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朋友的資料。天圓地方，經天緯地，才是破解陳雲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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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一月，五十歲生日的那天，陳元趕到到北京醫院二二O號病房看望已在那裡躺了二百多天的父親。陳雲什麼都沒有說。
三個月後的四月十日中午，另一政治元老薄一波也到此問安。薄一波走後，陳雲靜下心來聽了一會評彈錄音，病情突然惡化，隨時待命的醫療小組一邊搶救，一邊要求陳辦工作人員緊急通知陳雲家屬及中共高層領導人。陳元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幾乎是同步趕到病房，但九十高齡的陳雲已撒手人間。 在陳雲遺體告別儀式上，先後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四十多名工作人員齊集悼念堂，其中一位叫趙彤的，在抗戰勝利后至中共建國這段期間任陳雲的機要秘書，悲痛地伏跪在陳雲靈前嚎啕大哭，久久不起。陳元趕緊上前，扶起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老人家使不得，快起快起。」老人回過身來，凝望著中年謝頂的陳家長子，攜手相看淚眼：「元，我再抱抱你！」
五十年前，這位趙彤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受命到陳雲身邊工作后，曾經身背呀呀學語的陳元爬山涉水，躲過了蔣軍的飛機轟炸。直到中共建立政權，陳雲一家隨毛澤東進駐中南海，這位趙彤才離開陳家。五十年之後，老主人撒手歸西，少主人已成長為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為十二億人掌管總金庫的第二把手。總算沒有辜負趙彤當年的、心血。 政治企圖心不如鄧小平強勢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在特工系統起家，三十年代即是政治局常委的陳雲，在黨內的地位比鄧小平還要資深。他是中共歷史上擔任中央委員最長者，竟達五十六年之久。 陳雲曾經與劉伯承搭檔指揮紅軍中央縱隊，但是紅軍長征途中，他奉命離隊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的情況，結果使他喪失了指揮軍隊的機會一時為紅軍選編輯的鄧小平後來與劉伯承搭檔建立在軍中的影響力）。在整個抗戰中，陳雲未指揮過戰鬥，而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缺乏軍事資歷，沒有來自軍隊的有力支持，被認為是陳雲一直未能在最高層成為主流派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陳雲缺乏一種表面強勢的政治企圖心。尤其與鄧小平相比，陳雲在政治策略上、權術上均略高一籌。鄧小平常常表現出靈活性、殘酷性的一面，陳雲則表面講究原則、顯得刻板。例如鄧小平是「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陳雲用人則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主」。
鄧小平為了翻身不惜發誓「永不翻案」，一旦大權在手即翻臉不認人，對政治對手絕不心慈手軟。陳雲則不贊成用非正常的方法擊垮對手，包括非法逮捕「四人幫」；鄧小平在民運上是堅定的鎮壓派。鄧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陳雲卻表示了反對意見（《紐約時報》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刊出該報駐北京記者頜培德的報導提及此點）；陳雲亦主張平息一九八九年學運，但不贊成用大規模出動軍隊屠殺的極端手法處理（這個傳言似乎從中共訃告中得到了某些證實，訃告中未提及陳雲在「六四事件」時的表現）。
陳雲不擅長政治造勢，個人性格沉潛內斂，衣食住行也相當儉樸，早在六十年代起就極少出席宴會，而習慣於家里清淡的飯菜。 儘管有關他子女從政經商的流言輩語也不少，耄耋之年、曾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卻對端正黨風比其他元老、特別比鄧小平更為重視，多次提出反對腐敗，以為這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過去一段時間，腐敗問題成為所謂保守派與改革派的主要攻防點。 陳雲似乎也缺乏鄧小平那種開闊的國際視野，極少看見他接見外賓，也甚少在國際問題、港台問題上發表看法。三十年代到過莫斯科是他唯一的出國記錄，他也沒有到過香港。他的一個女兒曾對美國人說：「我父親很不喜歡美國。」
陳雲的實力集中體現在組織、紀檢系統、經濟領域。也正是他相對正統的共黨作風，在中共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對中共組織系統、紀檢系統的掌握，使他自然集合了一批力量與鄧小平抗衡。一貫強調「穩定才能發展」在延安經濟極為困難之時，陳雲所領導的生產自救、自力更生運動奠定了他在中共經濟領域的創始人地位。後來，他成功領導接收瀋陽、主持東北經濟復甦工作；中共建政后又長期分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文革后負責修補經濟爛攤子。毛澤東曾稱讚陳云為「黨內一流的經濟專家」，中共在其訃告中定位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與鄧小平相比，陳雲在經濟思想上當然屬於穩健或保守者，而且陳反對經濟發展速度過快有其歷史。早在五十年末期，他就大膽地抨擊毛澤東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相比之下，鄧小平那個時候頭腦要發熱得多。鄧是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積極執行了毛澤東打倒知識分子的命令。 鄧小平時代，陳雲並非徹底反對改革開放。不能忽視的是，代表中共改革開放重要政策指導綱領的「三中全會路線」，他即是最主要的規劃人之下，提出利用外資、「市場調節」的觀點甚至比鄧小平還早，但陳雲後來對改革步伐過快、過亂愈來愈不滿，與鄧小平摩擦的情況也就越來越多。 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主張「發展才有穩定」，陳雲則強調在「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情況下發展，不能搞資本主義式的發展，而是「穩定才能發展」陳雲曾經反對經濟特區主要由資本家控制，因此他一直拒絕前往經濟特區視察（後來陳對經濟特區的評價有所改變一；在他的反對下，原本將十四個沿海城市改為特區，最後只能稱為對外開放城市。陳雲力主對經濟降溫，所謂「治理整頓、宏觀調控」，所謂強化中央財力（國家能力）的理論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陳雲。 總而言之，在「鄧記」改革造成經濟過熱或政治震蕩時，陳雲總是浮出治面穩定時局。
