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連著兩天寫了關於人性與法的文章,一個講張扣扣,一個講章瑩穎,有很多人看,更重要的是,有人願意討論。
當年魯迅先生感慨中國人的無知和冷漠,描述了一個典型的場景,在革命烈士被砍頭的地方,一群人默默地站著圍觀,等人被殺了,又有人用饅頭去沾烈士的鮮血。所以,不怕有不同的意見,怕的是冷漠。有人關心,願意認真討論,才能進步,才有希望。
我講「公道自在人心」,因為「正義」的 「義」,指的是人們心中既有的道德標準,所以一個案件的判決,是否符合了「正義」 或者「公正」,從當事者個人來講,要看他心中認定的那個「正義」是什麼,而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上講,則要看這些人群具備了什麼樣的道德品質。這是不是有點像看一齣戲?好還是不好,絕對不僅僅是戲本身的問題,還有觀眾鑒賞能力的問題。而對人民道德素質負有教化責任的,是國家。
在中國北宋時代,武松殺了姦夫淫婦西門慶和潘金蓮,替哥哥報仇,雖死不辭,他心中的「正義」得到平衡,這個社會的總體道德認知也充分理解他的行為,而代表政府的官僚衙門也能夠很好地平衡「法」與「義」的關係,所以武松殺人案得到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張扣扣他殺人,也是雖死不辭,相信他心中的「正義」得到平衡,但是這個社會對他的評判卻充滿了矛盾,而代表政府的法律體系也無法有效地平衡「法」與「義」的關係,所以張扣扣殺人案,沒有得到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因為張扣扣的「義」還是武松的「義」,現代中國社會主流大眾的「義」,也還是一千年前的北宋人民的「義」,只是國家的「法」卻「進步」到現代去了,這樣一種極端錯位的狀況,怎麼會不讓張扣扣的案件變成一個「大悲劇」?
前面講,對民眾的教化,是國家的責任,國家在現代化,人民群眾也一定要現代化。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覺得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很了不起,後來慢慢地覺得很成問題,完全是個現代版的洋務運動,因為這個提法,和洋務運動一樣,也是只管手段,不管內容,這個內容就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尤其是人的思想的現代化是個複雜的問題,而且對於有些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太敏感了,敏感到死,我也就不談了。
如果,今天的中國,民眾的「義」還是北宋的「義」,國家的「法」還是基於這個「義」之上的「法」,張扣扣就是武松,不會死;如果今天的中國,民眾的「義」是現代的「義」,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之上的「義」,國家的「法」是基於現代「義」之上的「法」,張扣扣則根本就不會成為武松,也不用成為武松,所以也不會「死」。
現在他死了,代表著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