葉就開始了「鄉紳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的進程，這個進程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運動」中，以鄉紳階層（地主階級）消滅和農村領導階層劣質化而宣告結束。此即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農村社會千年未變之土地制度，亦積累了深重的社會矛盾，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社會向現代化行進的步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土地制度內部已經積累了足以引起大崩潰的能量，如此說來五十年初的那場席捲中國農村的「土地改革」也就不難得以解釋。它的發起者和參與者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發展生產力的願望也不容置疑。
應當說在當時，這場運動是得到了全國絕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也是得到全體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可以說是一種全民共識。它的背後是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在當時如果說有什麼分歧的話，就是土改的形式，是暴風疾雨式的還是和風細雨式的。
據說國民黨當局敗退台灣之後，把他們在大陸的失敗歸結為兩大原因：一、貪污腐敗渙散；二、對「平均地權」問題表現得猶豫遲緩。1953年，國民黨在台灣也搞了一個所謂「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以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為藍本進行的。這個「土改」雖然帶有某種「贖買」性質，其實質依然是「強制接收，重新分配」。
1950年到1953年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採用的是暴風驟雨的形式。和平分田的思想受到了嚴厲的政治批判。有證據表明在土改中打衝鋒的大多是從擁有財產量上劃分叫貧僱農而實際上是農村流氓無產者的那樣一批人，這些人由於自身的種種劣跡（偷竊、賭博、流痞、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等等）已經被邊緣化了，遇到土改這樣的歷史機遇自然會表現出無比強烈的「革命性」和「鬥爭精神」。這些「苦大深仇」的「土改根子」在土改運動中和土改運動后，紛紛入黨做官，其中很多人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等基層領導幹部。他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既無公益心，又無道德準則和是非界線的約束，他們從自身的經歷中認準了一個死理：抱住「黨」的粗腿就會要什麼有什麼！這些人對上惟命是從，對下魚之肉之，對內拉幫結派，對外吹牛撒謊，搞生產目光短淺，搞運動心有靈犀，他們把「流氓無產者」的特質自覺和不自覺地帶進了農村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生產活動之中。好乾部還有沒有？當然有。但在這些人的包圍之中明顯成為弱勢群體，而這個弱勢群體還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遭到清洗和弱化。實踐反覆地向我們提示著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者，必然不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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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6
筆者拜讀了《土改法》和土改時期的一些理論文章，實事求是地說，確實言之成理。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需要追問的是它帶來的短期效果是什麼？中期效果是什麼？長期效果又是什麼？暴力土改確實達到了粉碎舊的生產關係，「均貧富」和「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並在當時得到了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但它同時也的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擊碎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觀念（這一點本身也許正是土改的目的之一）。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共同貧窮的農村社會，而不是一個共同富裕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的農村社會。實踐證明全世界所有走共同貧窮道路的國家和地區，都只能依靠暴力、謊言、恐怖來維持社會秩序。認為經濟上的平等就能解放生產力，顯然經不起實踐檢驗。通過絕對的財富重新分配和將一切減至最小公倍數來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其結果只能是緣木求魚。英國詩人丁尼生在一個多世紀以前說過一句話：「有一半真理的謊言是最毒的謊言，徹頭徹尾的謊言會遭到徹底的鬥爭，但真假摻半的謊言最難與之鬥爭。」引用這句話肯定會引起一些人的「階級義憤」：「這都是些資產階級臭老爺說的話，我們貧下中農只曉得，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這個『生』，那個『生』，抵不住老子一梭鏢，叫你永遠沒得『生』！」
從某種意義上講，財產如同自由一樣，是人類的一項真正權力。人類追求財富的普遍心理亦是某種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力。退一步講，即便土地不該私有、不該出租、不該請長工，但這是兩千年封建制度的沿襲，土地的擁有者（地主階級）不應當為歷史承擔責任，更無死罪。可以打一個比方來進行類比，據統計資料表明，現在我國擁有一百萬元以上個人的財富的人超過一千萬人，約佔人口總數的0.8%，如果政策要發生變化，將這部分人定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下一個文（通過一個法令）對這些人進行批判、鬥爭、改造，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並將他們的財產平均分給月收入千元以下的貧苦勞動人民，這合理嗎？會不會得到全國大多數人的擁護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它絕對不合理。第二，它絕對可以得到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
一個正常的社會，它的進步和發展，只能建立在原來社會的基礎上，承認原來社會存在的合理性部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循序漸進，才能健康、持久地發展，沒有捷徑可走。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必須從手段的公平正義做起。專制之樹結不出民主、科學的果實。對於一個公平、正義、富強、幸福的社會而言，民主既是目的，同時又是手段。任何虛無主義的、憑空想象的社會藍圖，都只能是宗教而不可能是科學。
再講一個有幾分搞笑色彩的小故事。
筆者在道縣採訪期間，曾半真半假地與一些人士請教過關於「和平土改」可能性問題。曾為首殺害「告狀油子」李念德一家13口的金獅庵大隊貧協主席劉代修一句話差點沒讓筆者背過氣去；「你們這些讀書人，怎麼越讀越蠢了？你的東西，要分給我，不殺了你，你會答應嗎？」
也許劉代修的話確實具有某種樸素的真理性，但我要講的是，作為土改根子的劉代修，土改時，家庭成份是三代貧農，而到我為殺人事件採訪他時，他家已是五代貧農了。為了翻身，為了解放，他們命也革了，人也殺了，可是許諾他們的富裕生活在哪裡？許諾給他們當家作主的權力在哪裡？許諾給他們的社會主義公正又在哪裡？甚至那些曾經分給他們的田地又到哪裡去了？看看劉代修口裡吃的東西吧!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吧!看看他家裡住的房子吧!這樣的日子絕對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過的，至少劉的兩個兒子就不願意過。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隨著採訪不斷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隨之發生。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你認為它不可能開始得很順利，它偏偏順利得叫人難以置信，當你認為一切都已理順，準備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時候，它偏偏又讓你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大約在採訪進行了二十幾天以後，某日，我們從下面採訪回來，剛進招待所房門，連口氣都沒來得及喘勻，就聽得有人敲門，打開門，嘩地湧進了十多個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個小小的客房擠得滿滿的。開始我們弄不清是些什麼人，非常緊張，連聲問：「你們找哪個？」其中一個男人 回答道：「我們是『亂殺風』的遺屬，來找領導告狀的。」聽到他的回答，其人就像排練好了一樣，紛紛從身上拿出「狀子」齊聲說道：「請領導為我們做主。」
我和張明紅連忙請他們在床鋪邊上坐下來，有什麼事情慢慢講，有幾個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夠，堅決要求站著：「領導您老人家坐，我們站慣了的，站著好。」
眼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使我感到手足無措。一方面，採訪受害者遺屬一直是我們一個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現在這麼多遺屬找上門來，豈不是天賜良機嗎？就此進行一次深入採訪，聽聽他們在大屠殺中的遭遇，看看他們眼中的文革殺人事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這裡對他們進行了集體採訪，其後果的嚴重性恐怕不會是採訪被迫停止那麼簡單，很可能從前所做工作都將付諸東流。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我多想，也不可能與張明紅進行溝通。
我向他們解釋道：「你們搞錯了，我們不是什麼領導，是廣播電視台的普通記者。處遺工作的案子，我們無權過問，也沒有能力解決。」
一位遺屬的一句話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謙虛了，我們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來的大官僚，他們講你是劉少奇的兒子派來的。」
他的話讓我心頭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幾天前，我們在四馬橋區採訪時，一名村幹部當面質疑我的一句話：「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的記者？殺幾個四類分子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土改時也殺了，怎麼沒有看見有人說東說西。這一次雖然殺得亂了一點，政府已經給他們賠了錢，平了反，他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你們為什麼盡幫著地富講話？」他實在是冤枉我了，我心裡怎麼想且不說，但嘴裡確實沒有幫地富講過一句話，我只是問他，殺的都是些什麼人，是誰提出來要殺的，怎麼殺的，定的是什麼罪名，這位村幹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據這些問題就看出了我是在為地富講話。坦白地說這時我確實開始了對土改運動的反思，因為不反思不行，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這些理論基礎按層次可以分為三條：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三、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殺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補課。而一些農村基層幹部則乾脆把它稱之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難看到道縣文革殺人事件與土地改革運動的一脈相承之處，要想對殺人事件作史的答覆，必須對土改運動作史的反思。但是這些念頭一在腦海浮現，我便會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誠惶誠恐。所以我在採訪中更加註意自己的言行，不斷告誡自己不要帶任何感情傾向，甚至和張明紅討論採訪材料時，也都這樣。遺屬的話雖然純系空穴來風，但讓我感到了極大的不安。也許他們憑自己的願望，把我們想象成「微服私訪的清官」，也許這後面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其他隱情。
我只能硬著頭皮向遺屬們解釋：「你們不要聽別人亂講，我們確實是非常普通的記者。」我把工作證掏出來給他們看，「我們真的沒有能力為你們解決問題。你們有什麼冤情，有什麼要求，可以向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他們是黨和政府派下來專門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的話還沒有落音，遺屬們就七嘴八舌地說起來了：「找過了，早就找過了，沒有用。」其中一個抱著嬰兒的青年婦女流著眼淚說：「我就是因為揭發禍害我的幾個殺人兇手，他們的老婆就堵上門來，罵我是狐狸精，勾引她們的男人，還要打我。那幾個殺了我父母兄弟又強姦我的人，到現在一點事都沒有 ......」
我的心頭像打鼓一樣咚咚作響，不知道下面的話該怎麼講，幸虧張明紅這時候用本地口音說話了：「大家的遭遇我們非常同情，但是你們真的找錯人了，我們到道縣來的任務是採訪農村文化活動開展情況的，無權過問處遺工作的事情，你們找我們就跟在馬路上隨便找一個人一樣，沒有任何用處。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聽到張明紅這麼一說，遺屬們不說話了，臉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個男人，看得出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問道：「你們到底是不是記者？」「我們是記者。」「我請求記者同志幫我把狀子遞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實在沒有勇氣再拒絕這個要求，便答道：「這個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遞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遺屬也紛紛把「告狀信」遞到我們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狀信」，把遺屬們送走了。我與張明紅坐在房間裡面面相覷，良久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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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6
突然張明紅問道：「譚領導，你對剛才這個事情怎麼看的?」
我說：「就是你，到哪裡採訪就說我是省里派下來的領導……」
「哎嗬嗬，你還怪我，我說你是領導，你擺出的領導派頭比領導還領導。」
我說：「別開玩笑了。我感到很擔心，不知道我們的採訪哪裡出問題了。這種傳聞出現，對我們的採訪很不利呀！」
張明紅似笑非笑地看著我，說：「看來你還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小譚啊小譚，你也不用跟我裝，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小子腦後有反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裡是來創作一篇撥亂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原子彈。你認為處遺工作組的人都是傻子，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麼乾脆地把那麼機密的文件複印給我們，連個最起碼的組織程序都不走，這是為什麼？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是違背組織原則的？他們是對文革殺人事件有看法，對處遺工作有看法，希望通過我們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不過……我也要老實地向你坦白，剛開始對於道縣殺人事件的看法，我與你是不完全相同的……這次採訪對我來說，就像經歷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觀和人生觀都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們的黨這麼多年來都用的一些什麼人，做的一些什麼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紅的話，開始讓我心頭一驚，繼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長年累月在基層摸爬滾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於是我向他請教道：「你看，下一步我們怎麼辦呢？」
「加快速度，儘快結束採訪，走多了夜路遲早要碰鬼的。」
「這些遺屬的告狀信呢？」
「留著當個素材吧。」
「答應了人家的，不遞上去不好吧？」
「小譚，你知道我最喜歡你什麼嗎？就是這一點，聰明而不失天真。遞就遞吧，但要在採訪結束以後再遞，無非圖個心安，沒有任何用處。他們的這些告狀信，不說遞過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別說省里，連中央都遞到了，有什麼用？小譚，我要提醒你一句，遺屬當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機。」「你怎麼知道？」「我怎麼不知道？這種事情只有你們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驚的表情，張明紅接著說：「把你的嘴巴閉攏來好了，張得那麼大給誰看？跟他們接觸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對，不然麻煩就大了。好了，好了，時間不早了，趕快洗澡休息吧，明天還要下去採訪呢。」
張明紅休息以後，我照例要將每天的採訪材料分類整理一下，這一次因為「告狀信」太多，來不及一一細看，便專門從中找出了那位抱嬰兒的青年婦女的「告狀信」來，從信上看到，她叫蔣鸞榮，36歲（1986年），原系蚣壩公社新油榨大隊第七生產隊社員，現出嫁馬家嶺大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四類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員，被強姦和輪姦的不在少數，但因為種種原因，像蔣鸞榮這樣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討還公道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非常之少。請允許我把她的悲慘故事講給你聽：
1967年農曆7月21，令人心悸的白天過去了，凝重的夜幕籠罩了新油榨大隊。在一間家徒四壁的水（土）磚房裡，17歲的少女蔣鸞榮摟著12歲的妹妹蔣鳳榮渾身發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聲，她怕，她怕一哭出聲來連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齊不保了，她甚至不敢發抖，可是渾身的肌肉不聽話，拚命地抖，抖得她心驚肉跳。上午的時候，她的父親蔣有訓（58歲）、母親李彩珍（56歲）、大弟弟蔣宏元（14歲），小弟弟蔣宏仕（7歲）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隊民兵營長楊簡吉帶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嶺上丟了硝眼。一家人，頃刻間只剩下她和妹妹兩個女崽。
她睡不著，她怕黑，儘管燈油非常珍貴，她還是把油燈點亮了，只是把燈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點如豆的火光在跳動，她的心多少有一點安穩。
半夜時分，緊閂著的房門發出了咔咔聲響，嚇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裡。又是咔的一聲，門被人用鋤頭托開了。幾個人影衝進來，徑直向床邊走來。蔣鸞榮終於看清了，就是隊上的幾個人，領頭的是楊簡吉同母異父的胞弟鄒良生，他們的臉上沒有了白天那種凶神惡煞的表情，而是帶著一種奇怪的笑容，笑得蔣鸞榮心頭直顫。她一時還沒想明白，他們想幹什麼。妹妹也驚醒了，嚇得直哭，她連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緊緊地摟住。不過，很快她就明白了，他們想幹什麼。鄒良生等人走到床邊，二話不說就扯她的褲子……妹妹鳳榮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睜大眼睛，看著這些男人們狗一樣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體。由於營養不良，她長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個八、九歲的小女孩，此時此刻她真的應當感謝她死去的父母，平時不肯讓她吃得太飽，否則天知道這些慾火中燒的男人們會被她勾引出些什麼想法來。蔣鸞榮這個可憐的姑娘就這樣在父母弟弟被殺的當天晚上，被殺人兇手們輪姦了！兇手們輪姦的蔣鸞榮后，又將蔣家的財物查抄一空。蔣鸞榮在她的「告狀信」中寫道（顯然是別人代筆的）：「這些殺人兇手，白天殺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來強姦我，太過於欺負人了！其行為與禽獸何異？若不繩之以法，國法何在？天理何存？」
當看到材料里說蔣鸞榮被輪姦之後，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檢柴火時，本生產隊一個40歲的老單身公突然從毛伙中（灌木叢中）竄出來，把她拉到毛伙里強姦時，我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淚水奪眶而出……這真是「太過於欺負人了」！
我提起筆在記事本上寫下了一首詩：

只要一深呼吸
身體里就會有一個地方
痛

正在記錄的文字
就是這樣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淚
也是這樣的深呼吸
因為是湧出來的
反而不知道
哪裡痛

愛
就更是了
它長了翅膀
會飛
飛的疼痛
只有蒼天知道

二十年又過去了，公元2006年，筆者為採訪「告狀油子」李念德再赴道縣，與蔣鸞榮又一次不期而遇。當李念德把我帶到她家指著一位留著短髮、體態微胖、低眉順眼的老婦對我說這就是蔣鸞榮時，我競毫無印象，根本無法把她和記憶中的那個清秀端莊的青年婦女聯繫起來……她卻一眼認出了我：「記者同志……你不記得我了？你還買過一碗面給我吃的，你記不得了？」是的，我確實有些記不得了。
看得出來，蔣鸞榮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環顧四周，跳入我腦海的第一個詞還是「家徒四壁」。但是，對於當年的事，她已不願再提，甚至不願意再想。生活所賜與她的一切，她都能夠心甘情願地接受。她對我說：「過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說了吧！我已是有兒有孫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來真的對不起後人。不要講了，真的不要講了。」
唉……我在心裡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位道縣的領導幹部說得確實不錯，時間確實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難，包括仇恨，包括恥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記憶。但是，我能理解蔣鸞榮，理解這個識字不多的農村婦女，理解她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我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把話題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還是過得很難，很辛苦，但比從前好多了，崽女媳婦都到廣東那邊打工，家裡只剩下婆婆老倌作著一點責任田，錢上頭雖然還很困難，但飯還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氣，日子會越過越好的。
隨隨便便地扯了一陣，蔣鸞榮忽然說：「譚記者，你也……老了，有孫子了吧？」我搖了搖頭，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我把眼睛看著她，以為她還有什麼要求，希望我能給帶到上面去。可是她什麼都沒有說。
直到我起身告辭時，她突然說道：「記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還要害崽女。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只要他們以後不殺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頭又是猛地一顫，面對著這位憨厚善良的農村婦女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一個人只有從挨餓和受歧視的狀態下走出來，才可能不去乞求別人的憐憫，而去關心別人。我感謝她對我的關心，也感謝社會的進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順眼的樣子，但願她能仰起臉來，讓燦爛的陽光照亮慈祥的面龐。良久，我才一笑道：「蔣娭毑，現在，害怕被殺的已經不是你們，而是他們了。」
望著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沒有聽懂，她也確實很難聽懂，我也不希望她聽懂。記得我在採訪一位殺人事件責任人時，與此人有過如下一段對話――
筆者：「聽說你在鎮上有一個鋪子，鄉里有養豬場，還有一個石材廠，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財產，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時，你說說應該划個什麼成份比較合適？如果放在67年，你說說會不會把你牽出去殺了，分你的財產，強姦你的妻女？」
責任人抗議道：「我的財產都是合理合法得來的！」
筆者：「我什麼時候說過你的財產來源不合法？你是搞過土改工作的，我問你，當年那些地主富農劃成分的時候，問沒問過財產是怎麼來的？」
責任人沉思良久：「問吧。只要我曉得的，我都告訴你。」

