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和他的「哲學罪案」

作者：孟昭庚

原載《名人傳記月刊》, 2012年第2期

楊獻珍對人說：「1959年，是我闖禍的一年，『闖禍的根源就是一次談話。」他批評了1958年「大躍進」和「浮誇風」、「共產風」，說「這叫什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主義」。他還「不識時務」提出「合二為一」「對抗」毛澤東的「一分為二」。1967年9月，71歲高齡的楊獻珍第三次入獄，八年後出獄，又被流放到陝西三年。1978年底，他接到中央組織部的平反通知。

一

　　楊獻珍，1896年7月24日（農曆六月初三）生於湖北鄖縣安陽鎮一個家境貧寒的手工業者家庭。父親給他取名奎廷，表字獻珍，成年後以字代名，成了舉世皆知的大名鼎鼎的楊獻珍。

    楊獻珍自小在鄉間私塾半工半讀，13歲那年，父親七拼八湊，好不容易才籌得一筆錢，將他送到縣城高等小學讀書。楊獻珍不負父望，刻苦攻讀，學業長進，僅用3年時間便從縣高等小學畢業，報考鄖山中學，居然榜上有名。兩年後，他因不滿鄖山中學教學的古板守舊和校長的腐敗無能，毅然輟學前往省城報考新學堂——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並被錄取。

　　青年時代，楊獻珍博覽群書，他讀克魯泡特金，也讀尼采，但更多的是在研讀陳獨秀、李大釗的文章。受五四運動的洗禮，他的心靈深處

　　萌發了革命意識。1920年，楊獻珍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留校任教，講授英文，時年24歲。

　　1925年，29歲的楊獻珍被省教育廳任命為省立第八中學（現鄖陽中學）校長。省立八中前身是他的母校鄖山中學。然而，原校長仁×，因有地方惡勢力的撐腰，拒不交權，使得新校長舉步維艱。第二年暑期，楊獻珍趕往武昌，他要向省教育廳討回一個公道。就是這次省城之行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楊獻珍一到武昌便聽到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消息。不久，北伐軍佔領了漢口、漢陽，直逼武昌。國民革命的勝利使楊獻珍忘掉了鄖山中學的煩惱，他決定留在省城等待迎接北伐軍。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11月，楊獻珍在這座革命城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鄂西北第一批中共黨員。

二

　　1927年5月，楊獻珍在中共武漢市委機關第一次見到年長他3歲的毛澤東，毛澤東和他作了長時間的交談。當時，楊獻珍的公開身份是漢口湖北第二中學訓育主任，在黨內擔任該校的支部書記及武漢第三區委委員。當時的毛澤東神情悒鬱，心事重重。這一年的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舉起屠刀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依然認為革命必須依靠國民黨，毛澤東武裝農民的主張被陳獨秀否定，陳還寫文章批評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中共武漢市委機關，毛澤東向同志們宣講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不少人對此反映冷淡，而楊獻珍則是熱心的聽眾之一。他熱心支持毛澤東的觀點，這當然令毛澤東感動。

    「四•一二」大屠殺的血跡未乾，汪精衛又於7月15日在武漢三鎮發動清黨。8月24日，中共武漢第三區委的駐地被軍警包圍，正在開會的楊獻珍被反動當局以「共產嫌疑」之名逮捕，投進武昌第一模範監獄，這是楊獻珍第一次坐牢。

    經中共地下組織的積極營救，楊獻珍於1929年9月被無罪釋放。出獄后，受黨的委派，楊獻珍前往上海，在中央文委領導下的滬濱書店任編輯，以書店為掩護出版馬列主義的譯著及其他進步書籍。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研讀了大量的馬列原著，為以後成為哲學家積累了知識基礎。

　　1931年初，以北平、天津為中心的中共北方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4月，楊獻珍受中央派赴天津等地開展華北政治情報工作，負責營救中共順直（河北）省委被捕的同志。

