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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五:浮雲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作者:量子在  於 2017-9-12 21:2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俚曲亂彈|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評論

關鍵詞:張義春

《紅學那些人》曾經文化藝術出版社與東方出版社出版,因當時情況複雜,受環境影響已經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刪削,對此作者深以為憾。現借本博客陸續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節。                                                    
                                ————趙燮雨謹啟

    王利器是登峰造極的學術大家,但正如張義春先生所言,王利器的本領還不為普通讀者所深切認識。
    有了張義春先生的這篇文章,王利器的偉大就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張義春先生對王利器的描寫讓不少人歡欣鼓舞,在這篇文章最先出現在網路上時,就有讀者稱,王利器是我的太老師,我為王利器而自豪。在2011年《書摘》第九期,王利器女兒王貞一發表回憶父親的文章,而題目則借用了這一篇的章回名目《浮雲不共此山奇——懷念父親王利器》。
有人以為《紅學那些人》是200年紅學第一才子書。這個評價也過也不算為過。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是《天授「降龍手」》,張義春先生以武功寫文人風流,其氣魄之偉勁道之大讓人觸目驚心。我真誠地相信,王利器的行狀中有如此一節,王利器註定要不朽的。
但這樣的筆墨卻委屈了周汝昌,在王利器與周汝昌的具體較量中,張義春先生的描寫與事實出入不大,但放開而論,周汝昌還是有獨特的本領與手段。周汝昌敗在王利器手下不假,這一點並不說明周汝昌一概不高明。
此篇亦有虛寫筆墨。如我們不以所謂實有其實苛責張義春先生,這些筆墨是審美細節描寫的絕唱。
                                        ————趙燮雨評論



浮雲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出於川中名宿向宗魯先生之門,學有本源,根柢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聞強記;雖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拂逆橫來,人所不堪,仍孜孜以求,手不釋卷,所治遍及四部,尤長於箋注古籍。
——中華書局編審劉宗漢所擬王利器之墓誌

王利器英雄蓋世,獨步天下。要把王利器的情況看清楚,應該把他與錢鍾書進行比對。王利器的英雄應該不在錢鍾書之下。只不過錢鍾書作了個小說叫《圍城》,這個《圍城》讓夏志清大捧特捧,所以,多數人知道錢鍾書有兩把刷子,而王利器的文章都是些乾貨,不把《康熙字典》背個爛熟很難弄明白他的道理,所以,我孩子那個常常感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待遇差勁的語文老師,竟然不知道王利器是哪個廟的。
錢鍾書的學問博大精深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是這博大精深中也包裹著硬傷,這些據說偷著讀白話《史記》的博士娃娃就可以發現,但王利器則不同,他的文章卻針扎不進,水潑不入,那些把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背個亂熟的白鬍子們,也對王利器心生敬畏。再說,王利器他自己就是挑別人毛病的行家,如果哪個不小心得罪了他,那絕對有你好看的。
錢鍾書做了不少學問,但業內已經有定論,在中國做學問最多的還是王利器。
王利器學究天人,確乎不拔,著述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無人可比,全部著作約二千萬字,程千帆戲稱他為「多寶道人」, 海外學界驚呼他為「千萬字富翁」。 王利器曾出版《新語校注》、《鹽鐵論校注》(后改《鹽鐵論校注增訂本》再版)、《風俗通義校注》、《顏氏家訓集解》、《文心雕龍新書》、《文心雕龍校證》、《文鏡秘府論校注》、《葛洪論》、《文筆要訣校箋》、《歷代笑話集》、《歷代笑話集續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鄭康成年譜》、《宋會要輯補》、《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九龠集校訂本》、《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校錄》、《水滸全傳》整理本、《耐雪堂集》、《曉傳書齋文史論集》、《王利器論學新著》等。