是故，鄧小平與陳雲在推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使人們在經濟政策左右搖擺時明顯地感覺得到。 陳雲使中國改革有了張力無疑，陳雲的經濟思想主張有極大的局限性，在意識形態上亦相當僵化，不贊成老幹部儘快退休，主張暫緩政治體制改革。相比之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策略更符合老百姓的心態，更強力地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也不能因此將陳雲全然否定，陳雲的作用是使中國改革有了張力。 盼望中國經濟儘快市場化、政治上儘快民主化的人多對陳雲的思想主張持否定、批評態度。 問題在於，蘇聯東歐的演變、中國大陸改革以來所呈現的亂相一面，應當使人深思：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步伐是否愈快愈好呢？在整個政權缺乏制約的情況下，中共內部的派系之爭是否對某派權力的過度擴張起了某種良性的制約作用？ 當陳雲在得知「衛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煙塵污染嚴重，以及已被人口問題困擾的四川省又面臨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挑戰後，他呼籲：「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一項大的國策，要當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來抓。」他同時提出經常宣傳、增加投資、監督檢查」等三點保護環境的意見。這些主張往往被人忽視，卻是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難症。 元老治國時代終結，新戲碼才會揭開不短的一段時間以來，中共兩個超級元老鄧小平、陳雲，誰先死成為判斷中國局勢前進或停滯、倒退的最重要依據。因為鄧陳在改革開放政策上的嚴重嫌隙，是大陸十多年來政策左右搖擺不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許多人曾經認為，鄧小平和陳雲兩個超級政治對立者一直在進行壽命比賽。誰先死誰就是政治上最終的失敗者，后死的人就可以免於制約、隨心所欲迅速全面推行自己的主張。如果鄧小平先死，主張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的人就會重新掌權，改革就會停滯、倒退。 陳雲去世對第一線掌權者影響亦小，儘管一直傳言江澤民、李鵬的對陳雲的依靠多過鄧小平，但陳雲的去世並不會使江李有很快被人趕下台之憂，因為鄧小平已無力對中共最高層改組，在第一線的掌權者中亦暫時沒有人有足夠實力挑戰江李。
陳雲其他追隨者大都由於年齡原因已經退居二線或去世（如財政系統最重要的弟子、前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姚依林已病逝，組織系統最重要的弟子、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已退休, 他們將難以推出能承繼陳雲席位的人物。所謂中共保守派的說法將因陳雲的去世而基本消失，至少是大大減少使用頻率。 陳雲是元老治國時代兩個最重要標誌之一。他的去世，意味著元老治國時代就將很快在中國終結。只有元老治國時代完全終結，新的戲碼才會揭開。
陳雲妻子，標準的賢妻良母.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陳雲的家庭情況。我們未能查出陳雲在娶于若木為妻之前，是否有過婚姻或戀愛的記錄。與中共多數第一代元老形成鮮明對比。 于若木生於一九一九年，山東淄博人，原名於陸華，其父于丹紱，中國第一批派往日本
的留學生之一，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回國后擔任山東第一師範校長。 于若木十六歲時在北平讀書時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后赴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及中央馬列學院學習，不久分配去做剛剛從蘇聯到延安的陳雲的護理員，不到一月即與長自己十四歲的陳雲結為髮妻。 陳雲向于若木求婚時如是說：「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 於氏曾在陳雲手下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專家聯絡室處長，后又調中國科學院審幹辦公室任處長，文革結束后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掛一研究員名義，但平時只醉心於營養學的研究。 于若木堪稱賢妻良母，整個後半生全都為照顧陳雲的身體和養育五個子女而操勞。陳雲去世前一年的九月，北京一家報紙曾刊登記者對於若木的訪問，專談營養學問題。於氏認為，隨著對微量元素進一步研究和新的微量元素被發現，以及飲食結構環境的改善，人類將會不斷戰勝頑症，平均壽命也將大幅度提高，人均過百歲甚至一百二十歲都是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理想。可惜的是於氏的這一理想沒來得及在他丈夫身上實現。于若木對微量元素益壽延年之功效的研究始自一九七五年。昔日時，她剛剛從國家科委湖南幹校結束勞改回到北京，正趕上一位美籍華人輾轉託人帶給陳雲一瓶微量元素保健酵母，引起了于若木強烈的興趣。 從此，長期對陳雲身體狀況擔憂的于若木迷上了營養學，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共黨刊雜誌上發表過專文：營養是關係人民體質的大事〉。在她的力主下，大陸有了營養學研究所，還特別成立了一個中國微量元素科學研究會，會員五千之眾，遍布全國各地的農、林、牧、食品、醫藥等部門.
于若木從事這項研究的實驗對象，自然首先是她的丈夫。從五十年代開始，陳雲與林彪同是中共七巨頭中身體較差者。一九五六年陳雲去某工廠講話，工作人員考慮到他身體不好，請他坐下講。當時他還祗有五十一歲。 一九六九年下放江西時，陳雲的身體更是虛弱不堪，一次吃了八顆鹽水煮花生米便腹泄不止，此後腸胃虛弱得很。吃一個蘋果都要分三次。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陳雲被醫生確診為患有血癌。一九七五年，于若木回到北京后，陳雲一家生活得以安定，比陳雲年輕十四歲的于若木開始將其大部份精力用在保護丈夫的健康方面。于若木及其子女對外介紹過陳雲的營養保健加堅持鍛煉的綜合養生之道：
一是少憂寡慾，不急不惱。雖然陳雲自華國鋒時代結束以後曾與鄧小平如東、西兩千后一樣長期「垂廉聽政」，但十數年來陳雲的每日工作時間從不超過兩個小時。無論外界如何認為他與一鄧小平爭權，至少在宣傳個人方面陳雲是從來不出頭的。
陳元訪問美國時曾介紹，他父親生前絕不會有「回憶錄」之類的東西發表，因為他父親向來反對黨內一些人給自已樹碑立傳。在生活方面的慾念，陳雲既不嗜煙酒，更不沾牌桌，晚年的大部份時間都是一人獨處。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中南海內將陳雲居處徹底改造，因為要考慮警衛、醫療、身體鍛練等諸方面的特殊需要，該建築的實際價值無疑是一個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由於陳雲標榜簡樸，其室內陳設之簡陋和古板又與整座建築的高額花費絕對不成比例。
二是勤於書法、堅持面壁。祗要身體還能支持著坐到桌前，陳雲的書法練習從不中止。大概從一九七七年開始，陳雲便堅持每天面壁靜坐四個小時，直到病入膏盲無法起坐而止。
三是基本吃素，定時定量。從一九七五年開始，陳雲即不再同家人共同進餐，其本人的飯量被嚴格定為早餐兩片麵包、一碗豆漿加其他營養品少許，午餐二兩米飯配一份蔬菜、一份豆製品，晚餐與午餐定量一樣，但菜肴的花色要保證一周內不重複。如同陳雲循規蹈矩的性格和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一樣，炊事員每天煮飯要用一隻于若木親手製作的量杯定量米和水，以確保絲毫不差。豆漿、豆腐及其他豆製品花樣，則全部出自傢伙房內的袖珍石磨。後來，上海市委領導人在陳雲一次去上海暖冬期間，專門令某廠為陳雲特制了一個度量更為精確的金屬量杯。
了解陳雲家庭生活內情的人都知道，陳雲近二十年來一直都過的是一種「仙居」生活，清心寡欲，長年在一種瞑瞑狀態中保持最低消耗，是能讓他把生命維持到整整九十歲的決定性因素。 他終於沒有活過鄧小平，但就他的身體底子來講，能夠在病榻上度過九十大壽已經是一個奇迹了。解放軍三O五醫院的醫生曾感慨：一般人如果是像陳老這樣的身體底子，遠不能活到他這個歲數。 而陳雲能夠堅持活到九十高齡才撒手人間，在保持對整個共產黨政權的影響力的同時，他存在的本身就給陳元等子女們的「政治成長」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航天部的技術員
一九四五年，陳雲一家雙喜臨門。一月，于若木為陳雲生了第一個兒子；六月，陳雲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看來當時陳雲即還想再要一個兒子，所以為這長子取名陳元。 陳元隨其父在東北度過自己的幼年時代。中共建國后即舉家遷進北京。一九五三年就讀