       

第七十六章  喝酒誤事

自從出現遺屬登門告狀的情況以後，我們非常緊張，立即加快了採訪的節奏，一來擔心夜長夢多；二來我下來採訪的日子遠遠超過了原來的計劃；第三，越採訪越覺得沒有採訪到的地方太多。一連好幾天，我們的心都懸著，看到沒有任何異常現象出現，才慢慢地把心放下。這一天，我們到某區採訪。該區一位年輕的副區長某某某接待我們，某副區長剛從黨校學習回來不久，分管區里的處遺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熱情。到吃中午飯的時候，他要請我們吃飯，我說：「下午還有事，就在區里安排個工作餐吧。」他說：「那怎麼行呢，你們是難得一來的貴客，不能太簡慢了。」我們再三推辭。某副區長說：「不是要你們大吃大喝，一餐農家飯，讓你們體驗體驗農村生活。」盛情難卻，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某副區長把我們帶到鎮邊的一家農戶，走進廳屋，裡面沒人，某副區長高聲喊道：「來客人了。」一個中年婦女從屋裡迎了出來，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擺上紅瓜子。某副區長問：「當家的呢？」中年婦女說：「在田裡做事，我去喊他回來？」「不用了，不用了。」又指著我與張明恥說：「這位是地區的張站長，這位是省里來的譚記者，今天中午我們來吵燥你們了。」中年婦女笑著說：「吵燥什麼，請都請不來的貴客。」接著兩個人用當地土話交談起來，我聽不懂，但心裡明白，是在商量中飯怎麼安排的問題。這時候，中年婦女提起一掛撒網就要出門，我一看場合搞大了，連忙起身阻攔：「不要搞得太麻煩了。」某副區長說：「不麻煩，魚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網就可以了，新鮮得很。肉就在灶屋裡掛著，取下來就是。現在農村裡不比從前了，吃的東西隨時都有。」「千萬不要搞得太複雜了。」「不複雜，來得匆忙了，想複雜都不可能。你們就安安心心坐在這裡喝茶。飯菜快得很，保證誤不了下午的工作。」
這個農婦確實能幹，不到一個時辰，飯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複雜，三個缽子，一口鍋子，可內容卻很豐富：一缽子韭菜（上關韭菜），一缽子炮椒丸子，就是把肉剁成泥灌進一種道縣特產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來個，一缽子茶油爆炒子雞，尤其是那口小鐵鍋，架在一個小泥爐上，爐里木炭燒得通紅的，鍋里咕嘟咕嘟燉著大半鍋山菇、臘肉和油豆腐，旁邊兩個大碟子擺著泡發了的紅薯粉和斬成塊狀的鮮魚。香氣四溢，叫人筷子未動已經食指大動。當時農村裡面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搞這麼一餐飯真的很不容易，我心裡十分感動。某副區長起身到裡屋去，用一隻大鋁炊壺提出一壺米酒來。這種米酒，我已經在道縣喝過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數不高，但後勁很足。張明紅一看，馬上聲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區長說：「走南闖北的人喝不得酒，哪個信？」張明紅連說：「我真的喝不得酒，這是大家都曉得，上次陪（鄧）友志書記到縣裡來，我都沒喝啦。」看到張明紅拿出地委書記作擋箭牌，某副區長說：「那張站長你就隨意，我陪譚記者好好地喝一杯。」當時我人也年輕，又是酒肉之徒，仗著略有幾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擺出一副捨命陪君子的架勢。
某副區長把三個酒碗斟滿了，看到我們都沒有扶筷子，又問了一句：「怎麼樣，開始吧。」
我說：「主人家還沒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們吃他們的，我們吃我們的，這桌上沒有別人，就是我們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歡迎二位到我區來指導工作，這碗酒我先干為敬。」
「慢點，」我伸手攔住他說：「我們不是來指導工作的，是來學習的。」
「好，好，那就歡迎二位前來指導學習。」咕嚕咕嚕一飲而盡，向我們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來說：「感謝某區長對我們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盡。
明紅也陪著喝了一口。
某副區長說：「譚記者說話見外了，客氣話不要講，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來譚記者好酒量，今天我來陪你喝一擺酒。」
我知道，道縣人講「一擺酒」，就是把酒碗斟滿酒一個接一個擺起來，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夠得著的部分就叫「一擺酒」，便說：「某區長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風。」
某副區長說：「譚記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個實在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喝老實酒。」
某副區長的豪情感染了我，兩個人就著鮮魚臘肉一碗一碗地喝起來。張明紅雖然酒量不大，但喝一點還是沒有問題的，也陪著我們慢慢地吃喝。他平時就比較訥言，酒桌上就更加話少，結果只聽到我和某副區長兩個人說話，你勸我敬，氣氛相當的溫暖。
酒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剛開始都把著量慢慢地喝，談話也是都揀對方愛聽的說，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心裡明白得很。但到後來渾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輕飄飄的時候，心裡還是很明白，嘴上卻開始胡說八道了。某副區長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經考驗，兩個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想的，本來想好了，在區里不談處遺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煩，但說著說著又說到這上面來了，我問：「某區長，你們區里有沒有傷口癒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事後反省，不外乎兩點，一是我們這次採訪任務需要這方面的內容，而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沒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軟，想在這裡找到幾個例子，幫某副區長美言幾句。某副區長馬上答道：「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到處都是。這一次處遺工作，我們下了很大的決心，做了大量的工作，為被殺害者遺屬解決了很多問題，首先在政治上給他們平了反，每個人都發了平反通知書，生活上有困難的給予一定的補助，孤寡殘疾的出錢養起來，沒有房子住的幫助他們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員，我們通過各種方法與他們聯繫，寫信給他們，歡迎他們回來，願意回來的人，我們一視同仁，一律按規定分給自留地、責任田、責任山，幫助他們發展生產，安定生活。少數人提出無理要求的，我們耐心地做他們的思想工作，教育他們提高認識，把賬算到林彪、四人幫的身上。絕大多數遺屬對我們的工作表示滿意，對黨和政府非常感謝。對原來犯錯誤的同志表示理解，雙方消除隔閡，化解矛盾，出現了安定團結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說我們下面有一個大隊，有兩兄弟，父母、還有姐姐被殺，殺人的時候，他們還很小，流落在外，這一次我們把他們接回來，給他們分了責任田、柴火山，幫助他們重建家園，這兩兄弟非常感激，激動得痛哭流涕。他們領了補助費以後，專門拿這個錢辦了幾桌酒席，把當年殺他們父母的人都請來，一起喝酒……」
「喝酒幹什麼？」我有些大惑不解地問。
「雙方當面把話講開，表示相互理解，對過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見。」
我當時也是有點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頭，聽得某副區長的話，喝到肚子里的酒，騰地一下點燃了，燃起一股無名的邪火，陰陽怪氣地說道：「這這就是傷口癒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殺吧？」
某副區長叫道：「哎，哎，譚記者，話不是你這樣講的？」
我承認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遜：「不是這樣講，又是哪樣講？你們道縣，有，有一句話叫做殺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殺了你父母，你會請我喝這餐酒么？」
我的話把某副區長給惹毛了，他正色道：「我們是馬列主義的政黨，看問題要歷史地看，辯證地看，文革『亂殺風』中，被殺的是受害者，殺人的也是受害者。絕大多數的殺人者，都是出於公心，出於對黨的熱愛。」
「照你這麼說，殺人有理啦，那還要平什麼反？處什麼遺？」
「譚記者，請你注意，我從來沒有說過殺人有理！我只是講，對殺人的事要一分為二地看，不管你怎麼說，這個事情的本質就是貧下中農起來殺地富，殺人的人，一方面是犯了嚴重的錯誤，甚至是嚴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他們對黨和對毛主席的熱愛，表現了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來，「快點莫講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話，當家作主又不是一張獎狀，一個名譽符號，貼在牆上，掛在身上的，它要有實際內容。貧下中農當家作主難道就表現在，一年到頭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天掙一角錢，難道就表現你們這些公僕到家裡來了，連忙把床鋪讓出來，把妻子、女兒讓出來給你們睡？貧下中農當家作主就表現在你們這些幹部指東，他不能向西，往西就變成了『嚴重的問題教育農民』……當年殺人的事情，哪一樁哪一件是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哪一樁哪一件不是區社幹部挑唆起來的？」接著七七八八又講了一堆難聽話。
某副區長也是喝多了，厲聲地說道：「譚記者，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當，當年的情況，為什麼大多數的黨員和幹部都卷到了裡面（指農村裡），難道他們都是壞人？都是殺人犯？講穿了，那個時候，聽黨的話就會殺，不聽黨的話就不會殺！」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驚呆了，四目相對，突然都閉上了嘴巴。也許彼此都感到話說得太赤裸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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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7
張明紅在一旁說話了：「小譚，小譚，你喝醉了，胡說八道些什麼呀。」
這時候，酒勁也確實上來了，但酒醉心裡明，知道自己講拐了話，就順坡下驢，喃喃地說：「我沒有醉，沒有醉，這點酒醉不倒我。」說著端起酒碗來又要喝。張明紅從我手中一把奪過酒碗說：「喝不得就不要逞強，酒量淺，還不服勸。」又對某副區長說：「實在對不起，譚記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區長這時候，喝得也蠻好了，站都站不起來，連聲說：「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這麼個結果。
下午的採訪也搞不成了，我們坐上車回縣裡。
一上車，張明紅就連聲嘆氣：「喝酒誤事，喝酒誤事。」
我有些理屈詞窮地說：「你，你又不喊醒我。」
張明紅說：「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拚命地踢你的腳，你一點反應都沒有，越講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臉。」
「他那副嘴臉不好看，你那副嘴臉就好看？你要不是披著記者這張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來，你信不信？」
米酒後發作，這時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腳發軟，身子發飄，腦袋發暈，眼睛都睜不開了但嘴巴還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頭有點昏。」
張明紅說：「你頭昏得太遲了，早一點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頭死豬。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點多鐘才醒來，吃早點的時間已經過了，幸虧張明紅起得早，幫我把早點端回房間，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喪，一邊吃早點，一邊對張明紅說：「對不起，我又犯錯誤了。」
張明紅說：「犯沒犯錯誤倒說不上，關鍵是原形畢露了。一位哲人說過，討論任何有爭議的話題，都必須擺脫個人的情感傾向，包括仇恨、同情、憤怒和憐憫。你就是對遺屬太同情了。」
「不、不。老張，我還沒有你想象的那麼淺薄，我確實同情遺屬，但同樣同情被利用的殺人者，甚至還同情某副區長……」
「好了，好了，別給自己臉上貼金了，還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說得太對了，我確實還同情自己。」
正說著，聽女服務員在喊：「205房，譚同志，長途電話。」
當時招待所，電話沒有接到房間里，打電話，特別是長途電話都要到總（服務）台去，我心裡一驚，連忙趕到總台，是單位領導打來的電話，說單位上有事，要我馬上結束採訪回長沙。
回到房間，張明紅見我臉色凝重，問：「什麼事？」
我說：「單位上的電話……要我馬上回去。」
張明紅嘆息道：「都說共產黨辦事效率低，看來要分什麼事了！那，你怎麼辦？」
我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該怎麼辦還怎麼辦。」
張明紅說：「好，我們不到××區（某副區長所在區）去了，換個地方。」
正在準備出發，又聽得敲門的聲音。
打開房門，是兩個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張明紅一怔，說：「哎呀，怎麼驚動了你們兩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說：「我們犯官僚主義的錯誤了，張站長和譚記者到縣裡這麼久，都沒有來拜訪一下，太不應該了。」說著哈哈一笑。
張明紅說：「二位父母官，日理萬機，工作實在太忙了。我們到縣裡來，沒有什麼大事，不敢打擾。」
「張站長說這個話就見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們這些無冕之王。」
「咳，我們這些無冕之王，戴的是紙帽子，實際上就是個吹喇叭的，手藝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幾十萬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
「張站長，你講這個話就沒意思了。我們是沒本事，想吃你這碗飯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話，真的想跟你跟一個位置，讓你來體驗體驗我們的難處！」
聽著張明紅與兩位來者的對話，我已經猜到了來者是誰，心裡不禁暗暗責怪自己，麻煩惹大了。這時，張明紅轉過身來向我介紹：「譚記者，這位是縣委周書記（微胖的那位），這位是李縣長（清瘦的那位）。」
我連忙上去與他們握手：「幸會，幸會。」
坐下來以後，雙方又寒暄了幾句，周書記問我們，特別是問我，對道縣的印象如何，來了以後生活習不習慣，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麼要求沒有……就是不談我們採訪的事情，這使得我更感到緊張，因為心裡很明白，這樣濃墨重彩的鋪墊，說明對方把這件事看得有多麼嚴重！
這時一個男人走進來，向周書記和李縣長輕聲地問道：「已經準備好，什麼時候開始。」
我心裡一驚，暗忖莫非要對我們採取組織措施？又一想，不至於呀，我們又沒有搞什麼非組織活動，充其量說了兩句不中聽的話。但，心裡還是忐忑不安。
周書記抬腕看了一下表說：「時間也不算早了。這樣吧，你們來，我們沒有給二位接風，現在就算補上，我和李縣長下午還有一個會，就早一點入席吧。」
原來是請我們吃飯，我心裡長舒了一口氣，但也知道，這餐飯也不是好吃的。
走進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豐盛得很，除了沒有山珍海味，已經到了當時道縣的頂級水平。
張明紅是此中常客，故意嘖嘖地道：「哎呀呀，我們這可是享受的地委書記級待遇呀！」
周書記一擺手：「張站長，譚記者，請！」
「周書記，李縣長，請。」
雙方按賓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個人：周書記，李縣長，張明紅，我，還有縣委宣傳部的兩位同志。
宣傳部的一位同志說：「周書記，李縣長，你們講開兩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種衡陽出產的大麴酒）。」
周書記說：「回雁峰也不錯，『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來第一峰』嘛。」
張明紅說：「周書記，我喝不得酒。」
我連忙跟著說：「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現在頭還痛。」
周書記說：「不喝不行。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勸酒，不定量，隨意，好不好？」
「隨意好，隨意好。」
周書記端起酒杯說：「這第一杯酒我代表縣委和縣政府歡迎二位到我縣來指導工作。」說完一飲而盡。
這一次，我學乖了，只用舌頭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張明紅卻一飲而盡，把酒杯底一亮說：「喝了這杯酒，首先，我向縣委和縣政府彙報一下我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
周書記說：「張站長，不要講彙報兩個字，我們今天，喝了這杯酒，你也不是站長，我也不是書記，大家都是朋友，我們在這裡講的話，酒席上的話，黑板上的字，講得不好，擦了就是。我們今天是朋友之間談白，邊吃邊談好不好?」
「好，好。」
「來來來，夾菜，夾菜。」
我一邊慢慢地吃菜喝酒一邊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氣度，一邊運神，周書記講起昨天的事，怎麼解釋為好。但周書記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說：「我和老李和二位講一點掏心窩子的話。你們到這裡來採訪文革殺人的事，我們從心底里表示歡迎。你們關心這個事情一點都不奇怪，全世界都關心。但是這個事情牽涉面太廣，錯綜複雜，處理起來難度極大。我的前任，張站長你是知道，聽到要搞這個處遺工作，堅決要求調走了，他是知難而退了，結果組織上把我調來了，我沒有退路呀。我們都是讀書人，聽到這種事情，心裡哪會不恨呀！那個事情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你們來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幹部組織了一個考查團到了零陵，在地區聽取彙報的時候，大家氣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嚴肅處理，要殺一批，判一批，組織處理一批。但到了縣裡，把具體情況一擺，都不說話了，你說按什麼標準來定死刑，殺10個人的判死刑，殺9個人的怎麼辦？……總不能夠，因為已經殺了四、五千人，再殺一兩千人吧？赫魯曉夫講蘇聯『肅反』問題時，說過一句話，『寬恕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無罪，而是因為他們人數太多。』捲入這個『亂殺風』的有一、兩萬人，認真地分析起來，絕大多數人本質還是好的。當時那個情況太複雜了，要說有責任，有責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殺人兇手，你們沒有接觸，真正地一接觸，心裡都痛，那也是很老實忠厚的人。比如我們這一次縣委會，準備提一位同志進班子，這個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幹勁，還有在群眾中的口碑，都很不錯，但就是過去非常年輕的時候，卷進了殺人事件中，結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後定出的處遺原則還只能是『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因為我們這一次處遺工作的目的，不是處理人，而是撥亂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糾正回來，教育幹部、群眾接受嚴重的歷史教訓，加強法治觀念，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保證改革開放順利進行。就像醫生開刀一樣，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而是為了把人救活。廣大遺屬絕大多數是通情達理的，他們對我們的做法是理解的，對黨和政府給他們平反，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是衷心感激的。從我內心來講，對他們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國家對他們的補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現在政府財政非常困難，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來，只能幫助他們創造自力更生、重建家園的條件。有少數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講不合理，但是我們無法解決的。我們怎麼辦？我們解決問題只能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解決，超出這個範圍，就是想幫解決，也做不到。更何況鬧事的就多解決問題，不鬧事的就少解決問題，哪一個縣都會鬧起來......
「……這件事情歷史上肯定是要記載的，我們做不來包青天，但也絕對不會做小丑。我縣的處遺工作是嚴格地根據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領導下開展的。能夠做到現在這個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們來縣裡採訪處遺工作，我們非常歡迎，但有一個要求一定要維護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局面。要是惹出什麼問題來，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脫呀！」
張明紅連忙插話說：「周書記，我們也走不脫，走到哪裡去？妻兒老小都在零陵。我們來道縣是採訪處遺工作取得的成果。這一次道縣的處遺工作搞得好，貫徹（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偉大精神，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糾正過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評價……我們這一次來的目的，就是要把處遺工作中的動人事迹、寶貴經驗，好好地宣傳出去。」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二位的心意我們心領了。說起這個處遺工作確實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這個局面來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兩年來，看到的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樣哦……處遺工作剛開始的時候，阻力之大你們難以想象，那個時候，殺人事件來龍去脈很不清楚，說法很多，群眾思想也很混亂，甚至有個別人說我們的處遺工作組是國民黨派來的。有一個村裡的一個基層幹部，殺人風中犯了一些錯誤，工作組的同志找他談話，他出門就喝農藥自殺了，他的家屬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縣裡來吵事，說我們逼死人命。工作組的同志頂住巨大的壓力，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但是，我們關起門打兄弟講，這個事情怎麼寫也寫不出一朵花來，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時間來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給後人評說。老張啊，我這個人原來也是書生意氣得很，自從這個犁軛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當代人是說不清楚的，只能讓後人去評說。」
我與張明紅連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湯。深不深刻說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書記說著又側過臉對李縣長說：「李縣長，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看行不行？張站長和譚記者到我們縣裡來採訪，支持我們的工作，辛苦得很，我們要大力支持，雖然縣裡的車子緊張得很，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給他們安排一輛，另外宣傳部也專門抽出兩個人來協助他們工作，你的意見如何？」
李縣長說：「很好，很好。」
張明紅說：「周書記，太麻煩你們，千萬不要安排專人專車。」
周書記：「不麻煩，都是為黨工作，應該的。來，干一杯。」
……吃完飯以後，周書記、李縣長因為下午有會，告辭了。送走他們以後，我問張明紅：「怎麼辦？」
張明紅說：「回雁峰，回雁峰，『衡陽雁去無留意』，我們這裡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乘著消息沒傳開，趕快到其他幾個縣掃一圈，先把資料集攏起來再說。」
我說：「好，我馬上打個電話給縣委宣傳部，就說單位來電話叫我們回去，馬上走人。」
我們匆匆退了房，到長途汽車站買了兩張去江華的車票，離開了道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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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8
第七十七章  道縣周邊十個縣市文革殺人概述

