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上)

從今天起，我將自己回憶錄中的有關文革的章節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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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家搬到三里屯東邊的幸福村。直到1969年，三里屯，幸福村一帶大多是平房和荒地。那時的三里屯，除了一棟被稱為服務樓的商業建築(如今的麒麟大廈)，還有幾棟三四層高的宿舍樓，樓與樓之間寬敞得可以踢足球，幸福村的公車站旁還能種菜。對面的工人體育場冬天可以溜冰，夏天可以游泳，算是北京不多的市民可以運動的場地。當時幸福村沒有樓房，平房中有一所小學，一個郵局和一個合作社。所謂的合作社就是賣蔬菜和雜貨小商店。幸福村的居民極少上合作社買東西，那家店裡永遠冷清。我家一直吃食堂，極少開伙。周末食堂只開兩頓飯，母親就會差我去合作社買肉末兒。買回來，她放上蔥姜炒一炒，盛在一個大藍花瓷碗中，紅油配著綠蔥，好看又好吃，我一次就能吃掉小半碗。我家所有的好吃的，母親總是盡著我吃。

幸福村分為一村二村三村，所謂的村就是幾排平房，我們住的院子前後皆為荒地，其中還有淺河溝。母親一度反對我去工體溜冰，我就到小河溝里溜冰。在無學上的日子裡，小學同學毛妮請我去她家玩，那天我們玩得很高興，她的母親要留我住一晚。我打電話請示媽媽。傳達室的電話接通后，傳達老頭兒去喊媽媽接電話，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不出所料，母親不同意。我不死心，又磨了半天，她還是不同意。我太貪玩兒，坐車趕回家時天已擦黑。下了電車，天完全黑了。我獨自走過合作社，走過小學，再走到小學之後的那片空地。我隱隱記起空地曾是一片墳場，開始害怕。我越想就越像了，於是鬼火，於是怪聲，於是鬼打牆，於是身後有人或有鬼跟蹤……，大聲唱歌？快快跑？待我一身冷汗跑到家，母親的責備聲立刻將我帶回現實世界，我犯了嚴重錯誤，只能聽憑發落了。

在我家裡，不僅我對母親非常敬畏，她的妹妹們也如此。母親居長，自幼性格剛硬要強還是全家幾代人中的第一個大學生。她從小學就開始住校，據說她從學校回家，總喜歡批評家中的一切。她們姐妹的名字都是淑打頭，她嫌妹妹們的名字陳舊俗氣，就為她們改了單名， 「瓊」，「璽」和「淳」。名字起的相當雅緻，但也能看出她的獨斷性格。在工作單位，因受過高等教育，她帶有原罪，但也因此而清高孤傲。她極為好強，又極不善言辭。她非常努力地工作，嚴於律己。自己從不為私事請假，也看不慣一些不努力工作的人。她的一個同事長期不上班，她對此提出批評。母親的嚴肅認真固然有性格的因素，也由於她自以為是那個事業中的一員而持有的負責精神。母親從未明白過，無論她怎樣脫胎換骨地改造，都難以換取友善和信任，她永遠不屬於那個事業。無論她怎樣地努力工作，那把達摩克利斯劍會一直高懸著，因為她帶有原罪。

1964年，母親前去北大荒，開始她唯一的一次探望我父親。她坐火車乘汽車，又步行了十幾里，終於到達父親的林場。為了母親的到來，父親特別清掃了房子，在頂棚上糊了牛皮紙。母親原本對政治毫無興趣，但那時的她已經懂得要求「進步」了。住下不久，母親說她要爭取入黨，父親就讓她去參加勞動，為當地人演唱革命歌曲。臨走時，當地的支部書記給母親的單位寫了一封表揚信。父親想不到的是，不久母親的要求進步就體現到他自己的身上了:「後來我回北京，除了家裡或洗衣間，你媽媽不許我出去找人講話。」父親說。

也是在1964年，母親提出了離婚。不久，她被派到湖南農村去搞四清。「四清」運動是毛澤東在中國農村推行的一場政治運動，意圖「反修防修」，防止演變。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到湖南后，看到了農民「一家只有一床棉絮，也沒吃的，那裡的女人連月事都不來。」 母親很受震動。四清工作隊員自帶糧食，但沒有菜更沒有肉。偶爾去縣城，母親偷偷買點東西吃，但不能帶回去，擔心被批「特殊化「。四清結束時，母親把鋪蓋和所有的用品都留給了當地農戶。「她們太窮了，我不忍心。」 母親是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時定了級別。在歌舞團工作時，她的級別還顯不出來，但調到全是號兵的樂隊后，她就成了拿高薪的眾矢之的。四清后，母親主動減薪。其後十多年，她一直領三分之二的工資。