一、神人風度。
王利器是四川江津人。江津是一方群星璀璨的天空。聶榮臻生於斯,陳獨秀逝於斯,「天下第一長聯」作者鍾雲舫、白屋詩人吳芳吉、「中國計算機之母」夏培肅、中國科學院院士周澤昭等,都是地道的江津兒女。
王利器生於1911年,卒於1998年,字藏用,號曉傳,書齋名為「善藏其書,所以善待其用」。「利器」二字出自《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利器七歲入家塾, 二十歲入江津中學、重慶大學高中部。畢業后在達材中學任教半年,又考取四川大學中文系。王利器大學畢業后被推薦參加國民政府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會考,以滿分的成績獲「榮譽學生」的稱號。再后王利器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歷任四川大學、成華大學、西北大學、北京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曾在文學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並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1、一副對聯名動家鄉。
王利器出生於四川江津一富裕家庭,打小受教育良好。王利器祖父叫王章可,王利器是王章可長孫。王章可性儒雅、喜讀書,中舉回江津後任育才書院院長。耳濡目染之下,王利器也愛書如命。王利器的啟蒙老師叫劉昌文,在劉昌文指導下,王利器先是死記硬背傳統典籍,等上了路,就做文章、對對子、做詩、做四六、做律賦……逐漸具備了高過同輩的手段。1934年,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學,開始接受現代教育。此時十三年的私塾根底已讓他的國學基礎牢不可摧。王利器剛入江津中學,正碰上一位同學去世,學校舉行追悼會。王利器一則心中凄楚,要寄託些哀思;一則是胸中錦繡過多,有些不吐不快,就代表新生送上輓聯一副:
逢君卻又別君,嘆砥礪無緣,紅樹青山人已去;
見你為何哭你,恨文章憎命,素車白馬我方來。
這副輓聯文字典麗、對仗整齊,特別是別開生面。當時追悼會上送輓聯者不下百餘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聯均有不及,王利器因此聲名鵲起。
2、俠肝義膽、品行高貴。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讀書,受知於傅斯年。這時忽傳來他往日老師向宗魯逝世,隨後師母牟紅儀也拍來電報,希望他西上峨眉,送向宗魯靈柩歸鄉安葬。王利器立刻向傅斯年請假。到峨眉后,經過交涉,學校補發向宗魯一月薪水約三百餘元,另派一校工陪王利器扶靈去向宗魯家鄉小灣。
隔山隔水,路途遙遠,學校補發的薪金僅夠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費用,而從中渡街到龍鳳場小灣,還有好幾十公里的旱路,因為要僱用不少挑夫,走這段旱路所需費用將比水路行船更高。沒有解決的辦法,王利器心一橫就上路了。
王利器一行在平羌江畔登船。平羌江又稱嘉州小三峽,由犁頭峽、背峨峽、平羌峽連貫而成,全長12公里。船入大江,灘多水急,峭壁如削,怪石崢嶸,一葉扁舟在急浪間顛簸,水手的身影成了弧形,終於平安到達目的地宜賓。這時,後面的路費已經全無。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將創業銀行全部股金抽出作後面的路費(以前寫墓誌銘獲贈的潤筆之資),組織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隊伍,或抬靈柩,或挑書箱,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上路。到了小灣,見過師母、太老師,安放畢靈柩,布置好靈堂,此事才完結。
這段行程歷時一個多星期、近五百多公里。時在成都的龐石帚先生聽聞此事,曾作寄調《木蘭花慢》以記之:
傍青峰望遠,亂雲外、故人稀。似海燕飄零,荒椽愁寄,殘社須。征衣。對花濺淚,夢羌村、何地浣塵緇。眼暗黃壚舊影,鬢添明鏡新絲。峨眉。多事買筇枝,山鶴怪眠遲。剩燈床亂帙,禮堂誰寫,穗帳空披。凄凄。一棺水驛,費侯芭、雙袖萬行啼。魂斷平羌月冷,夜深來鑒虛帷。