道縣大屠殺無異引爆了一顆「精神原子彈」（文革術語），衝擊波四下擴散，受影響最大、照樣畫葫或有創新的是道縣周圍的幾個縣市。我們對這幾個縣的採訪跑馬觀花，不細緻，不深入，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說明問題。

寧遠縣
寧遠縣1967年8月18日開始殺人。最先殺人的是梅崗公社小歐家大隊，殺4人。
梅崗公社小歐家大隊與道縣楊家公社鄭家大隊一山之隔。鄭家大隊殺人後，一些四類分子（子女）害怕被殺，跑到寧遠這邊山上躲藏。小歐家大隊的一個社員上山打柴，聽到沖里有人說話，走過去一看，沒有人，卻看到地上有人坐過的痕迹，還有幾顆「喇叭筒」的煙蒂子，趕快回去向大隊支部報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縣黑殺團在我們縣裡開會了，要『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
「道縣的四類分子和我們這邊的四類分子串聯，準備『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
8月18日（農曆7月13）是鬼節的前一天，小歐家大隊一個在外面做手藝的外流人員（非四類分子）回家過節，帶了兩個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大隊黨支部和造反派（寧遠「紅聯」）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對該外流人員和地主分子歐濤玉等四人採取革命行動。大隊貧協主席說：「七月十四日鬼門開，八月十五砍高粱，正是動手的時候。」當晚便將4人殺害。
自此，殺人風從道縣刮到了寧遠。
接著，麥地公社路田大隊，以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一樣捆在一起，推下廢紅薯窖，放火熏死後，蓋土掩埋。
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當時在曉睦塘大隊蹲點，聽到殺人風聲后，立即召集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問題，大隊幹部問他怎麼搞，他笑而不答，從地上撿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個砍的姿勢。但下面有人還沒有理解深透，又問了一句：「李書記，你是說……？」大隊會計有點文化腦子活接了一句：「死蠢，這都不懂，李書記是講斬草除根。」李遠生高興地在他肩頭拍了一巴掌：「聰明！」當即分工，全大隊按照自然村分為兩片，均由支委負責，分頭行動。農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蘿蔔田為名，將其騙至預定地點，突然襲擊，全大隊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從而一舉奪得全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比道縣的躍進大隊還要多殺5人。
彎子里大隊是寧遠殺人最血腥的一個大隊。可以說山澗溪水泛紅，雜草樹木泣血。這個村子不大，村民多數姓鄭。1967年中秋節后的第五天，僅僅一個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隊幹部指揮民兵用亂刀砍死，拋屍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鄭工金被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人兇手用鋤頭將其挖斷成三段，塞進窖里。12歲的少年鄭山壯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樹上躲起來，結果還是被抓了下來，他跪在地上，拚命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一世替你們做牛做馬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17歲的少女鄭翠雲，因為長得秀氣，被本村的幾個人拖到大隊小學裡面輪姦后，活活砍死。12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一條寒氣逼人的陰溝，在裡面躲了三天三夜，總算留下一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致使行走都困難。村裡三個私心重的光棍漢，趁機將三個有點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來。其中一個女人，已懷孕9個月，因肚子太大，一時不便娶回家，準備生產之後，再娶，後設法逃脫，在外面重新嫁了人，總算逃脫了刀口嫁人的命運。
該縣殺人的特點是：一家家地殺，男女不分，老少不留，殺光殺絕。當時寧遠縣流行一句話：（四類分子）北瓜崽崽，扣子那麼大一粒都要搞光。
因隔河較遠，河汊分佈不及道縣豐沛，殺人方式多為刀砍和活埋。
該縣文革殺人從1967年8月18日開始至10月25日結束（也是全地區殺人的結束），共殺1092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江華瑤族自治縣
江華縣文革殺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歷時57天，共殺898人。
8月下旬，道縣洪塘營公社地主（子弟）楊鐵橋全家5口被殺4口，僅楊隻身逃脫，逃跑到江華縣湘江公社苗子園大隊親戚家避難。洪塘營公社多次派人前來追捕，同時散佈道縣殺人情況。苗子園大隊幹部開會討論，認為「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道縣殺得，我們這裡也殺得。於是在8月29日把大隊上一名有男女作風問題的富農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縣首開殺戒。
此後，謠言四起，殺人風迅速蔓延。
貝江公社貝江大隊，有人提出「階級敵人全殺光，從此天下就太平」的口號，把全大隊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種歷史問題的人全部殺光。
大石橋公社婦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幾個地富分子坐在路邊抽煙、談白，認為是四類分子開黑會、搞暴動（實際上是出義務工修路，工間休息，農民稱之為歇煙氣），立即到公社報告了。公社領導馬上組織民兵將人抓來公社，刑訊逼供。連續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個名叫江光芳的富農分子熬刑不過，瞎編亂造，供認參加了所謂「反共救國軍」，同時供出成員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書記、社長、文革主任。大石橋公社立即順藤摸瓜，嚴刑逼供，大肆追查，並成立公社「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召開萬人大會公開審判。開始準備殺3人，後來會上提出殺7人，最後殺了14人。曾參加過桂東遊擊隊、擔任過江華地下解放武裝分隊長的老地下黨員唐家雄也在其中被執行了「死刑」。
原國民黨起義將領、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的堂兄）被反覆批鬥，刑訊逼供，逼他供認江華是叛徒、假黨員，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縊身亡。
該縣殺人起步稍晚，動手時6950部隊已進駐道縣制止殺人，封刀時已到是年深秋，數量上雖然比不上道縣老大哥，造成殺人的深層原因卻極為相似。當時，實際行使政府職權的江華縣抓促領導小組和縣武裝部的主要領導，對殺人事件或明或暗地採取了縱容態度。這些操持全縣生殺大權的人接到沱江區鯉魚井公社殺人情況的彙報后，召開核心成員會議，縣武裝部政委、抓促領導小組組長王宏詞在會上批發了一個《關於制止殺人的六條意見》，現全文抄錄如下，看看這些縣太爺是怎麼制止殺人的。

關於制止殺人的六條意見
一、群眾自覺組織起來，造四類分子的反，對他們實行專政的大方向是對的。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首先是四類分子挑起來的。因此，我們不能壓制和指責他們。我們應當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有關政策，不能犯保護敵人，打擊貧下中農的錯誤。
二、要教育群眾不要上敵人的當，不要被敵人把我們的陣營打亂了，如發現宗派鬥爭，要教育團結對敵。對某個四類分子處理意見不一致，要進行協商。決不能互相殘殺，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三、要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與群眾的情緒。指揮部的人員要下去幫助區社幹部開展工作，要站在廣大貧下中農一邊，因勢利導，不要驚惶失措，不能阻礙群眾運動的發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對的。如果把群眾意見大的四類分子都捉起來，實際上是保護了敵人，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的一種表現。對解放十七年來一貫不接受改造，而現在又要向貧下中農奪權的四類分子，群眾要殺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眾的造反精神是對的，我們只能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給群眾潑冷水。
五、教育群眾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暴亂和殺害貧下中農。我們一定要支持貧下中農，要和他們站在一起，對於他們的某些錯誤行為，通過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有關政策，廣大貧下中農自己一定會糾正過來的。
六、混進革命隊伍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群眾來要，盡量做好說服工作，對地富子女要加強教育，實在說服不了的，群眾一定要的，也得給。

9月10日，該意見在全縣部分政法幹部中傳達，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抵制，雖未能全面貫徹，但對全縣乃至整個地區殺人的影響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說，此意見絕非個別現象，其立場觀點也不是江華瑤族自治縣黨政軍領導的專利。

江永縣
江永縣文革殺人事件開始於1967年8月17日。該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硯大隊下放知青王××在江永縣城被殺。同日晚，江永縣銅山嶺農場躍進大隊召開全場職工大會，槍斃兩名老「地主」和兩名「地主狗崽子」，並弔死一名喪失階級立場嫁給「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婦女。農場數百名職工和近百名知識青年被通知到隊部禾堂看處決，「經受階級鬥爭的洗禮」。
將該縣文革殺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黨委書記楊修玉。楊修玉系道縣祥霖鋪人，大屠殺期間，他回道縣探親，沿途看到河裡飄著死屍，樹上掛著死屍，又到道縣的同僚那裡取了點經，很受啟發和鼓舞。回公社后，於8月25日召開全社各大隊「五巨頭」會議，把在道縣看到的一些情況和道聽途說的一些謠言，向各大隊的「五巨頭」們吹了吹風。所以這次會議又被稱為「8•25殺人吹風會」。
第二天，公社又召開各大隊貧下中農造反兵團（即貧協）負責人會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正在開會，文革大隊黨支部書記劉自進帶領一些人，敲鑼打鼓進了會場，向公社報喜：
「具有高度階級鬥爭覺悟的文革大隊貧下中農，粉碎了一次階級敵人的暴動陰謀，鎮壓了6名階級敵人，特向公社報喜！」
會場頓時開了鍋，人們再也坐不住了。
「還開什麼啰，文革大隊走在我們前面了，我們落後了。」
「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實際干一干！」「
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還等在這裡幹什麼？趕快回去行動哦。」
一轟而散。紛紛趕回大隊部署殺人。三天之內，全社共殺126人。
緊接著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員張文德為首策劃，趁允山趕鬧子的時機，以「允山公社「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槍斃了該公社的3名四類分子，圍觀者數以千計。張文德親自起草殺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貧下中農
副院長  造反派

這張布告，張文德命人抄寫幾十份，從允山一直張貼到江永縣與廣西搭界的龍虎關，沿途六十餘里，經過允山、回龍圩、夏層鋪、桃川、粗石江、源口六個公社，整個江永縣為之轟動。
江永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325人。

雙牌縣
雙牌縣文革殺人事件共殺345人（其中被迫自殺48人）。殺人的特點是零星、分散、殘忍。
雙牌縣是1970年以後新建的一個縣，文革「殺人風」時期叫瀟水林業管理局。1978年行政區劃調整，原屬道縣的理家坪公社、車頭公社的雙峰大隊劃歸雙牌縣。該縣文革「殺人風」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兩個公社。瀟水林業管理局開始殺人的時間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殺人的是現已劃歸永州市管轄的何仙觀村（大隊）。相傳該地為何仙姑修鍊得道的之處，現為零陵地區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殺人情況與道縣類似。
由於採訪任務的需要，我們每到一處都特別關注那些沒有殺人的公社（農場，林場）或大隊，在道縣如此，在其他縣也如此。在雙牌縣我們看到了一隻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陽明山林場。這裡山深林密，社情複雜，外流人員多，一直是瀟水林業管理局狠抓階級鬥爭的點，也是階級鬥爭抓得最得力的點。文化大革命中，該林場派性鬥爭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鬥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殺人的情況下，卻一個人也沒有殺。為什麼呢？原因也跟道縣殺人最少的仙子腳區差不多，就是林場武裝部長和黨委正、副書記在殺人問題上意見一致：他們殺他們的，我們這裡沒有上級的指示，堅決不動手。
當時有一個問題筆者沒敢問：「假如上級來了指示的話，你們殺不殺呢？」

新田縣
新田縣文革殺人事件以召開萬人大會著稱。1967年9月8日開始殺人，動手較晚，但聲勢浩大，全縣21個公社有18個先後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會。那段時間，基本上是殺人就要開會，開會就要殺人。
與道縣不同的是，新田最先開殺戒的地方是城關鎮，即新田縣城。是從城鎮殺向農村的。9月8日，新田造反派組織「聯總」在城關鎮召開全鎮革命群眾大會，槍斃了5名「階級敵人」。「聯總」總指揮王雄宏在大會上說：「我們城關鎮是全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我們在這裡殺幾個壞傢伙，將對全縣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王總的估計非常正確。這種開大會殺人的方法很快便為下面各區社效法。
時任縣委副書記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講話中沒有直接表明對殺人事件的態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城關鎮萬人殺人大會之後，「聯總」下屬的一個群眾組織新田縣「湘江風雷」的頭頭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緊急倡議書》，在全縣範圍散發，鼓吹殺人。另一個頭頭副司令兼縣文攻武衛指揮部指揮長雷玉榮，專門組織了一個手槍隊，哪裡殺人就到那裡去支援。
掌握政府實權的縣武裝部負責人對殺人事件明不反對、暗中支持。8月28日，武裝部負責人召開全縣各公社骨幹會議，傳達47軍關於制止殺人的有關文件時，只傳達文件中講殺人情況的前半部分，有關制止殺人的後半部分則拖到7天之後的9月15日才另行貫徹，此時新田縣已經殺成一片血海。

冷水灘市、永州市（零陵縣）
這兩個市文化大革命時期尚未建市，統屬零陵縣。
冷水灘市文革殺人事件，除受道縣「殺人風」影響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種導火索作用。該日，現屬冷水灘市的郝皮橋公社庄沖大隊尹村生產隊隊長雷付生與鄰居地主子弟鄭榮壘因小孩玩火引起糾紛，發生鬥毆。打鬥中，鄭榮壘失手將雷付生打死。鄭撞下大禍后，驚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隊民兵搜山抓獲，當場用石塊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橋公社召開群眾大會隆重追悼雷付生，聲討四類分子的滔天罪行，要為階級兄弟報仇雪恨。會上提出「階級敵人要翻天，我們要堅決鎮壓」！要求各大隊貧下中農行動起來，對鄭榮壘這樣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採取「果斷措施」，打掉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追悼會後，各大隊開始殺「四類分子」，並迅速地引發全市性的殺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殺人事件應當說是從富家橋殺開的。雖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經發生了黃田鋪公社雙江橋大隊支部副書記脅迫3名地富子弟將地主分子蔣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該事件一開始並沒有被認為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而是視為報復殺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對全市性的殺人事件幾乎沒有影響。8月下旬，富家橋區富家橋公社永興橋大隊受道縣「殺人風」影響殺了該大隊3名四類分子。區武裝部長唐××接到報告后，感到有必要召開一個會議討論制止濫殺的問題。於是專門召開了一個全區大隊以上幹部會議。但是會議的氣氛與原來的設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談階級鬥爭，大談各種道聽途說的敵情，談到激動處有的幹部甚至捶胸頓足、熱淚橫流。湖南一帶農村幹部有個好喝幾口小酒的習慣，當年的會議餐不像後來安排得這樣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會的時候，一些幹部打平伙買酒喝；酒買了，沒有酒碗，就跑到區供銷合作社去借。站日雜櫃的營業員是個地富子弟，說：「我們這裡的碗不能借，只能買。」借碗的幹部不高興了，說：「你一個地主崽子神氣什麼！」該營業員仗著自己是吃國家糧的，不把農村人放在眼裡，態度十分惡劣地說：「不能借就是不能借，這是國家的財產，借給你用過了，還怎麼賣？」結果激起了與會幹部的憤怒，把他從櫃檯里拖了出來，拖到旁邊的河邊上，從二十多米高的橋上扔進河裡，淹死了。
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乾柴上，立即引起一場大火。「屌他老母親的，一個地主崽子都敢欺負我們！」與會的社、隊幹部議論紛紛，越說越氣，會也不開了，一聲喊，紛紛趕回各自社、隊布置殺人。三天功夫殺了158人，佔全市殺人總數的一半以上。