    楊獻珍化名楊仲仁來到天津，得知陳原道、安子文、周仲英、劉亞雄等共產黨人被捕，關押在天津公安局看守所，法院還未正式受理案件，尚未定案，正是營救的好機會。

　　就在楊獻珍離開上海北上天津的那當兒，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旋即叛變。與顧順章一起工作的陳賡在上海處境困難，便奉中央之命赴天津，與楊獻珍一道共同完成中央所賦予的任務。陳賡比楊獻珍晚兩個月到天津，楊獻珍向陳賡報告了營救被捕同志的情況。7月的一天，楊、陳二人見面，約定於次日清晨5時碰頭，由楊領陳去國民飯店同劉少白議事。

　　陳賡雖然比楊獻珍小7歲，但已是一名久經風雨的革命者。自1928年起，他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3年的地下鬥爭練就了謹慎周密的工作作風。7月25日那一天，楊獻珍和陳賡一前一後趕往劉公館，走在後面的陳賡一眼便發現劉公館大門兩面有「蹲坑」的特務，在他正要拉楊獻珍離開時，楊卻舉手敲門……陳賡一看情況不妙，便機警地脫離了險境。

三

　　這是一座專門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對外名叫「北平草嵐子監獄」，對內稱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許多共產黨要犯如薄一波、殷鑒、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劉錫五、魏文伯等人都被關押在此，這是楊獻珍第二次坐牢。

　　在漫長的被監禁日子裡，這些共產黨人意志如鐵，視死如歸，經受住了嚴刑拷打。他們秘密建立了獄中黨支部（薄一波、殷鑒先後任書記，楊獻珍任支委），千方百計與敵人作鬥爭，粉碎敵人一個又一個的陰謀，他們曾集體絕食7天，逼得敵人讓步，將他們腳上的大鐵鐐改為中號鐵鐐和小號鐵鐐（大號鐵鐐12斤、中號6斤、小號3斤），他們「把敵人的監獄變成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由楊獻珍擔任學習委員會負責人。獄中沒有學習資料，他們就用高於市場的價錢，托看守把報紙和外文版的馬列著作買進來，楊獻珍負責將這些書刊翻譯成中文供難友們閱讀。

    為了能少受干擾，靜下心來搞翻譯，楊獻珍主動向獄方提出去監獄一隅的專門關押患肺結核和其他傳染病的監號去照顧這些病犯。

　　在隔離獄室楊獻珍帶著腳鐐，翻譯了一本又一本英文版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卡爾•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社會主義與戰爭》，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列寧主義基礎》，還有《共產國際通訊》等刊物上的文章。

　　30年前，有一本在當時很流行的描寫中國共產黨人在北平草嵐子監獄里跟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的小說——《草嵐風雨》，小說中的顏季仁的原型就是楊獻珍。

　　獄中黨校辦了4年之久，楊獻珍為辦好獄中黨校作出了重要貢獻，多年後，許多當事人還十分懷念他。

　　1936年9月24日，楊獻珍等幾十名獄友，經黨中央運用特殊方式營救而走出監獄。一個月之後，楊獻珍等隨薄一波前往山西，對閻錫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四

　　1940年，楊獻珍被調任中央北方局秘書長，並在中央北方局黨校講授《聯共黨史》。1942年2月，楊獻珍出任中央北方局黨校黨委書記兼教務主任。

    中央北方局黨校校長先由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兼任，朱德回延安后，則由副總司令彭德懷兼任。從此，楊獻珍開始了他那漫長的馬列主義理論研究和黨的教育工作生涯。

　　在此期間，楊獻珍不僅為培養黨的幹部做了大量工作，他還關心根據地的文化建設，建議文藝要通過各種形式表現根據地群眾的對敵鬥爭。

　　1943年春天，當時在他領導下的中央華北局調查研究室的幹部趙樹理從調查研究中根據真實的事件創作了小說《小二黑結婚》。楊獻珍仔細地看了這篇小說稿，覺得很不錯，就送給彭德懷夫人——北方局婦委書記浦安修看。

    浦安修出身書香門第，是位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大學生，文化底蘊深厚，政治水平也高，且在文藝上也很內行。她看了小說稿后很高興地將它交給彭德懷看。彭德懷在戎馬倥傯中擠出時間一連讀了兩遍，禁不住拍案叫絕。隨後《小二黑結婚》的書稿便由彭德懷轉交給太行新華書店去付印（筆者註：那時的新華書店，集圖書出版、發行於一身）。哪知，新華書店的一位好心的負責人卻認為小說將基層抗日民主政權的幹部寫成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新惡霸，是暴露解放區的陰暗面，是在給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抹黑，擔心出版後會導致不好的社會影響，讓趙樹理將小說中那兩個村幹部金旺、興旺的形象抹掉。趙樹理不同意作這樣的修改。

