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沒完沒了 一大波空姐 正逃離民航!

京港台:2022-7-16 02:27| 來源:鹽財經 | 評論( 14 )  | 我來說幾句

中國疫情沒完沒了 一大波空姐 正逃離民航!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打開手機相冊,徐長卿挑出7張照片,紀念他剛剛裸辭的、在民航的第一份工作。

  第1張照片,是他已經註銷的3張工作證件,那曾是他作為航空安全員上崗的憑證。

  另外5張照片勾勒了一名標準民航空乘刻在肌肉里的工作記憶:一次次天還沒亮就整裝待發趕早航班,日常拖著飛行箱等候在機坪道口趕早高峰,早已數不清次數的延誤進場,一趟趟天快亮時伴著昏黃的燈光下夜班,還有他吃膩了的機組餐。

  最後畫面定格在他的在職時長:1860天——5年又34天。

  

  徐長卿在海航的在職時長 @徐長卿✈️

  徐長卿用這7張照片製成一個視頻,來表達自己對空乘這份工作的感情,配樂的歌詞唱道:其實我不洒脫只是裝英雄,那麼愛你怎可能一滴淚沒有?

  他用自己的聲音錄了2遍「走啦」作為畫外音,第一遍聽來洒脫,第二遍語帶不舍。

  6月10日,這是27歲的上海人徐長卿在海航Y8航的最後一天,他辭了職,為自己在這家航司的工作劃上了句點。

  疫情是最直接的衝擊。一批民航人和徐長卿一樣,選擇了辭職,離開藍天和民航。而相比海航的徐長卿,海外航空公司的民航人遭受疫情的影響更大,也更提前。

  鄭倩就是一個例子。早在2021年9月,23歲的山東姑娘鄭倩,就從柬埔寨的瀾湄航空辭職了。在這之前,她有接近半年的時間因為航班大量停飛回國休假。

  空姐、空少、空保(即航空安全員),這些原本光鮮體面欲爭先的工作,如今卻前所未有地有更多人從這座圍城裡出走。

  出走,靠的不是勇氣,是權衡、掙扎、取捨和規劃,他們的故事也不止於:為何出走?更關乎:走了以後呢?

  

  走了!走了。

  徐長卿把3份證件執照交到人力手中,下一秒,他的民航人身份信息就要被註銷。

  「你確定嗎?」對方問他。

  問第一遍,他很肯定;問第二遍,他猶豫了;問第三遍,他沉默了。

  這3份證件執照陪了他1860天,無論他飛到哪裡,都要帶著:那張安全員執照,他總是放在飛行箱的暗袋裡;有了紅色工牌,他得以進出航司大樓;每一次執飛,他都要刷那張空勤登機證。

  

  徐長卿離職前上交並註銷的工作證件和執照

  註銷,意味著他在這裡5年的工作將不再有任何痕迹了。

  「有沒有可能我再堅持一下?」一個念頭在他頭腦里閃過,但下一秒,理智佔了上風,他堅定了辭職的選擇——我確定。

  辭職,徐長卿想了很久,這個念頭最早在2018年時閃現。

  那時海航遇到了金融危機,連續幾個月發不出工資,他第一次意識到,對這份工作,除了一腔熱情,別的他什麼都沒有。即便如此,他還是和海航一起堅持了下來。

  但疫情劇烈衝擊著民航,這裡成了公認的「特困行業」,民航人的日子不好過。

  空乘和飛行員的底薪很低,收入主要靠飛行小時費,民航局要求的每月飛行時長上限是110小時。

  疫情前,徐長卿一個月能飛80-90個小時,到手的月收入穩過萬,這比他在其他行業的很多同齡朋友都高。

  但疫情期間,他一個月只能飛三四班、20多個小時,他的月收入腰斬到只剩5-6千元;上海因疫情封控的3個月里,他的月收入又降到了2千多。可2020年中,他才在上海換了房,背上了月供7千元的房貸。

  