藍山縣
藍山縣是整個零陵地區開始殺人最晚的縣，（1967年）9月10日才開始殺人，整個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145人。該縣殺人的特點是基層幹部階級鬥爭覺悟高，大隊一級自發追查反革命組織，繼而殺掉其中的「骨幹」。現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該縣最典型的殺人案例發生在清水大隊。該大隊殺人時，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個「蠢子」（腦筋不太靈活的人）去執刀。因這裡殺人也跟道縣一樣有「手續費」，就是給錢或給穀子，這個「蠢子」殺了19個人後，找到大隊幹部要分穀子。大隊會計說：「19個難算，乾脆再殺一個湊個整數。」於是這個「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戶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隨便捉了一個殺掉，湊齊20個整數。

祁陽縣
祁陽縣是湖南省著名的地方戲祁劇的發源地，民間素有「唱不過祁陽」之謂。
該縣原屬衡陽地區管轄。1967年文革殺人事件中，該縣毗連零陵縣的周塘公社用捆綁吊打的辦法，逼供出一個所謂的「黑殺團」。公社組織委員李新明等人擴大戰果，組織深挖廣查，很快將該組織成員「發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積極響應，追查風擴展到全縣33個公社，其間共殺218人，刑訊逼供致傷致殘1000餘人。

東安縣
東安縣是全國聞名的武術之鄉，與祁陽對應，有「打不過東安」之謂。該縣距道縣較遠，位於京廣線上。1967年受道縣殺人風影響出現的文革殺人事件中，僅殺11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規模的「殺人風」平息8個月之後，該縣有關部門因審查一名有作風（男女關係）問題的婦女，審出了一個反革命組織「反共救國軍」。在縣革命委員會的統一部署下，從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個有2258人參加的龐大的「反革命組織」。追查、刑訊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殺278人，致傷致殘1132人。
當年的「鐵案」，文化大革命后複查，竟無一例是真。
如此說開，還真不好界定那場文革大屠殺的時間段和被殺人數。

卷九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第七十九章  華國鋒的指示
第八十章   「9•23大武鬥」
第八十一章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第八十二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後記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還記得筆者在卷二第七章中，留下的那個口子，提到的那個人物嗎？
筆者可以負責任地說：「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如果沒有他，道縣的人頭絕對不止4500餘顆落地；如果沒有他，道縣『殺人風』絕對不止蔓延到周圍10縣市；如果沒有他，周圍10縣市的人頭絕對不止5000餘顆落地！」
讓我們回到「殺人風」開始的1967年8月13日。
道縣二中。
卻說此時二中裡面關押著一名「走資派」——縣委副書記兼縣長黃義大，他因運動初期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革命群眾的衝擊，「一月奪權」以後，被「革聯」紅衛兵抓進二中進行批鬥。開始，每天除了大會批鬥外，並派有專人看守，不得擅自離開房間。隨著運動的深入，「革」、「紅」兩派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革命人民」與「走資派」之間的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這段時間對黃義大的批鬥也放鬆了，看守也隨之放鬆，但還是不能擅自離開房間。黃義大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中央文件、「二報一刊」 社論，讀毛澤東選集、馬列著作，改造思想，反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
1967年8月13日早飯後，黃義大按照慣例，坐到桌子前開始學習毛主席著作。關押他的房間的門打開了，負責看守的紅衛兵走進來，一臉嚴肅的表情把黃義大嚇了一大跳，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樣的臉色了。紅衛兵說：「黃義大，站起來。現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今天『紅老保』要血洗二中，你不準亂說亂動，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紅衛兵宣布完后就走了。黃義大心裡非常著急，面對這麼嚴重的情況，思想鬥爭很激烈。怎麼辦？管吧，自己處於靠邊站的地位，說話人家聽不聽呢？不管呢，打起來後果不堪設想，作為一縣之長怎能袖手旁觀？儘管已經靠邊站了，但組織上並沒有撤自己的職，怎麼說現在還是縣長。作為縣長，他過去曾多次處理過道縣農村的械鬥事件，深刻了解那都是要死人的事情。由於長期與外界隔離，他並不十分了解這次武鬥的具體情況，而是把它想象成一次大規模的械鬥事件。實際上這種想法也沒有錯到哪裡去。因為一直身不由己沉浮於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黃義大十分清楚，作為多數派的「紅聯」實力要比少數派「革聯」大很多，一旦開打，二中肯定要被「紅聯」打進來，（這個時候，黃義大當然不可能想象到「革聯」總指揮劉香喜的軍事天賦，而只能按常理去想問題。）一旦打進二中，子彈無眼，刀槍無情，會死多少人啊！
上午十點多鐘，二中院內哨聲呼呼，背槍的跑來跑去，調動頻繁。黃義大心急如焚。他看到老同學蔣某從窗前經過，連忙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間里問：「出了什麼事，這麼緊張？」蔣答道：「……『紅聯』那邊正在開會，馬上就要來進攻二中，難道我們看到死嗎？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自衛。」黃義大說：「請你轉告劉香喜同志，不管怎麼樣，千萬不能打呀！要想辦法做工作。我有兩個建議，一是趕快派人到縣武裝部去報告，現在只有他們說話有權威。二是請給我一個廣播筒，我到大門口去喊話，我相信我在道縣當了這麼多年的縣委副書記和縣長，說話總還有些作用吧！」
蔣某說：「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門口去喊話，你好死得快啊？」
黃義大說：「那就請你趕快轉告劉香喜同志，我想見一見他，有些意見要當面向他說。」
蔣某走了以後，「革聯」另外的一個頭頭朱××來了，朱說：「劉香喜同志現在很忙，有什麼事跟我說吧。」黃義大又把對蔣××說的話說了一遍。朱說：「你到門口去喊話就不必要了。請武裝部出面倒是個好辦法，我馬上寫封信派兩個人去。」
中午十二點左右，突然聽到外面傳來一陣槍聲，黃義大感到事態嚴重了……他端坐在房間里，一動不動，決定聽天由命了。
下午一點多鐘，房門再次打開了，劉香喜帶著幾個人走了進來。劉香喜說：「義大同志，蔣××把你的話轉給我了……今天是『紅聯』出動隊伍衝擊我們，又把城關糧店的兩個女同志抓走了，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才開槍自衛的。」這時蔣××走進來說：「剛才已經打死兩個人。現在附近各鄉鎮的民兵都在往縣裡集結，今天晚上不得了！」黃義大急切地對劉香喜說：「劉總指揮，這麼嚴重的情況，為什麼不報告武裝部，請他們出面解決呢？」劉香喜說：「我們已經派了兩個人到武裝部去報告，他們聽了連理都不理。」黃義大急了， 不自覺地露出了縣長的派頭：「中央剛剛下發了《七•一三通知》，明確規定不許農民進城武鬥，他們為什麼不貫徹執行？武裝部這個態度，非出大問題不可！我想親自到武裝部去找崔部長和劉政委，請他們馬上派人來解決。」劉香喜一聽，握著黃義大的手說：「我們堅決支持你的革命行動。我馬上派人護送你去。」黃義大說：「護送就不必了，那樣容易使問題複雜化，還是我自己去好些。」劉香喜說：「這樣更好。」
當天下午四時左右，黃義大到了縣武裝部，在辦公室接待他的是武裝幹事唐××。黃義大對唐××說：「我剛從二中來的，估計今天那裡已經發生了武鬥死人的事情，聽說今晚還會有大批農民進城包圍二中，我怕再發生更大的武鬥，想找崔部長和劉政委他們當面彙報。」唐幹事進去了一會出來說：「崔部長病了還能見，其他領導都有事出去了，你有什麼意見對我說吧，我轉告他們就是了。」黃義大說：「根據今天下午二中發生的情況，今天晚上可能出現大規模武鬥，我特向武裝部領導提出兩條建議：一、請在天黑以前，召開一個全縣性的廣播大會，講清今天事件發生的真相，原原本本宣讀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七•一三通知》，叫農民不要進城來搞武鬥；二、請武裝部領導馬上到二中現場，組織兩派負責人進行協商，制止武鬥，商議解決問題。」唐幹事說：「你這兩條意見我給你轉告領導就是。」黃義大說：「事情緊急，拖延不得。」「放心吧，不會拖的。」
離開武裝部以後，黃義大急忙趕回家裡找妻子孫美姣。黃家就住在距武裝部不遠的縣委宿舍里，當時縣委領導不像後來那樣有獨立的小院，基本上都是和其他縣委縣政府工作人員一樣住宿舍，只是房子稍微大一點、好一點，但也大不了多少，好不了多少。黃義大在家裡見到妻子孫美姣，夫妻倆從年初「一月奪權」以後就沒有見過面，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事情要交代，特別是黃義大由於對前途命運的很多擔憂，特別需要和妻子進行溝通。但家裡現在明顯不是個說話的地方，也不便久留，兩個人約好了在東關的柑橘園會面，黃義大就匆匆地先走一步。剛走到距武裝部不到300米的石碑樓，就聽妻子從後面追上來，大喊：「黃義大，快跑啊！他們來抓你了。」黃義大回頭一看，只見武裝部一名幹事帶著十幾個人從後面追上來了，有的拿著棍棒，有的拿著火叉，一邊追一邊喊：「抓住黃義大！抓住黃義大！打死他！打死他！」黃義大看到這個情況，撒腿就跑，後面的人兜屁股追，追到了小西門，黃義大被堵在了城牆上面，站在五米多高的古城牆上，已無路可逃，後面喊聲震天，眼看就要追上了。黃義大把心一橫，閉著眼睛往城牆下面一跳，幸虧人還年輕，平素酷愛運動，是個籃球場上的運動健將，跳下去后，居然沒有跌傷，爬起來又跑，一直跑到東陽良田村一個蔣姓村民家裡躲起來，總算跑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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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9
因為蔣姓村民原來就認識黃縣長，當晚黃義大就住在了蔣家。整個晚上，黃義大基本沒有合眼，想了很多，第二天一大早，他托蔣姓村民到二中去傳了一個口信，表示希望回到二中去。作出這個決定對黃義大來說很不容易，儘管通過對中央文件和「二報一刊」社論的學習，他認為「革聯」的所作所為更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些，但要公開表態支持「革聯」還是很難做到，畢竟幾十年來打交道的主要都是「紅聯」那幫人，有一種血肉相連的感覺，如今要站到他們的對立面上去，難吶！但明擺著的現實就是，「紅聯」那幫人已經把他當成「道縣最大的走資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連崔保樹、劉世斌這些從前在自己面前，黃縣長長，黃縣長短，點頭哈腰的人，這會都派人來要自己的命。真是逼上梁山啊！
劉香喜果然夠朋友，接到黃義大的口信后，立即派手下的得力幹將「文攻武衛」指揮部指揮長李成苟帶著十幾個人，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將黃義大從蔣姓村民家接進了二中。
當天（8月14日）「革聯」得到情報，各區社武裝基幹民兵在「紅聯」的組織下，正在向縣城近郊的營江公社良種場集結，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面勝利」的口號，準備一舉拿下二中。對此，「革聯」也提出了「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口號，準備拚死一搏。一場更大規模的武鬥即將來臨。
黃義大與家住二中的縣委宣傳部長蔣全益交換意見后，找到「革聯」頭頭劉香喜，向他說明問題的嚴重性。鑒於「紅聯」煽動組織農民進城武鬥，縣武裝部明不反對，實為支持，這樣下去必然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目前全縣到處攔關設卡，真實情況傳不出送不上，道縣的問題沒有辦法得到解決。黃、蔣兩人想到省里去找省委領導當面彙報，請他們出面解決道縣問題。特別是黃義大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當時主持湖南工作的省革籌副主任華國鋒在車頭公社蹲點時，身為縣長的黃義大與他有過一些交道，另一位省革籌副主任章伯森更是黃義大在衡陽市當銀行行長時的老首長（章時任衡陽地區專員），文化大革命前來往就比較密切，現在可以直接找他們彙報情況。
劉香喜一聽，大喜過望，馬上說：「你們的這個想法很好，這是對道縣革命人民負責的表現，我們表示堅決支持。我想派一名代表隨你們同去。現在我們正處於四面包圍之中，農村裡到處是他們的關卡，封鎖相當嚴，一路很危險，你們要想清楚了。特別是黃義大同志，『紅聯』已經對你發出了格殺令，在哪裡抓住，在哪裡幹掉……」黃義大說：「現在這個情況，已經顧不得個人安危了。」劉香喜說：「非常感謝你們！我會派人護送你們出道江鎮，出了縣城我就沒有辦法了……你們到了省里，請一定將我們這裡的真實情況向省革籌和47軍的領導彙報，我們是以工人和學生為主體的革命群眾組織，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走資派』的反，我們在縣城裡組織巡邏，是為了捍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從沒有干過打、砸、搶的壞事，他們想把我們打成『土匪』和『四類分子』翻天，居心何其毒也！請你們一定要如實向上級領導彙報，這關係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接著幾個人在一起研究了具體行程。當晚10點45分，天黑以後，李成苟帶著七、八條槍，趁著夜色，從二中後面，越過鋼絲橋，護送黃義大、蔣全益和「革聯」代表黃永利三人出了道江鎮。到了上關，李成苟握著黃義大等人的手說：「只能送到這裡了，下面的路自己多加小心。」告別之後，黃等三人離開護送的隊伍，向小甲方向前行。李等人看著他們的身影消失在暗夜中，沿原路返回二中。
根據「革聯」掌握的情報，當時進出道縣的幾條道路都被卡死了，只有過小甲到寧遠水市的這條路還能走，正好蔣副部長就是小甲人，對這一帶地形熟悉，所以就選擇了這條路。儘管已是三伏天，為掩人耳目，三人清一色青藍色制服，在漆黑的夜裡，既沒有月光，也不敢打手電筒，更不敢走大路，只能在荒山野嶺和田野阡陌中摸黑疾行，若不是蔣全益從小在這裡長大，早就迷路了。一夜之中，三人不知跌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來又走，一刻不敢停留。每個人心裡都很清楚，天亮之前還沒出道縣，會是什麼後果。所以一路上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快走！快走！」謝天謝地，終於在天亮前走出了道縣，到了水市。這時三個人的腿都被荊棘野刺劃得稀爛，鮮血直流。但是現在還不能說完全脫離了危險，寧遠這個地方跟道縣毗鄰，寧遠這邊的「紅聯」組織和道縣那邊的「紅聯」組織之間聯繫非常緊密，黃義大等人商量了一下，覺得不能在寧遠縣搭車，必須走到藍山縣去，從那裡搭車會更安全些。三人稍微整理了一下衣裝，吃了一些東西，繼續向藍山縣進發。又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走過一百多里的山路，終於在第二天上午到達了藍山縣城，三個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在藍山縣歇了一晚，第二天（8月16日）乘車到了郴州，馬上就趕到火車站，擠上了一列開往省會長沙的火車。當時由於革命大串連，坐火車根本不要錢買票，擠得上去就坐，擠不上去就等下一列。車上沒有水喝，也沒有飯吃，也看不到服務員，車廂的廁所里都擠滿了人，座位底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實在擠不下了，有的人乾脆爬到車廂上面去了，好像什麼危險也沒有似的。到處都在進行武鬥，隨時都有槍聲響起，火車開得十分緩慢。前面武鬥打起來就停下來，不打了又往前開。八月的天氣異常炎熱，人多擁擠，車上經常有人暈倒和緊急呼救……就這樣走走停停，郴州到長沙不足400公里的路程，叮叮哐哐地開了將近二天時間。8月18日，好不容易開到了易家灣，眼看就要到長沙了，又停了下來。這一停好像就生了根再也不走了一樣，從下午一直停到晚上，黃義大心裡有事，跑上跑下打探消息，聽說是省「工聯」、湘江風雷正和湘潭「革造聯」搞武鬥，雙方出動了好幾萬人，鐵路、公路全都堵死了，什麼時候能通車還不知道。聽得這個消息，黃義大等人急得嘴裡滿是燎泡，但也只能耐著性子等。當天晚上，黃等人從車上下來，在車邊的空地上伸腿喘氣，又找過幾張舊大字報墊在地上，在鐵路邊休息。夜色中只聽得昭山（位於易家灣與暮雲市之間的一座小山）那邊槍炮聲響個不停。無數的拽光彈像流星雨拖著長長的光尾，帶著尖銳的嘯聲從頭頂的夜空劃過。看著這個情景，黃義大心裡暗暗吃驚，這麼大規模的武鬥，天曉得會死多少人，原以為道縣文化大革命搞得惡，比起這個陣勢來，就是小巫見大巫。正在心裡運神的時候，又聽得一陣炮聲隆隆地傳來，心想這個仗不知道要打到什麼時候，沒想到響過一陣子，槍炮聲突然停了。 天亮以後，火車居然鳴笛要開了……
8月19日，黃義大三人終於到了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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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19
第七十九章  華國鋒的指示