　　《小二黑結婚》久久不能出版，楊獻珍親自去找彭德懷反映這一情況。彭德懷聽后很氣憤，就隨手在一張紙上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像這種從群眾調查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以示支持。這個字條，由彭本人親自交給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托他直接交給新華書店。這樣小說才得以出版發行。據說，這是彭德懷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為一篇文學作品題詞。可以這麼說，若不是當年楊獻珍滿腔熱情地扶持，趙樹理的這篇傳世名作極有可能夭折或流產。

五

　　1944年12月初，楊獻珍奉調赴延安任中央黨校教務處第一副處長兼任二部主任。同時1945年4月，他作為華北地區黨的候補代表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6年，楊獻珍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副校長。1948年夏，楊獻珍調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決定籌辦中央馬列學院，楊獻珍同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溝選定了學院校址。馬列學院正式成立時，第一任院長由劉少奇兼任，副院長為陳伯達；楊獻珍任教育長，兼授世界近代史。1949年進京，仍在中央馬列學院任教育長，1953年任副院長，1954年任黨委第一書記，1955年4月任院長。1955年8月1日，中央馬列學院更名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楊獻珍任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這個「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就是今天的中央黨校。同年，楊獻珍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即院士）。1956年9月，楊獻珍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不久遞補為中央委員。

    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楊獻珍人生的黃金時期。他渾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中國共產黨是個大黨，領導著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設社會主義，偉大而艱難的事業必須用正確的理論作指導，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是中共的最高學府，責無旁貸地肩負起這一重要任務。楊獻珍致力於辦好中央高級黨校，使中央高級黨校繼承延安中央黨校的優良傳統，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他要求幹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強調世界觀、方法論、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一致性，並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繫實際，改造思想」的教學方針，得到中央贊同。

　　在這一期間，他堅持給學員講課，特別是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他的文章和著作接二連三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和出版，在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

　　1955年5月，《哲學研究》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我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中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的文章，明確地提出了「單一的經濟基礎論」，即我國在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只有唯一的一個：社會主義經濟。

　　這一觀點，1952年時就有人提過，哲學界就此爭論熱烈，但都局限在課堂上和討論會上，見於報刊這還是第一次。楊獻珍認為這一觀點失於偏頗單純，願望是美好的，但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因為講課遇到了這個問題，為了詳盡地表述自己的觀點，楊獻珍針對《哲學研究》上的文章趕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講課稿：《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提出了「綜合基礎」理論。他認為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有五種：一、國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乃領導成分）；二、合作社經濟的半社會主義所有制；三、個體農民所有制；四、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五、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這些觀點都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所闡述的，並為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所確認的。這一講稿未公開發表，只列印了幾份送交上級機關過目審查，然而卻被上級機關不打一聲招呼即將它列為內部批判材料。楊獻珍怎麼也不會想到，這篇僅是用以講課、且觀點又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稿子，10年後，在圍攻「合二而一」時竟遭到了一連串的公開的點名批判和攻擊，把它說成是「抹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是「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是「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等。1970年康生、「四人幫」的御用工具之一的中央黨校「革命大批判組」更是進一步羅織罪名，把它說成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反動理論」；說它是「唯生產力論的變種」；說它要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平衡發展」，「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要一視同仁地為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經濟基礎服務」，「也要為資產階級服務」等等。在「四人幫」倒台後，還有人說這篇講稿「是為劉少奇的所謂『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右傾主張立論」等。

　　被人稱之為理論惡霸的康生，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1957年起中央讓他分管中央黨校的工作，是中央委員楊獻珍的頂頭上司。也真是官大一級壓死人，在中央黨校內康生以「太上皇」自居，擺出「黨內理論權威「的架子，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為了控制黨校，他將自己的老婆曹軼歐安插於校內，希望她能步步高升掌握大權。誰知楊獻珍卻處處成為曹軼歐的絆腳石，楊的學生們甚至敢於辱罵曹軼歐是「最無聊的女人」。康生、曹軼歐夫婦對楊獻珍懷恨在心，一直尋機報復，不時地向毛澤東打楊獻珍的小報告。

