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離三任總書記最近的人

Brigade 按語：多麼荒唐，總書記本身顧名思義是舞文弄書的人，結果全是傻瓜不會筆墨。連什麼三個代表，就是甲代表乙這種「理論」也要一個秀才弄出來。

而這個秀才，也是才色平平，儘管被吹得邪乎。比如領隊到新加坡參加大學生辯論賽獲得第一名，這個很了不起嗎？那些得第一的人現在同共產黨辯論嗎？辯論比賽，美國從初中就有，參與的人也很多，共產黨可以讓自己的大中學生當正反兩方辯論國家大事國際時事嗎？

在阿根廷G20習同美國開的貿易會議，就是習的投降會議，他的手下參與辯論嗎？中國人連他怎麼投降的答應了什麼條件都不知道，是國家機密。

所謂王滬寧年輕時多麼有才華這些證據，也證明中國教育的失敗，尤其是文革對整個社會的災難性影響，導致大部分人能力低下，個別的稍微好一點的如王滬寧就鳳毛麟角了。我們現在知道，只要一個人有中上智力，願意讀書願意寫作，從少年開始就不停地寫，那麼很多人都可以達到這種水平。看西方政界領袖，很多都是這樣的人物，能言善辯，不需要御用筆杆子，即使有，也是寫寫平常稿文，而不是協助提出什麼「思想」或「理論」。在中國，也可以有莫言，嚴歌苓這樣少年努力中年成材的例子。

王滬寧，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位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換句話說就是，王滬寧是黨的歷史上第一位晉陞政治局委員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從1995年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組組長，負責闡述十四屆五中全會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十二大關係」，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身份陪同江澤民出訪，並協助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2002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幾乎所有國內考察、對外訪問時陪伴左右，直接參与「科學發展觀」理論起草工作；到十八大上躋身政治局，隨後成為習近平外訪、視察等出行活動的第一位陪同人員——王滬寧先後輔佐三任最高領導人，被譽為中國「離總書記最近的人」，在黨內享有獨特地位。

儘管事隔36年，90歲高齡的復旦大學教授陳其人依然記得王滬寧複試時候的情形。

「他來考的時候，復試啊，遲到了，本來是要取消考試資格的，但我比較照顧他，遲到了大概20分鍾吧，還是讓他考試了。他就進來了。」陳其人回憶。

陳其人說，王滬寧「初試的時候文章寫得很好」，所以給了他繼續面試的機會。

陳其人是我國著名的研究《資本論》權威，也是王滬寧的碩士生導師。

1978年是王滬寧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

1955年出生於上海、時年23歲的王滬寧，從一個沒有本科學歷的青年,一躍成為「文革」后復旦大學第一屆碩士研究生。

當年，他成功入讀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這一屆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代政治學研究生。

作為王滬寧的研究生導師，陳其人教授當時在國政系帶的第一批研究生共有12人，王滬寧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讓陳其人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位學生。

陳其人經常組織討論課，在課堂討論時王滬寧就表現搶眼，「很會寫文章，很會思考問題，那個時候表現很突出。」陳其人教授評價王滬寧是「最傑出的學生」。

1981年，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后留系任教，進入了剛成立不久的政治學教研室。

曾任復旦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的孫關宏教授回憶說：「他非常有才華，還沒有分到我們這里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有所耳聞，說他很用功，晚上一兩點鍾以前熄燈是沒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兩點鍾以後。」

在復旦任教期間，王滬寧作為骨幹教師還是蠻拼的。

眼見為實的孫關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經過幾次合作之後，發現王滬寧確實是有才華，「比如說我們要寫什麼，一起討論了以後，說小王你去執筆，他很快就寫出來了。」

經常的情形是，下午討論一個題目，王滬寧開個夜車，第二天五千字的文章就出來了。

有一次，孫關宏、王邦佐和王滬寧一起去蘇州編政治學詞典，討論之後，第二天王滬寧就把幾千字的優質報告拿出來了。

「能幹、有才華、一目十行。」這是當時復旦同事們對王滬寧的評價。孫關宏有時候寫文章提綱，也讓王滬寧幫他看一下，「我看東西就很慢，他一瞄就好了，馬上指出來某個地方應該加個什麼。」

王滬寧看書也很快。「我們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說我從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說兩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說，這我蠻佩服他的。」孫關宏說。

