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六四事件投案自首 稱「不想活了」(圖)

京港台:2014-5-9 15:10| 來源:史海鉤沉 | 評論( 28 )  | 我來說幾句

季羨林六四事件投案自首 稱「不想活了」(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78歲的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兩度前往天安門探望絕食學子。季羨林門生、作家張曼菱在《季羨林——追念與思考》一文中披露,季羨林坐在三輪車上,高揚「一級教授季羨林」白幅,學生蹬車前行。另外,他還與榮毅仁聯手為廣場學子滋補身體。當局開槍鎮壓后,季羨林不改其道。任何會議不發言,一發言就是:「別問我,問我就是愛國民主運動。」某日,季隻身坐上計程車到海淀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他說,「我是北大教授季羨林,我兩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們關到一起吧,我已經七十多歲,也不想活了。」公安局不知就裡,打電話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來。

  晚年季羨林在寓所留影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歲月和人格構成。

  人走了,歷史的本質會漸顯露出,世態炎涼左右不了。

  季羨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記》

  2007年7月,秋涼初透。我到301醫院病房探望季羨林。他毫無龍鍾之態,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編撰的《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他講了幾句,說「這事很有意義」,靜默片刻,我倆有一段對話:

  季:「你有沒有寫《北大回憶》?」

  我:「沒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應該寫,值得回憶。」

  我:「千頭萬緒,怎麼寫?」

  季:「像《浮生六記》那樣寫。」

  我頓時有些白雲深處的感覺。我和他都一時沉靜了。

  季羨林並不像世俗想象的,總生活在鬧熱紅火之中;也不是總在思索和講著格言式的話語。

  有的老人羨慕季羨林入住301醫院,得到最精確的護理救治。然而先生自從入院,已經失去他最後的私人空間。

  本來孤行於東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託著北大校園之晨昏,寄寓於窗外荷塘;還有師生來訪之情趣,和他的貓兒;尚有著他生命最後提煉的內容。

  他一直想回校園

  但人們告訴我,由於在301醫院無菌的病房裡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會發燒。校醫院也不敢負其責。於是只有長住301了。

  他突然對我提及的《浮生六記》,那一部是貴在心靈之自由的記錄,寫布衣寒窗的風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說生命的短促,更是指這生命不繫於任何龐然重物。生命處於自在自為的狀態。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卻昭示了生命本質上的尊嚴。

  像《浮生六記》那樣寫,就是洗凈鉛華,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來處;赤子之心,平民襟懷。

  翌年夏天,遠在西南的我收到挂號郵件。展開是一宣紙,季羨林墨跡、印章赫然:《北大回憶》,是他為我的未竟之作題辭。

  中國開放改革三十來年,風風雨雨,我有幸與北大結緣,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此囑有深意,有如託孤。用他自己在紀念鄧廣銘時的觀點,這是「后死者」對先死者必須完成的。

  那天相見,季有一段話令我傷感。他說:「那年我去昆明,沒有找到你。」

  當時楊銳秘書在旁問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說:「(一九)五七年。」

  我與楊不禁相視宛爾。那時候我還在童年。

  敏銳清晰的他,開始對歲月模糊了。然牽念之情油然。

  他讓楊銳取紙,寫給我一幅字:「為善最樂,能忍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無奈。「忍」這個字,聽起來不是那麼舒暢。

  寫的是「贈曼菱」。幾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從來不會寫錯,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記》,表面寫的都是趣聞逸事,其實也蘊含著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專程訪問過原北大領導王學珍。他告訴我,季羨林從校園的一位默默學者,成為中央領導關注的對像,一舉推到社會頂峰,是北大應「上面」要求推薦的。

  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來,這是中國政治的一貫的思路。

  王老還告訴我,「北大從來沒有給季羨林派過秘書」。因北大不會給一個退休的副校長派秘書。當年馬寅初退休后也沒有秘書。

  那次去301醫院,因我眼疾,行動不便,由在京念書的小侄陪同前往。我與他談過:看一個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時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範圍小原則可以解釋的。將季奉為聖賢楷模的社會現象,我認為是當局「維穩」的一個舉措。而季羨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認同此見。他說,季見過中國的亂世,所以他也希望「維穩」。