於北京實驗二小，一九五八年升入北京男四中。一九五五年中學畢業后，陳元如當時中共多數高層領導幹部子女一樣，立志於科學興國，隨即考入北京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 一九七O年，陳元自清華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航天工業部第三研究院任技術員，並於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共。 一九七二年，陳元第一次結婚，妻子孫王黎，也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 某位當年與陳元在清華大學同窗者回憶：孫氏出身普通知識分子家庭，在清華讀書期間原本無意與陳元要好，看中了班裡另一位平民子弟。但因此人「家庭出身」有問題，畢業后被迫西出陽關，孫氏可能是由於懼怕到那裡，而終於改變了自己的婚姻選擇。
陳雲以兩子名字合成化名當時，陳元的父親陳雲還在江西南昌郊區某工廠從事「調查研究」（其實是被毛澤東外放勞動改造）。一九六九年底，與陳雲同時發配江西的還有鄧小平、王震、何長工、蕭克、陳再道等」大批中共黨政軍元老，其中陳雲住位於南郊的福州軍區幹部休養所八號院，勞動場所在附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鄧小平則被安置在位於西北郊的一所將軍舊宅，平時在一家拖拉機修理廠「改造思想」。 不過，陳雲「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工廠原來屬於江西省勞改局，所以對陳雲進行「再教育」的「工人師傅」中有很多都是陸續進廠的刑滿釋放人員。祗是陳雲沒有像鄧小平那樣被「徹底打倒」，故生活和警衛等方面的待遇比鄧小平要好。鄧小平祗被恩准帶秘書王瑞林前往，陳雲則帶了原來的秘書、警衛和炊事員，江西省奉命為其又配備了司機和鍋爐工各一名，並調一輛「華沙」牌小轎車，後來又換成一輛副省級幹部才有資格乘坐的「伏爾加」牌。
某天，福州軍區干休所負責人接到的「上級命令」是：有一位叫「陳元方」的中央幹部要到你處居住」。待陳雲抵達之後，接待人從相貌上立刻認出了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硬著頭皮打探「首長怎麼改了名字」；「怎麼會來我們這個小地方居住」。陳雲也祗好硬著頭皮回答：人是「上頭叫來的」，名是「上頭叫改的」。「還好，名字改了，姓沒改，我還能姓陳」。 「元」字取的是長子的名，「方」則取的是次子的名。把自己兩個兒子的名字加在一起組成「上頭」恩准使用的化名。 陳雲當時不如鄧小平的方面是，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及繼母夏氏被允許前往照顧鄧小平生活，陳雲的妻子于若木卻被發配到國家科委設在湖南衡東縣的「五七幹校」勞改。
從一九七O年年中開始，于若木先上繳了一份揭發材料，題為「鋪張浪費、揮霍無度的蓋子必須揭開 江青是黨內最大的剝削者、寄生蟲」。幾天後，又在幹校院內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為「必須揭開鋪張浪費的蓋子 江青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分子」，批判江青「自私、貪婪、好逸惡勞，對人民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並舉出占自己和陳雲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的所見所聞為例。時值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上海市委交際處安排陳雲夫婦住進位於太原路的一座中央領導人行宮，五十年代陳雲曾在這裡住過一次。當陳雲問到為什麼現在的陳設如此奢華時，才知道所有的豪華裝備都是專為江青整修的。現在江青不屑於在這裡住了，才提供給陳雲夫婦。而比這奢靡許多的江青行宮，在上海還有三處。 大字報貼出后，幹校很快接到「上頭」的指示，將于若木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帽子，日夜批鬥，罰做重體力勞動。一九七二年四月，陳雲被允許回京，三個多月後，陳雲在八一建軍節的招待會上公開露面，于若木卻仍被強迫留在湖南幹校繼續勞改，直到一九七五年，陳雲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情況才有變化。 長子中年喪偶，人生首次坎坷的陳元在信中將自己準備結婚的想法告訴父親后，陳雲即讓他們到南昌完婚。 陳元攜孫玉黎到達南昌，陳雲買了兩斤水果糖分發給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示給長子辦了喜事。 據在南昌奉命安排陳雲衣食住行的干休所負責人回憶，陳元身穿一件藍色工裝，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工人模樣。 一九七四年，孫王黎為陳家生一長孫。據接近陳元的人介紹，他的這個孩子學習十分用功，中學生時即被送到美國某地一家私立中學就讀，一九九三年順利升入美國麻省的一間私立大學。 不幸的是，一九八O年左右，陳元的夫人孫玉黎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中年喪妻，是陳元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個坎坷。
陳元的續弦是一位年輕貌美的上海女子，大學畢業后從事醫生工作。她也為陳家生了一個兒子，生子一年多后把孩子託付給了婆婆于若木，只身前往美國某大學作訪問學者。
政治上分道揚鑣的老同學，一九七八年初，剛剛從中國科學院分出，另起爐灶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適應反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急於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時任副院長的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廣為招兵買馬，一方面網羅經濟學專門人才，一方面立刻開始招收研究生。當年十月，陳元作為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專業，師從馬洪和另一名經濟學家于光遠門下。與陳元同時進入該專業的還有朱嘉明等人。 朱嘉明自工經所畢業后，一度在理論和政治實踐領域與陳元表現得同樣活躍，八十年代中後期，是被趙紫陽主政時期的中共高層十分看重的青年經濟學家。 一九八九年五月，朱氏因為對中共政權籌劃的「六四」鎮壓持堅決反對態度，起草「三所一會」《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在大學生絕食的天安門廣場公開廣播宣傳。聲明中要求中共「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特別代表大會」。
這個「三所一會」是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國務院農業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陳錫文）、中國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朱嘉明）、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王軍濤和陳子明）。自此，「三所一會」成為所謂的「動亂黑三，而其中的「三巨均有中共高層之背景，故被主殺派李鵬等人指認為「黨內黑手」，而這個「黨內黑手」的最大後台自然是指趙紫陽。 但是，無論是「黨內黑手」還是「黨外黑手」當時都已經無法左右形勢，就在天安門開槍屠殺的前夜，朱嘉明憤而辭官出國，長期居留美國波士頓地區，從此徹底站到了中共現政權的對立面。從一九九O年開始，朱嘉明成為被中共視為「反動組織」的「民陣」理事長。大陸在海外的民運組織「民陣」和「民聯」合併組成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后，朱嘉明再次當選理事長。
朱氏從體制內一出走以後，據說曾與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的陳元曾有過一次見面。陳元勸慰朱氏「可以先回國看一看」，朱氏則婉稱「眼下時機不是太好」。從此兩人似乎中斷了聯繫。 不過，一九九五年，朱氏又從海外民運中激流勇退，棄政從商。此後，隨著大批海外民運人士個人定位的改變，未來朱嘉明與陳元這兩位老同學是否會在某一個歷史的當口重新交會，眼下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與朱鎔基的首次共事在招收研究生的同時，馬洪為工經所網羅的經濟學人才之了是後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進所后擔任研究室主任。此後一段時間裡，馬洪、朱鎔基與陳元和朱嘉明同為工經所里的特殊角色。
