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

「任何一個希望對群體產生影響的人，在他的論證中並不需要邏輯規則；他必須危言聳聽，必須誇大其詞，必須一再地重複同樣的東西。」

——《烏合之眾：群眾心理學研究》，勒邦，1895年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傳統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其中有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尼採的非理性主義、帕累托的精英主義、伯恩斯坦的社會民主、列寧的專制主義、以及後來的法西斯主義等等。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政治理論中，有一個政治理論是自由主義的特殊反對派，那就是勒邦的群眾理論。該理論認為，近代民主社會中，有一個群體——群眾，也隨之而起。他們不在乎社會的進步與否，一切隨好惡而定。法國大革命後期的那一連串不可收拾的大暴動，就是群眾在起作用。因為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性的開端，因此群眾也是現代性的一大要素。近代的群眾理論始於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勒邦於1895年，發表了他的群眾理論名著《烏合之眾：群眾心理學研究》。該書奠定了現代群眾理論的基礎。

勒龐認為，民族精神或種族靈魂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一個民族、種族或一種文明共有的民族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維方式。國家精神是從人們心中無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徑中產生的，並支配了一切社會制度的形式。歷史是民族或種族性格的產物，民族或種族性格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他認為歐洲社會日益增長的特徵是群眾的聚合物。個體的意識個性淹沒在群眾心理之中，群眾心理誘發出情緒，意識形態通過情緒感染得到傳播。一旦被廣泛傳播，意識形態就滲透到群眾中個體的心理層次，使個體喪失批判能力，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群眾的行為是一致性、情緒性和非理性的。勒龐認為他的這種觀點可以在現代群眾和群眾組織中得到證實。

勒邦於1841年5月7日，出生於法國的諾晉特·勒·盧特魯(Nogent le Rotrou)。他的家庭是典型的法國資產階級家庭。他從青年時代就來到巴黎學醫。1866年取得了行醫執照后，勒邦遊歷了歐洲、北非和亞洲，寫出了幾本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科普著作。勒龐一直被排斥在正式學術圈之外。正因為勒邦是一個局外人，他才能不知疲倦地埋頭鑽研。他常常寫一些科普文章，這些工作提高了他的綜合能力，使得他的書寫非常得心應手，表達也十分生動有力，而且能夠捕捉到吸引讀者眼球的觀點。勒邦一生中出版了幾十部著作，其中包括生物學、人類學和心理學方面的專作。其中的《烏合之眾：群眾心理學研究》、和《革命心理學》給勒邦帶來了巨大的學術聲譽。

1870年，勒邦開始在巴黎行醫。1884年，勒邦開始研究群眾心理學。他的研究涉及三大領域：人類學、自然科學和社會心理學。他發展了人種分類等級學說。後來，他的興趣轉向了社會心理學。1895年發表了他的社會心理學名著《烏合之眾：群眾心理學研究》。勒邦在《烏合之眾》洛陽紙貴之前，就已經是一位名利雙收的作家了。他在巴黎歌劇院旁邊有一幢時髦的宅院，他日享佳肴，還時常邀聚一些當時的知識界名士、貴族、和巴黎的名媛。1929年，法國政府因為他的成就頒給了他榮譽軍團勳章。勒邦死於1931年。但是，勒邦的重要性從未消失，即使在近百年後的今天，《烏合之眾》仍然經常再版。

勒邦對自由主義理性學說的批判

從洛克開始，自由主義就對人類的理性寄予厚望。但什麼是理性，自由主義者並沒有準確的定義。自由主義者對理性的看法頗異，但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對理性都一致推崇。自由主義者大都相信人能為對他們自身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決定負責，當然了，人也能對別人為他們做出的決定有判斷力。當有聲稱擁有特殊知識，並能教導別人如何生活的人出現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就會讓人們對這些人嚴加提防。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人不是有宗教目的就是在為君權神授進行宣傳。自由主義者並不認可既得利益，他們認為既得利益與理性的自利不同，既得利益是自私的，是少數人的利益，而且對他人的利益會構成潛在的或實際的侵犯。理性的人要是有機會，永遠會選擇讓個體或群體利益自由運作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