  3月份,徐長卿只累積到3小時飛行時間

  兩個聲音拉扯著徐長卿:一個讓他走,一個喊他留。

  飛5年了,丟掉它實在可惜,這份工作,他已經熟能生巧,「哪怕給我一個徒弟,我都能帶,就是閉著眼睛,我都能做完這一趟流程」。拋開這一切,他心有不甘。

  他又是早幾批招進公司的「元老」,好些一起執飛的乘務長,他看著晉陞上來,彼此關係融洽、配合默契。離開舒適圈,他心有不舍。

  比起當下收不抵支的現實,徐長卿在意的還有對自己的規劃。

  飛行是一碗青春飯,徐長卿沒打算在天上飛到退休。疫情前,他借著飛航班的機會尋找開店創業的機會,用日夜飛行攢下的積蓄和朋友合資,想把新鮮吃食玩意搬到上海來。

  

  徐長卿在一次航班上的工作間隙,因為想吃火鍋「畫餅充饑」

  但疫情打破了這個計劃,他的積蓄讓縮水的收入、房貸和生活費掏空了。

  徐長卿更意識到,疫情前自己的高收入起點或許遮蔽了行業的衰頹之勢。

  「10年裡,很多行業工資都在慢慢地往上調,很多崗位能達到月入過萬,但民航業的薪酬原地踏步,沒有再上去。」他說。

  當了12年空乘的現乘務長鄒真真也印證了徐長卿的觀感,她注意到自己的領導、國企里的中層,月工資也就2萬多,「天花板就這麼多」。

  剛入行時,帶她的70后老師告訴她,在其他行業月工資還是以「百」為單位的時候,她的老師已經跨入「幾千」行列了,那時,成都的房價最高才每平方米1千多元。

  在她看來,航司數量大爆發之後,空乘的紅利期也過了,這個職業已經跌落神壇,變成一份要求高、又辛苦、且普通的服務行業。

  

  細思量

  對徐長卿來說,即便這份辛苦錢曾經掙得還算體面,但疫情結束遙遙無期,他等不起了。

  封控期間,賦閑在家的2個月里,徐長卿過得窘迫。

  物資最緊張的時候,家裡只有一袋米,他託人買幾包榨菜弄點雞蛋就米飯吃,早上再把米飯加水煮成粥,後來又託人買了面,米面交替著吃。

  和朋友聊天時,聽到他們說收到公司送來的物資、接到慰問電話,徐長卿心裡不是滋味,開始反思公司這兩年的管理和員工關懷。

  航班大量減少、工作和收入銳減的日子裡,公司以增加績效的名義,號召他們空乘參與地面工作。

  徐長卿所在的航空安全員崗位上,公司讓他們協助地面當保安;他有同事被派到行政崗位協助工作,做PPT、整理資料;還要求他們背誦辦公文件、講話精神,休息時間打電話突擊檢查,檢查不合格要扣工資。

  徐長卿不理解,民航局規定飛行人員不得參與地面工作,為什麼不讓專業人干專業事?他也看不出參與行政事務、背誦官方文件對提升飛行業務能力有什麼幫助,那些份外之事,為什麼要和本就可憐的工資掛鉤,甚至如果不參加、不合格就覺得你工作不積極,上升到思想作風有問題。

  這讓他心裡不舒服、覺得不被尊重而寒心,他告訴南風窗:「我是喜歡飛行才進去的,但因為飛行之外的問題,導致我不喜歡干這個行業了。」

  

  披星戴月上下班是徐長卿的工作日程

  他想過跳槽,但因高成本打消了念頭。他算過賬,重新面試、培訓再試飛,前後大概需要20萬,至少要1年時間,他同樣耗不起。

  隔離在家的日子,徐長卿有更多時間思考自己的處境和未來,他意識到2年來,自己習以為常、被動忍受的事情有的「不對勁」「不正常」,他渴望得到理解和安撫:我們已經是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了,就不要再往脆弱的心上撒鹽撒雪了。

  曾有朋友問他:飛了這麼多年去過哪些國家?當時,徐長卿有些尷尬地回答:「如果我說我沒有出過國門是不是會很丟人?」

  從前,他總覺得藍天無限遼闊,但真正飛上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能飛的天空原來這麼小。

  他問自己:「要一直在這個坑裡面不動了嗎?」

  最後決定:「我還是走吧。」

  6月10日,上海解除封控后第10天,徐長卿拒絕挽留,辦理了離職手續。

  上交證件執照的時候,他獲准帶走證件的外殼,這是他僅有的兩樣實物念想,另一樣是陪他漫天飛的飛行箱,他說把箱子放在了家中衣櫃「一個很好的角落」。

  