我從5歲起就開始給父親寫信，從最初的母親手把手寫下的隻言片語，到用拼音字母寫，一直寫到沒有錯別字的半頁紙。每封信的開頭，問候之後，我總會報告學習成績，然後表示要努力學習，爭取當上三好學生或者別的什麼標誌著進步的頭銜。在小學里，我也確實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還擔任過少先隊的中隊長和大隊的學習委員。在一次信中，我提到算術得了三分。我清楚地記得，母親得知那個三分后，非常生氣地說我不爭氣，她還說：「以後你再得三分就別回來見我。」不久我因病缺課，又得了一個三分。母親永遠是絕對權威，我對她非常敬畏。不告訴她得了三分，我的心不得安寧。於是我就打電話給母親，電話接通后，我卻沒勇氣告訴她。在她不斷的追問下，我說:「媽，我得了一個三分，你打我吧。」

在家裡，我一直自認是乖女兒。1964年，在寫給父親的信中，我多次提到放學回家寫大字，彈鋼琴，幫助媽媽做各種家務，「明天媽媽就回來了，我準備把屋子打掃乾淨，好讓媽媽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從1964年，我十歲時開始，母親益發易怒，越來越難以相處了。無論我怎樣努力地想使母親高興，但她總是不高興。我不知道，外部環境的惡化，長期的獨居，她不僅退化為人際關係中的低能兒，而且性格中的溫柔慈祥也逐漸消失了。一個除夕夜，母親的單位組織包餃子，我們幾個小孩兒負責運送餃子皮。母親看到我，就要我回家去。我不服氣：「為啥不讓我在這裡？他們不是都在這裡嗎？」「你還敢跟我犟嘴，給我滾回去。」她把我拖到屋外，我大叫起來。她氣極了，揚手就打我一耳光，我哭著回家。後來她回來了，摟著我流淚。可我還是不明白，她為什麼發那麼的大火。很多年以後，她告訴我，包餃子前單位說了不要小孩兒參加，她不願意人家對她有意見。又一個傍晚，母親讓我洗腳，水很燙，我不肯洗。她硬按著我的腳浸入熱水。我掙脫出來。母親說：「你不洗就給我滾！「我說：「滾就滾！」我站起來，穿上鞋，推門出去。天陰冷，我無處可去。走著走著，看到靠在牆上的門板，於是就躲進去。天擦黑，我聽到母親喊我的名字，但我憋著不出聲。我沒想過她的嗓子是要用來唱歌！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年5月，小學提前放假，母親不再下部隊演出，我開始了自記事以來與母親最長的一段相處。

儘管文革開始時，小學停課之前，學校曾組織我們寫大字報或小字報，批判老師。但一放假，我就完全忘記了革命。我住的院子沒有幾個小孩，很多時候，我只有一個玩伴兒。我們倆常玩翻繩或翻手。翻繩遊戲似乎是全世界小孩都在玩兒，四十多年後，我在羅馬東南的崗多菲堡還看到過義大利的小孩兒也在玩兒。翻手的遊戲是兩隻手背靠著，將十指扣起，再翻轉過來，形成一個巢，一隻大拇指在巢中動，玩的人念念有詞：「老頭兒，老頭兒你上哪兒？我到天津買眼鏡，買了眼鏡給誰戴？給我戴。」念到最後三個字時，手再一翻變成眼鏡狀，戴在眼睛上。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女孩兒，我們就跳皮筋，邊跳邊唱：「小皮球兒，香蕉梨，馬蘭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如果再多幾個孩子，我們就玩撈魚兒：兩人用手搭成門，其餘的人從門下鑽過，唱的是：「一網不撈魚，二網不撈魚，三網就撈小尾巴尾巴…魚」。念到一定時候，這門就突然「垮了」，那個正在鑽的孩子就被套牢，他/她就得退下來當「門」了。這裡的尾巴在北京讀成『乙貝兒』，最後這『小乙貝兒乙貝兒』要拖長音，重複念。這對從門下鑽過的人形成了一種威脅：「我隨時可以把你套牢。」

因居家偏僻，文革后紅衛兵在社會上造反，抄家，剪辮子，剁高跟鞋，鬥爭老師等暴行還是口口相傳。直到我媽媽的單位開始抄家，我才想起「革命」了。母親把自認為有問題的信件和照片都燒掉了，家裡的很多書都被拉到了廢品站，但她捨不得外公的集郵冊。後來單位了一個出身不好的阿姨再次被抄家被批鬥，媽媽害怕了，擔心再來抄家， 就把郵冊上交了，從此那些郵冊再無蹤影。 我沒有學上，我的童書都被拉到廢品站處理了，信件，畫報和照片也被燒掉了。廣播里不再能聽到「小叮噹特別忙」的兒童節目，孫敬修老爺爺也不講故事了。但後院兒養了豬，種了菜，我還可以去那兒玩兒。我爬樹，捅馬蜂窩，在田間尋找長長觸角的黑色天牛，紅底黃點的圓圓的西瓜蟲（瓢蟲）。夏天的雨後，牆根旁常常趴著蝸牛。對著蝸牛，我念：「水牛兒(牛讀起來像妞)，水牛兒，先出犄角，后出頭。」念著念著，它真的就挺起白白的半透明的身子，頂著觸角，挺神氣地，開始在灰磚牆上遊走起來，身後貼出的一條隱隱發光的細細的銀線。若碰到癩蛤蟆，我會踩著它的肚子，邊踩邊念：「氣鼓氣鼓，氣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殺豬，氣得蛤蟆直哭。」被踩的蛤蟆，肚子真的會慢慢地變大。