復旦國務學院退休老教授朱桂英回憶，王滬寧是相當努力的。那個時候，復旦教師的房子都很小，親戚特多，經常有很多親戚來上海看病，姑媽、姨媽這些親戚都會來的。不像現在，來了以後就要住在家裡。因為家裡很小，朱桂英就經常把兩個小孩帶來系裡複習。「每次到系裡來的時候，王滬寧幾乎都在系裡讀書、備課、學習。」

王滬寧「開課達人」的稱號在復旦也很有名，難的課別人開不出來，他卻開得了，而且開得有聲有色。

思路快，多產，文章和書有很多，這是復旦老教授們對他的一致評價。

有一次，學生不滿意一位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的老師，王滬寧主動請纓說「我來開」，開了課後學生滿意了。

他還提出了很多政治學的新學科，如建立了行政管理專業。

在專心治學的早期，一些觸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炮彈」文章就常常見諸報端。他撰寫的頗有影響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背景與前景》等近百篇論文，無一不觸及到我國現實政治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他翻譯了達爾的《現代政治分析》，自己也寫出了一本有影響力的書《比較政治分析》。在這本書中，王滬寧首次提出歷史—社會—文化的分析框架。上世紀80年代，能夠寫出這種政治學理論和概念的書是相當前沿的。

王滬寧青年時期的著作。

1988至1989年，王滬寧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回國之後寫了一本書《美國反對美國》，「那麼多人出國，從來沒有回來就出了本書，王滬寧卻有這個意識和這個本事。」

王滬寧除了學術上有造詣，為人也低調謹慎，遇事不輕易表態，不反對不贊成。他能始終保持冷靜，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吧。」孫關宏說。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王滬寧就收獲了「一本政治學辭典」的名號。

1985年9月5日，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謝希德教授在一位年僅29歲的普通教師的專業職務呈報表上籤署了意見：同意提升為副教授。至此，國際政治系政治學教研室教師王滬寧破格提升為副教授一事正式獲准了。

很快，這位不僅在復旦，當時也是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成了全國性的新聞人物。「副教授,才29歲！這可能嗎?莫非他……」有人將信將疑。

「這是個好兆頭。看來這次職稱改革真還有新鮮的。」更多的人特別是青年教師感受到的是振奮與激勵。

講資歷、挨年頭的做法曾使年輕人積極性受挫，在復旦這樣人才濟濟的名牌大學里，竟然首破其例。

三年後的1988年，王滬寧再次顯示後來者居上的態勢，成功晉陞為教授。

這本《政治的人生》是王滬寧早年的一本隨筆集，政庫君念大學時曾認真讀過。記得當時還讀過同屬「名人日記」系列的劉金寶的《金融之迴響》。出書時劉金寶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曾獲評世界「十大傑出青年」，后因王雪冰案牽連而落馬。王、劉兩本著作，現在舊書網站上尚能買到，不過《政治的人生》一般標價250-300元之間，而《金融之迴響》標價在2-5元之間。如此雲泥之別，令人不勝唏噓。

1991年國政系民主選舉系主任，這是學院空前絕后的系主任的民主選舉，當時王滬寧和朱文忠兩個人競選系主任，王滬寧當選了，後來又當上了法學院院長，當時的法學院包含國際政治系和法律系等。

復旦給了王滬寧充分的活水，讓他能夠如魚得水地發揮自己的才華。

1983年到1985年擔任國政系總支書記的李幼芬教授回憶，王滬寧在政治學繫於1984年入了黨。

「我和王邦佐老師非常欣賞他的才華，支持他的發展，從來沒有說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學校，據我們了解，老年教師對青年教師有才華，要超過自己的，就是壓著，青年教師上不了，但是王滬寧在我們這里，我們非但沒有壓他，還為他創造條件。」孫關宏回憶。

孫關宏和王邦佐在恢復和發展政治學時還是講師，接著碰到了「文革」，助教一直當了18年。他們1960年畢業，一直到1978年才提講師，一直到1985年，才輪到他們提副教授的事。

「這個時候，我們支持王滬寧也報。他81年畢業，畢業四年，我們60年到85年已經畢業25年了，王滬寧只有四年，但是我們支持王滬寧也報。我們報了三個人，一個教研室要提三個人，提的太多。」孫關宏說，「王邦佐說可以啊，我們排個順序好了，排順序的時候我們是把王滬寧放在前面，我們那時的順序是：王滬寧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們都沒有意見。」