　　根據多年黨校工作的經驗，楊獻珍認為既然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那就應該使幹部通過學習馬列經典著作，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時學習毛主席著作。在中央高級黨校工作的康生老婆曹軼歐則按康生指示，在黨委會上提出黨校編的學習書目沒有按「毛馬恩列斯」排列是錯誤的，指責楊獻珍「輕視毛主席」。楊獻珍回答道，按馬恩列斯毛排列是客觀事實，不能用壓低馬克思來抬高毛主席。這就給了康生整治楊獻珍提供了一個很硬的借口。

六

　　楊獻珍對人說：「1959年，是我闖禍的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關在監獄整整八年。從監獄放出來，又被流放到陝西三年，闖禍的根源就是一次談話」。

    楊獻珍起禍的原因是1958年「大躍進」和「浮誇風」、「共產風」。

　　1959年楊獻珍到河南等地考察了大躍進，越考察越感到憂心忡忡。6月12日，他在接見河南省委黨校及撫順市市委黨校參觀組人員時，實在忍不住了，便作了一篇題為《堅持實事求是作風，狠狠批判唯心主義》的談話，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浮誇風」給予嚴肅的批評：

　　「……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膽量等於產量，思想等於行動，這到底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弄虛作假總不能算做唯物主義吧！……某地的三關廟鄉，被稱為『哲學之鄉』，他們在大辦鋼鐵時提出的口號是『超鞍鋼、超美國、超蘇聯』。這個在近幾年內要實現『三超』的思想基礎，到底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鋼鐵、糧食都是硬東西，說假話辦不到，鋼是一噸一噸煉出來的，糧食是一顆一顆長出來的。孫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這本領已經失傳了，沒有地方學了。社會主義不是靠吹牛得來的，而是靠一點一點用勞動建設起來的。不能虛報的受獎，說實話的插『黑旗』，要是這樣的話，我看這種『黑旗』比弄虛作假的『紅旗』還好得多。」（見《我的哲學「罪案」》第113~115頁）

　　楊獻珍繼續說：「『共產風』，事實上是反共產主義……有的地方把共產主義說成是：『除了一雙筷子一個碗是自己的，其餘東西都是公家的』。這叫什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化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化子還窮！叫化子還有一條打狗棍嘛！」（見《我的哲學「罪案」》117頁）

　　接下來，楊獻珍又不知安危地發表了絕對不合時宜的另兩篇講話，即《離開唯物主義是危險的》、《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楊獻珍對浮誇風深惡痛絕，在那個「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浮誇年代，表現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品格。他說：「在某些怪事中，現實主義佔百分之一，浪漫主義佔百分九十九。定指標能按浪漫主義辦事么？怎麼能以寫詩的構思來定指標？」（見《我的哲學「罪案」》第142頁）

    楊獻珍不僅批評「大躍進」，他還講起了哲學的問題，他認為，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虛假，哲學尤其如此。真理就是真理，謬誤就是謬誤，這中間不能有絲毫的看風駛舵和察顏觀色。因此他從不說違心話，更不說假話，但他講的卻是一通最犯忌的話語。

　　針對有些人把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和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對立起來，認為讀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輕視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的那套謬論，楊獻珍很生氣地發了一通議論。他說：「我曾指責過那種學哲學，只許學《實踐論》、《矛盾論》，多一點也不許學，把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也叫做厚古薄今的作法。去年《人民日報》的文章講，厚古薄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難道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有的地方把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實踐論》對立起來，即前者不許講，只能講後者」。不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對「兩論」也很難理解得透徹深刻。（見《我的哲學「罪案」》第144~145頁）