此詞凄切動人,以侯芭負土起墳,安葬楊子云事為典故,盛讚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王利器對自己的老師最豪爽最重義最江湖,對晚輩甚至素不相識者也熱情如火。據歐陽健介紹,1981年7月,還未知名的他北上京城觀書訪學,準備拜會王利器。歐陽健本來擔心王利器怠慢他。但來到王利器的府上,王利器的熱情頓時讓他意外。王利器給他滔滔述說自己的豐功偉業,答應給他將要出版的《水滸新議》作序。歐陽健要代同事金燕玉查《世界文學》,王利器不僅告訴他報刊藏於柏林寺分館,更熱心陪他前往,教他如何辦理手續--------歐陽健擔心太過麻煩別人不好,提出自己按王利器指點去辦就是,而王利器卻硬是庖代到底。
3、出手大方、喜好藏書。
王利器喜好藏書,經史子集無所不有,孤本善本多多益善,對俗文學的研究功不可沒。初到北平時,為得到一本日本影印的《世說新語》,他曾橫下心出手一根金條。此書後來成為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宋本《世說新語》的底本。這一豪舉,使得他名聲遠播,趁機到手很多精選本。陳老蓮裝裱成冊經折本《水滸葉子》,鄭振鐸不以為寶,但王利器看中了。后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之宋江像,就來自該書。他說服鄭振鐸以公款收購了《八旗藝文編目》全部書目,為初興的《紅樓夢》研究事業打下了良好的資料基礎。
文革被抄家后,王利器藏書一部分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抄走封存,一部分被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接管,另外一些書則被紅衛兵毀壞、散失。落實政策后,只還回不到三分之一——一萬餘冊。這些清查還回來的圖書,有些被單位編號,有些蓋上公章或藏書章,其中部分有「江青藏書之印」,「康生之章」和「康生」字樣。
4、任情任性,不諳世故。
王利器身體瘦削,一天工作十小時,吃糧不夠半斤。然豪邁壯闊,激情洋溢,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他八十二歲時自稱「年方二八」。每有論文發表,便用所得稿費宴請友好同志。據坊間傳說,1958年反右時,為了湊夠名額,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找他談話,要分配給他一頂右派帽子,問他有什麼意見。他慨然不懼,一拍胸脯說,「服從組織分配」,聲稱,「兄弟我一介書生,能為我黨做些啥?現在黨尷尬、沒出豁,說不得,快把那帽子拿來」。為此,不僅降了工資,,還被九三學社開除了社籍。
文革中,王利器下放「文化部五七幹校」向陽湖燒開水,後到丹江一連,任務是看管桔子樹。在他的「桔樹管理記錄」中有:「現有桔樹情況(桔樹 85 株;砧木 6 株)」和「72 年 1 月 29 日上午, 羊群由山上沿公路下來, 啃壞路邊桔樹三四株之多,時上午十時許」的記錄。此時, 連里傳說個別人向江青寫進忠信而調回北京,有人對他說起此事,他很不以為然地說:「我沒這個本領」。
二、「大拿」與「降龍手」。   
王利器秦漢以下的書不讀,簡化了的字不寫,是中國文化學術研究的大力金剛,在古典小說戲劇研究方面都起到開拓者或先行者的作用。1980年,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再加增訂,易名為《文心雕龍校正》。 《人民日報》曾評為「《文心雕龍》從此有了可讀之本。」《鹽鐵論校注》尤有可敘之處。當時郭沫若、楊樹達、馬非百、王諍佩諸先生同治《鹽鐵論》,王利器在眾多強手中,獨造勝境,所獲多有他賢所不及。郭沫若曾致書譽之。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水滸與農民戰爭》一文,毛澤東讀過大力推廣。在學術界,甚至思想文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標誌著王利器真正踏上了通俗小說研究這一新興陣地。其後,有關論文連篇累牘、相繼刊布,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不過王利器非專業紅學家,紅學僅只古典文學研究的一部分,以兩點較為突出。一是考據派「大拿」;一是天授「降龍手」。
1、考據派「大拿」。
王利器才不勝今人無以為才,學不勝古人無以為學,論證周密,氣識宏深。作為考據派「大拿」,其著作有《〈紅樓夢〉研究論文集》、《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其中發現興廉《春柳堂詩稿》有四首詩和曹雪芹有關,屬其主要紅學成就,對研究《紅樓夢》作者問題和版本問題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在有關曹雪芹生平的材料中,《春柳堂詩稿》發現較晚卻最受重視。據王利器介紹,北平解放以後,有人要把家藏之《八旗藝文編目》中著錄的一批書出讓,他聽從鄭振鐸意見,介紹文化藝術局買下,交北京圖書館收藏。在查點這批書時,他發現這部《春柳堂詩稿》中有四首和曹雪芹有關的詩,向未為人所知,便在1955年撰寫了《重新考慮曹雪芹的生平》一文,認為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可以解決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四個重大問題。
