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抗日經濟學與財富東流
抗日經濟學與財富東流
蘆笛
一、抗日經濟學
最近對於中國是否可以對日發動經濟戰爭，FT中文網上發生了爭論。澳洲的黃有光教授認為，中國完全可以與日本進行商戰，理由是：
「2011年日本對中國出口商品1946億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高達23.6%，加上迂迴出口到中國大陸的，估計約佔日本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億美元，占出口總額36421億美元的約4%。因此，日本玩不起這貿易戰。
根據基於完全競爭的傳統經濟學，中國減少買日本貨，即使不考慮日本的反擊，中國本身也會損失，而且損失程度與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實際世界的經濟，廠商是不完全競爭者，價格遠遠大於邊際成本。中國少買日本貨，日本廠商的損失（等於價格大於邊際成本的程度）會比中國的消費者的損失（接近於零）大得多。如果考慮愛國情緒，中國消費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從純粹戰術而言，這貿易戰可以打！ 」
這裡要解釋一下文中所用的行話。所謂「邊際成本」，就是廠商增加了每一個單位的產品后在總成本中造成的增量。邊際成本是產量的函數，先高后低。例如書商為老蘆發行100本書，付出的成本與發行1000本的也差不多，後者的邊際成本也就要低得多。但印數增加到一定值時，邊際成本又開始增加，例如發行到一億本，則書商恐怕要破產，也只有國家的財力才能支撐發行幾億冊的紅寶書。所以，理想狀況是將產量控制到邊際成本恰好等於邊際收益，則企業於此時達到最優效益。
所謂「完全競爭」，是類似物理學中的「質點勻速運動或勻加速運動」那樣一種理想模型，在實際上並不存在。它指的是市場完全不受人為因素的干擾，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進出，資源可以在參與者之間自由轉手。在完全競爭中，邊際成本等於價格。但這理想情景並不存在，實際發生的都是不完全競爭，亦即價格受非市場因素干擾。所以，價格一般都遠遠高於邊際成本。此所以凡是奸商都想壟斷市場，而中國政府又為何絕不會自動放棄國企對市場的壟斷。
如果市場發生的是完全競爭，則無論中國對日有無出口，抵制日貨對日本經濟的傷害與對中國經濟的傷害程度相當，這也可以說是經濟學中的「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吧。有的經濟學家就持這種主張。
但黃有光教授說了，實際發生的是不完全競爭，因此價格遠高於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作用力是否等於反作用力，就要看己方的出口量如何。出口量越小，國民經濟的出口依存度越小，則反作用越小。據他介紹，中國對日出口量比日本對華出口量少466億美元，而且，中國對日出口在總出口量中所佔份額僅為日本的1/6。在這種情況下，抵制日貨給中方造成的損失，要遠遠小於日方遭受的損失。換言之，《人民日報》說中國有「殺人一千，自損八百」的意志與承受力，黃有光教授則出來說，《人民日報》的底氣還不夠粗，實際上發生的只會是「殺人一千，自損八十」。
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黃有光教授是對的。這抵制日貨或是抵制洋貨不自今日始。鴉片戰爭之所以打起來，不就是為了抵制洋貨么？中國原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外貿易在GDP中所佔比例從來可以忽略不計。哪怕停止一切外貿，對國民經濟也毫無打擊，但鬼子可就不同了。此所以英國鬼子要打兩次鴉片戰爭，倒不是如國人想像的那樣是要武裝販毒，而是要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
後來這抵制日貨又在五四期間大規模地玩了一回，前輩與今日愛國志士的區別在於兩條：第一，人家是文明抵制，並不打砸搶燒販賣日貨的商家，而是由憤青們挨家挨戶調查清點日貨存量，要店家賣完存貨后不再進日貨，而商人們都真心實意地愛國，對此作了積極配合。於是既沒有損壞同胞財產，又有效抵制了日貨。第二，前輩愛國，真心實意的人還真不少，不會脖子上吊著尼康相機，T恤上寫著「抵制日貨」。正因為此，抵制日貨運動確實給了日本經濟相當大的打擊。我看過一份統計表，日本對華出口銳減，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產量則在此期內竄升。