黃義大等人到長沙后，馬上急著去找省革籌領導和47軍首長彙報，但當時長沙市的武鬥已進入白熱化狀態，「工聯」派（湖南省工人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和「高司」派（湖南省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打得不亦樂乎，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過去最熱鬧的五一大道上冷冷清清，設置了不少路障，用裝滿河沙的麻袋堆起一個又一個武鬥工事，一些武鬥人員坐在汽車上呼嘯而過，無緣無故地對天鳴槍，嚇得人心驚膽戰。省革籌和47軍的領導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作為省革籌第一副主任的華國鋒每天身背一個黃挎包，一個軍用水壺，袋內裝著餅乾，餓了啃幾塊餅乾，渴了喝兩口涼水，整天找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談問題，做工作，根本沒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地點和休息時間。章伯森也是一樣。要見到他們，非常困難。
（1967年）8月24日晚，黃義大為了解道縣近況，打電話到「革聯」總部，「革聯」副司令盤××接的電話，盤說：「現在道縣農村已經開始大殺人了！有的地方還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不經過任何上級機關批准，將人抓起來就殺，手段極其殘忍！據不完全估計，全縣已被殺1000多人，瀟水河裡漂起很多死屍……目前事態還在發展和擴大……」
黃義大大吃一驚，連忙和蔣全益、黃永利三人趕到省革籌辦公室彙報這個緊急情況，彙報后心裡還不踏實，又找到省革籌小組成員梁春陽（原省計委書記，黃義大與他非常熟悉）家裡向他彙報。梁春陽也深感震驚，馬上與章伯森 （原省委副書記，現省革籌小組副組長）、華國鋒通了電話，章、華答覆次日上午要黃等三人到省革籌辦公室見面，具體彙報並研究措施。
第二天（8月25日）上午8時，黃等三人到了省革籌辦公室，一進屋，梁春陽主任就說：「你們昨晚反映的情況，可能不太真實。你們走後，我叫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給道縣武裝部，是李永華部長接的，他說：『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是四馬橋區靠近寧遠邊界的山區，有幾個四類分子搞暴動跑到了山上，被民兵圍住，用鳥銃打死了幾個，把屍體丟到了河裡。』所以此事就不必再研究了，國鋒、伯森同志他們也都有事出去了。」
既然如此，黃義大等人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當晚，黃義大心中惱火，打電話回到道縣，責問盤××為何彙報假情況。盤一聽就喊了起來：「天哪！現在道縣的情況，哪是李部長說的那樣。整個道縣農村可以說已經全面開始了大屠殺，據各方面反映來的情況統計，全縣被殺的人數不會少於2500人。從五洲到小江口這幾里路的河道里就飄了70多具屍體。今天上午，我們在二中後面的鋼絲橋上，看了一下，20多分鐘的時間，就飄下來17具屍體。現在殺人的事態還在擴大，有的地方已形成宗派殺人，整個瀟水河水臭風腥，河水已經不能吃了，老百姓晝夜都在武裝部旁邊的安家井排隊挑井水吃。就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武裝部怎能說不知道？明明是知道故意不管。」
放下電話，黃義大感到事態太嚴重了，當即找到蔣全益等人商量，這時道縣已有一些告狀人員冒死從縣裡跑出來反映殺人情況，有人在街頭貼出了「道縣殺人血流成河」的大字報。大家一致認為一刻不能耽誤，爭取時間就是搶救生命，必須馬上反映上去。當晚又到梁春陽家做了彙報。第二天上午，在梁的幫助下，又在省委禮堂找到黃義大從前的老領導章伯森，向他彙報道縣殺人情況，揭發縣武裝部李永華等人的謊言。
當時章伯森正在主持會議，非常忙，擠出時間來，聽取黃等人的彙報。黃義大說：「我作為道縣縣委副書記、政府縣長這一次冒著生命危險，跑到省城裡來找你們彙報，是因為道縣的武鬥和殺人的情況確實太嚴重了，現在道縣人民天天都在大流血，我們來的目的就是請求省領導和47軍支左部隊儘快採取措施予以制止。我們的責任已經算盡到頭了，如果省里再不下決心，其嚴重後果可以說不堪設想。」章伯森聽了，說：「義大同志，你在道縣工作多年，你看道縣目前的情況，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有效制止？」對這個問題黃義大早已思考很久，當即提出四條建議：「一、我們認為道縣之所以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並且日趨嚴重而得不到解決，首先是個領導問題。現在擔任支左任務的縣武裝部的幾個領導，原來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對立面，積極參與迫害革命群眾，現在又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邊支持殺人，他們自身已經陷得很深，怎麼能解決道縣目前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想解決道縣的問題，首先要撤銷道縣武裝部的支左領導權，另派解放軍部隊到道縣支左。二、毛主席親自批發的『六•六』通令（不準亂殺人）和中央的『七•一三』通知（不準組織農民進城參加武鬥），他們不宣傳，不貫徹，不執行，反而利用廣大幹部和貧下中農的樸素的階級感情，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營江公社建立武鬥司令部，組織農民進城武鬥，為的是消滅異己，亂中奪權。現在道縣廣大幹部和貧下中農完全受到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所以我要求省里派飛機去道縣散發『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讓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指示直接與群眾見面。三、現在道縣到處攔關設卡，物資得不到流通，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證，我認為必須馬上撤銷攔關設卡，並宣佈道縣各地所成立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為非法，予以取締，通令立即停止殺人，對已殺人員按階級成分統計，如實上報省革籌和47軍支左辦公室。今後如再殺人，嚴懲不貸。四、要求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收回散落在保守組織手上的槍支，撤出對縣城的武裝包圍，不準農民進城武鬥。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的分歧可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通過協商談判來解決。」
章伯森聽了黃的意見后說：「你講的這幾條很好，我回去與國鋒、黎原（47軍軍長，省革籌主任）同志商量一下，先跟零陵軍分區打個招呼，要他們先下去做工作，把殺人的問題先停下來。你是個筆杆子，就把道縣殺人情況和你剛才講的那些意見替省革籌和47軍起草兩個電報稿，一份給中央文革；一份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電報稿起草好以後，直接交給我或者交給辦公室黃子林同志轉我也可以，越快越好。這些意見等我與黎原、國鋒同志研究后即答覆你們。」
章伯森又叫秘書登記了黃義大等人在長沙的住處（湘江旅社）和電話號碼，囑咐他們在旅社裡等候，不要外出。
回到住處后，黃義大等人馬上進行研究，開始起草電報稿。
一、        給中央文革的報告：

中央文革小組：
我省道縣自八月中下旬以來，發生了嚴重的未經批准就非法殺人的情況，有的地方還成立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據悉已被殺人數達二千餘人，其中有四類分子及子女，也有革命群眾及其親屬，性質極其惡劣，對此省革籌小組已採取相應措施，責成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立即予以制止，並宣布「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為非法，立即予以取締。詳細情況以後再報。
                                           湖南省革籌小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二、        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的電報稿：

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
據悉道縣農村目前攔關設卡和殺人情況十分嚴重，有的地方還成立了什麼「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不經上級依法批准就隨意殺人，已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為此：（一）應宣布「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為非法，應立即取締。（二）迅速撤消攔關設卡，恢復交通，保證來往行人、車輛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三）對於目前的嚴重殺人問題，望你們堅決採取措施，立即制止；今後未經依法批准，不準再亂殺人，否則要嚴加追究，依法懲辦。（四）望你們將已殺人數分階級成分於三日內迅速上報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以上望立即執行。
湖南省革籌小組、四十七軍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這兩份電報稿均由黃義大執筆起草。起草完畢后，即送省革籌辦公室黃子林轉呈章伯森和華國鋒。
第二天（1967年8月27日）中午，黃義大等人在湘江旅社接到省革籌辦公室黃子林打來電話，要黃義大、蔣全益、黃永利三人在下午兩點之前趕到省革籌辦公室，華國鋒同志要接見。
下午，三人準時到達省革籌辦公室，華國鋒已經等在那裡了。在聽取了黃等人的彙報之後，華國鋒說：

你們反映的情況及意見很好。黎原同志本來要來的，因為在作報告，所以沒有來，我受他的委託，代表省革籌小組說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黨中央、毛主席對湖南的問題很重視，並已經作了決定，總的講來現在的形勢是很好的，你們道縣那裡，鬥爭很尖銳，也很激烈。兩條路線也很明顯，很容易看出來，問題也就容易解決。對你們所反映的問題及意見……我說以下幾點意見：
（一）        你們要求派飛機到道縣去散發中央的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的問題，我們已請示了中央同意,最近就可去散發。
（二）        關於制止道縣的武鬥和亂殺人問題，我們已經給下面打了招呼，你們可代替省革籌和47軍起草個電報稿，由省革籌和47軍的名義下發，至於你們要求懲辦殺人兇手的問題，只有等待以後再來解決了。
（三）        關於你們要求的野戰部隊到道縣去支左的問題，我們請示了中央軍委，同意從你們附近的部隊調去。對於縣武裝部，你們要多做一些工作，要積極地多爭取一些人站過來，對於他們願意站出來，但態度還不夠明朗的，你們就從他不明朗做起吧！通過工作可以促進他明朗化。把縣武裝部的工作做好了，以後對爭取、團結區、社武裝幹部也有好處。
（四）        對於「紅聯」組織不能壓，要多做思想工作，主動地團結他們，特別是你們兩人（指黃義大、蔣全益）回去以後要多做領導幹部的工作。要通過多種渠道，如打電話、寫信，把他們找來當面談等，要他們迅速站過來，以挽救一批幹部。我們省里就有這個教訓，如有的人跑到河西去成了武工隊的政委和什麼負責人，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五）        道縣現在的形勢比較亂一些，待形勢好轉以後，就可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長期沒有一個領導核心是不行的。以後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內部要注意團結。二是要注意幫助受蒙蔽的群眾。在嚴重的武鬥和亂殺人中，農民受了很大的害，要組織一些物資運送下去，幫助恢復生產生活。你們三人可以先回到零陵，找找郭治安同志一併儘快地解決道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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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20
第八十章  「9•23大武鬥」

華國鋒接見以後，黃義大等人每天都要跑到省革籌打聽情況，兩天後，親眼看見發給中央文革和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的電報稿，經華國鋒和黎原修改並簽了同意發出的批示以後，這才稍方寬心，準備回程。
之後又在長沙市逗留了幾天，主要是拜訪老領導，觀察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學習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經驗等等。9月18日，一行數人離開長沙，踏上了回道縣的歸程。
到了零陵，遵照華國鋒的指示，黃義大等人與郭治安等人見了面，研究解決道縣問題的措施，然後急著趕回道縣。郭治安告訴黃義大，道縣農村攔關設卡尚未撤銷，封鎖仍然很嚴，雙牌大坳根本過不去，走陸路危險甚大。因此決定走水路回道縣。這條水路原為道縣通向外界的最主要的一條通道，即沿瀟水穿過紫金山，經雙牌至零陵萍州而入湘江。據《道縣誌》載：「從州治東行沿江而下四十里，地名江村，有庳亭廟記神像。其下曰漫灘，舟行至此謂之入瀧，至零陵界之瀧泊（今為雙牌）灘，謂之出瀧。勢極險惡，春夏水漲往往為舟害。宋知軍州事林致祥命工沿瀧鑿山開道，自庳亭達之雷石，行者遇險則舍舟登陸。去州治八十里有麻灘、流灘、大家灘，皆為舟行所戒。」解放后，瀟水河道多次進行治理，使水勢平緩而水道暢通，舟行不再艱險。1958年前，出入道縣多走水路，零道公路修築通車后，因公路交通更為便利，走陸路的人漸多，而走水路的人漸少。此時因道縣「殺人風」水路運輸已經停航。黃義大一行人乘車到江村，在這裡安排了一隻小船，溯流而上去道縣。當年陽城是沿著這條河流去道縣的，寇準也是沿這條河流去道縣的，當然，已經不是同一條河流了。其時，道縣「殺人風」已基本趨於平息，但瀟水河中，依然水臭風腥，沿河的汊道和河灣，仍然漂浮著成堆的屍體。大水已經開始退去，岸邊的鬼柳和一些其他雜樹，根須都露出水面，像瘦骨嶙峋的手，強悍得怕人，一隻手拚命地伸進岸邊的泥土中，彷彿垂死掙扎般把每一塊粘土，甚至每一撮黑色的腐植質死死地抓住不放，另一支手則把一具又一具腫脹的屍體挽留在自己身邊，讓他們在這塊生養他們的土地上多滯留一段時間，甚至長久地留在那裡。小船犁破水面，艱難上行。黃義大坐在船頭，心頭無比凝重，嘆息道：「像這麼樣殺人那還行嗎？」明明是藍天麗日，他卻感到陰風慘慘，彷佛有一種什麼東西在這裡不斷地沉澱，不斷地凝固，不斷地板結……忽然兩具腰身脹得有浴桶那麼大的屍體順流而來，船上的人一片唏噓，船老闆若無其事地用篙桿戳著屍體的肚皮，用力將它壓向水下，噗，肚皮破了，一片被水浸泡成漿糊樣的物質順著篙桿滋上來，粘到船頭上。這時，船尾又有人發出驚叫，原來另一具屍體掛到了船尾上。船老闆探過身子，伸長篙桿，輕輕一撥就將屍體撥開了。黃義大隻覺得胸口打鼓，喉頭陣陣欲嘔。
不停流淌的瀟水波光瀲灧，將夾岸的青山揉得恍恍惚惚。風來掠起魚鱗般的微波，風去不回頭，這才是真正金風啊！

黃義大回到道縣后，首先作了三件事：
一、旗幟鮮明地反對殺人，反對武鬥，支持「革聯」的革命行動。而「革聯」也像「紅聯」對待熊炳恩那樣，稱他為「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領導幹部」 。
二、遵照華國鋒的指示，通過找熟人、打電話、寫信、當面約談等形式，向一大批縣委、縣政府幹部傳遞省革籌和47軍領導的講話內容，促使他們發表聲明，反對武鬥，反對殺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來」。使得一些過去態度曖昧的幹部態度明朗起來，一些曾經有過錯覺的幹部，也不再支持那些殺人的主張和言論了。
三、協助6950部隊做通了「革聯」的工作，督促他們當著6950部隊領導和「紅聯」代表的面，將槍支彈藥清理登記並封存在二中的一間教室里。
一位道縣文化大革命過來人說：「我們道縣文革，就跟煎餅子差不多，煎了這面煎那面，煎了那面回過頭又煎這面（其實全國各地都差不多），前一段時間是『革聯』受煎，現在輪到『紅聯』受煎了。」
應當說「紅聯」的頭頭對這一點非常焦慮，為了展示力量，爭取在以後的鬥爭中，取得更多的發言權，（1967年）9月23日，「紅聯」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大遊行。
遊行隊伍通過二中門口時，黃義大發現有兩個從前與自己關係不錯的幹部也在其中，一個是縣委副書記歐陽××，一個是縣委統戰部長李××，他想起華國鋒接見自己時的指示：「要挽救一批幹部，讓他們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省里就有這個教訓，有的人跑到河西那邊去，成了『高司』武工隊的政委……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這兩個人，黃義大一直在找他們，一直沒有聯繫上，就告訴「革聯」的人，趕快把這兩個幹部請進二中來。結果「革聯」的頭頭採取了一個比較魯莽的行動，派了幾個人，把這兩個幹部從遊行隊伍里拉出來，拖進了二中。「紅聯」群眾看到「革聯」到遊行隊伍里來抓人，騷動起來，在一些「紅聯」頭頭的指揮下，衝進二中要把人搶回來。情況有些失控。個別「紅聯」頭頭乘機鼓動群眾沖向封存槍支的教室，想趁機「把槍搶回來！」
但是——他們低估了劉香喜對槍支安全的警惕性。他在封存槍支彈藥時多留了一個心眼，不但安排專人看守，而且槍支和彈藥並沒有完全分開封存，部分槍支配有子彈，以防不測。看到「紅聯」的人衝過來想要搶槍，「革聯」負責看守槍支的人員開槍了，當場打死12人，打傷幾十人，整個道縣為之震動。
「9•23大武鬥」在道縣城鄉引起巨大的混亂。
但，並沒有引起殺人。從道縣文革殺人時間表上可以看到，之後幾天殺人為零。
「殺人風」還在進一步平息。
此時，湖南省革籌和47軍支左部隊態度漸趨明朗，「紅聯」開始分化瓦解。特別是省革籌和47軍9•27聯合通告發出（通告內容見第五十二章，艱難的制止）和飛機散發傳單之後，「紅聯」基本上分崩離析。
一位道縣老幹部（不是黃義大）說：「殺人風平息以後，那些殺人的劊子手，特別是大屠殺的幕後黑手，如喪家之犬，驚恐萬分，有的潛逃到他們的家鄉和親友那裡，有的銷聲匿跡，根本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只有少數人還在負隅頑抗，比如原六區的武裝部長鄭有志就帶著一部分人員和槍支跑到了都龐嶺下的大坪鋪農場。整個道縣的混亂局面已經得到了完全平定，不斷地向好的方向轉化。」
10月底至11月初，駐道6950支左部隊，發出通告，號召各單位的領導和幹部一律儘快返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原縣委機關的一些領導和幹部陸續返回縣城，集中在豆子街老縣委招待所內，準備集中學習一段時間，讓大家談談對近一段時局的看法和感受，做他們的思想轉化工作，教育和挽救絕大多數人。
一些「殺人風」被害者家屬，特別是一些因參加「革聯」而被殺者的家屬和部分「革聯」人員，在情況尚未搞清之前，認為是大屠殺的頭目回來了，衝進招待所，對少數領導和幹部進行鞭打和批鬥。駐紮在縣物資局倉庫的6950部隊聞訊后，迅速派出幹部戰士將招待所保護起來，才使事態未進一步擴大。儘管如此，仍有少數縣委領導和幹部遭到了毒打。