　　楊獻珍這三次的講話很快被人整理列印送往康生手中，康生又很快地將材料送給毛澤東，而楊獻珍對此竟渾然不知。毛澤東閱后「龍顏大怒」，告訴周揚：「楊獻珍是反對我的。」

七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召開。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在會議上向毛澤東遞交《意見書》，對大躍進提出批評。8月，楊獻珍赴廬山參加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在這次會上被定為「反黨集團」頭目，楊獻珍大為吃驚，這時才感到災難即將臨頭，他6月12日的那篇講話和另外兩次的講話記錄稿，也已被康生作為重要反面教材而大量印發給與會者。11月初的一天晚上，康生打電話將楊獻珍叫去，核實他三次講話的內容。第二天，康生到中央黨校召集除了楊獻珍這個黨委第一書記以外的校黨委全體成員開會，宣布楊獻珍「反對三面紅旗」，隨即責成他檢查，布置對他進行批判。康生借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模式，把楊獻珍跟彭德懷掛在一起，為楊列定了令人膽寒的罪狀：「楊獻珍配合彭德懷，一文一武，一個在山上，一個在山下，一唱一和，瘋狂反對三面紅旗，反對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11月22日，康生、陳伯達找楊獻珍談話，責令他繼續進行檢查。12月9日，楊獻珍被解除中央黨校校長職務降為副校長，不再過問校政，但繼續擔任講課任務。

　　楊獻珍一次又一次地檢查總是通不過，直到1960年2月，身為中共中央委員的楊獻珍，在被迫寫下「向黨低頭認罪」的保證書後，康生這才批准停止對他的批判。

　　1962年6月，楊獻珍「右傾」問題得到甄別平反，中央黨校為他召開了甄別大會。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因反對大躍進而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他發誓說，不弄通政治經濟學死不瞑目。經毛澤東同意，他可以作為中央黨校特殊學員去中央黨校聽政治經濟學課。

　　罷官后的彭德懷住在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掛甲屯離中央黨校很近，騎自行車只需十幾分鐘就到。彭、楊二人早就是摯友，這樣就可以公開往來。楊獻珍常到吳家花園去看望彭德懷，並指派他的學術秘書王哲民為彭當學習輔導員。王哲民當時很年輕，三十歲出頭，對彭、楊都十分敬重。「文革」中，這位年輕的秘書大禍臨頭，被指控為「兩個反黨分子的牽線人」，被開除黨籍攜一家老小發配到河南農村。

八

　　無論是「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都不是毛澤東和楊獻珍的發明，都是他們從中國古人那兒借來的。

　　「一分為二」，是毛澤東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64個國家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談到的。他說：「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規律，這就是辯證法。」

　　1961年11月7日，楊獻珍在給中央黨校學員講課時，首先講：「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現象，這就是辯證法」。他先引用列寧《哲學筆記》中斐洛的話：「因為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為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暴露出來了。」接著補充道：「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的文章中，一開頭就說：『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這就是「一分為二」。楊獻珍又講到「一分為二」在中國，典出於宋朝哲學家朱熹《朱子類語》一書。朱熹在那本書中寫道：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無窮。

    1964年4月3日，楊獻珍給中央黨校新疆班學員講課，聽課人很多，除學員外還有一些教職工。講課的題目為《要學會掌握對立統一去做工作，在實際中尊重辯證法》。這是他花了許多時間和心血認真編寫的講稿。

    也是在這次講課中楊獻珍第一次提出「合二為一」的概念。

　　「合二為一」這一哲學概念，是楊獻珍讀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所著的《東西均》一書時捕捉到的。當時楊獻珍倒也著實感嘆一番，古代思想家還懂得什麼叫矛盾，而現在有些哲學家卻連這一點都不懂。於是他在講課中提到方以智的「合二為一」。他說，什麼叫對立統一規律？中國有句老話叫「合二而一」。「對立物的統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或矛盾構成的，不是鐵板一塊。『一分為二』、『合二而一』，『二本於一。』中國語言中把物叫做『東西』，說明事物本身就包含著正（東）反（西）」。日常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看到「合二為一」法則的表現，任何統一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的統一體不就是「合二為一」嗎？事物既是「一分為二」的，也是「合二為一」的。只提「一分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鬥爭性，不要同一性。只講鬥爭，不講團結，這是掩蓋辯證法的全面性。他強調學習辯證法就是要學會把兩個對立面的思想聯繫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要學會掌握對立統一規律來做工作，學會兩條腿走路。所以必須在對立統一中把握對立面。「例如，必須在取和予的統一中去把握取，取時不要忘記予。要在購和留的統一中去把握購，購時不要忘記留。……強調集體利益時，不要忘記個人（社員）的利益。……強調不斷革命時，不要忘記了革命發展階段論」。同時，他還列舉了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大量實例，用以說明毛澤東在實際工作中是如何尊重辯證法、唯物論的。