但這不是說黃有光對了。相反，他的論證，再典型不過地顯示了某些經濟學家的隧道眼與直線腦。外推到極端情形即可看出其荒謬：假定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大獲全勝，把洋貨永遠堵在海外，洋鬼子少發了中國的財，對他們的外貿當然是個重大打擊。但那又便如何？中國今日將仍然是那個沒有公路，沒有鐵路，沒有航線，沒有任何一種像樣的基礎設施，沒有除宮殿外任何一種像樣的居室（即使宮殿也並不適宜居住，參觀過養心殿的同志都該震駭於那貧民窟式的「暖閣」），沒有工業，沒有第三產業的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
那位愛國好漢說了：你這是帝國主義侵略有功論！即使帝國主義不打進來，中國也會像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那樣，緩慢地自行進入資本主義。姑不說這種可能性絕不存在——中國曆來由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而傳統中國的官僚專政及其奉行的儒家農本主義絕不容許資本主義萌芽長大。就算有此可能，那在隔離封閉的情況下，中國要獨立作出西方文明世界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里的一切發現發明，恐怕也得花個上千年，那才是為毛澤東譴責的「爬行主義」，不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愛國志士的迷誤，就是看不到洋鬼子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市場，雖然傷害了國人尤其是清流士大夫的脆弱的自尊心，但從長遠利益來看，給中國的好處要遠遠超過他們自己所得。這一事實，已經為毛時代的閉關鎖國與后毛時代的改革開放的對照實驗雄辯地證明了，並仍在為南北韓的對照實驗雄辯證明。這是因為自由貿易對雙方都有利，並不是零和博弈。對后發國家來說，它占的便宜要遠遠超過先進國家，日本與中國的崛起所需時間遠比英美所需的短就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以短期利益來看，黃教授也是隧道眼、直線腦。他只看得見錢數，看不見技術，做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要心中有""數""」，卻如老人家一般「心中無質」。中國與日本的外貿交易在質上並不對稱，基本是以「數量對質量」，即以低智力附加值的產品換取人家高智力附加值產品。精密車床、軸承、電腦晶元等等高精尖產品，都要靠日本提供。人家一旦掐斷供應，則給中國帶來的打擊絕不是可以用鈔票損失來量度的。
再從整個經濟大氣候來看，黃教授就更顯得是隧道眼、直線腦了。最近，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宣稱，中國經濟已經硬著陸，目前中共處於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形勢之中。個人並不認為情況有如此嚴重，但我仍然認為經濟雖未硬著陸，卻已經到達了停止高速增長、轉入停滯期的拐點。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都已接近熄火：投資、房地產、對外出口（一般人認為是投資、對外出口以及內需，但我認為內需遠不如那三項重要）都已經難乎為繼——投資：2008年的四萬億至今尚未完全消化；房地產：政府已下限購令並在醞釀推出房產稅；而對外出口則因歐債危機只會進一步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跟日本打貿易戰，豈不是雪上加霜？就算重創日本，那又便如何？人家的制度穩定，政府再如走馬燈一般換也不會造成社會動亂，咱們則完全靠不斷改善經濟來向百姓買靜求安。一旦經濟發展這真正有效的維穩手段失靈，那還得了？這政治代價是中國政府承受得了的么？
二、財富東流
我在舊作中說，改革開發三十多年，財富一直在發生從西向東的大規模流動。西方的資本與技術大量湧向東方，致使中國的GDP連續三十年以兩位數增長，而西方卻停滯不前，這說明西方的資本與技術主要只在東方增值。財富在國際上發生的這種「一江春水向東流」，肥了東方，瘦了西方，迅速縮小了東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發生了這種史無前例的財富轉移后，郎咸平、宋鴻兵等人還要鼓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宣稱萬惡美帝對中國發動了居心險惡的「貨幣戰爭」，靠的完全是臉皮的厚度趨近於頭半徑。
有的網友不能同意此說，認為資本家到中國來投資不是來搞慈善救濟的，是來賺錢的。人家賺的利潤再加上回收的資本，必然要遠遠超過當初的投入。所以，實際上發生的，應該是財富西流。