「紅海洋」 開始了！（紅海洋是指1966年夏天開始席捲中國的，用紅油漆將街道，單位的牆體塗成紅色，寓意「革命化」。這一作法是為渲染毛澤東權威，烘托造反氣勢。）到處都刷上紅漆，寫上紅色大標語。不過孩子終究是孩子，還是免不了惡作劇。即使是最革命的時代，我們也會篡改歌詞，比如李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頭兩句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我們翻唱成：「我們走在大街上，賣冰棍的瞎嚷嚷。」那個《撿到一分錢》，原詞是：「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裡邊。叔叔拿著錢，對我把頭點，我高興的說了聲，叔叔再見。」我們翻唱成：「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手裡邊。賣冰棍老頭給我兩根冰棍，我高興的說了聲，老頭找錢」。另有一首是歌頌下放女幹部的歌，原歌詞是：「小斑鳩叫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白天下地去勞動，晚上回家餵雞又餵豬，有空教我學文化，還幫媽媽洗衣服。你要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乾部。」我們翻唱成：「白天下地偷蘿蔔，晚上回家宰雞又宰豬。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台灣的女特務。」文革前，看過電影演員王曉棠飾演的台灣女特務，她穿著時髦，戴著墨鏡，我曾尋思著怎麼女特務都這麼好看? 文革中，那些電影自然都受到批判，不能放映了。

紅海洋中，紅海洋后都有人自殺。我印象最深的是三里屯那邊有人跳樓。因為就在附近，很多人跑去看，我也跟了去。那個人躺在地上，頭上蓋了報紙，旁邊一灘血。人們默默地看著，黯然離開。回家的路上，我聽大人們議論：「他肯定是想死了，不然不會頭朝下。「「那樓也就二層，不朝下可能還死不了。」兩年後，「複課鬧革命」開始。我被分配三里屯二中上初一。我的一個同學住在跳樓者附近，後來知道她父親在文革初期自殺，但我始終不敢問那個跳樓者是不是她的父親。
看到自殺者不久，母親也被貼了大字報。她被批為「軍樂隊的李香君」，一直想念她的右派丈夫，一直要復辟。她的罪行還包括在食堂多買了一根香腸，請來家做客的同事吃糖果等。當年她夾在報紙里寄給父親的食品自然也逃不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母親的日子可謂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她的脾氣越來越急躁，對我發火越來越多了，抱怨和指責成為她與我說話的主調，我也越來越懼怕她。

紅衛兵開始大串聯后，我母親被分配去接待紅衛兵。我隨她去住中央芭蕾舞蹈學校集體宿舍。那時的我也開始希望自己成為紅衛兵，能夠串聯，能夠去天安門見毛主席了。冬天來了，歌舞團的幾個大孩子發起去外地串聯，我的同齡發小兒，唯一的玩伴兒也跟了去，但母親不許我去。雖然我很不理解，也因此很不快樂，卻也不會因此而怨恨母親。與往常一樣，我們睡前還會擁抱親吻。

一個晚上，我聽到母親與時阿姨的對話：「你看文革像不像反右啊？那時就是號召給組織提意見。我那時就跟她爸說，你不要去說，他不聽我的話，被打成右派。」「我覺得有點兒像，我們還是不說話好。可是反右時還有政委團長，這次連政委團長都打倒了。也不練業務，不演出了，一切都亂了套了。」時阿姨說。「那你說，像我們這樣的人該怎麼辦呢？不參加吧，人家會說不響應『你們要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號召。參加吧，出身又不好，會給革命群眾組織帶來麻煩。」「我想，還是要參加，我們就參加硬骨頭吧，那裡老同志多，不搞打砸搶。我們先寫份申請看看。如果人家不要我們，就算了。」母親和時阿姨都參加了硬骨頭戰鬥隊，與之對立的派別(當時都稱革命群眾組織)是紅旗革命造反隊，前者相對於後者是保守派。不久，「紅旗」造反隊得到上面的支持，佔據了母親的單位，將「硬骨頭」的成員都趕了出去。母親帶著我搬到話劇團。

搬到話劇團，我們也沒有地方住。那個晚上，所有外單位人都在大禮堂里席地而卧。我興奮得睡不著，聽著母親與同事們的輕聲議論。那個晚上，我開始對當前的革命運動發生了興趣，感覺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大人們的事情。彼時的我早已不唱《照鏡子》，也學會了很多流行的新歌，其中不乏「打倒」，「熱愛」，「踏上一隻腳」，還有那顛覆傳統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突然間，「紅旗」造反隊就成了反革命組織，領頭兒的都被關押起來。回家后，紅油漆，大紅標語依在，幾天前曾耀武揚威的紅旗派已不知所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