當時，兩人考慮到兩點，「一個是學科發展，一個是支持年輕人，我們支持王滬寧發展是沒有私心的。」

雖然王滬寧年輕，和研究室的同事們年齡相差達到了20歲，但培養年輕人的風氣在政治系一直存續著。

有重要的國內或國際會議，都會讓王滬寧出席。「當時確實是比較無私的，關愛年輕人，培養年輕人這方面特別關注，不大考慮自己的名利。」孫關宏說。

王滬寧自己也注重傳承優良傳統，培養年輕人。

復旦老教授李幼芬回憶，1984年她生病住在長海醫院，王滬寧去探望她。那是一天傍晚，王滬寧來到醫院看望李幼芬后對她說：「李老師，你還要再帶幾個研究生。」

李幼芬問帶誰，王滬寧提了兩個人，「一個是林尚立，我說林尚立嘛，因為他入黨的時候我參加，所以說我比較了解，我說這個人可以的。另外一個叫王元，王元我不認識，我也沒有給他上過課，後來見了面，談了話后，我同意帶他了。」

舌戰獅城，一鳴驚人，這背後，有著王滬寧的巨大貢獻。

首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會復旦大學代表隊的決策中樞包括：由時任校黨委副書記秦紹德挂帥，副教務長張靄珠任辯論隊負責人，國際政治系主任王滬寧任顧問，哲學系俞吾金教授任領隊兼教練，青年教師林尚立任副教練，人事處處長張一華擔任聯絡員，同時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幹教師組成的專家指導團。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專家指導團成員首次在文科大樓1004室聚會。這一天，王滬寧好像特別輕松和瀟灑：「這一次我是無官一身輕，顧問顧問，顧顧問問就可以了……」

1988年，台灣新聞記者秦先生(中)在辯論賽不久后前前往上海拜訪復旦隊師生，與復旦隊兩位指導老師伍貽康(左)、王滬寧(右)在復旦校園裡合影。

其實，王滬寧的心情並不比俞吾金輕松。曾任第二屆亞專辯論會復旦隊「教頭」的王滬寧內心很清楚復旦此次通向奪冠之路的艱難。

早在1988年復旦大學代表隊在新加坡第二屆亞專辯論會上奪冠，首次參賽的復旦代表隊過關斬將一舉奪冠，向世界展示了復旦人形象，一時風光無限。

1993年參賽時，王滬寧對隊員們說：我們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還有1%的遺憾，就要抓住這1%不放。

台灣大學隊的一位教練曾向王滬寧討教訓練隊員的經驗。王滬寧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句話：「辯論隊員首先要學會怎樣做人，其次才是學會怎樣當一位辯論員。」

事後，王滬寧評論復旦隊奪冠：「是知識的勝利，智慧的勝利，智商的勝利！」

王滬寧常懷一顆感恩的心。

1978年進入復旦，1995年離開復旦，17年的復旦生涯，青年王滬寧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復旦國政諸人之心。

對於復旦的恩師和同事，王滬寧投桃報李。在導師陳其人教授80歲壽辰的時候，已經前往北京工作的王滬寧還專門寫了信來。

王滬寧也一直感謝孫關宏提攜。無論是到美國當訪問學者還是離開了復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孫關宏教授通信，保持著聯繫。

他還一直關心著孫關宏的職稱問題、博導問題。到北京工作以後，有一次王滬寧回來看望老同事，和氣地稱，主要就是來看看老同事。

多年來，復旦的老師感念他的情誼，但是都不太願意因為大事、小事去麻煩他。

「出國潮」下安於國內的教書匠

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生於上海，籍貫山東掖縣（今萊州）。愛學習是多篇介紹王滬寧文章經常出現的字眼。據稱，愛學習王滬寧的性格還十分內向。王滬寧上中學時，逢「文化大革命」。學校罷課后，他就一個人躲在家裡看書，從不參加抄家、批鬥等活動。1971年，16歲的王滬寧初中畢業，由於體弱多病，未上山下鄉，留在家裡繼續自學。

因破四舊，可供閱讀的書很有限，但王滬寧抓到什麼讀什麼，現在回想起來，王滬寧仍對那段時光充滿眷戀。他對身邊的同事說：「那時候雖然沒什幺特別有價值的書好讀，但對我個人卻形成了兩大優點：一是我學會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條理化分析，問幾個為什幺；二是讓自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到現在為止，我仍然覺得讀書對我來說是最快樂的事。」