持此論者沒有看到，西方在中國投資，並不光是資本家獲利，中國獲利更多。這就是敬愛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主席當年在天津首倡的「剝削有功」論。西方資本家在中國剝削的越多，對中國也就越有利。剝削一點，繁榮一點；剝削得多，繁榮得多；徹底剝削，徹底繁榮。
首先是中國借雞生蛋，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毛澤東狠刮農民三十年都未完成的任務——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不解決這個難題，則中國就永無可能起飛。其次是西方資本家帶來了中國沒有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技能；培訓了中國的技術隊伍與經營管理隊伍。第三是他們替政府解決了相當比例的人民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過上了一種比較體面的生活。最後是他們的企業引出了上下游產業以及服務產業的繁榮，使得大量人口脫貧致富。這些好處，都不是資本家可以帶回本國去的。
那位網友說得也不錯，資本家當然要獲得利潤。這些利潤如果流回本國，當然要形成財富反流，但他忽略了以下問題：
1） 辦企業投入的資本並不能立即回收，在全部回收之前，那資本就固定在中國了，實際上成了中國產業的一部份，與本國資本家開辦的企業毫無區別。
2）利潤並不完全歸資本家所得，而要為所有從業人員按不同比例瓜分，還要向中國政府上稅。
3）資本家所得的那部份利潤未必全都迴流本國，有相當部份用於擴大再生產或是投資興辦其他企業，因而繼續留在中國。
4）因為勞力與原材料昂貴，在西方投資並不能獲得同等回報。因此，資本家所獲利潤即使不用於在中國開辦更多工廠，也只會投到東南亞那些勞力低廉的國家去，並不會迴流到出發地。
5）因為同一原因，利潤即使迴流到西方，也不會投入實體經濟，只會投入金融產業。票子若不化為硬體設施與技術，則不過是一堆花紙，金融危機一來就灰飛煙滅了，而鬼子帶來的廠房、設備、技術可是實實在在地留在了中國。
因此，我仍然堅定地認為，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際上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削富濟貧」活動。世界財富從西向東流動，極大地填平了東西方之間原有的鴻溝。
蘆笛
一、抗日經濟學
最近對於中國是否可以對日發動經濟戰爭，FT中文網上發生了爭論。澳洲的黃有光教授認為，中國完全可以與日本進行商戰，理由是：
「2011年日本對中國出口商品1946億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高達23.6%，加上迂迴出口到中國大陸的，估計約佔日本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億美元，占出口總額36421億美元的約4%。因此，日本玩不起這貿易戰。
根據基於完全競爭的傳統經濟學，中國減少買日本貨，即使不考慮日本的反擊，中國本身也會損失，而且損失程度與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實際世界的經濟，廠商是不完全競爭者，價格遠遠大於邊際成本。中國少買日本貨，日本廠商的損失（等於價格大於邊際成本的程度）會比中國的消費者的損失（接近於零）大得多。如果考慮愛國情緒，中國消費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從純粹戰術而言，這貿易戰可以打！ 」
這裡要解釋一下文中所用的行話。所謂「邊際成本」，就是廠商增加了每一個單位的產品后在總成本中造成的增量。邊際成本是產量的函數，先高后低。例如書商為老蘆發行100本書，付出的成本與發行1000本的也差不多，後者的邊際成本也就要低得多。但印數增加到一定值時，邊際成本又開始增加，例如發行到一億本，則書商恐怕要破產，也只有國家的財力才能支撐發行幾億冊的紅寶書。所以，理想狀況是將產量控制到邊際成本恰好等於邊際收益，則企業於此時達到最優效益。
所謂「完全競爭」，是類似物理學中的「質點勻速運動或勻加速運動」那樣一種理想模型，在實際上並不存在。它指的是市場完全不受人為因素的干擾，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進出，資源可以在參與者之間自由轉手。在完全競爭中，邊際成本等於價格。但這理想情景並不存在，實際發生的都是不完全競爭，亦即價格受非市場因素干擾。所以，價格一般都遠遠高於邊際成本。此所以凡是奸商都想壟斷市場，而中國政府又為何絕不會自動放棄國企對市場的壟斷。
如果市場發生的是完全競爭，則無論中國對日有無出口，抵制日貨對日本經濟的傷害與對中國經濟的傷害程度相當，這也可以說是經濟學中的「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吧。有的經濟學家就持這種主張。