  我想,季羨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後謗議

  在季過世后,有兩方面的評論令我關注。

  一是來自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的指責。

  余英時最不滿意的原因是季羨林被大陸稱為「大師」一說。

  關於「季羨林是不是大師」,在大陸的知識界從來都不是值得討論的話題。那只是大眾與媒體吸引眼球的勾當,不足為知識界認真說道。

  當代中國,「大師」滿天飛舞,定義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關於「大師」的評議與慨嘆:

  「所以過去的『大師』至少可以發揮中國學術界對政府一種監督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批判的力量。正因為這種監督和批判力量,才長久地獲得學術界的尊敬。而學術界也因為有這樣的「大師」,也慢慢地得到一種應有的地位。」

  此值得思考。

  大陸現在有沒有如余英時說的那樣風範的大師呢?

  學界文界,體制已改,時有「遺風」猶存。而遺風能夠演衍多久?要看今後的體制是否有利於其養成。

  但余英時的更多指責內容,則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連同任繼愈先生一起抨擊的。此不敢苟同。

  余說說任繼愈:「很早就陷入權力、勢力範圍之內了。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常常讓他去講佛教。」

  說季羨林:「溫家寶胡錦濤等人,對他敬禮有加」。「但就是沒有一種硬骨頭,能夠跟政府相爭,然後又是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激蕩,就一切不顧了,說起話來毫無根據。」

  余所說:「沒有骨頭」;「後來沒寫什麼東西」;「歌功頌德」「民族主義」等等評論,是不公正的;是與季羨林、任繼愈的人品業績之事實相違的。

  余英時先生自己還是沒有脫出那種以「國共」劃線的偏見。他在訪問大陸時拜訪任繼愈,在國外是曾將任先生接到家中住,這是學者的方式。為何在別人逝世之後,又出來這麼「政治」的方式了呢?這不是「二重人格」嗎?

  有一位史學界的北大學友定居美國,他曾對我說:「那些海外的學者有什麼資格來指責國內學者?」這令我感動。

  彼此的生存資源已經完全不同。國內學者所經歷的曲折與辛酸,是難以對外人道的。而國內學者所承負的責任,和那種「跌倒又爬起來」的弘毅精神,「雖九死而不悔」地推動著中國大地的艱難前進,這種奉獻與作用,則更是為海外人所難以取代的。

  海外許多有識之士,並不都如余英時這樣,持一種「站在干岸上」的態度,來對待國內知識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來,在北戴河受到國家最高領導江澤民的接見。李博士當面進言,希望最高層更加重視國內科學家,因為「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更大」。

  近讀劉再復先生寫的《師友紀事》,他並不因易其地而變其情懷,而深情曆數國內學界前輩所付出的艱辛努力。雖飄泊流離,心繫母土。

  此種立場與態度,涉及到人格修養,對歷史的理解與負責感,和對同類的敬重心。

  說到國內昔日「運動」,我以為「反思」與「追究」是兩回事。

  這些年我在做西南聯大的史料搶救一事,也時常有人對我講,某位老先生在某次「運動」中如何,總之是不允許人犯過失,連天真的過失也不允許。

  當我面對這些耄耋之年猶未敢忘憂國的老人,見他們憶起少年壯志時的興奮與惆悵,對眼前國情的焦慮,不由自問:他們還有何罪?

  我剛入北大時,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專家許大齡。閑談中,我提起在雲南時曾遭受迫害事。第二天他滿面愧色地對我陪罪,說他「原來是『梁效』」。彷彿是他要對中國大地的這些苦難負責。我勸慰無效。許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終於早逝。

  中國文界,罪莫大焉,莫過於當年「文化領袖」周揚了。可是他晚年的悲傷與自責,令人悲憫。

  魯迅說,千年「吃人」,罪在禮教。而這數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處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

  今年紀念托爾斯泰百年誕辰。托翁最偉大的思想,就是損害人的與被損害者,都可以得到靈魂的「復活「。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惡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難道我們經歷漫長黑夜的中國知識界就不允許自己的同仁「復活」嗎?

  如果沒有一點托爾斯泰精神,恐怕很難打理我們這片受到重創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們成天說「普世價值」,就是要愛人類,為什麼連自己苦難的同仁也不愛呢?