十九世紀以來，人們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近代社會最可取的政治形式為代議制議會民主。但是，代議制民主政治，將會聽到越來越多的群眾的聲音，參政權擴大的一個方面就是群眾政治權利的擴大。但是，群眾從來就有其不堪的一面，暴民一詞絕非隨意誣陷。自古以來，暴民就是落後、原始、善變、危險、動物性、反理性、反社會的一群。暴民只知破壞。很多政治理論家認為，人民被動時為群眾，主動時則為暴民。如果現代是指進步並消除一切粗糙、非理性的成分，那麼群眾就是對現代性的侮辱。

法國大革命時期，人民就是通過成為「革命群眾」而發揮作用的。大革命一開始，群眾就起著重要的作用，大革命中的一連串的不可收拾的暴動，源於「革命群眾」。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性的發端，因此群眾也是現代性的要素之一。在近代的民主政治中，因為選舉權和參政權的擴大，群眾享受的政治權利也會隨之增加。

現代政治中，群眾政治可能是最新的民主風格。但是，群眾的暴民一面決不是無的放矢。群眾遇事先用暴力或暴力威脅，但是按照自由主義的理性學說，現代生活的特徵就是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減少使用武力，增加法律和公共理性的作用。而那種靠暴力或暴力威脅來安排人際關係和群體關係的行為應該退出政治生活，現代社會中應該以法律關係根據相互承認自我利益的自願合作來解決社會矛盾。暴力被認為是非法和非理性的行為。

群眾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算過分。勒邦直接指出：「現代社會就是群眾的時代。」現代社會在進化論的意義上毋庸置疑是進步的，但是這樣的進步也受到了群眾的威脅。近代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中，群眾佔有核心地位。但在現實社會中，群眾是非理性的、原始的、動物性的。群眾在現代社會中的實際排位很低。群眾在社會進化的階梯上的位置也很低。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群眾只有成為暴民時才是威脅。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兩自我，一個是正常的、文明的自我；另一個是異常的、野蠻的自我。在秩序井然的安定平和中生活的我們，心中都受到那個關在心裡的野蠻的暴民自我的威脅。

勒邦認為理性邏輯並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還有情感邏輯、集體邏輯、神秘邏輯，而這些邏輯常常統治著理性邏輯，成為人們行動的動力。勒邦不承認理性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作用，他說：「一切文明的主要動力不是理性，儘管存在著領袖，但是文明的動力主要是各種感情——如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及對榮譽的愛。」對於群眾而言理性的行為甚至比不上動物。

勒邦在他的群眾理論名著《烏合之眾：群眾心理學研究》中，以成熟的進化論語言強調了群眾的原始性，指出了群眾對進步的威脅，以及群眾在社會進化階梯上的極低位置。勒邦在該書中探討了現代社會產生暴民的條件，他指出了近代在為個人權利吶喊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比主張人權的個人主義更具威脅性的個人主義，即那種以極為抽象的、抹殺了個體間有所識別的一切差異的個人主義，這是一種剝掉了個體在一個特定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上置身於一個特定社會位置的所有特徵的個人主義。

勒邦注意到了自然人與群眾人的相似性。勒邦指出群眾人的一個有名的特徵就是行動一致，即萬眾一心。社會群體的多元性和群眾人之間的利益不同、意見不同在群眾中消失的無影無蹤。人類的種種異質性完全被群眾的同質性給淹沒了。而且，現代社會中的暴民不只是來自於底層階級，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群眾常常來自不同階層，但是其所思所行仍然是如此的一致。這種一致性很明顯不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因為自利的個體很難在很多事上達成一致。那麼群眾的這種一致性來自何處呢？