第八十一章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1967年12月，47軍支左部隊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舉辦了湖南省第一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個學習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湖南省各縣、市革命委員會選配領導幹部。黃義大作為道縣代表參加了這期學習班，學期為兩個月。
學了大約不到十天，一天晚上，省革籌副主任華國鋒把他找到省衛戍司令部談話，華說：「根據道縣駐軍支左辦的要求，目前道縣沒有領導幹部抓工作，希望你回去主持一段工作，你回去配合部隊好好地抓一段吧。」徵求黃意見如何？黃說：「省領導對我的信任我很感謝，但感到回去的困難太大，很多問題自己無力解決，很難勝任省領導的要求。」華國鋒說：「有什麼困難就當面講吧，能不能勝任的問題就不要講了，省革籌已經作了研究，還有當地駐軍支左部門支持你。你就講講工作中的實際困難吧。」黃義大說：「文化大革命搞了這麼多年，縣裡領導幹部全被打倒了，職能機構也都癱瘓了，現在要做大量的恢復工作，首先就要有人去辦，各方面的責任必須要各部門去承擔，光靠少數幾個人和支左部隊顯然是不行的，所以我建議道縣能早一點把新生政權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以便有一個領導核心，再逐步地把一批幹部扶起來，讓他們大膽工作……第二，道縣被殺了這麼多的人，將人殺了以後，就將全家的衣服、糧食全部抄光了，房子也被強佔了，這些被害親屬現在均流落在四方，據反映全縣被迫跑出去的不少於兩萬人，這些人在外無衣無食，無家可歸，到處流竄，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我作為道縣的父母官，回去以後，必然要想辦法解決，但是現在冬天來了，這些人回來吃什麼？穿什麼？住哪裡？實在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第三，道縣在短期內殺了這麼多人，群眾義憤很大，特別是廣大受害親屬，迫切要求嚴懲殺人兇手，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不處理不行，處理不好也不行，我的意見是：殺四類分子的先放一放，以後再說，現在首先要把那些報復殺人、殺夫奪妻、殺父奪女、強姦殺人、謀財害命、親自開口殺人和幕後指揮殺人的追究責任，繩之以法，情節惡劣者，必須嚴懲不貸！」華國鋒說：「關於成立權力機構的問題，你們可以快一點，我看你們就不必搞什麼籌備小組了，可以做好工作，直接成立革命委員會，兩步合成一步走算了。關於殺人的處理問題，待你們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將情況搞清楚，將各種類型的底子摸清，看看要依法處理的面有多大，你們寫一個意見報上來，當前除了那些繼續危害人民和那些罪大惡極準備逃跑的個別人外，一般的暫不要動他，以後待制定好一個政策再統一處理。關於將那些被害者親屬找回來，並妥善予以安置好，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又很現實的問題，我看不管怎麼樣，首先要儘快地將他們找回來，不要讓他們在外面再流浪了。至於目前的生活困難問題，你就帶點救濟款回去吧，你看要多少錢？」黃義大大膽地說了一句：「先要四十萬。」（當時四十萬，已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華國鋒二話沒說，就叫秘書給省民政廳負責人寫了一張條子，同意如數撥款。就這樣黃義大到學習班辦了離校手續，於一九六八年的元月六日回到了道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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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21
回去以後，除安排了專人班子處理被害親屬的救濟和安置工作外，黃義大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深入廣大農村，了解農民在生產中的困難，幫助恢復生產，作好春耕生產的準備工作，以便來年不餓肚子。為此將各區、社抓生產和工作的領導班子建立起來。第二件事，下決心將全縣人民都關注的大屠殺的蓋子揭開。
這時駐軍6950部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道縣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經過緊張繁忙的籌備工作，道縣革命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黃義大被任命為道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由駐軍6950部隊政委孫潤清兼任。革委會整個權力機構仍屬軍管性質，委員會下設機構的各負責人，正職由部隊同志兼任，副職是地方的，而且也是由軍方直接指定的。
縣革委會成立后，3月下旬，黃義大與6950部隊領導在縣三糧庫（東門縣委黨校）召開了有各單位領導與兩派群眾組織代表以及與殺人有牽連的250餘人的揭蓋子學習班。6950部隊參加主持和領導的有副參謀長，縣革委會副主任劉兆豐、股長吳榮華。學習班上本著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鬥、不搞逼供信，實事求是的原則，讓大家揭發檢舉，在殺人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的人，也允許平等的、充分的申辯自己的意見和揭發別人的問題，與此同時，各區、社均成立了專案小組，會上揭發出來的問題再拿到下面由各區、社的專案小組分頭調查核實。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召開的消息很快傳開，參加會議的人越來越多，有的用親身的事實進行了揭發控訴，有的從邊遠山區趕到縣城來進行血淚控訴。
據原6950部隊副參謀長、縣革委會副主任劉兆豐回憶：「殺人風平息后，我們發出通告，限令『紅聯』、『革聯』將槍支彈藥全部上繳，促使兩派群眾大聯合。1967年3月底到4月初，為了做好善後工作，我們與縣革委會一起辦了一個學習班對殺人事件進行調查。我們專門抽出兩個連隊，深入到每個生產隊、每個自然村進行調查、落實、安撫工作。要求各公社、大隊逐人作出登記。基本上核實了那次殺人大約有6000多人……」
這次學習班，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整整開了21天，經過上下核實，初步查明全縣被殺人數在6000人左右。並根據調查結果，制出了《道縣大屠殺數字統計表》，《關於道縣人武部幾位領導製造大屠殺的言行》、《道縣大屠殺情況的調查材料》等學習班文件，上報零陵地區革委和省革委。在這次學習班上，除了大量被害者家屬的揭發材料外，還有部分「紅聯」頭頭的檢討揭發材料，極個別縣委領導在會上受到批判，如原縣委常委、組織部長王安生因親自開口指示殺人，在會上與揭發人青口公社立山坪大隊支部書記唐芳明等人當面對質，併當場低頭認罪。筆者在前文中披露的大量殺人案例，有十例出自這次學習班，當時被稱為十大典型案例。
「揭蓋子學習班」召開期間，出了一件意味深長的小插曲：學習班召開不久，縣武裝部靠縣委會的間牆上，出現了一張醒目的匿名打油詩，這在舊社會叫做揭帖：

小小公雞莫耍雄，
哭的日子在後頭；
左手拿你砍一刀，
右手抓你進雞籠。

看到這首打油詩，主辦學習班的人都很震撼。黃義大找到6950支左部隊的領導說：「這次大屠殺，殺人人數這麼多，手段這樣殘忍，簡直無法無天，像這樣不經上級機關批准，隨便將人抓起來就殺，比捏死個螞蟻還容易，這還了得？如果不徹底揭露，嚴肅處理，不僅醜化了我們黨的形象，還會給子孫後代留下禍根。現在這幫人還是這麼猖狂，不把大屠殺的蓋子揭開，我們決不收兵，大屠殺的事實真相一天不搞清，我們這個會就一天不散。」6950部隊的領導對此亦深有同感。
劉香喜作為縣革委常委分管財貿工作，對這個學習班本來不太感興趣，因為他認為自己對道縣的文化大革命貢獻最大，對殺人風抵制最得力，但是革委會成立只讓他當了個常委，心裡很有些失落感，不想再多管閑事。看到這首打油詩以後，氣得老毛病犯了。他找到黃義大說：「義大書記，還等什麼？……趕快整材料上報，把這幫傢伙殺他幾個，關他幾個，撤他幾個……」黃義大說：「現在首先還是查清問題，提高認識，處理人的事放到運動後期再說吧。」劉香喜說：「義大書記，你就是太心慈手軟了。」黃義大說：「香喜同志，我不是心慈手軟。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處理人的問題要慎之又慎，人頭不是韭菜砍掉了還會再長。再說國鋒同志也指示了，處理人的問題放在後一段由省里統一拿一個政策出來。你放心，有這些材料擺在這裡，鐵證如山，跑不掉的。」
黃義大為什麼這麼大意呢？做了初一，不做十五呢？
我曾就這個問題問過他。他面有戚戚焉，吶吶道：「唉！就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絕了……」
我又把這個問題問過一位與黃義大十分熟悉的道縣老幹部。該幹部說：「這個問題後來我們也想過很久……分析起來，不外乎這麼幾條：一是以為材料在手，鐵證如山，隨時可以拿出來；沒想到，真實情況我們雖然清楚，但上級領導不一定清楚。二是當時『地富組織黑殺團殺貧下中農，貧下中農反過來殺地富……』這個謠言沒有從根本上破除，把殺人事件的本質歪曲成了貧下中農的過激行動。三是當時殺人時打著保衛紅色政權的旗號進行的，殺人的絕大多數都是我們黨的依靠對象，被殺的絕大多數都是我們黨的革命對象，在這一點上，我們首先就輸了一著。四是對黨內路線鬥爭的本質和殘酷性反覆性缺乏認識，認為大局已定。五是對這幫殺人者的社會能量估計不足。六是黃以大本人受孔孟之道影響太深……總之一句話，當時太幼稚，想死理，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看不穿。」

第八十二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1968年7月某日，駐道6950部隊突然悄悄連夜撤走了。走得非常倉促，甚至跟他們一手籌建的革委會的其他成員連招呼都沒打，就走了。關於6950部隊撤走的原因，在道縣有種種說法，但沒有一種有權威性。有一點可以肯定，撤走的原因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和上面的路線鬥爭有關。在當時，路線鬥爭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黃義大早晨上班，看到空空如也的辦公室，驚呆了，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他連忙與其他幾位革委會主要成員商議了一下，認為47軍的人走了，我們還是要堅守崗位，6950部隊很多沒有做完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繼續把它做好，特別是要傾注全力把生產恢復好，農民不比城裡的幹部群眾，端的是泥巴飯碗，田裡沒得收，嘴裡就沒得吃。
這時，道縣人武部的原領導也調走了，換了一批新領導。人們注意到，原來的幾個領導不是因為犯錯誤而撤了職，而是平調甚至是升遷了。改組后的縣武裝部重新接過6950部隊的支左領導權，原來支持「紅聯」的幹部和武裝部原班人馬，再次執掌道縣的黨、政、軍、財大權。像人們說的那樣，餅子又要翻過來煎那面了，「革聯」那班人又重新受到煎熬。不少的人被列為清查對象，進行審查。
但，黃義大還是縣革委的副主任。
此時，省城（長沙）裡面，梁春陽出問題了，據說是「炮打三紅」，企圖「毀我長城」，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叫尚春仁的省委領導幹部，統稱「梁尚者流」。道江鎮貼出了「打倒黃義大」的大字報，說他是「梁尚」伸向道縣的「黑手」，說他赴省彙報殺人情況是與「梁尚」掛鉤，進行「黑交易」。大字報稱黃義大是「炮打『三紅』的黑幹將」，道縣階級敵人的總後台，『四類分子』的孝子賢孫。
黃義大雖然感到強大的壓力，也深知這些大字報都是有來頭的，但心還是大的，穩穩地放在肚子裡面。他仔細檢查了自己文革開始以來的所有言行，認為沒有任何大的錯誤，都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都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大字報上街沒有幾天，武裝部副部長劉×、副政委樊××到黃家登門拜訪，軍人辦事痛快，寒暄之後，直截了當就話入正題：「最近我們舉辦了一個區、社武裝部長學習班，布置了今後一段時期的工作任務，大家的情緒很高，但心理壓力很大。因為前段時間，各方面都反映他們與殺人有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了解了，與他們根本沒有關係。大家要求你去講講話，表一下態，說明殺人與他們沒有關係，要他們放下這個包袱大膽地工作。」黃義大說：「這個態我不能去表，根據前段揭蓋子會議揭發的材料看，道縣的殺人明顯與其中的某些武裝部長是有直接關係的，這個態我怎麼能去表呀？我表了也不算數啊！」
第二天中午，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劉寬又來找黃，說：「昨天劉、樊兩位同志來找你商量，請你到區、社武裝部長學習班上去講講話，聽說你不肯去。我的意見你還是去講一講有好處，一是可以給他們放下包袱，大膽工作；二是可以加深相互之間的感情，以利於今後的工作，於己於公都有好處，你今後還要依靠這些人在下面工作的。道縣今後的工作擔子，主要還是你來挑。我們武裝部介入支左也是暫時的，長遠的還是要你們搞……」但黃義大仍是堅持說：「劉政委……這個態我不能去表呀，因為全縣的揭蓋子會議剛開不久，無數事實表明，殺人確實與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有關聯，而且有的人問題很嚴重，將來必然是屬於追究的對象。我要在這個會上去說與他們沒有關係，這一方面我說了不算數，另一方面我也不能違心地去講這些話呀……」劉政委見話不投機，沒有再說什麼，很不高興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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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22
黃義大的這種態度引起了縣武裝部和縣委縣政府部分幹部的極大憤怒。殺幾個「四類分子」，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你小子就要揪住不放，還想運動後期處理我們。豈能讓你的陰謀得逞！你小子刮「五風」的時候，犯的錯誤還小呢？「三死兩荒」，死了多少人，還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組織上都給你擔了擔子，我們殺幾個「四類分子」你就死揪住不放了？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你小子富裕中農出身，實際上就是一個漏網富農，跟我們貧下中農就是不一條心。這就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你是個筆杆子，會整材料，我們就不會了？
於是以道縣革命委員會和支左領導辦公室的名義，迅速地總結一份「關於黃義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事實」的材料上報零陵地區革命委員和湖南革命委員會。
在這個材料中，總結了黃義大的四大「錯誤事實」：一、隱瞞家庭出身社會關係；二、為社教下台幹部和國民黨餘孽翻案；三、虛報浮誇，造成『三死兩荒』；四、在革委會內部撥弄是非，製造分裂，把鬥爭鋒芒指向『三紅』。
這四條在當時，哪一條都不是小問題，可謂刀刀見血。看起來這班人搞這些事比黃義大這班人強多了！黃義大套路全懂，但心慈手軟；劉香喜心狠手辣，但套路不足。
（1968年）10月12日，道江鎮街頭掛出好幾幅大橫幅：「經上級批准，撤銷黃義大縣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等一切職務!」
橫幅標語一上街，整個道縣為之轟動。「革聯」的末日到了。
接下來就是一場場的批鬥大會。後來這些批鬥會幾乎開到下面的每一個區社，當時喊出的口號是：黃義大把毒放到哪裡，我們就把毒消到哪裡。
據黃義大說：「這些批鬥，比原來斗『走資派』凶多了。運動初期，我也被打成過『走資派』，開過批鬥會，不過是喊喊口號，讓你彎腰低頭認罪，或者跪一下子，最多不過踢兩腳打幾拳。這以後的批鬥會，上去首先就是『五花大綁』，然後一頓拳打腳踢，打得死去活來。尤其是那個綁人，就是成心要把你的手捆斷，用腳踩住你的身子勒緊繩子，捆緊了，還要拚命地往上拉……雙臂痛得像斷了一樣，接著就麻木了，心臟好像馬上就要炸開一樣，打得胸口嘭嘭地響，血一下子全都衝到了頭頂，太陽穴像打鼓一樣的跳，兩隻眼睛漲得向外爆了出去，整個人像一隻蝦公鉤成一團……他們就是成心把我斗死！」
劉香喜當然也是在劫難逃，他是和黃義大同台批鬥的不二人選，所受到的待遇，比起黃義大來說沒有最凶，只有更凶。
兩隻蝦公在批鬥台上第一次見面時，劉香喜說了一句：「心慈手軟害死人！」
黃義大一言不發，把頭深深地低了下去。
11月14日，天氣開始轉涼，黃義大已經穿上了棉衣，剛吃過早飯，就來了幾個人，把他押到了道縣一中後面的大體育廣場。縣革命委員會在此召開全縣城幹部、職工、城鎮居民萬人大會，宣佈道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對黃義大等人執行拘留的決定。這天大會，聲勢特別浩大，戒備森嚴，會場四周都有持槍的武裝民兵站崗。主持人點到黃義大的名字后，幾個民兵將他反剪雙手，壓著頭推到台上，在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黃義大被『五花大綁』，直接送進了看守所。
道縣公安局看守所，就在縣人民政府的大院里。過去黃義大當縣長時，坐在辦公室就能聽到看守所里犯人喊操的聲音，但一次都沒有去過。看守所的領導曾經幾次請他去檢查工作，他都婉言謝絕了，實在是不想去這個不祥之地。這一次被『五花大綁』送了進來，老所長歐××看到他雙手已經發紫，一動也不能動，一邊解繩子一邊說：「黃義大，這下好吧，原來我找過你幾次，要你來看守所視察一下，你總說沒有空，這下有空了吧，你要整天坐在這裡了。反正夠你坐的了！……早知道自己會坐進來，當時多批點錢，把牢房蓋大點，多好。進去以後好好地看一下監規吧，千萬不要違反了。」
黃義大原來以為不就是拘留嘛，坐不了多久就會出去的。聽老所長這麼一說，心裡一驚，感到了情況的複雜性和嚴重性。
與黃義大先後被抓進牢房裡的還有當時的縣委書記石秀華（他的罪名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蛻化變質分子），公安局長宋××，檢察長閻××、副縣長劉××、劉××等人（這些主要是因為站錯了隊）。
劉香喜也被抓進來了，這是任何人都能夠想象到的事情。
沒想到的是，鄭有志也被抓起來了，賀霞也被抓起來了，賀霞的罪名是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資本家的黑管家、階級異己分子。