  近來我常思:經歷改革開放后多年的努力、啟蒙,那些開創局面的,憚精竭慮的前輩們一個個地走了,而中國國情屢屢進而復退,文化垃圾瀰漫。令我們這代人在「將退」之際有一種挫敗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聽到一些小圈子裡的評說。

  大眾認識的只是媒體上的季羨林。本以為小圈子裡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羨林的來龍去脈。所以我很關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滿太多的相妒與相輕之情,少憐憫心。

  一種說道,是拿季羨林與錢鍾書先生相比較。

  我讀「大一」的時候,曾經寫信給錢先生,談《管錐篇》。此書一出,我們都在「熱讀」。正當人們指責我「冒味」時,卻意外地收到了錢先生的親筆信。信中說「你已大悟大徹」,並邀請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談談。

  錢先生的學問名氣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對他的過獎,我得拿出一篇有關《管錐篇》的文章來,才敢上門。這樣與錢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後來,越知道他那封給我的信之珍貴。我浪費了先生給我的這個機會,和為我打開的這扇門。後來聞錢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遙向上香。

  季羨林與錢鍾書在人生與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極大的不同和反差。季的起點、家學、家境、以及成才過程,皆不能與錢先生相提並論。一個是貧寒人家,孤兒寄養,另一個是名門望族,世家才子。

  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能與錢先生的優越家境與才華相比擬。

  這個起點和成長過程的巨大反差,也決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從學問到生活,季羨林由於先天的單薄,容易被人利用驅使;遠不如錢鍾書的成熟,理智,謀略、善於成就與保全自己。

  文人學者之比,是為了增進學術,砥礪人品;豈能去比俗鬧和排場?

  我來京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時,兩度八寶山,景況各異,感觸良多。

  季羨林的告別儀式人潮洶湧,如趕廟會,幾無肅穆。

  任繼愈的靈前告別那天,早晨大雨,人們神態黯然。來人都是學院、研究所、圖書館這幾個圈子的。規模得體。

  就個人命運而言,季羨林比錢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慘得多,應令人有免死狐悲之嘆。

  那一代知識分子都各有抱負,也各有醒悟的機緣。他們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徑。正如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這樣。

  相識

  季常用戲謔的口吻說:「近年季羨林走俏」。

  我認識季,是在他沒「走俏」,我也頗不合時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載,相識風雨中。

  1980年,北大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民主競選運動。

  現在是小學生都知道競選了。可那時,「民主」的意識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憐,人們可以忍受一個不認識的官方提名之人,卻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為「候選人」。

  作為當時第一個女競選者,我受到強烈關注。加之我個性自由,平時口出狂言,愛唱愛跳,剪了一個男孩子的「寸頭」,為當時一些同學所不容,不是傳統中的「代表「形像。

  中文系78屆,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名義,貼出大字報,把我的戀愛和宿舍夜話甚至上課早退等「劣跡」公諸於眾;正在社科院讀研的男友,也與我分手了。

  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季羨林看了那些大字報,矛頭一時都指向一個女生,擔心我承受不住壓力發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著我夜行。

  我被帶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撫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樣子,「已摒憂患尋常事」,他就與我談開了人生與學問。頗為融洽。

  81年初春之夜,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上,中國男排頑強拼搏,逆轉制勝,衝出亞洲。在北大學子的遊行隊伍中,我被推舉了出來,站在一輛自行車的坐墊上作指揮。熊熊的火把燃燒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裡,我們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最強音。

  那時的北大,是我們創造自己,創造歷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所爆發的這一次民主競選,湧現出來的人物後來各行道。而那一次競選中吸引社會各界的各類觀點、思想、其豐富、激進、開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內容,直接影響和介入了中國後來的改革進程。

  畢業離校時,季羨林將剛剛出版的一批書贈我,是印度史詩的譯著。文字清明,有東方素樸之風。記得有我喜愛的《莎恭達羅》。

  86年歲末,電影《青春祭》在美國舉辦「中國電影首屆新片展」,作為原著和編劇,我應邀訪問好萊塢。

  飛機起飛后,我突然收到季羨林派人送來的信。

  原來,他擔心我第一次到美國,萬一錢不夠花,或有難處,特意將我介紹給他的幾位朋友。

  這封信是通過同機的中國民航的一位工程師,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當機上人們進入睡眠時,客倉的喇叭忽然呼喚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團的成員莫不驚訝。