(1)確認雪芹「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居士」,「這不僅證明了曹雪芹號芹溪,暗合甲戌本《紅樓夢》第十三回末脂批「因命芹溪刪去」之說,也糾正了周汝昌之「溪」字可能是『悉』字之寫誤,說明了曹雪芹的字叫做夢阮。
(2)確認「曹家敗落後,雪芹是住在北京西郊」,「雪芹的村居,宛然是傍山近水人家,在那裡,給雪芹布置了一個『不如著書黃葉村』幽靜而美麗的寫作環境。」
(3)暗示「曹雪芹的善畫和清宮畫苑的關係」,「雪芹『舉家食粥』賣畫求生之日」,毅然拒絕「當達官貴人的清客,或畫苑的供奉」,決心「從事《紅樓夢》的創作,來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
(4)確認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否定了過去紅學研究者「由於太死板機械地去看敦誠《挽曹雪芹》的『四十年華付杳冥』一語」,「算定曹雪芹只活四十歲,而又堅持賈家即曹家之說,於是硬派曹雪芹是過繼之子曹頫的兒子」的觀點。
發現《春柳堂詩稿》有四首詩和曹雪芹有關而外,王利器另與吳世昌認為脂硯齋是曹雪芹叔父;依據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康熙皇帝的奏摺,又以張宜泉詩題下的小注相佐證,證明曹雪芹乃曹顒的遺腹子,出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與馮其庸、陳毓羆、劉世德主曹雪芹卒在「壬午」(1762),力辨曹雪芹葬於張家灣,墓石是真;1957年曾發表《關於高鶚的一些材料》,拓寬了高鶚研究視野。
王利器說,「自從我發表《重新考慮曹雪芹生平》之後,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寫了《馬氏遺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發表在《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4輯,主要抓住了十三年這一重要線索,去論證馬氏遺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我還在1979年寫了一篇《大觀園在那裡》的論文,發表在吉林《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觀園是曹雪芹精心設計的一幅建築藍圖,是一個為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生活而創造的典型環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紅樓夢》里,提出對這些年來『大觀園熱』的我見。我認為把恭王府作為大觀園紀念館,我完全贊成;說恭王府就是大觀園,我保留我的意見」。
2、天授「降龍手」。
王利器讀書過目不忘,寫作文不加點,「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因為有如此的道行,行為作態免不了跋扈氣盛、踔厲風發——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天高兩三寸,地厚一魚鱗,抬頭天外覷,天我一般人。解放后紅學家中,他是周汝昌的剋星,也是讓周汝昌望而生畏、甚至聞風喪膽的人物。王利器大周汝昌七歲,開始時,對周汝昌的成就,王利器也予以肯定,曾經說過周汝昌那小子還有些出息,其關於曹雪芹卒年的考證,表現出新一代學者的虎虎生氣。
但後來,因為不識高低,周汝昌就讓王利器感到不快,於是,王利器就被窩裡磨牙——懷恨在心,倚著有些道行,就專門拿他消遣,施展平生絕學要費這小子的武功。那刺耳甚至殘酷的批評,特別是抖開文獻、引經據典的英雄氣,直讓作賊心虛的周汝昌老爺子色若死灰,雙目茫然無見。要說周汝昌也不是等閑之輩,他有乾坤大挪移的手段,多彩多姿,驚才絕艷,飄如浮雲,矯若驚龍,六十年來,在風波詭譎的紅學江湖中得心應手,履險如夷,也曾欣欣然不知所以,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己。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強中自有強中手,誰料到有王利器這秤桿的準星,周汝昌頓時就現出了「裘千丈」斤兩,活生生的一條「龍」竟然蜷曲成小蚯蚓,惡鬼見鍾馗——不得不老實。