關於朱鎔基同馬洪的關係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馬洪長朱鎔基八歲，參加中共革命的時間卻要比朱鎔基早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參加了中共外圍抗日組織犧盟會，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是中共培養出的理論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馬洪奉調中共中央東北局，先是擔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和東北局副秘書長，同時還擔任過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務。所以，在東北工作期間，朱鎔基即是馬洪的下級。
高崗和李富春先後進京主持國家計委的組建工作后，馬洪與朱鎔基同時以支援中央幹部的名義進京，馬氏任國家計委委員、秘書長等職務，朱氏則任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等職務。
主任辦公室本來就是在秘書長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所以這一段時間裡朱氏成了馬氏的直接下級，二人工作接觸更多，私人關係也日益深遠。
「高崗事件」后，馬洪被打成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並被毛澤東點名，自此則長期不被重用。待朱鎔基成為右派分子后，兩人也就惺惺相借，用一句「同是天涯淪落人」自嘲或共勉。
所以，馬洪在「文革」結束后首先提攜朱鎔基，其中自然有「同病相憐」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來與高崗關係的原因在其中，卻不得而知。
在朱鎔基剛剛進入社科院工經所時，一九五七年被戴上的「反黨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掉，但「摘帽右派」仍然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因右派問題被開除的黨籍也還沒有恢復。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文件中說：一九五七年進行的反右派鬥爭，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共四十五萬人（後來中共新的文件稱五十五萬人），至一九六四年摘帽三十餘萬人，剩下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有十餘萬人經過二十一年的長期教育改造，大多數人有了轉變，表現較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條件已經成熟。同年九月，中共又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改正過來。 於是，中共中央最後決定，全部五十五萬名右派中，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萬比九十六，五千比一的比例，這就是中共的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也就是說，一「擴大」就擴大了五千倍。依朱鎔基一九五七年時的名氣和地位，還沒有資格名列進五千分之一，同時，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對右派平反問題還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這才使馬洪較快地從朱鎔基的檔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謂「政治歷史污點」。 接著，又經胡喬木的同意，馬洪在工經所力主給朱鎔基恢復中共黨籍。時任工經所的黨支部書記是朱嘉明，與陳元一起為恢復朱鎔基的黨籍各投了自己莊嚴的一票。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陳元在工經所的老同學朱嘉明與他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但同在該所的老上級此後卻重新成為他的直接上級。朱鎔基先是被鄧小平安排為國務院副總理，接替當時的姚依林主持經濟工作。再到後來，朱鎔基幹脆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元時任第二副行長。
一九九五年，朱鎔基不再兼任行長職務，陳元的地位又升為常務副行長。而由於朱鎔基進入中共決策圈后，其力主實行的經濟政策諸如加強宏觀調控之類，與陳元在此之前發表的經濟理論多有「英雄所見略同」之處。此是后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剛剛成立時，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學生都在北京師範大學借住。陳元妹妹陳偉華當時正好也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七七級本科就讀。和陳元同學的一些人後來回憶說：北京師範大學宿舍條件很差，平均四個人擠在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里。陳元也被分配了一個床位，但較少來住。同房間的人也就樂得同他的名字分在一個宿舍。陳元的同學很多都是拖兒帶女，甚至家在農村，平時生活比較拮指。大家誰也沒有想到要在經濟問題上向陳元求援，陳元倒是經常主動表示關心，甚至節日里把家不在北京的外地同學請到自己家中，因而頗得同學好感。 陳元學習上還算用功，成績也算不錯。但大家當時就私下裡議論，他選擇現實經濟學科的目的是為了今後從政打理論基礎，苦熬學歷資本。一九八一年八月，陳元順利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先是留在院內做了很短一段時間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調至國家計委。一九八二年中，陳元奉調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副書記，正式開始政壇生涯。次年，升為中共西城區委副書記，並很快被安排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在西城區工作期間，同僚和屬下對陳元的印象是：他試圖給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不希望別人把他的職位同他的出身聯繫在一起。但是，從一個普通的科研人員直接提拔為副廳局幹部的事實本身，自然就暴露出他的特殊背景。再者，陳元性格是沉默寡語，不善玩笑，早年謝頂的外貌更給人一種過於老成持重的感覺，所以多數人同他在一起工作的時候，往往感覺拘謹。
在西城區工作期間，陳元被分配主管「黨務」，平時卻把主要精力放在編製西城區的經濟發展戰略上，甚至還組織了一個經濟研究會。他在西城區最主要的政績，就是大膽主持改建了北京著名的西單商業街，準備在此建設幾個現代化的商貿企業。「六四」后落成的華威大廈就是其中之一。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整個西單商業區改建工地在「六四」當夜成了北京市民反抗中共軍隊鎮壓暴行的「彈藥」基地。憤怒的市民推倒工地圍牆，成車的磚頭、木塊等建築材料被送至長安街沿線狙擊戒嚴部隊進城。
差額選舉，名落孫山
一九八四年，陳元調任北京市商貿部部長兼市體改委常務副主任。市體改委主任由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兼任，實際工作都是由陳元主持。在此期間，陳元召集了一批青年理論工作者，成立了北京青年經濟工作者協會，制定了北京發展戰略研究計劃報告，並承擔了七五計劃的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課題。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召開了該市黨的第六屆代表大會，之前，中組部和北京市委已經把陳元列為市委副書記候選人，但他要得到這一職務，必須先要當選為中共北京市委委員才行。