  徐長卿和同事們拖著飛行箱下班

  走出辦公樓,徐長卿如釋重負,覺得「整個人都輕了好多」。他又想著,好多同事、領導臨走之前是不是要再去見一面,卻又擔心影響他們工作。

  更讓徐長卿覺得遺憾的是,若是提前知道要離開,他一定會好好珍惜和享受在3月飛的最後一趟航班。關於那趟航班的記憶,如今已變得模糊不清,一切就這樣戛然而止。

  徐長卿還是去看了看每次開航前會的地方,去了警具室,因為沒有航班要飛,當時裡頭都沒人,但平時,這裡是他和同事彼此照面、打招呼的地方。

  他走的這一天,這裡沒有人和他說「出發了」,也沒有人聽他說「我走了」。

  徐長卿唯一有機會告別的是門口的光頭保安,還沒辭職的時候,大叔鼓勵他繼續幹下去,擔心疫情下他不好找工作;但聽他說「辭職了」,這個大叔支持他「你走得對」。

  「走了幹啥去?」大叔問他。

  「還沒想好。」徐長卿答。

  

  我懷念的

  辭職出走,帶不走的是工作執照,留得住的是回憶。

  鄭倩是一個喜歡拍照、熱衷記錄的姑娘,離開之後,她也仔細梳理了在瀾湄航空的痕迹。

  培訓期間,為適應全英文的外航工作環境,她在筆記本上,紅藍黑三色字跡寫了厚厚滿滿一本英文筆記;第一次單獨佔號位、獨立飛行那天,她專門拍了張紀念照,她尤其記得且感謝那位嚴格把關、抽查她100道題的教員;沒回家在天上飛的除夕夜,她們機組都收到了兩位台灣機長的過年紅包。

  

  鄭倩

  嚴格來說,2019年入職的她,正式飛行時間只有短短半年,但她和父母說了一百多次「落地啦」,收到了2封來自乘客的表揚信,還拿到了年度優秀員工。

  2020年2月15日,鄭倩還執飛了一次特殊任務。

  當時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爆發了疫情,多國港口拒絕郵輪靠岸,船上乘客下不了船,在海上漂泊。困頓之時,柬埔寨開放了西哈努克港,瀾湄航空公司負責從西港接送旅客前往中轉機場,幫助千名旅客回家。

  鄭倩排上了航班,在前艙服務。

  當時她只有口罩護目鏡,沒有防護服,面對游輪上有潛在感染風險的乘客,她比飛普通的國際航班更緊張,但看到行動不便的老人,她和同事還是上前去攙扶。

  

  疫情期間在國際航班執飛時,鄭倩的防護裝備三件套

  登機時,這些在海上遊盪了2周的乘客,很多人都雙手合十並彎腰對她們說「Thank You」;有的特意學了柬埔寨語中的謝謝,對她們說「噢棍噢棍」,有的甚至用更高級別、對長輩的敬語說「噢棍蹦」(謝謝您);有乘客眼泛淚花,激動地幾乎要擁抱她們。

  當飛機的滾輪最終落在金邊的地面,他們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下飛機時,又是一輪情真意切的致謝。

  這些時刻讓鄭倩眼睛一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們讓他們離回家更近了一步」。

  徐長卿的動情時刻源於一張紙條和一通電話。

  一次跨年航班上,他旁邊坐著個年輕女孩,下飛機前,女孩在他的座位上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們大家都辛苦了,每天飛來飛去的,祝你們全機組人員2棟2棟(2020)新年快樂,新年平安。

  在民航語言習慣里,「0」念作「棟」,女孩用融入他們的方式獻上了祝福。

  

  徐長卿收到的來自乘客的新年祝福

  「我們一直不被關注,突然有個人問候你會心頭很暖。」徐長卿說,這張紙條他一直夾在本子里。

  徐長卿還遇上一位下肢做了手術的乘客一蹦一跳地扶著上客梯車,他注意到了就下去背他上來。事後,公司接到了這位乘客的感謝電話。

  徐長卿沒有機會直接和對方溝通再言謝,但他很想讓對方知道,這通感謝電話帶給他的感動。

  空乘和乘客都是彼此的匆匆過客,但唯有這些被看見、被認可的聲音,讓他們產生心與心的連接,在專業服務之外,多了一份基於善意的暖,讓他們在日常機械重複工作中能上一上精神潤滑油。