　　因為當時楊獻珍發覺毛澤東只強調事物的「分」，而忽視了事物的「合」，不便明確地表示要對「一分為二」作補充，所以只能用上面的方式曲折地表達。「合二為一」就是這樣提出來的，他的善意是很明白的，哪裡有絲毫的「惡毒」之心呢？但是誰會想到，塌天大禍正等著楊獻珍。

　　楊獻珍的這次講話篇幅長，觀點突出，是對以前那幾次關於「一分為二」的講話重複與補充。中央黨校的兩名年輕教師，一個叫艾恆武，一個叫林青山，二人合作，就「合二為一」問題合寫一篇文章。幾經修改，定名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學習毛主席辯證法思想的體會》，投寄《光明日報》，《光明日報》於5月29日刊出了此文。康生看到此文如獲至寶，認為這是跟毛澤東「一分為二」的哲學觀點唱對台戲，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哲學」。他要順藤摸瓜，進一步揪出艾、林的後台楊獻珍。

　　康生立即組織人馬寫文章，在全國開展一場大規模的批判「合二為一」的高潮。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文章，點名批判68歲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1959年之前為校長）楊獻珍。楊獻珍是建國后，頭一個被在《人民日報》上公開點名批判的在職的中共中央委員。

　　康生下令中央黨校停課，集中全力批判楊獻珍、批判「合二為一」。到1964年年底，全國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而中央黨校則天天專題批判，日日輪番轟炸。這場運動一直持續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一案株連的僅在中央黨校就有154人，有不少人被殘害致死。

九

　　僅僅批判「合二而一」康生還嫌不夠。康生欲置楊獻珍於死地，他把楊獻珍三個著名的哲學理論——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問題」、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關於「合二而一」（對立面不可分割的聯繫）的文章概括為「建國以來哲學戰線上的三次大鬥爭」或「三次大論戰」，血口噴人地說楊獻珍是「三次大論戰的罪魁禍首」，犯了「彌天大罪」。1964年7月24日，康生作出指示：「黨校的鬥爭，從『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發展。理論上一定會發展向『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上去；政治上一定會發展到1959年楊獻珍的講話問題和1962年的翻案風問題上。還有黨校的辦校方針，對待毛主席著作的態度問題……」

　　早在1958年，康生準備就「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向楊獻珍開刀。楊獻珍不無感慨地說，多少年來，唯心主義盛行，精神先於一切，同所謂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宣傳不無關係。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楊獻珍關於這三個問題的文章，僅作為內部講課稿寫出，當時並未發表。在1959年批判他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他進行口誅筆伐大批判時，他的發言權被徹底剝奪，沒有發表文章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自由權利。關於楊獻珍這三個理論問題的言論最早在報刊上出現，是由批判者用斷章取義和移花接木（甚至無中生有）的手法，從楊獻珍的文章中摘取其部分言論，在報刊上公布，並對他進行所謂的「批判」——肆意誣陷。那時，廣大人民群眾誰也沒看過楊獻珍關於這三個理論問題的原文。

十

　　1965年9月，楊獻珍被罷掉在中央黨校的一切職務，逐出校門，「調」往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轉眼之間，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70歲的楊獻珍更是在劫難逃。隨著一批批走資派被打翻在地，他的罪行更一步步加重——他成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動派」的理論幫凶，成了一切「錯誤路線」的代言人。

　　1967年5月18日，楊獻珍被中央黨校的造反派們從哲學研究所揪回中央黨校，被戴上「三反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的高帽，脖子上掛著沉重的鐵牌子遊街示眾，然後將他推上批鬥台，康生的老婆曹軼歐親自操縱批鬥大會。楊獻珍此時已71歲了，年邁體衰，哪裡經得起折騰？但是批鬥者們高聲朗讀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語錄，將楊獻珍掀翻在地駕起「噴氣式飛機」，又強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請罪。