在此之前，剛剛開過的中共全國第十三屆代表大會，第一次實行了黨的中央委員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所以北京市在地方的黨代會中必須仿效。首先要在七百多名黨代表中選舉五十名中共北京市委委員，而候選人是五十五人。然後，在五十名當選者中產生出十一名常委（此前一屆北京市委是十五名常委）。祗有過了這兩關以後，才可以在常委的「內部份工」中，按照「組織需要」當上副書記。
據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員回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陳昊蘇（陳毅之子）和擔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薄熙成（薄一波之子），考慮到黨內和社會上對幹部子女當官普遍反感的情緒，很知趣地主動表示不願把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差額選舉的候選人名單上。陳希同分析當時的情況，擔心陳元會在差額選舉中落選，於是很委婉地把陳昊蘇和薄熙成的決定告訴他，但陳元表示對自己的當選很有信心。紐約時報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一則專題報導中說：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擔心，如果陳元選不上會讓他那有權勢的父親生氣，所以託人問陳元是否需要幫助。陳元卻自信地表示失敗是沒有可能的。但是，他偏偏就成了僅有的五名落選者之一。
這次參選失敗，無疑是對陳元仕宦野心的一次重大打擊。事後，有接近他的人勸說他還不如專心去搞自己的業務，或乾脆學著別的高幹子女的樣子往由自己口袋裡撈錢。
陳元拒絕了好心人的勸告，表示第一自己已志在於此，第二是這種選舉有失公平。 北京市容不下「太子黨」《紐約時報》評論說：「陳元的落選實際上並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而是因為投票者對他的父親看法不好，並把對黨內元老的孩子們官位普遍高升現象的怨恨遷怒於他。」 事實上紐約時報僅僅道出了陳元當時落選的背景之一，有知情人士分析說：除了普通黨員對高幹子女陞官現象的反感之外，北京市的「地方主義」因素也不可忽視。現在回想起來，幾乎每個曾經想在北京市範圍內施展一番抱負的中共元老子女最後都混不下去了。
前面說的陳昊蘇「激流勇退」，從北京市副市長的位置上調往廣播電影電視部任副部長；薄熙成在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位置上坐了多年亦未看到升遷希望，乾脆辭官下海，當了某飯店管理公司的總經理。陳元在清華大學自控制系的學長，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林曾經在北京市擔任市委工業部副部長、東城區委書記等職，也是因為一直在正局級位置上踏步不前，才轉而調進中央部門，先是在中央組織部任副秘書長兼經濟科技局局長，一九九二年終於熬成了副部長。
萬里之子萬季飛，任北京市外經委副主任多年，一九九六年調任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 不但是上述元老子女，就是長期被認為是北京市獨立王國「國王」的彭真，都沒有把自己有心從政的子女安排在北京市內任職。比如他的兒子是在廣東省熬成副省（部）級幹部（廣東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而後又調進中央國務院系統。另外，就陳元本人來說，從國家計委系統的一個普通工程師，直接被提拔為中共西城區委副書記，確實在北京市的幹部系統內也招致一些非議。公正地講，陳元在入讀研究生前，已經有過九年時間的所謂「基層工作實踐」，但非議他的人誰也不會仔細了解一下他的簡歷。再者，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陳元在北京市任職期間長期住在中南海里，也容易被市裡的幹部們議論成「高高在上，脫離群眾」。 北京市曾有傳說，陳元生病住院時，享受的是同他父親一樣的待遇，住在中南海的直屬醫院北京三O五醫院，手下一班人曾經到三O五醫院向他彙報工作。
在毛澤東時代，與中南海祗有半里之遙的三O五醫院實際上就是中南海門診部，所有「御醫」都歸此醫院編製。醫院裡有特別為毛澤東、周恩來設立的專用病室，據傳鄧小平時代開始以後，此兩家病室實際上是為鄧小平和陳雲兩人保留，其他人無權享用。據曾擔任毛澤東「大內御醫」的李志綏先生回憶，毛澤東死後是鄧小平欽旨安排李志綏出任三O五醫院院長。
就是這樣一所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長都沒有資格享用的醫院，陳元居然能住在裡面，人們由目然會議論他「依仗父權」。 當然，如果與那些順利當選者相比的話，當時令陳元落選的那次選舉也的確有失公平。至少陳元的名聲應該比那位靠文革造反起家、並炮製了臭名昭著的「黃帥事件」的徐惟誠好多了。但徐惟誠卻能在這次選舉中以多數票當選北京市委委員，接著又當選為市委常委。
江澤民會為陳元大傷腦筋
對於長子的宦海嗆水，陳雲做何想法外自然無法得知。在此之前，陳雲不知是有預感還是本來就不希望兒子長期在北京市工作，總之，陳雲早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即就陳元調中央部門工作的事情非正式地打過招呼。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時任電子工業部長江澤民突然接到陳辦召見電話，到場后見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及當時擔任北京市體改委常務副主任的陳元都已在座。
談笑風生之間，陳雲漫不經心地冒了一句：「我看陳元同志該歸隊了吧？」接著便又顧左右而言他。 陳雲說這話或許是無意，或許是希望陳元到「專業對口的」電子部工作，所謂「歸隊」，是因為陳元大學所學專業為自動化控制。但是，當時初入官場高層的江澤民尚還處在政治上的發育期，在陳雲面前除了靦腆就是畏怯，豈敢多嘴多舌？ 召見過後，陳雲那句漫不經、心的問話，弄得江澤民茶飯不思，仍琢磨不出精神要領，祗好硬著頭皮問李銳：「陳雲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主動提出來換陳元同志來當電子部長？」
李銳在中組部工作的任務，就是按陳雲的旨意專門負責「第三梯隊」培養工作，自然深知陳雲安排自己子女入仕的「階梯」步驟。陳元的級別是正司局級，晉陞一級為副部級。故陳雲的「歸隊」說法即使有心，也祗是在暗示李銳和江澤民安排陳元出任電子部副部長。 在李銳以「陳雲同志高風亮節」回答江澤民后，江澤民仍然擔心如果陳雲怪罪下來，自己吃罪不起。於是，李銳祗好拍著胸脯為江澤民打包票，安慰江澤民，如果有「怪罪」之事發生，還有中組部在前面頂著。此後不久，李銳即不再擔任中組部副部長職務，陳元「歸隊」的事情也未再提起。
李銳在陳元同志「歸隊」的問題上明頂暗抗了一次，陳雲似乎並未記恨在心。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顧委一幫老人動議要開除顧委內四個委員的黨籍，其中便有李銳，以及陳元的恩師于光遠，罪名是「在黨內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動議交到陳雲處后遭到否決，理由是對黨內知識分子進行組織處理一定慎而又慎，再不能犯毛澤東時代「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
不過，李銳從中組部退居二線后，接替他主管中央三梯隊工作的新任副部長，是陳元在大學期間的同班同學劉澤彭。此人與陳元的朋黨關係中組部內盡人皆知，以至風傳他是陳雲的義子。九十年代初，已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又一次為陳雲的這位兒子大傷了一番腦筋。