  

  徐長卿在航班上收到的玫瑰花

  離開藍天和民航之後,再登飛機,鄭倩不再是空姐,而是乘客,但民航人的職業習慣形成的條件反射並沒有很快消散。

  要是前面有旅客堵著,她會不自覺地蹦出一句「先生您好,麻煩側身讓後邊旅客過一下」,乘務員若是看到了會給她一個默契的眼神:「你也是同行?」

  要是提示燈響了,她也會條件反射般地抬頭,看是哪個區域有情況;降落前的兩聲「叮叮」,她也會像在職時一樣再檢查一遍安全帶……每次反應過來,鄭倩常常被自己笑到。

  

  鄭倩參加了世界旅遊文化小姐大賽並獲得了季軍

  徐長卿的民航生物鐘還沒校正過來,還是習慣晝夜顛倒;他還是會習慣性抬頭辨認天上的飛機,看是哪個公司的什麼機型,但他的外行朋友通常不在意,因為在他們看來都一樣。

  還在天上飛的日子裡,徐長卿最喜歡頭等艙沒有人的時候,那裡的舷窗很大,視野更開闊。

  一個中秋夜,他看見月亮就在舷窗邊朗照天地,巡航階段,客艙燈暗,月光濃烈,大家在地上團圓,他就在天上賞月,一路送乘客平安落地團聚。

  當飛機安全降落,是徐長卿最安心的時刻,而這一次,他是真的落地了。

  

  重新開始

  離開民航是第一步,接下來去哪裡,是更現實的問題,管毓潤努力證明這一點:重新開始沒有那麼難。

  2019年,23歲的雲南小伙管毓潤還是東航一名空乘,2020年開始,他回到地面幹了2年機場地勤,日常工作是政要服務,去年10月,他還接待過赴昆明參加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的大使級外賓,但現在,他是新能源汽車的一名銷售員。

  

  管毓潤喜歡在機坪看飛機、拍照

  今年4月6日辭職之前,他就找好了下家。他喜歡車,要干銷售,最終去了比亞迪。

  收到錄用通知,隔天他就辭了職,第三天他就去培訓上班。他睡前記參數,路上聽講車視頻,上抖音小紅書積累客戶,有了久違的亢奮。

  奇妙的是,儘管他發在兩個平台的內容點贊常常只有個位數甚至0,兩個賬號加起來也只有5千粉絲,但他的第一筆訂單就是通過這裡成交的。

  

  管毓潤和第一個交車客戶的合影

  4月30日,管毓潤收到了轉行后第一筆2萬元的定金,他不假思索地報出了收到定金的精確時刻——12:37:41,在現場提車之前,他和買家完全沒見過面,但他知道對方比他大1歲,在稅務局上班,他說「我倆聊得很投入」,對方還幫他拉來了新客戶。

  5月1日新店開業,這個看起來很安靜的新人一鳴驚人,一天簽了6個單,3天10個單,成了店裡的銷售冠軍,這也意味著管毓潤收入可觀。

  他透露,5月份的工資,到手有1萬還多了幾百元,他的興奮很有穿透力:「我的付出跟收入終於成正比了。」

  他對比了自己在疫情2年間在民航的收入,月工資最低時,他只收到2100元,只夠還車貸月供,高的時候也就4000元,為此他不得不去服裝店找兼職,打兩份工。

  收到新工資那天,他請領導同事一起吃飯,那頓飯花了他2千多元。

  

  辭職轉行后,管毓潤拿到的第一份訂單獎勵

  管毓潤進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如願迎著日出去上班,但晚上常常9點過後才下班;原來乾地勤,他上二休二,現在他自願一個月只休2個半天;相比之前按部就班地工作,現在每一筆單子都要靠他自己去掙,為此他「自願加班」。

  同事們說他:明明是99年(出生)的,看著卻像95、96年的,忙到都老了幾歲。

  管毓潤喜歡這種充實向上的感覺,說起民航,他的聲音里是傷感,但說起賣車,他又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只在最後透露出「忙和累」。