群眾領袖及其作用

勒邦指出，這種行動一致性來自於群眾領袖，群眾領袖能夠使群眾被集體催眠，每個群眾領袖都擅長這種集體催眠術，並以此來掌控他的群眾。因此近代社會裡的群眾領袖就可以運用他們的這種集體催眠術來利用群眾的力量達成他們想要達成的任何事情。

古代的政治理論家就對那些煽動家很在意，近代的政治理論家比古代的同行有了更多的分析工具，那就是他們可以藉助於科學理論，他們可以用科學理論來解釋煽動家的秘密。這一工具就是心理學。現代心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就是所謂的催眠心理學，也稱無意識心理學。催眠在18、19世紀風行歐洲，但沒有多少人把它當回事，催眠始終沒有進入科學的門檻。不過，人們都知道催眠是因為無意識在起作用。直到1880年代，歐洲的一些科學家為催眠找到了真正的科學解釋。催眠被認為是在科學上可以證實的事實了，這對政治理論的影響非同小可。這是因為可以催眠一個人，就可以催眠一群人。或許，群眾在言行思想上的一致就是源於群眾領袖的催眠。人只要在群眾中，就會著迷於其領袖，這時候，群眾領袖要群眾怎麼做，群眾中的每個人就會怎樣做，於是萬眾一心，言行思想全體一致。根據最新的心理學的理論，群眾心理的一致性是可以驗證的。催眠技術是可以學到的，群眾領袖就是有著天賦過人的催眠師。催眠是一種可以學習的技術，很多人能把催眠做到精益求精，現代政治是群眾政治，因此政治領袖必須練就高深的催眠本領，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群眾領袖。

在勒邦之前很久，催眠術就已經存在了。到了勒邦的時代，催眠術登上了科學的殿堂，心理學界的一個一致意見就是，催眠是探究人類無意識行為的實驗手段。催眠能使被催眠者的心靈倒退，催眠能使被催眠者重現其童年經驗。19世紀的心理學同樣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個人的童年經驗可以被催眠重現，那麼人類的童年經驗是否也會在催眠中重現呢？19世紀末的生物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一個時代的特徵如價值與態度是會遺傳給下一代的。下一代繼承到的上代特徵有時被稱為本能，因為它不是通過有意識的學習得來的，它是一種無意識的東西。催眠過程中個人的童年可以重現，種族的童年也可以重現。因此在被催眠的人群中，他們不但會重現個人的童年經驗，也會重現人類的早年經驗。進化論的時間尺度不但對生物學，對心理學和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理論也同樣重要，其理在此。

那麼如果群眾行為是催眠行為，如果被催眠者能在催眠者的命令下重現早年經驗，於是一位群眾領袖就能命令群眾重現人類早年的集體經驗。只是這種經驗很難令人放心，在群眾中，人會重現人人都是野蠻人與野獸的那些經驗。一旦群眾的這些野蠻的本能被領袖們激發出來，那麼在他們就會在領袖們的命令下干出令人髮指的事情來。

勒邦的革命理論

勒邦將革命分成三種：科學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勒邦認為只有科學革命受理性支配，併產生了人類的文明，而宗教和政治革命則對人類文明少有貢獻。只有科學革命源於理性，政治和宗教信仰完全靠一些神秘的力量來維持，理性在它們的形成中的作用有限。勒邦說：「政治和宗教有著同樣的起源，並遵循同樣的法則。與其說它們是理性的產物，不如說它們是反理性的。佛教、伊斯蘭教、宗教改革、雅各賓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看似在思想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們有著相同的效果和神秘主義基礎，而且它們遵循的邏輯與理性相去甚遠。」

理性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革命的過程實際上是「賦予原始野蠻的直覺以自由解放的過程」。在革命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激情，儘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出於理性，但是除非將這種理性轉化為激情，革命的過程中的理性是不會影響人民大眾的。