公安局長宋××被揪出來，關進牢房以後，縣公安局進行了改組，由下面調上來一位新局長×××。另外教育部門也從下面調上來一名青年幹部鍾昌斌加強領導。鍾昌斌與×局長兩人原來同在一個區里工作，關係一直很好。調到縣裡以後，因為人地生疏，家屬一時沒有過來，下班以後兩人經常一起在公安局的辦公室里喝點小酒、談談天。這一天，兩人喝酒談天時，鍾昌斌看到辦公室牆腳邊堆了一大堆材料，出於好奇，撿起一份看了看，大吃一驚，原來竟有這樣的事情！他叫過×局長來問這是怎麼回事。×局長說：「這是6950部隊走到的時候留下的文件，沒什麼用的。」鍾昌斌說：「哦，哦，可不能說沒有用的。這件事將來遲早要追查的，你在這個位置上，脫不了責任的。」兩個人找來一個文件櫃，就是那種木製的老式兩門櫃，把材料收攏來，裝進去，然後找了幾塊床板，用釘子把櫃門釘死，又打上一張封條。
十六年後……道縣處遺工作開始，鍾昌斌被任命為道縣處遺工作組組長。時過境遷，千頭萬緒，處遺工作怎麼開始呢？鍾昌斌想起了當年的那個文件櫃。但是，這麼久時間了，它還在么？他急急忙忙跑到縣公安去找，一看，大櫃原封不動，立在原處，照樣子用木板釘死，封條上的字跡還依稀可辨，打開，除紙張變黃了以外，所有的資料都原封不動躺在裡面，十六年來竟沒有任何人動過它們……
鍾昌斌以手加額道：「天意啊，天意啊……」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砰!身後傳來一聲沉重的鈍響，鐵門關嚴了。黃義大抬起頭看了看牆上貼的「監規制度」，白紙黑字，一共六條：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不準交頭接耳，不準高聲喧嘩；不準帶火柴硬器入監房；不準抽煙飲酒；一切服從看守人員的管制；所有情況都要向看守人員報告等等。
從這一刻起，黃義大開始了人世間的另一種生活。
儘管所有的人從來都沒有告訴他，為什麼把他送進這裡來，但「監規」上寫得明明白白，送你進來就是要你「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
這個陳舊的看守所，共有12間監室，每間約10平方米，原為住4個犯人設計，現在大約要關三十人左右。監室里只有靠外牆三米高處有一個很小的通氣鐵窗，小到把所有的鐵欄桿弄斷，也難容一個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濕，特別是春夏之交，一發「水南風」，牆上、地上均是濕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腳都會患上關節炎。縣廣播站站長唐厚文是一個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鄧拓」關了進來 ，在裡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膝蓋腫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個不停，吵得眾「牢友」無法入睡。牢房裡面又潮濕又陰暗，白天黑夜都要開燈。每天「放風」的時間只有五分鐘，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陽從雲層中灑下的金光。放風的時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呼吸，抓緊時間、集中一切精力拚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經痛得走出去放風的能力都沒有了，眾人可憐唐厚文，每到放風時，便分頭攙扶他到外面去見點陽光，吸吸新鮮空氣。
犯人們睡的床，是四邊用磚頭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間搭上幾根木料，用長木板並排釘成的一個大統鋪。犯人進來從外面依次挨著睡，像擺鹹魚條子一樣，床的對面有50公分寬的空間，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裡面的檔頭放了一個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進來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後進來的只有靠裡邊睡，腦袋邊上就是便桶。剛進來的人，不說別的，光是便桶濃烈的臭味就能讓你馬上暈倒過去。
因為每天只有五分鐘放風時間，而且是一個號子（監室）一個號子地輪流放風，放完一個號子，關好了，再放第二號子，所以必須跑步前進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沒有解完，五分鐘時間一到，武裝看守鈴聲一響，就馬上必須提上褲子拚命地往回跑，稍有遲緩，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罰跪。夏天不管太陽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兩個小時。所有的人都特別害怕，不敢有絲毫遲延。
由於號子空氣齷齪，衛生條件十分惡劣，每天都有幾個犯人「拉稀」，沒有辦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個窄小的空間里，那個臭氣可想而知。黃義大剛進去的幾天，聞到那種熏天臭氣，就想嘔吐，頭昏腦脹，根本吃不進任何東西，送進的囚飯甚至一連幾天不碰，眼睜睜地看著別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個精光。
對於每天放風上廁所，他也非常難以適應。當縣長時，坐辦公桌的日子長了，習慣了慢條斯理地上廁所，從從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腦力勞動的人一樣，把上廁所看成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時間。為了適應這種嶄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沒有少吃苦頭。
號子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新進來的犯人首先要先倒7天便桶。就是在放風時，負責把便桶里的屎尿到進廁所。黃義大住進的那間監室，共關了31個人，黃義大一進號子，就有人說：「哎呀，義大書記，黃縣長，你也進來了？」經他一說，大家都知道了這位新進的犯人的身份，因著這個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雙手捆得發紫，連筷子都提不起來，於是決定法外施恩，免了他7天倒便桶的「規矩」。
這間監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鬥爭」遭報復抓進來的；有參與宗族械鬥的頭子和基層幹部；有因長期外出雲南、新疆等地區搞副業謀生的所謂「流竄犯」；也有個別偷摸扒竊的人；還有在外面打死人殺了人的刑事犯。這些從農村被關進來的人，最難受的是吃不飽、餓得發慌。有一些關得時間長了的人，因為肚子里一點油水也沒有了，更是餓到了貪饞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兩一斤的秤，只有二兩八錢米（按規定是三兩米，因為每人要抽出二錢米的飯加給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勞動的人吃），飯菜分別用兩個小木桶送進來，每人一個鋁製缽子，大家推選出兩個分飯菜分得均勻的人來分飯菜，飯菜分好以後，統一擺在那裡，喊了釣（號）再依次按順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點油，吃的主要是蘿蔔、白菜，早餐就是幾塊酸蘿蔔。喝的水每個間子一天一桶子，大約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氣再熱，渴得難受，也只能留著這點水潤潤喉嚨，從來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來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進的那十來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臉巾浸濕擰乾，擦一下臉，餘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輪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褲。所以凡進來的人，都希望早一點判刑到勞改場去，不管怎麼樣，勞改場總可以吃得飽一點，活動面也寬一些，寧願判重一點，也不願意關在看守所里，受這個閻王罪。
劉香喜也被關進了這個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黃義大隻多不少，可以說整個看守所三、四百號犯人中，第一個遭罪的就是劉香喜，黃義大隻能屈居第二。比別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從關進這張鐵門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決心，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對自己說：「進來了就別想著活著出去，出去了就要把這幫『殺人犯』送進來！」他的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地使他遭到比別人更多的打擊。對於自己的牢獄生活，劉香喜寫了一首劉氏七律《死牢》：

春來大地鳥無聲，
鐵窗驚夢桔花聞；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爐里整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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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23
後來成了「告狀油子」的李念德也在這前後，被送進了這個看守所，他沒有和劉香喜關在一個號子，也沒有和黃義大關在一個號子里，而是關在勞動號子里，這裡關的都是罪行稍輕的犯人。
顯而易見，李念德對於牢獄生活比黃義大、比劉香喜這些人適應多了。首先關在勞動號子這邊本身就要輕鬆很多，而且還可以見天日，每天還可以多吃得幾兩米。即便是不安排勞動，關在號子里的日子，李念德也顯得遊刃有餘。僅以放風為例，每天鈴聲一響，他第一個走出號子，到院子里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氣，然後慢騰騰地走進廁所，解完手，系好褲子，走出來，晃晃悠悠朝監房裡走，收監的鈴聲一響，他的一隻腳正好踏進號子里，什麼都不耽擱，時間一點都不浪費。他年輕，身體壯，勞動力好，做事又機靈，為人又強霸，當時牢裡面也是「階級鬥爭為綱」，不像後來有牢頭、牢霸這些現象，若不然很可能成為一個牢頭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這個號子關了也有將近30人，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都與殺人事件有些牽連，一個是「紅聯」副政委賀霞，一個是「革聯」司令張福山。
賀霞的主要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對於一貫認為自己「根正苗紅」的賀霞，這一點打擊最大，試想一下，一個階級立場最堅定，階級鬥爭覺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變成了「階級敵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賀霞就像受了宮刑一樣，身體的損傷說不上很大，但在心靈上比死還難受。但即便是在號子裡面，他還是很堅決地與身邊的這些人劃清界限，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地監督身邊這些「階級敵人」的活動。據李念德說：「這個人最喜歡打小報告了。」而李念德也確實是一個不老實的角色，不老實的人到什麼地方都不老實，李念德在號子裡面經常干一點點違反「監規」的事情，大錯誤不犯，小動作不斷。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點違反監規的小動作，被賀霞彙報了上去。結果，從號子里拖出，跪到坪子里足足曬了兩個多鐘頭的太陽。這是李念德自進牢房以來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平日挨罵、挨打、挨跪、挨罰，都是別人的事，從來沒有搞到他身上過。他跪在坪子里被火辣辣的太陽把腦筋曬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親個「階級異己分子」，比起老子還要低人兩等 ，敢打老子的小報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體罰結束以後，回到號子里，李念德走到賀霞面前：「你這個畜牲養的，敢打老子的小報告！」「我沒有……」賀霞剛要辯解，李念德的雙手已經卡住了他的脖子，這雙拿慣了鋤頭把子的手，鐵鉗一樣，掐得賀霞臉也漲紅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張得老大地拚命抽氣……監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來：「報告武裝……」
武裝看守聽到喊聲，跑過來，把賀霞解救出來，又把李念德用銬子銬上，關了整整四十天的小號子。
張福山的罪名是「反動組織壞頭頭，打砸搶分子」。他入獄以後非常緊張，表現得極度惶恐不安，對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觀，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李念德看在眼裡，對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強力壯的優勢經常幫助他，慢慢地兩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準備出獄的前一個晚上，張福山趴在李念德身邊悄悄地告訴他：「小李，我求你辦個事，我有一本材料，關於殺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這個東西非常重要，都是證據。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裡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後，到鹽業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說我叫你來取的。你千萬要把它保管好，這個東西遲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獄之後，信守諾言從張妻處拿到了這本材料，這本材料就是「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匯總，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連忙帶回去找到一個妥當的地方藏了起來。后因生活漂泊動蕩，又先後換了10個地方保管，直至1982年才拿出來。李念德寫給鄧小平的「告狀信」就是根據這份材料寫成。
關於黃義大的牢獄生活，筆者想用黃義大本人寫的一段申訴材料說明之，非親身經歷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審查以後，對我的人生摧殘，那就更殘酷了，因為這個牢房是（縣）武裝部軍管的，他們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認為他們殺「四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我身為一個共產黨員，當時又是道縣的縣長，跑到省里去四十七軍和省革籌的領導彙報，是為「四類分子」說話，是道縣「牛鬼蛇神」的總後台，是「階級異己分子」。他們依此上報了我與劉香喜兩人的死刑（劉香喜：復退專業幹部、群眾組織負責人，原縣革委會常委，堅決反對殺人，並為此而鬥爭），而且已經得到零陵地區支左領導小組，即原零陵軍分區的批准同意，並蓋上了大印上報到湖南省革命委員會要求處以死刑。因為我當時是省管幹部，地區還沒有權處死。後來，據說是華國鋒同志知道了此事，說：「這個人我知道，道縣大屠殺時他到長沙來找過我，為解決道縣的嚴重問題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麼問題叫他檢討檢討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沒有批，我這才從死亡線上倖存下來。
但是像我這樣手中掌握了他們殺人證據，而且又準備清算他們罪惡的人，倘若不能除掉，豈不是要留下無窮的後患嗎？他們豈能輕易放過我呢？因此他們採取了更加殘酷的手段，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他們摧殘我的第一個手段是，嚴格禁閉，不准我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同我關在一起的人，他們的親屬，甚至已判死刑犯的親屬，都可以送點吃的東西進來，而我則不行。我們把我愛人孫美姣（當時在縣文化館工作）流放到僻遠的小甲公社，幾個小孩也不準在縣城念書。把我的家庭搞得支離破碎。當時是低工資制，我每月工資90元，在縣一級來說還是比較高的，愛人工資每月40多元，由於物價低，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錢，養活四個小孩，只要節儉一點，一般還可以過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後，他們把我的工資也停發了，每月只給30元生活費，還要扣出9元錢交坐牢的伙食費，剩給家裡的只有21元，愛人以及幫我帶著四個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個月只有60多元錢，生活非常困難。幾個孩子每天向媽媽鬧著說：「吃不飽，餓得作難！」我愛人只能是含著眼淚，無法解釋。大姨這時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見著這個情況就帶著我的大孩子（年僅12歲）每天去挖土方賣，小女孩子年僅10歲，就去檢一點鐵礦砂賣……弄幾個錢維持生計……
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愛人聽說我在牢房裡身體很不好，千方百計省下一點錢來，在鄉下買了一些葯，並買了一點豬肉，煮好後送到看守所。當時不准她請假，她頂著風浪，硬著頭皮送回來。沒有錢買車票，只能一個人走幾十里山路，徒步趕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長歐春林同志，將東西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對老所長說：「老黃已關了這麼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種疾病，聽說他近來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這裡給他送了點吃的東西和一點葯來，你行行好，給我轉交一下吧！」老所長說：「老孫啊，不行啊！武裝部對他看管得很嚴，每天都死死盯著他，軍管小組也經常給我們打招呼，不准他出來搞勞動，不准他與外界接觸，堅決不準接受他親屬送來的東西。我怎能給他送進去呢？萬一被武裝看守人員知道了，他會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們說黃義大是反革命……現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後怎麼樣吧。」我愛人沒辦法好想只有含著眼淚，拿起那些東西，痛苦地回去……
開始進牢房半年多，我不怎麼覺得餓，甚至吃不下東西，半年以後肚子里的油水沒有了，飢餓成了一個讓人難受的惡魔。我感到胃在痙攣、在萎縮，但有一隻手從裡面伸出來，伸到喉嚨口，想要向裡面抓東西。再臟再臭的東西，吃到嘴裡都又香又甜。在這種近乎貪婪的食慾面前，人的尊嚴幾乎都喪失完了。牢里一年到頭只有春節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點像螺絲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點點粉絲，湯里可以見到一點油星子；平時的菜里是嘗不到油味的。
1969年的春節，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後的第二個春節。我心裡盤算著，今年的春節怎麼過？想來想去，也沒有什麼可求的，因為這裡天天餓得慌，就想過年這一天非要吃一頓飽飯不可。於是，在春節前七天，我就開始作準備，每天從我分得的老秤2兩八錢飯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飯，儲存在口杯里（冬天不會餿），準備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飽飯！我想在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這個創造和發明。誰知過年的頭一天，又開始「清籠」了。「清籠」就是清理監房。這一天烏雲密布，北風刺骨，整個看守所戒備森嚴；武裝看守、軍管小組的人員全部出動，一個一個監房清理，清到哪個監房，監房裡的所有被關押人員帶著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監房門口的坪子上，一個個地進行搜身檢查，褲子上有皮帶的一律脫了丟了。到檢查我的時候，武裝部的科長、軍管小組成員，還有看守所的武裝人員全部圍攏過來，特別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脫下，被子抖了又抖，一個個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來，這時他們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飯，武裝部的一名科長高聲叫道：「黃義大，你這飯是怎麼來的？」我說：「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捨不得倒掉留下來的。」他們把眼睛鼓鼓地看著我沒說什麼。可另一個軍管小組的人走上來說：「他媽的，簡直扯淡，牢里還有飯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麼鬼！」一腳將口杯踢起，滾出好幾步遠。我處心積累的過年飯，被他們踢得撒了一地。多麼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這時歐所長過來低聲地說了一句：「你撿起杯子進去吧 !」待我進去以後，他「咣」的一聲將門鎖上了，我才沒有吃更大的虧。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點鐘，各個監房的門鎖均在響動，送飯的人來了，大家分完了飯菜，都在不聲不息地各自吃著。這時外面的爆竹聲響徹雲霄，我家離看守所也就是200米遠，我將飯菜放在床頭，心裡想著：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歡放鞭炮的，他們今年還會放鞭炮嗎？我愛人帶他們回家過年來了嗎？他們能吃些什麼呢？大年三十講的是過年團圓，可他們的爸爸卻不能同他們坐在一起過年，他們能吃得下嗎？我愛人這時會不會哭？我希望她不要當著孩子們的面哭，無論如何要帶著孩子們好好地過一個年，告訴他們爸爸是無辜的，用不了多久就會出來的……一旁的牢友，見我獃獃地坐在那裡，有的過來勸我，給我端起飯說：「老黃，吃吧，等一會飯菜都涼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從小在家，爸爸媽媽每次過年都要說，這一天是新年的開頭，一言一行都關係著全年的吉凶禍福，小孩子不得亂說話，要講也得講那些吉利得福的話。可以說，人們對大年初一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來，從監房的小窗戶往外一看，白皚皚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興奮，隨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恰好看守「武裝」就在外面，被他聽見了，大喊一聲：「黃義大！你剛才說什麼？」我說：「沒說什麼，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詩詞。」他說：「什麼詩詞不詩詞的，你就是故意搗亂！出來！」把監房門打開，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說：「我又沒有違反監規，跪什麼？」他更兇惡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繩子來捆死你！」這些人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監房門口監聽，等著要找我的麻煩，我真怕在這個「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們死死地勒一繩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個多鐘頭。其它監房的人看到這個情況，都在悄悄地說：「黃義大一大早就被弄出來拜年了，我們可千萬小心點。」
我們對我狠下毒手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我進行死捆狠勒，這對我的身體摧殘是最嚴重的。我自1968年10月被抓入牢房后，以批鬥為名，對我進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大體盤算了一下，批鬥會開了一百多場，一般是我和劉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們兩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間小房子里，早有六、七個拿著繩子的人等在那裡，我們一進去，就叫我兩跪在地上，然後他們就用新棕繩將我們的雙手反捆到背後，又在我們的身後放一張木凳椅，他們一隻腳站在木凳椅上，一隻腳踩在我們肩背上，雙手用力拚命地勒，拚命地往上提，勒得繩子「咯咯」發響，有時新棕索經不起力勒斷了，又重新換一根接著勒，捆得我們雙手烏紫，血在手指頭上變成烏黑，心臟「咚咚」地跳到嘴裡，最後不知疼痛昏厥過去才放手。就這樣先在看守所內死死地勒捆以後，再「五花大綁」拉去批鬥會場。到了台上，又是一陣兇狠的捆勒，加以手腳上的「動作」，整得死去活來。上午從看守所拉出去，折騰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時已經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樣了。雙臂紅腫紫脹，渾身疼痛難耐，臉也腫了，嘴唇卻乾渴得裂開了口子，眼皮像鉛一樣沉重，麻辣火燒，像有人拿著燒紅的煤球烤著我的眼睛。走進監房，同監的牢友都圍到我身邊，問今天怎麼樣？我只有搖搖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他們把分給我的那一份已經涼了的飯菜端來給我，我嘗了嘗，哪裡吃得下啊！有時吃幾口，吞咽的痙攣使喉嚨像刀割一樣難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這麼被折磨得飢不能食、寢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門一響，照例又來了幾個手持繩索的暴徒，一邊吼叫著我的名字，一邊架著我出去，拉到鬥爭會場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來一次……如此循環反覆地拉到各鄉、鎮、場和一些重點村去進行批鬥，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嚴重的內創，把我這樣一個過去身體很棒的人，摧殘得左手殘廢不能提重東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臟病、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纏身。現在一到冬春之際，渾身的骨骼均痛得難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別是1969年春，在道縣一中大禮堂，有武裝部的劉××副部長和周××科長以及縣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開的以鄉、鎮、場、廠的武裝部長為骨幹、全縣每個村民兵營長參加的一次所謂的「貧下中農抓革命、促生產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個廢人。這一天，整個看守所的早飯比平時提前一個小時送來，監房裡的氣氛一下緊張起來，有的人預測，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開槍斃人的宣判大會啦！大家均在一種緊張的氣氛中等待著，突然七號監房的門響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難道今天是我要大難臨頭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著九號監房的門也響了，把劉香喜同志也喊了出來。仍是像往常一樣，先把我們兩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間小房子里，照例又是他們站在板凳上，將我們兩人死死地捆勒一陣以後，給我們訓話說：「今天你們兩個在會上要老實一點，否則要你們的命！」上午八點鐘，我們兩人被拉進了大會場，在一陣吶喊聲中，把我們架到了台上。根本還沒有人發言批判，就上來一群人就對我們緊勒死捆，把我們捆得臉青手紫。這時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們的衣服脫光了再捆。從會場的氣氛和指揮這場鬥爭會的主持人的情況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態特別嚴重，是一場生與死的博斗。當時我想，我死不足惜，沒有什麼可怕的，但那數以千計含冤被殺的無辜生命，沒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揮殺人的犯罪分子還沒能清算，我不能這樣不清不白地被他們整死！我一定要愛惜自己生命，保衛自己的生命，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時有十多個人圍著我，按頭扯頭髮，用腳踢要害部位，剝我的衣服……這天外面陰雨綿綿，室內很寒冷，他們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脫了，毛衣扯爛了，扯著衣領「嘩嘩」地往下拉。我口喊著「暴徒！暴徒！」雙手緊緊箍住衣服，護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滾動。他們則拚命得拳打腳踢剝衣服……他們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時候，我已經沒有疼痛的感覺，只覺得天黑了，一個巨大的聲浪在我身邊滾來滾去，當時我好像只有一個意識還存在著：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沒死……這時候台下有的人站起來高喊：「不能這麼搞！黃義大犯了什麼罪？你們乾脆拉出去槍斃他算了……」台上的人則高呼：「打倒保黃派！保黃有罪！罪該萬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主持會議的那幾個人，原來裝著什麼都沒看見，現在看到這種混亂局面，對著麥克風大聲喊道：「大家不要亂動，一切行動聽指揮。」但是整個會場大亂了，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倒行逆施發出了抗議的聲音。鬥爭會顯然無法開下去了，他們只好宣布散會，把我和劉香喜押出會場送回看守所。途中經過我家門口時，我看到我愛人流著淚站在那裡。她見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爛，被打得鼻青臉腫、嘴角流血，氣憤地跑到縣武裝部，找到了新調來的政委兼革委會主任陳鳳國同志質問：「黃義大究竟犯了什麼罪？是不是構成了死罪？即使構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決才能執行！怎麼能這樣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鬥會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脫，剛才拉起從街上經過，鎮上的人哪個不議論紛紛，根本看不下去，今後就是要勞動改造也要有一雙好手嘛！」陳政委聽后說：「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拉我們出去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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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23
他們摧殘我的第三個手法是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關在看守所，比在勞改場更受罪。每天吃不飽，見不到陽光，空氣污濁，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準下地走動，不準與人交談，有一段時間就連在監房內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聲：「報告武裝，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則也要拉出去罰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內，睡的地方只有2尺1寸寬？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1市斤。
我從1968年11月14日入牢起，到1972年4月1日止，四十個月的牢獄生活，等於下了一次長時間的地獄。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一個人來找過我問話和提審；也沒有要我寫什麼交待材料。我曾兩次向道縣軍管小組寫信，質問他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不經任何手續，也沒有逮捕證和拘留證，我本人從未在任何一個證件上籤過名，畫過押，就將我關押這麼久？我要求你們當面審訊我，最好是公開得審訊我，有罪就判刑，無罪就釋放。
1972年4月，林彪反黨集團垮台以後，這一夥殺人的指揮者，感到再也無法一手遮天了，才與1972年4月1日，將我從看守所放了出來，押送到距縣城30多公里的一個叫做洞尾煤礦軟禁起來。此後我開始過著比看守所稍好一點的軟禁生活。軍管小組專門派了兩個人跟著我，並給我劃定了活動範圍，規定「四不準」：不準接見外人；不準接見家屬；不準寄信、打電話等任何形式與外聯絡；除勞動和吃飯，不準離開反省室。
王安生這時已當上了縣革委副主任、軍管小組組長，他親口指示看守我的兩個人和洞尾煤礦礦長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礦長見我身體已極度虛弱，又患有心臟病、高血壓、關節炎等多種疾病，不用說下礦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礦井底下就會摔死。他跑到縣城，找到武裝部政委兼縣革委主任陳鳳國同志說：「根據黃義大目前的身體狀況，絕對不能讓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馬上就會出事故。」陳政委答覆說：「那就安排一點力所能及的事給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強了。」以後才改為養豬和種菜。
在洞尾煤礦的軟禁生活，整整過了一年，隨著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問題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復自由，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


