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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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有沒有非西方的選擇？

作者：長白山於 2014-2-27 11:2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問題專家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的政治都和民主分不開。在還沒有民主化的國家，人們在努力爭取，發展中社會的民主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呈現出西方化的跡象；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本身，則處於新一輪危機之中。但不管民主的表現如何，民主在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東西，很多客觀條件均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避免。

民主政治有沒有非西方的選擇？

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於上世紀90年代初（也就是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解體之後）著述，稱當時的民主化為世界上第三波民主化。實際上，在世界範圍內看，如果不去討論民主化的品質，人們也可以說，在本世紀初以來，世界在經歷著新一波民主化。這一波民主化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首要的因素當是全球化。現在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人、財、物在內的各種要素的全球化。其中，思想的全球化更引人注目。在思想領域，西方世界仍然佔主導地位，西方話語佔據統治地位，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實際上是單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擴散到非西方。西方各國政府和社會對西方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不遺餘力，今天不管富國還是窮國，與民主有關的政治權利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成為人們所要爭取的權利。

其次，大眾傳媒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進步，更使得社會的政治參與具有實質性意義。媒體的進步始終是政治參與的重要技術條件，但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具有性質上的不同。個體化技術的社交媒體，使得人們可以自己掌握參與政治過程的權利，人人可以扮演各種角色，包括記者、評論員和政治人物等等。

從民主化的外部條件看，現在所有的民主化過程不僅是一國國內的政治過程，而已演變成國際過程。西方世界的干預已經成為現實。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政治主權，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擁有隔離西方影響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那些具有反對派的社會，西方的干預更是順暢。在有反對派的地方，西方干預的動力不僅來自西方，更來自內部社會力量的需要。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非西方社會內部的一些社會力量，「邀請」西方來干預本國政治。

這些因素也對現存西方民主政治構成巨大的挑戰。西方人普遍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糾正機制。西方民主在兩百來年的歷史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精英民主，大眾民主的時間並不長。大眾民主的問題，主要是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不對稱。西方如何解決這個越來越明白的不對稱問題，有待觀察。

民主產生在西方，發展過程是漸進的，這使得西方有條件促成民主的進步和轉型。但西方式民主一旦蔓延到非西方社會，往往是激進式的「大眾民主」，因此弊端越來越甚——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難找得到運作良好的民主。西方民主是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長期發展和演變的結果。在非西方國家，民主如果不能配合當地社會的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就很難運作起來。

問題在於，在非西方世界，人們今天的權利意識已經遠遠領先於文化、制度、經濟和社會條件，權利意識已經成為現實。這個現實必須成為思考問題的起點，人們不能忽視或低估這種超前權利意識的重要性。民主已經成為現代性的象徵。不管結果如何，人們都會去追求。問題的核心不在於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麼形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國家，人們需要尋找一種既能滿足人們民主權利意識，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帶來的諸多惡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

「一人一票」變「一元一票」

尋找這樣一種替代民主形式的關鍵，在於如何以不同方式來塑造精英共識。西方在精英政治階段，精英之間的共識是民主政治運作良好的前提條件，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共識政治。大多數國家的民主政治，從君主貴族政治變化而來。近代西方政黨制度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那就是君主貴族，英國最為典型。君主制下產生的多黨政治，普通老百姓並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即使是選舉權也是有限制的。只要精英之間達成共識，在既定的規則之上玩政治，政治穩定是可以期望的。而精英之間的共識，也使得反對黨可以成為「忠誠的反對派」，其意見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往往具有建設性。精英民主政治意味著各黨在承認國家憲法（無論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的基礎上，圍繞著國家的政策進行爭論，輪流執政。

但現在社會是大眾民主，民主運作方式發生了變化。在精英民主時代，選票只是工具，讓老百姓選擇各黨推選出來的候選人。黨由精英組成，精英群體先選拔好自己的人選，再讓老百姓認可一下。在大眾民主下，選票本身成為了目的。精英的選拔過程不再重要，任何一個人，只要能夠得到足夠的選票，就可以成為政治人物，得票越多者越是精英。因為選票變得如此重要，金錢也就重要起來，因為金錢投入的多少，往往決定了得票的多少。「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實際上很容易演變成「一元一票」。精英共識既不再重要，也沒有了生存空間，政治惡鬥就變得不可避免，多黨制演變成了基於金錢和選票之上的政治惡鬥。傳統上的共識政治，也就自然演變成為了現代的「互相否決」政治。

西方是這樣，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則更糟糕。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把民主簡單地理解成為多黨政治。在西方，誠如美國史學家摩爾（Barrington Moore）所言：「沒有資產階級，便沒有民主。」發展中國家因為社會經濟不發達，資產階級還沒有發展起來，就變成了「沒有反對黨，便沒有民主」。在西方，早期民主的本質就是資產階級和君主貴族的分權遊戲，資產階級用財富的力量馴服了君主貴族的政治力量。在發展中國家，財富不僅沒有成長起來，更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中產階層非常小，甚至不存在，民主往往變成了人群與人群之間的爭鬥，通過爭鬥來爭奪有限的財富。