當時，中共高幹子女「圈子裡」的人大都知道鄧小平大公子鄧朴方和陳雲大公子陳元各有一個視為「人生第一知己」的大學同班同學，前者是何維凌；後者是劉澤彭。查劉氏簡歷，從吉林省宏偉機械廠一個普通技術員直調北京任第七機械工業部辦公廳秘書，然后又直升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副局長。接著又是中組部副秘書長、副部長，一路躍升。這種經歷，不但沒有任何背景者不敢想像，絕大多數中共「太子黨」成員的晉陞速度也無法與之相比。 有報導說，劉澤彭進入中組部后，很快搞得怨聲載道，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里分別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和六月的兩次差額選舉十四大代表過程中，名落孫山。同時，許多中組部幹部分別找到中組部的老領導李銳、曾志、王照華等人，反映劉澤彭德行太差、作風霸道，而且缺乏起碼的工作能力。
李銳等人將這些意見轉達給江澤民后，江澤民雖然也覺得劉澤彭「有點過份」，平時連他這個總書記也不太放在眼裡，但礙於陳雲的面子，堂堂總書記竟然只敢在私下裡唉聲嘆氣。 不過，江澤民畢竟已經學會了耍點政治手腕，暗示李銳等人應該直接「向小平同志反應反應」。這樣，鄧辦突然向中組部時任部長呂楓下達了小平同志指示：責令即刻將劉澤彭調出中組部另行分配工作。
報導中還說，當時呂楓接到鄧辦指示后，立刻同宋平向陳雲討主意，無奈劉澤彭被反應的種種問題都是有根有據、有證人的事實，特別是他在中組部不但從不避諱他與陳雲家族的特殊關係，反而故意造勢，打著陳雲親信的旗號為非作歹，這一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表現也使陳雲感覺惱火。何況江澤民在此問題上是站在鄧小平一邊，口口聲聲支持中央領導集體獨立工作的陳雲也不好公開表反對。於是，幾種因素促成了劉澤彭的失勢。
但就這樣，呂楓還想最後再拉劉澤彭一把，準備安排他離開北京擔任一個省委的副書記以避北京的鋒頭，沒想到劉澤彭表示堅決不離開北京，並私下裡給自己找了接收單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當時，據說是陳元親自找僑辦主任廖暉，說了一大堆好話，劉澤彭才到廖氏手下當了個副主任，而且在所有副主任中排名最後。 事後，陳元曾對自己的小兄弟哀嘆「關鍵時刻看錯了人」。有中共高層人士分析說：礙於國內外、黨內外對高幹子女接班問題的反感，陳雲安排自己兒子的朋友接掌中組部大權不失為高招。劉澤彭如果言行謹慎，他同陳雲家族的特殊關係也不會被外界所知。誰想到劉澤彭竟是「狗肉包子上不得檯面」，壞了陳雲家族的全盤計劃。
落選后地位反而高升
在北京落選后，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及時伸出救援之手，讓中組部下一紙調令，陳元成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美其名日「用其所長」。
自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陸續成立和恢復了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保險總公司等金融業務機構，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則逐漸變成了一個全國金融工作的最高管理和決策機構，屬於純國家行政單位。被其管理的各業務總行（總公司）及其直屬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全部是副部級單位，所以中國人民銀行的行政級別實際上高於正部級。
陳元沒有當成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但因此前他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按照中共有關的組織規定，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常委即享受副省、部級的待遇，所以他在北京市的地位已經是副部級了。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后，海外有報導說他的行政級別已經升正部級。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由於陳元是系統制定中國經濟政策的關鍵人物，所以備受外國投資者的青睞和注目。
陳元的「改革務實派」經濟理論
一九八七年夏天，陳元曾出函邀請了一百多位經濟專家，在北京平谷縣研討「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階段性報告」，這是陳元經濟新理論的首度「大亮相」。陳元自己的觀點歸納為「緊運行理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此後，大陸上有人寫文章吹捧陳元，認為他的經濟理論預見了三件事，這是後來經濟發展中所證明了的：一是經濟過熱必然帶來通貨膨脹；二是經濟結構不調整會出現紊亂；三是利益發展多元化問題解決不好會形成市場割據，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是分配不公。
一九九O年底，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陳元又在北京市組織了一次經濟理論研討會，許多經濟學家如厲以寧、黃達都參加了。研討會主要討論陳元的一篇學術論文--我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和選擇關於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和運行機制的若干問題（綱要)。
文章內容共分四部份。陳元文章認為：行政權力開始弱化，資產權力日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地方利益過度膨脹，呈現出某些『諸侯經濟』的特徵。 陳元對鄧小平前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進行了某種程度否定。 不但如此，陳元還在文章中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了李鵬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的兩年裡自鳴得意的「治理整頓」的功效。
陳元在文章中批判了過去十年中實際是由鄧小平所主持的改革路線是至全脫離了中國現實」，是於切實際、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忽視甚至否定集中的必要性，追求權力的絕對分散化」。十年改革中，「本應由中央牢牢掌握的社會總需求的調控權，都被下放掉了，甚至可以說我們現在的社會需求的管理處於無政府狀態」。 所以，陳元在文章中疾呼：「為了迅速遏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農經濟』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實力，再造宏觀調控體系」，「進行一次新的集中」。這篇文章是陳元經濟理論思想的系統表達，出籠后不久即被印發在中共高層傳閱。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出籠后入人民日藝人光明日選、《經濟日報》等都沒有反應。
《中國青年報》在刊登時註明「本文系陳元同志在一次討論會上的學術報告，全文一萬五千字，本文有刪節」。 中共在香港的中通社（實際上是中國新聞社的分支機構，所以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報導稱：陳元的這篇文章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注意，很多人贊成他的觀點。 誤傳為「太子黨綱領」組織者一九九一年前後，大陸上有消息說，何新最近一直在想方設法向「太子黨」靠攏，懇切希望「太子黨」成員能將他收為幕僚，以圖日後可以有個強勁的靠山。這則消息的真假當然不易查證，但筆者看到何新一篇發表在「內部參閱」
上的經濟理論文章中，確實是滿篇的「陳元思想」或者說與陳元觀點接近。
何新的文章很長，不可能將其中主要內容一一列舉。但可以看出何新與陳元在經濟理論觀點上的默契。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份被視為「太子黨施政綱領」，一時炒得沸沸揚揚，陳元也因此被萬炮齊轟。但事隔幾月此事已經淡化之後，陳元在出外訪問時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一通時還沒有看過〈選擇〉這篇文章，何談組織炮製?
