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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源 三篇與台灣有關的網文

作者:light12  於 2016-1-17 17:0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台灣

  • 2015-02-13 01:05
  •        王孟源【台灣】無知與短視的後果

    我在前文《政府的第一要務》裡曾提過,無視現實的經濟規律,一味譁眾取寵,追求政治迷信、社會理念、族群優勢的後果,必然是讓窮人更窮,弱勢者更苦。其實這在經濟學裡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英文叫做Social Cost,中文是社會成本,也就是少數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迷思和方便,會損害整體社會,造成不易測量的成本;例如烏賊車主為了節省幾千塊的維修費,把煙塵散布到社區的空氣中,引起居民的健康問題,造成幾百倍或幾千倍的醫療費用損失和痛苦。如果社會沒有健全的公權力機制,光憑良心是沒有辦法扼制這種趨勢的;只有強大有為的政府才能阻止自私愚民侵害弱勢群體的行為。而普選制度很大的一個問題,就在於它不但不能產生強大有為、獨立於強勢群體的政府,反而鼓勵政客們為自己當選後的名利而迎合民眾的錯誤迷思,所以天生就是越自私、越愚蠢、越不適任的人越選得上,使政府本身就成為製造社會成本的自私犯,更別提為社會公利服務了。

    丁守中,很明顯地是最近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中最適任的人選,卻連初選都過不了,以致整個選舉成了小蛀蟲競賽(A Choice of the Lesser of Two Weevils)。

    換句話說,人民百姓的主要活動項目是賺銭養家,大眾媒體則以迎合讀者的快感為首務,因此指望人民或媒體有足夠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專業知識來決定對整體社會最有利的政策方向,無異於緣木求魚。政府應該由專業的人員提供專業的服務,而不是由媒體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很可惜,這麼簡單的道理連總統都不知道)。我們生了病,並沒有辦選舉來決定誰來到醫院執刀;一個總統或市長所能影響的社會成本遠高於一個醫生所能決定的幾條人命,選出一個既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專業態度的人,那不是大規模的草菅人命嗎?

    去年九月至十二月間,香港發生了示威活動,要求普選。雖然示威者的資金主要來自當地富豪和美國的半官方基金會,不是台灣政府,他們的戰術卻是從台灣取經回去的。台灣不但出力教導,而且在示威期間朝野一致高調聲援。這不但是對民主普選制的無知迷信,而且在現實政略上的短視愚蠢,也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到現在已經將近半年了,台灣人仍然普遍自我感覺良好,渾然不知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已經擦身而過,台灣未來的命運已有極重大的改變。所謂不作死就不會死,像台灣人這様作死了自己卻還興高彩烈的,我雖然對中外歷史都很熟,卻也想不出一個先例。

    中共不論功過如何,始終是一個有高度學習性的組織,不但對自己的錯誤能深刻反省,對他人的經験也能設身處地,充分吸收利用。我在以前的幾篇文章曾提過,1990-91年的海灣戰爭中,裝備和戰略與共軍相似的伊拉克被美軍輕易撃潰後,中共陸軍隨即發憤圖強。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曝露了中共海空軍的不足,19年下來局面就已完全改觀。1999年,CIA拿中共大使館當靶場,15年後中共已經有了真正的核反撃能力。2014年的香港示威事件,對中共也是一個極大的教訓,請耐心聽我解釋。

    此前中共雖然堅持不放棄武力統一台灣的選項,實際上是準備以經濟利益來促成統一的,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讓利,在統一的時程上,更是定到兩代之後的2049年(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週年);屆時中國大陸的人均GDP應該至少與台灣齊平,和平統一的經濟阻力應該是完全不存在的。而和平之路對海峽兩岸來說,都是最理想的。