後記
要寫的東西還很多。
可寫的東西就更多了。
但是，真正完成這篇歷史紀實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和全民族的努力。筆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是一架照相機和一支錄音筆而已。
切勿以為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只是一個遙遠的血的神話；切勿以為大屠殺的陰影已經離我們遠去不再回來；記得某人說過：「世界上哪怕最荒唐的一個理論，在中國走上一圈，都能找到上千萬的信徒。」雖有危言聳聽之嫌，但也確實驚心動魄。
我在這篇紀實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這樣的意思，我們反思道縣文革大屠殺，更多地是為了生者，為了子孫後代和民族的未來。我們老了，無所謂，而我們的子孫還要繁衍生存，我們的民族還要發展壯大。新的問題、新的矛盾還會層出不窮，我們雖然無能預知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辦法，但應當知道哪些辦法絕對不能使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重蹈覆轍、重複災難的例證實在太多了！哪一次沒有付出沉重的代價？哪一次深受其害的不是下層人民？
從某種意思上說，道縣大屠殺也是一份寶貴的民族遺產。關鍵在我們怎麼對待它！拒絕承認和反思歷史的社會，是無法建設起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感的，自然也難以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一個民族在被迫面對其歷史上「最黑暗篇章」的時候，最能檢驗這個民族真正的力量。
當時光進入到21世紀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少地被人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所謂「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須知那背後全部都是人命和鮮血！真的一點都不可笑。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三十年前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這篇歷史紀實中記錄的殺人理由講給他們聽，甚至可能被斥為「造謠」，筆者就親身碰到過這種事情。須知這些理由在當年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經綽綽有餘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樓，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送衛星上天遨遊太空，在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認真地治療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痛，認真地檢視一下殘殺的真正原因，又一窩蜂地擠上了不知終點的慾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一乾二淨。三十年前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得足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和腳註。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創傷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復興的最好機會。
道縣大屠殺期間，縣委某些領導人說：「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補課。」竊以為，中華民族歷史是悠久的，但缺乏民主傳統和科學精神，人權匍匐在金錢下，金錢匍匐在權力下，（所謂窮不和富斗，富和官斗。）再不補課為時恐晚。
我在本紀實初稿時，曾寫過一個類似後記的東西，此次補充修改時原擬刪掉，因為那不過是筆者就事論事的一點膚淺的思考罷了，其中充溢了過多的激憤和不平，這不應當是一個歷史記錄者應持的態度。但一位看過初稿同時也看過本稿的朋友說：「道縣大屠殺的殺人事件是歷史，你們對這場大屠殺的採訪也進入了這個歷史之中，甚至成了這個歷史的一部分，既然是歷史，就應當尊重歷史的原貌。」思之，以為然。故將這部分依然保留下來：

大屠殺已經成為過去，傷口在艱難而緩慢地癒合著。此次處遺工作歷時兩年，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在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整個處遺工作分四步進行：第一步，開展宣傳教育，進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法制教育，讓黨的處遺政策與群眾見面。第二步，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此項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時，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401個專案，進行重點審查。第三步，安置被害者遺屬，給數以千計的被害者和被殺者遺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以及相應的補償金；第四步，對殺人責任人進行處理（全部都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的）：一、對近二千名殺人事件策劃者和殺人兇手做了開除黨籍、免登、撤銷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道縣一千多名）；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對那些謀財害命、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殺人兇手情節特別惡劣的，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成批組織殺人者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仍然有許多遺屬不服，仍在上告。他們被侮辱被折磨，他們的親人慘死於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中，他們自己的人格遭到最徹底地踐踏，甚至他們的一生都在1967年8、9月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毀滅了。幾十元幾百元人民幣和一紙「平反通知書」是無法撫平滴血的傷口的；各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也是無法自園其說的；不公開的，象徵性的處理是很難以撥亂反正的。那些殺人事件的策劃者、製造者和實施者，至今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認罪、懺悔，更說不到向被害者道歉或為無辜慘死者的墳頭添一坯黃土。（絕大多數的被害者至今屍骨未收。）
究竟誰是真正的主謀兇手，發生這場野蠻屠殺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受害者有權追究個水落石出，如果不是這樣，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類似的甚至更為可怕的事情發生？當政者也有責任對這場屠殺向社會向人民解釋清楚，因為他們對民族負有更大地責任。
在這場打著西方馬列主義旗號，行東方封建專制之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貧下中農」（還有「工人階級」）這個字眼就像上帝一樣神聖，作為一個階級被抽象化和神聖化，賦予了「領導一切」的權力，實際上，每個具體的貧下中農的實質性的權利和利益又在哪裡呢？他們與那些「只准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一樣，除了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之外 ，一無所有。毫無地位，毫無希望，任人擺布，勞累困苦，每況愈下……唯一可以做的即是充當專制制度的利刃，管制和虐殺那些比他們更可憐的同胞，來滿足名譽上高人一等的虛榮。一位道縣被害者遺屬說得好：「可憐啊，他們就是一些只有一條褲子穿的奴隸，管著我們這些連一條褲子都沒有得穿的奴隸。」而這一切之所以能夠行得通，則是建立在國民的奴性人格之上。這種奴性人格是專制社會的必然產物，生長於專制制度的土壤中，為專制者所培植，亦為專制者所利用。
應當承認，殺人事件的責任人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他們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然而是誰點燃了他們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這些問題都必須有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
其實，我們一腳踏上這塊血染的土地，便感到自己像貧血一樣蒼白無力。我們是在試圖做一件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除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別無選擇。這是一塊見不得人的傷疤，是某些人的一塊心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大恥辱！只是當時我們沒有想到，這竟然是一個黑洞，把靠近它的一切統統地吸進，不論鮮血，不論熱淚，甚至不論陽光。不怕你有多麼勇敢，也不在於你是多麼懦弱，靠近了，就吸進去，吸進去就永遠永遠出不來……
哪一天才能客觀公正地將道縣大屠殺的真正元兇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還數千無辜慘遭屠殺的平民一個公道，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永久的安慰；也給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個明確的交代。這一天，還需要我們等待多長的時間？

我在這段後記中，引用艾青的兩句詩表達當時的心情：
「為什麼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而且我也確確實實流下了滾滾的熱淚。

本歷史紀實1986年11月完成初稿。
1989年完成二稿。
二稿完成之後，被長期束之高閣，其中既有社會環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本人應當反省的問題。人在很多時候，其實很無奈，其實很可憐。但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關注和補充調查一直沒有停止，因為它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與我血肉相連了。上天用它莫測高深之手把我安排成了一個窺視全過程的目擊證人。同樣，不是我選擇地它，而是它選擇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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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ji    時間: 2011-12-4 01:24
公元2007年8月，道縣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在眾多朋友的幫助、支持和關心之下，我終於補充、核對、完善了本歷史紀實，是為第三稿。
然而還有些話想說。
二稿完成後的這些年來，我思考的東西轉向民族性、民族魂和民族復興這些方面，不再囿於殺人事件的是非罪過、因果報應，只有這樣我才感到能夠從覆蓋我的血瘀中，鑽出來，喘一口氣。
有朋友笑話我「居江湖之遠而憂其君」。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大多是政治動物；北京市貧民窟里的老頭、老太太，就著大白菜喝著大碴子粥，談論的都是政治局開會研究的問題，我輩又何能免俗呢？
毋庸置疑，中華民族是有重大性格缺憾的民族，當然其他民族亦有自己的性格缺憾，但相對而言，我們民族的缺憾要更致命一些。對於這些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醬缸文化培育出來的民族劣根性，已述頗多，如一盤散沙、奴性、愛說假話，窩裡斗，窩裡橫等等，竊以為歸根結蒂一句話，重利輕義，缺乏追求真理和實踐真理的勇氣。這使得我們的民族經常重複過去的錯誤，而且很難以糾正。我們反覆在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然而，我們的歷史反覆告訴我們，我們在歷史中什麼也沒學到。中國歷史，特別是現代史，充滿了假歷史，假事件，假典型，假榜樣，只有把這些東西通通送進歷史的垃圾箱，我們的民族還有真正的未來。
我們的民族魂多被解釋為一往無前、百折不回、堅忍不拔、多難興邦的偉大精神。這無疑是對的。問題是這種精神不能懸在半空中，它需要也必須有薪火相傳的載體，這種載體只能也必須是一大批「鐵肩擔道義」的人文知識分子，而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則是一批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深邃而偉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批御用的理論家。上個世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逝世時，在送葬的隊伍里，有人打出了「民族魂」的祭幡，祭奠的既是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同時也是他這個人。一個民族，無論歷史多麼悠久，無論人口多麼眾多，甚至無論經濟多麼發達，如果缺少偉大的思想家，都是比較渺小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人畏懼思想甚於世上萬物——甚至死亡。思想具有顛覆性、革命性和破壞性，令人畏懼；思想對特權、陳規陋習毫不留情；……思想探視苦難之深淵，無所畏懼……思想是偉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光芒，人類的首要榮譽。」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也是人類的思想史。倘若人來從來不會思想，我們至今還會在茹毛飲血的狀態下，依靠殺戮和死亡的淘汰而掙扎於殘酷的進化之中。一個民族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無疑是自取滅亡；然而如果著力於把讀書人都培養成鸚鵡學舌的應聲蟲，那就是在閹割自己的靈魂。
世有千年糧，人無百歲壽。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就像養豬一樣，飼料搭配不當，囚壞了胚子，思想能力遭到重大削弱，但，思想的精神不能放棄，不論怎麼說，都要把思想的火炬舉起來，交到下一代的手裡。我相信他們之中，一定會有偉大的思想家出現，因為時代在呼喚，家國在呼喚，民族在呼喚。
現在，我們的祖國正在向現代化猛進，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世所矚目。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曾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後來有一段時間，這個口號被作為一種笑話在談論。然而今天看來，這個口號好像並不是什麼毫無根據的空話。但民族復興的最終目標並非是純粹為了追求物質的富有，而是要讓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個人尊嚴和自身價值的實現。偉大的復興必須包括兩個層面的東西，一是精神文化，二是經濟社會。僅有經濟的發展，而無精神文化的復興，可以成為一個富有的民族，而無法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就像一個人，我們碰到一個富有的人，可以很羨慕他，不一定會很尊敬他；我們碰到一個有權的人，可以很羨慕他，不一定會很尊敬他；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一旦喪失了財富和權力，會墮落成什麼樣子。然而我們碰到一個一身正氣、品德高尚的人，可以不羨慕他，但絕對不會不尊敬他，甚至仰視他。一個獨腳巨人能夠承受起越來越龐大體重的壓力嗎？能夠承受起歷史巨浪的不斷衝擊嗎？企圖用犧牲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為代價換來的經濟大發展，掩蓋制度的困境，最終只能緣木求魚。
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重鑄偉大的民族魂。有了真正的民族魂才能保證經歷風雨，愈挫愈勇，多難興邦！
停下筆來，我不像當年二稿完成時那樣激憤和心旌動搖，反而感到平靜和如釋重負。當年「告狀油子」李念德在蚣壩橋上，與徐老師一席長談，頓悟到道縣大屠殺是一個整體的歷史事件，個人冤屈的伸張必須要靠整個歷史事件的平反。而我也早已在對道縣大屠殺的幾次補充採訪中悟到，道縣大屠殺其根深植於民族的劣根性中，若要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審判和全民族的痛切反思，須待整個民族的進步和歷史的頓悟。
留下這些文字，為的是後人不會受到歷史的欺騙。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人類生活更具欺騙性，更變幻莫測。
窗外此時夜已漸深，寧靜、美好，燈火璀璨，賦詩一首以抒胸臆。

當所有的苦難和渴望
如流星雨飛逝
當無數的血與淚
凝固成赤地千里的戈壁
我的心中只剩下了愛
我愛嬰兒響亮的哭啼
和母親甘甜的乳汁
我愛同桌的女同學
和美麗的女教師
我愛朋友們一起的歡聚
和歡聚后微醺的醉意
我愛孩子天真的笑容
和老人們愛打的麻將
我愛清晨新鮮的空氣
和星漢燦爛的夜幕
我愛這塊叫做中國的土地
和這土地上所有的姐妹兄弟

今夜我又回歸於嬰兒
依偎在母親的懷抱
不要說話  豎起耳朵聆聽
那激情的歌如曾經的青春在唱
不要聲張  把心底的秘密
向親愛的媽媽傾訴
這輩子下輩子都不敢忘記
的媽媽呀
天高地厚無以為報
只能像低頭認罪那樣
把頭低下  再低下
感謝你遺傳給我的忠貞良知和愛
儘管我是一個沒有軍裝的戰士

2007年8月

      全文完，謝謝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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