遊說海外尋找支持力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香港畫華早選報導：陳元和鄧力群之子鄧英淘今年到美國和歐洲訪問時，均曾和異議組織的所謂「反革命分子」會晤。陳元曾向異議人士保證說：在中共元老領導過世后，中共政策將會改變。他也強烈暗示，在後鄧小平時代，他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屆時將重用異己分子們的才能。
按筆者從知情人處了解，鄧英淘在「六四」以後至一九九一年底未曾到過美國，祗是「公差」去過澳大利亞一次。是否在那裡會見過一些異議人士不得而知。
陳元則在一九九O年八月和一九九一年十月，分別應美國福特基金會和英國政府邀請，到兩國進行了訪問。
在美國的時候，陳元除在紐約參加會議，還專程到了波士頓，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學院舉行了一個小型演講會。據說，陳元這次美國之行，接到了好幾所名牌大學，包括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邀請，陳元都婉言謝絕了。
在英國訪問的八天中，陳元發表了公開演講，認為中國目前物價穩定，貿易盈餘，估計未來五年中還會有更大發展。 到場者評論說：陳元演講時一副雄心勃勃，意氣風發的樣子，似乎是要暗示他本人在中國政壇上的仕途會比中國本身更有發展，速度更快。 陳元有一份雄心壯志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真正熟知陳元的國內政界人士都對上述報導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一個簡單的推理是，即使陳元真是從給自己留後路的角度，或從「改造」共產黨的角度出發，也不會有這樣張揚的辦法與異議人士打交道且如此行事只會壞了他的大事。
國內政界人士還透露：陳元身邊確實也聚集有所謂的「前異議人士」，比如曾經在「西單民主牆」期間一度非常活躍，王軍濤、胡平等人。
陳元與陳雲思想的異同雖然大陸上很有一些人對「陳元思想」頗為讚賞，但一些中青年經濟研究人員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陳元的經濟理論與其父陳雲倡導的計劃經濟思想如出一轍，正所謂三教子襲，一脈相傳，並無新創造。
作為中共第一代高層領導人陳雲是著名的計劃經濟專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曾三次在全國性的經濟決策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簡單說來，陳雲的經濟觀點大略可以概括為三個方固： 一，「統籌安排，綜合平衡」理論。全部內容可概括為一句話、四個字，即「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因此，經濟建設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和「四大平衡」（財政平衡、信貸平衡、物資平衡、外匯平衡）。 二，分清主次，循序漸進的思想。即先生活，後生產；先生產，后基建．先安排好簡單再生產，再安排擴大再生產；先安排內含擴大再生產，再安排外延擴大再生產。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思想。即「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改革開放后，陳雲曾提醒說：「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祗能
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祗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 因為有了這段名言，所以國內外都把陳雲的經濟思想戲稱為「鳥籠經濟思想」。 如果仔細對照的話，陳元的理論確實是在陳雲思想的基礎上升華出來的。兩者之間最大的同一性就是對於「計劃經濟」的強調都是建立在批判「經濟過熱」的基礎上的。老子抵制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左傾盲動主義」；兒子反對的是鄧小平時代的「右傾盲動主義」。
陳雲父子與江澤民
大陸官方報刊在陳雲去世后刊發的頌揚文章中，曾經特別提到江澤民接到「陳雲同志病情惡化」的電話后，立刻驅車前往醫院。雖沒有趕上和陳雲最後握別，但此番心意足以令陳元及其他家屬打、心裡底感到寬慰。陳雲在去世之前，似乎也對江澤民較為滿意，除了一九九四年春節在上海面對全國電視觀眾對江澤民大加讚揚外，據說江澤民一九九五年春節期間到北京醫院看望陳雲之後辭別時，陳雲向江澤民伸出大拇指稱讚他工作做得好。
至於江澤民對陳雲的感情，陳雲剛剛去世時即有評論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位中共黨內保守派的精神領袖「人去音留」，他的「精神遺產」將長期影響中共高層的政治運作。從江澤民一手導演的，對陳雲「喪事從簡，評價從優」的作法，則被認為是對鄧小平「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重要信號。
一九九五年四月陳雲去世時，中共對這位二號元老人物的喪事處理之低調令外界十分不解。官方的解釋是「喪事從簡」；外界的猜測是擔心引發政治震動。而一批仍然活在世上的政治元老，甚至過去曾在政治觀點上與陳雲相佐的元老，都因此而敏感地聯想至自己的百年之後，對此種現象頗有凄悲之感。
但是，祗要注意到《陳雲文選》增補的內容，就會發現江澤民其實是在這個問題上玩了一個人們輕易不能覺察的，「喪事從簡，評價從優」的把戲。
當年五月間，江澤民親自出席《陳雲文選》及《陳雲畫冊》出版發行暨紀念陳雲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席問講話雖然內容不長，但講話中對陳雲的評價已被人認為實際上超過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對鄧小平的評價。
當時，因為鄧小平把軍委主席位置讓給江澤民，五中全會在同意鄧小平「辭職」的決定
中，對鄧小平的一生做了在當時來看實在是非常高的評價，故被人們認為是一份事實准備好的給鄧小平的悼詞。但現在看來，這份評價鄧小平的東西在一些關鍵內容上虛的成份多，實在是不如江澤民對陳雲的稱讚來得精彩、來得實在。特別是對陳雲在建國初期的高度評價，海外的報導說連鄧家人都已經表示不滿，認為如今把陳雲說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十三屆五中全會時為什麼不把鄧小平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