  重新出發的2個多月里,他最放鬆的是上月和同事喝酒吃燒烤,團隊完成了目標,每個人都很開心,那晚他喝了三四兩白酒、10多瓶啤酒,印象中,上一次他這麼敞開了喝,已經是他還沒畢業的時候了。

  

  管毓潤喝高了的一次聚餐

  

  去吧,遠方

  管毓潤奮力賣車的日子裡,鄭倩通過專升本考試回到了校園。

  對大學生活,她始終有缺失的遺憾。

  還在專科學校念大一時,她就通過了航司招聘考核,早早出來工作,因此沒有太多大學校園的記憶,但疫情給了她彌補的機會,她收到了學校的錄取通知書。

  

  鄭倩在入學第一天換了身學生裝

  就像時光倒流,一切真的回到了學生時代。

  重回校園第一天,鄭倩穿上了更有學生氣的白T恤和長褲;第一節課堂上,老師讓每個人作自我介紹;上課了,她就坐在前排;她又像個學生一樣,精打細算地生活,買東西會多想想「划不划算」……

  但有些對比突顯出她的不同。

  同學多比她小3-4歲,同齡的朋友今年大多畢業,閨蜜年底就要結婚,而她重返校園,鄭倩突然有了一種落差,而她就處在年齡和角色的裂縫之中。

  但她暫時不去過多地思考未來,享受當下。

  臨近期末考試的一天傍晚,她騎著電動車在校園裡遛彎兒,那天的日落很美,橘色的晚霞讓她想起還是空姐的時候,在西哈努克港看到的最美日落,那時候海水氤氳,潤著晚霞濃烈地發紅。

  

  鄭倩很喜歡西哈努克港的日落

  至於徐長卿,他已經踏上新的旅途。

  6月28日,辭職第18天,他迎著日出起了個大早,這一次他要離開上海去深圳,因為他收到那裡的一個面試通知,那是個朝陽產業,他想去試試,即便不成,他也決心要在深圳好好找工作,為此,他收拾了很多行李。

  他的心情並不像天氣那般晴朗,上海是他最熟悉的城市,這裡有他的家人和朋友,離開上海就和離開民航一樣,讓他惆悵。

  他預感會離開上海很久,也許今年都沒有機會再回來了。

  聽他說要去深圳,從小帶他的爺爺一遍遍地問:「你多久回來?」他懂爺爺的擔憂,老人家已經88歲了。

  朋友為他餞行,祝他面試成功,出發時,一個最親近的朋友專門來送他,徐長卿沒想到,這個大老爺們兒沒忍住,當著他面哭了。徐長卿抱了抱兄弟,說「等我回來」。

  航班受限,他沒有飛機可坐,動車成了他最快抵達深圳的交通工具——要坐11個小時,幾乎是他從上海飛新疆時長的3倍。

  

  時隔8年,徐長卿坐了11小時動車奔赴深圳

  他對鐵路出行感到陌生,印象中他最近一次乘鐵軌是8年前,那時候他去部隊當兵,坐的還是綠皮火車,身邊都是戰友,為的是保家衛國。

  想到這些,他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8年後再坐鐵路,竟是為了生活。」下一秒他補充說:「成年人的生活,沒有辦法。」

  動車上的車窗又大又方,像取景框一樣把沿路的民房建築、山水田莊、城市景觀圈起來,徐長卿覺得就像在一幀一幀地看電影,還是一部有聲電影。

  車裡聲音嘈雜,身邊的座位上上下下換了好幾波乘客,他們有的一個連一個地接打電話喊著「某總某總」、或是捧著筆記本電腦辦公做PPT,還有人在電話里吵架,這些場景和聲音,徐長卿不曾在飛機上見過聽過,他沒想到:「原來大家都這麼忙。」

  11個小時,對徐長卿前所未有地漫長和難熬,他的手裡沒有工作,坐著睡了好幾回,醒來一看時間,竟沒過多久,他有些坐立難安。

  但所有列車都有它的終點站,每個人都有他的目的地和下一步行動。

  21:23分,夜色已濃,徐長卿站在了深圳這片熱土上。

  

  徐長卿抵達深圳

  (文中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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