話說1976年,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又一次修訂出版,他繼續討論曹雪芹生年問題,繼續鼓吹曹雪芹生在「甲辰」(雍正二年),也是一時膽大,他賣弄長舌,胡誇大口,竟然摸開老虎的屁股,對王利器的「乙未」(康熙五十四年)說進行批評。同時,這重印的《紅樓夢新證》,周汝昌不僅失於打點,而且王利器主動索求,他竟然衙門裡打電話,官腔官調——我說利器同志呀,這我可得批評你了。俗話說,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個《紅樓夢新證》,就在你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印的嘛,你自己留一冊就是了。當然了,我也不是不可以送你一個的,可你應該知道的,我是非常忙的------這樣,王利器一則臊了,一則惱那周汝昌目中無人,加之其乃天真爛漫之人,醒來明月,醉后清風,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者,於是雷嗔電怒起來,拉下臉來以他為法。
和風吹柳綠,細雨點花紅。1980年4月21日的北京真他媽夠得著一個好日子。這天周汝昌肚裡吃的飽,身上穿的新,早飯後就照例迎著旭日打著飽嗝逍遙遊。他甩了幾回臂,扭了幾回腰,看著無邊的春色,還笑盈盈的點了幾回頭。突然,王利器《〈紅樓夢新證〉證誤》的大文章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二集發表了(《集刊》本來3月1日出版,這一集因故推遲),王利器拿出通天的手段要試一試這個愜意的周汝昌究竟有多少厚薄。王利器的文章一不客套,二無鋪墊,起首就直奔主題,先聲足以奪人。他說:「周汝昌同志著《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又出版《增訂本》。經過二十多年加工修改之後,他向讀者宣稱:『作者個人今天的見解與能力都已有所提高了。』我把這本有些參考資料的書翻了一遍之後,總覺得『其貌似新,其質實舊』,爰本責備求全之義,提出一些他山攻錯的意見。」
簡單交代過情況后,王利器就對周汝昌抽筋剝皮。他說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有十大類錯誤——不知妄說、不知妄改、不倫不類、以訛傳訛、張冠李戴、輾轉稗飯、顧此失彼、道聽途說、數典忘宗、前五百年。十大類錯誤外,王利器還指出周汝昌硬傷四十幾處。王利器非常看不起周汝昌,王利器實在弄不明白,偉大的紅學隊伍中怎麼竟然有周汝昌這麼一個虛多實少的混混。他不止一次說過,千萬不要被周汝昌氏的三腳貓功夫所迷惑,周汝昌氏也就徹頭徹尾的紙老虎。他對「歷史性資料」的引述,非常粗疏而隨意,其《紅樓夢新證》「錯誤極多,幾乎每頁都有錯。在他的書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這是怎麼搞出來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文章發表多年,他至今沒有答覆我,他是沒法答覆的。」
王利器是超進化的紅學家,是紅學的西楚霸王。王利器修理周汝昌像狂風吹敗葉,似暴雨打殘花,如響徹霄漢的一聲虎嘯。王利器與周汝昌對掌是他一生比較得意的一件事。王利器說以上那些話說的時候,曾經得意地大笑了起來。那笑聲如洪鐘一般嘹亮而高亢,此時本來就已經蜷曲做一團的周汝昌就如篩糠一樣抖個不停。
王利器的英雄氣打碎了周汝昌紅學大家的形象,讓紅學世界的朋友們大開了眼界,讓周汝昌的論敵們歡欣鼓舞,提起王利器三個字,人們往往會翹起大拇指說一聲:「一條好漢,一條好漢。」在上個世紀80年代,王利器也是紅學的凶神惡煞,知道他的人都儘可能不去惹他。如果某個紅學人物要詛咒另一個紅學人物,他所用的語言往往是這樣的一句:「讓你個王八旦出門就碰上個王利器」。
其實王利器更是登峰造極的人物,武德的觀念決定他霸而有道,不會濫殺無辜,不會侍強凌弱——在浩蕩的紅學世界中,王利器專撿有氣力的打,很少揍比自己弱小的。王利器不屑於那種「小蘿蔔」。
「西風無端起,東邊草滿地,我離佛千萬里,我離佛特別近。」這是馮唐的一首詩。每次讀這首詩的時候,我就會散出星星點點的悵然和幻想,我覺得這首詩送給王利器正合適。在多數的情況下,佛性與魔性是對立統一的關係。
(本文參考李自強之《兩千萬富翁王利器》,見2005年《成都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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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量子在 2017-9-12 21:33
在多數的情況下,佛性與魔性是對立統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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