但黃有光教授說了，實際發生的是不完全競爭，因此價格遠高於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作用力是否等於反作用力，就要看己方的出口量如何。出口量越小，國民經濟的出口依存度越小，則反作用越小。據他介紹，中國對日出口量比日本對華出口量少466億美元，而且，中國對日出口在總出口量中所佔份額僅為日本的1/6。在這種情況下，抵制日貨給中方造成的損失，要遠遠小於日方遭受的損失。換言之，《人民日報》說中國有「殺人一千，自損八百」的意志與承受力，黃有光教授則出來說，《人民日報》的底氣還不夠粗，實際上發生的只會是「殺人一千，自損八十」。
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黃有光教授是對的。這抵制日貨或是抵制洋貨不自今日始。鴉片戰爭之所以打起來，不就是為了抵制洋貨么？中國原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外貿易在GDP中所佔比例從來可以忽略不計。哪怕停止一切外貿，對國民經濟也毫無打擊，但鬼子可就不同了。此所以英國鬼子要打兩次鴉片戰爭，倒不是如國人想像的那樣是要武裝販毒，而是要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
後來這抵制日貨又在五四期間大規模地玩了一回，前輩與今日愛國志士的區別在於兩條：第一，人家是文明抵制，並不打砸搶燒販賣日貨的商家，而是由憤青們挨家挨戶調查清點日貨存量，要店家賣完存貨后不再進日貨，而商人們都真心實意地愛國，對此作了積極配合。於是既沒有損壞同胞財產，又有效抵制了日貨。第二，前輩愛國，真心實意的人還真不少，不會脖子上吊著尼康相機，T恤上寫著「抵制日貨」。正因為此，抵制日貨運動確實給了日本經濟相當大的打擊。我看過一份統計表，日本對華出口銳減，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產量則在此期內竄升。
但這不是說黃有光對了。相反，他的論證，再典型不過地顯示了某些經濟學家的隧道眼與直線腦。外推到極端情形即可看出其荒謬：假定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大獲全勝，把洋貨永遠堵在海外，洋鬼子少發了中國的財，對他們的外貿當然是個重大打擊。但那又便如何？中國今日將仍然是那個沒有公路，沒有鐵路，沒有航線，沒有任何一種像樣的基礎設施，沒有除宮殿外任何一種像樣的居室（即使宮殿也並不適宜居住，參觀過養心殿的同志都該震駭於那貧民窟式的「暖閣」），沒有工業，沒有第三產業的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
那位愛國好漢說了：你這是帝國主義侵略有功論！即使帝國主義不打進來，中國也會像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那樣，緩慢地自行進入資本主義。姑不說這種可能性絕不存在——中國曆來由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而傳統中國的官僚專政及其奉行的儒家農本主義絕不容許資本主義萌芽長大。就算有此可能，那在隔離封閉的情況下，中國要獨立作出西方文明世界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里的一切發現發明，恐怕也得花個上千年，那才是為毛澤東譴責的「爬行主義」，不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愛國志士的迷誤，就是看不到洋鬼子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市場，雖然傷害了國人尤其是清流士大夫的脆弱的自尊心，但從長遠利益來看，給中國的好處要遠遠超過他們自己所得。這一事實，已經為毛時代的閉關鎖國與后毛時代的改革開放的對照實驗雄辯地證明了，並仍在為南北韓的對照實驗雄辯證明。這是因為自由貿易對雙方都有利，並不是零和博弈。對后發國家來說，它占的便宜要遠遠超過先進國家，日本與中國的崛起所需時間遠比英美所需的短就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以短期利益來看，黃教授也是隧道眼、直線腦。他只看得見錢數，看不見技術，做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要心中有""數""」，卻如老人家一般「心中無質」。中國與日本的外貿交易在質上並不對稱，基本是以「數量對質量」，即以低智力附加值的產品換取人家高智力附加值產品。精密車床、軸承、電腦晶元等等高精尖產品，都要靠日本提供。人家一旦掐斷供應，則給中國帶來的打擊絕不是可以用鈔票損失來量度的。
