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永樂大典》中還「偷」走了什麼？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無意中點開了一個人的作品：什麼電腦出自《易經》，手機來自《天工開物》，牛頓抄襲的《奇器圖說》，賓士山寨的木牛流馬，青霉素取自《傷寒雜病論》，就連福特級核動力航母的圖紙，都是剽竊明代魏學洢的《核舟記》。他宣稱，這一切在《永樂大典》中都有記載，甚至他還宣稱，人類對《永樂大典》的開發不足千分之一。比如馬斯克只是秘密得到了《永樂大典》的一點兒殘本，就敢誇下海口移民火星。
質疑是邁向真理的第一步，從布魯諾疑惑地心說，到愛因斯坦懷疑牛頓，質疑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表象、直指真理。但質疑不是無腦的牽強附會，不是張冠李戴的自我催眠，而是對真理的執著追尋。可以懷疑後人託名附會亞里士多德，但不是看到《核舟記》這三個字，就把它吹噓成是核動力航母的設計圖紙。
我一直以為那些是搞笑作品，但是看到幾十萬的點贊，不免就陷入了沉默，然後再看看他們帶的貨，名貴的保健品、醬香的珍藏酒，便又恍然大悟。
不過，我還是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他們熱衷於說西方的科學發明來源於《永樂大典》，而不說西方的人文發明也來源於《永樂大典》呢？比如美國國父的六大發明。今天，我們來一起看看，美國國父們在《永樂大典》里偷走了什麼。
第一、制憲會議。
1787年，美國在費城召開制憲會議，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發明。55名代表坐下來，通過會議來創建國家，而不是憑藉誰的錢多，或者誰兵強馬壯。代表們通過開會來討論國家的根本大法，他們進行的不僅僅是創建國家，更是人類首次系統的實踐啟蒙思想家的社會契約論。
這一制度發明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會議的代表並非各州官方指定，而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表。其次，會議的程序突破了原來的邦聯條例，採用了一人一票的表決機制。最後，憲法的批准由各州單獨審批。
這種自下而上的建國模式，徹底顛覆了傳統國家的敘事邏輯。正如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所說：制憲會議不在於邦聯條例的授權，而在於人民主權的直接行使。
第二、成文憲法。
1787年，美國憲法文本的制定標誌著成文憲法範式的確立。美國憲法以6000多字的精鍊文本，實現了國家規則的明文化。富蘭克林曾經充滿深意的指出：我們正在為世界立範，這個實驗的成功將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
與英國不成文的憲法相比，美國憲法的成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第一、確立了憲法作為最高法的地位。第二、建立了剛性的修改程序。第三、創設了憲法的解釋機制。這種將政治契約法典化的模式，成為了憲政國家的標準。正如《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斐遜所說：將權力關進法律文本的牢籠。
第三、分權制衡。
美國表面看是三權分立，但其實是八權分立。只是因為國家機構只有三權而已，另外的新聞權、工會權、持槍權等等並不在國家機構手中。
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指出：野心只能用野心來對抗。美國國父們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發展成了錯綜複雜的動態制衡體系。讓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制約。這種既對抗又協作的制衡體系，確保了任何權力分支都無法一家獨大。正如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所說：不是簡單的分權，而是交織的制衡。
第四、權利法案。
1791年美國各州批准的《權利法案》，將自由主義之父洛克的自然權利理論，轉化為了具體的憲政實踐。傑斐遜在給麥迪遜的信中說：《權利法案》是人民的必要武器，沒有它，憲法只不過是統治者的遊戲規則而已。
比如：1971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最高法通過開放性的解釋，維護了第一修正案。《權利法案》的開放性解釋機制，讓它歷經230餘年仍能適應時代的變遷。
第五、司法審查。
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確立了司法審查權，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創造性地指出：解釋法律是司法部門的權力，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這一制度發明也體現三個方面：第一、司法權是憲法爭議的終極仲裁者。第二、司法權充當了聯邦權與地方州權的協調者。第三、司法權是公民權利的最後保障。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所說：美國問題的最終解決，遲早都會變成司法的問題。托克維爾的預言無一不準，因為後來有一次美國總統大位的歸屬，都變成了司法的問題。
第六、複合共和。
美國聯邦制的創新在於構建了雙重主權的體系，也就是既非單一制國家的中央集權，也非邦聯制的鬆散聯合。形象表述就是：大共和國里套著一堆小共和國。這種權力劃分，創造性地解決了大國治理的規模難題。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各州如同實驗室，不斷進行制度的創新。而聯邦既給予各州自由，又提供國家力量，這是美國保持活力的奧秘。
美國國父們的六大發明，環環相扣，構成了相互支撐的體系：制憲會議確立了人民主權的原則，成文憲法提供了根本的規範，權利法案保護個人的自由，司法審查維繫憲法的權威，分權制衡防止權力的濫用，複合共和平衡中央與地方。正如《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之一傑伊所說：這個國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論之上，而是基於對人性的深刻認知。
美國國父們的六大發明，或許是抄襲的《永樂大典》，但《永樂大典》的締造者明帝國，顯然並不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