  回國后,與他相對,他卻隻字不提此事。

  季羨林有著激越坦蕩的情懷,但一生中輕易不露。

  老秘書李玉潔說,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潑的我卻能與他一坐幾個時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會興奮地等待。

  季非常細膩和敏銳,談話直指人的一種精神需求。

  他總是對我最狂妄的思想與作為給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著,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訪美歸來,正值海南特區初建,促成我心高氣大,當時在島上籌劃一所國際性的「職業大學」,面向中國沿海、港台地區和東南亞。

  我對季羨林說,現實社會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務實型學子。中國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時機。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潔打電話給我,說先生已經籌到六十萬韓幣,讓我用發票向北大東語系領取。

  職業大學事,最終因申報未果而息。籌款豈敢動用?分文未取。

  季羨林交人,肝膽相見。但這種君子一諾便許千金的方式,不適用於當今社會。其實季在校園內也常發生錢財方面受騙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騙過他的人,不知是否系佛教的影響。

  後來,他的圈子變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發生了。

  有一次季羨林要我「代表他」去陪來訪問北大的聶華苓女士。記得正是「瓊瑤小說「風靡大陸的時光,我曾請教聶的看法。她對我講,有一次瓊瑤在機場與她相遇,曾說,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聶,可是為什麼這樣走紅,自己也有點慚愧云云。

  當時國內文化界有這種憂心:為什麼大陸總是流行外頭的二路貨色?

  還有一次韓素音來訪。季羨林急著找我,要把我介紹給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羨林在最後的時光里曾說,他沒有給我提供機會,感到遺憾。

  人之相交,貴在相知。校園師生,北大傳統,這數十年來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給我的一筆財富。

  護犢

  89年,我是在「五四」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為校慶。

  一進校門,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暢春園給出發去天安門的學生踐行。白幅黑墨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懸挂在南校門口。

  我歇腳勺園,即去看望季羨林。

  風滿高樓時,學者們有的迴避,有的閉門。而季羨林平日清靜的住宅卻門庭若市,學生們來來往往。

  北大是第一個為自己的學生向廣場運送去簡易床和被褥的,此後,其他大學效仿。

  北大教師是第一批到達廣場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當時絕食數日的孩子們躺倒在廣場上,發出微弱的歡呼。

  季羨林是那些北大師長們中的一個。

  季羨林去廣場,與別人不同一格。

  在一輛三輪車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學生蹬車前行。在車上高揚一條白幅,上書「一級教授季羨林」。

  兩去天安門,季羨林張幟前往。

  季沒有因其老邁因其地位而退縮幕後。也許,他也要為自己五十多年來以及「牛棚」中的屈辱討一個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孫子還要年幼的學生們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後,當他站在胡適墓前的時候,他無愧於他的先師。

  他那山東人的耿性,憂國憂民之心,和長期奉獻給校園學子的慈愛情懷,在一個特殊殘酷的歷史時刻,令他迸發出「衝冠一怒為青年」的驚人之舉。

  那天,我到季羨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說,榮毅仁決定捐三百萬為廣場學子滋補身體。榮先生說,這些孩子都是國家英才,現在長身體的時候絕食,對他們今後有很大的影響。要儘力讓他們休養恢復。

  季要我來負責此事。我以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後由救護車拉走,復送回學校的學生。

  我在校園和宿舍了解情況,原來,學生們天真活潑,有的剛從醫院被送回來,就跑去打籃球。令人心疼。當務之急,要為他們準備營養食品,要監督他們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們身邊,榮毅仁與季羨林聯手,為父母護犢,為我斯民惜健兒。

  槍聲響后,我與先生隔海茫茫,音訊全斷。

  八九年之後,很長時間我都在海南島。

  後來我才知道,季羨林曾在國內國外尋找過我。一次他在美國聽說與我名字相似之人,就要人專門去落實。

  在這段日子裡,北大師長們繼續著對學生的保護。

  八九年的「風波」,在那時是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

  季羨林不改其道。任何會議不發言,一發言就是:「別問我,問我就是愛國民主運動。」

  他惦念著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難以自安於書齋。

  有一天季突然從校園失蹤了。原來,他一個人走到校門口,坐上計程車,到海淀公安局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季羨林,我兩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們關到一起吧,我已經七十多歲,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裡,打電話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來。