    中共的軍力,已經能夠輕易地撃敗國軍;就是美國肯全力援助,頂多對共軍嚴重殺傷,阻止佔領是不可能;在其同時,美軍一様也會損失慘重。而最近的歷史告訴我們,連只有三個能機動部署的俄軍都足以嚇阻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干預,共軍在質方面至少與俄軍相當,在數量上則超過其五倍,依美國的自私習性,是不可能真的用兵的。此外國軍將領早已徹底腐化,一心以撈銭為要務,這些準備出國當寓公的人,會在戰時固守殉國,只能是個笑話。所以這個台海戰爭,台灣是打不起的。

    從中共的觀點,收復台灣雖然是歷代傳下來的核心任務,但是在優先順序上卻還比不上發展經濟和提升國力。如果現在冒然武統,就給予虎視眈眈的美國一個天賜的良機,不但其後必然會有全球性的貿易制裁,而且美國所謂的重返亜太也將獲得巨大的動力,中共將因此而面對至少在東、南兩方面的戰略包圍,和平崛起的目標將會遭遇極大的困難。

    在這様的背景下,台灣人原本不須費一指之力就可以確保和平安全的未來;但是愚蠢是無限的,台灣人居然會去支持香港示威,從而主動改變了海峽兩岸統一時程的考量。我並不是指支持香港示威會惹中共不悅;台灣這些年來早已把侮辱冒犯中共當作一項全民運動,根本不差再多一次。香港示威事件真正的影響在於它提醒了中共領導人:光是統一還不夠,統一之後仍然會有內在外在的推手來讓新收復的地區動蕩不安。香港原本是文統的様版,是對台灣的示範,台灣人不接受也罷,卻去幫忙把這個文統的過程搞砸,那麼豈不是在強調非武統不可?武統和文統的差別,就在於它可以接著戒嚴,反正戰鬥期間已經死了人,再多槍斃幾個也沒人搞得清楚。台灣這些年來社會上愛鬧的人名利雙收,所以到底誰是有、有病、有鬼的問題份子,都已經完全公開,也沒有搞錯對象的疑慮。以台灣人欺善怕惡、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習性,佔領軍若說不是來統一而是來殖民的,台灣人反倒會感恩戴德,幾代之後還懷念不忘(日本人當年是以挑動平地人和山地人的鬥爭來安撫台灣;共軍若是把台灣割成南北兩半來分治,只怕台灣人也會互鬥不疲)。 

    但是只要美國在旁待機而動,中共就不能對台用兵,所以台灣還有大約10-15年的時間。到了2025-2030年間,中共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與歐盟之和(假設年增率為7%,則在2025年,以PPP計算的中共GDP就將超過美歐之和;中共自己保守假設年增率會逐步下降到4%,那麼要到2030年才會實現),實體工業產值到達美國的三倍(中共的實體工業產值在2012年即已達到美國的1.6倍)。這時台海若發生戰爭,就算歐洲不高興,也頂多只能像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一様,象徵性地抗議一下,不會有能力加入對中共的制裁,那麼美國自然也無力獨力搞制裁。共軍現在已經有對台的壓倒性優勢,到2025-2030年,根本就不必費吹灰之力;國軍貪腐嚴重、士氣低落,到時只要有兩三個旅長願意為台灣的政客賣命、拒絶馬上投降就算好的了。共軍要清除這兩三個旅,頂多就是兩天時間,再加上兩天來行軍到位(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便是行軍多、戰鬥少),總共四天就足夠佔領整個台灣。預計國軍死傷1000-2000人,平民死傷數百,主要發生在台北的巷戰過程中。

    我並不是說這個嚴峻的未來已經完全確定了,事實上未來永遠是不能精確預言的。只是台海戰爭在未來15年原本只有不到1%機率,在香港事件之後跳升到接近50%(我並不是指習近平有50%機率已經下定決心武統,而是10-15年後下一任中共領導人有50%的機率決定武統);這應該是震動台灣的大事,可是台灣政壇上下卻依舊迷茫,各自忙著爭名逐利。如果台灣百姓還在乎台海戰爭會帶來的死傷和損失,就應該好好想想如何減低武統對中共當局的利害誘惑,以確保自己長期的和平安全。不過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台灣的普選制度天生就是越自私、越愚蠢、越不適任的人越選得上,所以我對此是甚為悲觀的。