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一旦反對黨產生，其唯一的目標就為了反對而反對。政治不再是精英民主中的君子政治，變成了赤裸裸的小人政治。西方的職業政治家轉變為發展中國家的職業反對者。國家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制度的進步，還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建樹，只有解構。民主政治往往使得這些社會的政治秩序面臨嚴重挑戰，甚至流於無政府狀態。

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替代民主形式就是要找到一種既能保持民主功能，又可避免無政府狀態的政治形式。從世界各國一些政治經驗來看，替代民主實際上是有可能的。

可以把西方多黨制看成是外部多元主義，不同的利益成立自己的政黨，通過政黨來維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替代政治形式則相反，是內部多元主義，它不容許不同的利益形成自己的政黨，但可以設計一套制度體系，把多元利益納入其中，通過內部協調來維護和增進不同的多元利益。外部多元主義政治的開放性，通過組建不同政黨來體現，各政黨也往往體現為排他性；內部多元主義的開放性，表現為這個體系本身的開放性，即包容各種不同的利益。

在經驗層面，內部多元主義表現在一黨獨大制度和開放的一黨制度中。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1929年上台執政，直至2000年下台，但2012年又重新執政。日本的自由民主黨1955年成立至今長期執政（只在1993年到1994年、2009年到2012年間失去政權）。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成立至今唯一的執政黨。這些都是一黨獨大的民主。儘管反對黨存在，但在政治生活中不能起到類似西方那樣的作用。

開放社會才能代表多元利益

開放的一黨制基本上從傳統共產主義的一黨制演變而來。中國是一黨制，但越來越呈現開放特徵，即容納不同的社會利益。儘管也存在著其他黨派，但它們不是反對黨，自身不是獨立的政治過程，無法對國家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它們必須通過中國共產黨所設定的政治過程，才能對國家政治產生影響。越南也是一黨制國家，但黨內政治也呈現出開放趨勢。

這些政治體制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首先，這是一種精英政治，但和西方大眾民主時代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西方精英主要決定於選舉，民眾的選票決定了誰是精英。但在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下，儘管民眾的支持度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存在著選舉制度的國家，但黨內精英的選拔更為重要，是先黨內選拔，后黨外選舉。其次，在西方大眾民主政治下，意識形態佔據主導地位，不同政黨代表不同意識形態。但在一黨獨大體制下，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在開放的一黨制下，儘管仍然有政黨「意識形態」，但需要包容性，容納不同的意識形態。其三，在西方大眾民主下，不同的利益通過不同的政黨表達出來，但在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度下，政黨表現為開放性，才能容納不同的利益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

不管是西方大眾民主下的政黨制度，還是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度，其前提就是開放社會。開放社會就是多元利益社會，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但開放既可以通過西方式的多黨制來表達，也可以通過一黨獨大，或者開放的一黨制來表達。開放不見得就是多黨制，如果只有一個政黨，只要這個政黨是個開放的過程，也能表達多元的利益。

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產生於非西方國家，也比較適合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政治需要，即一種比發達國家更為集中的政治體制。這樣的制度至少能夠提供一個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保證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比較大的國家如中國，這種體制也發展出了一些大眾民主國家不存在的體制，來保障多元社會利益的表達和社會的穩定。比如說，大眾民主的重點在於「一人一票」和人口比例代表。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比較分化，利益衝突突出，人口比例代表制往往會製造階級衝突。（今天泰國的情況就是這樣。）要避免這樣的情況，有必要設立一些能夠協調不同社會階層或階級利益的機制。理論上，中國的政協制度就可以成為這樣一種機制，因為政協代表不同的功能界別、社會階層和階級。當然，政協制度還有待完善和改進。其一，需要根據社會的變化來不斷更改（增加或減少）功能界別；其二，不同的功能界別內部需要民主化；其三，政協必須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力（而不是光是議政權力）。

與大眾民主下的政治制度相比，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呈現出相對集權的狀況。這主要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仍需要一種集權體制。民主化對一些過度集權的領域已經構成了挑戰。不過，這些問題並非不能解決。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發育，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其一，可以進一步橫向分權，即容許和鼓勵社會力量的成長和壯大，並把它們組織起來，整合進不同的功能組織。其二，可以進一步縱向分權，即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權力，來滿足多元化的地方居民的需要。其三，縮小國家政治的範圍，實行有限政治，同時拓展社會、經濟、文化生活領域的自治權利。發展中國家的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政治權力毫無邊際，深入各個角落。這種情況在早期發展過程中很有必要，但等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成長起來之後，放權和自治變得更為重要。無論是橫向分權、縱向分權還是自治，既是當代民主化的要求，和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度，也不存在必然衝突。

儘管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不是當代世界的政治主體，但它們已經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很豐富的經驗，來彌補當代大眾民主所存在的缺陷。一黨獨大和開放的一黨制本身也在發展之中，它們或許會最終會演變成西方式的大眾民主，或許能夠通過改進自己，成為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另一種制度選擇。這些都需要我們加以觀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