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戰

上海戰役撤退後，第一、二支隊轉移到浦東去打游擊，文強改調為前方辦事處處長，從南通天生港繞道到蘇州、句容等地，負責收容別動隊撤散的部隊。僅得萬人中的兩千人。1938年1月，我在皖南祁門宣布，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從淞滬戰場上撤出的佘山教導團和五支隊殘部整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一團（也稱「第一支隊」）。我自兼團長，俞作柏任副團長。同年3月，我又在漢口宣布成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我任書記長、總指揮。由俞作柏任副總指揮，參謀長是徐光英。忠義救國軍教導一團則由俞作柏兼團長，原別動隊在江西、浙江的部隊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二團（也稱「第二支隊」），由王春暉擔任團長，別動隊在上海的殘部后改為忠義救國軍淞滬區指揮部，由何天風任總指揮，后改任副總指揮兼第一縱隊司令（不過，此人後於1943年在蘇南率部向日寇投降）。

淞滬戰起第二天，蔣介石在南京緊急將我召回。讓我參與偵破一起最高軍事機密泄露案。原來在8月初，蔣主持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制敵機先」，在日軍發動上海戰役前，先行殲滅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攔截長江上的日本軍艦與商船。但是這個命令還未下達到軍隊，日軍艦船和這一帶的僑民幾乎在一夜之間撤往江陰以下江面。在這同時，當蔣決定出席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對學生進行訓話時，發現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圖混入。蔣介石聞訊大怒。我馬上把與會或接觸到這兩件機密情報的人員進行調查，經過一番嚴密的過濾，很快發現與會人之一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學，其子亦經日本留學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黃浚生活腐化、揮霍無度，經濟來源可疑。我派人密切監視跟蹤他。一個星期天，黃浚西服革履，皮鞋錚亮，走進玄武湖公園，轉了一會，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遊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駱駝」牌香煙，用打火機點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來。同時，又不由自主地四處張望，好像在等著什麽人。過了好一會，一個中年男子來到他的身邊。問道：「先生，能借個火嗎？」 黃浚回答：「當然可以，」說完，就把打火機遞了過去。那位中年男子點著煙後，又問：「夫子廟怎樣走？」 黃浚說：「這幾句話說不清楚，不如我給你畫個圖吧。」說完，就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了些字，便交給那個問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結果在黃浚與日本特務又一次交接情報時被當場拿獲，其子也因參與活動被逮捕。蔣下令將黃以賣國罪槍決。這是我在抗戰初期與日諜的第一次較量。

1937年9月中旬，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向我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壽，並說他們願意為反間諜鬥爭做出貢獻。程、彭二人在東亞同文書院工作，這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為後台的日諜巢穴。我經過考慮，決定按程、彭二人的要求成立「文友社」。文有社成立后，我首先將特務處特工打進去，以控制這座反間諜機關的主動權。其次遏制企圖進入文友社的日方間諜，並把程克祥介紹來的3名日方間諜趕走。最後，把程、彭爭取過來，真正建立了一個反日諜機關。第一件成功的事就是把以教授面目作僞裝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引誘出來，綁架到南京。

正在這時，日軍統帥部急調原在華北的間諜老手南本實隆少將秘密潛赴上海，以竊取中國統帥部對日作戰的部署和伺機暗殺進行外交調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南本在華北、內蒙、東北等地，曾多次破壞我布置的特工組織，我對其恨之入骨。南本到上海后，直接用重金收買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國民黨原八十七師參謀長楊振華，要其提供中國軍隊的情報。楊故意將這一情況告訴了我。我命令文強頂替楊，以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的身份與南本接觸。經過文強與南本的多次會談，我準備跟南本敲一筆錢再收拾他，不料恰在此時，日軍已從金山衛登陸，楊振華叛變。我的計劃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