勒邦對法國大革命格外關注，他將法國大革命視為「心理文獻不竭的資源」。勒邦不相信激進的社會革命，他傾向於進化這一理念。勒邦注重革命對於人的心理影響。從對人的心理的改變出發，勒邦對宗教和政治革命並不重視，他認為它們只能給歷史學家留下深刻印象，但對於人們的心理並無很大的作用。政治革命可以改變政府的名字，但它並不會改變人們的心理，政治革命在顛覆一個民族的制度時大有作為，但在塑造他們的靈魂時卻無能為力。除非一種革命能改變群眾心理的某一部分，否則這種革命的意義不大。

勒邦承認社會革命大多是從上層發生的，但是從最終意義上來看，革命的威力屬於人民。要領導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須了解革命中的群眾心理。為了利用群眾達成革命的成功，就必須對革命中的群眾進行宣傳。因為革命中的群眾並不了解革命領導者的意圖，但在革命領袖的宣傳下，這些革命群眾甚至會「創造革命」。群眾既不會思考也不會組織，這些群眾永遠處於受領導，被支配的地位，他們只是革命的工具。如果沒有一個領袖，群眾就會無所事事。但是，由於輕信、容易接受暗示、傳染等因素的作用，成為革命工具的群眾很快就會超越他們接受的刺激而走向無政府狀態。勒邦指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座右銘，在革命開始時是希望與信念的真實表達，但很快就服務於為掩蓋猜忌、貪婪、仇恨的感情而進行的法律辯護，而成為群眾擺脫紀律的真正動機。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很快就以混亂、暴力、無政府狀態結束的原因。」

革命的心理決定了革命的後果往往是破壞性的。勝利者總是傾向於打破舊體系，一切與舊體系相關的人會因此而遭殃。

群眾的心理特徵

群眾的心理特徵可以從它的形成過程中體現出來。按勒邦的描述，先是個人組成群眾。在這一過程中，個人喪失了理性，他們更易受「暗示」，並相互「傳染」、輕信，進入無意識狀態，成為一群「烏合之眾」——群眾。

在「烏合之眾」的形成過程中。「證言、傳染、重複、和威信」是勸說群眾的手段。勒邦認為無意識、傳染、暗示在「烏合之眾」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對群眾的意見和信念的形成的影響的因素有兩類：一類是間接因素，包括種族、傳統、政治和社會制度及教育等因素；另一類是直接因素，包括形象、詞語、套話、幻覺、經驗等因素。

一旦這樣的群眾群體形成后，就會有一些暫時的明顯的普遍特徵。他們對暗示確信無疑，對理性則無動於衷，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再無思辨能力。在這樣的群眾中，人們具有從眾心理，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失去了效力，狂熱的群眾傾向於將複雜的問題轉化為口號式的簡單觀念。勒邦指出在革命集會中的個人顯得衝動、膽怯，他們被群眾領袖控制，常常做出與單個個人意志相反的行為。

勒邦認為：「自覺的個性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轉向一個不同的方向，是就要變成組織化群體的人所表現出來的首要特徵。」在群眾中，那些來自生活方式、職業、個性、和智力上的不同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群眾心理。這使得作為群眾人與自由人迥然相異。這樣的群眾人個人的清醒與理性蕩然無存，個人的才智和個性全被削弱了。用勒邦的話說：「有意識的人格消失了，無意識的人格上了上風，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傳染而轉向了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是組成群眾的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點。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成了被他人操縱的玩偶。」在勒邦那裡，個人是理性的，而一旦他們組成了群眾，則變成了非理性的「烏合之眾」。

群眾理論對自由主義的反動

其實，自柏拉圖以來絕大多數保守主義者對群眾都不信任。馴服群眾在古典政治理論家那裡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近代的群眾理論家與那些古代政治理論家的論點不同：第一，近代的群眾理論家不像古代政治理論家那樣認為過去的政權建制能夠馴服群眾，他們越往回看，越害怕。第二，近代的群眾理論是以當時的最新科學理論為基礎的。