再從整個經濟大氣候來看，黃教授就更顯得是隧道眼、直線腦了。最近，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宣稱，中國經濟已經硬著陸，目前中共處於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形勢之中。個人並不認為情況有如此嚴重，但我仍然認為經濟雖未硬著陸，卻已經到達了停止高速增長、轉入停滯期的拐點。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都已接近熄火：投資、房地產、對外出口（一般人認為是投資、對外出口以及內需，但我認為內需遠不如那三項重要）都已經難乎為繼——投資：2008年的四萬億至今尚未完全消化；房地產：政府已下限購令並在醞釀推出房產稅；而對外出口則因歐債危機只會進一步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跟日本打貿易戰，豈不是雪上加霜？就算重創日本，那又便如何？人家的制度穩定，政府再如走馬燈一般換也不會造成社會動亂，咱們則完全靠不斷改善經濟來向百姓買靜求安。一旦經濟發展這真正有效的維穩手段失靈，那還得了？這政治代價是中國政府承受得了的么？
二、財富東流
我在舊作中說，改革開發三十多年，財富一直在發生從西向東的大規模流動。西方的資本與技術大量湧向東方，致使中國的GDP連續三十年以兩位數增長，而西方卻停滯不前，這說明西方的資本與技術主要只在東方增值。財富在國際上發生的這種「一江春水向東流」，肥了東方，瘦了西方，迅速縮小了東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發生了這種史無前例的財富轉移后，郎咸平、宋鴻兵等人還要鼓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宣稱萬惡美帝對中國發動了居心險惡的「貨幣戰爭」，靠的完全是臉皮的厚度趨近於頭半徑。
有的網友不能同意此說，認為資本家到中國來投資不是來搞慈善救濟的，是來賺錢的。人家賺的利潤再加上回收的資本，必然要遠遠超過當初的投入。所以，實際上發生的，應該是財富西流。
持此論者沒有看到，西方在中國投資，並不光是資本家獲利，中國獲利更多。這就是敬愛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主席當年在天津首倡的「剝削有功」論。西方資本家在中國剝削的越多，對中國也就越有利。剝削一點，繁榮一點；剝削得多，繁榮得多；徹底剝削，徹底繁榮。
首先是中國借雞生蛋，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毛澤東狠刮農民三十年都未完成的任務——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不解決這個難題，則中國就永無可能起飛。其次是西方資本家帶來了中國沒有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技能；培訓了中國的技術隊伍與經營管理隊伍。第三是他們替政府解決了相當比例的人民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過上了一種比較體面的生活。最後是他們的企業引出了上下游產業以及服務產業的繁榮，使得大量人口脫貧致富。這些好處，都不是資本家可以帶回本國去的。
那位網友說得也不錯，資本家當然要獲得利潤。這些利潤如果流回本國，當然要形成財富反流，但他忽略了以下問題：
1） 辦企業投入的資本並不能立即回收，在全部回收之前，那資本就固定在中國了，實際上成了中國產業的一部份，與本國資本家開辦的企業毫無區別。
2）利潤並不完全歸資本家所得，而要為所有從業人員按不同比例瓜分，還要向中國政府上稅。
3）資本家所得的那部份利潤未必全都迴流本國，有相當部份用於擴大再生產或是投資興辦其他企業，因而繼續留在中國。
4）因為勞力與原材料昂貴，在西方投資並不能獲得同等回報。因此，資本家所獲利潤即使不用於在中國開辦更多工廠，也只會投到東南亞那些勞力低廉的國家去，並不會迴流到出發地。
5）因為同一原因，利潤即使迴流到西方，也不會投入實體經濟，只會投入金融產業。票子若不化為硬體設施與技術，則不過是一堆花紙，金融危機一來就灰飛煙滅了，而鬼子帶來的廠房、設備、技術可是實實在在地留在了中國。
因此，我仍然堅定地認為，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際上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削富濟貧」活動。世界財富從西向東流動，極大地填平了東西方之間原有的鴻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