  八九年「風波」,起始於一場學生們發動的以「反腐敗」為主題的請願活動,由於得不到政府的接見,而發生「絕食」,這是一場無奈的訴求。後來所發生的諸多群眾遊行,主要宗旨仍是「護犢」,為了保護廣場上那些赤誠的孩子們。

  護犢之情,原是牛馬的本能,何況人乎?何況我傳脈五千年的中華民族乎?何況我北大教師乎?

  待到91年,我們又在他簡潔的書桌前相見;真是人生如夢,恍若隔世。

  聽完我講述自己後來的經歷,他欣慰地說:

  「你沒有出國,這就對了。你還下了海,這就更對了。」

  季羨林青年時代嘗盡離國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堅信,不能離開祖國。

  風暴陡起,我沒有去國,這令他無限欣慰,從此他對我倍加器重。

  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會堂去領取莊重文文學獎。先生知道后,當晚就一直盯著電視,看晚間新聞,最後一個鏡頭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氣,說:「曼菱從此可以無礙了」。

  自從這次生死闊別,我與季羨林之間有了一種跨越滄桑的牽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欽佩。那種孤零於歷史之途的蒼涼辛酸,不是走過來的人,是很難體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開始每年給他寄些小東西,實而不華;大都是雲南特產,從藥材到小菜。先生尤愛吃雲南的雞樅菌、火腿。

  先生曾經喜悅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還知道這個。」

  暮年之人,每喝粥時嘗到小菜,知道我惦念著他。

  每至中秋前,我從雲南寄上火腿月餅。一直到他逝世的當年,季晟告訴我,他已經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終於來了。

  寫「文革」

  季羨林的聲望達到極頂,應始於北大「百年校慶」。

  99年,我專程從雲南赴北大。一進校門,迎面擺開的紀念品攤上,幾無例外,皆是季羨林題辭與簽名。

  雖然驚喜意外,卻也暗自在思量:既為百年慶,而北大百年之名師,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當?別人又會怎麼看先生?此必伏下隱患。

  而既到朗潤園,還想敲門就進屋,卻見李玉潔出來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電視台,才贏出時間見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還有某家報紙。云云。

  將久盼的興緻勃勃的敘晤,頓時強加上一點「朝聖」的味道。

  從此,我要見到季羨林,不再是隨意的事情,有了壓力。每經過秘書的許可和限制時,彷彿有點「被賞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筆記上為我題字:「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與曼菱共勉」。

  見到先生誠待依然,想我來去一瞬,遙遙萬里,也無須去計較秘書「故設門檻「之舉了。

  季後來門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學界人士漸寂然無蹤。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這種「自設門檻」。就這樣他的生態環境改變了。

  在北大百年校慶的宏大舞台上,季羨林有壯觀的表演,沒有辜負觀眾與時機。在這個舉世注目的場所和時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雜憶》。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憶文革,論視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隨想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然而,他對人性的看透,對自己的看透,卻力透紙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個細節,他寫自己在被工宣隊監視,連上廁所都被跟著,他卻坦陳,竟然為發現地上的一枚硬幣,沒機會去拾而沮喪不已。

  知恥近乎勇。還沒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時候,對自己的剖析達到季羨林這樣真摯與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魯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實完全可以只寫自己「如何在看大門的時候偷偷地進行翻譯巨著的工作」,給自己留下一個知識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過自己精神史上這最丟人的一筆。

  他把文革的源頭直接追思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與魯迅的鞭韃相銜接;這或許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羨林從一個孤兒自幼奮發,至清華深造,留德時期倍嘗家國辛酸,他追隨大師陳寅恪、胡適等,從不放棄學業精進和人格修養。

  可是那連戰火與貧寒都不能改變的風骨,在「文革」中卻有此頹唐的淪落。

  季把文革稱為「人類悲劇」。

  他繼承了魯迅的那種自我剖析精神,通過對自己委靡精神狀態的暴露,指出了國民性的貧弱,是由於體制的精神剝奪。

  《牛棚雜憶》說:「我們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著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說真話比說謊話強。」

