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民潮:為何親中「藍絲」也撤離?

京港台:2022-4-15 22:00| 來源:德國之聲 | 評論( 9 )  | 我來說幾句

香港移民潮:為何親中「藍絲」也撤離?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國安法實施至今不足兩年,香港凈移出人數高達32萬人。最新民調顯示四分之一港人計劃移民,其中非民主派擬撤離的比例上升。德國之聲訪問兩名「藍絲」香港人,了解他們為何寧願背負「背叛」的罪名也堅持舉家移民。

  兩個月前,55歲香港商人Chris(化名)完全沒想過移民。兩個月後,他已經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

  Chris在香港土生土長,與太太育有兩名子女,是典型的中產家庭。2019年反送中運動,他反對暴力示威、支持警方鎮壓抗爭者,立場屬於建制派的「淺藍」,「不要什麼都說要自由,不要妨礙經濟令我沒飯開(沒生意)」。

  他對德國之聲形容,自己「心繫中國但不是共產黨」,不過也不希望政權倒台,恐怕中國因此陷入戰爭和內亂。他表示看好中國經濟,尤其是港人在大灣區可以大展拳腳,有計劃北上發展銷售團隊。

  然而這一切在去年底改變。12月他陪同念中學的兒子赴溫哥華升學,本來計劃安頓好兒子就回港,未料香港政府因應Omircon疫情,1月初對英國、美國、加拿大等9國實行航班熔斷機制「禁飛令」,他被迫滯留當地,歸家無期。

  期間適逢溫哥華大風雪季節,起初非常不適應、歸心似箭,後來為了打發時間去爬雪山、做義工、上興趣班,認識更多本地人和文化,慢慢融入加拿大生活,並欣賞當地「政策以人為本,活得有尊嚴,尊重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同一時間,他隔海看到港府處理第五波疫情的手法,對當局徹底失望。「政府和高官以政治正確、不掉烏紗為優先,只著眼於壓低確診數字,交功課給上面,過程中不是以人的角度出發。林鄭形容抗疫是『在打仗』,其實意思是打仗總有人會犧牲,上頭下了軍令就一定要做到。」

  「很多老人家被迫在寒風中、下著雨在醫院外面露天排隊,這一來毫無人性,二來也可能造成交叉感染。我會擔心我93歲的外父和太太日後如果有事,他們的醫療和生活需求不被政策層面去照顧。」

  他認為即使特首換成李家超,結果也一樣,不看好香港未來數年局勢。「特首換了,下面的行政團隊還是一樣,起碼要3至5年才能換血。他接下這個爛攤子,未來幾年又會消耗時間在政治任務,這會直接影響我的民生。我作為納稅人、是香港政府的客戶,但產品很差又投訴無門,它改善不到產品,那我就轉用另一家公司吧。」

  Chris索性「就地移民」。受惠於加拿大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后推出的「救生艇計劃」,他在溫哥華報讀了碩士課程,今年7月入學,期間兒子可以在當地免費讀書,最快14個月內畢業后可申請成為永久居民,到時連未滿22歲、身在香港的女兒也可以一同申請。他坦言自己很現實,付2.6萬加元(約1.9萬歐元)學費就可以一家移民,「計算成本后覺得很划算」。

  過去兩個月10萬人移出

  根據香港入境處數字,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機場凈移出的香港居民高達32萬人,這相當於兩個灣仔區的人口,連特首林鄭月娥也在3月底承認,香港人才流失「是不爭的事實」。

  凈移出人數在2022年加速飆升,單是今年2月和3月已有近10萬人離開,較去年同期的1.1萬人增加近10倍。香港學者梁啟智分析,如此大幅增長與香港爆發疫情有很大關係,過往香港較世界其他地區安全,不少人願意留港,但當香港不再安全,留港的理由就不復存在,而其他促使他們離港的理由也相對變得重要。

  防疫政策令香港淪孤島

  對44歲建制派商人陳先生來說,疫情也是移民的導火線。他一直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過去二十年在上海、山東等多地有投資及生產項目,但去年底開始籌備移民,明年初將與太太和兩名7歲和3歲的孩子,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定居。他對德國之聲說:「我掙扎了很久,工作上要放棄很多,但這一刻家人最重要。」

  陳先生原打算待大女兒小學畢業、打好中國文化基礎,才送她們去海外留學,但過去兩年多疫情下,大女兒有七成時間都沒有回校上課,「距離我當初希望她學好中文的目標有很大落差」。在防疫限聚令下,假日不能帶女兒如常上教會、做義工,或每年一次出國旅遊增廣見聞,影響孩子的全人發展,遂決定提早動身移民。

  香港第五波疫情似乎印證了他移民是正確的選擇,他表示對港府管治水平非常失望,「有一年時間准備仍然這麼不堪一擊」,疫情也暴露了香港的尷尬定位,在國家政策和世界主流之間搖擺不定。「你要不就堅持清零、與內地通關,要不就全面開放、與外國通關,任擇其一都可行,我都會支持——如果和內地通關我就和內地做生意,如果和外國通關我就和西方做生意。但香港兩邊都不接軌,變成四不像,淪為一個孤島。」

  相比之下,他認為外國「起碼政策很清晰」,與病毒共存,讓經濟和生活回歸正常,小朋友也可以上課。

  17%非民主派擬移民

  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像陳先生和Chris這類中產建制派家庭,加入這一波香港移民潮。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民調結果,受訪者中有計劃移民的有24%,較半年前的調查上升4個百分點;調查細分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的回應,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有17%稱有計劃移民,較半年前上升5個百分點。