    【後註】有讀者迴響認為這篇文章是揣測之詞,這是當然的,因為我討論的是10-15年的未來。不過對於所謂「攻心為上」的說法我不同意。戰爭素來是治權轉移、版圖變更的最明確理由,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和平轉變即使是多數決,也沒有決定性(Finality),反對者仍然不會服氣,烏克蘭(去年被罷黜的總統是多數選出來的)和香港(民調顯示多數人不支持佔中)就是最近的例子,因為他們總可以要求再重新決定一次。反之,凡是以軍事征服的(如北越征服南越,或是斯里蘭卡消滅Tamil Tiger),事後的麻煩極少(而且是越血腥的征服麻煩越少),即使有,也必須是長期的武裝游擊戰,而台灣沒有游擊戰的本銭(這恰是1950年代初,台共失敗後,中共自己內部反省所做的結論,因為台灣沒有足夠的真正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

    總之我在談的,不是我希望如何如何,而是以一個戰略家的角度來看可能會如何如何(亦即當10-15年後的中共政權了解到武統沒有嚴重的外交後果後,根據台灣的社會結構來決定是否有其必要;習近平顯然還沒有這個選項)。台灣急著拒統,卻忘了真正可怕的是武統,結果像個沒有自制力的小孩子一様,把自已心裡的慾望拿出來撒潑,完全不顧對手的可能反應;現實裡中共極強而台灣極弱,所以不論個人政治傾向,仍然不能把文統的路封死了(不一定要走,但是不能封死),這是成熟懂事的人必須了解的。



  • 2015-05-14 08:59
  •        王孟源【政治】民主體制下的救世主情結

    我在前文《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裡,討論了民主政治成功運作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當這些條件不被滿足時,領袖的個人作為是無法直接挽回國運的;必須有極高的政略眼光,先進行政治和社會上體制改革,逐步盡量滿足那些必要條件,然後這位或下一任的英明領袖才能一展所長,將國家帶上正途。

    很不幸的,在一般失靈的民主政體下,大部分的選民並不了解前述的道理,以致雖然對政治亂局有共同的失望,對如何改進卻沒有共識,最後往往只能寄全部的希望於新出現的政治明星。而通常這個新明星是因為他具有與已被唾棄的前任剛好相反的特質和個性而被選中的,對撥亂反正所需的步驟和環境並沒有任何概念,也就是沒有真正的適任性,所以失敗就成為必然的,唯一不確定的只是失敗的方式。一但他的失敗成為不能否認的事實,整個過程就兜了一圈回到原地(Come Full Circle);選民只會再找新的、有相反特質的下一個政治明星。這樣反覆的輪迴可以稱為救世主情結。

    以台灣的經驗為例:李登輝任用黑金,有摧毀國民黨民意基礎和讓本省籍土豪劣紳取代外省藉幹部的雙重用義,2000年的選舉因此成了選民反黑金、反既有特權的出氣工具,陳水扁恰好有順應潮流的形象,因而當選。但是陳水扁只是一個會耍嘴皮子的律師,對經濟、政治、領導統御都一竅不通,再加上人品上的缺陷,到2008年,選民已經急著找清廉、不油滑的新明星,馬英九恰好有順應潮流的形象,因而當選。但是馬英九隻是一個優柔寡斷的鄉願,對經濟、政治、領導統御都一竅不通,再加上性格上的缺陷,到現在選民已經急著找敢言敢做的新明星,而柯文哲恰好有順應潮流的形象;只是他仍然對經濟、政治、領導統御都一竅不通,所以台灣的民主眼看著只是將要進入下一圈的輪迴。