  季羨林疾呼「研究文革史」。這使他與巴金、韋君宜殊途同歸,具為中華民族覺醒之良知代表。

  在國內對「文革」回憶停止出版的局勢下,季羨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勢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慶的勁風,大聲吶喊與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別人不能出「文革」書的時候,季羨林《牛棚雜憶》以轟動式的效應大批推出。

  古雲「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季羨林此舉居高而借風,可謂謀划已久的大舉動。

  對此他是有意為之,有志為之。絕非偶然。看他的書中講到:現在國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國無。就已經證明他打破禁錮的明確意識和決心。

  尊榮之際,他並沒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說自己

  「是一個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個樸素行文的學者,的確並非文采飛揚之人。而這風格恰恰適合「文革回憶」這一嚴肅沉痛的話題。

  那些瞧不起季羨林的人,他們有如季羨林這樣嚴肅地回憶過「文革」、剖析過自己嗎?反之,有的人雖身受其害,而寫起「文革」來,避重就輕,風花雪月,淡如遊戲,愚下媚上,還自鳴得意。這是新的犯罪。

  中國需要有擔當的人。

  人總得扛住一點什麼,才對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園、家國。

  我帶回家的《牛棚雜憶》,立即被父母親輪流爭讀。

  母親說,她喜歡季的清淡文字,如同與朋友面談。同為大學校園知識分子,她回味著浩劫時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親則沉思道,此為有膽識之文字,應該收藏。於是放在他為數不多的案頭書中。

  因為這本書的坦誠風格,父親向我詳細詢問了季羨林的生活現狀。時日正值中秋,我說,季先生喜歡吃雲南的火腿月餅,每略加品嘗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門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親鄭重交代我:「以後每年中秋都要給他寄去。記住。」

  通過《牛棚雜憶》,父親已經把季羨林惦記心頭,置若親友。

  次年來京,我直奔朗潤園,向季先生哭訴父親逝世的哀痛。他為我寫下了:「曼菱無名有品無位有尊」。這贈辭收入了我記述父親的作品《中國布衣》一書中。

  送書時,李玉潔說:「季老也是一個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獨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無窮已」。倘若沒有了這些人間的情節,那一輪滿月之輝亦無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別離,望期冀。

  本色

  我所認識的季羨林,執著於記憶中的每一樁珍貴往事。他曾對我講過魯迅,講過胡適,講過他的恩師陳寅恪。其神情謙恭無比,如師長猶在前。他說,他們都非常愛護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講過,他陪季老去台灣的事。

  他說,當時邀請一來,季老馬上就答應了。說明他心裡有事,想去。到了台灣,季就提出要去謁胡適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後頭。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著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後回頭對跟在後面的郝斌說:「鞠躬!」,語氣很嚴厲,容不得半點商量。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於是也鞠躬完畢。

  後來郝斌跟我說:「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為他在我前頭,我意思得等他行禮退下,我再上前行禮。不料季老那麼性急。他怕我不行禮。」

  回來之後,季寫了《站在胡適墓前》的文章。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終於宣洩。可見,季是一個有心靈底線的人。大陸多少年來對胡適的謾罵,季只能沉默不語。但該守望的東西,他沒有丟掉。

  季羨林是認真的人。學者的嚴謹個性體現於平素的處世中。

  我在拍攝《西南聯大啟示錄》時,提出要採訪他。季先是拒絕,以為不合適。因為他本人不是西南聯大的,抗戰時期他正留學德國。

  我說,我採訪他是因為這部片子需要談當年陳寅恪。季才答應了。

  他著重地給我講了陳寅恪一家「三世愛國」的傳統。他說:「愛國,也是遺傳」。他們是唯一的三代人進入《辭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馬遷以來就以「世家」來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不可泯滅與取代的。當代將家族的傳統幾乎取諦,其實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盤散沙」。

  採訪時,也請他談西南聯大,他談得非常審愼。自己的身份擺得很恰當。

  他說,讀書需要靜,可西南聯大在戰爭中,讀書有成就,民主運動也有成就。值得研究。

  我想,他大概是想說,一所學校能夠容納異端,所以學術也發展。至於戰爭只是外豐的因素的。他在思索校園民主的今昔。

  畢業離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陰,幾乎每度來京都到朗潤園去探訪季羨林,話題無論巨細。他的本色強烈地吸引著我。

  我曾經專程請教過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聯大這件事?