群眾理論一直在侵蝕人們對未來進化論式的進步的信心。群眾的原始本質是對一切進步，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進步的侮辱與威脅。群眾是倒退，群眾的原始本質就是人類的原始本質，它是野蠻的、荒謬的、它既無革命意義也沒有前瞻性。群眾的原始本質證明了人的某些本性與文明，與現代世界絕不相容。自由主義的社會學認為社會就是在無數小群體意志的衝突下，形成的一個在本質上彼此合作的大協作群體。群眾理論質疑這一看法。群眾理論家們認為，群眾是一個喪失了個體性的群體，群眾人在群眾中只有一個角色，群眾這個角色抹去了他的一切其他社會角色。資本主義的自由社會苦心經營的異質性，在群眾里可以消失於一瞬之間。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人們把自由主義式的社會寄託於未來的某種民主。但是，正是近代的民主觀念給予了群眾正當性。群眾及群眾領袖幾乎沒有不自稱為人民的，他們以人民之名行事，而民主的含義正是人民的意志應該有法律效力的意思。群眾自稱人民，就是說他們不會犯錯，他們就是法律。如果人民的意志與法律等效，那麼群眾以人民之名所行之事將沒有非法可言。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群眾就是這樣的一群。

勒邦把他的理論推廣到一切人類群體之上。他想知道是不是一切領袖，不只是群眾領袖都在使用催眠術；是不是所有人類群體都是群眾，是不是群眾理論可以用來解釋一切人類群體。19世紀的科學證明了催眠現象在某一層次上顯然是無意識的作用，既然人人可被催眠，那麼無意識的力量將在一切集體生活的形式中都起作用。人類群體生活的結合力與動力可能來源於社會及政治理論從未察覺的無意識層次。無意識是理性的反面，是人性黑暗的一面。在自由主義的理性學說中，一切沒有深思熟慮的、一切本能的、一切不受意識控制的東西都是危險的。人類非理性的一面是反社會的、無政府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東西。理性就是要控制非理性的心理與社會衝動，政治思想史從古希臘以來一直要做的事就是讓社會生活理性化。但是，勒邦的理論在根基上否定了人類政治思想的發展。他指出，那些向來被視為理性產物的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生活模式，很可能是人類群體的無意識產物。無意識是社會與反社會動力的根源。社會與政治的穩定與失穩，全不受人類理性的控制。按照勒邦的理論，理性很難說有什麼社會或政治功能。是無意識的力量造就了我們的社會，改變社會，改變世界，理性只能旁觀。理性構造的心理、社會、政治科學，只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人們可以通過這樣的理論去了解這個非理性的世界，但是這套理論究竟有什麼用處，則很難驗證。這一說法徹底打破了自古以來的政治理論家的信條，他們從來就相信，他們的理論對於治國、對於政治實踐是有用的。但是，勒邦則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

從表面上來看，群眾理論將摧毀民主理論。因為將人民視為群眾，則民主就不會產生理性的社會行為。自啟蒙運動以來，民主至少認為人們在選舉中做出的是理性抉擇。但是，按照群眾理論，人們在投票時也不會做出理性抉擇，不管他是否受過教育。民主制度中的選民只是在他們的領袖的催眠下選擇了他們的政府官員。

群眾產生領袖，但領袖並不一定來自於群眾。勒邦寫作的目的之一是要說明那些人可能成為群眾能夠接受的來自群眾之外的領袖。勒邦認為群眾是現代最後的一股生存力量。精英和君王如今都已過氣。如今的天下，可能會有一種新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君王出現，他們操縱群眾，他們利用群眾的返祖性，巧妙地疏導群眾的蠻勁，使群眾盲從。於是，今天的文化、政治、和其他的社會成品在他們面前全都失去了功用。勒邦指出未來的政治是「自然」的與「人造」的群眾領袖之爭，「自然」的領袖指來自群眾與群眾一心的領袖，「人造」的領袖則來自社會精英，他們操縱群眾以遂自身目的。這時會有兩種情況，一是群眾自身的領袖被社會精英化，另一種可能是精英被群眾化。代議制特別有利於群眾自身領袖的精英化，而工會則反之。