鄧家人是否有如此氣憤暫且不表，事實上江澤民等人在《陳雲文選》「增補」時的時間編排上，確實給人以這樣的感覺：「第二代領導集體」實際作用發揮到最一刻的不是鄧小平而是陳雲。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一九九四年重新編輯並出版的第二卷和新出版的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時間是一九九二年初，即那份著名的「南巡講話」。而一九九五年新增補出版的《陳雲文選》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時間是一九九四年初，即當時中共新聞媒體上已經大致報導過其中內容的陳雲「一九九四年二月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的要點」。另外，還有一篇陳雲發表於一九九二年七月的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也比《鄧小平文選》中最後一篇文章的時間遲五個月的時間。這篇文章當時發表的目的，是為了對外解釋陳雲在經濟改革問題上並未反對特區開發和建設。再者，從《陳雲文選》第三卷所收文章的最後」篇的編輯題目更可以看出江澤民等人的別具匠心匠心．
其明顯用意被北京政界人士總結成兩條：《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最後一篇文章被普遍認為是對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起了負面作用。即使是經過整理刪節后對外公開發表的這部份，也都可以被政治敏感人士看出其中暗含的，對江澤民和李鵬的不滿。所以，這次要用《陳雲文選》第三卷中的最後一篇文章為江核、心正名。海外報導中透露：陳、鄧兩人都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他們徹底退出政壇前對接班人的最後評價至關重要，所以在審訂《陳雲文選》第三卷修訂版時，雖有人提出《陳雲文選》如果所收文章的截止時間比小平同志文選遲兩年，是否會造成政治上的不好影響，江澤民仍堅持「就這樣決定」，用意顯然是要表示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他江核心的評價要以陳雲的文章內容為準。第二，從一九九三年開始，中共高層實行的加強中央集權、加強宏觀調控，實際上是在堅持和貫徹鄧小平改革路線的幌子下，將陳雲的一貫主張換一種表達形式而已。這裡，到底是鄧小平的激進改革路線有理，還是陳雲的緩進改良政策正確是另一回事，但把目前江澤民、朱鎔基的治國方式解釋成「鄧小平的方針陳雲的政策」的確是一針見血。而對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陳雲文選》第三卷的最後一篇文章就會發現，陳雲同志的指示才是這兩年來中共現實政策的最佳註解，維護中央權威也好、分稅制也好、基本建設規模要留有餘地也好，陳雲在他一九九四年二月對上海負責人的講話中涉及到了，而這些中共當前政策的具體內容翻遍《鄧小平文選》，找不出一處。問題分析到這裡，自然會有進一步的問題提出：「江澤民到底是誰的政治遺產？」是鄧小平的還是陳雲的？上述北京政界人士一語道破：第三代接班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實際上是鄧、陳兩人的「混血兒」，身體是鄧小平的，腦袋是陳雲的；旗號是鄧小平的，觀念是陳雲的。
人們還記得一九九四年發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中共曾經掀起一股學鄧選熱，江澤民親自主持了隆重的發行學習報告會，所有中共在京領導人及除陳雲、萬里、姚依林之外的所有超級政治元老紛紛到會捧場。
值此，人們都認為江澤民如此動作是要以鄧小平合法、合理接班人自居，拉大旗作虎皮。 這種分析固然沒錯，但現在回過頭來看，其背後似還有另一目的，即對鄧小平進行榮譽性安慰的同時，藉此對外昭示：從此鄧小平對中共政壇的影響將祗剩下抽象的鄧小平思想和理論而再無鄧小平親自口進行的政治實踐。另外，這種極盡吹捧、阿諛之能事的，大張旗鼓的學習熱，反而掩蓋住了鄧文選內容上的缺失，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鄧選》三卷居然祗截止到一九九二年初，對此後的鄧小平言論一律不收。 別的內容不說，僅一份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年中在視察首鋼時的講話早已在外界流傳，當時的中共首鋼報及北京市編髮的一些公開刊物上都有透露，應該說不是「敵對勢力」憑空杜撰。 但是，如此一份對中共改革有指導意義的講話卻沒有選入《鄧選》三卷。 眾所周知，鄧小平首鋼講話中有很多不利於江澤民和李鵬本人的內容，所以江澤民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前一度感覺自己地位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都堅決頂著不準《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刊登此文，並因此也不準對外報導鄧小平視察首鋼的消息。鄧文選三卷剛剛出籠時，外界追蹤此事的評論界人士也都認為鄧小平即使為了給江澤民面子，自己也會同意不把首鋼講話收入文選──此所謂「顧全大局」。
對陳雲如此敬愛，對其長子陳元，江澤民也從來是表現出足夠的尊重。一九九O年下半年，在政治局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經濟計劃工作的彙報時，主持人江澤民置在座所有國務院負責人於不顧，張口就是「聽聽陳元同志的意見」。好在中共所有政要都知道陳元的意見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他老子而發，所以對總書記這種「禮賢下士」的表現也是見多不怪。
據聞，被尊為中國大陸「經濟沙皇」的朱鎔基，也對陳元這位部下敬讓三分。經常與之討論國內經濟形勢。 一九九二年中共籌備召開「十四大」時，據說是江澤民點名要求讓陳元進入國家機關係統的十四大代表候選名單中。可惜國家機關內多數黨員並不買賬，令陳元的從政歷史上再次寫出一筆落選記錄。而在十三大黨代表選舉過程中曾經落選的鄧小平長子鄧朴方，這回卻在國家機關係統如願當選黨代表。 事後，海外曾有報導說：陳元再次落選的問題，令高層很是頭疼，特別給國家機關係統增加了一次中共十四大代表名額，其結果是弄巧成拙，反而給陳元幫了倒忙。機關內黨員普遍對此作法反感，豈不直接影響陳元在單位內的威信！ 由此可見，雖然江澤民、朱鎔基等人在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開之前，都會為陳元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問題「盡職盡責」無論是出於對陳雲在天之靈的慰藉，還是基於陳元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的職位及其工作成績和能力，但黨代表選舉這一關如何順利通過，對陳元確是一嚴峻的考驗。如果說黨內實行「差額選舉」是中共政權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在貫徹「黨內民主化」方面了試牛刀，那麼陳元落選現象就是這一改革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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