  他凝視我片刻,說,「你行。你是北大學子,又是雲南人,你做很合適。」

  在那以後,他對我說得最多的是:一個民族最需要的是創造文化和傳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這樣的人。每一次見面,他都要求我坐下來寫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說,「曼菱要能坐下來,必能成正果」。

  關於名譽,他曾在電話里對我說過一句話:「實至名歸。」

  「坐冷板凳」,其實正是季羨林的本分,本色。

  由於校園反覆動蕩,季羨林直到七十歲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權益。每天他黎明即起,萬籟寂靜中,在燈下寫作迎接早晨。

  當他還在朗潤園家中時,有時一天不斷地來人,這樣持續著,到了晚上他就會生悶氣,一句話不說,因為他沒有了「坐冷凳」的時間。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歲后寫成的。就這樣幹活,直到八十八歲,「米壽」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羨林全集》。

  季羨林一生致力於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為主。這在他的《學海泛槎》一書中一一作了交代。而後來人們瞎給他稱號,有損他的學者風範。

  「什麼『一代宗師』,好像聽著不入耳。」季羨林這樣反應。

  再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麼?」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他還說:「對一個人,要給他名符其實的定義,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麼出來的。什麼是『國學大師』?先得把『國學』這概念搞清楚。」

  在他認為,大概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在他半卧床時,我曾到他的卧室與他聊天。他對我說,「夠本了」。還指著塌下的鞋說,「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趕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飯。小米粥,窩窩頭,炒火腿腸,鹹菜。他的午餐不過是別人早點的份量。

  這樣的溫馨時刻,從他離開朗潤園的家后,再也不復有。

  以後在301醫院見面,談話時旁邊都有人,季羨林變得字斟句酌,極為簡潔。人到晚年離開了自己的家園,總是不會自在的。他的內心再沒有了松馳、隨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駭然的是,在這位暮年學者身上,那種由清華的嚴謹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來的校園風格,竟蕩然無存。

  報上出現了一些題詞,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話。季羨林被一些有術無學的人包圍著。

  有一次我從雲南來,也被拒之門外了。李玉潔要我到路旁的「肯特雞「去見面,遞給我一本季的書。其實這書以前已經給過我了。

  我不以為是他不想見我。我有一種季羨林被「綁架」的感覺。

  季羨林已經不屬於校園,他遠離了校園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後,我在北大校園看見有大字報。學生們抗議:「對一個老人的不人道」。孩子們的直感是對的。由於財產糾葛,校方表示難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親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會應該如何對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還應該承擔社會公共角色?

  當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與外界交流上都必須依賴於他人的時候,會產生一種趨從心理,一種恐懼感。也有相反傾向。

  老年性心理的蛻變,就是偉人也難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監護的,公平正義與仁愛的監護。如何維護老人的獨立與尊嚴、安寧與健康?這是一個倫理與人性關懷問題。

  無論出於公益還是私利,季羨林這位孤獨老邁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過分。

  先是作為一個學者被使用得過分,后又作為一個老人被使用得過分,季羨林現象,是一次新的「造神」運動。然而造神的時代已經結束,所以崩潰來得很快。其結果是「壽則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羨林的頭上。

  最後一次見季羨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訴他,我將去台灣。我要去尋訪蔣夢麟、梅貽琦、胡適的蹤跡,為他們掃墓。季對我說,梅校長當年在清華的口頭禪:「大概」、「如果」、「也許是」。他重複地講,神態茫然。突然間他提出:「還有傅斯年」。他的這位山東老鄉,是以風骨耿直和保護青年聞名的。

  季羨林最後的最深厚的感情聯繫依然放不下校園,清華和北大。

  有的東西,看似柔弱,卻連廣宇透光陰,是為民族的文化血脈。

  昔季羨林米壽,父親曾為我書寫賀幅為:「溫不增華寒不改枼」。

  先生一走兩年了。請受曼菱一柱心香吧。

  2011年8月2日

  定稿於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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