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

        母親在我們家裡，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家裡，無論大小事，我們兄妹三人，也包括父親在內，全家都非常尊重母親的意見。其中的原因，到不是所謂的現代社會講求男女平等的原因，而是母親為我們全家所作的付出與貢獻，以及每當關鍵時刻，面對危險與磨難，母親臨危不懼、臨急不亂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智慧，一天天日積月累地在我們心目中，樹立起了極高的威信。母親節快到了，寫下這段文字，作為母親節的禮物，獻給我的母親。

                                                                         （一）救了父親一命

     說是母親曾經救了父親一命，這一點也不誇張。經父親的表嫂介紹，母親認識了當時在解放軍第二公安步兵學校任戰術教官的父親。1957年第四次大裁軍后，次年25歲的父親轉業到距武漢市約50公里的葛店鎮中心小學，任校長。1958年父母在父親的老家北北京成婚。婚後，母親也隨父親回到了湖北葛店，一起工作，母親在學校教語文。

        第二年年初，父親在北京的四哥寫信告訴我父母，738廠（北京有線電廠）的技校招收新學員。母親認為這是個回北京生活工作的好機會，於是就報名投考了北京有線電廠的技工學校。母親被技校錄取了，59年夏天剛過，母親就帶著尚在腹中的我，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回到了北京。下車的時候，母親的腳腫得，鞋都穿不進。

        738 廠技工學校開學了，母親被分配在電工班。上課不久以後，學校的老師就發現母親的學習成績非常好，工作能力更遠在全班同學之上。領導經過調查之後，了解到母親在入校前就已經是有七年教齡的小學語文教師了。

        北京有線電廠是第四機械工業部的一所保密工廠。中共建國初期，工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字不識的人占絕大多數。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工廠成立了，「掃盲（掃除文盲）速成班」、「工人業餘大學」等，這些單位急需有教學經驗的人。工廠里，有文化的本來就不多，有一定教學經驗的更是寥寥無幾。當廠領導聽說了母親的情況后，就找母親談話，打算把母親調到「業大」工作，母親也欣然接受了領導的安排。

        再說武漢這邊的父親，自從母親回北京之後，可以說父親周圍的政治生存環境，開始變得越來越糟。這裡面固然有政治的原因，同時也有父親個人的原因。父親出生在一個滿清沒落貴族家庭，他兩歲時，祖母因食物中毒離世。父親沒有享受過母愛，不善與人溝通，性格耿直、倔強，個性中也有好鬥的成分，這似乎也符合「馬背民族」的特點。父親的這些性格弱點，一直是父親政治與個人發展道路上的桎梏。父親自己也講過一件事，一次他去區委開會，意外碰到了二十多年沒見面的、當年在軍校的戰友。對方先是大吃一驚，然後說，「我還以為你老兄在什麼地方當師長呢，當年在軍校你可是紅得發紫！」。父親個性中的弱點，在軍隊中似乎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暴露，這可能會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緣故。然而，到了地方之後，父親「專門喜歡和領導對著干」的特點，讓他吃了許多苦頭。

       1959年開始的「反右傾運動」之後，父親這個頭上罩著「革命軍人」光環的、曾經受到歡迎的外來幹部，開始受到地方勢力的排擠。在全民大鍊鋼鐵的「大躍進」運動中，因為勞動力缺乏，地方鄉、鎮領導人，經常指示學校停課，讓學生參加農業勞動。父親認為經常停課，影響教學質量。作為教育者，也是誤人子弟。於是，他多次給鄉鎮領導提意見，要求保證教學時間。有時，他就乾脆頂著干，上面讓他放學生去勞動，結果他卻把學校大門一關，一個不放。

        在五十年代，退伍、轉業「革命軍人」的名聲非常響亮，對軍隊轉業的幹部，地方一般都比較器重，因為這些軍轉幹部普遍被認為政治水平比較高。如果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地方幹部對你更是敬重有嘉。遇到有爭議的問題時，地方幹部往往也會讓你三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一部分軍轉幹部的強勢心理，尤其是像父親這樣年輕氣盛的青年幹部。

        經常與領導作對，日子久了，結怨自然就深。平日里，人家難以找到整你的借口，運動來了，別人整你的機會也就來了。結果，父親和另外幾個軍轉幹部，一同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在黨內受到嚴厲批判。在那段時間裡，父親的政治生命處於最低谷，人也消瘦得非常厲害。

       由於事業與政治前途的暗淡，再加上母親也回了北京，父親就開始要求調動工作。可以想象到的結果，自然是「不批准，不放人」。父親一怒之下，寫信告訴母親，他要辭職，離開那個整他的地方。

      「辭職」這兩個字，在西方、哪怕是在今天的中國，都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但是，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卻是非同小可。辭職就意味著，你從一個「革命幹部」，一夜之間變成了，比「地、富、反、壞、右」好不了多少的無業游民。

        記得我上中學時，班裡有個同學的父母就是無業，傳說是被開除公職的。而那個同學無論學習、政治表現，一直都非常好。可是，我們幾次討論她的入團申請都沒有通過，原因就是一些支委總是糾纏他父母被開除公職，沒有工作單位的問題。我那時擔任團支部書記，雖然主張吸收這個同學入團，但難以改變多數人的投票結果。所以，當我聽到母親講述父親這段故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父親當時有那種草率、魯莽的想法，而且確信無疑母親的決定是對的。

        母親給父親的回信中說：「你不能辭職，我幫你在北京跑調動。」。為此，母親就開始不停地跑北京市高教局，高教局的領導說忙，在開會，沒有時間見。母親就說：「我就在這兒等，等領導什麼時候有時間，再和領導談。」就在快把市高教局的門檻踢破的時候，母親意外遇到了一位吉人，他是「業大」的一位領導，市高教局的下放幹部，王主任。母親與父親不同之處在於，母親從十八歲開始工作，所走過的每個單位，除了出色的工作表現外，與領導的關係一般都比較融洽。王主任了解完父親的情況后，就寫了一張條子，讓母親拿著條子，去找市高教局。王主任知道父親曾是軍校教官，轉業后又在學校任職，因此歡迎父親來「業大」工作，而且表示如果夫婦兩人都在「業大」工作，工廠還可以分配給父母一套住房。

       我見過一張父親年輕時的照片，人笑得非常燦爛。母親說，那是父親接到北京的調令后，拍得一張照片。父親調回了北京，但沒有到母親所在的單位工作。母親說，父親調回北京時，頭上仍然戴著那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時母親，還有四伯和伯母都在738廠工作，可能是因為那頂「帽子」緣故，擔心在兄嫂面前抬不起頭，父親才沒到738廠工作。

        文革之後，我們一家曾多次提起，如果當初父親沒有調回北京，文革一來，恐怕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殘。用母親的話說，父親的脾氣與性格，讓他很容易為自己「樹敵」。父親在湖北葛店時，得罪的不僅是他的上級，還有下屬。母親說，當時學校里有個體育老師，對父親意見之大，用「恨之入骨」四個字來形容，可能一點也不過分。

       父親現在能夠享受離休幹部待遇，安渡舒適晚年，也得給母親記上一功。當初如果讓父親一時衝動，辭職回到北京，如今剩下的，除了後悔之外，恐怕別無其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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