    歐美的民主體制在1970年代起也逐步衰退,選民同樣地忽略了真正的問題所在(財閥摧毀公平競爭、腐蝕平等社會,新的大眾傳播工具和社交科技剝奪了理性討論的空間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等等),而反覆地陷入救世主情結(歐巴馬就是典型的救世主)的泥淖。不過我今天寫這個題目並不是消極地炒民主體制的缺陷這盤冷飯;相反地,是因為西方的民主政體的諸多救世主們之中,局然有一個在過去這一年真正展現出我原先沒有預期的智慧、手腕和毅力,而開創出了充滿希望的新局面。我在這個部落格已經多次討論了當代台灣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有讀者開始質問解決之道何在。我還是想不出一個萬全的方案,但是現在至少可以給出一個正面的例子,這就是義大利首相Matteo Renzi。

    義大利在西歐工業國家中排名第四,屬於德英法之後的第二梯隊,在政治結構和社會風氣上都差人一截。人民雖然友善並且不懶,但是守法性低、鄉土性重,南部尤其如此,可以說是歐洲版的台灣,連對吃的東西的偏重都很相似。義大利的政壇素來多黨林立,政府和法庭效率很低,特別是在1994年傳媒大亨Silvio Berlusconi憑著手下電視台的扭曲宣傳而當選首相後(當時他也是救世主),還染上了美國式的財團獨霸症。此後Berlusconi上上下下地當了三任首相,雖然有多起貪腐案件和性派對醜聞纏身,還是一直到2011年才因經濟危機而徹底下台,義大利在政治和經濟上因此而經歷了20年的停滯(甚至倒退,例如在法治方面)。

    Silvio Berlusconi,不知為什麼,他的微笑總是讓我聯想到一隻鱷魚。

    在Berlusconi下台後緊急接任首相的Mario Monti並不是政客,而是未經選舉的特任技術官僚。一但經濟危機緩和之後,他就在2013年的新選舉中讓位給47歲的Enrico Letta。Letta屬於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這是由共產黨和天主教黨在2007年合併而成。共產黨和天主教黨能合併,乍聽之下有些奇怪,實際上有其道理,因為兩者都是關心貧苦民眾的左派政黨。義大利人至少在這件事上能專注在經濟層面,而不是沒有意義的宗教教條(如美國)或國家認同(如烏克蘭和台灣),是他們能有成功救世(Salvation)的原因之一。

    Letta雖然不是梟雄級的人物,但也年輕有為,在短短的首相任期裡還算勝任。他只做了不到一年就下台,實在是既生瑜何生亮的尷尬。民主黨剛主政,時年38歲的Florence市長Matteo Renzi(兩個月前我在Florence訪問了民意,他五年市長的口碑確實不錯)就在黨內改革派包括Letta的支持下,獲選黨主席。沒想到他一上任就對Letta進行逼宮,這個少年英雄還真的有極高的政治手腕,兩個月後就繼任首相。隨後他居然能和在野的Berlusconi達成協議,馬上開始基礎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一年下來已接近完成,其間還離間了Berlusconi的右翼政黨,促成它的分裂。他在權術運作上的天分,真不愧是凱撒的傳人。