在勒邦那裡一切社會群體都是群眾。以他之見，群眾是一種心態，他們有一種集團心。集團的心智不能用其任何一位成員的心智來解釋。集團心有它自己的運作法則。勒邦稱之為「群眾一心定律」，群眾的心智是無法用個人成員的心理來預測的。個體心智能做很好的推理思維，個體常常先思後行，能理性地按照理性的社會規則行事。我們可以以自我利益來解釋大多數的個體行為。群眾行為則無法做功利計算，群眾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群眾人經常會不顧他們日常的精明計算，做出英雄式的自我犧牲。在勒邦的理論中，傳統的功利主義和社會進化論失去了解釋功能。勒邦認為群體心智有它自身的運作規則。

勒邦認為群眾不是群體心智出現的唯一地方。其他群體如內閣、議會、陪審團都可能出現群眾式的思考。勒邦把群體排序，有些群體在較高的位置，這樣的群體不太會出現群眾式的思考與行動；另一些群體的位置較低，他們隨時會出現群眾式的危險。

勒邦認為人類社會是不能分成「群眾」與「非群眾」的，也不能分成「野蠻人」和「文明人」。勒邦認為現代社會是「個人主義」式的，這樣的社會裡個人視權利重於義務。勒邦清楚地知道，個人權利的行使，在本質上會造成所有社會範疇的流動不定。勒邦不將社會視為各種不同的群體的集合，他將社會群體與群眾的相似程度進行排列。群體間唯一的區別就是某些群體可能永遠不會成為群眾，而另一些則常常變為群眾。勒邦認為現代社會將愈來愈個人主義化，而群眾也將出現的愈來愈頻繁。

那些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者們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沒有多少信心。社會秩序將在平等面前消失。斯賓塞主義認為一個由自由的個人構成的社會將產生自然的分化。但是，勒邦說一切社會群體都有成為群眾的傾向，一切群眾都是「原始」的。群眾中，人是沒有參差不齊的，建立在個人的異質性基礎上的社會秩序將會受到威脅，現代社會是群眾的時代，未來是黯淡的。現代社會已經迷路了，一切社會秩序都很脆弱。人們開始尋找他們的領袖，這些領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精英。異質性愈來愈弱的大眾尋找的是那種迎合群眾心理的獨裁者。

群眾在身體上和精神上會出現集體英雄主義。群眾的精神特質是無法預測的。勒邦相信，群眾心智的思維能力微不足道，群眾智力很低。群眾做什麼全看群眾領袖，他們似乎沒有意志，更談不上理性的道德意志。勒邦認為善惡是理性的一種功能，因此他特別反感群眾的暴民精神。道德之可靠，因其理性。據勒邦之見，未來的政治將是煽動家和群眾的政治。群眾內心裡的那股想成為暴民的慾望，在等著有人來對他們施展集體催眠。精英的機會是產生自身的領袖，讓群眾容易相處一點。要想永遠控制群眾，並將他們引向非暴民的道路，將是一條極為艱難的路。暴民的蠻勁將衝破一切，文明有可能要重新開始。

結語

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為政治理論的研究開拓了一條全新的、非理性的道路，奠定了政治心理學的基礎。他的思想是保守主義的，但是他在研究中運用了當時新興的社會學、心理學等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這為歐洲的思想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勒邦的那些有關人性本質的觀點即不討喜，也難以讓人接受，但卻至關重要。在二十世紀的社會和政治中，很多人認真地聽取了他的忠告。1920年代，勒邦的思想達到頂峰。他的預見令人震驚，他預見了20世紀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和政治發展。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堅持要會見勒龐，他曾經於1914年認真閱讀了勒龐的作品。有兩位政治人物，不但通讀了勒龐的著作，而且將勒龐制定的規則付諸實踐，他們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我們可以從這兩位二十世紀最大的魔頭的所作所為上，看出勒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