  問及受訪者的移民原因,35%人回答是「個人自由」,「家人的前途」和「香港的政治」分別有16%。另外被問到對未來政治環境的意見,只有27%受訪者表示有信心,58%受訪者表示無信心。

  在香港經營移民顧問公司的胡康邦對德國之聲表示,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生意額每年增加近四成,現時每月平均接獲500宗移民查詢、40至50人簽單,近日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參選后,查詢個案也立即增多。他直言:「我們就是香港的寒暑表。」

  胡康邦透露,客戶當中約十分之一估計是建制派,或有中國內地背景的人,即早年移居香港的內地人,當中不乏上市公司主席。「從殖民時代、英國的制度,到現在中國的制度,無論你喜歡哪一種,今日的香港的確是改變了,這些人也看到這個改變,認為始終是外國比較安全,無論是財產還是人身方面的安全。」

  他說沒有子女的夫婦傾向「用錢買居留」,投資葡萄牙、希臘或土耳其等地的項目,每年在當地住幾天就可以永久居留,最低入場費僅28萬歐元。有子女的家庭則因為教育制度而選擇英語國家,其中愛爾蘭成為踏腳石,「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出生的人,沒有BNO,他們想幫子女拿到愛爾蘭護照,日後可以去英國讀大學」。

  憂港變單一

  事實上,溫和建制派也不願忍受國安法時代下的動蕩。陳先生多次強調安全和穩定,指出香港回歸25年「應該改的都改了,但越改越差」,管治水平也不濟,「之後會不會國內派些高手來管治呢?到時又會有另一波震蕩」。他表示長遠來說仍看好香港,期待和內地有更好的融合,但在香港穩定下來之前會避險。

  移民到溫哥華的Chris則重申反對暴力、「最討厭看到人吵架」,但現時政策只是把政治矛盾強行壓住,並沒有解決問題,比如「完善選舉制度」后香港立法會清一色建制派。「我一向討厭民主派,但也投過票給民主派候選人,因為我覺得議會不可以只有建制派的聲音。民主派很不濟,但就算他們十句有九句都是廢話,只要有一句有建設性,對社會都是有價值的。沒有反對聲音,權力是會腐化人的。」

  教育也變得單一,他擔心隨著中國與西方日益對立,香港在「國安任務」下只會「教一邊」,兩名子女「仍處於發展的窗口期」,不希望他們思維受限。「我不反對國民教育,但反對只有『偉大了我的國』的教育,如果刻意貶低人家,不停說美國佬、英國佬怎麽不好,下一代的眼界只會越來越窄,少了一份謙虛去欣賞和學習別人的長處。現在的教育制度很窒息,因為年輕人反政府,就用教育令他支持政府和國家,這是功能性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學生的成長好。」

  資訊環境也變得封閉,Chris說向來討厭《蘋果日報》,認為該報如涉煽動而被關閉是「合理做法」,但此舉所造成的寒蟬效應,導致立場新聞等網媒相繼停運,他並不樂見。「傳媒應該建設性批評、文明地罵,但國安法下人人都怕中招,什麼都自我審查。以前香港百家爭鳴,罵共產黨的、親共的、親台的、文人辦報的,什麽報紙都有,連跑狗、跑馬都有報紙!沒有人管你,就是香港最好的時候。」

  被深藍批「叛國」

  不過上述想法,Chris對記者表示很少跟身邊朋友分享,其移民過程也非常低調,因為身邊不少深藍人士「思維太單一」,認定移民就是不忠誠、背叛,或者是一個愚蠢的決定。

  他說曾向一位藍營朋友透露移民意向,對方用了很多時間「曉以大義」。「她不斷跟我講未來是大灣區機遇,有爆炸性的機會,一定要留下來發展云云。我之後都不會跟深藍多講,費事解釋那麼多。」

  育有兩名幼女的陳先生也表示,深藍人士標簽移民的人是「叛國」,但他自言沒有包袱。「因為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理性的人,我是為了小朋友的將來而走。我愛國是另一回事,我在加拿大也愛中國。」

  不像「黃絲」走難心態

  九七移民潮的港人不少是抱著「買保險」的心態,打算取得外國國籍后迴流,屬於「移民不移居」,但不少學者分析指《國安法》引發的這一波移民潮,大部分人是「有去無返」。

  不過對於兩位「淺藍」建制派而言,他們並不打算永久離開故土。陳先生強調自己的根永遠在香港,有朝一日會回來。「如果穩定了香港,疫情也過去了,我會想回來,老了也想返香港退休。我也相信小朋友在外國學習完,長大后可以回國內工作、發展,吸收了別人的好東西,再貢獻自己愛的地方。」

  Chris也形容「我不是典型移民」,不像很多「黃絲」抱著「走難心態」,把香港的東西連根拔起,到外國「寄人籬下,settle for the less(退而求其次)」。他無意出售香港房產,會在香港保留基地,甚至不忘到大灣區發展的夢想,「如果香港真正融合9+2大灣區,同時保持與國際的交流,我希望可以把西方的先進思想引入內地為他們做coaching」。

  他期望《國安法》會像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實施的「遊盪罪」一樣,「當社會不再擔心有暴動,就不會再執行這條法律,而不是被『拿著雞毛當令箭』作為尚方寶劍」。在這場風波過去后他會考慮回去,但在此之前,他已用腳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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