    Matteo Renzi,他對選民誠實,對政治對手狡黠,在政策上兼具戰略眼光和戰術手腕,是不世出的傑出人材。

    Renzi的改革是從經濟層面開始的;義大利和很多歐洲國家一樣,工會的勢力太大,使勞動市場僵化,阻礙了產業升級和企業的新陳代謝。Renzi雖然是左派,卻毅然把義大利多年來對開除員工的禁令取消掉(最難的是要他自己民主黨的議員支持這個法案,而他居然做到了),事前事後當然有大規模的反對示威,但是他不在乎。勞工法改革案一通過,他立刻趁勢追擊,提出了教育改革,又是動到即得利益者的蛋糕(這次是教師工會)。不過真正的大手術是憲政改革;義大利的施政一向困難,有憲政上的結構性因素:它有上院和下院,一切法案必須兩院都同意才能算數;在選舉規則上也偏愛小黨,以致永遠都需要聯合政府(即幾個黨臨時結盟)。Renzi看出這是義大利民主制度陷入困局的癥結所在,所以準備取消上院的權力,大幅簡化法案審查程序;同時修改選舉規則,保證最大黨有50%以上的席位,並且取消黨內初選,改由黨主席指派候選人,以消除地方土豪勢力。這個憲法修正案即將面臨表決,如果通過了,它將會是自1958年法國改為第五共和(5th Republic)以來西方民主政體所採行的最大改革,也必定會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模範,我樂觀其成。

    不過退一步想,連一個這樣了不起的道道地地的真正救世主,在這些驚天動地的改革之後,所能期望的回報也只是停止一個民主國家下沉的趨勢。這是因為他這些改革只是在民主體制下才顯得驚天動地,在中共的體制中就容易得多了;過去40年裡,中共至少已經有過三次更大的改革(即1980年代鄧小平,1990年代朱鎔基和2010年代習近平)。難怪兩個月前,福山在受訪問時說,同樣英明的皇帝,在中共體制下就比西方成就更大。他的言下之意是同樣混蛋的皇帝,在中共體制下也比西方禍害更深。不過現在國際間的競爭很激烈,而中國有300年的落後要追趕,把賭注下在領袖的英明程度上似乎是很合理的。

    【後註一】我原本以為會有台灣讀者注意到Renzi的改革裡,有一項也很適用於台灣,也就是「取消黨內初選,改由黨主席指派候選人,以消除地方土豪勢力」。等了兩天,沒人評論,我想大概是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在台灣通過這種改革,即使通過,黨主席還是會指派土豪,因為只有他們才能贏得選舉。所以總結來說,台灣選舉被土豪劣紳霸佔的情形比義大利還糟糕,進行制度改革也更困難得多。

    【後註二】今天(2015年五月26日)消息傳出,Renzi手下的省長候選人Vincenzo de Luca在南部的Campania省(即Naples和Salerno的所在地;Campania是南義大利最大和人口最多的省份,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大約相當於台灣的高雄)定在五月31日的選舉民調已大幅落後,原因主要是選民不在乎改革而繼續支持他們當地的土豪。



  • 2015-05-17 08:26
  •        王孟源【戰略】小國無外交

    歐巴馬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共,在其他戰區進行戰略收縮(和俄國為了烏克蘭而決裂,是因為美國表面上不須付出代價,兩敗俱傷的會是歐洲和俄國;但是後來不但普丁因此而獲得俄國民眾的絕對支持,而且完全倒向中共,結果美國得不償失,這是一個極大的失策),其中最重要的是與伊朗的和解(參見前文《與伊朗的核子談判》),其次則是古巴。

    美國於1823年由門羅總統(James Monroe)宣布劃整個美洲為自己的禁臠,開始對拉丁美洲做肆無忌憚的顛覆和操控,史稱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古巴由於地理位置就在佛羅里達的門口,又有美麗的海灘和熱帶風情,在20世紀成為美國人的渡假勝地。1952年,前總統Fulgencio Batista自美國回到古巴發動他的第二次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上台後更是與美國黑手黨沆瀣一氣,靠賭場和毒品自肥。在整個1950年代,古巴經濟整體停滯,但是大量的財富繼續落在土豪和官員的手裡,貧富不均的問題越加嚴重。1956年,Fidel Castro和Che Guevara夥同80多人發起革命,雖然一度被追剿至只剩22人,到1958年已得全民支持,1959年一月1日,擁有10輛坦克和一列裝甲列車的3900名政府軍在Santa Clara向Che Guevara率領的340名裝備原始的革命部隊投降,Batista和他的支持者逃離古巴(在電影《教父II》裡有描述),後來絕大多數定居在邁阿密(Miami)附近,Castro則在Havana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