由於好學，做人又謹慎，1972年夏，做了短暫學徒工之後，王滬寧被作為「工農兵學員」推薦到上海師范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學習法語。1977年，王滬寧畢業後分配到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工作了一年，此時恰逢中國恢復中斷長達10年之久的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王滬寧的英語和法語都很好，按正常情況，他可以走上一條外交官生活道路。但1978年，他報考的卻是當時剛恢復的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研究生，師從有名的研究《資本論》的權威陳其人老先生。

畢業后，王滬寧留校任教。《中國高等教育》1986年第9期的一篇介紹王滬寧的文章稱，當時，高校里有少數年輕人，嚮往出國簡直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青年教師人才匱乏，王滬寧也知道有合適的機會出國深造會有益於學問，但他不相信唯有出國才能成大器。當時的王滬寧，總是主動請纓帶課。作為教學上的新兵，王滬寧在短短的幾年內接連不斷開出新課，一學期通常開兩三門課，多時要同時開四門課。由於勤奮，王滬寧迅速成為研究政治學理論的知名青年學者。

1985年，年僅30歲的王滬寧被破格晉陞為副教授，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此事使得王滬寧成為全國性的新聞人物。此後王滬寧又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學者王滬寧的著作與政治觀點

作為一位學有建樹、著作等的政治學教授，王滬寧治學嚴謹，功底深厚。《比較政治分析》、《反腐敗：中國的試驗》、《美國反對美國》、《國家主權》、《行政生態分析》、《當代中國家庭村落文化》、《腐敗與反腐敗》等都是王滬寧所著。

王滬寧的許多觀點都是新穎的，他大量評價外國最新的、經典的政治學名著，同時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大量撰文，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對比性剖析。

1986年，王滬寧發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須有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推進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該篇文章引起很大反響，上海知識界開始討論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政府集權的作用，開始介紹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有關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會的理論。這被認為是八十年代中後期在學術界、思想界風靡一時的新權威主義的理論萌芽。

1987年5月出版的《比較政治分析》，是王滬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該書是中國內地第一本從宏觀角度對政治現象進行分析的政治學專著——《比較政治分析》。該書從政治形式、過程、決策等10個領域入手，用比較政治學的學術方法，古今中外、縱橫比較各種政治現象。正是這樣的學術積累，奠定了王滬寧從學者走入決策層、實現由學術研究到實際操作層面的根基。

1994年底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書記錄的雖是生活瑣事，卻內含了其對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王滬寧喜歡簡約，討厭繁瑣，因為煩表格復雜而放棄去日本做訪問學者。在1月12日的日記中，王滬寧稱寫過一篇文章叫「反對表格主義」。日記還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戶大學做訪問教授，一定要問我初中是哪天畢業，高中是什麼時候畢業，哪一個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和我做一名訪問學者有什麼關係?最後下決心不去，受不了這個。」

王滬寧進京輔佐三任總書記始末

1995年，時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王滬寧，以一名普通中共黨員的身份奉調晉京，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並出任政治組組長。

有關此番自滬入京的機緣，《現代領導》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滬寧的政治才華就被黨和國家領導人看中，尤其是頗得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的賞識。曾任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在調進中央之前就曾有過請王滬寧作政治顧問的念頭，進入中央之後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面前提起。後來，江澤民同志為此還同王滬寧開玩笑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嘍。」

調入北京后，王滬寧接受的第一項任務是參與起草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在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十二大關係」，即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等十二個方面的關係。當「十二大關係」作為全會內容被以決議形式傳達以後，美聯社當天發表評論稱，新決議既表現了第三代領導人的群體智慧，又表現出了未來中國的強大希望。

1998年，王滬寧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並且自此時起，開始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身份，在江澤民出訪等外事活動中陪伴左右，成為江澤民時代最為重要的高層智囊。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錦濤當選總書記，來自上海的王滬寧則在此時更上層樓，不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轉正，更直接進入中央委員會，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在5年後的十七大上，王滬寧更進一步進入中央書記處，成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囊，對胡錦濤執政十年的政治建樹著墨頗多。

十八大后，習近平外出活動時，王滬寧總是陪伴左右。

在2012年秋召開的十八大上，王滬寧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晉陞至25人的決策核心圈，創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進入政治局的歷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後，王滬寧則緊密陪伴新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左右，成為新一屆中共高層的核心智囊。

至此，王滬寧實現了輔佐三任總書記的新記錄。分析人士認為，連續輔佐三任總書記、政治地位逐級上升，王滬寧的政治角色更趨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