　　楊獻珍在北京紅霞公寓的住所被抄家，「造反派」打得他在社區院子里四處爬走，街坊鄰居團團圍住觀看，昔日的大哲學家顏面掃地。康生、江青一夥實在是作孽呵！楊獻珍的母親（繼母）已是年近百歲的老人，因無處存身，在貧病交加中慘死。楊獻珍白天被批鬥、遊街示眾，晚上在中央黨校造反派私設的公堂里繼續受審。

    1967年9月23日夜晚，楊獻珍已經睡下，被專案組來人叫醒，向他宣布：「中央決定對你實行監護」，然後被幾個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押上囚車，送進北京郊區的白廟監獄，關進一間狹小、陰暗、潮濕的屋子裡。原來「監護」就是進監獄！這是楊獻珍第三次的牢獄之災。

　　在監獄的提審中，他才知道他這次被關押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外，他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這舊案重提，也是康生搞的鬼。當年楊獻珍等人出獄，康生完全知道怎麼回事。于光遠先生曾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說，1948年他跟隨康生在山東渤海地區搞土改，一次散步時康生就講過薄一波、楊獻珍、安子文等人出獄是經中央批准的。可在「文化大革命」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康生，為了打倒劉少奇，就捏造了劉少奇「招降納叛」、網羅「叛徒集團」的罪名。由於監獄的惡劣生活環境的折磨，楊獻珍的身體垮了。幾十年前在國民黨監獄里染上的、潛藏在體內的結核病毒發作了，他病倒了。他的喉頭、胸壁和頸椎三處患了結核，疼痛難忍，他多次請求獄方和專案組給予治療，但這些人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他頸椎潰爛，喉部穿孔流膿，連一滴水都咽不下去了，專案組才於1972年春送他到醫院治療。好心的醫生得知病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楊獻珍，便衝破阻力，舉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語錄牌，為楊獻珍做了頸椎結核病灶清除手術，取下壞死的一節頸椎，又換上他自身胯骨處一塊骨頭用鋼絲固定。病情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因過多服用鏈黴素等葯，造成嚴重的藥物中毒，楊獻珍患上了失聰和頭暈的後遺症。

　　1975年5月19日上午，楊獻珍又一次被「提審」，他被告知要從北京白廟監獄轉移到外地去。當晚由中央專案組派人將他押上火車，押送到陝西潼關。1975年5月20日晚上，也就是楊獻珍被押解到潼關的當天，專案組向他宣布了「中央」的決定：解除監護，恢復自由，安置潼關，等候中央結論。

　　一個月後，專案組派人到潼關，向楊獻珍宣布了專案審查小組作的《關於叛徒、裡通外國分子楊獻珍的審查結論》，正式決定「開除黨籍、安置陝西，度過晚年……」楊獻珍看后氣憤至極，他拒絕在《結論》上簽字，並寫了申訴書。

十一

　　楊獻珍得以走出監禁之地重見光明，是和胡耀邦的努力分不開的。胡耀邦於1977年10月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日常工作，不久又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之職。大刀闊斧地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楊獻珍的平反工作就是由胡耀邦親自督辦而順利落實的。

　　1978年年底，楊獻珍接到中央組織部的平反通知，由流放地乘特快列車回到北京。這一年他已是82歲高齡的老人了，一個月之後，他就被聘為中央黨校顧問。半年之後（1979年6月），他被邀請出席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併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980年8月4日，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楊獻珍獲得徹底平反，推翻強加在他身上二十多年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辭。

    可惜楊獻珍失去的寶貴光陰實在太多，解放前坐了8年國民黨的監獄，解放后又在康生一夥製造的冤獄里坐了8年牢，接著又流放3年，身體受到極大的摧殘，全靠堅強的信念支撐著年邁之體。

    楊獻珍雖然年事已高，但是他珍惜重新獲得的生命，手中筆在辛勤地耕耘著，新作不斷問世，陸續刊登於中央級報刊、地方省市級報刊和一些大學的學報上。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的哲學「罪惡」》一書，成為搶購一空的暢銷書。

　　1982年9月，楊獻珍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7年，他作為年齡最高的代表（91歲），出席了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歷盡坎坷且是病殘之身的楊獻珍，他的長壽使人驚奇，甚至使人感到有點詭秘。有人以為他一定有祖傳的養生秘訣，便問：「楊老，你九死一生，有何養生之道，得以健康長壽！」楊獻珍回答很簡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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