    在冷戰這個大背景下,Castro沒有仔細想清楚所有的戰略後果就因內政因素投靠了共產集團,導致甘乃迪策劃了Bay of Pigs Invasion,由CIA武裝了流亡的古巴人,試圖以武力奪回政權。這個入侵失敗後,Castro完全倒向蘇聯,Krushchev也不明白雅爾達密約的宗旨(即東西分治),居然在美國的後院部署核彈頭飛彈(不過這是因為美國先在土耳其部署了短程核彈,這些短程飛彈飛行時間很短,在1960年代是無法預警的),這就是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是冷戰期間美蘇離核子戰爭只差一步的最大事故。危機解決之後,美國不再試圖直接顛覆Castro政權,改用貿易和金融封鎖,這對古巴經濟的打擊很大,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連進口能源都很困難,古巴逐步從拉丁美洲的最富有國家淪為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冷戰結束25年來,美國民主黨內一直有呼聲,認為古巴對美國已完全不再有威脅,讓1100萬民眾停留在赤貧狀態是不人道的。但是共和黨卻堅持要繼續懲罰曾經反美的Castro,他老人家不死,共和黨就不容許古巴翻身。由於佛羅里達州是總統大選兵家必爭之地,而1959年逃離古巴的Batista黨徒對Castro有極深的仇恨,民主黨人也就始終不敢得罪這些古巴裔選民(為了一己私仇而拉美國人來糟踏自己的同胞,倒也不是台灣人的專利)。不過國際大勢終於變了;首先是1990年代民主化浪潮使拉丁美洲原本的很多軍政府普遍讓位給親美的文人政權,這些國家對美國財閥開放不到幾年就經濟崩潰,於是在2000年代左翼贏得選舉而掌權,包括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厄瓜多、玻利維亞等國政府都由對美國的政治顛覆和經濟掠奪有反感的政黨主持,而美國對古巴的虐待也就成為他們在區域集會中的固定討論事項。這在以往,美國是完全不在乎的,大不了派兵把不聽話的政權消滅掉(如1980年代的格瑞那達和1990年代的巴拿馬),但是在小布希陷入伊拉克的泥淖之後,力不從心,只能任由他們在背後說壞話。

    真正把美國逼急的,當然還是中共。拉丁美洲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工業化程度卻很低,這是美國人有意造成的。以往只有美國人能在那兒做生意佔他們的便宜,現在中共願意以國際公平價格進行交易,反而鳩占鵲巢,美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自然要予以反擊。所以雖然Castro說什麼就是不嚥氣,歐巴馬也等不及了,在去年十二月以行政命令片面取消對古巴的經濟制裁,隨後還進行了換俘。美巴和解是美國對拉美新一波笑臉攻勢的開始;美國或許阮囊羞澀,不能和中共比拼貸款,不過憑藉巨大的進口市場,以簽對自己有利的自貿協定為手段(TPP是個模範;智利已經是TPP的成員),美國人還是準備在後院與中共一搏。

    我以前寫過很多次,台灣統獨的前途不在自己手裡,而將視中美兩國的利益折衝結果而定。古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Castro政權還是56年前的那一個,完全沒變,但是中美在拉丁美洲的角力使美國的利益計算方程式變了,於是政策結果也就跟著變了。美國的最高利益一直在於一個不統不獨的台灣,以往中共無力影響這事,但是隨著中方力量對美方的全面超越,決定權自然會易手。台灣本身對這個過程完全沒有話語權,那麼就應該左右逢源,拒絕剝削而爭取讓利,這是小國(如泰國)的傳統策略。可笑的是台灣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完全專注在乞求統獨的結果,在經濟上反而爭取剝削而拒絕讓利。除了一個「蠢」字以外,還真難想出更好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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